在这样的时代里，由神圣的恺撒所代表的罗马帝国那无处不在且又顺者昌逆者亡的权力，便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数的个人，或者确实地说所有各民族，便被剥夺了他们文化上的独立及精神上的自主性了。今天，个人和文化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就是说被大众所吞没的威胁。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渴望基督再次出现的浪潮，甚至说看见基督再世了的谣言也不胫而走，这种情形表达了人们希望获得赎救。然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却与过去的任何事情均无法相比较，只是“技术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产儿。这就是遍布于全世界的“飞碟”现象（不明飞行物体）。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论述我的心理学与炼丹术相对应，或者二者相反，我便希望连同上述那些宗教方面的问题一起，看看在炼丹术士的著作中论述到了心理疗法方面的什么特别的问题。临床上的心理疗法这个主要问题就是移情。在这件事上，我与弗洛伊德意见完全一致。我可以证实，炼丹术也有某种对应于移情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相合的概念，其突出的重要性已为西尔贝勒所注意到了。在我的著作《心理学与炼丹术》就列举有这种对应性的证据。两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我在《移情的心理》110中对这个问题继续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导致了《神秘的相合》一书。　　110　此文收入《心理疗法实践》一书里。——原注　　正如与在个人方面或科学方面使我感到关切的所有问题一样，相合的问题一出现，便有种种梦随之而来或作出预兆。在这些梦之一里，这个问题及基督的问题都被凝聚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意象。　　我再次梦到我的屋子有一座我从未进去看过的附属建筑物。我决心去看看，最后便走了进去。我来到一道很大的重门之前。打开门时，我发现自己处身于摆设成实验室的一个房间里。窗户前面摆着两张桌子，上面摆满了许多玻璃器皿和动物学实验室的一切用具。这是我父亲的工作室，然而，他却不在里面。沿墙放着的书架上摆着几百个瓶子，里面盛着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得出的鱼类。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父亲现正从事鱼类学的研究！　　就在我站在那儿环顾四周时，我注意到有一道布帘不时鼓起来，仿佛不时有强风吹过的样子。突然之间，汉斯这个年轻的乡下人出现了。我叫他去瞧瞧是否在这布帘后面的房间开有窗户。他走了，而且一去就是好长一段时间。当他回来时，我看到他脸上现出一副可怕的神色。他只是说道：“对，有某种东西在里面，它就在那里出没！”　　然后，我走了进去，发现了有一道通到我母亲房间的门。房间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其气氛是神秘的。这个房间很大，天花板上悬吊着五个一排的两排柜子，柜子离地约两英尺高。它们看起来就像花园里的小亭子，每个面积约六平方英尺，每个均装有两张床。我知道，这就是我那实际上早已去世的母亲回到阳世时所居住的房间，她摆上这些床就是为来访的鬼魂睡觉用的。它们是成双结对的鬼，也就是鬼夫妻，它们来到这里过夜，或甚至连白天也在那里过。　　正对我母亲的房间处有一道门。我把门打开，便走进了一个大厅；这大厅使我想起了一间大饭店的门厅。大厅里安放着安乐椅、小桌子、豪华挂饰品并撑有柱子。一个铜管乐队正大声地演奏着；我本来在后面的这些房间里已听到有音乐声，但不知道它是从那里传来的就是了。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这铜管乐队在大声吹奏着舞曲和进行曲。　　大饭店大厅的这个铜管乐队意味着豪华的寻欢作乐和世俗性。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吵吵闹闹的门面之后会是阴间，而这阴间又位于这同一幢建筑物之内。大厅的这个梦的意象可以说是对我这个好好先生或世俗的欢乐的嘲讽。但这只是外表的方面；在其后面隐藏着的却是某种大相径庭的东西，这东西是无法在喧闹的管乐声中加以细究的，这就是那鱼类实验室及那为鬼魂而悬吊着的亭子。这二者都是个阴森森的地方，为神秘的一片寂静所笼罩。在它们里面，我有这样的感觉：这里就是黑夜的居处，而大厅则代表着白天的世界及其庸俗浅薄。　　这个梦里的最重要的意象是“鬼魂招待室”及那个鱼类实验室。前者以一定程度的闹剧性方式表现了相合；后者则暗示了我对基督的先入之见，即他本人就是鱼类。二者都是使我接连不断地研究了有十余年的课题。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对鱼类的研究却落到了我父亲的头上。在这个梦里，他成了照管基督徒灵魂的人，而按照古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都是被基督的门人彼得的网所捉到的鱼。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同一个梦里，我母亲却成了被拆散了的鬼魂的保护人。这样，我的双亲看来便都担负着“治疗灵魂”的重担，只不过实际上这重担却落到了我肩上就是了。没有完成并且仍然压在我父母身上的还有某件事；这就是说，这件事仍然潜藏在潜意识中，因而便有待于未来才能解决。我被提醒说我仍未解决“哲学上”炼丹术的主要事情即相合问题，因而也就是尚未回答基督徒的灵魂向我提出来的问题。此外，我妻子定作其终生任务的有关圣杯的传说的主要研究工作也尚未完成111。　　111　在荣格妻子于1955年去世后，玛丽与路易斯·封·弗兰茨博士接手圣杯传说的研究并于1958年顺利地结束了这一工作。参看埃玛·荣格与弗兰茨合著的《从心理学上看圣杯传说》（苏黎世1960年版）。——原注　　我回想起当我在《伊涌》中讨论到鱼类的象征时，我脑海里便往往浮现出翠鸟的形象及追寻圣杯的景象。要不是我不愿意闯进我妻子的这个领域，我毫无疑问便会把圣杯的传说包括进我对炼丹术所进行的研究中。　　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是个受了安福塔斯112 式伤的受伤者，是一只其伤口无法治愈的“翠鸟”——这种伤亦即基督的受罪，而炼丹术士则正是为了治疗这伤而去寻找治病的万灵药的。作为一个“口哑的”帕斯法尔113，在我童年期间，我是这种病症的见证人，并且也像帕斯法尔一样，纵然有口也说不出话来。我只能作点暗示。实际上，我父亲从未能使自己对兽形的基督＝符号象征产生过兴趣。另一方面，他实际上直到去世，一直生活在由基督所预见的和许诺的痛苦里，而且还根本并不觉悟到这都是由于效法基督的结果。他认为自己的痛苦是一种个人的病痛，是可以听从医生的忠告而得以疗治的；他并不认为这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基督徒的痛苦。加拉太书114 里的话“我活着，但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身上”从未能在其全部的意义上深入到他的脑海里，因为一想到宗教的种种问题，他便会害怕得全身发起抖来。他想要满足于信仰即止，但在他那里信仰却又打破了他的信仰。这种情形往往就是让理性作出牺牲的回报。“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一戒律的，能接受的只有那些该接受它的人……有这样的阉人，他们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使自己变成了阉人。能够接受这一点的人，让他接受它好了。”（《马太福音》）盲目地接受绝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它充其量只能导致停滞不前并要下一代付出重大的代价。　　112　安福塔斯：圣杯骑士团的首领。　　113　帕斯法尔：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据说最后终于一睹那只有完全的圣洁者才能看得见的圣杯。　　114　加拉太书：《圣经·新约》的一卷，是使徒保罗写给某些基督教会的书信。　　众神的兽形的特征表明，众神不但延伸到超人的范围，而且还进入到不属于人类的王国里。可以说，各种动物便是他们的影子，大自然本身则把这种影子与神的影像联系起来。“基督之鱼”表明，效法基督的那些人本身便是鱼——也就是说是需要动物式的照料的潜意识的灵魂。那鱼类实验室就是教会“对灵魂的照管”的同义词。而正如受伤者使自己负伤一样，同样，医治者也能治愈自己。在这个梦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具有决定性性质的行动是由死者在意识之外的那个世界亦即在潜意识的世界里对死者而作出的。　　因此，在我的生活的这个阶段，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我肩上的责任的本质性意义，也无法对这个梦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我只能感觉到其含意。在我能写出《答约伯书》之前，我仍需克服内心最大的反抗。　　上述这一文章的内心根源可以在《伊涌》里找到。在《伊涌》里，我讨论了基督教徒的心理问题，而约伯115 则是某种基督的预兆。这两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受苦受难的观念。基督是代上帝受苦的仆人，约伯也是这样。在基督的情况里，世界上的种种罪恶便是产生苦楚的根源，因而基督徒的受苦是普遍性的结果。这不可避免地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谁应该为这些罪恶承担责任呢？归根结底，创造了这个世界及这些罪恶的正是上帝本人，因此，为了为人类的命运受苦，他于是便变成了基督。　　115　约伯：《圣经》里的人物，以安贫忍耐著称。　　在《伊涌》里，有多处提及到这一神圣的形象的光明与黑暗的方面。我列举了“上帝的愤怒”、敬畏上帝的戒律及这样的祈求“别让我们受到诱惑”。 上帝形象的这种矛盾性在《约伯书》116中是起了极重要作用的。约伯希望，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会站到他身边来反对上帝；在这种情况里，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上帝是处于怎样一种悲剧性的矛盾里了。这便是《答约伯书》的主要内容。　　116　《约伯书》：《圣经·旧约》里的一卷，主述约伯受灾祸的原因。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还有其他一些外在性的力量。公众和病人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使我感到，对于现代人的种种宗教问题，我必须更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多年以来，对此我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充分认识到了这样做会掀起多么巨大的一场风暴。但是到了最后，我却不能不被这问题的全部紧迫性所支配，尽管勉为其难，我还是不得不对之作出回答。我于是这样做了，回答的方式就跟问题摆到了我面前来的方式一样，就是说，以作为充满感情的一种体验的方式。我是有意去选择这种方式的，为的是免得给人留下我一心想宣布某种永恒真理的印象。我那《答约伯书》只不过意在表达一种个人之见而已，这个人希望并期待着能引起其公众的深思。我根本无意想阐述一种玄妙的真理。然而神学家们却指责我已这样做了，原因是神学思想家们实在太习惯于与永恒真理打交道，因而对其他别的真理也就一无所知了。当物理学家说，原子是如此这般结构的并进而画出一个结构图来时，他实在无意想表达这就是什么永恒真理之类的想法。但是神学家们并不懂得自然科学，特别是不懂得心理性思维。分析性心理学的材料，即其主要的各种事实，构成了表述——以相一致的形式在各种地方和各个时代经常出现的各种表述。　　约伯的问题在其所有的派生表述方面同样在梦里已有所预示。这个梦以我去看望我那早已去世的父亲而开始。他住在乡下——乡下的什么地方我可就不知道了。我看见了一座房屋，房子的式样是18世纪的，房间很多并有好几处相当大的附属建筑物。我后来获悉，这座房屋原是坐落于一处矿泉疗养院的一座旅店，而且看来许多要人、名人和王亲国戚也曾在那里居住过。此外，这些人中的好几个已经死去，而他们的尸身则存放在属于这座房屋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则是看守人，看守着这些尸身。　　我很快发现，我父亲不但是看守人，而且还是一个合法的著名学者——这在他在世前可绝没有这种事。我在他的书斋里与他见了面，不过说来奇怪的是，医生某——年纪与我相仿——及其儿子（两人都是精神病医生）竟也在场。不知道是否因我提了个问题还是我父亲自动想解释点什么，只见他从一个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很大的书——一部对开本的沉甸甸的《圣经》， 跟我图书室里那本梅里安《圣经》117 一样。我父亲拿在手里的这本《圣经》是用闪闪发亮的鲨鱼皮包装的。他把《旧约全书》部分打开——我猜他是翻到了首五卷处——然后便就某一章节开始进行阐释起来。他解说得十分迅速流利且显得学识渊深，使我竟听着也跟不上了。我只注意到，他所说的话里无意中露出他知识丰富博杂，这种知识的重要我虽能约略领悟，但却无法适当加以评判或掌握。我看出医生某根本不懂，而他那儿子则开始笑了起来。他们觉得，我父亲正在干那不自量力的事，而他所说的简直就是老年人所喋喋不休的废话，不过我却很清楚，他说这些话实非由于病态的激动，也根本没有说什么愚蠢的话。相反，他高谈阔论，知识渊博而又能十分打动听者的理智，只是由于我们的痴愚，我们才几乎无法领悟而已。他所说的是极为重要的事，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他说话说得如此激动，原因就在这里；他脑海里为深刻的观念所充满了。他竟得在我们这三个犹如白痴的人面前说这番话，我是既感恼怒而又深觉可惜。　　117　马·梅里安（1593－1650）于1625－1630年出版了有插图的《圣经》，世称此为梅里安《圣经》。　　那两位精神病医生所代表的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医学观点，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作为医生的我。他俩代表着我的阴影——这个阴影的极为相似的两个人，即父与子。　　然后，景象便变了。我父亲和我这时处身在这座房屋的前面，面对着显然堆放着木材的某种棚屋。我们听到了沉闷的砰嘭声，好像有人把大厚块的木板扔到了地上或到处乱扔似的。我觉得，一定至少有两个工人在那里忙着，但我父亲却向我示意，说这个地方在闹鬼。某种鬼怪显然正在弄出这样的喧闹声。　　我们便走进了这棚屋，于是我看到它有着厚厚的四壁。我们顺着一条狭窄的楼梯爬到了二楼。这里，一种奇怪的景象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间跟法特赫布西克里118苏丹阿克巴的会议厅完全一模一样的大厅。这是一间高高的圆形房间，沿其墙壁是一道环形回廊，回廊有四座桥通到一个盆形的中心。这盆形的中心置于一根大圆柱的顶端，作这位苏丹的圆形坐椅之用。他便从这高高在上的地方向其谋士和哲学家们讲话，而这些人则绕着回廊的圆形墙壁而坐。这个整体成了一个巨大的魔圈，精确地与这真正的会议厅相对应。　　118　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县城镇，莫卧儿皇帝阿克巴曾建都于此。　　在这个梦里，我突然发现，从这中央处有一座陡直的楼梯，向上直通至这墙的一个高处——这个地方与真实却完全不对应。在这楼梯的顶端处有一道很小的门，我父亲这时向我说道：“现在我要引领你到最高的存在处。”然后他便跪了下来并在地板上叩了一个头。我照着他的样子也跪了下来，心情十分激动。出于某种原因，我叩头却无法碰到地板上——大概还差一毫米左右。不过我却至少跟他一样依样画葫芦地做了。突然之间，我忽然知道——也许我父亲早已告诉我了——上头这道门通往的是一个凄凉冷落的房间，而大卫王的大将乌利亚就住在那儿；为了弄到其妻子拔示巴，大卫王竟命令兵士在敌人面前弃乌利亚于不顾而逃，从而可耻地出卖了他119。　　119　此故事见《圣经·旧约》有关大卫王的故事。　　关于这个梦我还要作几点解释。梦中开头的情景描述的是潜意识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而这个任务我是留给了我“父亲”，即潜意识来办的。他显然迷上了《圣经》——也许是《创世记》吧？——并急于要把他的顿悟转达他人。鲨鱼皮则表示《圣经》包含的是一种潜意识的内容，因为鱼总是有嘴而不会说话和没有意识的。我那可怜的父亲并未能成功地把这二者传达给人，原因是听众部分是由于无法理解，部分是由于愚蠢且又心怀恶意。　　这样作失败之后，我们横越过那街道而到了“另一边”，鬼怪就活跃在这种地方。鬼怪现象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的年轻人的周围；也就是说，我仍然处于未成熟和过于潜意识阶段。梦中那印度的环境表明的是“另一边”。当我在印度时，议会厅的魔圈结构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觉得它代表着与一个中心有关的一种内容。这中心就是阿克巴大帝的宝座，他统治着一个次大陆，是像大卫王那样的一个“这个世界的君主”。但是位在大卫之上则是那位无辜的牺牲者即他那位忠心耿耿的大将乌利亚，后者是由于大卫的出卖才死在敌人手里的。乌利亚是基督的预示，而基督这位神人却被上帝所抛弃了。“主啊主，您为什么抛弃我啊？”在这种喊声之上的则是，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子“取而享之”。只是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有关乌利亚的暗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旧约全书》中上帝形象的这种二重性矛盾，我不但被迫公开地讲出来——这对我是有害而无利的，而且我妻子将被死神从我手中夺去。　　这就是隐藏在潜意识里并等待着我的事情。对于这种命运，我只好逆来顺受，并确实应该叩头到地，好使我的谦恭驯顺臻于完美。但某种事情却使我不能完全地这样做，与之相差尚有一发之距。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在说道：“一切都很好，但不是完全很好。”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不肯俯首听命并决心不做一条哑口无言的鱼；而要不是自由人身上有某种这种东西，在基督诞生前的几百年就不会写出《约伯书》来。人总是有某种思想上的保留性的，即使面对神的谕示时也一样。不然的话，他哪里还能有自由呢？而要是这种自由不能给威胁自由的上帝以威胁，这种自由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因此，乌利亚是生活在高于阿克巴的一个地方的。正如梦中所说的，他甚至是“最高的存在”，这种说法恰当地说只适用于上帝，要不，除非我们是在谈拜占庭的艺术品。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佛祖及其与众神的关系。对于虔诚的亚洲人来说，如来佛就是一切中的至高者，就是绝对（上帝）。 由于这种原因，佛教小乘120 一直被人怀疑是无神论——这实在十分冤枉。靠着众神的威力，人才得以洞察造物主。人甚至被授予了在本质性方面消灭“万物”的权力，就是说消灭人对这个世界的意识。今天，人已可以利用放射性现象来消灭地球上一切高等生物了。佛祖对世界归于无有的观念已作出过暗示：通过大觉大悟，轮回（Nad?na）的链条——不可避免地导致年老、疾病和死亡的因果关系的链条——便可以被打断，于是乎存在的幻觉便结束了。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预言性地归结到现已迫在眉睫地近的未来的问题。这个梦揭示了早已存在于人类中的一种思想和预兆：造物以一个虽小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胜过了造物主的观念。　　120　小乘：佛教的一派，与“大乘”相对，不主张众生皆能成佛的“小乘”说。　　经过了这次远足梦的世界之后，我必须再次回到我的写作上来了。在《伊涌》里，我已开始触到了需要分别加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我曾企图解释基督的出现如何与一个新的时间始源的初始即鱼类的一个时代相对应。基督的一生与客观的天文学事件——春分进入到黄道十二宫的双鱼宫处——之间存在着同步性。因此基督就是“鱼”（正如在他之前的汉穆拉比121就是“羊”一样），并作为这个新时代的统治者而出现。这种情形便导致了我在论文《同步性：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联结原则》122所论及的同步性问题。　　121　汉穆拉比（？－公元前1750）：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定者，在世时发动多次战争，攻城掠地。　　122　此文收入荣格与保利合著的《自然与精神释义》（1954）及《精神的结构与动力学》。——原注　　在《伊涌》中所提到的基督的问题最后便导致我如何据个人的体验来表达安索洛波斯（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我性——的现象这个问题了。在《出自意识之根》（1954）里，我企图对这一点作出回答。在这方面，我所关心的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潜意识到意识的发展及更大的人格即内心中的人对每个单独的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问题。　　这种研究至《神秘的相合》而臻于充实，在这本书里，我再次谈到了移情的问题，但主要按我原来的意图去写，即把炼丹术的全部内容作为一种炼丹术心理或作为深度心理学的炼丹术基础来加以表述。在《神秘的相合》里，我至少给我的心理学赋予了一种现实的地位并把它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这样，我的任务便完成了，我的工作结束了，而且它现在也站稳了脚跟。我一接触到了根底，便达到了从科学上加以理解的程度，深入到了超验，深入到了原型本身的特性的程度，对于这种特性，要想作出进一步的科学陈述是不可能了。　　我在这里对我的研究工作所作的概述当然只是一种简括的总结。我实在应该说得更多些或更少些才对。这是一种即兴性的东西，其情形就跟我在这里所述说的一样。它是临时产生的东西。它对懂得我的工作的人可能会有所助益，其他人则大概就得对我的观点有所了解才能懂得。我的一生就是我所从事过的事情，亦即我的科学工作：前者与后者是不可分的。这工作就是表达我的内心发展；献身于潜意识的内容的研究构成了这个人并改造了这个人。我的著作可以看作是我一生历程中的各个中途站。　　我所写的一切可以认为是内心所放到我肩上的任务，其本源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不得不做的事。我所写的都是涌上我心头的事情。我让感动了我的灵魂大声说出它所要说的话来。对于我的著作，我从来不指望什么强烈的反应，什么有力的共鸣。它们代表着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补偿，而我说这些无人乐于去听的话也实在出于无奈。由于这种原因，我往往感到极为凄凉孤独，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我知道我所说的会不受人欢迎，因为我们时代的人们是很难接受对这个有意识的世界所唱的反调的。今天，我倒可以说，我获得了人们所赋予我的极大成功——远比我所能预料到的还要大——这倒是令我感到吃惊。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所可能做到的一切就是了。毫无疑问，我这一生的工作本应更多并干得更好才是，但也有很多事情却是我力所不及的。　　八　塔楼　　通过我的科学工作，我便慢慢地能把我的种种幻觉及潜意识的内容置于一种坚实的基础上了。但文字和纸张在我看来显得不够真实，还需要有某样东西。我要为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我所掌握的知识找到像石头那样确定的一种表述方法。或者换句话说，我要以石头那样坚实的方式来袒露我的信念。这就是“塔楼”的起源，也就是在波林根我为自己所建造的房屋。　　从一开始便已确定，我要在近水处进行建筑。我一直奇怪地为苏黎世湖那上湖的美景所吸引，于是到了1902年，我便在波林根买了点土地。这块地坐落在圣梅恩拉德地区，而且是一老教堂的地产，早先属于圣嘉尔修道院。　　开始时，我并没有对房屋作出具体的规划，而只是想把它建成一种原始的单层住宅。它将会是圆形的结构，屋的中央处有个火炉，四壁则嵌上大块的木板。我心中早已或多或少把它设想成是非洲人的一种小屋，其中用几块石头围成一圈的火堆置于屋子的正中，而全家人的生活则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原始的小屋把一种观念的整体性具体化了，把家庭式的整体性具体化了，在这种整体性中，所有各种各样的家庭中驯养的小动物同样也都参与了进去。不过甚至就在建筑的最初阶段期间，我便更改了这计划，原因是我觉得这太原始了。我认识到，它应该是一栋二层的正规房屋，而不应只是一座低矮地趴在地上的小屋。于是，在1923年，第一座圆形房屋建立起来了，竣工之时，我看出它已变成了很合我胃口的塔楼式住屋了。　　对于这个塔楼，一开始我就对它抱有一种宁静和新生的强烈感情。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热。但是我却日渐认识到，它并未能表达出需要说出的一切，它仍然缺少某种东西。于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便增加了一个中央性的结构，还添上了些塔式的附属建筑物。　　又过了些时候——再次又是隔了四年——我又再次产生了不完整之感。这座建筑物在我看来仍然显得过于原始，于是在1932年，塔形的附属建筑又有所扩大。在这座塔楼里我要有一间只供我独用的房间。我心里早已有我看见过的印度人房屋的样子，在他们的房屋里通常都有一个供其居住者退身的地方——尽管这地方可能只是用一块布帘隔开的房间的一个角落而已。他们便可以在其中静虑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或练练瑜伽功。在印度，这样一个退隐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里的人互相靠得很近地挤住在一处。　　一旦在我退居的房间里，我就感到释然。我无论什么时候总把钥匙带着，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许进入那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在四壁绘了好些画，从而便表达了使我从时间里跳出来而进入幽居，从现在跳出来而进入永恒的所有那些事情。因此，塔楼的二楼便成了我的一个使精神专注的地方。　　1935年，我心中产生了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我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总是朝天空与大自然洞开着的空间。于是——再次又是过了四年——我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虽然这样，它们与这座房屋统一的三位一体性却是分离的。这样，便出现了四位一体的情形，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建筑物，而且还是在十二年的时间过程中建成的。　　在我妻子于1955年去世后，我内心产生了要恢复我自己的本来面目的职责。用波林根这座房屋所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突然认识到，趴伏得如此低、如此藏而不露的屋子正中的那个小小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隐藏在“母性的”和“精神性的”塔楼的后面了。于是，就在那同一年，我在这个部分的上方增添了一层，用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我的自我的人格。早些时候，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我可能会把它看作是自以为是地突出自己。现在，它却意味着是老年时所达到的意识的扩大。而随此而来的则是这座建筑物的臻于完善。第一层塔楼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两个月，即1923年破土动工的。这两个日期是含有深意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塔楼是与死者有联系的。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塔楼在某一方面是一个可促使人成熟的地方——一个母体的子宫或一个母性的形象，我在其中得以变成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它给予我一种感觉，仿佛我在石头中正被重新生出来的样子。因此，它便是一种个性化过程的具体化，一种比青铜还更经久的纪念物。当然了，在建造期间，我是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我把房子建造成一个个的部分，总是按照当时的具体需要去做。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犹如做梦的情形下把它建造成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看出所有这些都是多么配合得当并造成了多么富有含义的一种形状了：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象征。　　