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序言，映入我眼帘的是：“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及其发展尚不完全之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一种主观性的印记。”几行之后，其作者把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对我来说已变得很清楚，精神病学才是我的惟一可能目标。只有在这里，我的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流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并冲出一道河床来。这里是经验性的天地，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这样一个天地我一直在寻找着，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变成了现实的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性”时，我便开始作出激烈的反应了。这样看来，我想道，这本教科书部分也是其作者的主观表白。由于他那特有的偏见，由于他的存在所具有的总体性，因而他便站到其经验的客观性的背面并以其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到我老师说起过这样的事。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这类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这几点暗示却给精神病学投射下了一道可使人脱胎换骨之光，使我身不由己地便被它吸引住了。　　决定作出了。当我告诉我那位内科方面的老师我的意愿时，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惊异和失望的表情。我那个老创伤——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且与别人疏远的感觉——又再次开始痛了起来。不过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没有人，甚至连我本人，也从没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偏僻的小径发生兴趣。我的朋友们既感惊诧又想不通，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谋取医学内科这一明智职业那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这一如此诱人且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喜欢上这种精神病学上的胡说八道。　　我明白，我显然再次走进了一条谁也不能谁也不会跟着我走的死胡同。但是我懂得——而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使我偏离我的目的——我作出的决定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是命里注定的事。它就像两条河流汇合到了一处而形成了一股急流，毫不留情地载着我流向远方的目的地。我是一个“两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的这种自信的感觉，如同一个有魔力的巨浪承载着我一样，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考了个第一名。很有典型性的是，在奇迹之路上我一帆风顺，但潜藏着的重大障碍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头，这科目就是病理解剖学。由于一种古怪的错误，在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上皮细胞的显微镜的承物玻璃片上，我却看漏了藏在一个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出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由于这个，我胜利地越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却来了：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却由于最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翻了船。要不是由于这一点，在这次考试中我本可取得最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取得了跟我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其个性我不甚了了且使人觉得很平庸。除了“行话”之外，我无法跟他谈任何别的事情。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报之以令人莫测高深的微微一笑，这种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纳岛43 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神气之下，他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并且在任何情景下均很不相协调。这是否是一种愚蠢呢？但我却从未能证明他是。有关他的惟一确实的事是，他给了我他有着几乎是偏执狂式的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外对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以之作为事情都有对应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的；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及其倾向或“人差”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精神病学在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病人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施疗治者的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让步，二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在于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所特有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人人均具有这种种症状之意。　　43　希腊所属的一个海岛。　　期末考试完毕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让自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了上戏院看戏这一久已渴望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尚无法允许我进行任何这样的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得来的钱现在尚余点儿，这就使我不但得以有可能看了一次歌剧，甚至还得以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比才44 的音乐陶醉了我，征服了我，使我在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而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而进入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之时，《卡门》那优美的旋律仍萦绕我脑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合在一起，使我处身于一种春天般的、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这种气氛的深邃和含义，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有所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里，这却是阴沉的七天，其时是1900年12月的1日至9日。　　44　比才（1838－1875）：法国著名作曲家，著名歌剧《卡门》的作者。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弗劳·雷玛·荣格，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此次拜访，未料却是与她永诀的一次。她是我祖父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有光，生性活泼愉快。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拒绝消亡的各种往事的回忆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正在消亡和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最后一息中。这次拜访是对我童年的怀念的永诀。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太气闷和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市镇之外，别的城镇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便是野蛮人的国土了。我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离开此地的原因，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他们完全猜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被人认出是保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并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交圈子。我对此很为反感，因为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归入某一类人之中。巴塞尔知识界的气氛在我看来是令人羡慕地具有世界性，但传统的习惯势力却使我受不了。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觉出了这种差异。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系不是通过知识界，而是通过商业。然而在这里，其气氛却是自由的，而我是一贯看重这一点的。在这里，一个人即使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的积垢的重压。对于巴塞尔，我时至今日仍有一种淡淡的怀恋，尽管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样子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伯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那些日子。仍然记得在大教堂后面那古老的牧师会会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的那座古桥，仍然记得这桥是半木石结构的。　　我要离开巴塞尔，这对我母亲来说可就不好受了。但是我知道，我是无法帮助她解除这种痛苦的，而她则勇敢地承受住了。她与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是个清秀而病恹恹的人，在一切方面均与我有所不同。她仿佛生来就注定了一辈子得当老姑娘，而她确实也终身未嫁。但她培养起了一种非凡的个性，我对她的处世态度也很钦佩。她不得不经受一次据称是没有什么妨害的手术，但却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当我发现，她已事前把她的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的一个细节，都早已安排妥帖时，我实在深为感动。在心底里，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陌生人，不过我却很尊敬她。我是很爱动感情的，而她却总是显得镇定自若，尽管在内心深处她是很敏感的。我可以想象出来，就像我祖父他那惟一的妹妹经历过的那样，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怎样打发她的时日的。　　我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工作开始了，生活也便具有一种要求人必须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头脑清醒、认真负责等。它犹如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等于屈从于只相信大概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奇异的和有意义的一切，及把一切超尘绝俗的东西变成平庸无奇的凡品的誓言。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表面，有的只是没有连续下去的开端，有的只是没有相关性的事件，有的只是范围越缩越小的知识，有的只是据说是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的远景，有的只是日常事务那无边无岸的沙漠。一连六个月，我把自己关禁在那犹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为的是要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便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开始一页页地读了一遍。我想要弄清楚，人类的心灵在面对其本身的毁灭情境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在精神病出现之时是如何支配那所谓的健康头脑的那种生物学反应的。我的同事们在我看来，也跟病人那样使我发生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那些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字，并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获得些教益，二是为了好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一心一意扑在工作研究上，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几乎不用说便使我与我的同事们疏远了起来。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是多么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想参透其玄机了。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所谓正常性的病理变异却迷住了我，因为它使我获得了久已渴望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那具有总括性的心灵了。　　那时候，这些便是我开始我那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我客观的生活得以从中产生出来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超然于我自己并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自己命运的欲望，也没有这种能力。我是乐于去犯或者编织一个本来应该如何如何的幻想，或写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这种人所熟知的自传作品的错误的。总而言之，人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法自行判断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坏，得由他人来作出这种判断。　　四　精神病治疗活动　　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时期。左右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是下面这样一个急迫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个我当时并不了解的问题，我的同事们中也没有谁关心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并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即其个性，是毫无关系的。相反，医生带着一长列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及详尽记录的各种症状来见其病人。病人们被定性分类，诊断书上也盖上了橡皮图章，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便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不管怎样，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便变得对我极为重要了，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对我来说，他的观点指明了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的道路。尽管他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进了精神病学。　　我仍然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那时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的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妇女由于患“忧郁症”而被收进了这所医院。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仔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验及体格检查之类。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用人们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在我所在的那个部门里。开始时，我并不敢对这一诊断结果表示疑问。我那时尚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而便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使我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症的事儿，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便决心施用一下我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着手与病人一起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所做的各种梦。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所没有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凄惨的故事。　　在这妇女结婚之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他是邻近那地区所有姑娘们所感兴趣的对象。由于她长得很漂亮，她便认为自己把他搞到手的机会极大。但他表面上却对她毫无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谈起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之时，某个人——您那位某某先生（那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却吃惊非小。”就是这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导致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她的孩子洗澡，先给她那四岁的女儿洗，然后再给她那两岁的儿子洗。她住在乡下，那个地方的水源并不十分卫生；喝的倒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却用的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这小姑娘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啜那海绵，但却没有制止她，她甚至还给她那小儿子一杯这种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全是潜意识的，或且只是半意识到了。因为她的脑海里已受到那刚产生的抑郁症的影响。　　很短时间之后，在这病症的孕育期已过去之后，她那女儿得伤寒病病倒并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上明珠，那小儿子却没有受感染。在这个时候，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这女人于是便被送进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谋杀犯，而她那秘密的详情，我也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事情马上就大白了，这就是她那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发生性扰动，而不是患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在疗治方面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呢？直到这时，这个妇女一直被注射麻醉剂以克制她的失眠症，同时还有人监守她以防止她企图自杀。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体质上说，她的健康情况尚好。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挑明了呢？我应该负担起这主要的责任吗？我遇到了职责上的矛盾冲突，在我的经历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一个良心方面的问题需加以回答，而且还得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是要求我的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警告我说：“看在老天的面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去说呀。这只会使她疯癫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其效果却很可能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并不存在明确的法则。一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那样回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潜意识的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所冒的个人风险：这病人要是病情加重，我便会使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其结果难以逆料的一种疗治。我把我通过联想试验所了解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我这样做，其困难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断然地指斥一个人是个杀人犯可并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这种指斥并接受它的病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结果却是，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可以放她回去了，而她从此也再也没有进过一次精神病院了。　　关于这个病例，我之所以对我的同事们守口如瓶还有其他原因。我担心他们会对它加以讨论并有可能引起诉讼问题。当然了，对这位病人不利的证据倒是拿不出来，然而进行这样一种讨论对她来说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命运对她施加的惩罚已是够惨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进行赎罪。这在我看来显得更有意义。在她出院时，她是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而离开的。她是不得不背着这个负担啊。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够可怕的了，而她的赎罪行为则在她患了抑郁症并被监禁在医院里时便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里，在许多情况下，病人来就诊时都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故事的，而这个故事一般来说都是无人知晓的。我觉得，只有对这一完全纯属个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对病人的治疗才算真正开始。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他在其上撞了个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秘藏的故事，便等于掌握了治疗的关键了。医生的职责就是去找出弄清这个关键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是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道路，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触也有同样功效。在治疗上，问题则总是从病人的整体而绝不是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深刻触及那整个人格的种种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我保持了有四年之久。尔后，在1909年，我却不得不弃了此职，原因是这时候我在工作上获得了越级提升。在这几年期间，我私下里给许多人看过病，日常的工作也就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保住了教授之职，直至1913年为止。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课程及蛮族人心理学。这些便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头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授催眠术，也讲授雅奈和弗劳内伊45 的理论。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便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了。　　45　雅奈（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劳内伊：不详。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往往喜欢对给学生进行示范教学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　　有一天，一个显然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年已五十八岁，是拄着拐棍前来的，跟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而吃尽了苦头。我让她坐到一把舒服的椅子上，然后便要求她讲一下她的病史。她开口给我讲了起来，但这整个病史是多么可怕啊——她把那病的整个很长的故事极详细地讲了出来。最后，我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进行催眠吧。”　　我这句话几乎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并进入到深深的沉睡之中——丝毫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惊异不已，但却没有搅扰她的安睡。她继续不停地说下去，而且还讲到了最令人惊异的各种梦，讲到了代表着潜意识的极为深刻的体验的各种梦。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状态。这种情境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却原本准备对她施行催眠呢！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便再次想把这位病人弄醒，可是她就是醒不过来。我震惊了：我忽然想起，有可能我出于无心地深入到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之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弄醒了。与此同时，我不敢让我的学生们看出我的神经紧张。当这位女人醒过来后，她觉得头昏和糊糊涂涂。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大声喊道：“这下我可治好啦！”然后她便扔掉拐棍并能够行走起来了。我尴尬得面红耳赤，却硬着头皮向学生们说道：“你们现在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大奇效了！”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这就是我的其中一次体会。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确实给治愈了，并且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求她让我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被治好了这一事实。　　第二年暑期那个学期，在我进行第一次授课时，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说背部产生了剧痛，而这，据她说，还只是最近才开始有的。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某种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开设这一讲座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她发生过什么事，也提不出一点儿解释生这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这背疼正好发生在那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这则通告的那个时刻。