在波林根，我处身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极为深切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在这里，似乎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上了年纪的儿子”。这也是炼丹术很明智的说法，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体验到的“老人”、“古人”，就是第二人格，这一人格一直存在着，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于时间之外，并且是具有母性的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费尔蒙的形式而出现，而在波林根，他又再次恢复了生命。　　我不时觉得自己仿佛化入到周围的风景与物体中，于是我自己便生活在每一棵树里，生活在砰嘭作响的波浪里，生活在云彩里和来来去去走动的动物里，生活在互相交替的四季里。塔楼里没有什么东西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会不长大而长成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与我没有关联的。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历史，我也是一样；这里就是为这个世界的和精神的内地那没有空间的王国所预备下的空间。　　我没有引来电力，我亲自照料壁炉和火炉，黄昏一到，我便把那几盏老灯点上。这里没有自来水，我自己动手从井里把水抽上来。我劈柴烧饭。这些简朴的行为使人变得淳朴，而要淳朴，那是多么困难呀！　　在波林根，我的四周一片寂静，最最微小的动静也可听得出来，而我则“与大自然淳朴协调”123 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便会浮到表面上来，会回溯到千百年前，也会预见到遥远的将来。在这里，创造的痛苦缓解了，创造性和游戏一起变得很接近了。　　123　这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木刻画的画题，画的是一个矮小的老者在壮美的风景中站着。——原注　　1950年，我用石头作了某种纪念碑式的东西以表达这座塔楼对我所包含的意义。我怎么弄到了这块石头，讲起来还是个奇怪的故事呢。我需要些石头修建那所谓的花园的围墙，于是便从靠近波林根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当石匠把所需石头的大小尺寸告诉采石场的主人，而他则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时，我正好站在旁边。当用船把石头运来并卸到岸上来时，结果却发现，拐角用的那石头的尺寸却完全弄错了；原本要一块三角形的石头，可送来的却是一块方块石，其大小足足比订购的大了一立方多，厚度则约有二十英寸。砌石匠火冒三丈，要船上运石的人立刻把它运回去。　　但是我一看见这石头，便说道：“不，这块石头我要了。我非要这石头不可！”因为我立刻看出，这石头对我极为适用，我想用它做点什么，但要派什么用场我仍然心中无数。　　我首先想到的是由炼丹术士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1313年去世）所写的一首拉丁文的诗。我用凿子把它刻在那块石头上。这诗翻译过来就是：　　一块卑微的丑石摆在此地，　　论价钱实在便宜之极！　　傻瓜们越是看轻它，　　智者贤人却越是爱惜。　　这首诗所指的就是炼丹术士所梦寐以求的石头，即哲人之石，这样的石头自然为世人所看轻和不欢迎了。　　很快，某种别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在这石头的正面的自然结构里看见了有点像只眼睛那样瞧着我的一个圆圈。我把它在石头上刻了出来，其中央处则刻出一个小小的侏儒。它对应于“小玩偶”（瞳人）——你自己——你在别人眼中的瞳孔里所看见的你；一种有似迦比尔或阿斯克里庇阿斯的泰雷斯福鲁斯124 那样的人。古代的雕像把他表现成身穿钟形斗篷、手持一盏灯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指路者。我把我在雕刻时所想到的几句献词也刻在上面。这一献词是用拉丁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这样：　　124　迦比尔（1440－1518）：印度神秘主义者、诗人，是锡克教和迦比尔教的先驱。泰雷斯福鲁斯（？－约136）：第八代教皇，被罗马皇帝迫害致死。　　时光是个小孩——像个小孩那样玩耍——玩着纸牌游戏——这个小孩的王国。他就是泰雷斯福鲁斯，他在这个宇宙的黑暗地区到处游荡，在茫茫的黑暗中像一颗星儿那样闪闪发光。他指出了通往太阳、通向梦幻的国度的门口的大道。　　125　第一句取自赫拉克利特斯著作的片断；第二句暗指密特拉神礼拜仪式，最后一句则暗指荷马之作（《奥德赛》，第24篇，第12首）。——原注　　这些词句在我雕刻着石头时便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在这块石头的第三面即朝着湖的那一面，我也让它用刻上的拉丁文句来说话。其词句或多或少是些炼丹术方面的语录，其译文是这样：　　我是个孤儿，举目无亲，然而我却浪迹天涯。我是一个人，但却与自己相反。我同时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为我过去只得曾像鱼那样被人从深水中捞起，或像一颗白色的石头那样从天而降。我游荡于树林和高山之中，但却又藏在人那最深处的灵魂里。对每一个人来说，我是必死的，然而我又不在时光的轮回之中。　　最后，在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那首诗的下方，我刻上了这样的拉丁文：“为纪念其75周岁，C. G. 荣格为了表示感谢，于1950年制作并安放这石头于此地。”　　这块石头安放好之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瞧着它，对它充满了好奇，心里问道，在我雕刻它的动机后面到底是什么在起着作用呢。　　这块石头立在塔楼的外面，并且就像是对上述这个问题的解释。它是塔楼的居住者心态的表露，只是这种心态却不为其他人所理解就是了。您知道我想在这块石头的背面处刻些什么吗？“梅林126的喊叫声！”因为这块石头所表达的使我想起了梅林在他从这个世界消失后他在森林里的生活情形。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叫喊声，而民间传说就是这样说的，但人们却无法理解或解释这种叫喊声。　　126　梅林：传说是阿瑟王时代的诗人和巫师，据说曾被女巫关进岩石中，后又被魔法困在荆棘丛中，从此便一直睡在那里，但有时其声音却可以被人听见。　　梅林代表了中世纪的潜意识想创造一个与巴斯法尔对等的人物的意图。巴斯法尔是个基督徒中的英雄，而梅林这个魔鬼和一个纯洁的处女所生的儿子则是前者的阴暗的兄弟。在12世纪这个传说产生的时候，仍然没有存在着什么可以据之以了解他那固有的含义的任何前提。因而他的故事便以流放作结，因而也就有了“梅林的喊叫声”一说，而这喊叫声在他死后仍然从森林里传出来。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喊叫声意味着他仍然以无法赎救的形式而活着。他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他仍然在到处走动着。可以这样说，梅林的秘密由炼丹术而流传下来了，而且主要是通过墨丘利乌斯这个人物而传下来的。因此，梅林这个人物便在我那潜意识心理学里被再次提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谜那样无法理解！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要与潜意识密切地一起生活那他们可太难做到了。我反复多次才懂得了，要做到这样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了。　　就在塔楼的第一层快要完工时，我正在波林根，其时是1923－1924年的冬天。就我所记得的，当时地面上没有积雪，时间也许还是早春了呢。我只身独处了也许有一个星期，也许时间还要长。其时一种无法言传的沉寂笼罩着一切。　　一天黄昏——这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我正坐在壁炉前，把一大壶水放在火上烧水洗脸。水开始开了，水壶也唱了起来。它听起来就像许多声音在唱歌，或者说像许多弦乐器或甚至像整个管弦乐队所发出的声音一样。它就像一部多声部的音乐，这种音乐要是在现实中我可受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觉得它特别有趣。其情形就像塔楼里有一个管弦乐队，而塔楼外则还有另外一个一样。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主导地位，一会儿另一个又盖过了这一个，仿佛它们在互相应答一样。　　我坐在那里听得心旷神怡。我听着这音乐会，听着这一自然的旋律，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悦耳的音乐，但同时也包含有大自然的所有不协和音。这，一点几没错，因为大自然不但是不协调的，她还可怕地矛盾和混乱。这音乐也是这种情形：大量涌流出的各种声音，有着水声和风声的特色——它是如此奇妙，可说无法形容。　　在另一个也是这样万籁俱寂的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呆在波林根（时在1924年冬末春初），我被一阵绕这塔楼而走动的轻微的脚步声惊醒了。远处响起了音乐声，这音乐声越来越近，然后我便听到了笑声和谈话声。我心里想道：“谁在走来走去窥伺着呢？这一切到底用意何在？沿着湖边只有那条脚踩出来的荒径，而且还几乎没有什么人在上面走过啊！”想到这些事情时，我便完全醒过来了，于是便起身走到窗口向外瞧。我把窗板打开——一切便沉寂了下来。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没有风——根本什么也没有。　　“这可真古怪”。我想道。我敢肯定，脚步声、笑声和谈话声的确实有其事。但很显然，我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我重新躺到床上，细细思考到底有可能使自己被骗的方式及可能引出这样一个梦的原因。这样想着想着，我便又再次睡着了——而同样的梦立刻又开始了：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和音乐声。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了几百个穿黑衣服的人，很可能是穿着主日服装的农家孩子。他们从山上走下来，像潮水一样从两边涌到我那塔楼附近，拼命地踏着脚，大声笑着，唱着和拉着手风琴。我十分恼火，心里想道：“这可真是太过分了！我本以为是做梦，可现在却变成真的啦！”就在这时，我醒过来了。我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窗户和窗板，结果发现一切又跟刚才的情形一样：月光如水，死一般的万籁俱寂。然后我便想道：“这是怎么回事，简直就像闹鬼了！”　　很自然，我心里问自己道，一个梦一直如此逼真而同时又要把我弄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通常只有我们在看见了鬼时才会遇到这种情形。醒着状态意味着可以觉察得出真实。因此，这个梦便表示着等同于真实的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里它所创造的是一种醒过来了的状态。在这种与一般的梦相反的梦里，潜意识似乎倾向于给做梦者传达一种与真实有关的有力印象，而这种印象由于重复而得到加强。这种真实的来源，人们认为一方面是来自身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是如此完全真实，或至少看来是这样，我几乎无法区分出这两种真实了。从这个梦本身我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排成长长的行列而走过的这些奏乐的农家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是出于好奇，出于要看一眼这座塔楼而从家里出来的。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或梦见过与此相似的事物了，我也记不起曾经听到过与此类似的事情。只是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找到了解释。这是我偶然翻到了17世纪伦瓦德·塞萨特写的卢塞恩编年史时找到的。他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比拉图斯山的一个高山牧场上——这个地方以有鬼而特别出名——据说瓦坦直到今天仍在那里施行其魔法。塞萨特在爬这山时，一天晚上，他被一长队人奏着乐从他那牧羊小屋两边蜂拥而过而搅醒了——其情形就跟我在塔楼所经历过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问与他一起过夜的牧羊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牧羊人倒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那些去世了的老乡，亦即那些受到祝福的死者——由死者的灵魂所组成的瓦坦的大军。他说，这些人往往到处走动并把自己显现出来。　　这可能意味着，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现象，外表性的空虚和寂静通过一群人的形象的方式来加以补偿。这就使它与隐士所见到的幻影同属一类，因为后者同样也是补偿性的。然而我们能知道这种故事是建立于什么现实的基础上的吗？同样可能的是，我由于对当时的孤独过于敏感，于是便得以觉察到一大队“死去的老乡”经过我身边了。　　把这种体验解释成一种心理补偿一直未能使我完全满意，而说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觉得像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作证。我觉得有必要认为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实有其事的，特别是在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17世纪的记载后。　　看来很有可能这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种种预兆和幻觉在外在的真实性上具有某种对应性，这是常有的事。而正如我所发现的，实际上也确实存在着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真事。在中世纪，年轻人的这种集会确实发生过。这些人是些雇佣军，他们通常在春季时召集，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奴西奥的卡萨迪法劳汇集，然后便一起继续行军到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兵服役，为外国的王公王储作战。因此，我的这种幻觉，便很可能是这样的一次召集，这种召集定期地在每年春季进行，这时这些年轻人便欢乐地又唱又跳，以表示向他们的故乡告别。　　我们于1923年在波林根开始进行建筑时，我的长女前来看看地基，接着便惊叫起来：“怎么，您把房子建在这儿了？这里到处是死尸啊！”我很自然地想道：“奇怪了，哪里有这种事啊！”但四年后建造那附属建筑时，我们却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处。肘骨处仍嵌有一颗旧式来复枪的子弹。从各种各样的征象来看，很明显，这尸体是在已经腐烂时才被扔进坟墓的。这是1799年在林斯河被淹死的几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才被冲到上湖的岸上的。这些人是在奥地利士兵炸掉当时法国士兵正在猛攻的格里诺桥时掉到河里淹死的。墓挖开后给这骷髅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面写下了发现它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这照片还保存在塔楼里。　　我在我的那块地产上举行了一次正规的安葬仪式，并在这士兵的墓上鸣枪三响，然后我便为他立了块写有墓志铭的墓碑。我女儿已觉察到这死者的鬼魂的出现。她感觉出这种东西的能力是从我外祖母那方面继承过来的。　　在1955－1956年的冬季，我把父辈以上列祖列宗的名字刻在了三块石板上并把它们立到了塔楼的院子里。我把天花板画上我自己和我妻子及我女婿的纹章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纹章，这种鸟显然与“年轻的”、“青春”和“返老还童”有着联系127 。我祖父把家族纹章的成分作了改动，而这大概是出于他对他父亲怀有的一种反抗精神。他是个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又是共济会瑞士分会的领导人。这跟他在纹章的含义上所作出的改变有着很大关系。我提及这一事，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归属于我的思想及我的生活的历史性环节。　　127　在西方，凤凰被认为是不死鸟，五百年后投身进火里后便又获得新生，故有上说。　　为了保留我祖父所作的改动，我的纹章的涂层不再有原先的凤凰图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片金黄色的底子上，右上方是一个蓝十字，左下方则是一串蓝葡萄，把这二者隔开的则是其上有一个金星的蓝带。这样的纹章象征着共济会或玫瑰十字会128 。正如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着玫瑰十字会的对立物（“十字架对玫瑰”），亦即基督教和狄俄尼索斯这两种成分一样，十字架和葡萄则是天国和地狱精神的象征。起联结作用的象征则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128　共济会：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起源于中世纪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玫瑰十字会：散见于世界各地的秘密结社，会员据说有古传秘术，该会以玫瑰花和十字架图案为标志，故名。据传罗森克洛兹是其创始人。　　玫瑰十字会原出自隐逸派哲学或炼丹术哲学。其创立者之一便是迈克尔·梅厄（1568－1622）这位著名炼丹术士，他是相对来说名气不大但却更为重要的杰拉德斯·多尼乌斯（16世纪末）的较年轻的同时代人，后者的论文充塞于1602年那本《炼丹术大全》的第一卷里。这两人都住在法兰克福，这地方看来一直是当时炼丹术的中心。不管怎样，作为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医生和伯爵巴拉丁，迈克尔·梅厄在当地也多少算是个名人了。那时候，在邻近的美因茨住着医生兼法官的卡尔·荣格博士（死于1645年），对于他我们除此之外别无所知，因为家谱到我的高曾祖父便断了，而这位高曾祖父则是生活在18世纪之初的人。这人就是西格蒙德·荣格，从前的莫根廷（今称美因茨）的市民。家系的中断，其原因是美因茨市档案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29 期间的一次围城战中被焚毁了。可以稳妥地假定，这位显然学识渊博的卡尔·荣格博士对这两位炼丹术士的著作是熟悉的，原因是当时的药物学仍然深受帕拉切尔苏斯130 的影响。多尼乌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帕拉切尔苏斯的信徒，对帕拉切尔苏斯的论文《长生》曾写过一本厚厚的评论集。比起所有其他炼丹术士来，他对个性化的过程谈论得更多。由于考虑到我终生的工作的大部分一直是围绕对立物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立物在炼丹术上的象征意义，因此所有这一切并非没有引起我的某种兴趣。　　129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对王位继承引起争夺，导致战争，英、法等欧洲多国卷入了战争。　　130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师与炼丹术士。　　当我在那几块石板上刻字时，我意识到了我命中注定要与我的先人发生种种联系。我强烈地感到，我受到了种种事情和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事情和问题则是我的父辈、祖父辈与列祖列宗所没有完成和没作出回答的。事情往往使人似乎觉得，在一个家庭里存在着一个没有人格的羯磨（命运），它从父辈向下传给子辈。我一直觉得，我一定得回答命运加到我的先辈们身上但却一直没作出回答的种种问题，或者我必须完成（也许是继续）以前各时代因未完成而遗留下来的事情。这些问题是否具有较多的个人性还是具有较多的一般（集体）性，这却实在难加确定。不过在我看来，其情形却是后者。一个集体性的问题，要是不这样认识，便总是显得像是一种个人的问题，因而在单个个人的情况下，这个集体性的问题，便会给人一种在个人的精神王国里某种事情乱了套的印象。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却不一定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可以是附属性的，其结果便造成了在社会气氛上发生不能容忍的变化。因此，产生这种干扰的原因并不一定得在个人的环境中去寻找，而是相反，应到集体性情势中去找寻。直到如今，心理疗法对这种事情的考虑实在是太不够了。　　像任何具有某种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人格上的分裂纯属我个人的事并应由自己负责。可以肯定地说，浮士德由于袒露心迹说“天呀，我的心胸里居住着两个灵魂呢！”时，便已在更早些时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只不过他对造成这种二重性的原因何在却未作任何说明就是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洞察力却似乎是直接针对我的。在我第一次读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里，我远未猜出，在很大程度上，歌德这一奇妙的英雄式神话是一种集体性体验，而且它还预言性地预见到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便感到自己介入进去了，而当浮士德由于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而导致费尔蒙和波西斯131 的被杀害时，我便感到自己有罪，仿佛我自己在过去曾帮助他人谋杀了这两个老人似的。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震惊，因而我便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为这一罪行进行赎罪并防止这种情形再度发生。　　131　费尔蒙和波西斯：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人物，这夫妻二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热情招待朱庇特和墨丘利，结果二神把其屋变成了庙宇。他们要求将来一齐去世，也得到了应允；死后费尔蒙变成了橡树，波西斯变成了椴树，二树树枝连理。　　由于早年期间听到了一点儿古怪的消息，我这一错误的结论便进一步有了根据。我听人说，人们大肆宣扬，说我这位荣格曾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马上证实了并似乎解释了我对《浮士德》所产生的古怪的反应。确实说，我并不相信再生，但我对于印度人叫做羯磨（命运）的这一观念却好像生来就熟悉。在这个时期，我根本不知道会存在着潜意识，因此，对于我的反应，我便无法从心理上加以理解。我也不知道——甚至时至今日，我也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未来早就事先潜意识地确定好了，因而可以由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所猜测出来。因此，当凯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登基的消息传来时，雅各布·伯克哈特便惊叹道：“德国的末日到了！”瓦格纳的原型已经在敲着门，而随着这种原型而来的还有尼采那狄俄尼索斯的体验——这种体验，归属于狂喜之神瓦坦会更为合适。威廉时代的狂妄自大使欧洲各国壁垒森严并为1914年的灾难开辟了道路。　　在我青年时（约1890年），我不知不觉就成了这种时代精神的俘虏并一时找不到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的办法。《浮士德》震动了我的心弦并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而这一方式我实在只能认为是属于我个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心中那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这一两相对立的问题。浮士德这位愚蠢无能的哲学家遇到了他那存在的黑暗的一面，他那邪恶的阴影即糜菲斯托弗里斯；糜菲斯托弗里斯尽管有着消极性的气质，但却代表着与那彷徨在自杀边缘上的那位死气沉沉的学者相对立的人生的真正精神。我自己的内心矛盾便以戏剧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了；歌德实际上把我自己的矛盾和解决办法全都写出了基本提纲和格局。浮士德与糜菲斯托弗里斯这一两重性在我身上合二为一而成了一个单独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用别的话来说，我是直接受到了震动并认识到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因此，这出戏中的一切呼喊都使我受到深切的影响；在某个地方，我会热烈地加以同意，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会起而反对。无论是什么解决办法，我均不能对其麻木不仁。后来，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与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联系起来：敬重人的永恒的权利，尊重“古人”，并承认文化和知识史具有连续性132。　　132　荣格的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在塔楼的大门上写有这样的字，费尔蒙的神龛——浮士德的忏悔所。这个门堵上后，他又把同样的字写到了这塔楼二楼的门口处。——原注　　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是由个别的元素所构成的，而这些元素在我们世代相沿的列祖列宗的身上也全都有。个人精神中的“新”只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各种成分变化无穷的重新组合而已。灵和肉因而便具有着深刻的历史特征并在新的、刚开始存在的事物里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地位。也就是说，构成我们祖先的各种成分只有部分存在于这些事物身上。我们现代的精神装出我们已远远告别了中世纪，告别了典型的古代，告别了原始性，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然而，我们已纵身跳进了前进的急流之中，并被迅速裹胁着冲向未来，这股急流把我们冲离，我们的根越远，其狂暴性就越厉害。而要是与过去一旦断裂，过去通常便成了有无，于是这种前进运动要想停止也停不下来了。但是，正是由于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正是由于失掉了“根”——这种情形才造成了人们对文明的种种“不满”，造成了这样的慌慌忙忙——我们才不是生活在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生活在未来那黄金时代的虚无缥缈的许诺里——只可惜我们的整个进化背景却仍然未能跟得上去。由于日益高涨的不足感、不满感和惶惶不安感的驱迫，我们便匆匆忙忙一头扎进了种种标新立异之中。我们不再靠我们所拥有的而生活，而是靠诺言来生活，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今的光明里，而是生活在未来的黑暗中；对于这种黑暗，我们期待着它能最终带来辉煌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一切更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更大的代价而换来；拒绝承认，比如说，更大自由的希望正由于国家所施加的奴役的增强而烟消云散，更不要说那些最辉煌的科学发现使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灭顶之灾了。我们的父辈和祖先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对此了解得愈少，对我们自己了解的也就不会多，这样我们便无疑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帮助斩断维系住个人的各种根及其指导性的天性，从而促使个人变成大众中的一个微粒并只由尼采所谓的地心引力精神所左右。　　通过各种进步来促进的改革，亦即通过新方法或新技巧来造成的改革，最初当然使人耳目一新，但从长远来说，却是令人怀疑的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代价高昂的。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根本不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像生活中更高速度的通讯那样是裹着糖衣的骗人的苦药，因为这种高速通讯令人不快地加速了生活的节奏，而留给我们的则是前所未有的更少的时间了。正像古时的大师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老话所说的，“只有魔鬼才会匆匆忙忙。”　　另一方面，通过倒退而促成的改革一般来说付出的代价就低，时间上也更久长，因为这是退回到过去更简朴的历经试验过和考验过的道路上去，并极少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及所有假定会节省时间的新发明。　　在这本书里，我所写的大都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却并非是合理思维的产物。相反，它却是一种幻觉，其情形犹如一个人故意半闭着眼和半堵着耳朵而去细察静听存在的形式和声音时所见到的幻觉那样。要是我们的印象过于清晰，我们就会局限于当前的时刻之内并因而无法懂得我们的先人的心灵是如何去聆听和理解现在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正如何对其作出响应的。这样，我们便对我们先人的组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获得了一种本质性的满足或是否遭到了排斥便会一无所知。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个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历史上的家族是否能与目前那转瞬即逝的各种情况相协调。　　住在波林根的这座塔楼里，一个人便仿佛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纪似的。这个地方将长存于世，这我是无法比拟的；而在其地点和风格上，它却向后指向很久以前的事物。在它身上暗示着现在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要是一个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在他看来是新鲜的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了；不然的话，他便会熟悉得就跟他家里一样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惊扰死者，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此外，我列祖列宗的灵魂也受得了这座房子的气氛，因为我给他们回答了他们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我尽我的最大力量刻画出了些粗略的回答，我甚至还把这些回答画在了墙上。其情形仿佛是一个默默无言的大家族正在这座房屋里聚族而居，而这个家族的人则包括往后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在这里，我以我的第二人格的方式生活着并生动地把人生看成是某种来而复去、循环不息的现象。　　九　旅行　　北非　　1920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前往突尼斯办事，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在3月出发，先到阿尔及尔。又沿海岸东行，抵达突尼斯市，再南行到苏萨；在苏萨，我朋友和我分手去办他的事去了。　　我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非欧洲国家：这里不说欧洲语言，占上风的不是基督教观念，居住着截然不同的种族，一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哲学在芸芸众生脸上打上了印记。我常常从外部观察一番欧洲人，观察一番被一种几乎是陌生的环境反映到他身上的他的形象。的确，我不懂阿拉伯语，深感遗憾；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在观察本地人及其行为时就更加集中注意力。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馆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聆听我只字不懂的种种谈话。不过，我仔细观察本地人的手势，尤其是他们的表情；我观察他们和欧洲人说话时手势的细微变化，因而学会了用或多或少有别于以往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了解了离开自己原有环境之后的白种人。　　欧洲人目睹的东方人的文静和冷漠，我觉得是一种面具，在这幅面具的后面，我感觉到了某种我所不能解释的不安，某种躁动。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尔人的这块土地，就发觉有一种我自己无处索解的印象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着，这儿的土地有股怪味。这是一股血腥气味，似乎这儿的泥土里都浸透了鲜血。这片狭长的土地，我蓦地想到，已经承受过三种文明的冲击：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术时代对伊斯兰教徒会发生什么作用，还要拭目以待。　　离开苏萨以后，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从那儿进入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绿洲城市托泽尔。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在一片高原的边缘；高原脚下，稍带碱性的温泉泉水大量涌出，通过成千条小水渠灌溉了绿洲。高耸入云的椰枣树在头上形成绿阴的拱顶，下面生长的桃树、杏树和无花果树十分繁茂，果树下是一片碧绿茂密的紫花苜蓿。几只翠鸟像珍珠似的在万绿丛中飞来飞去。在较为清凉的绿阴中，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徘徊徜徉，其中有很多热恋的伴侣，紧紧地互相拥抱，显然那是同性恋友情。我觉得骤然间回到了古典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这种倾向构成了男人社会和以这种社会为基础的城邦国家的黏结剂。显然，在这里，男人只和男人说话，女人只和女人说话。能见到的女人很少，都像修女一样，戴着厚重的面纱。我见过几个不戴面纱的女人。翻译告诉我说，她们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和儿童。　　我的翻译证实了我的印象，即：同性恋普遍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还立即向我求欢。这个单纯的人一定没有注意到，一股思想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突然澄清了我的观点。我觉得自己被突然抛回到许多世纪以前天真烂漫得多的少年世界，那些少年们凭借他们一星半点的《古兰经》知识，正在逐渐脱离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朦胧意识的原有状况，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存在，以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而保卫自己。　　我正沉湎于对这种静止的、古老的存在遐想之际，突然想到加速了的欧洲时间的象征物——我的怀表。无疑，这是阴沉沉地悬挂在这些毫无戒备的灵魂头上的一团黑云。骤然间，我觉得他们全像是狩猎的对象：这些野兽野鸟看不见猎人，但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嗅到了猎人的气息，而“猎人”就是时间这个上帝，他把依然最近似于永恒的延续的时间击成碎片，成为日、小时、分、秒。　　从托泽尔，我依次来到了奈夫塔沙漠。清早，日出后不久，我和翻译就已上路。我们的坐骑是腿脚灵活的高大骡子，走得很快。走近绿洲时，一个身着白衣的人迎面走来。他神态傲慢，昂首而过，不向我们致意；他骑的黑骡子配的挽具箍着银条，布满银钉。他仪态高雅，给人印象颇深。这个人肯定没有怀表，更不用说手表；显然，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贯的风采。他没有欧洲人那种抹不掉的几分傻气。的确，欧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经不是很久以前的自我，但是又不知道已经变成了什么人。他的表不断地告诉他，从“中世纪”以来，时间及其同义语“进步”已经暗暗地爬到他身上来，而且，毫无疑义，也从他身上撷取了一些因素。他不断地轻装旅行，速度稳步加快，走向形体不明的目标。他以自己幻影般的节节胜利，如轮船、铁路、飞机和火箭来补偿重量感的丧失与相应的不完备感，而这一切产品却剥夺了他的延续感，把他推进了速度和爆发性加速度的一种现实中去。　　我们越深入撒哈拉沙漠，我觉得时间变得越慢，甚至有倒退之虞。冉冉升起、熠熠闪烁的热浪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梦幻境界。我们走到第一批棕榈树下，来到绿洲上的民居时，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和它向来的样式一模一样。　　翌日清晨，旅店门外各种陌生的喧闹声把我吵醒。店前有个大而宽阔的广场，昨天晚上还十分空荡，但是现在却挤满了人、骆驼、骡子和毛驴。骆驼呻吟着，高低快慢音调不一，表述着它们长期的怨怼，而驴子则野声野气长吼不已，与之竞赛。人人都十分兴奋，到处走动，粗声大气、指手画脚地呼喊。他们样子野蛮，却又相当机警。翻译解释说，那天是一个大节日，正在庆祝。几个沙漠部落昨天夜里来到，要为圣人干两天农活。圣人是穷人的救济官，在绿洲里拥有许多田地。人们到这儿来准备开辟一块新地，并相应地挖出水渠。　　在广场另一端，突然扬起一团灰尘，一面绿旗展开，鼓声齐鸣。几百个面目凶悍、提着篮子和又短又宽的锄头的人列队而行，队首是一个姿态庄重的白胡子老人。他显示出无法模仿的自然的尊严，似乎已是百岁高龄。这就是圣人，坐骑是一匹白骡。男人们打着小鼓围着他跳舞。这是充满野性的兴奋、粗犷的吼叫、弥漫着尘土和热气的场面。大队人马狂热而威严地拥挤着走过，开入绿洲，俨然如奔赴战场。　　我尾随着大队，谨慎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翻译没有鼓励我离他们更近一些。我们来到了“工作”地段。在这里，兴奋的气氛有增无减；人们正在打鼓，野蛮地呼喊，工地像一个遭到搅扰的蚂蚁窝；一切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男人们踏着鼓点搬那装满泥土的筐子；另一批人以狂癫的速度掘地，挖沟垒堰。穿过这兴奋狂乱的喧嚣场面，圣人骑着白骡缓步走过，显然是在赐予教导，连连作出已入老境的人那尊严、缓和、疲惫的手势。他所到之处，那匆忙、呼叫和节奏就立即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上，圣人的安然闲适的形象自然显得极为突出。到了傍晚，人群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很快倒在骆驼身边，立即进入梦乡。夜里，在狗群每晚必举行的浩大合唱之后，一切才完全归于沉寂。晨光熹微之时，报号人呼喊起来（他那声音总是深深地刺激着我），人们去做早祷。　　这个场面对我不乏启示意义：这些人摆脱了他们的情感，经受了感召，将其存在置入某种情绪之中。他们的意识指导他们在空间的方位，传导来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识本身也受到了内部冲动和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识并不指向思考，自我几乎是没有自主权的。欧洲人的这类景况与此区别不大。但是，我们，归根结底，是更为复杂一些的。无论如何，欧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确的意向。我们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强度。　　我无意陷入这种原始气氛的魔力之中，但是在精神上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则表现为肠炎，病几天就已治好，药物是本地的大米汤和甘汞。　　我心里充塞了很多问题，最后又回到了突尼斯市。我们登船前往马赛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这个梦总结了全部这些感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一直习惯于同时生活在两种境界之中，一个是意识境界，这个境界力求理解，但是达不到目的；另一个是潜意识境界，这个境界要求表达某种事物，但是其表述却不比梦幻更好。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这种城市中一样，城里有一个城堡。城市建筑在一个广阔的平原上，周围有城墙。城墙形状为方形，有四个城门。　　城中的这个城堡周围环绕着一道很宽的护城河（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我站在通往马蹄形大门的水上木桥前面，门已敞开。我也很想看看城堡的内部，便迈步走上桥面。大约走了一半，有一位漂亮的黑皮肤阿拉伯青年男子向我迎面走来，颇有王公气派。我知道，这位披着白色连帽斗篷的青年是这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就攻击我，要把我打倒。我们格斗起来，在扭打中，我们撞坏了扶手，扶手散开，我俩都掉在护城河水里。他竭力把我的头按下水去要淹死我。不行，我想，这太过分了。于是我把他的头按到了水下。我虽然这样做，可是心里却极为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把我杀死。我也无意杀死他，我只想让他昏过去，不再扭打。　　此时梦境骤变。他和我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间八角拱顶房子中间。房间是白色的，十分朴素、典雅。沿着浅色大理石墙摆着低矮的长沙发椅，我面前地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奶白羊皮纸上写着书法华丽的黑色字母。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文；我曾见过吐鲁番摩尼教经文残片，所以熟悉。我不懂内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书”，是我写的。刚才和我扭打过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对他说，既然我打败了他，他就必须读这本书。但是他拒不接受。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以一种慈父般的善意和耐心迫使他读这本书。我明白，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他屈服了。　　在这个梦中，阿拉伯青年是那个骑骡从旁走过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性的化身，或者，自性的报信人或者使者。因为他从中走出的城堡是一个完美的曼荼罗：一个有四个大门、城墙为正方形的城堡。他要杀死我的企图是雅各与天使搏斗主旨的回声；用《圣经》的语言说，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为他不认识人，所以要把人杀死。　　实际上，天使的居留地应该在我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对于人则一无所知。所以，他初见我时是我的敌人，但是，我没有让步，反抗了他。在梦的后半部，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脚下，不得不读书学习，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学习理解人。　　显然，我同阿拉伯文化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这些比我们更接近生活的人不善反思，他们的情感特征向我们身上的历史积淀发生了启发性的影响，这些积淀我们刚刚克服，并留在身后，或者我们认为我们业已克服。这很像童年的天堂，我们想象我们是从那种天堂里走出的，但是，这个天堂，稍一戳刺，就会把新的挫折倾泻在我们身上。确实，我们对进步的崇拜迫使我们逃避过去越猛烈，就越有危险把对于未来的更为幼稚的梦幻强加于我们。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种特性是，由于天真和非意识，它能比少年勾勒出更为完整的自性的形象，纯粹个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个儿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会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唤起某种憧憬，这种憧憬与人格的某些未得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有联系，而这些欲望和需求，为了已被接受的人格面具，已被从完整的形象中删除了出去。　　在前往非洲旅行，去寻找欧洲人环境之外的精神观察站过程中，我潜意识地想要找到在身为欧洲人的影响和压力下我那一部分已经变得不可见的人格。这一部分人格与我的自性处在潜意识的对立之中，我的确是企图将其压制下去的。为了遵从它的特性，它要把我变得潜意识（把我强行按下水去）以便杀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过自知力，使它变得有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暂订条约。阿拉伯人黝黑的脸色标志着他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个人的阴影，而是种族的阴影，与我的人格面具没有联系，而是与我的人格整体，亦即自性，有联系。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必须被看作是自性的一种阴影。大半是理性主义的欧洲人发现许多人性的东西自己都很生疏，他以此自豪，却不知道，这种理性是以牺牲他的活力为代价获取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却因此被贬低成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这个梦揭示出我与北非的接触是如何影响了我的。首先，危险就是，我的欧洲人意识会遭受到潜意识精神的出其不意的袭击。从意识上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相反，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优越，因为我时时刻刻想到了我那欧洲人的特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欧洲人身份，令我对与我本身气质如此不同的人们有某种观感，而且把我与他们完全区分开来。但是我对于自己身上这些潜意识力量的存在毫无准备，这些力量是坚定地站在这些陌生人方面的，因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冲突。我做的梦就以一蓄意谋杀的象征表现出了这个冲突。　　这种干扰的真正性质，直到几年之后我在热带非洲逗留时才理解。事实上，这是“骨子里变黑”的一种迹象，这种精神危险威胁着在非洲的、断了根的欧洲人，其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办法”，在这类情况下，荷尔德林的这些话常常萦绕脑际。这种拯救就是我们在警告性梦的帮助之下把潜意识欲求提高到意识的能力。这些梦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它不仅不消极地屈从于潜意识的影响，而且相反，它还冲向前去迎接这种影响，与阴影认同。正如对于童年的一般回忆可能突然以一种十分活跃的情绪控制住意识一样（我们觉得被全然推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这种看起来陌生而且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环境，唤醒了我们对显然已经完全忘却、却又十分明了的史前过去的原型意向的回忆。我们应时时记起被文明的成长掩盖的生命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天真地重温它，那就无异于归返于野蛮时代。因此，我们宁愿忘记它。但是，如果它又以某种冲突的形式复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将其储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相互测验这两种可能性，即：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因为，凡是显然已经丧失的东西，若无充分的理由，是不会复现的。在活的精神结构中，一切都不会以单纯的机械方式发生，每种现象都要适应整体的组织，与整体有关。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但是，意识没有整体观，一般不能理解这种意义。因此，我们暂时只能满足于注意到这种现象，并且希望将来的、或者进一步的研究会揭示出与自性阴影这种冲突的意义。无论如何，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理解这种原型意象感受的性质，对于历史上类似情况所知更少。不过，虽然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梦的全部意义，它却一直徘徊在我的记忆之中，同时我一直期待下一个机会，极欲重访非洲。这个愿望五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美国：村社印第安人（未发表手稿片断）　　为了使用批评杠杆，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外部的支点，在心理学里尤其如此，因为资料的性质决定，在心理学中我们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都多。例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界观察我们的民族，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呢？从外部观察意指从另外一个民族的观点来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必须获取关于外国集体精神的充分的知识，在这一习得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构成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的种种矛盾。凡是我们恼怒于他人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了解自己。我了解英国，因为我是瑞士人，对英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我了解欧洲，了解我们最重大的问题，只因我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通过我和许多美国人的交往，通过我在美国的逗留、在美国的旅行，我获得了对欧洲人性格的许多深入了解；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用的，莫过于一度从摩天楼顶上远眺欧洲。我第一次从撒哈拉沙漠观察欧洲场景，周围是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我们的关系和罗马古代对现代的关系多少是一样的；当时我渐渐意识到，甚至在美国，我仍然受到白种人文化意识的感染并囿于其中。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愿望，通过细致观察一种水平更低的文化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　　我第二次在美国旅行期间，和一群美国朋友访问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筑城村社。“城市”一语用在此处自然太大。实际上，他们建筑的都仅仅是小村庄而已；但是，他们层层叠起的拥挤房屋，正如他们的语言和整个习俗一样，含有“城市”这个词的含义。在那里，我第一次有幸和一个非欧洲人，也就是说和非白人谈话。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领，年龄在40～50岁之间。他的名字是奥奇维艾·　　比昂诺（意为“山湖”）。我和他谈话比和一个欧洲人谈话还顺利。当然，他沉湎于他的世界之中，正如一个欧洲人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中一样；但是，欧洲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啊！在和欧洲人的谈话中，经常会遇到沙洲，即早已熟悉、却并不理解的事物；而和这个印第安人谈话时，船只却自由地驶向深沉而陌生的海域中去。同时，我们不知道哪种情况乐趣更多：发现新海岸，还是发现通向几乎被忘记的古老知识的新途径。　　比昂诺说：“你看，白人个个看着都那么凶狠。他们的嘴唇薄，鼻子尖，满脸皱纹，奇形怪状。他们的眼睛直瞪瞪的，没完没了地寻找。他们在寻找什么呢？白人们时时刻刻要新东西；他们总是有事要干，从不安静。我们不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白人都是疯子。　　“他们说他们是用脑袋想事情的。”他回答道。　　“那是自然的。你用什么想事情呢？”我觉得奇怪，问他。　　“我们用这个。”他指着心脏说。　　我立即思索起来，思索了很长时间。有生以来，我觉得有人第一次为我勾画出了真正的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现在为止，我所见到的都仅仅是感伤的、经过美化的彩色图片。这个印第安人击中了我们的弱点，揭示了我们全都视而不见的真实。我觉得在我体内有某种莫名却又深刻地熟悉的东西，像无形的迷雾一样徐徐升起。从这团迷雾当中，一个一个的形象涌现出来：先是杀入高卢城镇的罗马军团，还有尤利乌斯·恺撒、西皮奥·阿弗利卡努斯和邦贝的线条分明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罗河河岸，我都看见了罗马的雄鹰。接着，我看到了奥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条挑在矛尖上传送给不列颠人，和查理大帝强迫异教徒皈依的极其宏伟之举；其次是十字军烧杀劫掠的大队人马。我猛然醒悟，看到了关于十字军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无物。接踵而来是哥伦布、科尔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们带着火、刀剑、折磨手段和基督教义，甚至来到这些享受安宁、梦想着太阳神，即其天父的遥远村社里来。我也看到太平洋岛屿上的人被烧酒、梅毒和猩红热虐杀，这些病疫却都隐藏在传教士们强迫他们穿用的衣服之中。　　够了。我们依据我们的观点大谈特谈的开发殖民地啦、向异教传教啦、传播文明啦，等等，还有另一副面目，这就是以凶残目光搜寻远处猎获物的食肉猛禽的面目，只配江洋大盗和拦路抢劫好汉们享有的面目。装饰我们武器外衣的全部雄鹰和猛兽形象，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真正本性的最佳心理代表。　　比昂诺向我谈的其他事情深深扎入我的记忆之中。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与我们会晤的特殊气氛配合默契，如果略去不提，这篇叙事就欠完整。我们谈话地点在主楼五层屋顶上。谈话频频中断，这时可以在其他各层屋顶上望见其他印第安人的形体，他们裹着羊毛毯，静观每日升入万里晴空的太阳。我们周围是一座座用土坯盖的低矮方形房屋，有奇特的梯子连接地面与屋顶，或者从屋顶到更高层房屋的屋顶（从前危险更多，所以入口多开在屋顶）。我们眼前是直达地平线的起伏的陶斯高原(约海拔7000英尺)，地平线上有几座锥形山峰（古代火山），高度超过1.2万英尺。我们身后有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河潺潺流过房屋，对岸有一个红土坯房屋的村社，房屋层层叠起，通往居民点中心，颇为奇异，预示了中心为摩天楼的美国大城市的布局景观。沿江逆流而上行走约半小时处，拔起一座巨大而孤立的山，但没有名字。相传山顶出现云雾之日，人们就在那个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仪礼。　　