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不明白那奇迹般地治愈了她的病的其中原因。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动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疼便没有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挽留下来，为的是打听一下有关她的生活的更多实情。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的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的那部门里治疗。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她用的是她那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她那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的。他是她的独子。很自然，她本希望有一个才华出众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儿子，岂料他却在很小的时候便得了精神病，这对她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并代表着她希望她儿子所成为的一切。她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到了我身上。她把我认作了她的干儿子，并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响当当的声誉，实际上得归因于她，我有了第一批私人性的病人，这也得归功于她。我的心理疗法竟始自一位让我取其有精神病的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母亲！自然喽，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的事情，连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理解地接受了这一点，而她的病也从此没有再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疗治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认真地对待她及我对她及她那儿子的命运的关心则表示极为感激。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开始时，在进行私人诊疗时，我同样也采用催眠的办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实际上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你绝不可能知道病情的改善或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进行工作，我总是感到内疚。我也不喜欢自我作出决定说病人应该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知道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导到何处去。为了找出这一点，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及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乃是必要的。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疗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的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了几个学生来一起工作，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即联想）的调查研究。大弗兰茨·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当时正在写他那论述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46 有关的联想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则在写我的论文《论从心理学角度对事实的确定》47 。在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卡尔·彼特森、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是在美国期刊上发表的。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导致后来我在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讲学邀请，到那里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与此同时而且也与我无关，他们也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头衔。　　46　精神流电疗法反射指在皮肤上的电阻有暂时性明显降低的现象，这种情形产生自由于精神兴奋而导致的汗腺活动的加剧。——原注　　47　此文发表于《精神病学研究》，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原注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是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的主要原因。很快，那个国家的许多病人便前来找我治疗了。在这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仍然记得很清楚。一个美国同行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随病人带来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预后是“无法治愈”。我的那位同行怕我在疗治上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便同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那里求治。那患者前来求诊了，我与他谈了一阵子之后便发现，这个人患一般性的神经官能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上的起因他却只字不提。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mother complex）的各种影响的折磨。他出身自一个富有而有名望的家庭，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这当然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喝酒过多，而喝酒则是他极力想使自己处于麻痹状态，好忘记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作用。　　他母亲是一个大公司的拥有者，而这位智力非凡的儿子则在这公司里占据一领导者的职位。他确实早应挣脱从属于他母亲这种压迫性处境，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抛弃掉这一优越的职位。这样，他便使自己一直受制于他母亲了，受制于把他安置在该公司里的她了。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或只好屈从于她对他的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身上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让自己受到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停止了喝酒，并觉得自己已经被治愈了。但我告诉他：“要是您重新回到您以前的情境，我不敢担保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当他重新处于他母亲的影响之下，他又再次开始喝起酒来了。为此，在他母亲于瑞典停留时，她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头脑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欲迷”。我明白了那儿子不得不进行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是没有力量加以反抗的。从体格上说，他也十分柔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列了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她儿子的酗酒已使他无法完成他那工作的各种要求，并建议把他加以解雇。我的建议被接受了——而那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事，对一个医疗界的人来说，这件事按常理来说是会被认为不合伦理道德的。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缘故，我是不得不采取这个步骤的。　　他后来的发展情形如何呢？从他母亲那里独立开来以后，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作出了光辉的成就——尽管，或正因为我给他开出了这一剂烈性的药的缘故。他的妻子为此很感激我，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老毛病，而且还开拓出了他自己个人的道路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多年来良心上一直有一种犯罪感，原因是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而且确实如此，他一旦解脱出来了，他的精神性神经病也就消失了。　　在我挂牌行医时，人的精神对于潜意识地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反应的方式不断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到底，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不意识到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似乎表现得对罪恶极有意识的状态。　　我还有与此相似的、使我永志难忘的一个相似的病例。一位夫人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只想就诊一次。很明显，她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人物。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一种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了她的那位至友，原因是她自己想嫁给她这位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要是谋杀不被人发现，她是不会感到不安的。她要嫁给这个男的，而最简捷的办法便是除掉她的这位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事实上，她确实与这个男的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便死掉了，年纪还相对地年轻。在尔后几年期间，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便设法离开了她。这女儿年纪轻轻的就结了婚，然后就搬到别处她见不着的地方去了，越搬越远，直到这母亲失去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为止。　　这位太太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极为喜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乘骑时开始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要把她摔下马来。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从此之后，她便转爱起她的狗来。她养有一只她极为喜欢的不同寻常的漂亮的猎狼狗。仿佛像是命里注定了似的，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的得了瘫痪症。至此，她可以说是不幸之极了；她感到，她在道德上完全破产了。她要向人坦白，于是她便来到我这里了。她是个杀人犯，但比这还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犯这种罪的人也就把自己的灵魂毁灭了。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某个人犯下了这种罪行并且给捉住了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是他是暗中干的，而道德上又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并且一直没被发现的话，惩罚却仍然会如这个病例所表明的那样，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一样。　　由于谋杀了人，这个女人便落进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也变得对她疏远起来。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我参与了她这一秘密。她是得有某个不是杀人犯的人来参与她这一深藏心底的秘密的。她要找到某个不带偏见地接受她的坦白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她便会再次取得犹如与人类建立联系的某种结果一样。而这个人应该得是个医生而不是那种职业性的忏悔牧师。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听她自白的牧师是心存疑忌的，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行为。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而这种判决又是如此厉害，因此她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任何进一步的谴责了。　　我一直未能查出她是谁，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不免问自己道，她到底可能落了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她的自白并不是她的旅程的终点啊。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完全孤独的情况，她竟能继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能给医生提供某种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往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所受的痛苦，而只有到了这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生作用。有一个病例极为有力地给我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室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约已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了。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是怎么住进了医院的，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光了。只有已在这间医院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一位护士长，才仍然记得点儿有关这个病人的一些往事。这个老太太现已不会说话，只靠流质和半流质食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沾上了食物后让它慢慢从手指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吃一杯牛奶得花上几乎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手臂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自这些动作的用意何在。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性程度我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仍然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便被用作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紧张症形式的病例，但这对我却不表示有什么意思，因为这种话丝毫无助于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的起因和意义。　　这一病例留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当上了助理医师时，我觉得，对于精神病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一无所知的。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我的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极不自在，因为他们是满脸胸有成竹的样子，神气活现，而我却是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在病人的头脑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些事情却仍然一无所知。我在这里所从事的这一职业，我却一点不内行！　　一天傍晚，时间已经很晚了，当我穿过病房时，我看到那老太太仍然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便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去到那位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一向是这样。“不错，”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我于是再次翻阅了她那发了黄的病历，确实无疑，上面有一段话，大意是她有做鞋动作的习惯。过去，鞋匠往往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精确地以这样的动作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时至今日，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去世了，她的哥哥于是前来参加葬礼。“您的妹妹是怎么神经失常的呢？”我问他道。他告诉我说，她本来与一个鞋匠相爱，但后者却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与她断绝关系后，她便“出事”了。鞋匠的动作实际上是表示她与她那恋人的认同，这一认同一直持续到她的去世。这个病例告诉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这开始，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的具有着含义的种种联系。　　另一个病人的往事给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那种种“没有意义”的妄想的背景。从这个病例中，我才得以首次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病人名叫巴贝特·某某，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48。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作了有关她的病的讲座。　　48　参看《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及《精神病的内容》，两文均载于《精神病的心理发生》。——原注　　她出身自苏黎世旧城，亦即出生自那些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的一个贫困不堪的环境里并在一种卑贱的环境里长大成人。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带有典型夸大狂特征的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当我见到她时，她已住院二十年。她被当作直观教学课的实例而给好几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的不可思议的过程。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性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并尽说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极为疯疯癫癫的话。我尽了最大努力企图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的含义。比如说，她会说道：“我就是罗累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们每当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便总是说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可无从知道。”49或者她会号哭道：“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这，我发现，其用意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指责。”突然爆发出的荒唐话如“我是双料的不可取代的工艺学校”、“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提亚的特别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给全世界供应面条”等等则意味着她那增大了的对自己的估价，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49　这是海涅著名诗歌《罗累莱》中的第一行。——原注　　我着迷于巴贝特和其他这种病例的研究使我相信，大多数我们至今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却并非像乍听之下那么疯癫。我不止一次看出了，即使就连这种病人，在其背景处依然存在着必须被看作是正常的一种人格。也就是说，这一人格在袖手旁观着。偶尔的时候，这一人格——通常是通过各种声音和梦的方式——也可以作出完全合乎理智的评论和反对意见。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到前景中来并使病人显得几乎像正常人的样子。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十分清楚地给我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而只能对之表示关怀。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上他无法希望能够治愈的病人的，对于这种病人，他只能为他把通向死亡的道路弄得平平整整。她听见了散布于她整个身体各处的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我对她说道，话一说出我便对自己的勇气表示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很有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便得以很好地对付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她于是便带来一本很旧的、破破烂烂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来了；我每次巡视，便得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第二次，我便又得对她进行这种考验。我一连这样做了大约有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给她布置这样的作业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便得以保持活跃状态，于是她便不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到使她精神分裂的梦境中去了。这一结果是，经过约六年后，以前本来周身存在的各种声音，这时便退缩到她身体的左半部了，而右半部的声音则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加倍地增强，而是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其结论只能是，病人被治好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了。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作用。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妄想狂病人的思想和幻觉是包含有一丁点儿意思的。在精神病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的。要是我们不了解它们，那么过错在我们身上。我这时忽然第一次明白过来，人格的一般性的心理，是隐蔽地潜藏在精神病之内的，而甚至就在这里，我们仍然遇到了那古已有之的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不仁和悲怆，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仍然在活跃地活动着，而含有意义的东西，要比乍看之下所具有的要更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毫不了解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自己的本性的基础。　　我向来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如此之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费心思去弄清楚幻想的含义，或且想到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样一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或者，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被耶稣会会士所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而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像这种情形，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看来是完全不感兴趣的。这些幻想只是以某种属名如“受迫害幻想”等而被堆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地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今天却几乎被人所遗忘掉了。在这个世纪之初，我已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非只是刚刚被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的确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开始把心理学引入到精神病学中去。　　当我还在这个医务所工作时，在处治我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难免被人指斥为漠不关心和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人认为是不治之症。要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了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这个病人患的并非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当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探访我时，我把巴贝特这个病人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您到底怎么竟愿意对这个其丑无比的女人花上这么多个小时和这么多天呢？”我一定给了他令他很不高兴的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有点儿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家伙，因为她竟有这么可爱的妄想并说些这么有趣的事情。而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时，人性毕竟还是透过怪诞异常的胡话的浓云中透射了出来。从治疗方面来看，在巴贝特身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到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的人格并对其表示关怀的做法是能产生为时长久的疗效的。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是他们的悲惨的毁灭，心灵的另一方面由于背向我们，因而其活动我们便几乎无法看到。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时年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被她哥哥诱奸，后又被她的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便自动与他人疏远，退缩进孤独之中。她避不见人，到了最后，她所剩下的惟一感情关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日益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尔后便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拒绝进食，并变得完全缄默起来（就是说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之中。　　经过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我才慢慢地说服了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许多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首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把她送到了月亮下的一个居处，这个地方还居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们和妻子们。