村社的印第安人都极为沉默寡言，在涉及他们的宗教时，更是守口如瓶。他们的方针是对自己的宗教仪礼保守秘密，而且秘密受到了严格保护，所以，我觉得直接提问的尝试毫无希望。在此之前，我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的秘密气氛；文明民族的各种宗教的种种情况，现在都可得悉，其圣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这里，到处呈现出全部教友所熟悉的一派秘密气氛，白人无法得知一二。这一奇异情景令我稍微领略了古希腊埃留西斯的气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为本国所知，从未外传。我理解了鲍桑尼亚斯或者希罗多德的感觉，他写道：“我没有获准道出那个神的名称。”我认为这不是神秘化，而是一种重大的秘密，泄露了它就可能导致一个社区或者个人的毁灭。保住这个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和抗拒统治一切的白人的力量。这种秘密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团结和统一，我相信，作为独特的社团，只要他们的秘密不被亵渎，村社就将会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异的是这位印第安人谈到他的宗教观念时感情发生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近于宿命论者泰然自若的自我节制和尊严。但是，他一谈及关系到他的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掩盖不住的令人惊奇的情绪，这个事实十分有助于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已经说过，直接提问一无所获。因此，在我想要了解本质事实的时候，我就发表一点试探性的评论，同时观察他的伴随着那些我所十分熟悉的动作而来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么紧要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却又全然显示出深沉的激动，泪水频频充满眼眶。他们的宗教观念对他们来说不是理论（这的确必定是十分奇异的理论，竟促使一个男人流泪），而是事实，像相应的外部现实一样重要而激动人心。　　我和比昂诺坐在屋顶上，赤热的太阳越升越高。他指着太阳说：“那不是我们的父亲在走动吗？还能有别的话可说吗？怎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神呢？没有太阳就什么也没有。”他的兴奋心情显然可感，而且越来越强烈；他费尽力气寻找词句，最后惊叹道：“单独的一个人在山里能做什么呢？没有太阳人连火也生不起来。”　　我问他是不是想过，太阳可能是看不见的神造的一个火球。我的问题没有引起惊奇感，更不用说愤怒了。显然，问题并没有触动他，他甚至也不认为我的问题愚蠢。他的反应冷漠。我顿时觉得我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他惟一的回答是：“太阳是神，谁都明白。”　　虽然人人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太阳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这些贤明而尊严的人在谈到太阳时竟受到威势强大的激情左右，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新奇而十分动人的经历。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巍然屹立在这片高地上的几乎高6000英尺的山岭。我悠然想到，这是美洲大陆的屋脊，人们在这儿生活，面对着太阳，就像这些裹着毛毯站在村社最高屋顶上仰望太阳默然沉思的印第安人一样。忽然，一个深沉的声音，因为激情受到抑制而颤抖，从我身后对着我的左耳说：“你不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从这座山上来的吗？”一个年长的印第安人，穿着鹿皮鞋走到我身边，轻盈无声，向我提出这个天知道多么不着边际的问题。我远望一眼从山上飞流而下的河水，看到了造成这一结论的外部形象。显然，全部生命都来自这座山峰，因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问题中，我感觉到与“大山”一语有联系的一种正在涌起的情感，于是想到了关于在山上举行秘密仪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谁都明白你的话是真理。”　　遗憾的是，谈话很快就被打断，我没有能够进一步深探水和山的象征意义。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虽然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宗教，却随时随地都激烈地谈论他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山湖说：“美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安宁呢？他们为什么要禁止我们跳舞？我们要把我们的青年人从学校里接回来送到基瓦（仪礼场地）去把我们的宗教教给他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制造困难？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伤害美国人呀！”沉默许久之后，他继续说：“美国人想要消灭我们的宗教。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安宁？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美国人的。是啊，是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　　从他的兴奋情绪中我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们宗教中某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们宗教所做的事情会造福于全世界了？”他极活跃地回答说：“当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庄重地指了指太阳。　　我预感到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近极为微妙的话题，即这个部落的秘密。他说：“说到底，我们是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凭着我们的宗教，我们每天帮助父亲走过天空。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停止我们的宗教仪式，不出十年，太阳就不再升起。到那时候，就是茫茫黑夜了。”　　此刻我顿时明白了每个印第安人的“尊严”，及其安然镇静神态的依据。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太阳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义，因为他协助天父及一切生命的保护者每日升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种种自我辩白、我们的理性所规定的生命的意义与此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只能见出我们的贫乏。出自纯粹的嫉恨，对于印第安人的天真，我们只能报以微笑，不得不以我们的乖巧来装扮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贫乏，多么褴褛。知识没有使我们丰富起来；知识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神话世界，而我们原来凭之出生的权利是很熟悉这个世界的。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欧洲理性主义，置身于这个孤寂高原山间清新空气之中（高原一侧延展深入宽广的大陆草原，另一侧则通向太平洋），如果我们也把对于世界的翔实知识置于一旁，取代看来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对地平线之外的一切一无所知的境界，我们就能够透彻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观点。“一切生命来源于这座大山”，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他也同样确信，他生活在无边无际的世界最靠近上帝的屋脊之上。他较之其他的人最先听到神祇的声音，他的仪礼会最先及于遥远的太阳。山峦的神性，耶和华在西奈的显灵，尼采在恩加庭所得到的灵感，这一切都是说同样的一种语言的。仪礼竟能够神奇地影响太阳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看来固然荒谬，但是，如果进一步审视一番，就不仅不是不合理性的，而且，对于我们，比最初设想的要熟悉得多。我们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样，也掺合了这一观念，即：特殊的行动，或者某种行动能够影响上帝，例如某种仪式、祈祷，或者神所喜欢的美德。　　人类的仪礼，是对于上帝施予人的行为的答复和反应；不仅如此，答复和反应还可能旨在“净化”，是一种奇幻的强制形式。人类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上帝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作出回答，能够作出某种重要事情回报上帝，这一切会引发出自豪感，因为这种行动把人类个人提高到了某种形而上因素的尊严程度。“上帝和我们”，即使这仅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含义，这种等同做法也是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羡慕的安然静谧的底蕴。这样的人的的确确是适得其所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卢梭　　我参观伦敦温勃利展览会的时候（1925年），那里对于英国统治下各部落的出色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不久以后到热带非洲去旅行一次。　　当年秋天，我和两个朋友，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启程前往蒙巴萨。我们乘的是沃尔曼轮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轮船，同行的有许多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岗位的英国青年。从船上的气氛判断，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而是去闯天下。自然，船上是一派轻松欢快，但是有种严肃的低调也很显然。事实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些旅伴的命运。在后来的两个月之内，几个人在热带死去了。他们死于热带疟疾、细菌性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还曾坐在我对面同桌进餐。另外一个是艾克利博士，以中非大猩猩保护委员会奠基人身份而闻名，这次旅行之前不久我还在纽约会见过他。　　在我的记忆里，蒙巴萨是一个闷热的地方，住着欧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围是棕榈树和芒果树密林。景色极为优美，是一个天然港湾，城市上方高耸着一座葡萄牙风格的城堡。我们在蒙巴萨逗留了两天，傍晚乘窄轨火车前往内地的内罗毕，很快就沉浸在热带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们经过了许多黑人村庄，人们围着小火堆闲谈。不久以后，火车开始爬坡。居民点已经没有，夜变成漆黑一团。气候逐渐凉爽，我随即入睡。旭日东升，白昼到来之际，我醒了。火车裹在一团红色尘埃之中，正在绕着一个陡峭的红色悬崖转弯。在我们上方一块峻峭岩石上，一个细高的黑褐色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倚着一根长矛，俯瞰着火车。他的身旁高高耸立着烛台形的仙人掌。　　这一景象迷住了我，画面尽管全然陌生，超出我的经验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一种极为强烈的似曾相识情感。我觉得我已经感受过了这一瞬间，我从来都是理解这个同我只有时间距离的世界的。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我青年时代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认识这个黑肤色的人，而他等待我已有5000年之久。　　在荒莽的非洲旅行全程中，这一奇异体验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对于这种自古以来人所共知现象的认识，我能记起的还有仅仅一例。这就是我同我以前的上司，欧根·勃罗伊勒教授一起首次观察到了一种心理玄学现象。在此之前我曾想象，如果我见到这种奇幻现象我会瞠目结舌的。但是，这一现象一出现，我却不感奇怪；我觉得这完全合乎情理，视其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对它早已熟悉。　　我不能断言，见到这个孤独黑肤猎人之时我的哪根心弦被拨动了。我只知道，千万年来，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于中午抵达内罗毕；该城海拔6000英尺。这里光线明亮耀眼，使我想起人们每逢从恩加廷谷地冬日的雾霭中走出时满目所见的那种强烈阳光。我感到惊奇的是，火车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所戴的旧式灰色或白色滑雪帽我在恩加廷也见别人戴过，或者自己也戴过。这种帽子人人喜爱，因为上翘的帽边可以折下，像帽舌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中可以挡住寒风，在这里可以遮挡炽热。　　我们常常从内罗毕乘一辆福特牌小车到阿泰平原去，那是一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地。站在一座低矮小山上，这片宽广热带草原气势磅礴的景象尽收眼底。在地平线边缘上，我们远远望见了大群大群的动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马、斑马、疣猪，等等。兽群一面吃草，一面点头，向前移动，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一样。除了一只猛禽的忧郁鸣叫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这是永恒初始的寂静，世界是一向如此的，处于这种非存在的状态之中；在此之前，没有人出现并得知这是一个世界。我离开了伙伴向前走，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在这里我品味了完全孑然一身的感受。我站在那里，我是悟觉到这是一个世界的第一个人，但是这第一人在当时并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创造了它。　　在这里，意识的宇宙意义对我来说变得极为清晰明确。炼丹术士们说：“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艺术使之完美。”人类、我，以一种不可见的创造活动提供给世界一种客观存在，因而把完美的印记打在世界上。我们通常把这一行为仅仅归结于造物主，却没有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异于把生命看作是一架设计精良的机器，它随着人类的精神毫无意义地向前发展，同时遵从着预知、先定的法则。在这样一种毫无意趣的钟表般的设想中，没有人的世界和上帝的戏剧，没有走向“新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计算程序。我想起了我那位村社老朋友。他认为他的村社存在的理由一直在帮助他们的父亲太阳每天走过天空。我曾经羡慕过他，因为那种信仰有充分的意义，但我也一直寻觅我们自己的神话，可却毫无希望。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什么，而且理解得更为深刻：为了完成创造，人是必不可少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个创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观的存在提供给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存在，世界就不会被听到、被看见，只是在寂静中吃、生殖、死亡、点头，达亿万年，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黑夜之中继续下去，直至尚不可知的终结。人类意识创造了客观存在和意义，人类在伟大的存在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不可缺少的地位。　　沿着正在建筑中的乌干达铁路，我们乘火车来到它临时的终端，第64站。工人们卸下了我们的装备。我坐在一个装杂物的大箱子上，里面装的是各种食品，每一种都够一个工人头顶搬运一次的：我点燃烟斗，默想着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带的边缘，从这儿，只有羊肠小道延伸下去，穿过整个大陆。片刻之后，一位年长的英国人，显然是一位牧主，来和我谈话，他坐下，也掏出了烟斗。他问我们到哪儿去，我大致介绍了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地之后，他又问：“你们是第一次到非洲来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50年了。”　　“是第一次，”我告诉他，“至少是非洲的这一地区。”　　“那么，我给你一点忠告好吗？先生，你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人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地方。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就坐下来，不必惊慌。”于是他站起来，再没有说一句话，就消失在我们周围拥挤忙乱的黑人人群之中。　　他的话我听着有些意义，我竭力想象他说这话的心理状态。显然，这些话表现出了他的经验本质：在这里，人不是主宰，不可思议的设想才是。　　我还没来得及理出头绪，两辆大卡车就要出发了。我们一组人连行李挤上去，足足有八个人，我们尽可能坐得稳些。以后几个小时，车一直颠簸，我不可能再思考。下一个居民点比我预想的要远得多：卡卡梅加，专区特派员驻地，也是非洲步兵守备小队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医院，还有——说也奇怪——一座很小的精神病院。傍晚将至，而夜却已经突然到来。蓦地，一场热带暴风来临，雷电大作，大团乌云顷刻化为倾盆大雨，把我们浇得从头到脚湿透；每条小河也顿时变成汹涌的激流。　　午夜之后半小时，天已转晴，我们到了卡卡梅加。我们全都精疲力竭，区特派员在客厅里用威士忌热情接待了我们。炉子里升起活泼可爱的火苗。优雅的客厅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摆着英国杂志。这个地方真是和苏塞克斯乡间房屋一样。我疲惫不堪，全然不知自己是从现实转入梦境，还是从梦境转入了现实。后来，我们还得搭起帐篷，这是第一次。幸而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翌日清晨，我醒来觉得有些发烧，是轻度喉炎，只好卧床一天。因为这一病情，我认识了所谓的“脑膜炎鸟”，倒也值得纪念；这种奇特的小鸟能够正确地唱出一个音阶，但是漏掉最后一个音符，又从头唱起。一个人卧床听这歌声，神经真的被搅得要崩溃了。　　香蕉园里另外一种鸟儿的鸣啭由两种最甜美、最优雅的笛声组成，结尾却伴随了第三个难听的讨厌的音符。“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不过，“钟鸟”的歌声依然显示出一种纯粹的美。它鸣叫的时候，似乎有一阵钟声沿地平线飘荡。　　第二天，在专区特派员协助下，我们集合了一队搬运工人，外加3名土著士兵作护卫。前往艾尔贡山的旅行开始了，地平线上1.4万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映入了眼帘。大车通过较为干燥的、长着伞形阿拉伯橡胶树的草原。整个地区全密密麻麻布满了6～10英尺高的小圆土丘，那是旧的白蚁窝。　　沿路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圆形草顶涂泥小屋，都敞开着，空无一物。夜晚，则在入口处挂灯，以防生人闯入。我们的厨师没有灯，可是，作为补偿，他一个人分得一间很小的草屋，对此他很满意。可是，随即又证明，这对他几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草屋前面宰了我们用五个乌干达先令买的一头羊，为我们的晚餐烹制了极为美味的燉羊肉。晚饭之后，我们正围着火坐着吸烟，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侧耳听去，一会儿像是熊吼，一会儿像是狗吠；接着，声音又变得尖厉，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声。我第一个印象是：这好像是巴纳姆与贝利剧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紧接着，场面变得咄咄逼人了：我们被一大群鬣狗团团包围住，鬣狗显然嗅到了羊血气味。它们上演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会，在火光照耀下，在高高的茅草丛中，它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虽然我们对鬣狗天性的知识相当翔实，据说它不会对人发动攻击，但是我们依然觉得不安全。突然，休息室屋后传来一阵令人胆寒的人的尖叫声。我们抄起武器（一支9毫米曼利契步枪和一支霰弹枪），对着草丛中间闪亮处连连射击几次。我们刚放完枪，厨师就惊恐万状地冲到我们中间，语焉不详地说，一只鬣狗窜进他的屋子，几乎把他咬死。宿营地一片混乱喧闹。这阵喧闹，看样子镇住了鬣狗，它们汪汪着退了场。搬运工们哈哈大笑好长一阵，后半夜很平静，再没有出现麻烦。第二天清晨，地方长官带着两只鸡和一篮子鸡蛋来送礼。他恳请我们再逗留一天打野狗。他说，前一天，野狗把一个睡觉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个神秘之地！　　天亮时候，工人驻地又响起了哄堂大笑声，原来他们在表演昨晚的闹剧。一个人扮演正在睡觉的厨师，一个士兵扮演爬行的鬣狗，凑近厨师，想要咬他。这个活闹剧不知演出了多少次，观众都十分欣赏，笑声不绝。　　从此以后，厨师得了个诨名：“肥狗”。我们三个白人也早已有了“商标”。我的朋友，那位英国人得名“红脖子”——在土人眼里，英国人都长着红脖子。美国人穿一身漂亮服装，外号是“花衣裳”。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灰白头发（当时我50岁），我就是“老头儿”了，都说我已经100岁。在那些地方，上岁数的人很少见，我几乎没见过白头发的人。“老头儿”是尊称，这么称呼我，还因为我的身份是“布吉舒心理学考察队”队长，这是伦敦外事处强加的有名无实的称号。的确，我们访问过布吉舒人，但是，在艾尔贡人当中逗留的时间更长些。　　最明显的是，黑人都表现出他们最善判断他人的性格。他们洞察一切的办法之一在于模仿才能。他们能够模仿人们的表达方式，标志各种意图和目的的手势、步态，而且入木三分，令人叹为观止。我还发觉他们对别人情感性质的理解也十分令人惊异。我常常抽出时间和他们闲谈，他们非常喜欢谈天。就这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这种半官方式的旅行好处很多，因为这样容易雇用搬运工，我们还获得了士兵护送队。护送队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要穿过不是白人管辖的地区。一个班长和两名士兵陪伴我们徒步旅行，前往艾尔贡山。　　地形是向上的缓坡。第三纪熔岩断层标志渐渐增多。我们穿过大片大片茂密的丛林，那里长着高大的凤凰木，开着火焰般的红花。硕大的甲壳虫和色彩斑斓的更大的蝴蝶在林间空地和丛林边缘上翩翩起舞。我们深入灌木林的时候，好奇心大的猴子拨动着树枝。这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不过，我们走过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平坦的紫红色土壤的热带草原。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蜿蜒曲折、急转弯多的土路上前进。我们的行程路线把我们导入南迪地区，穿过南迪森林——这是一片面积可观的丛林。我们平安到达艾尔贡山脚下的休息室；几天以来，这座大山在我们的上方变得越来越高。在这里，只能沿着狭窄的小路向上攀登。我们受到了地方长官的迎接，他是土著大夫的儿子。他的坐骑是一匹小马——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过的惟一一匹马。他告诉我们，他的部落属于马塞人，但是单独地生活在艾尔贡山坡上。　　乌干达总督给我们的一封信早已送到这儿来，请我们保护一位取道苏丹返回埃及的英国女士。知道她会是位意气相投的旅伴，更不用说，总督对我们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自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我提出这一细节，是想指出某种原型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的细微方式。我们是三个男人，这纯粹是偶然的机遇。我曾请求过我另一个朋友和我们同行，那样就有了第四个人。但是情况不允许他接受我的请求。此事足以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或者命定的群体，即三位一体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个来补充完备，这一情况我们在这一原型意象的历史中一再见到。　　既然机会不请自来，我自然欣然接受；我欢迎这位女士参加我们三个男人的小组。她吃苦耐劳，胆大心细，对于我们男人小组来说，证明是一个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组里的一个人患了热带疟疾，情况严重，我们都很感激她运用了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护士的经验。　　攀登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空地由一条明澈清凉的小溪一分为二，溪上还有一个约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水池变成了我们的澡堂。我们的宿营地约在三百码以外，在一个平缓、干燥的山坡上，复有伞形橡胶树绿阴。附近，步行约十五分钟左右，有一个土人村庄，有几间茅屋和用一道荆棘篱笆围起来的小院。这个小村向我们提供了运水工：一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半大女儿，她们都全身赤裸，只配有贝壳制成的宽带。巧克力色褐色皮肤，十分漂亮，身材苗条，动作从容不迫，颇有贵族气派。每天早晨，她们从小溪走来，倾听她们脚镯铃铃作响，颇为悦耳；接着又见她们走出金黄色高茅草，为平衡头上顶着的水罐而拽曳的步态，也很悦目。她们装饰着脚镯、铜手镯和铜项圈，小圆管形的铜制或木制耳环。下唇都用骨片或铁钉穿孔。她们彬彬有礼，每逢见到我们总是羞怯而迷人地微笑。　　只有一事我要简述一下，我没有和本地妇女说过话，虽然有人预料我会这样做。这儿和南欧一样，男人和男人说话，女人和女人说话。不然就意味着谈情说爱了。如果哪个白人乐于此道，就不仅有损名誉，而且要冒“背黑锅”的危险。我观察到几例，颇有训诫意义。我常常听到本地人评论一个白人：“他是坏人。”问他原因，回答总是：“他跟我们的女人睡觉。”　　在艾尔贡人当中，男人们忙于喂养家畜和狩猎，女人们的工作则在香蕉园和白薯、高粱以及玉米地里。在一家人所住的圆形茅屋中，儿童、山羊和鸡也同住。她们的尊严和天性表现于她们在维持生计方面的作用；她们在经营管理中积极合作。妇女平等权利的概念是这种合作失去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原始社会是由一种潜意识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调节的，两种态度都得到了恰当的器重。如果发生紊乱，必须通过一种意识行为来调节，那么，这种潜意识秩序也就遭到破坏。　　回忆一位向我介绍艾尔贡人家庭关系的重要人物，是件愉快的事。他是一个极为英俊的青年，名叫吉勃罗亚特，是部落酋长的儿子，文雅出众，我显然赢得了他的信任。当然，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他并不贪婪，不像其他人什么礼物都要。他时常来看望我，礼仪周全，向我讲述种种趣事。我觉得他有个什么念头，有某种他难于出口的请求。我们结识相当长时间之后，他开口请我去他家作客，此举令我惊奇，我知道他还没有结婚，双亲已经故去。他家指的是他姐姐的家，她是她丈夫的第二个妻子，有四个小孩。吉勃罗亚特很想让我去访问她一次，让她有机会见我一面。显然，在他的生活中，她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我同意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交际方式能够稍稍深入了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正在恭候，”——我们来到的时候，她走出来致意，十分自然大方。她是一个好看的中年妇女，就是说，大约有三十岁。除了必不可少的贝壳宽带之外，她还戴着手镯和脚镯，大长耳垂上挂着一些铜制装饰品，胸前配有某种小动物毛皮。她把四个小孩关在房里，小孩透过门缝张望，发出兴奋的咯咯笑声。在我的请求之下，她把他们放了出来，但是颇费了些时间他们才大着胆子走出。她的风度和她弟弟一样优雅，她弟弟因此举成功而满脸喜悦。　　我们没有坐下，因为除了满是尘土的泥地之外，无处可坐，地上净是鸡屎和羊粪蛋儿。谈话不超出客厅里半家庭式的日常话题，不外是家庭、小孩、房子、菜园。大太太的家产和她接壤，有六个孩子。这位“大姐”的院子离她这儿有八十码。大约在两个妇女茅屋的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顶端，是她们的丈夫的茅屋所在地，在这间茅屋后面约五十码处，有一小间茅屋为大太太长子占用。两个女人各有各的田地。我的女主人显然为她自己的一块地感到骄傲。　　我感觉到，她那仪态中显示的信心和泰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她对自己的完整的认同，她的个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屋、小家畜、土地组成，外加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一项，即她那并非不引人注目的体态。她只是偶尔地提到丈夫。看来他是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不在这儿。目前，他正在某个不知道的地方逗留。我的女主人显然毫无问题是坚定性的化身，是丈夫的依凭。看来，问题不在于他在或者不在那里，而在于她是否能够保持她的完整，为赶着畜群跋山涉水的丈夫提供一个地磁中心。这些“淳朴的”灵魂心中的活动是非意识的，因此是不知的，我们只能从“先进的”欧洲分辨法的比较证明中这样推断。　　我怀疑，白人妇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与其自然完整性（土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火炉）的消失有关，对于白人妇女的日益贫困化这是否是一种补偿；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是进一步的后果。制度越合理，性别的差异就越模糊。同性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部分地是母亲情结的后果，部分地是一种目的性现象（防止人口增殖）。　　我的同伴和我都十分有幸接触了非洲世界，及其难以置信的美和同样难以置信的苦难。我的营地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插曲之一。我享受过仍然是一片原始土地的“神性和平”。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看到过“人和其他动物”（希罗多德）。在我和一切魔鬼之母的欧洲之间，横亘着几千英里。在这里，各种魔鬼对我可谓鞭长莫及，这里没有电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信件，没有来客。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由自在地归返到了原始的宽阔天地。　　每天早晨，我们很容易和本地人闲谈，他们整天蹲在我们营地上观看我们做事，兴趣长久不衰。我的工人领队易卜拉欣教导了我谈天的仪式。所有的男人（女人从不走近）都必须席地而坐。易卜拉欣为我找到部落酋长的四腿红木小凳让我坐。然后我开始发言，提出谈天程序。本地人都能说一种还算过得去的洋泾浜斯瓦希利语；我也努力说这种语言，充分利用了一本小字典。这本小书是他们不断赞美的对象。我的词汇量有限，说话非得简单不可。谈话常常像是一种有意思的猜谜游戏，因此，这样的闲谈大受欢迎。闲谈很少多于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因为人们露出倦意，做出戏剧性的手势说：“唉，我们累坏啰。”　　我当然对本地人的梦很感兴趣，但是，起初，我无法让他们把梦讲给我听。我送给他们都很想得到的小礼物，如雪茄、火柴、图钉，等等，但还无济于事。我不能充分解释他们为什么羞于讲述梦中所见。我猜想是因为恐惧和不信任。众所周知，黑人怕照相。他们担心给他们照相的人要夺走他们的灵魂，可能也同样害怕别人如果知道他们的梦就会加害于他们。不过，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工人，他们都有一本释梦书，旅途中每天都要翻阅。如果对书上的解释有怀疑，他们就要向我求教。他们称我是“知书人”，因为我有《古兰经》的知识。他们认定，我是一个隐蔽的伊斯兰教徒。　　有一次，我们和本地的一位老医生谈话。他穿着一件蓝色猴皮做的华丽斗篷，贵重而值得炫耀。我问起他的梦，他顿时泪水满眶，回答说：“古时候，医生们都做梦，知道会不会发生战争或者瘟疫，是不是要下雨，应该把牲口群往哪儿赶。”他的祖父也做过梦。可是，自从白人来到非洲，他说，谁也不再做梦了。不再需要梦了，因为英国人知道一切！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医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启发本地人的神圣声音已经不再需要，因为“英国人知道得更多”。在过去，医生曾经和众神或者命运的力量洽谈，并给人以忠告。医生曾发挥过巨大影响，正像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一样。现在，医生的权威已被专区特派员的权威取代。生命的价值现在完全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在我看来，在黑人意识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这仅仅是一个时间和黑人种族活力的问题。　　这位医生绝不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有些胆小怕事的老人而已。对于一个已遭破坏的、过时的、无法复原的世界日益加剧的解体局面来说，他是一个活的见证。　　在许多场合下，我把谈话引向神功，特别是仪式和礼节。在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个见证。在村里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座空茅屋前，我看见了一块方圆几码的地方扫得很清洁。其中心放着一个贝壳带子、耳环、各种陶片和一把掘地木棍。我们能够打听到的全部解释是：一个女人曾在这间茅屋里死去。关于殡葬却只字未提。　　在闲谈中，人们以相当强调的语气告诉我，他们西边的邻村人是“坏人”。如果那儿有人死了，下一个村子就得到通知；晚上，遗体被放在两个村子中界点上。邻村把各种各样的礼品送到同一个地点，到了早晨，遗体就不知去向。言下之意是另一个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们说，这种事在艾尔贡人中间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他们的死者遗体是放置在灌木丛中的，让鬣狗在夜间去处置。我们的确没有发现过埋葬死人的任何迹象。　　但是，我听说，人死了以后，遗体要放在茅屋中间地面上。医生绕着遗体走动，把碗中的奶泼在地面上，口中念念有词：“阿伊克·　　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我从早些时候的一次记忆犹新的谈话中理解了这些词的意义。那次闲谈结束时，一位老人突然说：“早晨，太阳一升起，我们就走出茅屋，把唾沫吐在两只手里，对着太阳举起双手。”我请他表演，并且准确解释这种仪式。他们把双手放在嘴的前面，啐上唾液，或用力吹气，然后把手掌向上对着太阳。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往手里吹气或吐唾液。他们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虽然没有得到解释，但我已明白：他们的确仅仅知道他们这样做了，而不理会做了什么。他们自己看不到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是，我们也遵从我们所不理解的礼式，比如为圣诞树点蜡烛，藏起复活节彩蛋，等等。　　老人又说，这是一切民族的真正宗教，全部凯维伦多人、全部布干达人、登山远望目光所及和无限遥远地方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亦即初升的太阳。只有此刻，太阳才是上帝。紫红色西边天上初升的金色弯月也是上帝。只有此刻才是，其他时刻都不是。　　显然，艾尔贡人仪式的意义是：在太阳初升时刻向太阳神顶礼膜拜。献礼如果是唾沫，那是因为在本地人眼里唾沫是一种含有人的魔力、愈合伤口的力量、奇幻和生命力的物质。如果是吹气的话，那是因为它是“罗勃”，即阿拉伯语的“卢赫”，希伯莱语的“卢阿赫”，希腊语的“普纽马”，意义均为风和灵魂。因此，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向上帝献出我活的心灵。这里不用言语的、表演出来的祈祷，用文字译出大意或许是：“上帝啊，我把灵魂寄托在你的手中。”　　除了“阿迪斯塔”之外，我们还听说，艾尔贡人也崇敬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灵，一种魔鬼。他是恐惧制造者，是潜伏着等待夜间行路人的冷风。老人以口哨吹出北欧灾神洛基的旋律，生动表现出阿伊克在高而神秘的灌木草丛中爬行的状貌。　　总之，人们认为，造物主把一切创造得都很好，很美。他本身则超越了善和恶。他是美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是美的。　　我问：“但是那些咬死你们家畜的凶恶野兽呢？”他们说：“狮子好，美。”“你们那些可怕的疾病呢？”他们说：“你躺在太阳光里，那就好。”　　这种乐观主义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很快发现，在下午六点钟，这种乐观主义骤然消失，从日落时起，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阿伊克的世界，即恶、危险和恐惧的世界。乐观主义哲学让位于对鬼魂的恐惧和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恶的祸害的离奇仪式。黎明时分，乐观主义复又归返，没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在尼罗河发源地，我发现了奥西里斯神两个侍者霍卢斯和塞特这种埃及古代观念的提示物，这是一种令人深为激动的感受。显然，这是非洲的一种原始经验，它随着尼罗河的圣水而涌向地中海海岸区域；这就是阿迪斯塔，即初升的太阳，和霍卢斯一样的光明原理；是阿伊克，即恐惧的散布者——黑暗的原理。在为死者所做的简单祭礼中，医生的话和他泼洒的奶把对立的两者结合了起来；他同时对这两种原理作出祭献，这两种原理从其开始统治之时起，就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意义，这是夜与昼的统治，各自延续12小时。但是，重要的是时刻，随着热带地区昼夜典型的突发性，每当旭日第一道光芒像箭一样射出，夜就转化成为充满生命的光明。　　这一纬度的日出现象，每天都再次令我惊奇不已。日出的壮观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在于升起后的景象。我养成了搬出营地小凳，在黎明之前坐在伞形阿拉伯橡胶树下的习惯。在我面前，在一条小山谷谷底，有一条深绿色、几乎是黑绿色的丛林条带，而山谷对面高地的边缘则巍然高耸其上。最初，明暗对比极为强烈。其后，物体显出轮廓，沐浴在亮光之中，旋即，整个山谷似乎充满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而上部的地平线则变成一片雪白，银光闪烁。越益强烈的光线似乎渗入了物体的结构，物体的光辉从内部焕发出来，直至最后闪耀出光辉，像一块一块的彩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火焰般的水晶体。钟鸟的欢歌从地平线上响起。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我置身于寺庙殿堂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神圣的一小时。我观赏这一盛景，或者，饱尝这种永恒的迷醉，无限快慰。　　在我的观察地点，有一个陡峭的岩壁住着大狒狒。每天清晨，它们都几乎纹丝不动地静坐在岩壁边缘上，面对着太阳，而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在森林中漫游、喧闹、尖叫，喋喋不休。像我一样，它们似乎也正在等待日出。它们令我回忆起埃及阿布·辛贝尔神庙中做出顶礼姿势的大狒狒。他们说的都是一件事实：从远古时代起，人就对这位黑暗中发出万丈光芒来拯救世界的大神礼拜。　　在那时候，我明白了，从天地初创时候起心灵里就一直怀有对光明的欲求和一种走出原始黑暗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浩大的夜晚来临，一切都显出了深深沮丧的情调，每一个心灵都被一种对光明的不可言状的渴望所攫获。这种紧张的感觉可以在原始人的眼睛里见出，也可以在动物的眼睛里见出。动物的眼睛里有一种悲哀，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悲哀是与动物的灵魂有联系，还是出自那种仍然是潜意识的存在向我们说话的深刻的信息。这种悲哀也反映了非洲的情绪，对其种种孤寂的感受。这种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种母性的神秘。清晨太阳的诞生对本地人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意义，原因也就在此。光明到来的那一瞬间就是上帝。那一瞬间带来了补偿和慰藉。说太阳是上帝，就等于模糊并且忘记了那一瞬间的原型经验。“灵魂在外徘徊的夜现在已经过去，我们很高兴。”本地人会这样说，但是这已经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与自然界黑夜完全不同的一种黑暗仍在大地上游荡。这种精神的原始黑夜，今天和亿万年来一直是一样的。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艾尔贡山的愉快逗留临近尾声。我们收起帐篷，心情沉重，默念着一定再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悦。在那以后，在卡卡梅加附近发现了黄金，采矿开始，毛毛运动在这些清白无辜而又友好的本地人中间兴起，而我们也经受了从文明梦中的骤然觉醒。　　我们沿着艾尔贡山南坡继续徒步旅行。景色特点渐渐变了。平原的边缘上耸立起盖满浓密热带森林的更高的山峦。居民的肤色更黑，身躯更笨重而高大，缺乏马塞人的优雅丰姿。我们进入了布吉舒地区，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些时候。它的位置海拔很高，我们饱览了宽广的尼罗河谷地美景。从那里，我们又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乘两辆福特牌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我们把行李装上一列窄轨铁路火车车厢，列车每两个星期开往基奥加湖一次。我们登上一艘锅炉烧木柴的蹼轮轮船，经过几次事故以后，才到达马辛迪港。到了那里改乘一辆卡车到了马辛迪市。该市坐落在一块分开了基奥加湖和阿尔伯特尼安查的高地上。　　在从阿尔伯特湖到苏丹境内勒贾夫路上的一个村子里，我们有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地方长官，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在我所见过的非洲人当中，他们的肤色最黑。这一伙人有点令人捉摸不定。尼木累人的首领给了我们三个本地人护兵，但是我察觉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并不融洽。他们三个人一共才有三夹步枪子弹。因而，他们来，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而已。　　首领提议，他在晚上跳舞，我欣然同意。我希望这场舞会显示出他们的友好。到了晚上，我们都很困倦，突然听见鼓号齐鸣，旋即来了约六十个人，雄赳赳的全身披挂着闪闪发光的投枪、木棒和刀剑。跟在他们后面不远，依次而来的有女人和儿童，母亲们还背着婴儿。显然这是一次盛大的社交性集会。虽然酷暑难当，温度在华氏93度（摄氏34度）左右徘徊，还是点起大堆篝火，妇女和儿童在火堆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男人们在外围又组成了一个圈；我以往就见过一群暴烈的大象这样排列。面对这一人多势众的场面，我真不知道是高兴好，还是担心好。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营地上却没有他们的踪影！为表示友善，我把雪茄、火柴和别针分赠众人。男人合唱队开始唱歌，全是强劲有力的战歌，倒也不算不和谐，同时开始摇摆双腿。女人和儿童围绕着火堆欢欣跳跃，男人们跳着舞向前进，挥动着武器，接着后退，然后伴随着野性的歌唱、鼓声和号角声再趋步向前。　　这是粗犷而富有刺激性的场面，沐浴在红亮的火光和奇幻的月色之中。我的英国朋友和我也迈出步子，混杂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起犀牛鞭，这是我仅有的武器，和他们一起跳起来。从他们红光焕发的脸上，我看出他们是准许我们加入的。他们的热情猛然倍增，男女老幼全都跺着脚，大唱大吼，汗如雨下。舞蹈和鼓声的节奏渐渐加快起来。　　在有这种音乐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名副其实的着魔状态。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快到深夜11点钟的时候，他们兴奋得快要出格了，突然，整个局面变得十分奇特。跳舞的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野人，我开始担心该怎么收场。我向首领做手势，意指已到结束时刻，他和他的部落应该睡觉。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乡，萨拉辛的一位表哥，曾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探险，在这类的舞蹈中曾经误中投偏的长矛。所以，尽管首领请求延长，我还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发出威胁，挥舞犀牛鞭，但同时作出笑声，又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语言，使用瑞士德语冲他们大骂起来，说舞跳够了，他们必须睡觉。我的愤怒在本地人看来显然有几分佯装，但是看来却发生了效用。人群又发出笑声，蹦着跳着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听得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呼吼声和击鼓声。寂静终于来临，我们也累得腰酸腿疼，立即入睡。　　我们的徒步旅行在尼罗河畔的勒贾夫结束了。在这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在勒贾夫停泊的蹼轮蒸汽轮船，水位太浅，停泊相当勉强。此时此刻，我强烈感受到了我所经历的一切给我造成的精神负担。千思万绪在我脑海里翻腾不已，我越来越清醒而痛苦地认识到，我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快到了极限。要做的事，是重温我的观感和体验，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凡是值得记录的，我都作了记录。　　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顽固地遵循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单单展现了家乡的情景；这样看来，梦似乎旨在说明（姑且把这些潜意识过程人格化到这个程度），这次非洲之行不是真实的，而是症状性、或者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被严格地排除在我的梦之外。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很长时间才能确定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这是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一个美国黑人。我梦见他正拿着一把大得出奇的又热又红的烫发火剪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理成短发卷，也就是说，理成黑人头发。我甚至感到头皮热得发痛，结果给吓醒了。　　我认为这个梦是来自潜意识的警告，提醒我原始事物是一种危险。但那个时候，我明显地接近于“踏上归途”。我正患沙蝇热，病症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御能力。为了显示黑人对我的威胁，我的潜意识引发了我对12年以前我在美国的黑人理发师的回忆，以防备眼下的黑人。　　我的梦景中这一番奇异行为正如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记录的一种现象。战场上的士兵梦见战争比梦见家园的场合少得多。军队精神病医师认为有一条基本原理，即：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把他撤离前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已不再具有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机能。　　与我卷入非洲的严酷环境情况相同，在我的梦境中，也成功地保存下来一条内部界限。梦境所及，全是我的私人问题。我从这一情况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　　令我惊奇的是，我渐渐猜测到，我这次非洲探险有一种秘密的目的，即逃避欧洲及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甚至以留在非洲为代价；许多人在我之前是这么办的，而且，就在此刻，也有许多人正在这么办。这次旅行显示出它本身很难算是对于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吉舒心理考察队”，缩写是B. P. E. ，杂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对于一个令人困惑问题的探讨，即：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学家荣格会怎么样？虽然在知识方面我有研究欧洲人对原始条件的反应的意象，这个问题却是我一向力求回避的。我渐渐明确的是，这种研究与其说是一项客观的科学项目，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性项目，任何深入研究的尝试都触动了我自己心理的每个可能存在的痛点。我曾不得不承认，促使我决定旅行的几乎不是温勃利展览会，而是欧洲的气氛对我来说太过沉重这一事实。　　我就是在这种思绪中沿尼罗河顺流而下，向北、向欧洲，向着未来奔赴的。航行到喀土穆结束，再往北就是埃及了。这样，我就实现了我的愿望和计划：不是从西面，不是从欧洲和希腊方面，而是从南面，从尼罗河河源地接近又一文化地域。我对埃及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因素的兴趣不如对含米特人对它的贡献的兴趣大。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亦即时间的前进，我在这一点上有所发现。在这方面，我最重大的启发是在艾尔贡人中间发现了霍卢斯原理。那整个的情节，其全部含义，在我于埃及南大门见到阿布·辛贝尔神庙的犬面狒狒雕像时，又骤然浮现脑际。　　霍卢斯神话是关于神性光明新生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必定是在人类文化，亦即意识，首次把人从史前时代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之后开始世代相传的。因而，从非洲的心脏向埃及的旅行，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有关光明的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是和我、和我的心理密切相联的。我理解了这一点，但又觉得没有能力以文字详细阐述。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会给我何种馈赠，但是令人满意的回答、填充空白的经验，就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这要比任何民族学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者猎获物的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要知道非洲会对我发生什么影响，我如愿以偿。　　印度　　133　从印度返回之后，荣格在《亚洲》杂志（纽约，1939年1月和2月号）上撰文两篇：《印度的梦幻世界》和《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两文收入《转变中的文明》。——原注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并不是我自己计划安排的。决定是在应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时作出的。　　在那以前，我读过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许多书籍，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为了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我必须旅行，而我自己却还像消毒瓶中的人体标本一样。印度对我发生的作用，像一个梦一样，因为我依然还在寻求自我，寻求对我自己来说是特有的真实。　　当时我正忙于精细研究炼丹术哲学，这次旅行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我对此项研究极为热衷，所以我携带了1602年版的《炼丹术大全》，其中包含了格拉尔都斯·多尔奈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到尾研读了这部著作。因此，属于欧洲思想根基层次的这份材料，经常与我对欧洲以外思维方式和文化印象取得平衡。两者都源于对潜意识的原本精神经验，因而产生了同样的、类似的，或至少是可比拟的顿悟。　　印度让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生疏的、有高度差异的文化。统领我中部非洲之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文化并没占主导地位。至于北非，我在那里曾有机会和一位有能力用语言表述他们文化的人谈话。而在印度，我则有机会和印度思想的代表人物谈话，并把印度思想方式和欧洲思想方式加以比较。我曾和迈索尔的马哈拉贾的宗教师S.苏勃拉马尼雅·伊埃尔多次谈话，我是他的客人；也和其他许多人说过，可惜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另一方面，我竭力避免了一切的所谓“圣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必须满足自己的真实，不从他人那里接受我自己不能独立取得的东西。我如果尝试向圣人学习，接受他们的真理，我便觉得那无异于盗窃。即使在欧洲，我也不能借用东方学说，我必须从我自身形成我的生命，从我的内在存在告知我的，或者自然带给我的一切来形成我的生命。　　在印度，我主要关注的是恶的心理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印度精神生活一部分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又以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它。在和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的谈话中，我对这一事实的印象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加强，即：这些人善于在不“丢脸”的情况下把所谓的“恶”同化。在西方，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品德问题看来并不像对于我们那样占有首要地位。