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劫夺并杀死女人和孩子们，因此月亮上的人类便遇到了灭绝的威胁。月亮下面居住着占月球人口半数的女人，原因就在这里。　　我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些事情，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便等待着这个吸血鬼出现在她为之专门建造的一个高塔的平台上。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这个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大黑鸟那样拍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藏在她的长袍下面的一把杀牲献祭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飞临，突然之间，它已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双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这些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惊奇得很，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便很想看一下它到底长得像个什么样子。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具有天神般美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它那带翅膀的双臂像铁钳那样紧紧夹住了她，因而她便再也无法挥动她那刀子了。总之，她完全被这吸血鬼的容貌给迷住了，因此总是无法挥刀杀它。它把她从平台上提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作过这种揭示之后，她便再次能够不受拘束地说起话来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露出来了。看起来好像是我制止了她返回月亮上去似的，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生活在那里也富有意义。不久之后，她的紧张症又旧病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到了一所疗养院。好一阵子，她简直疯癫之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慢慢地，她明白过来了：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于是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于是便又再次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室里看望她并对她说道：“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什么好处；您绝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极为悲怆。这一次，她在那里呆了不多久就又出院了，从此便乐天安命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干了一阵子护士。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有一次稍为粗暴地责备了她几句话，结果她拿出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走运的是，这个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件事表明了，她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带着把左轮手枪的。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带着支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在我最后一次会见她时，也就是在那次治疗的结束之时，她把那支枪交给了我。当我吃惊地问她准备用枪干什么时，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把您打倒！”　　当这次开枪射击的激动平静下来之后，她返回到了她的家乡。她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还幸存了下来，旧病也从此再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种种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些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她便有了乱伦关系，这种情形造成她在世上其他人的面前自感耻辱，但在幻想的王国里她却感到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因为乱伦从传统观念来看是只有王室和神才拥有的特权。这种事情的结果便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起来而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尘绝俗”，她与他人联系的纽带也就折断了。她一头扎到了千万里之遥的世界里，进入到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带翅膀的魔鬼。就像这种事情所常有的那样，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因此，我也就自然会像劝她回复到人的正常生活的任何人那样，便受到了要被置之死地的威胁。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她便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那魔鬼并把自己依附在了一个尘世的人的身上。这样，她便能重归人世并甚至可以结婚了。　　从此之后，我便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受到的痛苦了，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是丰富的和重要的。　　我经常对我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于这种问题我是无法作出明确回答的。病例不同，疗法便也不同。当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是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时，我对他的疗效是抱有怀疑的。有个资料，对病人的抵制性反抗谈得很多，原因就在于其疗法几乎使人觉得医生是在千方百计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疗法本应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生发出来才是。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是因人而异的。我处治每个病人都是尽可能地把他加以分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从来就是独特的。即使有普遍的法则，其适用性也是有保留的。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因为它可以给颠倒过来。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某个别的人却可能正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其所谓的种种“方法”。但他必须警惕，谨防落进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之中。总的说来，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小心。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反面了。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我是有意地这样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在我看来，在与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人打交道，只有了解这一个个人才会有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50 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50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每逢我面对病人，总是以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来对待。分析是一种要有两个参加者才能进行的对话。分析者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也有话要说。　　心理疗法的本质既然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因而光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是并不足够的。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手段的。早在1909年，我就认识到，要是不弄懂了他们的象征的含义，我是无法处治隐性的精神病者的。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的和智力高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要有比专业知识更广博的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弄明白，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就只能引起病人的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会到了自己是一个个人。然而这一点要是不参照集体性的看法是无法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医生是应该有所知才行。因此，光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心灵的视野，其包容是无限的，而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的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和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就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了它才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的一半。由于这种缘故，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与之打交道的则是整个世界。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前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那种灾难，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那个人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的失常就是这一危险的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能正常地起作用了。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会爆炸起来。　　然而，心理疗法学家必须不但了解病人，而同样重要的是他还必须了解自己。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了如何处置他自己和他本人的问题之后，他才有可能去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精神并严肃地加以对待。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那病人便不会跟着去学，病人就会丢失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其情形就跟医生丢失掉了他并没有学会去加以理解的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包括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并不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一种方法。学习者在其本身的训练性分析中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为未来的失败付出重大的代价。　　虽然有那叫做“附属心理疗法”的处治方式，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二者的整个人格都是要调动起来发挥作用的。有许多病例，医生要是并不介入是无法治愈的。事关重大之时，医生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一出戏的一部分，抑或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在生命处于重大危险之时，在生死存亡的问题刻不容缓之时，拐弯抹角地进行一点儿暗示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为人便受到了挑战。　　施治者在任何时候均必须对自己，对自己对病人所作出反应的方式加以密切注意，因为我们并不只对我们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总是不断地自问道：“我们的潜意识是如何正经历到了这种情境的呢？”因此，我们必须就像我们小心谨慎地对待病人那样观察我们的梦境，对我们自己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与研究。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我在下面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有过一个病人，是个智力很高的女人，由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各种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但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始感到，对于她的梦境，我无法加以正确的阐释了，而且我还觉得，我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了。因此我便决定把这一点跟我的病人谈一谈，因为出了点什么差错的情形也自然没能逃出她的注意。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的这个梦。　　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我正顺着穿过一个山谷的一条公路走着。我的右方是一座很陡的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有个女人正坐在某种栏杆上。为了好好地看清楚她，我只好把头拼命向后仰着。梦醒过来后，我的脖子的后部便产生了痛痉。甚至就在梦里，我已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我那病人。　　对于阐释，我于是顿然大悟。要是在梦中我就得以这种方式抬起头来看这位病人，在实际中我可能是垂着眼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对梦的阐释的情形告诉了她。她立刻在情境上便发生了变化，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了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自问，病人正传递给我的是一种什么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什么也不意味着，那我便没有打开缺口的攻击点，对他的病也就无从入手了。医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感情上受到感染之时才能起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伤。”但要是医生的个性之强犹如一身盔甲之硬时，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对我的病人是认真加以对待的。我也许也会遇到像他们所遇到的那样棘手的问题。往往有这种情形，病人正好是医治医生的痛处的一帖良药。由于有这种情形，医生便也会遇到困难的情境——或更准确地说，这种情境是专门为医生而产生的。　　每个治疗医生都应该拥有由某个第三者来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乐于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不是也有个忏悔师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道：“找个年长的男忏悔师，或找个年长的女忏悔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是具有特别天赋的。她们往往具有极好的直觉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有时甚至还能看透男人们本能性的种种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原因就在这里了！　　不难明白，一个人要是有了精神病，那他是应该经历一下心理分析的；但要是他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迫他去这样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是有过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体验的。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被我一位老同事介绍到我这里，随身还带着这位老同事写的评价极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后来便接替了他的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拥有人数正常的病人，取得了正常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的小镇子里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会懂得您自己。您本人就是这一工具。要是您不对，您怎么可能使病人纠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您自己，您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就是这真正的材料。您要是不是，那就请上帝帮您的忙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几乎马上接着又说道，“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您说的。”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警告信号了。我说道：“好得很，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吧。”“我不做梦。”他说道。“您很快就会有梦好做的。”我回答道。任何别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大概都是会做梦的，但是他却无法回想起任何梦。于是便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约两个星期，而我则开始对这整个的一件事感到相当不自在。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说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对梦加以了解是多么的重要了。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火车行驶两个小时后在某市的一个车站将停一阵。他因为不知这是什么城市并想浏览浏览，于是便动身向市中心走去。在市中心，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于是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随意乱逛，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子，房子的四壁悬挂着些古画和精美的壁毯，到处摆放着贵重的古董。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太阳也早已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刻，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不知道门口在哪里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认识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一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碰到过。他开始觉得不安起来，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却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于是便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了。他把门打开，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又撞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使他甚至无法看到对面的墙。这位做梦的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无一物的房间，一心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这房间的正中处，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约两岁大的一个白痴小孩。这小孩坐在一个尿壶上，并把尿壶弄得粘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恐惧得心里怦怦直跳。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得承认，当我竭力把他引出这一梦境时我周身都冒汗了。我只得把这向他解释为某种没什么害处的东西，并对所有有害的细节极力掩饰。　　其实这个梦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他动身出发的旅行是一次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那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的那个样子。在小孩子方面，这种不讲卫生的行为是有点不同寻常，但却仍然是可能的。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屎尿有兴趣，因为屎尿有颜色并有一种古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并可能管教严厉的孩子是很容易犯这种过错的。　　但是做梦者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的梦的意象是一种恶毒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其实就是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只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发病而使精神病变得明显化。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的其他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我们两人都十分高兴结束此事。我没有把我的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了，他已处身于产生极大的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可怕的疯子所追赶。在这之后他便立刻回了家。他从此再也不敢去搅扰刺激他那潜意识了。他那显著的正常性反映了一种不再会发展而只会在与潜意识的对抗中被击得粉碎的人格。这些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是心理疗法家们所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很难加以确认。　　由于有这种情形，我们便得谈谈由门外汉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是赞同由非学医的人来研究心理疗法并施行这种疗法的，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是赞成让外行者来完成分析者的工作的，但却要有职业性医师作指导。只要外行者一旦觉察到最轻微的一点儿不确定，他就应该与其指导者进行磋商。即使甚至就是医生，要确认并处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困难的；对于外行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但我曾经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外行者，却都是精明能干的。此外，也不可能让这样多医生从事心理疗法。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这种人有广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还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的或多或少的潜意识的认同，这时便会导致灵学现象。我曾经频繁地遇到过这种情形。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病例，这位患者，我后来帮助他摆脱了心理发生性沮丧。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对他的那位妻子却没有好感。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丈夫对我很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原因是我对她丈夫有很大的影响。往往有这种情形，并不真心实意地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们是心存妒忌的并且还要破坏其丈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要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这一切妒忌的症结所在，乃是缺乏爱情之故。　　这位妻子的态度给这位病人造成了他无法承受得起的巨大重负。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他便又旧病复发，重新落进了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由于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个，于是事先便作好了安排，让他一旦觉得精神不振，便立刻与我联系。部分是因为其妻子之故——她拿他这种萎靡不振寻开心——结果便使他忘了这样做。我对他的情况便也一无所知。　　就在那时候，我在某市举行了一次讲座。我回到旅馆时已时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几位朋友坐着聊了一小会儿，然后便上床睡觉去了，但不知怎的却久久不能入睡。大约就在两点钟时——那时我一定是刚刚睡着了——却不知怎的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甚至还有门是被急急忙忙打开的这种印象。我立刻开亮了灯，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可能是有人走错了门，于是我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道，“确实是有人进过房间里来过的呀！”然后我便设法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是被一阵子不那么剧烈的疼痛弄醒的，仿佛某种东西敲了一下我的前额，然后又敲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一般。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已经自杀了。他是开枪自杀的。后来，我获悉，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便留在了他那后脑勺里没有射穿出来。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时发生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可以在与一种重大的情境——在这一次是死亡——有联系的情况下观察得到。通过潜意识中的这种时空的相关化，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我已觉察出了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一切事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上述这一情况里，我的潜意识是知道我那位病人的状况的。实际上，整个那天晚上，我一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与神经紧张，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情形是恰好相反的。　　我从不试图让病人改信别的什么宗教，也绝不施加什么压力或强迫命令之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病人应该获得他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在我的处治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仍然是犹太教徒，一切顺乎其命运为其所作出的安排。　　我对一个犹太妇女的一个病例仍然记得很清楚，这是个失掉了其宗教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成了一个前来向我求医的病人。她把她的病情向我作了大概的介绍，在她正谈着话的时候，我心里想道：“我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突然之间，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father complex）。这个梦果然应验了。　　第二天，我忙于一次预约门诊，一直忙乎到四点钟。