对于东方人来说，善与恶包含在自然之中，意义深远，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就是同一事物。　　我看到，印度的神性所包含的恶与善一样多。基督徒追求善而屈服于恶；印度人觉得超脱了善与恶，并且力求通过沉思或瑜伽来实现这个境界。我的反驳见解是，如果承认这种态度，那么，无论善还是恶，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界线，而这就造成了某种淤滞。人们并不确实相信恶，也不真正相信善。因而，善与恶最多被视为我的善或者我的恶，被视为任何在我看来是善或者恶的事物；这一情况向我们提出的论据是既奇异又真实：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恶观，或者因为矛盾负担太重而需要超脱，即脱离对立物，脱离万事。　　印度人的目标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超脱的境界。他希望脱离自然。为此目的，他在沉思中寻求无形与空的境界。而另一方面，我则希望坚持活生生地观察自然与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脱离人，也不想脱离我自己和自然；因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即精神与生命，在我看来就像是毫不隐蔽的神性；舍此我还有什么欲求？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而不在于它不存在或不复存在。　　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不顾一切代价的超脱。我不能够超脱我所不具备、我没有做过或经验过的一切。对我来说，真正的超脱实现之日，正是我做完我能完成的一切、我全心全意献身某事、并且最大限度地参与某事之时。如果我半途而废，实际上我就是肢解了我的精神的相应的部分。当然，如果我不能投入某种经验，那大概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那样一来，我就要被迫承认我缺乏能力，而且必须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完成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样，由于我明确承认我能力不足，我就补偿了缺乏积极行动的理由。　　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过他的情欲的炼狱，就等于从来没有战胜这些情欲。因而，情欲就寓于近邻，任何时候，一场大火都可能从中窜出，殃及这个人的房屋。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放任、弃置、忘记过多的东西，那么，我们所忽略的这一切时时刻刻都可能更为猛烈地卷土重来。　　在康纳拉克（奥里萨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学者，他彬彬有礼地提出要陪我去参观一座神庙和大神系列。有一座塔，从塔基到塔顶全部布满了做工精细的淫猥雕刻。对于这个奇异特殊的事实我们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达到心灵净化的一种手段。我表示反对，指了指一群青年农民，他们艳羡这些交合表演，停步不前，看得瞠目结舌。我说，这些青年男子此时此刻未必感受到什么净化，更可能的是脑子里充塞了种种性欲联想。他回答道：“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如果他们不完成他们的羯磨，又怎么能够受到净化呢？这些明明白白的淫猥形象的目的正是唤醒人们认识自己的法，不然这些潜意识的小伙子们会把法忘记的。”　　我认为，谈论青年男人像非发情期的动物那样忘记他们的性欲，是一个奇特的见解。可是，这位圣贤却坚持认为青年男子像动物一样是潜意识的，的确需要及时的告诫。他还说，为此目的，他们步入殿内以前，外面的装饰就提醒他们想着法；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法而完成了羯磨，他们就不能受到净化。　　我们进入神庙殿门时，我的同伴指着两名“女引诱者”，那是两个舞女的雕像，都显示诱惑性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他说：“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不适用于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意识，这类事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对这些农民小伙子们，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和告诫。”　　我们离开大殿之后沿一条林伽小巷走时，他突然说：“你瞧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意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重大秘密。”我感到奇怪，因为我想，每个儿童都看得出来这些石雕的阴茎形象。但是他极为严肃地凑到我的耳根轻声说：“这些石头是男人的阴部。”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这些石雕指的是湿婆。我惊愕地望着他，但是他只是傲然地点点头，好像是说：“是啊，就是如此。就凭你们欧洲人那种无知，你是断然想不出这个道理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海因里希　　·齐默尔，他兴致勃勃地惊叫：“我到底听到了关于印度的真实情况，也算换个口味啦！”　　我参观佛讲经的桑奇佛塔时候，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每当我遇到我还意识不到其意义的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个思想时，这种波动就会涌现。这些佛塔建筑在一座小石山上，走过一条铺在绿草地中间的、令人喜爱的大石阶的小路，就可以到达山的顶峰。佛塔都是陵墓或者圣器储存所，半圆形，像两个大碗倒扣叠落在一起，就像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的描述那样。英国人以最崇敬的精神完成了修复工作。这些建筑物中最高大的一个有围墙环绕，围墙有四个精致的门。走进一座门后向左拐，再踏上一条顺时针方向的环佛塔的圆道，佛像就在四个方位基点处矗立。走完一圈之后，就进入方向一样的更高的第二圈。展现眼前的平原远景，佛塔本身，庙宇的废墟，这片圣地的孤寂宁静等等令我神迷。我离开了伙伴，沉湎在这个地方的主导气氛之中。　　片刻之后，我听见有节奏的锣声由远及近。一批日本朝圣者列队上来，一个跟着一个，每个人都敲一面小锣。他们奏出古老的“莲花里的珍珠，神啊！”祷词的节奏，锣点正好敲在“神啊！”一词上。在佛塔外，他们低低鞠躬，然后入门。进门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伴随着合唱般的圣歌。他们走完了两周圆道，在每尊佛像面前唱出一曲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神思和灵魂也和他们在一起，在沉默中不由得对他们深感谢意，他们的到来奇迹般地抒发了我那无以言表的情感。　　我强烈的激动心情表明，对我来说，桑奇山是某种中心。佛教的一个新的侧面在那里向我展现出来。我捕捉到了作为自性现实的佛的生命，自性展现出来，希求有人格的生命。对于佛来说，自性是高于一切神的，自性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整体和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了固有存在方面及其可知性方面这二者，舍此世界就不存在。佛见到并且把握了人类意识的宇宙开辟性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熄灭了这种光明，世界就沉沦于无。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也承认了这一点，或者在于他能自己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像佛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不过含义完全不同。两者都旨在征服现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顿悟，而基督则是命里早已注定的牺牲者。在基督教中，痛苦更多，而在佛教中，则所见所做的更多。两种途径都正确，但是印度人认为佛是更为完善的人。他是一种历史性的人格，因此易于为人理解。而基督既是历史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来就困难得多。究其根底，甚至对于他自己他都不是易解的，他只知道他必须牺牲自己，而且这一途径是从内心施加于他的。他的牺牲像一种命运的行为一样发生在他身上。佛则享尽天年，寿终而大行归西，而基督作为基督进行的活动，则大约不多于一年。　　后来，佛教和基督教一样，经历了变迁：佛变成了自性发展的形象，变成了人所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实际上也教导说，通过跳出轮回，每个人都可以彻悟，可以变成佛。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一个榜样，是每个基督教徒的完整人格，寓于他心中。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效法基督，个人并不选取自己的通向完整的道路，而只是力图模仿基督所走的道路。在东方，同样，历史潮流导向对佛的虔诚模仿。佛应成为模仿的楷模一事本身就是对他的观念的一种削弱，正如对基督的效仿是基督思想演变中命定的停滞先兆一样。正如佛因为他的顿悟而比婆罗门诸神先进一样，基督也对犹太人呼吁：“你们是神。”（《约翰福音》）但是，人们没有能够理解他的所指。所以，我们发现，所谓的基督教西方，不仅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反而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消灭我们所具有的世界的可能性134。　　134　关于效法基督问题，参见《心理学与炼丹术》第一部。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纳勒斯和加尔各答授予我三个名誉博士头衔，三个城市代表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这当然很好，但稍显过分，我所需要的是休闲。我住医院十天，因而得到了休闲：后来在加尔各答我患痢疾病倒。在有如汹涌大海般的印象之中，这是一个安然舒适的岛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立足之地，以静观万事及其令人愕然的杂沓喧嚣。　　返回旅馆之际，我的健康状况尚属勉强，我做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梦，记述如下。我和我的一大批苏黎世友人和熟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大概是在英格兰南部外海上吧。岛屿很小，几乎无人居住。岛屿狭窄，是约二十英里长的一小片土地，南北走向。岛屿南端沿岸上有一座中世纪城堡。我们这一组观光者站在它的庭院中间。我们面前高高竖起一座堂皇的楼塔，透过大门可见石阶梯。我们设法细看，只能望见石阶上有一个圆柱厅室。厅室有微弱烛光照明。我明白了，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要举行那“圣杯庆典”。这条消息显得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位酷似毛姆森的德国教授对此一无所知。我和他兴致勃勃地谈过话，对于他的学识和有光泽的智慧印象颇深。但是有一件事令我惶惑：他经常谈论死亡的过去，并且旁征博引地讲述英国与圣杯故事及法国渊源的关系问题。显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及其活生生的体现，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的直接的现实环境，因为他那姿态好像是在教室里对着学生讲课。我想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纯属徒劳。他没有看见阶梯，或者厅室里的喜庆光辉。　　我环顾四周，有点束手无策，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座很高的城堡的墙旁边。墙的下半部布满了装饰的格子，不是普通木头的，而是黑铁的，还精巧地铸成了葡萄藤，有叶子、卷须和葡萄串，十分逼真。在横枝上，中间有六英尺空白，上面有很小的房屋，也是铁制，像鸟笼一样。突然，我看见叶子抖动起来；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动，但我立即又清晰见到一个铁制有蹄的小精灵从一间小屋钻进另一间。我很诧异，对教授说：“喂，你看那个，你……。”　　就在此刻，景象中断，梦境骤变。我们，还是原来一批人，但是少了教授，到了城堡之外，置身于一片没有树木的、光秃岩石景色之中。我知道还有事，因为圣杯还不在城堡中，当晚还要举行庆典。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屋之中，那是那里惟一的房子。我们之中有六人动身前往，徒步北上。　　我们长途跋涉几个小时之后，到了海岛最狭窄的部分，我发现原来海岛由一道海水一分为二。海峡最窄处，海水只有约一百码宽。太阳已经落山，夜已降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迹，一片萧瑟，极目远望，没有大树，没有灌木，只有草丛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气很冷，我的同伴都已连连入睡。我思索着怎么办，结论是我必须一个人游泳穿过海峡去取圣杯。我脱去了外衣。这时候我醒了。　　这种本质上是欧洲人的梦境出现的当时，我还几乎没有摆脱强烈深广的印度印象。大约十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圣杯神话还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尽管对于这个传统故事已经积累了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我理解这个诗意的神话和炼丹术对于这惟一真实、惟一妙方、惟一石头的论述两者之间的相符情况之后，这个事实给我的印象愈加真切。白昼所遗忘的神话黑夜继续叙述，被意识贬低成平庸和可笑琐屑之物的强大形象重又受到诗人的承认，又在预言中复活；因此，这些形体也能够“变换形式”，受到善于思考的人的承认。过去的伟大形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消亡；它们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小而轻，力无穷”，隐身的卡比尔进入了新屋。　　这个梦猛烈地扫除了我对印度的强烈印象，又把我推回到了长时间受到忽略的对西方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以往表现为对于圣杯的求索和对哲人之石的探寻。我被从印度世界中拖出，并受到了提示：印度不是我的研究任务，而只是推动我达到我的目标的一部分途径而已，但显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想要在印度做什么？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同伴寻求救世主吧，这是你的急需。你的状况岌岌可危，你正面临毁坏千百年来所建树的一切的直接危险。”　　锡兰135 ，我旅行的最后一段，给我的印象不同于印度。它已经具有某种南海风情，有几分像天堂，人们在此莫不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忙碌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之间，万里无云的天空总要骤然下一场倾盆大雨。我们很快离开该城，深入丘陵的内地。古老的皇城康堤裹在一层薄雾之中，低温潮湿的气候促使花草树木生长繁茂。佛牙寺虽小，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在寺中藏经室中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僧人谈话，观瞻刻在银叶上的佛经。　　135　即斯里兰卡。　　在这里，我目睹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晚祷。青年男女把大堆大堆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我想他们是在向佛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是，佛已经不在了，佛已圆寂，我们不能再对他祈祷。他们的唱词是：‘今生像美丽的花一样短暂。愿提婆同我共享这一奉献的福祉。”　　仪式的引子是一小时的击鼓，在印度寺庙中所说的侍候厅进行。鼓手有五位，方形大厅四角每角站立一位，第五位，一个青年男子，站在中间。他独奏，是一个十分端庄的鼓手。他上身赤裸，深褐色的躯体闪闪发光，佩戴着红花圈，穿着白色长裙，扎着白头巾，双臂上有闪光的镯子。他迈步走向金佛，背着双面鼓去“献乐”。他以躯体和手臂的优美动作，独自敲鼓，鼓音音调奇特，但在艺术上却很完美。我观看他的后背，他站在摆满小油灯的门前。鼓声是腹部和后腹的古老语言，腹部不是“祈祷”，而是促发思绪流露。因此不是对不存在的佛的崇拜，而是已被唤醒的人所完成的自我救度的许多行为之一。　　初春季节，我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脑海里各种印象过多过盛，不想下船去孟买观光，而埋头阅读拉丁文版炼丹术著作。但是，印度并非没有给我留下印记；印度所留下的路径，从一种无限引向了另外一种无限。　　拉文纳和罗马　　甚至在1913年我第一次访问拉文纳的时候，加拉·普拉希达的陵墓在我看来就很有意义，非常引人入胜。20年后，第二次参观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希达陵墓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情绪，内心又一次受到震动。我是和一位熟人去的，我仍然从陵墓直接进入了正教洗礼室。　　在这里，首先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室内弥漫的柔和的蓝光；不过，我对此不觉得奇异。我不想说明光源何在，这种没有明显光源的奇幻光线没有令我感到诧异。我之所以感觉惊奇，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时所见到的窗户现在换成了四幅很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画，极为优美，但是，看来我已完全忘记了这些画。我发觉自己记忆力很不可靠，感到气馁。南面窗上的镶嵌画表现了约旦河的洗礼式；北面窗上的第二幅，是以色列的孩子们渡过红海。东面窗上的第三幅，在记忆中很快模糊了。很可能是纳曼在约旦正被洗去麻风病；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梅里安古版《圣经》，书中有一幅同一题材插画，很像这幅镶嵌画。洗礼室西窗上的第四幅镶嵌画给人印象最深。我们是最后观赏这一幅的，内容是基督向沉没于波浪之中的彼得伸出一只手。我们在画前伫立至少20分钟，讨论洗礼的原有仪式，特别是它奇异的古老观念：其起源与死亡的真正危险有关。这种习俗常与灭顶之灾有联系，因而用以表示有关死与再生的原型意象观念。洗礼原本是名副其实的水中没顶，至少暗示出淹死的危险。　　我对彼得落水镶嵌画的记忆最为真切，而且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蓝色的海水，片片的镶嵌玻璃，彼得和基督嘴里吐出的对话，当时，我曾试图探索话的意义。离开洗礼厅之后，我立即去阿里纳里去买这些镶嵌画的照片，可是没有找到。时间很紧，因为参观短暂，我只好把采买一事推后。我想可以从苏黎世订购。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文纳的熟人代购。他没有能够找到，因为他发现我所描述的镶嵌画并不存在。　　在此期间，我在一次讨论会上谈论了洗礼的渊源概念，并借机提到在正教洗礼所见到的镶嵌画136。 这些画我至今记忆犹新。和我一起去过那里的女士从来就不相信她“亲眼见过的”东西竟不存在。　　136　1932年坦特拉瑜伽讨论会。　　我们都知道，要确定两个人是否、在什么程度上同时见过同一事物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这件事上，我可以肯定说我和她都看到的主要轮廓至少是一样的。　　在拉文纳的感受是我一生中最奇幻的经历之一。几乎无法索解。在关于加拉·普拉希达皇后（公元450年逝世）故事中的一个情节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有一次，在极恶劣的天气中，她在严冬暴风雪中从拜占庭前往拉文纳，她发誓，如果她能够平安抵达，她就建造一座教堂，画出海上的惊险。她没有忘记誓言，在拉文纳建造了圣乔万尼教堂，并且用镶嵌画加以装饰。在中世纪早期，圣乔万尼教堂及其镶嵌画被大火烧毁；但是，在米兰的安勃罗西安纳教堂仍然可以看到表现加拉·普拉希达乘船的草图。　　从我第一次参观起，我个人就一直受到加拉·普拉希达形象的感染，而且感叹她这样一位有教养、有条不紊的妇女怎么能够在一个野蛮成性的王储身边生活。她的陵墓，在我看来，是一份最后的遗产，我从中能够窥见她的人格。她的命运和她整个的存在，对我都是活生生的存在；从她的强劲性格看，她就是我的女性意向的恰当体现137。　　137　荣格把这一幻景解释为通过潜意识达到暂时性新创造，来源于他对原型意象起源的观念。这一具体显现的直接原因，在他看来，在于他的女性意向对加拉·普拉希达的投射。——原注　　一个男人的女性意向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作为潜意识的人格化，它可返归到史前史，并且体现出过去的内容。它向个人提供了他应该知道的关于史前史的那些因素。对于个人来说，女性意向就是过去存在过、至今仍然存在于他身上的全部生命。把自己与它相比，我总觉得我自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野蛮人一样，像一个从无中跳跃而出的造物，既无过去，也无将来。　　在我和女性意向的交流过程中，我的确已经与我所见到的在镶嵌画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危险有过一次小接触。我已经接近于灭顶之灾。我遇到了彼得的境遇，他曾呼救，并且被耶稣拯救。法老大军的命运也可能曾是我的命运。像彼得，也像纳曼一样，我没有受到伤害，各种潜意识内容的整合为我的人格完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人把以往潜意识的内含与意识整合之时，他心中所发生的事是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体验。这是一种无须讨论的主观境界；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一事实不能够怀疑，怀疑也没有意义。同样，我们对于他人也怀有一种特定的感觉，这也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我们所知，能够消除全部这些印象和见解之间差异的更高权威是不存在的。作为这种整合的结果的变化是否会发生，变化是什么性质，仍然是一个主观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实不能用科学办法来检验，因此，在正规的世界中没有地位。然而，这依然是一个在实际中非常重要、后果繁多的事实。无论如何，现实主义的心理治疗医生和对心理治疗感兴趣的心理学家都不能忽略这种事实。　　我在拉文纳洗礼所经历过这番感受之后，确实理解了有些内在的事物看起来是外在的，而某些外在事物也可能是内在的。洗礼所的真正的围墙，我的肉眼肯定已经看到，但是又被某种完全不同的形象所遮蔽，而这一形象是和没有变化的洗礼圣水盆一样完全真实的。但在那一瞬间，哪一个是真实的呢？　　我的情况并非惟一只有此类情形。但是，如果一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形，就不由自主地认真对待——比对待听到或读到的情况更认真。一般说来，对于这类的传闻轶事，人们都马上会想到与该神秘遭遇有不解之缘的形形色色的解释。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确立有关潜意识的任何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潜意识经历许多许多的感受。　　我毕生旅行不多。我一直想前往罗马，但是，我觉得我的确不配享有这座城市可能给予我的印象。庞培城就已经足够，它的印象已经几乎超过了我的接受能力。我是在通过1910～1912年的研究获得对古典古代心理学的某些见地之后才前去庞培的。1912年，我乘船从热那亚前往那不勒斯。船只接近罗马所在纬度时，我站在船栏旁。罗马城就坐落在那里，这是古代文化的传播中心，包容在基督教世纪和西方中世纪的错综根基之中，如今依然烟光缭绕。古典古代世界的辉煌灿烂和残酷无情依然存在。　　我一向钦佩那些本来可以去比如巴黎或伦敦但却去了罗马的人。当然，罗马和其他类似的古城可以从美学上领略一番，但是，如果那里依然弥漫的灵魂在你每走一步都要影响你至深的存在，如果一堵墙或者一根柱子的残躯都以一种立即可以辨别的面目凝望着你，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甚至在庞培，以往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也会展现出来，出乎意料的事物也变得有意识，问题也会被提出，而这些问题却是我所无能为力加以解决的。　　在我的垂暮之年，1949年，我想要补上这一课，但是在买票时突然昏倒。此后，前往罗马的种种计划，便被一劳永逸地束之高阁了。　　十　幻象　　年初，我跌伤了脚，接着心脏病又发作。在潜意识状态中，我经历了暂时精神狂乱和种种幻象，这一情况一定是我徘徊在死亡线上、接受输氧和樟脑液注射时候开始的。许多形象巨大无比，我自己断定我已濒临死亡。后来，护士告诉我：“好像您经历过回光返照。”她又说，这是她在正在死去的人身上偶尔见到的现象。我的确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极限，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我是在梦中还是处于狂喜的状态。无论如何，在我身上发生了极为奇怪的事。　　我似乎是在高空中。在下面，我望见了地球，它沐浴在灿烂的蓝色光辉之中。我望见了深蓝色的海水和一块块大陆。脚下远远的地方是锡兰，前面远方是印度次大陆。我的视野不能包容整个地球，但是其球形轮廓却明晰可见，而且，在奇妙的蓝光之中，其轮廓线边缘闪烁着银光。在许多地方，地球显出彩色，或者有深绿色点，像氧化了的银器一样。在左边远处有一大片荒野，那是黄中透红的阿拉伯沙漠；似乎大地的银色都带上了发红的金色色调。接踵而来的是红海，而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正如在地图左上角一样，我可以约略看到地中海的一角。我的目光主要是伸向那里的。其他的一切，均不清晰。我也能看见盖满大雪的喜马拉雅山，但是，在那个方向上，一切都云雾迷蒙。我一点儿也没有向右看。我知道，我正在飞离地球。　　后来我发现了要到什么样的高度才能有这么宽阔的视野：大约一千英里！在这样的高度上，地球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宏壮优美的景象。　　观察片刻之后，我转过身来。我原来是背朝印度洋站着的，当然是面北。后来，我似乎向南转过身来。新的景色映入眼帘。在近处空中，我看见一大块黑石，像陨石一样。有我的房子那么大，甚至更大。它正在空间漂浮，我也在空中漂浮。　　我曾在孟加拉湾海岸上见过类似的巨石。都是茶褐色的花岗石，有些已被凿空成庙。空中这块石头就是这样的黑色巨石。入口通向一间小前厅。入口右面，有一个黑肤色印度教徒盘腿坐在一个石椅上。他穿着一件白袍，我知道他在等候我。有两级台阶通向这间前厅，内部左侧有通向寺庙的门。无数极小的神龛中都有小碟形的凹穴，灌满了椰油，配有小灯捻；小龛油灯光环围绕着这扇门。我在锡兰康提参观佛牙寺时的确见过此景：大门四周的确排有几列这样的油灯。　　在我接近通向巨石入口的台阶时，一种奇怪现象出现：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消遁；我所注视的、希求的、料想的一切，地球存在的全部幻影，都已消失，或者离我而去，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有一些东西留存了下来，似乎我还保存着我所经历过或者做过的一切，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也可以说：这一切与我同在，我就是这一切。可以说，我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我由我自己的历史构成，我的的确确感觉到：我就是这样。“我是一切存在过、一切业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　　这个感受令我觉得极为贫乏，同时又感觉到十分充实。我已别无他求。我存在于客观的形式之中，我就是我的过去和我的经历。起初占上风的是毁灭感，遭到掠夺或抢劫感；但是，突然之间，这一感觉化为乌有。一切都似乎成为过去；而仅存的又是既成的事实，与往昔的一切毫无关系。对于所丧失、所拿走的东西不再惋惜。恰恰相反，我有我过去感受过的一切，这就是一切。　　还有一事引我注目：接近寺庙时我确信我要进入一间光明的大厅，会在那里遇见我在现实中的同侪。我最终会理解——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我或者我的生命适合于列入哪个历史环节。我将会知道，在我之前存在过什么，我为什么存在，我的生命流向哪里。我所经历的生活对我来说常常像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故事。我觉得我是一个历史片断，对它来说上文和下文都已全付阙如。我的生活似乎是从一长串事件中剪取出来的，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它为什么要择取这一过程呢？我为什么会带来了这些特殊的承诺呢？我把它们变成了什么？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一旦我进入这座石庙，我就会得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那里我会知道为什么一切原是如此而非其他。在那里我会遇到知道以前如何、以后如何这个问题答案的人。　　在我思考这些问题之际，发生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从下面，从欧洲那个方向浮升起一个形象。原来那是我的医生，H博士——或者是他的影像——他头上缠着金链，或者是金月桂花环。我立即认出：“啊，这是我的医生，当然，是他一直给我看病的。但是，现在，他以他的原初形象到来，像科斯138的国王一样。 在生活中，他是这个国王，即这一原初形象的暂时体现的仆从，而原初形象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现在他正以这种原初形象出现。”　　138　科斯在古代十分有名，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所在地，希波克拉特斯诞生地。——原注　　可以推论，我也是处于原初形象之中的，虽然这一点我没有观察到，却视为理所当然。他出现在我眼前之时，我们之间就默然交流了思想。H博士受地球的派遣向我传递消息，告诉我说都反对我离开。我没有权利离开地球，必须返回。我听到这一信息时，就醒了过来。　　我深感失望，因为这一切都显得无缘无故。这种痛苦的脱落过程归于徒劳，我没有得到进入寺庙会见往日同侪的许可。　　实际上，又过了足足三个星期，我才得以下定决心活下去。我不能进食，因为一切食物都反胃。病床外呈现的城市和山峦景色似乎是一幅有黑洞的彩色帷幕，或者是一堆印满毫无意义照片的碎报纸。失望之余，我想到：“现在我又必须返回‘箱子系统’了。”我觉得，在宇宙地平线之外，已经巧妙地建筑起一个三维的世界，每个人都单独地坐在一个小箱子里。现在我必须再次说服自己，这一点很重要！生活和整个世界在我看来有如一座监狱，一想到我必须认为这一切合情合理，就感到无限烦恼。我曾庆幸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一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和其他人一样又被一条线悬挂在箱子之中。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我没有重量，也没有任何东西拖住我。而现在，这一切竟已成明日黄花！　　我对这位医生有种逆反情绪，因为他已令我起死回生。同时我又为他忧虑。“哎呀！我有生命危险！他是以原初形象出现在我面前的！谁要是获得了这样的外形，那就意味着他要死了，因为他已经属于‘更大的群体’了！”突然我又在惊恐之中想到，H博士必须代替我死去。我竭力和他谈这个情况，但是他不理解我。后来，我对他生起气来。“为什么他总是假装不知道他是科斯的国王的臣仆呢？而且他已经具备了他的原初形象？他还竟然要我相信他不知道！”我很恼怒。我妻子责备我对他不友好。她是对的；但是同时我对他很气愤，因为他顽固，拒不提及在幻景中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一切。“真可恶，他得小心着点。他没有权利这么粗鲁！我要警告他，让他小心点儿。”我深信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事实上，我是他最后的一个病人。1944年4月4日——我记得准确的日期——我得到许可从我患病起第一次坐起来，坐在床边上，但是就在这同一天，H博士卧病在床，而且再也没有起来。我听说他正患间歇热。不久之后，他死于败血症。他是一位好医生，有几分天才。不然，他不会以科斯的国王身份出现在我面前的。　　那几个星期，我生活在一种奇异的节奏中。白昼我总觉得压抑。我觉得虚弱、凄惨，几乎不敢稍动。阴郁之中，我想：“现在我被迫回到这个枯燥的世界了。”傍晚时分我总是熟睡，一直睡到午夜前后。然后苏醒过来，醒着躺着一小时，可是精神状态完全异样。我似乎是在一种狂喜之中。我觉得我好像是在空中飘荡，在宇宙深处安然无恙。在一种巨大的空寂之中，然而，心中充满了最高的幸福感。“这是永恒的福祉，”我想。“这是不可言喻的，真是奇妙已极！”　　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欣悦。在夜间这一小时之内，护士给我送来加过热的食物，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什么都能吃，而且胃口很好。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是一个老年犹太妇女，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她正为我制备洁净的祭礼食品。我望着她的时候，在她头部周围似乎有一个蓝色光环。我自己好像正在安石榴园里139， 蒂费莱特和马尔狄丝的婚礼正在举行。我又是犹太法学博士西蒙·本·约斋，他的阴间婚礼正在举行。那神秘的婚礼出现在秘教的传统中。我无法告诉你们那是多么奇妙。我只是不断地默念着：“这就是安石榴园！这就是马尔狄丝和蒂费莱斯的婚礼！”我不知道我在那儿扮演了什么角色。究其根底，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是婚礼。我的至福就是欢乐婚礼的至福。　　139　《安石榴园》是摩西·科多维罗（16世纪）撰写的古老秘教论的标题。在秘教学说中，马尔狄丝和蒂费莱特是神示十层中的两级，上帝此时从隐蔽状态中出现。它们代表上帝头脑中的女性原理和男性原理。——原注　　安石榴园渐渐隐匿了，变化了。接着是耶稣基督的婚礼，在张灯结彩的耶路撒冷。细节我描述不出来。那是永志不忘的欢愉。天使涌至，一片光明。我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婚礼”。　　这也随即消失，接着出现了一种新的形象，即最后的幻景。在一个宽广的山谷里，我走到了尽头，前面是一串起伏的小山。山谷尽头是一个古典式的半圆剧场，坐落在碧绿的景色之中，优雅宏伟。在这里，在这个剧场，正在庆祝神圣的联姻。男女舞蹈家登上舞台，在撒满鲜花的长椅上，众神之父宙斯和赫拉完成了神秘的婚仪，和《伊利亚特》中的描写一样。　　全部这些体验都是明丽光辉的。每夜我都在最纯粹的至福中飘游，“周围簇拥着一切创造的形象。”140 各种主题逐渐混合，失去色彩。幻景一般延续约一个小时，然后我又睡去。早晨来临之际，我就觉得：灰色的早晨又来了，灰色的世界和一个一个的箱子又来了！多么愚蠢，多么丑恶和荒唐！那些内在的境界多么奇异，多么美丽，相比之下，现世干脆就是滑稽可笑的。随着我日渐康复，这些境界也越益疏淡，在初次幻象之后不到三周，已经完全终止。　　140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　　那些幻象时刻的美和情感的强烈，是无法言传的。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宏伟壮观的场面。白昼是何等鲜明的对照：我受着折磨，焦躁不安；事事惹我烦恼，一切都太粗俗，太恶劣，太笨重，在空间上和精神上都太局限。一切都是一种监禁，其原因又无法测度，但是它具有一种催眠力量，一种威压，似乎那就是现实本身；尽管如此，我依然见出了它的空虚。虽然我对世界的信心已经恢复，但是自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全然摆脱这一印象，即：生活是一种被纳入专门为其设计的三维的、箱子状的宇宙之中的存在的积淀。　　另外有一种情况我却记忆得十分清晰。起初，我经受着安石榴园的幻景的时候，我请求护士在她受到困扰的时候原谅我。我说，室内有一种圣洁性，对她可能有害。当然，她不理解我的意思。对我来说，圣洁到来之时，有一种奇幻的气氛，我担心其他人无法忍受。当时我已明白为什么有人谈论圣洁的气味，圣灵的“芳香”。就是这种气味。这个房间里有无法表述的圣洁的气氛，其表象是各种神秘的结合。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竟会有这般的经历。这不是想象的产物。幻象和体验都是完全真实的，毫无主观臆测之处，反而具有一种绝对客观的品质。　　我们避而不用“永恒”一语，但是，我可以把这一经验描述成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狂喜，因为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已合而为一。凡是当时出现的事物都已被置入一个具体的整体之中。一切都没有被扩散到时间之外，一切都不能用时间概念度量。这种经验最多能用一种感觉状态来形容，但是却不能用想象再现。我怎么能够想象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同时存在状况呢？有尚未开始的事物，有无疑现存的事物，有已经完成的事物，但是这一切都是一个统一体。感觉所能捕获的惟一事物是一种总体，一种有光泽的整体，同时包含有对于某种起始的期待，对于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惊奇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物结果的满足或失望。人被卷入了一种不可形容的整体之中，又以完整的客观态度去观察它。　　后来，我又一次观察到了这种客观存在。在我妻子去世之后，我在有如幻景的梦中看见了她。她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直盯盯地望着我。她正值大好年华，可能约有30岁，穿着多年以前我表姐这位降神者为她做的一件衣服。这也许是她所穿过的最美的衣服。她的表情既不高兴，也不悲哀，而是聪明达观，毫无激动的表情，似乎她已经超脱了情感的迷惘。我知道那不是她，而是她为我制作或遣送的一幅肖像。肖像包含了我们最初的结识，婚后52年的种种经历和她生命的终结。面对这种完整的形象，我们无言以对，因为它几乎不能受到领悟。　　在这个梦中和其他幻象中我所感受到的客观存在是业已完成的个性化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脱离各种评价，脱离我们所说的感情纽带。一般地说，感情纽带对人类是重要的。但是，这种纽带仍然包含着某些投射，重要的是抽出这些投射现象，以期达到自我的客观存在。感情关系是欲望的关系，沾染了强迫与束缚，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某种期望；正是这一点，令他和我们不能自由。客观地认识藏匿在感情关系的吸引力，似乎是中心的秘密。只有通过客观的认识才能达到可能的真正的结合。　　这次患病之后，我的工作开始了一个富有成果的时期。我的许多主要作品就是在这一期间写成的。我所获得的顿悟，或者万物归宿的幻象，给了我重新著述的勇气。我不再致力于将我的见解完备化，而是遵循了我的思想活动。这样一来，问题便一一展现并成雏形。　　这次患病还带来另外一种变化。我可以将其解释为对现存事物的肯定：对于一切存在的事物无条件地承认，而绝无主观的抗逆，接受我所见到和所理解的存在环境，接受我自己的天性，而不管我的天性是怎样的。患病初期，我觉得我的态度有些偏颇，我对这一偏颇要负某种责任。但是，如果遵循个性化的道路，如果要过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承担错误；没有错误，生活就不完整。连一分钟都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或者不跌入致命的危险。我们可以设想笔直的道路，但是，那只可能是通向死亡的道路。死后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至少正确的事不再会发生。任何想要走捷径的人，都与死人无异。　　这次病后，我明白了承认自己的命运是多么重要。这样，我们就锤炼出来一个在不解之事发生之时也不折断的自我；这个自我耐久，经受得住真实，也有能力对付世界和命运。这样，经历失败也就等于经历胜利。一切都不受到干扰，不论是内在的方面还是外在的方面，因为一个人自我的延续性已经抵挡了生命和时间的潮流。但是，一个人只有在不去寻根问底地干预命运的安排时才能如此。　　我还认识到，人必须接受作为自己现实一部分的自己内在的、独自形成的思想。真与假的类别当然是常存的，但是，因为它们没有约束力，所以占第二位。思想的存在比我们对它们的判断更为重要。然而，这些判断也不宜压制，因为它们也是现存的思想，构成了我们的完整性的一部分。　　十一　论死后的生活　　关于来世，关于死后生活，我要作的叙述完全是回忆，是我所感知过的形象和一直令我不安的思想。这些回忆也以某种方式成为我的著作的基础；因为我的著作基本上只是对关于“今世”和“来世”相互作用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新尝试。但是，迄今我还没有明确写过死后的生活；如果要这样，我就必须找到我的种种见解的依据，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作。还是听其自然吧。现在我来表明我的见解。　　甚至现在，我也仅仅能够讲故事，讲“神话故事”。也许，人只有在接近死亡时才能得到谈论此题的必不可少的睿智。这倒也并不是说我希望我们有死后的生活。事实上，我宁愿不去抱有这类观念。不过，我必须申明，为了忠实于实际情况，虽然我并不希望，而且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作为，但是这类的思想却在我内心辗转盘桓。我不能断言，这些观点是真是假，但是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如果我不出于某种偏见将其压制，是可以表述出来的。偏见常常损害和挫伤全部精神生活现象。因为我对精神生活所知甚少，我觉得我不能凭借专门的知识来加以陈述。批判理性主义以及许多其他的神话概念，显然已经消除了有关死后生活的观念。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现在许多人几乎都把自己与自己的意识等同了起来，而且想象他们怎样理解自己，自己就是怎样的人。但是，凡是对心理学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理解这种知识是多么有限。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病，它们妄称对一切问题都能提供答案。但是，我们现在的有限知识认为不可能，从而加以排除的许多知识，却还有待发现。我们的时空观念仅仅具有近似的价值，因此还存在着或大或小偏差的广阔余地。鉴于这一情况，我对涉及精神的奇异神话十分注意，同时细心观察我所遇到的种种事件，而无论其适宜于我的理论要求与否。　　遗憾的是，人的神话方面现今屡遭排斥。人不能再创造寓言。结果，人的所失颇多；因为谈论不可思议的事物既重要又有益。这种谈论犹如坐在壁炉旁边、叼着烟斗说一个引人入胜的鬼的故事一样。　　关于死后的生活的神话或者故事的真正含义，这些故事背后是一种什么现实，我们自然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能说明，除了这些故事作为神、人同形同性映射所具有的不可怀疑的价值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因而，我们必须明确，对于超出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是没有可能确认的。　　我们不能想象由全然不同的法律维系的另一个世界，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形成了我们的思想方式，确定了我们的基本的精神条件。我们严格地受到了我们先天结构的限制，因此，我们的全部存在和思维把我们束缚于我们的世界。当然，神话的人要求“超越这一切”，而科学的人则不允许这一切。对于智慧来说，我的一切神话论述都是无谓的思辨。但是，对于情绪来说，这是一种治愈性的、有价值的活动；它可以给予存在以一种我们不想消除的声音。世上没有我们必须消除这一声音的充分理由。　　心理玄学认为，死者显示自己——或者为鬼，或借以他物——死者传达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的事物，这在科学上都是对来世颇有价值的证明。但是，即使存在着证据充足的这类情况，这样一个问题也依然存在：鬼魂或声音是否可与死者认同，是否是一种精神的投射；所描述的事物是否的确来自死者，或者是否来自可能存在于潜意识中存在的知识。　　141　关于潜意识中的“绝对的知识”，参见“共时性：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连接原理”，载《精神的结构和动力学》。——原注　　姑且不管关于这些事物的确实性的理论争辩，我们不应忘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为他们的生活超出现今存在之外还会无限延续，是有重大意义的。他们会生活得更为敏感，感觉更为良好，更觉心地坦然。人们会有数百年的、无法测算的一段时间供自己支配。那么，这种现时的无意义的疯狂冲闯还有什么目的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人就不追求永恒，一想到坐在一团云块上弹竖琴要弹一万年就惊恐不堪！也有一些人在生活中多遭坎坷，或者对自己的存在痛感厌倦，就宁愿彻底断绝存在。但是，就大多数人而言，长生的问题甚为紧迫，甚为直接，而且无法根除，所以，我们必须作出努力，提出某种见解。可是，怎么提出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凭借潜意识，比如梦，向我们提供的启示。我们一般都弃置这些启示，因为我们深信这一问题无法回答。针对这种可以理解的怀疑主义，我提出以下考虑。如果存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我们必然要认为这是智力问题而加以放弃。例如，我不知道宇宙形成是依据什么原因，而且永远不得而知。因此，我就必定要放弃这个问题，认为它是一个科学和智慧问题。但是，如果向我提供一种关于该问题的见解——在梦中，抑或在神话传统中——我则应该予以注意。凭借这些启示，我甚至应该构想出一个概念来，即使这一概念依然永远是一种我明知无法证明的假设，也是无妨的。　　人应该能够说，他已竭尽全力建立关于来世的概念，或者创造它的某种形象，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失败。不作尝试才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因为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遗产：这是一种富于神秘生命的原型，这种原型寻求附加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上来，以求使其完整。理性向我们提出的界限过于狭窄，只允许我们接受已知物——而且限制过多——只允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知的框架之中，正如我们似乎知道生活能延续多久那样。事实上，日复一日，我们都远远地生活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尽管我们不知道，潜意识的生活依然是在我们的内心发展着的。批判性理性统治越严，生活就变得越为贫乏；但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潜意识越多，神话越多，我们就能使更多的生活变得完整。评价过高的理性与政治上的绝对权力有共同之处：在它的统治下，个人贫乏化了。　　潜意识对我们的帮助在于向我们传达事物，或者提供形象性的启示。它具有向我们传达我们凭借逻辑无法知道的事物的其他方式。请考虑一下常常成为现实的同步性现象、预感和梦。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波林根回家时的一次。我带着一本书，但是读不下去，因为火车出发时我被某人落水溺死的影像所控制。这是对于我服军役时发生的一次事故的记忆。整个旅途，我都没有摆脱。我觉得不可思议，想道：“出了什么事呢？真的可能出了事吗？”　　我在埃伦巴赫下车步行回家，这个回忆依然困扰着我。我次女的孩子们都在花园里。他们一家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战乱，从巴黎回到瑞士。孩子们站着，显得闷闷不乐。于是我问：“喂，怎么回事呀？”孩子们告诉我说，最小的男孩亚德里安掉在游艇码头的水里了。那儿水很深，他又不怎么会游泳，所以几乎淹死。是他哥哥把他救了出来。出事的时候，就是在火车里那段记忆向我袭来的时候。潜意识给了我一个启示。为什么不给我关于其他事情的启示呢？　　我妻子娘家一个人死去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梦见我妻子的床是一个有石壁的深坑。那是一座坟墓，而且有某种经典的古代格调。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有什么人正在咽气。一个酷似我妻子的人在坑里坐了起来，向上浮起。这个人穿着一件织进了奇怪黑色符号图案的长袍。我惊醒了，叫醒我的妻子，看了看时间，是半夜三点钟。梦很奇怪，我立即想到，可能有人死了。七点钟，噩耗传来，我妻子的一个堂姊在夜里三点死去。　　常见的是预示，而不是确认。有一次我做梦，梦见我正在参加一个花园聚会。我见到了我姐姐，十分惊愕，因为几年以前她就去世了。我的一位已故的朋友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余的人当时都在世。旋即，我发现有一位我熟识的女士陪伴着我姐姐。甚至在梦中我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不久于人世。“她已经有了标记。”我想。在梦中，我十分清楚她是谁。我知道她住在也塞尔。可是，我一醒来，尽管我绞尽脑汁，也再不能够回忆起她是谁，虽然整个梦境依然历历在目。我逐一回想我在巴塞尔的全部熟人的面容，看记忆中的形象像不像她。谁也不像！　　几个星期之后，我得到消息，说我的一个朋友出了事，而且是致命的。我立即知道，她就是我在梦中见到、但是一直没有辨别清楚的那个人。我对她的回忆十分清晰，包括相当多的细节，因为她在死去之前一年多一直是我的病人。但是，在我努力追忆梦中所见那个人时，惟独她的肖像没有出现在我想象中的巴塞尔熟人肖像画廊之中，虽然她的肖像理应出现在前列。　　如果谁有这种经历的话——我还要叙述其他同类者——他对潜意识的潜力和技艺就会显出某种程度的尊重。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这种信息也可能具有一种主观的含义。它可能与现实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不过，我已经知道，我依据潜意识的这种启示所形成的观点是极富成效的。当然，我并不想写一本关于它们的启示录，可是，我要承认，我已经有了一种鼓励我深入了解全部这个领域的“神话”。神话是科学的最早的形式。我谈论死后诸事的时候，所谈的是内在的启示，而且仅限于告诉你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有人从一开始就会反驳说，关于生命在死后延续的神话和梦，都不过是我们天性中固有的、补偿性的幻觉；一切生命都希求永恒。为了对此作出回答，我能举出的惟一论据就是神话本身。　　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至少精神的一部分是不受空间与时间法则支配的。J. B. 莱因的著名的实验就为此提供了科学证明142。除了有关自发性预见、非空间知觉等等许多例子之外（在这方面我已提出我本身的例子），这些实验证明，精神时常在因果关系的时空规律之外发生作用。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观念，因而还有因果关系观念，是不完备的。世界的完备图景还需要增加一维；只有如此，现象的完整性才能得到一种统一的解释。因而，唯理主义者至今依然坚持认为，心理玄学的经验并不真的存在；他们的世界观会因为这一问题而成立或不成立。如果这类现象出现，唯理主义的宇宙图像就没有价值，因为它不完备。这样一来，现象世界背后的、以其他价值作为标准的现实的可能性，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世界及其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是与这个世界背后或下面的另一种事物秩序有关系的；在这种秩序中，无论是“这里和那里”还是“从前和以后”都不重要。我一直深信，至少我们精神存在的一部分是以空间和时间的相对性为特征的。这种相对性看来是与对意识的距离成比例地增长，直到一种非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绝对境界。　　142　见《超知觉》（1934），《心理范围》（1947）。——原注　　不仅我自己的梦，而且偶尔还有别人的梦，也促成、审订和肯定了我对死后生活的观点。我特别重视我的一个学生，一位60岁的妇女在临死前两个月做的一个梦。她曾经进入过阴间。那里正在上课，她的许多已经去世的女友都坐在前排木椅上。课堂上笼罩着一种期待的气氛。她四顾寻觅老师，但是找不到。显然，她自己就是老师，因为人们死后必须立即讲述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死人们对于刚死的人讲述的生活经历极感兴趣，似乎尘世生活中、空间与时间中的活动和经历具有决定意义。　　无论如何，这个梦描述了尘世间几乎不能找到的最为奇特不凡的听众：从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些人极感兴趣的是毫无奇特之处的人生的最后心理结果；这无非是可能从中得出的结论而已。然而，如果这种“听众”存在于一种相对的非时间之中（在这里，“完结”、“事件”和“发展”都已变成了可疑的概念），那么，他们可能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们自己生活条件中所缺乏的东西。　　在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位妇女非常怕死，竭尽全力驱赶关于死亡的全部思想。然而，死亡，特别是对于日益老迈的人来说，又是某种重大的兴趣所在。这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明确无疑的问题，他必须予以回答。为此目的，他必须有一种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所能展现给他的是他必定走进漆黑的坟墓。但是，神话可以设计出其他的形象，即死人国里有益而丰富的生活图景。如果他相信这些神话，或者以某种程度的信赖态度欢迎这些神话，那么，他就像那些不相信的人一样，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一方面，感到绝望的人正在走向虚无，而另一方面，相信原型的人则沿着生命的轨道前进，将继续在死亡中生活。当然，两者都无法确立，但是，一种人是对抗着本能生活，而另一种则是依从着本能生活的。　　潜意识中的形象也是缺乏信息的，因此，为了达到知识，就需要人，或者接触意识。我开始研究潜意识时，我对莎乐美和以利亚的形象是颇为注意的。不久，这些形象消退，但是，约在两年之后，复又出现。令我十分惊奇的是，这些形象完全没有变化；他们的举止言谈方式依旧，似乎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极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此，我必须再从头开始，告诉他们发生过的全部事情，并向他们加以解释。对于这一情况，当时我也大感诧异。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所发生的事：在此期间，这两个形象沉入了潜意识之中，隐匿了起来，我也可以说，归于非时间状态之中。他们失去了与自我、自我的变化着的环境的联系，因此，对于意识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很早我就得知，我必须教导潜意识的形象，或者不易与其分清的另一组，即“故去的人的灵魂”。我首次感受到这一点，是在1911年我同一个朋友骑自行车穿越意大利北部的途中。回家路上，我们从帕维亚骑车到亚罗纳，即马乔莱湖的下湖，并在那里过夜。我们原来设想沿湖徒步行走，穿过台森直达费多，再从那里乘火车到苏黎世。但是，在亚罗纳，我做了一个梦，它把计划全部打乱。　　我梦见我参加了过往世纪名人灵魂的集会；那感受和后来我在1944年黑石寺庙的幻景相似，谈话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戴着长而卷曲的假发的绅士对我说话，问了我一个很难的问题，醒来以后我已记不清问题的大意。他的话我能听懂，但是，我因为拉丁文掌握得不够纯熟，没能用拉丁文回答。我深感羞耻，情绪低落而醒来。　　醒来后，我立即想到我正在撰写的著作《潜意识心理学》，又想到那个没回答出的问题，痛感自卑，于是立即登上火车回家继续工作。我不能再继续骑自行车闲逛，再浪费三天光阴。我必须工作，以寻求答案。　　迟至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我的梦和我的反应。那位戴假发的人是一种祖先的灵魂，或者死者的灵魂，向我提出问题，可是毫无结果！