一个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入时，智商很高。她已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发生了移情于她的情形，最后只好恳求她千万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如果她还来，那便意味着破坏他的婚姻了。　　这姑娘多年来一直受着一种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病的折磨，由于遇到了这种情况，便自然使得其病情加重了。我从查看以往病史入手，但未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的、西方化的犹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开明人。开头，我并不知道她有什么麻烦。我忽然想起了做过的梦，于是便想道：“天啊，原来这就是我梦中见到过的那位姑娘。”但我既然无法在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丝毫痕迹，因而便问她有关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这类病人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于是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因此我便要求她告诉我有关她这位祖父的情况，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拉比51并且是属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教派的。“您是说是‘虔敬派’吗？”我问道。她说对。我继续就此提出问题。“要是他是个拉比，那他曾有机会当过圣徒吗？”“对，”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并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51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并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了。我对她解释说：“现在，我要跟您说点儿您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变成了个犹太教的叛教者，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于是您便有了精神病，原因是对上帝的惧怕已钻进了您的心里。”这句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那样厉害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举行招待会，天啊，这个姑娘也在场呢！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外边正下着大雨呢。”我真的找来把雨伞，东按西摸地想把它打开。就在我正要把它递给她时，这时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啊！我竟跪下来把它递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过了一周后，她的精神病便全好了52 。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浅薄的小姑娘，而是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学的观念，因此她天性中的这一最根本的特质便无法找到表现自己的方式。一切她所意识到的活动因而便被引向到卖弄风情、衣饰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并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在实质上，她却是个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了得完成他那秘密的意旨。我所需要的是唤醒她身上那种神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因为她属于那种精神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那一类人。这样，她的生活便会呈现出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因此便会消失殆尽。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引导性力量”的出现。我把这个向她进行了解释，她的病便完全好了。方法在此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52　这一病例与荣格处治过的大多数病例的区别在于其治疗时间很短。——原注　　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患者的。他们寻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甚至即使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一切，可却仍然不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发展的观念对我来说便向来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来找我诊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这个时代，信徒仍可以有机会在其教堂里过那“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上的许多其他的方面的体验就可以知道了。但要体验和生活在这些象征里却要求以信徒方面的积极参与为先决条件，这在今天的人们却往往缺乏得厉害。在精神病人方面，实际上就更总是这样了。在这种病例里，我们就得观察一下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引出取代所缺乏的东西的各种象征。但即使到了这时，一个在梦中见到各种象征或有过幻觉的人是否也能够理解这些象征的意义并承担起这种种后果的问题仍然没法解决。　　比如说，有过我曾在《集体潜意识的各种原型》里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某个梦，这个梦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在这里向下看，一个长满了茂密树林的山谷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在梦里还知道，在这树林的中央处有个湖；他还知道，直到目前，某种东西一直总在阻止他走到那里去。但这一回他却想把走到那里的打算付之实现。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突然之间，一阵轻风掠过这个湖的水面，湖水便泛起了阴暗的涟漪。他吓得惊叫一声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这位做梦者本应记得这个被阵风吹起了水面上的碎浪的“水塘”，而这个水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提斯塔水塘。一个天使下凡来触了一下水面，这个水塘的水便因之而能够治病。那阵轻风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吹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这个做梦者。这暗示了有一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一旦现身人却被吓得发抖。这位做梦者却难以接受“贝提斯塔水塘”这一联想。这种联想他根本不想接受，因为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跟心理学却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里提到圣灵那当然是很好的——但这却不可能是一种可以体验得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做梦者应该克服其惊恐才是办法，而他也果真克服了他的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走已经给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去把问题的结果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病人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抗性才拒绝这样做的那种敷衍了事的假设。反抗性，特别是在其显得是顽强的反抗时，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为它们往往是不能加以小看的警告。治疗所用之法，可以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服用的毒药，也可以是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便可能致命的手术。　　每当触及到最深处的体验，触及到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便会为惊恐所吓坏，而许多人则赶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当然知道，神学家们比起其他人来，其处境要更为麻烦得多。一方面，他们更为接近宗教，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受教会和教规的束缚却更大。探究内心体验，探究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要是这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有一种“历史性的”根基，那一切均会变得十分顺利。但至于心灵的东西呢？病人要是面对面地遇到这个问题，他便往往会对心灵表示出一种毫不怀疑的浅薄的藐视态度来。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心理疗法者应该“顺着”病人及其情感。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总是对的。有时候，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却是需要的。　　曾经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到我这里诊治，此人有用巴掌扇其仆人——甚至连其医生也扇的习惯。她患了强制性精神病，一直在一所疗养院里疗养治疗。自然了，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她那义务性的一记耳光。不管怎样，在她看来，他不就是个高级跟班而已么。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把她送到了另一所医院，而到了那里，这同样的情景也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灵活而温和地加以处治，于是那位不走运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高大威严而又仪表堂堂的女人，足有六英尺之高——我敢跟您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可真是够有力的！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投机。然而，该我对她说点令她不快的事的时刻终于来了。她听了怒气冲天，一蹦跳了起来，举起手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位夫人啊。您先打——女的优先嘛！不过等会儿我是要还手打的！”我是真的要那样干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面前火气一下子泄光了。“以前可谁也不敢对我这样说啊！”她抗议地对我说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开始取得了成功。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一病例，要是“顺着”病人，那可就完全错了。那可要比不起作用还要坏。她之所以有强制性精神病，原因就在于她无法给自己施加上道德的约束力。这种人因而就得给其施加某种别的约束力——于是随之便能产生强制性的、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征象。　　好些年前，我曾对我所处治过的病人的结果作过统计。这些统计数字我无法再准确地回想起来了，但保守地估计一下，我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根本上没什么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于判断的，因为好多事情是好些年之后病人才能认识到和有所理解的，而只有到了那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生作用。我以前的一些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说：“我到您那里诊治，结果过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曾有过几个从我这里走开的病人，但我不得不让一个病人走开到别处求治的情况确实罕见。但就是在这些病人之中仍有一些人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处治结果后来还是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对处治是否成功作结论往往是如此之难的原因。　　很明显，在其行医过程中，一个医生是会遇到对其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的。他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是好是坏，是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然而这些人正由于这一原因，或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得经受些史无前例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是些具有非凡才华的人，很有可能会激起另一个人愿意为他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些有才华的人，却可能天生具有这样古怪的不利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这到底是个天才的问题呢抑或是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在这片收获难有保障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见怒放，在社会的平原上，这样的花是我们绝对难以设想能找得到的。心理疗法要有效，是需要建立密切的关系的，密切到要求医生对人的各种痛苦无论是惨烈或深切，均不应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地比较和相互的理解中，在于辨证地正视两种相对立的心灵上的现实。要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互相撞击，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就会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就只会依然如故。除非医生和病人变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关系的问题，否则解决办法是无法找到的。　　在我们今天的所谓精神病人中，要是在别的时代，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本来不会成为精神病人的；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就因为产生了人格的分裂之故。要是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通过神话而得以仍然与他们祖先的那个世界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就是与真正体验到了的而不是只是从外部所看到的本质联系了起来——他们本可消除掉自身的这种人格分裂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无法忍受神话的失落的那些人，还有就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既无法找到通向一个只是外表性的世界、一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道路，同时又不满足于聪明地玩弄字句以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跟智慧无论如何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时代所造成的这些精神分裂的牺牲者均只是些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一旦弥合，他们那明显的病症便跟着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所感的医生，也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得以可能避免心理学家所易犯的那种沾沾自喜的危险。医生如果不从自身的体验中懂得各种原型的神圣性，在其医治病人之时如果遇上了这种情形，那他便几乎无法避免在疗治这些原型性病人时只获得消极性的疗效。他之所以往往过高或过低地估计它，原因就在于他只从理智的观点而不是按经验性的尺度来看待问题。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失常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让理智来主宰一切。这暗地里便起着把医生和病人远远地与本源性作用——因而也就是与实际经验——隔开了；此外，它还把心理现实代之以一个显然稳妥的、人为的但只是两维性的观念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条理清晰的各种观念所完全掩盖住了。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些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便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观念性如此令人乐于接受的缘故——它答应保护您免致经验的侵犯。经验并不是居住在观念里，而是栖身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这样，这种无用的做法却一再重复，直到无穷。　　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为忘恩负义和最难对付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界人士。对于他们，可以有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在干什么的情况。他们养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靠它来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界人士仍然免不了要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的接触中，从我与各种心灵现象的接触中——这些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的形式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学到了极大量的东西——不但是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洞悉自己的本性的能力。而从我的错误和失败之中，我所学到的确实也不算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这些人往往以非同寻常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　　我的一些病人变成了我的真心实意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跟这些人所建立的友谊可以说山高水长，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现实并进而得以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带根本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遇见过如许之多的各色人且这些人的心理状况又是如许不同，比起与名人们所进行过的片言只语的交谈来，其重要性实在无法比拟。我一生中所进行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都是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所作的。　　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本章应看作荣格就弗洛伊德所写过的许多文章的补充。这些文章的最重要者已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另外参见《性格与人格》（1932）第48－55页的《在其历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巴塞尔主日新闻报》（1939年10月1日）中的《悼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文。　　我成了一个心理疗法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的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外部和临床角度上观察精神病患者并因而发现了带有显著特色的心理过程。尽管丝毫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并加以分类；这些事情人们认为已进行过充分分析与评价，因而便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而置之不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于我体验到了有某种我可以理解的东西的病例里，也就是妄想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发生性精神障碍。我自开始执精神治疗业后，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及皮埃尔·雅内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与教益。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在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形式方面使人大开眼界。早在1900年，我便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54。那时候，这本书我读过后便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把握它。在我二十五岁之时，我仍然缺乏足以欣赏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我才有了这种经历。1903年，我再次捡起《梦的解析》读了起来，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主要使我产生了兴趣的是把受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的方面，而这一概念则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导源出来的。这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进行的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出联想性回答，要么其反应时间来得不合适地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并未意识到。当被问及这种障碍的原因时，他便往往以十分做作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所读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向我表明，在这个地方，压抑机制在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得以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54　在他所写的弗洛伊德的讣告（1939）里，荣格称这一作品是“划时代的”和“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显然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潜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谜。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而对我们那些年纪较大的同事来说，它却是供人揶揄的对象。”——原注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形可就有所不同了。在这方面我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损伤。然而，根据我的实践，我熟悉许多精神病方面的病例，在这些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其他因素却占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悲惨的事件所造成的压迫感、声誉的考虑等就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阐明，但他却认为是性方面的原因而非这些因素才是起因。这使我觉得很不满意。　　最初，使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的著作的时候，我正就我的学术生涯进行规划并正要动手写一篇论文以求得大学给我晋级。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无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在学术界都只会有害而无益。“要人们”最多只是暗地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只是在过道的地方讨论他，而在会议室里人们却三缄其口。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是根本不感到有什么可高兴的。　　有一次，当我处身实验室并再次咀嚼起这些问题时，魔鬼向我耳语道，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所得出的结论加以发表，但却避免提及弗洛伊德，那将是合适的。因为说到底，早在我搞懂他的著作之前，我便已得出我的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我的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作不知道弗洛伊德而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种诡计而已。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啊！”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变成了弗洛伊德的公开支持者并为他进行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进行辩护，因为一个与会者的发言论及到强迫观念性精神病，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这一事件，我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文章55 ，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作了评述，这一文章对于了解强迫观念性精神病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一文章，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说，要是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便会使我的学术生涯处于危险之中。我复信说道：“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屣。”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基于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无法认为一切精神病均由性压抑或性损害所造成。在某些病例中确是这样，但在其他病例中却不是。尽管这样，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新径，而对此震惊的人反对他的一片叫嚷当时在我看来实在觉得荒唐56。　　55　文章的英译题目为“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病的理论：答阿查芬堡”，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一书。——原注　　56　1906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了《诊断性联想研究》后，两人之间的通讯随之开始并保持到1913年。1907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其《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原注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对我加以嘲讽。但通过这本书，我却得以逐渐认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探访他，而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钟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十三个小时的交谈。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一直有点不明确；我无法清楚地把他的印象写出来。　　他所谈到的有关性的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与怀疑。我有好几次尽力把我的保留性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把我的看法归因于我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这个时期，我确实还未拥有足够的经验以支持我的反对性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无法确定对性加以这样的强调与他主观的偏见的联系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它基之于有据可查的经验又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却是大可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任何无法直接从性欲方面来加以阐释的，他便转而认为是“精神性性欲”。我表示不同意，这种假设，要是按其逻辑推论下去，便会导致作出文化寂灭的判断。文化因而便显得只是一种闹剧，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对呀，”他表示同意说，“情形就是这样，而这正是一种厄运，对此我们无力与之抗争。”我对此根本不想加以同意，或就此罢休，但是我仍然感到无法与他争个水落石出。　　在这第一次会面里，出现了某种别的对我有意义的东西。这与只是在我们的友谊结束后我才能想出来并对之理解的事情有关。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非同小可地深陷进了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去了，这是不会有错的。当他提到它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三年后（1910年）我们再次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他感情激动地跟我说这番话，语气就跟一位父亲的口气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这一件事，每个星期天您一定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卫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的是烂泥沼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补了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儿；因为教条，也就是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插进了我们的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我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是哲学与宗教，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灵学，在精神方面所已了解的一切。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玄得很，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推测性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知道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在一个时期内存在是可以的，但却不应当作神物而永远加以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此并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但我却在弗洛伊德身上观察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的大量涌现。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内容的堤坝。　　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思想混乱，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人们所必须遵奉的一种靠不住而又会使人陷入危境之中的观念。显然，性欲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含义要多于对于其他人。对他来说，这是某种要以宗教般的虔诚来对之加以观察的东西。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三缄其口了。我支支吾吾地好几次想说说话，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不解而又尴尬狼狈。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一瞥那个未知的新王国，那里的各种新思想纷纷向我涌来。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对其不敬神性大加利用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在本该是上帝的地方他却代之以另一个咄咄逼人的形象，即性的形象。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盛气凌人、险恶和道德上自相矛盾。正像精神上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这样的形容词一样，“性本能”便取代了一个躲藏着的或隐蔽了起来的神的作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使他能够把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看作在科学上是无懈可击的及可消除一切宗教性色彩。然而，在根底处，这种神秘性，亦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互相比较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欲——的心理特质，却依然是相同的。改变了的只是名称而已，当然了，随着这种改变，观点也随之改变了：那失去的神现在得在下界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极而言之，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另一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力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要是心理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物体，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和取代。但在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却丝毫没有什么是较不紧迫的、较不焦虑的、较不强迫性的等等。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如何去摆脱或克服我们的焦虑、昧心、内疚、冲动、潜意识和本能性。我们要是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式的方面来作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像火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一样，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猛地一闪而过。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其意义。最主要是，他的性格中被一种特色吸引住了：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加以解释，直到我把它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看时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欲无疑是一种神秘之物，但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物学上的功能。他只是谈及它时才带有感情色彩，这时才会显示出在他内心深处激荡并回响着的种种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或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想要教导人们说，从内心处看，性欲包括了灵性并有着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但是他那具体主义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因而无法表达这种观念。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干的是有悖他自己的目标和他本人的；因而毕竟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是自己的最大敌人的更大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的黑潮”的威胁——他尽力想屈从于这种黑潮但却又做不到，这在他要比别人更甚。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何以他会不由自主地不停地谈论性，何以他对这种观念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所表达的是一种对自身的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大概可以叫做神秘性的那另一个方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跟自己妥协。他对于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盲目的，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是有其顶端和底部，有内也有外的。在我们谈及其外时——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干的——我们所考虑的实则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便造成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本人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而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这样的体验归之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始终未能挣脱成为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个方面的牺牲品的境地，由于这种原因，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悲剧性人物的；他是个伟人，此外又是一个被其恶魔所摆布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过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列·阿德勒的权力假说，我对这一假说直到目前还很少加以注意。像很多当儿子的人一样，阿德勒所干的，不是从其“父亲”的言，而是从其行，来加以仿效。转瞬之间，爱（厄洛斯57 ）和权力像铅那样沉重地压在了我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可以说，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是向理智的历史的一种巧妙的靠拢，是对尼采的权力原则的神化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非是在精神病理学范畴内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恍然大悟，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似同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相左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的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用相对抗的形式以经验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一如正负电子那样，其中厄洛斯为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反过来。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要求，而后者对前者亦然。没有了另一个，哪里还能有那一种驱动力呢？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这种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了人又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的结论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权力的影响，因而他实际上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地步——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58 是一种福音的宣布者，这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企图超过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圣化。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干时并不怎么大吹大擂；相反，他倒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要求，但同时却又把它放弃掉。人们对于神秘的东西，其行为往往就是这样，而且有道理这样做，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又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可以与崇高和卑微同时并存。弗洛伊德要是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真实——既有神性又有邪恶性——稍为多加考虑，他就不会始终被束缚在生物学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要是较为牢固地站在人类的生存基础上，他也就不会因理智的过火而走上极端了。　　57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58　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的人物。　　什么地方有神秘的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那里就会有支撑一个人的重量的绳子可能断掉的危险。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有人会掉进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超脱（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这我并没有忘记。心灵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个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均会流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欺骗，而昨天的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是明天的启示物。在心理学方面事情更是这样，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仍然远不理解下面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除非意识已稍微或极短暂地意识到了它，否则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他对性的顿悟这一神秘之光会被“泥沼的黑潮”所弄灭。因此一种神话性的情境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之间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其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何以立刻借助其教条，以此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古怪的，这促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性的题材及其神话学方面的背景进行研究。一方面受其教条对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受其权力驱动力的影响，那几年便导致我对象征论进行了考虑。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便有了必要。我还开始了对延续好几十年的“神秘论泥沼的黑潮”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竭力想弄明白作为我们当代心理学基础的意识方面的和潜意识方面的种种历史性假设。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灵学的看法。我于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便问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者式的偏见，他对这一大堆问题进行了诘难，认为是胡说八道，而且还是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来诘难，因而我好不容易才把溜到嘴边进行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直到好几年之后，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并承认“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弗洛伊德这样说着话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这时仿佛变成了铁做的并正在变得赤热，成了一个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兜头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　　“哈，”他叫道，“这可是胡说。”　　“并非胡说，”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现在敢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另一声砰的一响呢！”果不出其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便发出一声同样响亮的声音。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敢这样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地知道，这砰的一声是会再响一次的。弗洛伊德吃惊得目瞪口呆地瞧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或他的眼色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造成了他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则觉得我干了一件反对他的事情。自此之后，我便绝不与他就此事进行讨论。　　1909年对于我们的关系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年我被邀请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就联想测验开设讲座。与此无关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前往。我们在布来梅会合，弗伦兹也在这里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在布来梅，后来人们大加议论的弗洛伊德晕倒的事件发生了。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造成了这事的发生。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在沼泽里淹死的，要么便是被埋葬在那里的。这些尸体所泡浸的泥煤水含有腐殖酸，这种酸腐蚀尸体中的骨质，同时却把皮肤染成棕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到完好的保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在这过程期间，由于泥煤重量的压力，这些尸体被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这种尸体的残余被泥煤采挖者所掘到。　　我们在布来梅时，我在报上读到了有关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我便想起了它们，但由于有点搞不清楚，便把它们混同于该市铅棺里的木乃伊了。我的这种兴趣使弗洛伊德感到很不愉快。“何以您对这些尸体竟如此关心呢？”他好几次问我道。他对这一整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地恼火，并在我们正一起进餐时就这件事交谈交谈着便突然晕了过去。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就这些尸体所进行的一切交谈，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这样进行阐释实在使我吃惊非小。对他这样强烈的想象我实在震惊——竟然这样强烈，显然便难怪竟使他晕倒了。　　在另一次与此相似的事情中，弗洛伊德再次在我面前晕了过去。这次发生于1912年在慕尼黑所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把谈话转到了阿曼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方面去了。谈话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由于阿曼诺菲斯对其父亲抱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便毁掉了他父亲所竖立的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而在他创立一神教的伟大行为的背后则隐隐约约有一种仇父情结在游荡。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便企图说明，阿曼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和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能通过他反对他父亲的行为来加以解释的。相反，我说道，他一直尊敬地保留着对其父亲的纪念，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曼这个神的名字的，什么地方有这个名字，他就把它销毁掉在那儿；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曼霍特普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上的“阿曼”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有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他们真正的或神话性祖先的名字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去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晕了过去，软绵绵地从椅子上滑落了下来。大家手足无措地把他团团围了起来。我把他扶起来背进了隔壁的房间，把他安放在一把沙发上。就在我背着他的时候，他的知觉恢复了一半，而我则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在他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时，他瞧着我，仿佛我是他父亲似的。造成他晕过去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却显然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经常作出种种暗示，表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下不了台，因为我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恰如其分地，就是说像他所希望应该的那样，坚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所作出的批评仍未成功到使他觉得有什么分量的地步，而我对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便不想强迫他最终认真地对待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脑海里，实际上我对于当某个党派的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使思想背上这个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我的思想的独立性；第三，这样的荣耀是很不为我所欢迎的，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开我的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1909年始于布来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我俩每天都聚在一起并对互相的梦进行分析。那时候，我做了好些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却根本无法加以解释。我并不认为这对他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有时候也会有最好的分析者也无法揭破一个梦的谜底的情形。这是一种凡人皆会有的失败，而我也绝不想因此便停止我们对梦的分析。相反，这种分析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关系极为宝贵。我把弗洛伊德看作是自己的长辈，更成熟也更历练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我是以晚辈自居的。但然后便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对于这整个的关系，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所包含的问题，我认为公之于众是不合适的。我尽我的最大能力加以了阐释，不过我补了一句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有关他私人生活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细节，我还可以作出更多的解释。听了我这句话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古怪地瞧了我一眼——十分怀疑的一眼。然后，他便说道：“这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这时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权威性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关系的结束便已可预见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弗洛伊德要么能够阐释我那时所做的不连贯的梦，要么便根本不能够。这是些含有集体性内容的梦，带有大量象征性材料。有一个梦对我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第一次把我引导到“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并因而形成了我后来那本书《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一种序曲。　　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处身在一所我所不认识的两层楼的屋子里。它是“我的家”。我发现自己走到了二楼上，这里有点像个客厅，配备有洛可可风格的好些做工精致的老式家具。墙上悬挂着一些古老的珍贵名画。我奇怪这竟会是我的家，于是便想道：“真不错。”但我然后便想起来了，我并不知道一楼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便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在这里，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我于是便认识到，房子的这一部分一定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纪。这里的陈设是中世纪式的，地板是红砖铺就的。这里到处相当阴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心里想道：“唔，我实在得探究一下这整座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门前，用力打开了它。在门那边，我发现了一道向下通到地下室的石砌梯级。我再次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有拱顶的美丽的房间之内，而这房间则显得极为古老。在仔细察看四壁时，我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上砌有一层层的砖，而且在灰浆里也有砖头的碎块。我一看到这个，我便知道这墙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至此我的兴趣便高涨起来了。我更仔细地观察起地板来。它是用石片铺成的，在这些石片之一内我发现有一个环。我拉动这个环，石片便抬了起来，我再次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级通往地下更深处。我顺着这些石级走了下去，最后便走进了一个从岩石里凿成的低矮的洞穴。石洞的地面上盖有一层厚厚的灰土，灰土中散布着些骨头和陶片，像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物似的。我找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显然属于年代久远的和快要裂成碎块了。这时，我便醒了。　　在这个梦中主要使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那两个头盖骨。他翻来覆去绕回到这方面并怂恿我去找出与此有关的一种愿望。对这两个头盖骨我是怎么想的？是谁的头盖骨？当然了，我十分清楚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掩蔽在梦中的秘而不露的死亡愿望。“他到底想从我这里搞出点什么呢？”我心里想道。我对谁抱有死亡愿望呢？我对任何这样的阐释极为反感。这个梦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也有点隐约的预见。但那时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学习。因此，我对他的意图作了屈服，说道：“我的妻子和妻妹——”不管怎样，我是得提提其死值得我祝愿的某个人的名字啊！　　