问题提得太早，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我努力写书，我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我灵魂上的先人向我提问，看来是希望并期待得知他们在尘世未曾得知的一切，因为答案只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才能创造出来。如果问题和答案永远是现成的，随时可取，那我也就无须乎再作努力；在哪一个世纪里答案都唾手可得。的确，自然界的知识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只有在时间成熟的时候，意识才能理解。这个过程，可以设想，就像个人的精神一样：一个人可能对某一事物略知多年，但只能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才能清晰把握。　　后来，在我写作《致死者的七次布道词》时，死者又向我提出了艰深的问题。他们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归来，没有找到所寻求的东西。”这一点在当时令我颇为诧异，因为据传统观点，死者拥有大量的知识。人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死人比我们知多识广，因为基督教学说教导说，在阴间我们将要‘直面相见”。但是，显然，死者的灵魂“所知道”的仅仅是死亡之前的东西，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所以他们才竭力干预生活，以期享有人们的知识。我常常觉得，他们就直接站在我们的背后，等待着听到我们给他们的回答，我们对命运有什么回答。我觉得他们依赖于活着的人，以求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亦即依赖于那些活得比他们时间长、现在生存于变化中的世界的人们：似乎全知，或者，是否可以说，全意识，并不受他们的支配，但是只可以注入活人的精神，注入一个以躯体为依托的灵魂。因此，活人的心理看来比死人的心理至少在一点上是优异的：这就是获取清晰而具有决定意义认知的能力。我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三维的世界，就像一个坐标系统；在现世分为纵坐标和横坐标的东西，可出现在“那里”，即无时间无空间状态之中，像一个具有许多侧面的原初形象一样，或许像一种围绕原型的认知的散乱云团。但是，如果分辨不连续内容是可能的，一种坐标系统依然必不可少。在我们看来，在一种散漫的全知状况下，或者，如果情况使然，在一种无主观的意识状况下，没有时空分界，这种活动是不可思议的。认知，就像生殖一样，包含着一种对立：此方与彼方，上与下，前与后的对立。　　如果死后有一种意识的存在，那么，我认为，这种存在就会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而意识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一个可变的上限。有许多人毕生、而且直到死时都落后于他们自己的潜力之后；更重要的是，落后在被其他人在一生中提高到意识水平的知识后面。因而，他们虽死，却依然寻求他们生前未及获得的那一部分意识。　　我是通过观察关于死者的梦得出这一结论的。有一次，我梦见我去访问一个两周以前死去的友人。这位朋友生前只接受习以为常的世界观，而且一直执著于这样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在梦境中，他的家是在类似巴塞尔附近的图林格山的小山上。一座古老城堡的墙壁环绕着一个由一个教堂和几座小房子组成的广场。这令我想起拉伯斯维尔城堡前面的广场。时值晚秋，古树的叶子已变得金黄，整个景色在柔和阳光下都已变形。我的朋友和他女儿同坐一张桌旁。他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心理学。我知道，她正向父亲谈论心理学。他听着她的话，津津有味，只是随随便便挥一下手，向我致意，似乎是对一位熟人表示：“请勿打搅。”这种致意同时也是一种辞别手势。这个梦以某种我当然不理解的方式告诉我，我受命获取他的精神存在的现实，而此举是他一生未及做到的。　　对于灵魂在死后的演化，我还有另外一次体验，那是在我妻子死后大约一年；有一夜，我忽然醒来，我记得我曾和她一起在法国南部，在普罗旺斯，而且和她在一起整整一天。当时她正在那里从事对圣杯的研究。这一细节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她死的时候还没有完成这一研究。主观性的解释，即我的女性意向尚未结束于她应该做的事，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清楚，我在这方面尚未结束。但是，我的妻子在死后继续工作，以求其灵魂的进一步发展（无论这是怎么设想的）这一见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令我欣慰。　　当然，这类观点是不准确的，会给人以假象，正如投射到一个平面上的形体一样，或者相反，正如以一个三维的形体为依据设计一个四维的模型一样。它们都使用三维世界的术语来向我们展现本身。数学是不惜巨大劳苦创造凭经验无法理解的各种关系的具体表达式的。同样，对于训练有素的想象力来说，通过逻辑原理、以经验资料为基础，亦即，以梦的见证为基础，建立起扑朔迷离之物的形象也是至关紧要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必要陈述法”。此法表现了释梦中的放大原则，但是也可轻而易举地用简单的整数中包含的陈述来展示。　　一，作为第一个数，是单数。但是，它也是一个“个体”，即一元、全一体、个性和非二元性，这就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哲学概念，上帝的一种原型意向和属性即单子。人类智慧应该作出这些论述；但是，同时，智慧受到了一体及其含义的概念的规定和限制。换言之，这些论述是不随意的。论述受到了一体性质的制约，因而是必要的论述。从理论上说，同样的逻辑推理可以用于数的下余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复杂情况迅速增加，数量太多，不易梳理。　　此后的每一个单位数都会引出新的特性和新的修正。例如，数字4的特性是四次方程能够求解，而五次方程则不能求解。因此，对于数字4的必要的陈述就是，它是一个开端，同时又是前一个阶数的末尾。由于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就会出现一个或更多的数学特征，因此，论述会非常繁杂，不能系统叙述。　　自然数的无限序列与单个性生物有无限的数目是相对应的。这一序列同样由个体组成，甚至其前十个成员的特性也代表（如果能够代表的话）从单子中分离出来的抽象宇宙开创论。数的特性同时也就是物质的特性，因此，某些方程式可以预示其行为。　　所以，我认为，不同于数学的论述（即性质不同的论述）同样能够指出超出其本身的无法表现的现实情况，例如想象的产物，这些产物获得普遍的接受，或者因为像整整一级的原型主题一样发生频繁而突出。正如数学方程中的某些因数那样，我们不能说明它们代表了什么物质的现实，同样，在某些神话产品中，我们最初也不知道它们指向什么精神现实。表述热气不规则运动的方程存在很久之后，关于这些气体的问题才得到精确的研究。同样，我们很久以来就具有表现了某种阈下过程的基本神话题材，虽然这些过程直到最近才获得了名称。　　无论在什么地方所获得的最大限度的知觉，我认为，都形成了死人可能获取的最高限度的知识，尘世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人在死亡之际所“带走”的事物如此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只有在这里，在对立物发生冲突的尘世生活中，意识的总的水平才能够提高。看来，这是人的形而上的任务，如果没有“神话解释”，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神话是潜意识认知和意识认知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阶段。的确，潜意识比意识所知道的事物多；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永恒中的知识，一般不涉及现时和此地，不能用智慧的语言表述。只有我们让关于它的论述本身放大，如上面关于数字的例子，它才能进入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察觉到一种新的概貌。这一过程重复出现在对梦的每一个成功的分析之中，颇具说服力。关于梦的陈述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学说式的定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一旦发觉某种“解释的单调现象”，就可知道，我们的方法已经变成教条，因而空洞无物。　　虽然没有方法展示灵魂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有效证据，但是，各种经历会令我们加以思考。我视其为启示，并不擅自将各种顿悟的意义强加于它们。　　有一夜，我不能入睡，总是想着一位朋友的暴死，葬礼是在前一天举行的。我深感关切。突然，我觉得他就在房里。似乎他就站在我的床头，邀我和他同去。我不觉得这是幽灵，倒像是他的内在的视觉形象，我对自己暗暗解释说，这是幻象。但是，坦率地说，我当时曾自问：“说它是幻象，我有什么证据呢？假定它不是幻象，假定我的朋友的确就在这里，而我却断言他只是幻象，这种做法不是十分可厌的吗？”而且我同样也不能证明，他站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幽灵。接着我想：“证明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把它解释为幽灵而以此了事，我提出疑惑，对他未必无益；而且，为了实验的目的，可以赋予他以现实感。”我刚想到这儿，他已走到门口，招呼我随他一起走。这样，我就要和他一同去玩耍了！我原来没有想要这样。我必须再一次对自己重复自己的论点。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在想象中随他而去。　　他引着我出了房间，进入花园，上了公路，最后到达他家（实际上他家离我的房子几百码远）。我进了门，他引我进了他的书房。他爬上一个凳子，指给我看书架上面第二层上有红色书套的五本书中的第二本。这时，幻景中断。我本不熟悉他的藏书，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书。实际上，从下面我无法辨别他指给我看的书架上第二层的书脊的标题。　　这个体验在我看来十分奇异，所以，翌日清晨，我去访问他的遗孀，请问可否到我友人书房中去寻找一点儿东西。书架下面的的确确有我在幻境中看到过的那个凳子，我还没走近，就望见了那五本红封套的书。我踏上了凳子，观看标题。那是左拉小说的译本。第二卷标题是《死者的遗产》。对其内容，我不感兴趣，只有标题，与我的经验联系起来看，才是极为有意义的。　　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做的梦对于我也同样意义重大。她去世的消息是我在台辛逗留期间传来的。我深感震惊，因为消息来得突然。她去世前一晚，我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梦。我在一座浓密阴晦的森林中，原始丛林式的巨树中间到处摆着奇形怪状的大石块。那是一片粗犷原始的景色。突然，我听见一阵尖厉的口哨声，似乎响彻整个宇宙。我的腿打起颤来。接着，灌木丛中呼啦啦地发出响声，一头巨大的猎狼犬张着可怕的大嘴窜了过去。我一看到这头猛兽，浑身上下顿时都凉了。它从我身边掠过，我突然明白了：是荒野猎人命令它去摘走某一个人的灵魂。我惊骇万状，猛然醒来。第二天早晨，我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以前，还没有一场梦令我如此震惊，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表明魔鬼前来抓她。但是，准确地说，这场梦表明，是荒野猎人，或者绿帽人在那天夜里带着他的狼群出外打猎——那是一月份的南风风暴季节。那是瓦坦，即我们日耳曼人祖先的神，把我母亲召唤到她祖先那里去了。消极地说，是返回到了“野蛮的部落”，但是，积极地说，是返回到了有福的人们之中。基督教传教士曾经把瓦坦变成魔鬼。瓦坦本身则是一个重要的神，一如罗马人所正确理解的那样，是一位墨丘利或者赫耳墨斯，一种自然灵魂，以圣杯传说的预言家化身复生，成为炼丹术士所寻求的秘方。这样一来，这个梦的含义就是：我母亲的灵魂是被送进了超出基督教道德领域之外的自性的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了，送进了自然与灵魂的整体之中。在这里，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已解决。　　我立即回家奔丧，乘夜班火车，一路上十分悲痛，但是，在我内心，我却并不悲哀，原因很奇特：整个旅程，我都连续不断地听到舞曲、笑声和欢闹声，好像是车上正在举行婚礼。这与梦境给我留下的惊恐万状的印象形成强烈对照。这里是欢快的舞曲，高兴的笑声，我不可能全然沉溺于悲伤之中。悲哀一次又一次地几乎快要浸没了我，但是片刻之后，我又发觉自己受到欢乐曲调的感染。我的一半感到温暖与欢愉，而另一半则感到恐惧与悲哀；我就是在这两种对立的情绪之中飘忽不定。　　如果我们假设，在一瞬间死亡是以自我的观点来表现，而在下一个瞬间是从精神观点来表现的话，这一奇异现象是能够解释的。在前一情况下，它像是一种厄运，这是它常常留给我们的印象，似乎凶恶而无情的势力像要结束人的生命似的。　　事实上的确如此，死亡确实是一件可怕而残酷的事，这是毋庸赘言的。不仅仅从肉体的变化上看它是残酷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从我们当中被拉走了，留下的却是死亡的冷冰冰的寂静。任何一种关系都无法希求，因为全部桥梁在一击之下全部断绝。理应享受长寿者在风华正茂之年夭折，而凡夫俗子反而活到耄耋之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们无法躲闪。死亡的残酷和无常的真实经验令我们痛苦，从而得出结论：上帝不慈悲，正义不存在，善意无觅处。　　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死亡是一种欢愉的事。从永恒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婚礼，一种神秘的结合。灵魂获得了它那遗失的一半，将要达到完整。在希腊石棺上，欢乐的因素以跳舞的少女来表现，而在埃特鲁斯坎的坟墓上，则是欢宴。虔诚的秘教长在老西蒙·本·约斋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说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婚礼。直到现在，在很多地区，还有在万灵节这一天到坟墓上野餐的习惯。这样的习惯表达了死亡确实是一种庆典的感情。　　我母亲去世前几个月，即1922年9月，我做了一个预示她即将去世的梦。这场梦波及了我父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896年我父亲去世起，我一直没有梦见过他。现在他又一次出现在梦中，宛然远途旅行归来。他显得年轻了，而且表露出他做父亲的权威模样。我和他一起走进我的书房，我觉得非常愉快，因为预计能够得知这么长时间内他一直在做什么。我还欣然期待着向他介绍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带他看看我的房子，告诉他我在此期间的境遇和我的成绩。我也想要向他说一说我近期出版的关于心理类型的著作。但是，很快我就看出这都不合时宜，因为我父亲显得若有所思。似乎他想要从我这儿索取一点什么，我明白无误地发觉了这一点，所以欲言又止，不谈我的关注所在。　　稍后，他对我说，归根结底，我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想听听我在婚姻心理学方面的见地。我准备向他作一大篇讲演，专论婚姻的复杂因素，但是，就在此刻，我醒了过来。我没有能够确切理解这个梦，因为我从未想到它可能指我母亲的去世。只是在我母亲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才明白。　　我父母的婚姻是不愉快的，充满了摩擦、困难和对耐心的磨炼。他们双方都犯过许多夫妇特有的错误。我的梦是我母亲去世的先兆，因为我父亲在走后26年又归来，想要就婚姻问题方面的最新见解和信息就教于一位心理学家，因为不久以后他必须恢复这一关系。显然，由于他处在一种非时间性的状态之中，他的理解并未提高，因此，必须就教于活着的某人，因为活着的人享有已经变化的时代带来的好处，对全部情况会有某种新的理解。　　这个梦的信息就是如此。无疑，我如果探究其主观意义的话，会理解得更深；但是，为什么我正好在母亲逝世之前梦见她的死，而我又没有预见到她的死？这个梦显然是关系到我父亲的，我对父亲有一一种随着我长大成人而日益加深的同情感。　　因为潜意识作为时间空间相对性的结果，比有意识的心理（它只具有它所能及的各种感官感知）具有更好的信息来源，我们在关于死后生活的神话方面就依赖于梦的微小启发和来自潜意识的类似的自发性提高了。我已经说过，我们不能把知识的价值归属于这些幻境，更不用说证明了。但是，这些价值和证明可以当作神话放大的恰当依据，向进行探索的智慧提供其活动所不可缺少的素材。如果割断了与神话想象的媒介世界的联系，心理就会成为僵死教条的俘获物。另一方面，与神话的这类萌芽过多接触，对于意志薄弱和好猜度的心理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被引向把模糊的暗示视为确凿的知识，把简单的幻境当作事实。　　关于来世的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是由灵魂转世的观念和形象形成的。在一个智慧文化高度复杂，又比我们古老的国家里——我指的当然是印度——关于灵魂转世的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就如我们关于上帝创造世界或者存在着灵魂导师的观念一样。有教养的印度人知道我们不赞同这些观念，但是他们不以为然。据东方的灵魂论认为，生与死的轮回是一个无尽头的延续过程，就像一个永远向前滚动、但是没有目的的车轮一样。人活着、获得知识、死去、再生。只有佛才有关于目的的观念，亦即战胜尘世的存在。　　东方对神话的需求需要一种有开始和目标的进化的宇宙创造论。西方人则反对有开始和普通的结尾的宇宙创造论，不能接受一种静态的、独立的、经历永恒循环的观念。而另一方面，东方人看来却能够接受这一观念。显然，对于自然的性质不存在一致的感觉，正如现代天文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没有统一的观点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静态宇宙毫无意义的观念是不可容忍的。他必须设定它有意义。东方人则不需要作出这样的假设：他自己就体现了这种意义。西方人觉得需要完善世界的意义，而东方人则力求在人身上实现这种意义，把世界和存在从自身消除（佛）。　　我想说，两者都是对的。西方人大都是外向的，东方人大都是内向的。西方人投射出意义，认为意义存在于客体之中；而东方人则觉得意义就在其本身。但是，意义是既在外界又在自身的。　　再生的观念与羯磨观念分不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羯磨是否是个人性的。如果是，那么，一个人投生时所具有的先定的命运就表现出了前几生的成绩，因此就存在着人格的延续性。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在投生行为中所获得的是一种客观的羯磨，那么，这种羯磨就是包容进来的，而不是任何一种人格的延续。　　佛的门徒曾两次问他，人的羯磨是否是人格性的。每次佛都避而不答，而且对此问题不予注意；他说，明了此理无助于人解除存在的虚幻。佛认为对其门徒更为有益的是思考人生，亦即，考虑出生、生命、老年、死亡和苦难的原因和作用。　　我的羯磨是否是我过去几生的结果，或者是否是我的祖先们的成就，他们的遗产是否和我与生俱来等问题，我没有答案。我是否是我这些祖先的生命的结合体呢？我是否又把这些生命体现出来了呢？过去我是否以特殊的人格生活过，我在那一生中是否取得长足的进步，今天才能够寻求解决办法呢？我不知道。佛留下了这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他自己也不确知。　　我可以想象，我可能在前几个世纪里生活过，遇到过我没能解决的问题；我必须再投生，因为我未曾完成以前交给我的任务。我死的时候，我的所作所为会随我而去，我是这样想象的。我将带走我所作过的一切。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保证我最后不会空着双手。看来佛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他告诫他的信徒们莫为无益的思辨而浪费时间。　　我的存在的意义就是生活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自己就是向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必须作出我的答案；不然我就要依赖于世人的答案。这是一个超个人的生命任务，我只有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也许这是一个曾经吸引我的祖先的问题，但是他们没能回答。我对《浮士德》在结尾处没有作出答案一点印象颇深，也许原因就在这里吧？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尼采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基督教徒看来感到困惑的生活中的酒神精神方面？或者，这是我的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祖先们的活跃的瓦坦－赫耳墨斯精神提出的疑难谜语？　　我所感受到的我祖先生活的后果，或者是以往某人生活中所得的羯磨，大概也同样是一种客观的原型；这一原型现在紧紧追逐着每一个人，尤其对我紧追不舍：例如神的三位一体在许多世纪中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原理的接触这样一个原型的；或者，对诺斯替教关于恶的起源的仍未明确的回答，换言之，即基督教的上帝形象的不完整性的问题的答案问题。　　我也考虑到了由于某一个人的成就而造成世界产生出一个问题而他必须提出某种答案的可能性。例如，我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可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既然如此，某一个具有我的羯磨的人——或者我自己——就必须再生，以求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答案。也可能是这样：世界不需要这样的答案，我就不会再生，我就当享有几百年的安宁，直到有朝一日，又需要一个人，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且可能重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我想象，一段休息时期可能接续而来，一直到我在我一生中所完成的工作需要重新接续为止。　　羯磨问题对我是模糊的，同样模糊不清的还有人的再生或者灵魂转世的问题。我“以自由和开放的心理”注意听取了有关再生的印度教理，并且细致观察我自己的生存世界，看是否在什么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指明再生的可信符号。当然，我指望在西方找到对于再生信仰的相对繁多的见证。信仰只向我证实了信仰的现象，而不是信仰的内容。我必须从经验上看到它被揭示才能接受。一直到几年前，在这方面我都没有发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情况，虽然我对这样的迹象是细心注意的。但是，近来，我在自身观察到了一系列的梦，这些梦似乎是在一个已去世的熟人身上描写出了转世的过程。但是，在其他人那里，我没有遇到过这类梦，因此没有比较的依据。因为这种观察是主观性的、单一的，我只想提及其存在，而不作深入研讨。但是，我要承认，在这次经验之后，我是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转世的问题了，虽然还不能提出一种确定的见解。　　如果我们假定生命“在那里”继续存在，那么，除了精神的存在之外，我们不能设想其他形式的存在，因为精神的生命不需要空间与时间。精神的存在，尤其是我们在此关注的内在的形象，提供了有关来世生活全部神话思辨的材料，我把那种生活想象为形象世界的一种延续。因此，精神就可能是来世或者死者之国所在的那种存在。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来世生活看起来似乎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逻辑延续。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察、思考和内在形象在人的生活中自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143 当然，这就指出，老年人的精神没有变呆滞或完全僵凝，“妙药制备得太迟，因为耽搁，疾病已入膏肓”。到了老年，人开始让记忆展现在灵魂的眼睛之前，在沉思之中，在过去的内在和外在形象之中辨认自己。这就像是对来世存在的一种准备，正如在柏拉图看来哲学是对死亡的准备一样。　　143　引自《使徒行传》，《约耳书》。——原注　　内在的形象使我免于沉湎在个人的反思之中。许多老年人过多地沉溺于重现往事，他们全部被囿于这些回忆。但是，如果这是投射性的，并且转化成为形象，则反思可能是一种为了跳得更远的后退。我竭力看到穿过我的生命进入世界、又离开世界的那条线索。　　一般地说，人们形成的对来世的概念大都是由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偏见构成。所以，在多数的概念中，来世被描述成为一个愉快的地方。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十分明显。我几乎不认为我们死后都被引导到某一个令人心旷神怡、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去。如果来世的一切都很愉快和谐，那么，在我们和受到祝福的灵魂之间将会有某种友好的交流，而且投生前的状态会向我们映出善意和美来。但是，在死者与生者之间，为什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呢？至少有一半关于与死者邂逅的报告讲述的都是与黑暗幽灵相遇的可怕经历；从规律上看，死者的国度都保持着冰冷的寂静，不为亲人的悲恸所动。　　再略提一下我的不由自主的想法：我觉得世界是极为一元的，对立物规则完全消失的来世不能存在。那里也存在着自然，那种自然就其状貌而言，也是上帝的自然。我们死后将进入的世界是既壮观又可怕的，就像上帝、像我们所知道的全部自然界一样。我不能设想痛苦会全然消失。当然，我在1944年那次幻境中的经历——解除躯体负担，窥测含义——给予了我深厚的慰藉。然而，其中也有黑暗和人情温暖的奇异消失。回忆一下我遇到的黑石块吧！石头是黑色的，最坚硬的花岗岩的。这是什么含义呢？在创世的土地上如果没有不完美现象、没有原始的缺陷，为什么还存在创造的迫切需要、对尚待完成的事物的渴望呢？为什么诸神一点儿也不关怀人和创世、不关怀无限的生死轮回？归根结底，佛把他的“空”与对于存在的痛苦看法对立了起来，而基督徒则希望现世迅速终结。　　在我看来，在来世也可能存在某些局限，但是死者的灵魂只能逐渐发觉解脱状态的界限何在。在“外界”某处，必定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种制约着世界的必然性，寻求结束死后的状态。这种创造性的决定因素——我是这样想的——必须决定什么样的灵魂将再去投生。我想象，某些灵魂觉得三维存在状态比永恒存在更为幸福。但是，可能这取决于这些灵魂从其人世存在中取得多少完满性或者非完满性。　　三维生活的进一步的诱惑力，在灵魂达到理解的某一阶段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既然更充分的理解已经把重新现形的欲望毁灭，灵魂也就无须再归还。在这时候，灵魂就从三维世界消失，而达到佛教徒所说的涅槃境界。但是，如果还有一次羯磨需要安排，那么，灵魂就会再陷入欲望之中，并再次投生，甚至可能因为它理解有某件事情仍需完成方才如此。　　就我而言，造成我投生的一定是一种追求理解的热烈欲望。因为这是我的性格中最为强烈的因素。对理解的这种不知足的欲望，看来已经创造了一种意识，以求得知道存在着什么，什么事会发生，并且从不可知物的微弱启示中把各种神话概念合在一起。　　我们缺乏我们的任何事物会永恒保存的具体证明。我们最多可以说我们精神的某一部分在肉体死后继续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凡继续存在的事物是否意识到了它自身。如果我们觉得必须就这一问题形成某种见解，我们也许可以研究从精神解体现象中所得知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凡是一种分裂的情况表现出来，它都表现成为人格形式，似乎情结对其本身是有意识的。因此，精神病患者所听到的声音是人格化的。很久以前，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人格化情结的现象。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些情结引证为意识延续性的见证。同样，在脑部受重伤之后和精神崩溃严重状态下深深的假死情况中得到的、令人惊奇的观察结果，也符合这一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的完全丧失可能伴有对外在世界的种种感受和生动的梦的经验。因为在这类时刻，大脑皮层即意识中枢是不发生作用的，所以对于这些现象还没有解释。这些现象可能至少是意识能力的一种主观的顽强存在，甚至在显然的潜意识状态下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