我那时刚结婚不久，因此心里十分清楚，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我要是把我自己对这个梦的看法告诉弗洛伊德，要不引起误解和激烈的反对，那是不可能的，我还犯不上和他争吵，此外，我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谊。另一方面，我很想知道他会将我的回答派何种用场，要是我说某种适合他理论的东西来骗骗他，他又将作出何种反应。于是我便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只不过是随机应变就是了！要让他洞悉我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实在太大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似乎感到大为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阐释某些种类的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转而便只好在其教条中寻求文饰的理由。我认识到，这该由我自己来找出这个梦的真正意义了。　　对我来说，很明显，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那时的意识状态及直至此时的潜意识的附加物。大厅代表的是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是古代的，它却有有人居住的气氛。　　地板代表的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我越深入，景象便变得越生疏和越黑暗。在那洞穴里，我发现的是一种原始文化的残存物，亦即我身上的原始人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意识所几乎无法接近的和照亮的。人的原始性精神近乎动物灵魂的生命，恰如史前时代的洞穴在为人所占有之前通常是由野兽所占据的一样。　　在这期间，我慢慢认识到，弗洛伊德和我对于理智的态度，其差异是多么深刻了。我是在19世纪末于巴塞尔那甚富历史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并因读了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而获得了某些心理学史的知识。每当我想到梦及潜意识的内容时，我就总免不了要作点历史性比较；在上大学时也一直在使用克鲁格那本老哲学词典。我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的世界便是形成我那二楼的大厅的气氛的那个世界。通过对比，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识史始自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指出，在我刚才所描写的意识状态有着更进一步的范畴之意：具有中世纪风格的无人居住的那长长的地板，还有那罗马人的地下室及最后那史前的洞穴。它们意味着意识过去的各个时代及阶段。　　在做这个梦之前的好几天，好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些问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建立在什么前提的基础上的？它那几乎是排他性的个人人格至上论与一般性的历史假定有何关系？我的这个梦正在给我作出回答。它所指明的显然是有关文化史的基础的问题——一种意识的层次具有相继性的历史。我的梦因而便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假定有某种完全非人化的本性潜藏在这一精神之下。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它“咔嗒”地响了一声，于是这个梦便变成了我的指导性形象，这一形象在将来将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我一开始就无法加以怀疑的地步。　　这就是我对先验地潜藏在个人的精神之下的一种集体性的潜意识的最初一点模糊的想法。我最初把它看作是较早期的各种功能方式的迹象。后来，由于经验的增加和基于更可靠的知识，我才认识到它们是各种本能的形式，也就是种种原型。　　我一直无法同意弗洛伊德这样的看法：梦是一个“表面”，梦的含义便隐藏在其后面——这种含义虽已为意识所知晓，但却可以说却被意识恶毒地扣留住了。对于我来说，梦是天性的一个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其最大能力来表达某种东西。生命的这些形式也没有欺骗我们的观察力的愿望，我们之所以可能欺骗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患上了近视症的缘故。或许是我们听错了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两耳耳聋不轻——但却不是我们的耳朵愿意欺骗我们。早在我与弗洛伊德见面以前，我便认为潜意识及潜意识的直接阐述者——梦，均是自然的过程，任何武断的说法，特别是诡计花招的存在，是不能归咎于这样的过程的。我不明白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意识的种种花招是可以推及于潜意识的这种自然过程的。恰恰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对于有意识的头脑的种种倾向，向来是给以激烈的反对的。　　有关这座屋子的梦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旧日对考古学的兴趣。在我返回苏黎世后，我便拿起一本有关巴比伦考古发掘品的书读了起来，此外还读了各种有关种种神话的著作。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伊德里希·克鲁泽59 的《古代各民族的象征主义与神话》——这使我大开了眼界！我像发了疯似的读了起来，并以极大的兴趣费力地读完了堆积如山的一大批神学的资料，然后又读了诺斯替派60 的著作，最后却掉进了一片混乱之中理不出个头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一似我在医院里所经历过的那次那样，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含义。我仿佛处身在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里并着手像对待我的病人那样处治和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所有马人、林神和男女神。就在我这样忙着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在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便导致我深入地研究起后者来了。　　59　克鲁泽（1771－1858）：德意志古典学者。　　60　诺斯替派：相信神秘直觉说的早期基督教。　　在这些研究期间，我无意中看到了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米勒小姐的幻想的报道。这一材料登载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我所敬重和为人慈祥的我那朋友西奥多·弗劳内伊。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话性特色立刻使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它们像催化剂那样对我大量存贮了起来但仍然毫无条理的种种想法发生了作用。慢慢地，我的书《潜意识心理学》便从这些想法及我现已获得的神话知识中形成了。　　就在我写着上述这本书时，我又做了一些别的梦，其梦境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最重要的一个梦的梦境中出现了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的景象。梦中时近黄昏，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制服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背有点驼，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理也不理。他表情乖僻，心事重重，满脸苦相。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活人，而是那死去多年的一位海关官员的鬼魂。“他是仍然不愿死去的人之一”。这就是我那梦的第一部分。　　我着手对这个梦进行分析。与“海关”相联系时，我立刻想到了“检查”这个词。对于“交界”，我则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交界，另一方面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的界限。边境上极为严格的海关检查在我看来是对分析的暗喻。在边境海关，提包得打开以供检查有无违禁品。在这种检查的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被揭示出来了。至于对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来说，他的工作显然极少给他带来快乐和满意，因而他便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尖酸刻薄的看法。对此我无法不认为与弗洛伊德相类似。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已失去其不少的权威性。不过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更优越的人，对于他我是得投射上父亲的形象的，而在做这个梦时，我的这种形象投射仍然远未失效。只要有这种投射发生，我们便无法是客观的；我们便会一直处于一种判断无法一致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有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抵制性。在这个梦发生之时，我依然高度评价弗洛伊德，但与此同时我对他又持批评态度。这种不一致的态度是一种迹象，说明我仍未意识到这种局势和未下任何决心。这是所有形象投射所共有的特色。这个梦促使我不得不弄清这种局势了。　　在弗洛伊德的个性影响下，我便尽可能地把我自己的判断抛到一边，把我的批评性看法也束之高阁。这可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啊。我跟自己说道：“弗洛伊德可比你聪明和练达多了。在目前，你就只有听从他并向他学习的份儿。”然后，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梦中竟把他看作是奥地利王国的一位性格乖僻的官员，一位虽已去世但其鬼魂仍在到处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会是弗洛伊德暗示说我对他所抱有的想他死掉的愿望吗？但我却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并抱有这种愿望，因为我确实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来获得与弗洛伊德合作的机会。坦白地说，如果说有私心杂念的话，那便是想分享他那丰富的经验而已。他的友谊对我关系重大，我实在没有理由希望他死掉。但也有可能把这个梦看作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反映，是我意识中高度评价他和钦佩他的一种补偿或矫枉药。因此，这个梦其实是建议我对弗洛伊德相反应取一种较富批评性的态度。虽然梦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我看来暗示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变得不朽，但我对这个梦仍然明显感到震惊。　　这个梦并没有到那海关官员的插曲的地方便结束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而且这个梦显得更为重要。我梦见自己处身在一个意大利城市，时在正午左右，约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灼人的阳光猛烈地照射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科伦堡。窄窄的街道向下通到山谷区伯西格塔尔，这山谷横贯这个城市，而街道有些部分则是一道道台阶。梦中有一道台阶向下通到巴弗塞普拉茨。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但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时值夏季，烈日当空，万物均暴晒在骄阳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正在关门，人们在路上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间，一位骑士全身顶盔贯甲地走着。他从台阶下方向上朝我走来。他头戴那种叫做轻型钢盔的头盔，眼睛处有缝隙，身穿锁子甲。锁子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后面均织有一个大红十字。　　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我是怎么想的：在一个现代城市正午的下班时刻，突然看见一个古代的十字军向我走来。使我觉得特别古怪的是，那许多向四面八方走动的人们中好像没有一个注意到他。没有人掉过头来瞧他或在后面盯着他。他仿佛是个隐身人，除我之外谁也看不见。我自己问自己道，这个鬼魂到底意味些什么呢？然后仿佛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似的——但却又没有人在场说话——说道：“不错，这是一个准时出现的鬼魂。这个骑士总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的时刻经过这里，而且长期以来（我想是好几个世纪了吧）一直这样，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位骑士和那位海关官员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海关官员是影影绰绰的，是个“仍然不能算是彻底死掉了的人”——一个正在消逝的鬼魂。另一方面，那位骑士却是生气勃勃和完全真实的。这个梦的第二部分极而言之是神秘的，而在边界上的那个景象却是平凡的，本身也并非是使人印象深刻的；我只是后来品味它时才忽有所感。　　做过这两个梦后的一段时间里，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我想得很多。但我只是对这个梦一直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获得了有关其含义的某种想法。甚至就在梦里，我便已知道这个骑士属于12世纪。这也就是炼金术开始出现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61的时期。我自从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故事之后，圣杯的故事对我便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我多少知道点儿，在这些故事的后面仍然掩藏着一种巨大秘密。因此，这个梦召唤出来的圣杯骑士团及他们追索圣杯过程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便显得是很自然的了——因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这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那个天地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整个生命一直在寻找着某种仍然不得而知的东西，而这东西是可能会给生活的平庸赋予意义的。　　61　圣杯：相传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用过的杯盘，也是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之一。　　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失望，因为喜欢探索的头脑的一切努力成功地在心灵的深处所发现的显然只不过是人所极为熟悉的和“极富人性的”种种局限性。我是在乡下的农民中长大的，而我所无法从马厩中学到的，我却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我们那些农民的民间传说的种种不受限制的幻想中发现了。乱伦和性反常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也无须要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的一部分，并由于极为明白清楚地显示给我看人的存在的种种丑恶和没有意义而破坏了生活的意趣。蔬菜在粪堆上才会生长茂盛，这我向来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毫不作假地说，在这样的知识中我是发现不了什么能给人以启示的洞察力的。“只有那些城里人，才会对大自然和人的肮脏一无所知。”我想道，心里对这些丑恶的事情实在感到厌烦。　　对大自然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便患有神经病，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现实。他们像小孩子那样太天真了，因而便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中的种种实情，比如说，使他们明白，他们也是像别的其他人那样的人。这样的启蒙当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们只有从平庸这个泥沼中爬出来，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健康。但他们却过于眷恋他们先前的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当理论能说服他们并向他们提供只不过是要他们放弃这种幼稚性的有合理的或“有道理的”命令时，要是分析无法使他们认识到某种不同的和更好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跳出这种状态呢？这正是他们所无法做得到的，而要是他们找不到立脚的地方，他们又怎么会应该这样呢？一种生活方式是不能简单地加以放弃的，除非它可以改换成另一种。至于完全合理的生活方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是不可能有的，特别当一个人从本质上说犹如精神病人那样是不可理喻的时候。　　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了何以弗洛伊德涉及个人的心理学对我产生了如此炽热的吸引力了。我是急于知道有关他那“合情理的解决”的真谛，而且为了获得这个答案我还准备好了作出重大的牺牲呢。现在，我觉得我仍在追寻着这一目标。弗洛伊德本人也有一种精神病，这病无疑是可诊断出来的并有着十分令人担心的症状，我在我们那次美国之行中便已发觉了。当然了，他曾教导过我说每个人都是有点儿精神病的，因此我们必须养成善于容忍。不过我却根本并不以此为满足，相反，我还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避免不得精神病，很明显，要是甚至连导师也无法对付自己的精神病，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其门人均无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意图把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之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无法与他合作了；对于这种情形，我别无选择而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在我写着我那本有关里比多的书并接近写完“献祭”这一章时，我便事先知道，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必将使我失去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因为我计划在这一章中写进在里比多的观念上具有重大变革性的我自己对乱伦的看法，及其他许多我与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来，只有在极罕有的情况下，乱伦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错乱。通常说来，乱伦具有一种高度宗教性的外表。由于这种原因，乱伦的题材便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说和神话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却对其坚持进行就事论事的阐释，而不能把握作为一种象征的乱伦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我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在这方面的任何看法的。　　我和妻子谈到了此事，并告诉了她我的担心。她试图消除我的疑虑，因为她觉得弗洛伊德会宽宏大量，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的，但他却有可能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也相信他不会那样干。一连两个月，我一直为这种内心冲突所苦，以至无法执笔写作。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秘而不宣呢，还是冒一下失去如此重要一位朋友的危险呢？最后，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而这的确使我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谊。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所有我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个个相继离我而去。我的这本书被宣布为一派胡言。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于是事情就无法挽回了。只有里克林与梅达受了我的影响。不过我早已预见到会受孤立，对我的所谓朋友们的反应也早就不抱什么幻想。这是我事前就彻底考虑过了的。我早已知道，一切事情都得冒点风险，而且也得为自己的信念表明立场。我认识到，“献祭”那一章意味着我得牺牲自己当祭品。由于洞察到了这个，我便又果断地写了下去，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为世人所理解。　　回想起来，我敢说只有我才注定了会继续研究弗洛伊德所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古代遗迹”的问题与性欲问题。一种广泛的错误在于把我想象成看不到性欲价值的人。其实相反，在我的心理学中，作为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本质上的——但不是惟一的——表达，性欲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所主要关心的是越过其个人性的意义和生物学上的功能，去探究其精神性方面的内容及其神秘的含义，从而达到解释弗洛伊德所如此醉心但又未能把握住的东西。我把这方面的想法写进了《感情转移心理学》一文和《神秘的联系》里。作为神秘精神的表达，性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阴暗面。自从我一开始沉溺于炼金术的世界以来，神秘精神的疑问便一直在我身上萦绕不去。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兴趣由于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最初的一次谈话而又活跃了起来；当时我觉得他为性欲现象所深深打动，这使我实在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他把精神病人加以严肃的对待，并深入他们怪僻的各别的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而这样做时他便得以深入其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而得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来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确是不为偏见所左右，有勇气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圣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祇，撕去了掩盖种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从而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对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人们的冷落时他并不畏缩踌躇。他对我们文明的推动产生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潜意识的坦途。由于肯定了梦是有关潜意识的种种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价值，他把一种看来不可挽回地已丢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类的手里。他从经验上论证了潜意识的精神的存在，而这种精神直到那时候仍认为只是作为一种哲学上的假设才存在，特别是只存在于C. G. 卡鲁斯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哲学之中。可以说，尽管现代人面对潜意识的观念已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当代的文化意识仍未把潜意识的观念及其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吸收进其一般的哲学中。把精神生活有两种极性的基本思想加以吸收消化仍然是未来的一项任务　　六　正视潜意识　　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失去了方向。我感到完全被悬在了半空中，原因是我此时尚未找到立足点。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有必要对病人采取一种新态度。我决定暂时不把任何理论性前提加到他们头上，而是等着瞧他们会发自内心地说些什么。我的目的是要让事物听其自然。结果，病人便自发地向我报告他们所做的梦和种种幻想了，而我则只问问“与此有关您发生过什么事？”或“您怎么便认为是这样呢？”“您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及“您对此有何想法？”之类的问题，于是对梦的解释便显得是从病人自愿地作出的回答和联想中得出的了。我避免一切理论的观点，而只是帮助病人自发地理解梦的意象，其间并不应用什么法则和理论。　　不久，我便认识到，采取这种方式作为释梦的基础是正确的，因为这便是梦所想达到的目的。它们是我们据以为出发点的事实。自然，从这一方法所产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大量的，因而需要有一种标准便变得日益迫切了——我几乎可以这样说，这就是需要有某个初始的出发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体验到了一阵子非同寻常的状态，头脑清晰地回顾了直到目前为止我所走过的道路。我想道：“现在您已掌握着打开神话学大门的钥匙了，并可以自由地打开潜意识精神的所有大门了。”但这时候却有某个东西在低声向我说道：“干嘛把一切大门都打开呢？”于是，到底我取得了什么成就的问题便马上产生了。我把古人的种种神话进行了解释，我写出了一本有关英雄及人总是生活在其中的神话的书。但是今天，人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当中呢？答案可能是：生活在基督教神话里。“您也生活在其间吗？”我问自己道。说句老实话，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我以什么为生的事。“那么我们不再有任何神话啦？”“对，我们显然不再有任何神话了。”“但是，您的神话——您生活在其中的神话——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便变得令人不舒服了，于是我便不再想下去了。我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然后，大约在1912年圣诞节前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处身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意大利凉廊里，凉廊有不少柱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栏杆也是大理石的。我正坐在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金交椅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其美稀世罕见。桌子是用绿色的石头做的，像是绿宝石。我就坐在那儿，朝外面的远处望去，因为这凉廊是高高建在一座城堡的塔楼上的。我的孩子们也围桌而坐。　　突然之间，一只白鸟落了下来，是只小海鸥或是只鸽子。它姿态优雅地慢慢伏在桌子上休息起来，我示意孩子们坐着别动，免得吓跑了这只漂亮的白鸟。转眼之间，这只鸽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年纪大约六岁，长着满头金黄色头发。她跟孩子们一起跑着离开了桌子，在这城堡的廊柱间玩了起来。　　我陷入了沉思，琢磨着我刚才所体验到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姑娘回来了，温柔地用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然后她便突然消失了，她重新变回成鸽子并慢慢地用人的声音向我说道：“只有在晚间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我才能变成一个人，因为雄鸽子此时正忙着埋葬那十二只死掉了的鸽子。”然后她便飞进了湛蓝的天空，而我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我大为激动起来。一只雄鸽子与十二个死人有什么关系呢？联想到那绿宝石色的桌子，塔布拉·斯玛拉格丁娜的故事便突然浮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想起了炼丹术传说里所说的霍姆斯·特里斯米基斯扎斯62 的那张绿宝石做的桌子。据说他死后留下了一张桌子，炼丹术的基本条文便用希腊文刻在了这桌子上。　　62　这个名字之意在炼丹术中是“三倍于最伟大的霍姆斯”，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给埃及神祇月神托斯这位据说是炼丹术的发明者所起的名字。　　我还想到了那十二个门徒，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等等。但对这个谜我却找不出答案。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我肯定地知道的是，这个梦表明了潜意识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活跃。但是我却找不到据以探究我这种内心过程的底蕴的技术，因而我便无事可做而只能等着，一如既往地生活并密切注意我的各种幻象。　　有一个幻象不断去而复返，目前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但同时它又仍然活着。比如说，尸体放进了焚化炉，但然后却发现它仍然是活人。这些幻象进入到头脑中并同时转变成梦的形式。　　我处在犹如靠近阿尔的阿尔斯冈那样的一个地区里。那里的人有一条由大理石石棺构筑成的巷道，而这些石棺则可追溯到梅洛温王朝时代63。在梦中，我正从城里出来并看见在我前方有由一长列陵墓所组成的一条相似的巷道。这些陵墓是些上有石板的基座，死者就摆在石板上。这使我想到了教堂里那古老的墓穴，顶盔贯甲的骑士们手脚伸开地躺在那儿。在我梦里死者就这样躺着，身穿古代的服装，双手紧握着，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用石头凿出来的，而是以某种古怪的方式使其变成了木乃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第一个坟墓前瞧着那死者，死者是个19世纪30年代的人。我很感兴趣地瞧着他的服饰，这时他却突然活动起来并恢复了生命。他的双手松开了，但这只是因为我瞧着他的缘故。我产生了极为不快的一种感觉，于是便走开，来到了另一个尸体的旁边。这尸体属于18世纪。在这里，发生了完全一样的事：当我瞧着他时，他活了过来并把握紧的手松开了。我顺着这一整排的尸体走了下去，一直走到12世纪的尸体处——就是说来到一个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的尸体的地方，只见他紧握着双手躺在那儿。他的形体像是用木头刻成的，好长一段时间，我瞧着他并心想他确实是死了的。但突然间，我看见他左手的一只手指轻轻地开始动了起来。　　63　梅洛温王朝：公元五世纪前半期，法兰克人向南迁移，最后统一了高卢，克洛维及其子孙于是建立起梅洛温王朝。　　当然，我最初是坚持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是存在于潜意识的古代的经验的种种迹象64 。但是像这样的梦及我对潜意识的实际体验却教导我，这样的内容并非是死去了的、过时了的形式，而是属于我们有生命的存在的。我的研究已证实了这一假设，并在尔后的年头里据此而发展起了有关各种原型的理论。　　64　弗洛伊德曾谈到过“古代的种种迹象”。——原注　　然而，这些梦无法帮助我克服我那失去了方向的感觉。相反，我却如同生活在恒定的内心压力之下。时不时地，这种感觉变得十分强烈，致使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某种精神障碍。因此，我搜索枯肠地把自己整个一生的所有细节过了两次，其中特别注意童年时代的各种记忆，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过去中可能有某种我所无法明白的东西，而这便可能就是这一精神障碍的原因。但这种回顾除了重新承认自己的无知外却未导出任何结果。这时，我便对自己说道：“既然我什么也不懂，那我就干点儿心中所想到的事情。”这样，我便有意识地使自己服从于潜意识的种种冲动之下。　　第一件浮现到表面上来的事也许是我十或十一岁时的童年的记忆。那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极喜欢玩积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用积木搭小房子和城堡，而用瓶子来构成门窗和拱顶的事。稍后，我便用一般的石头来这样干了，并用泥浆作灰浆。这样建造的建筑物使我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与这一记忆同时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情感。“哈哈，”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些东西仍然具有生命力呢。那个小孩仍然就在不远并具有我所缺乏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生命。不过我怎样才能找到通向这种创造力的路呢？”因为作为大人来说，我看来不可能在我现在和我十一岁这么大的一段距离上搭起一座桥来。然而我要是想与那个时期重新建立起联系的话，那我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时期并再次过起那个小孩那样的生活及玩他那种幼稚的游戏。这一时刻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只是经过无穷的思想斗争并带着一种欣赏之感，我最后才作了让步。因为认识到除了玩幼稚的游戏之外而别无他法，实在是一种痛苦而丢脸的体味。　　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收集起些适用的石子来，这些石子有些是从湖边捡来的，有些则是从湖里捞起来的。然后我便开始建造起别墅、城堡、整个村庄等。这中间仍然没有教堂，于是我便建造了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在其顶部有一个六角形的圆柱形墙壁，其上是一个圆顶。一座教堂还要有个祭坛，但在动手建造它时我却有所犹豫。　　就在我思忖着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天，我又像往常那样沿着湖边散步并在湖边的砾石中捡石子。突然之间，我一眼看见了一块红色的石子，这是块棱锥形的方石，高约一英寸半。它是一块石头的碎块，由于湖水的冲涮而被打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件纯属偶然的产物。我立刻眼前一亮：这就是那祭坛！我把它放在圆顶下方的正中处，而在我这样干着时，我又回想起了我童年时梦里所见到的那个位于地下室里的阳物。这种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快感。　　我每天吃完午饭之后，只要天气无碍，我便继续进行我这一建筑游戏。一吃完饭，我便立刻开始玩起来，并一直玩到我的病人到来之时，要是诊治工作午后结束得很早，我便又转去继续这一建筑工作。在这一活动的整个期间，我的思想变得清楚了，于是便能够把握住只是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种种幻象的含义了。　　我自然便想到了我现正干着的工作的意义，于是我便自问道：“说实在的，您现在在干些什么呢？您正在建筑一个小城镇，仿佛您是在举行祭礼似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作出回答，但我内心确信，我正走在发现我自己的神话的路上，因为这建筑游戏只是个开端，它释放出了一系列的幻象，这些幻象我后来全都仔细地记下来了。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一贯性的，在我下半生的生活中，每当我遇到一堵没门可穿行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时，我便会画一幅画或雕刻起石头来。每种这样的体验，对于难以深入下去的各种想法和工作，证明了是一种“入门礼”。今年65和去年我所写的一切东西，如《未被发现的自我》、《飞碟：一个现代的神话》、《从心理学上看良心》等，都是产生自我妻子去世66 后我所刻的石雕所给予我的灵感里。生命的行将结束、死亡及它所能使我所认识到的，猛烈地使我与我的自身分离开来。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才重新站稳了脚跟，而与石头的接触则对我大有裨益。　　65　指1957年。——原注　　66　即1955年11月27日。——原注　　快到1913年秋季的时候，我感到我身上的压力似乎正在向外移动，仿佛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似的。周围的气氛在我看来也确实比原先的沉闷。其情形就像这种压迫感并不只是产生自精神方面的情势，而是产生自具体的现实似的。这种感觉而且愈演愈烈。　　10月份，当我独自一人在旅途中时，我突然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幻觉镇住了，我看见了一场大洪水把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北部和地势低洼的所有土地都淹没了。当洪水淹到瑞士时，我看见群山长得越来越高，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正在发展之中。我看见了滔天的黄色巨浪，漂浮在水里的文明的残片及成千上万具被淹死的无数死尸。这整个汪洋大海然后变成了一个血海。这一幻觉持续了大约一小时。我感到迷惑不解和心里作呕，同时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惭愧。　　两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在同样的情况下，这一幻觉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景象甚至比上次还更具体生动，而血海则显得更为突出。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话了：“好好瞧瞧这个，这完全是真实的并且行将这样。对此您无须怀疑。”那年冬天，有人问我对不久的将来的世界政治形势有何看法。我答道，我对此未作深思，但是我看见了尸积如山和血流成河了。　　我自问道，这些幻觉是否指明了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是我却实际上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于是我便得出结论说，这只与我本人有关，并确认我正面临着精神病的威胁。我根本没有得出会有战争的想法。　　此后不久，即在1914年的春季和夏初，我一连三次做了同样的一个梦，时值仲暑，一股北极的寒流猛地袭来，把大地全冻得结了冰。比如说，我看见整个洛林地区及其运河全冻上了，人们逃离了这个现已一片荒芜的整个地区。严霜把一切活着的绿色植物全冻死了。这个梦是在1914年的4月和5月做的，最后做这个梦的时间是6月。　　在第三个梦里，令人畏惧的严寒再次从天而降，不同的是这个梦有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寒气中出现了一棵只长树叶不结果子的树（我想这是我的生命之树），其叶子由于霜的作用而变成了饱含疗病的果汁的葡萄。我摘下一串葡萄，送给一大群昂头等待着的人。　　1914年7月末，英国医学协会邀请我在阿伯丁举行的学术大会上作题为“潜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我作好了要出事的准备，因为这样的幻觉和梦都是预言性的。在我那时的精神状态及感到了种种恐惧的追踪的情况下，我竟得在这样的时刻就潜意识的重要性作报告，我觉得这不是命运是什么？！　　在8月1日这天，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的职责现在明确了：我得竭力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及我自己的体验总的说来与人类的体验到底巧合到什么程度。因此，我的第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探究一下我自己的精神的深处。我把我在做建筑游戏期间出现在我头脑中的种种幻想记了下来，而这便是这种探究的开始。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别的事。　　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象蜂拥而至，我尽力保持冷静和不慌乱，并竭力找寻理解这些奇怪的事情的某种方法。我束手无策地站在一个异己的世界面前，其间的一切显得别扭而又无法理解。我正生活在一种不断地紧张的状态，我经常感到，巨大的石块正兜头滚滚向我飞来。雷鸣闪电接踵而至。要经受得住这些暴风雨要求我要有兽性的力量。其他人曾经被这种暴风雨所吓倒——尼采、荷尔德林及其他许多人便是。但是我身上却有着恶魔般的力量，因此，从一开始，我便觉得毫无疑问，相信自己一定能发现我在这些幻象中所体验到的事情的意义。在我经受潜意识的这些猛烈冲击时，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我正在服从一种更高的意志，而这种感觉便一直支持着我，直到我把握住了情势。　　我常心烦意乱，于是我便只好做做某些瑜伽动作来使自己的情感受到控制。但因为我的目的是要知道我心中发生着的事情的意义，因此我练瑜伽只练到足以使自己平静下来并恢复我对潜意识的探讨时为止。一俟我觉得我已平静下来，我便放弃对情感的这种束缚并让各种意象和内心的声音重新开始说话。与此相反，印度人练瑜伽却是为了完全忘怀大量的心灵内容和种种意象。　　一俟我得以把各种情感变成意象——也就是说，发现了掩藏在这些情感中的意象后——我内心便会心平气和下来。要是我让这些意象潜藏在情感中而不被发现，我便有可能为它们撕个粉碎了。我可以成功地把它们一个个分离出来的机会只有一次；但要是这样，我便会不可挽救地变成精神病人并会终于为它们所毁灭。从我的实验里知道，从治疗的观点来看，在找到潜藏在情感后面的特定意象来说，这是极有助益的。　　我尽可能地把我的种种幻觉写下来并认真地分析这些幻觉得以产生的精神条件。但我只能通过笨拙的语言而作到这一点：最初，我常常以“夸张的语言”按我所观察到的样子来把事情加以阐述，因为这对应于原型的风格。原型是用富有高度修辞性的、甚至是装腔作势的语言来说话的。这是一种使我感到难堪的风格，它刺激我的神经，情形就像有人在抹了灰浆的墙上向下刮他的指甲，或像有人在粗砺的石板上磨刀的情形一样。但我既然不知道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我除了用潜意识本身所选定的风格来写下一切之外别无他法。有时候，我仿佛在用自己的耳朵听它说话，有时候又用嘴来感觉它，仿佛我的舌头正在编造字眼儿一样；时不时地，我听见自己在大声嘀咕着。在意识的阈限以下，一切均沸腾着生命。　　从一开始起，我便已把我自愿面对潜意识设想成是一种科学实验，这一实验是我本人所进行的且我对其结果极感兴趣。今天，我同样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次在我身上所进行的实验。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在于要对付我那采取否定态度的情感。我那时正自愿地使自己服从于我无法真正赞同的情感，而我当时所写下的幻觉则往往使我觉得纯是胡说八道，而且我对它们抱有强烈的反感。因为只要我们无法明白其意义，这样的幻觉便是崇高与古怪的邪恶混合。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忍受住了它们，但是我却仍然受到了命运的挑战。只是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才最后得以从迷宫里走出来。　　为了把握住“暗地里”活跃在我身上的那些幻觉，我知道我得让自己深入其中。对此，我不但极为反感，而且还抱有一种明显的恐惧。因为我担心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并变成幻想的牺牲品——而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最清楚不过了。然而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我明白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得冒冒风险，得设法取得驾驭它们的权力，因为我认识到，要是我不那样做，我就得冒着被它们获得驾驭我的权力了。使我敢于作出这种冒险的一个有力的动机是我深信，我自己要是不敢去做的事，那我便无法希望我的病人去做。有一个帮助者站在他们一方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帮助者——也就是我自己——是无法帮助他们的，除非他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而能懂得他们的幻觉的材料；此外，我还很清楚，在目前，这个帮助者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其价值令人怀疑的一些理论性的偏见而已。我正在不但为了自己，而且还为我的病人而承担起一种危险的事业的想法帮助我度过了好几个重大的阶段。　　正是在1913年基督降临节期间——准确地说也就是12月12日——我决定采取决定性步骤。这时我正坐在桌子旁，反复思考着我的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让自己从椅子上滑落下来。突然之间，地面在我的脚下仿佛真的裂开来了似的，我于是便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我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但猝然一下，我的脚便踩到了一堆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原来这个洞并不太深。虽然显然处身在一片黑暗之中，我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这种黑暗，习惯了这很像迟暮的黑暗。我看到，在我面前是一个黑森森的洞穴的洞口，一个侏儒站在那里，其肤色一如皮革，像是个木乃伊干尸似的。我从他身边挤了过去，从狭窄的洞口走进了洞里，然后涉过没膝深的冰水而来到这洞穴突出在一块岩石上的另一个洞口处，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红色水晶石。我两手抓住这石头把它搬了起来，结果发现石头下面有个空穴。起初我什么也分辨不清，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里面有流水。一具尸体从水里流了过去，这是具年轻人的死尸，满头金发的头上有个伤口。跟在尸体后面漂来的是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圣甲虫67 ，然后便是一轮从水的深处升起来的红色朝阳。我被阳光弄花了眼，于是便想把石头放回到洞口，但这时一股液体却涨了出来。这是一股血水。一大股血水喷了起来，我感到直想呕吐。我觉得，这血似乎要继续喷涌，喷涌时间会长到令人无法忍受。最后，它终于停止喷涌了，而这幻觉便也到此而止。　　67　圣甲虫：一种金龟子科甲虫，埃及人认为它是丰饶和再生的象征，因而往往把它刻在石头上作护符。　　我被这一幻觉惊得目瞪口呆。我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关英雄与太阳的神话，是一出死亡和复活的戏剧，而那只埃及圣甲虫则象征着再生。在末尾处，接着而来的本应是代表新的一天的黎明，可是代之而来的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喷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正常的现象。但我然后又回想起了在这同一年的秋季所有过的血的幻觉来，于是便放弃了想进一步加以理解的一切努力。　　六天之后（即1913年12月18日），我做了下面一个梦。我跟一个皮肤棕色、不知其为何许人的圣贤同在一个人迹罕至、风景优美的石山上。此时曙色未临，但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群星渐隐。这时，我听到了西格弗烈68 的号角声在群山中回荡，于是我知道我们得把他杀掉才行。我们拿起了来复枪，在一条狭隘的岩石小道埋伏起来等着他。　　68　西格弗烈：德国中世纪的伟大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第一部里的英雄。　　西格弗烈高高出现在山巅之处，周身沐浴在朝阳射出的头道金光里。他驾驭着一辆用死人骨头制成的战车，飞速驶下陡峭的山坡。在他拐弯的时候，我们开枪向他射击，他中弹应声倒下死掉了。　　由于毁灭了如此伟大和如此之美的一件东西，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悔恨，加之害怕这一谋杀会被人发现，于是拔腿便逃。但这时却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是我知道这会冲掉死者的一切痕迹。我已经逃脱了被发现的危险，生活可以一如既往了，但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犯罪感却依然驱不走。　　当我梦醒之后，我在心里反复琢磨它，但却始终未能明白它的意思。因此我便尽力想再次入睡，但我内心里的一个声音却向我说道：“您一定得弄明白这个梦，而且必须马上这样做！”内心的催促越来越紧，最后，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了，于是我听见这声音说道：“要是您无法明白这个梦，您必须开枪把自己杀掉！”在我这晚上使用的桌子的抽屉里就放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左轮枪，我被吓坏了。然后我再次开始深思，突然之间，这个梦的意思我恍然大悟了。“嘿，这不就是正在世界上演出着的问题吗？”我想，西格弗烈所代表的是德国人所希望取得的，也就是英勇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不受拘束地自行其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我也早想干同样的事了。但现在这却不可能。这个梦表明，西格弗烈这位英雄所代表的态度，再也不适合我了，因此这种态度就得被加以消灭。　　在这件事以后，我感受到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怜悯之情，一如我本人已被枪杀了一样：这是一种我暗中把自己等同于西格弗烈的迹象，以及一个人被迫牺牲其理想及其自觉的态度之时所感到的那种悲伤。这种同一性和英雄式的理想主义是得抛弃的，因为存在着比自我的意义更崇高的事物，而对这些事物，一个人是必须低头表示服从的。　　这些想法在目前是站得住脚的，于是我便又再次睡着了。　　那个棕色皮肤的矮个子圣贤一直伴随着我，并且实际上还主动提议杀人，他便是那原始的影子的体现。那场雨表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解决了。虽然当时除了这几点暗示外，我无法明白这个梦的更多的含义，但是我身上种种新的力量却得以释放了出来，从而帮助我把对潜意识的实验进行到得出结论的地步。　　为了紧紧把握住这些幻觉，我便常常想象成是在走一段陡峻的下坡路。我甚至还作了好几次努力，企图弄个水落石出。比如说，第一次探究到达了约一千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底的深渊的边缘。这深渊就像是一条通到月球或踏进空无一物的空间的无穷远的路。最初出现的意象是一个火山口，而我于是便觉得自己处身于一个死人的国土之中。其气氛是另一个世界的气氛。在靠近一块岩石的陡坡处，我看见了两个人，一个是长着白胡子的老人，另一个则是个美丽的年轻姑娘。仿佛他们是活人似的，我鼓足勇气走近他们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对我说的话。那老人解释说，他就是以利亚69 ，这使我吃了一惊。但那个姑娘甚至使我更为吃惊，因为她竟自称是莎乐美70 ！她是个盲人。多么奇怪的一对夫妇，莎乐美和以利亚。但是以利亚给我证实说，他和莎乐美从开天辟地至永恒便一直是夫妻，这完全使我骇住了……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条黑色的大蛇，它无疑显出喜欢我的样子。我紧紧贴近以利亚，原因是他似乎是这三者中最讲道理的人，也是具有明确的智力的人。对于莎乐美，我显然心存怀疑。以利亚和我进行了长谈，然而所说的我却不懂。　　69　以利亚：希伯莱先知。　　70　莎乐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说她是希律王之女，以舞姿迷住希律，使他杀掉了施洗者约翰。　　很自然，我竭力为出现在我幻觉中的这两个《圣经》中的人物寻找一种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我提醒我自己说，我父亲就一直是个牧师。不过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因为那老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莎乐美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俩为什么在一起？只是多年以后，由于我比这时的我懂得了更多东西，老人和那年轻姑娘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才显得完全自然。　　在这样的梦境里，人们常常遇见有个年轻姑娘陪伴着的老者，而这种夫妇的例子则可以在许多神话故事里找到。因而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传统，西蒙·马格斯71便会带着他在妓院里结识的一位年轻姑娘到处走。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海伦，而她则被认为就是特洛伊的海伦72 的化身。克林格梭与肯德利、劳泽与舞女等均属于这一类。　　71　西蒙·马格斯：古代魔法师。西门派奉他为宙斯化身，他的配偶海伦为雅典娜化身。　　72　特洛伊的海伦：希腊传说中最美丽的人，特洛伊战争的间接起因。　　我曾经提到，在我的幻觉中除了以利亚和莎乐美外还有个第三者：那黑色的大蛇。在各种神话中，蛇往往是英雄的对等者。其中有无数的故事便讲到他们的相似性。比如说，英雄具有蛇那样的眼睛啦，或者说他死后变成了一条蛇并被敬之如蛇啦，或蛇就是他的母亲啦等等。因此，在我的幻觉中：蛇的出现便表明这是一个英雄神话　　莎乐美则是女性意向的形象。因为她不明白事物的含义，因此她是瞎眼的。以利亚则是聪明的老先知的形象，他代表的是理脚与知识的因素，而莎乐美所代表的则是情欲的要素。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形象是逻各斯与厄洛斯73的体现。但这样一个定义会过于理念化。暂时让这两个形象的意义不作引申——就是说是事件和经验而已——对我来说含义反而更丰富。　　73　逻各斯，希腊文智慧之意；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二者表示理性与性爱之意。　　这一幻觉出现不久后，又一个形象又从潜意识中产生出来了。他是从以利亚的形象发展起来的，我把他命名为费尔蒙。费尔蒙是个异教徒，他所带来的是带有诺斯替教派色彩的一种埃及与希腊合一的气氛。他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我下面的这个梦里。　　梦中出现了一个像大海那般蔚蓝的天空，天上漂浮着的不是云彩，而是平平的棕色土块。土块像是正在散裂开似的，于是在这些土块之间，蔚蓝的海水便可以让人看见了。但是这海水便是蓝天。突然间，一个带翼的人从右方横驶过天空。我看出来这是个长着牛角的老人。他系着结成一串的四条钥匙，他紧握着其中一把钥匙，像是要打开一把锁似的。他长着翠鸟的羽翼，颜色也跟翠鸟的一样。　　我由于不明白这一梦中的意象，于是便把它画了下来以使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我正忙着画这幅画的那几天，我在我那靠湖边的花园里竟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翠鸟！我像被雷击般地吃惊，因为在苏黎世这一带地方，翠鸟是极罕见的，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发现过一只死翠鸟。这只翠鸟是最近才死的——至多只有两三天——而且身上也未见什么外伤。　　我幻觉中的费尔蒙及其他形象使我恍然顿悟：在心灵中存在着的种种事物，它们不是由我生发出来而是自发生发出来并拥有其生命。费尔蒙代表的是并非我自己的一种力。在我的幻觉中，我与他进行交谈，而他则说些我心中并没有想到的东西，因为我清楚地看出，说话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就像是这些思想是我自己所产生的似的。但在他看来，思想却像是森林里的各种动物，或像一个房间里的人们，或像天上飞的鸟儿，他又接着说道：“要是您看见了一个房间里的人们，您就不会认为是您造就了这些人，或认为您应为他们负责了。”正是他，教会了我应具有精神上的客观性，即精神的现实性。通过他，我自己和我思维的对象之间的区别便变得一清二楚了。他以一种客观的方式面对我，于是我便懂得，我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说些我并不知道和并不想说的事，说些甚至可以是反对我的东西。　　从心理学上说，费尔蒙所代表的是更高级的洞察力。对我来说他是个神秘的形象。不时地，他对我显得很真实，像是个有生命的人。我与他在花园里到处散步，他对我来说就是印度人叫做宗教导师的人。　　每当一种新的化身的轮廓出现时，我便几乎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失败。它意味着：“这又是您直到现在仍然不懂得的某种东西！”这样一连串的形象可能会是没有穷尽的，而我可能会被困在无知的无底深渊，这种恐惧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心头。我的自我感到了贬值——尽管我在世俗事情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一事可能会打消我的疑虑。在我的黑暗里（“把我们头脑里可怕的黑暗清除掉。” 《曙光同现》里74 说道），我真希望能有一个真的、活着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别的，希望有某个拥有更高妙的知识和能力的人，好帮助我清理清楚我的想象力不自觉地创造的各种东西。这一工作由费尔蒙这个人物承担下来了，在这方面，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是得承认他是我的招魂巫师的。而且实际上，他传给了我许多使人茅塞顿开的想法。　　74　托马斯·阿基纳斯所著一篇有关炼丹术的论文。——原注　　十五年后，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印度老者探访了我，他是甘地的一位朋友，而我们便就印度的教育谈了起来——特别是有关宗教导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谈得更多。我犹豫不决地问他道，他能否告诉我点什么有关他的宗教导师的个人和性格方面的事儿，对此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气说道：“啊，不错，他就是商羯罗。”　　75　商羯罗（778－820）：中世纪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代表人物。　　“您不是指那对《吠陀经》76进行评论的那个死去已有几个世纪的人吧？”我问道。　　76　《吠陀经》：印度婆罗门教四部古经的总称。　　“对，我指的就是他。”他针对我惊异地答道。　　“那您指的是一种精神喽？”我问道。　　“这当然就是其精神。”他同意道。　　这时候，我想到了费尔蒙。　　“还有幽灵性的宗教导师呢，”他接着说道，“大多数的人有的是活着的宗教导师，但也总是有些人让鬼魂来当导师的。”　　这一消息对我既具有启发性又有着消除疑虑的作用。因此很显然，我并没有完全脱离尘世，而只是体验到了那种只能发生在对此作出了相似努力的其他人身上的东西而已。　　后来，费尔蒙变得具有相对性了，因为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我称之为“护卫灵”的形象。在古埃及，“国王的护卫灵”就是其尘世的形，也就是有形体的灵魂。在我的幻觉里，护卫灵灵魂来自下方，来自大地，像是从一个深井出来的似的。我画下了他的一幅画，通过他的尘世的形来表现他，把他画成了一个座基是石头而上部却是青铜的隐士。在画面上很高的上方出现的是一只翠鸟的翼，在这翼和护卫灵的头之间的则是漂浮不定的一团圆形的、发光的星云。护卫灵的表情有某种恶魔性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糜菲斯托弗里斯77的表情。他一手拿着像是一个有各种颜色的宝塔或一个圣骨盒般的东西，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支铁笔，并用这铁笔在圣骨盒上刻画着。他正说道：“我就是把众神埋进了金玉之中的他。”　　77　靡非斯托弗里斯：歌德《浮士德》里的魔鬼。　　费尔蒙跋了一只脚，但却是个有翼的精灵，而护卫灵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地精或金属之精。费尔蒙是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是“含义”。另一方面，护卫灵却像希腊炼丹术中的安提洛巴里恩一样是个自然之精——而我在那时，对炼丹术却仍然知之不多78。使一切变得真实的是护卫灵，但他也会使富饶的精神即“含义”变得含混，或用美这一“永恒的影像”来取而代之。　　78　安提洛巴里恩是一个矮人，是一种侏儒。他出现在如第三世纪的重要炼丹术士巴诺波利斯的佐斯莫斯的梦幻中。包括安提洛巴里恩的这一群精灵的还有地精，古籍中的钢铁精及供炼丹术士驱遣的矮人们。作为水银之精，炼丹术中的墨丘利乌斯也是安提洛巴里恩这种精灵之一——原注　　随着时光的流逝，通过对炼丹术的研究，我便得以把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了。　　在我写下这些幻觉时，我再次自问道：“我到底正在干些什么呢？可以肯定，这与科学毫无关系，但那么它又是什么呢？”这时，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道：“它就是艺术。”对此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正在写的东西会与艺术有什么联系。然后我便想道：“也许我的潜意识正在形成一个并非是我的人格，但它又坚持要通过表达来显现出来。”我确实知道，这声音是一个女人发出的。我认得她是一个病人的声音，是个很有才华并曾热烈地移情于我的心理病患者。她已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有生命的形象了。　　显然，我正在干的并不是科学。那么除了艺术之外它还可能是什么呢？这些，仿佛便是世界上的惟一的选择对象了。这便是一个女人的思考方式。　　我十分强调地对这个声音说道，我的幻觉与艺术无关，然后我便感到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然而，没有声音传出来，于是我便又继续写了起来。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的重大疑问，而回答再次又是那同样的断言：“那就是艺术。”这一次，我抓住她不放并说道：“不，这不是艺术！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然后我便准备与之进行争论。但那样的事却没有发生，我于是想起，“我心里的这个女人”并没有我所具有的语言中枢。于是我便提议她使用我的。她照办了，并借此发了一通长篇大论。　　一个女人竟从我心里来干扰我，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一定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我还开始深思为什么赋予灵魂以“女性意向”的名字的种种原因。为什么把它设想成是女性的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个内心的女性形象在男人的潜意识中是起着一种典型的或者说是原型性的作用的，因此我便称她为“女性意向”。在女人的潜意识中，那对应的形象我便称之为“男性意向”。　　开始时，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性意向的否定性方面。我感到有点儿被她所镇住了，其情形犹如感到房间里有个看不见的人在里面那样。然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在写下所有这些材料以供分析时，我实际上是在给女性意向写信，亦即由我的意识部分从不同的观点出发给我自己的一个部分写信。我获得的是性质非同寻常的和出乎意料的评论。我就像是对一个鬼魂和一个女人进行分析的病人！每天晚上，我十分自觉地写着，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不写，便没有办法让女性意向明白我那种种幻觉了。还有就是，通过把它们写出来，我就使她失去了把它们编织成阴谋的机会了。想把某件事说出来和真正把它说了出来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为了尽可能对我自己忠诚老实，我遵照一句希腊的古老格言“有施于人者才能受之无愧”的教导，把一切都仔细地写了下来。　　往往有这种情形，就是在我正写着的时候，便会产生古怪的反应，思想便会开起小差来。慢慢地，我才学会了区分我自己及这种干扰。当情感上庸俗和平庸的某种东西涌上心头时，我便会对自己说道：“千真万确，在此时或彼时，我曾想到过和这样感到过，但我现在却可以不必这样想和感到这样了。我不必永远接受我的这种平庸，因为丢这种脸实在没有必要。”　　要紧的是通过使这些潜意识的内容具象化，以便使自己有利于它们，同时又使它们与潜意识发生关系。这是剥夺它们的权力的技巧。要把它们具象化并不太难，因为它们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一种它们自身的独立存在。它们的这种自主性，要是让人迁就它，却是一件十分不舒服的事。然而，潜意识以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这一情形，却使我们获得了控制它的最佳手段。　　女性意向所说的话，我觉得处处充满了狡狯。要是我把潜意识的这些幻觉当作艺术，那它们便会如同我在观看一部电影那样只带有视觉的观念而不会使人深信不疑。我于是便会觉得对它们不负道德责任。这时，女性意向便可能很容易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被人所误解的艺术家，而我那所谓的艺术天性便可以使我有权忽视现实。要是我听她的话，她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对我说：“您设想您正忙着写的胡说八道确是艺术吗？根本不是的。”这样，女性意向这一潜意识的喉舌的这种讽刺，便能把一个人完全毁掉。归根到底，意识总是决定性因素，它可以理解潜意识的种种表现形式并对其采取某种立场。　　但女性意向也有一种积极的方面。把潜意识的各种意象传达给有意识的心灵的正是她，而我看重她的也主要是这个。几十年以来，每当我情感不安或某种东西模模糊糊地积聚在潜意识中时，我便总是转向女性意向求教。这时，我便会问女性意向道：“您现在在耍什么把戏？您看见了什么啦？告诉我，我会乐于知道的。”经过一阵子不高兴后，她便会按时产生一种意象。这一意象一出现，不安和压迫感便会随之消失。这些情感的全部能量接着便转变成对这意象的兴趣与好奇。我便会与女性意向谈论她所传达给我的这些意象，因为我实在得像对待梦那样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它们。　　今天，我不必再去和女性意向对话了，因为我已不再具有这样的情感。但如果我确实有，我便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今天，我是直接地意识到女性意向的想法的，因为我已学会接受潜意识的内容并理解它们。我懂得了对待这些内心的意象我该如何行动。我可以从我的梦里直接读出它们的含义，因而便无须再有一个沉思默想者来为它们传信了。　　最初，我把这些幻觉写进了“黑皮书”中，后来又把它们转记在“红皮书”里，在这本红皮书里，我画了些插图79 来作装饰，这些插图大多是有关曼荼罗（魔圈）80 的图画。在“红皮书”里，我试图从审美上来详述我的这些幻觉，但却从未写完。我意识到，我仍未找到正合适的语言，我仍然只得把它改变成某种别的东西。因此我便及时地放弃了这种审美化的倾向，转而先经历一番严格的理解过程。我知道，犹如许多的幻觉在其脚下需要有坚实的土壤，我必须首先完全回到现实中去。对我来说，现实意味着合乎科学的理解。我必须从潜意识所给予我的洞察力中提取具体的结论——而这一任务则将成为我终生的工作。　　79　“黑皮书”包括六本黑皮的小本笔记本。“红皮书”则是红皮的一本对开笔记本，记有用精妙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写成的同样的幻觉，用中世纪手稿所用的黑体字书写而成。——原注　　80　曼荼罗：印度教密宗与佛教密宗所用的象征性图形。　　我这个精神病医生，在我的实验中几乎每一步，碰上的尽是同样的精神性材料，而这种材料又是精神病方面的且又是在精神病人方面发现的，这当然是很有讽刺性。这是使精神病人产生致命的失常的那些潜意识意象的贮备物，然而它又是自我们的理性时代开始后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创造神话的想象力的本源。尽管这样的想象力无处不在，但却被视为禁忌和为人所惧怕，因而无论谁踏上了通向潜意识深处的这条变幻莫测的路，甚至也会显得像是一种危险的实验或一种前途难卜的冒险行为。人们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一条前途未卜之路和一条误会之路。我回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现在让我放胆洞开那人类的脚步从不曾犹豫地跨越过的大门。”81《浮士德》的第二部也远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金链》82 里所提到的一种连接，从最初的哲学上的炼金术和诺斯替教派起直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直存在。尽管鲜为人知、难以辨认和充满危险，这却是一条驶向发现世界另一端的航路。　　81　见《浮士德》第一部。——原注　　82　在炼金术中，“金链”（或“荷马链”）是指一连串大智者，开头一个是连接天和地的赫墨斯·特里斯米基斯托斯。——原注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正在深思这些幻觉的含义时，我十分需要在“这个世界”有个支撑点，而我可以说，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工作便是我的这个支撑点。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并以此来抗衡那个奇异的内心世界，对我采说实在至为重要。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一直是我可以随时回归的根基，它们起着肯定我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一个普通人的作用。潜意识的内容本来会把我弄得失去理智。但是我有家庭，此外我还知道，我有一个一所瑞士大学颁发的医科学位证书，我必须帮助我的病人，我有妻子及五个子女，我住在库斯纳克特市西斯特拉斯228号——这些实实在在的存在对我提出了种种要求并再三再四地向我证实，我确确实实存在着，我并不像尼采那样是一张白纸，在精神的强风中到处翻飞。尼采失去了其立脚的根基，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他思想里的内心世界外便一无所有——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拥有他要比他拥有前者更甚。他断了根并在大地的上空飘荡，因此他不得不采用虚夸和不现实的办法行事。但对我来说，这种不现实却是可怕的根源，因为说到底，我是以今生今世作宗旨的。无论我是如何执著或如何洋洋自得，我总是懂得，我正在经验到的一切，最终总是归结到我的这种现实的生活的。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职责并使生活的意义更臻完美。我的座右铭是：于此务须立即以真实行为昭示大众，不可搪塞！　　因此，我的家庭和职业向来总是一种愉快的现实，并且还是我确实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的保障。　　缓缓地，一种内心变化的轮廓开始在我身上出现了。　　1916年，我感觉到了要给某种东西赋予具体表现的冲动。这一内心冲动逼着我去详细阐述并表达，比如说，费尔蒙所可能要说的话。这就产生出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83及其中所使用的怪僻的语言。　　83　私人出版（无日期），采用假名并有一个副标题“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作者亚历山大里亚市的巴斯里德斯，此市位于东西方相接之处。”——原注　　这一布道词的开头处就显出一种惶恐不安，不过我却不知道它要说的是什么意思或“他们”要我表达些什么。在我身旁的上下四方包围着我的是一种不祥之兆的气氛。我古怪地觉得，空气里到处是鬼的实体。然后我的屋子仿佛开始闹鬼了。我的大女儿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穿过了房间。我的二女儿跟她姐姐不一样，她说，夜里睡觉时她的被子两次无缘无故地给扯掉了。而那同一天晚上，我那九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梦。第二天早上，他就吵着要他妈妈给他蜡笔，蜡笔到手之后，平常从来不画画的他，这时却画了一幅有关他梦境的画。他把此画叫做“渔夫之画”。一条河流从这幅画的中央处流过，河边上站着个拿着钓竿的渔夫。他钓到了一条鱼：在渔夫头顶的上方是个烟囱，熊熊的烈火和浓烟喷突而出。河的另一边，魔鬼正从天空中飞来。他为他的鱼被人偷走而咒骂着。但是渔夫的上空盘旋着一个天使，天使说：“不准你动他一根毫毛，他只钓你那些作恶的鱼就是了！”我儿子是在星期六画出这幅画的。　　大约就在星期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大门上的铃发疯似的叮叮叮地开始响了起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大门外那空旷的场地。大家立刻起身去看看谁在那儿，但是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我当时正坐在门铃旁边，因而不但听到了铃声，而且还看到了铃在动。我们只好都目瞪口呆地互相望着，当时的气氛十分沉闷，这话我可不是说着玩的！然后，我便意识到发生了某种事情了。整个屋子仿佛进来了一大群人似的塞得满满的，全都让鬼挤满了。它们密密麻麻地一直挤到门口，空气沉闷得使人差不多都喘不过气来了。至于我自己，是周身抖个不停，心里道，“看在上帝份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它们便齐声喊叫起来：“我们是从耶路撒冷84 回来的， 我们要找的东西却在那里找不到。” 这便是 “七次布道词”的开头的话。　　84　耶路撒冷：基督教的圣地，位于巴勒斯坦。　　然后，其余的话便从我笔下喷涌而出，经过了三个晚上，这篇东西便写成了。我一拿起笔来，这一群鬼便立刻烟消云散了。房间变安静了，空气也清新了。闹鬼的事便至此结束。　　这一体验是得按其本来的或其看来应是的情形来加以对待的。它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思想状态，对于灵学现象是有利的。它是一个潜意识的世界，其怪僻的气氛，我认识到它就是一种原型的引导力量。“它到处走动，它是在空中飞着的！”85当然了，理智往往会自称对这种事情拥有某种科学的和物理的知识的，或者宁可把这整个事情一笔勾销，说这是违犯了科学法则的。但是，要是这些法则不是时有被违反的情形，这个世界该有多么沉闷无聊啊！　　85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原注　　就在经历这次体验之前不久，我记下了我的灵魂从我身上飞了出去的幻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灵魂，即女性意向，确立起了与潜意识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死去的全部人类的一种关系，因为潜意识对应于全部死者的神话性世界，对应于先人的世界。因此，要是有人产生了其灵魂消失了的幻觉，这便意味着灵魂退缩进了潜意识或者说退入了全部死者的国土。在那里，它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活力并赋予祖先的种种形迹即集体性的各种内容以令人可见的形式。它就如同一种媒介，使死者得以有机会显现他们自己。因此，在我的灵魂消失之后不久，那“死去的”便在我面前出现了，而结果便有了《七次布道词》这篇东西了。这就是所谓“丢魂”的一个例子——这种现象在原始人中是经常会遇到的。　　从那时候起，死者作为那没被回答、没被解决和没获赎救者的声音，对我来说便显得愈益清楚了；因为既然我命中要我回答的这些问题和要求并不是由外部世界来给予我，因而它们就得经由内心世界来给予我了。与死者进行的这些谈话形成了我得把潜意识方面的东西传达给世人的一种序言，而我所要传达的就是潜意识的一种有序的格局及对其所进行的阐释。　　今天，当我对所有这一切进行回顾并思考这期间我对种种幻觉所进行的研究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时，其情形就犹如一种信息以无可抗拒之势而降临到了我身上一样。在这些意象里存在着种种事物，它们不但关系到我自己，而且还关系到其他许多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了，也不再有权这样做了。从那时候起，我的生命便属于那大多数人了。我所关心的，或者说正在找寻的知识在当时的科学里仍然无法找到。我本人还得经历那独特的体验，此外还得尽力把我的体验所结出的种子，种在现实的土壤里；要不然这种体验就会仍然是没得到证实的主观性假设。正是在这时，我才把自己献身于为精神服务。我对它是既爱又恨，不过它却是我的最大一笔财宝。我把自己托付给了它，而这结果便成了我得以忍受自己的生存并尽可能充分地享受它的惟一方式。　　今天，我可以说，我一直从未割断我与这些初始的体验的联系。我所有的著作，我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是来自始于1912年即差不多五十年前的这些最初的幻觉和各种梦的。我晚年所取得的一切均已包含于它们之中，不过最初只包含在各种情感和意象的形式里就是了。　　我的科学知识是使我得以挣脱那种混乱的惟一手段，不然的话，这些材料便有可能使我陷入荆棘丛中不得脱身，或像原始森林里的匍匐植物那样被窒息而死。我极为小心谨慎地设法去理解每个单独的意象，我的精神存货中的每一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它们加以科学的分类，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所忽视了去做的。我们会让意象出现，可能还会对之惊异不已，但却只是到此而止。我们并不想费心去理解它们，更不用说从其中引出伦理方面的结论了。这种突然性中止便会对潜意识产生种种消极的影响。　　认为对这些意象获得某种理解便足够了并因而浅尝辄止，这同样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对它们的洞察必须转变成一种伦理性的职责。不这样做便会成为权力原则的牺牲品，而这便会产生种种危险的后果，这种后果不但对其他人是毁灭性的，对洞察者本人甚至也是毁灭性的。潜意识的意象把一种重大的责任放到了一个人的肩上：无法理解它们或逃避伦理上的责任便会使一个人失去完整性并会造成生活痛苦而又四分五裂。　　就在我全神贯注于潜意识的这些意象的期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作为有职无薪教师，我已在那里讲了八年课了（自1905年始）。我对于潜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已使我的智力活动走向了止步不前的状态。完成了《潜意识心理学》的写作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失掉了阅读科学书籍的能力。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有三年。我感到，我再也无法与知识界并驾齐驱了，也再无能力去谈论确实迷住了我的事情了。把潜意识的这些材料公之于世，结果差点儿把我弄成了哑巴86 。对此我既无法明白也无法使之具有形式。在大学授课时，我处于一种暴露的地位，感到为了把课程继续在那里讲授下去，我首先便得找出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方向。要是我的智力状况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大堆怀疑与困惑而仍要继续去教年轻的学生，那可是要误人子弟的。　　86　在这一“休耕时期”，荣格写出的东西只有一点儿：几篇用英文写的论文，还有就是其论文的第一个英译本《分析心理学论文两篇》。随着1921年《心理学类型》的出版，这个时期便结束了。——原注　　因而我便觉得，我现在面临着要么继续我的教学生涯——这条路在我面前是平坦的，要么听从我那内心的人格的法则，听从一种更高的理性的安排，向着我那古怪的任务，向着我面对潜意识所作的这种实验奋力向前。但是，不到这事完成，我是不能在公众面前露面的。　　因此，我便有意识地和故意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感到，某种伟大的事即将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是信任这种事情的，我感到这件事在永恒性方面是更重要的。我知道它会充实我的生活，而为了这一目的，我是随时不惜冒任何一种危险的。　　说到底，我是否能当上教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我不得不放弃这一教职是很令人讨厌的；在很多方面，我不能使自己局限于通常为人所理解的材料上，我对此是感到遗憾的。我甚至会有某些片刻的突然反抗命运之举。不过这种情感都是转瞬即逝的，因而并不会有什么作用。相反，另一方面的情形却是重要的，而要是我们留意内心的人格所希望的和所说的是什么，这种痛楚便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是我所再三体验到过的事情，而不光是在我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之时才体验到了的。不错，在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已经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了。在我的青年时，我脾气暴躁；但每当情感突然上升到其高潮之时，它便会突然转向，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宇宙般的宁静。在这样的时候，我便觉得飘然物外，而刚才还使我激动不已的东西，这时看来却显得像是属于一个遥远的过去的东西了。　　我的这一决定及我介入无论我还是别的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上，结果便使我落入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我到处走来走去，脑子里充塞着种种思想，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与之交谈：他们只会产生误解。我觉察到了外部世界和这些意象所构成的内心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其最痛苦的方式所表现出的鸿沟。我仍然看不到现在我所理解的这两个世界的互相作用。我看到的只是“内”和“外”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只要我能够成功地证明——而这是需要费极大的功夫的——精神体验的内容是实有的，不但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体验，而且对于其他人也拥有的那种集体性的体验来说也是实有的，我便能找到与外部世界及与人们的接触点。后来，在我的科学工作上，我极力去证明这一点并尽我一切能力给交往甚密的友人们介绍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我知道我要是不能成功，便会落入绝对的孤立的境地。　　只是快到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我才逐渐开始从黑暗中走出来。有两件事造成了这种情况。第一件事是我与那个决心要使我相信我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的女人断绝了关系；第二件而且是主要的事件是我开始理解曼荼罗的绘画了。这事发生在1918至1919年。在我写就了《七次布道词》之后，我画出了第一张曼荼罗的画87 。自然，当时我并不理解它。　　87　临摹来用作《类型和集体潜意识》的卷首插图。——原注　　在1918－1919年间，我作为英军战区战俘监管上校驻扎在夏托达堡。当我还在那里时，每天早上我都在笔记本上画一幅小小的圆形的图，即一个曼荼罗，它看来显得对应于我当时的内心心态。在这些图画的帮助下，我便得以逐天观察我的精神变化。比如说，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位具有审美性的夫人寄来的信，她在信中再次固执地坚持认为，从我的潜意识中所产生的这些幻觉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因而应该被认为那就是艺术。这封信使我很不高兴。它并非是愚蠢的，因而便具有危险的说服力。说到底，现代的艺术家是设法出自潜意识地来创造艺术的。掩藏在这一论点后面的功利主义与妄自尊大触到了我身上的一种怀疑，也就是说，我不敢确信我正在产生的这些幻觉确实是自发的和自然的，而并非基本上是我自己随心所欲的种种虚构编造。我根本还算不上已经在意识里没有偏执和狂妄自大了，有这种情形的人便会乐于相信，任何中间性的高尚的灵感，都是一个人行为高尚的结果，而卑下的反应则只是出于偶然，或甚至导源自异己的各种源泉。由于我自身的这种刺激和不协调，因而第二天我便画出了一幅改变了的曼荼罗的图画：图中周边有部分断开了，于是对称性便被破坏了。　　事后只是慢慢地，我才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创造。”88而这便是自性即人格的完整性，而如若一切顺利的话，自性是协调的，但它却无法容忍自欺欺人。　　88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原注　　我所画的曼荼罗图是些关于自性的状况的一些密码，这些密码每天呈现在我脑海中时都是崭新的。在这些密码里，我看到了自性——也就是我的整个存在——在活跃地工作着。可以肯定地说，最初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它们；但对我来说它们却显得极为重要，因而我便像珍珠那样保存它们。我明确地感到，它们是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它们而获得了有关自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观念。我觉得，自性就像我那样的个体，而且还是我的世界。曼荼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个体，并对应于精神的那种微观世界性。　　这个时期我到底画了多少幅曼荼罗，我现在再也记不清楚了。不过肯定是许许多多。在我画着它们的时候，这样一个问题一再浮现出来：这样一个过程正导向什么？其目的在哪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到这时候我便知道，我不能擅自选择一个在我看来显得没有价值的目标。实际情况已经向我证明，我必须放弃自我占有更高地位的想法。在我本来企图保有它时，我毕竟还是突然地又把它放弃掉了。我本想继续从事对神话进行科学分析的，这工作在《变化的象征》里就已经开始了。这仍然是我的目标——但是我却绝不能再考虑它了！我此时正被迫经历潜意识的这一过程。我必须让自己被这股急流裹胁着前进，根本不知道它要把我引向何处。然而，当我开始画曼荼罗时，我便看出，一切东西，我一直在走着的所有道路，我一直在采取的所有步骤，均正在导向回一个单一点——也就是说，导向居中的那个点。事情对我变得越来越明白，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一切道路的代表，是通向这个中心，通向个性化的道路。　　在1918至1920年间，我开始明白，精神发展的目标就是我性。没有直线性的演变，有的只是我性的弯弯曲曲的发展。均匀性的发展充其量来说只有在开始时才会存在。尔后，一切便向着这个中心点而发展。这一顿悟使我安定下来，慢慢地，我的内心平静而复归。我知道，在找到曼荼罗可作表现我性的工具之后，我便获得了在我看来是终极性的东西。也许某个别的人会知道得更多，但这不会是我。　　几年之后（1927年），我由于做了一个梦而使我对有关这个中心及我性的想法得到了证实。我可以用我称之为“望向永恒的窗户”的一幅曼荼罗的画来表示其本质。 这幅画后来印在了《金花的秘密》89一书里。一年之后，我又画了一幅同样是曼荼罗的画90 ，在此画的中央处则是一个金色的城堡。这幅画画完后，我问自己道：“这画怎么中国画味这样重？”我对于其形式和色彩的选用印象很深，而且尽管外观上没有什么中国画的东西，我却觉得很有中国画的味儿。而这确实便是它所给我的感受。无独有偶，此后不久，我便收到了理查德·威尔海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草稿，标题也是“金花的秘密”，他还要求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立刻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这草稿读完，因为文中所述对我关于曼荼罗及这中心的绕圈圈的想法给予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了我的孤独的第一件事。我慢慢意识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　　89　参见《原型和集体潜意识》中的“关于曼荼罗的象征性”有关页数的插图。——原注　　90　《金花的秘密》中的图10及“关于曼荼罗的象征性”的有关各图。——原注　　在回想起这种巧合，这种“同步性”时，我不禁在这幅使我获得了如此深刻印象的具有中国画味儿的画的下面写下了这样的话：“此画作于1928年，画的是一个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尔海姆给我寄来论述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的一篇三千年前的中文文章。”　　这就是我在前头就已提到过的那个梦：我忽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煤灰满地的肮脏城市。时间恰值黑暗的冬夜，兼又冷雨萧萧。这个城市就是英国的利物浦。与几个——比如说六七个——瑞士人一起，我走过了好几条黑洞洞的街道。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们正从港口往外走，而那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却在上方，位于悬崖之上。我们爬上了那儿。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市场是在下方，然后您便经过托滕嘉申（“死者之巷”）而往上走；这条巷一直通到上方的一片高地，然后再通到彼得广场和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由昏暗的街灯照着的大广场，许多街道就向这里汇聚。这个城市的各个街区成辐射状绕这广场而布列。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的中央则是一个小岛。由于雨、雾、烟和昏暗的灯光所无法照透的黑暗，周围的一切全无法看清，但是这个小岛却被阳光照耀得光辉灿烂。岛上只长着一棵树、一棵木兰，树上开满了千百万朵红花。这棵树仿佛就立在阳光之中，但同时又是那光源。我的友人们对这恶劣的天气说三道四，但显然却没有看见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个瑞士人，对他竟在此定居感到吃惊。我对千花怒放的这棵树的美及阳光灿烂地照耀着的这个小岛感到心旷神怡，心里想道：“他为什么定居这里，我可是清楚得很啊。”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对于梦中的一个细节，我还得添上点补充性的说明：这个城市各个单独的街区的布局绕一个中心点成辐射状布列。这个点形如一个开放性小方块，有一盏更大的街灯照耀着并构成了这个岛的一件小小的复制品。我心里知道，那“另一个瑞士人”就住在这些次级的中心点之一的附近。　　这个梦代表着我此时的心境。时至今日我对黄灰色的雨衣及其上闪烁着的水光依然历历在目。一切均令人极为不快，不是黑的就是灰蒙蒙的——一如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但是我却有过一次具有非尘世之美的幻觉，而这便是我到底生活过来了的原因。利物浦就是“生命之池”。“利物”一词据古人的看法，就是“生命之根”之意——而这便“创造出了生命”91。　　91　利物浦（Liverpool）这个英文字分开来便是liver（肝脏之意）和pool（池、塘之意），故荣格有是说。　　随这个梦而来的还有一种命中注定感。我看出来，在这个梦里，目的是什么已作出了启示。一个人是无法走到这个中心之外的。这个中心就是那目的，而一切都是引向这个中心的。通过这个梦，我明白了，我性就是方向与含义的原则与原型。其治疗性作用就存在于其中。对我来说，这种顿悟暗示了通向这个中心——因而也就是到达这一目标的方法。有关我本人的神话的第一点细微迹象也从中产生出来了。　　做过这个梦之后，我便不再绘画曼荼罗的画了。这个梦描绘了潜意识发展全过程的最高阶段。它使我感到了完全的满足，因为它描绘出了有关我心境的一整幅图景。可以肯定地说，我已经知道，我正忙着的是某种重要的事，不过我仍然对其不甚了了，而我的同事们中也没有一个能了解得了。由这个梦所给予我的头脑清晰，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存在于我的存在里的各种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幻觉，我便可能失掉了方向并被迫放弃我那命定的事业了。但是在梦里，其含义已作了清楚的揭示。在我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时，我便知道自己正一头扎进了那未知世界之中了。弗洛伊德学说以外的世界，我毕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还是向着黑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然后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一个人便难免觉得这是一种天意。　　我花了足足四十五年来蒸馏装在科学器皿里，当时我所体验到了的并写下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年轻人，我的目的一直是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但是然后，我又触到了这股熔岩流，于是其火焰和热便又重新改造了我的生活。促使我去研究它的便是这种根本的东西，而我的著作便是把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结合进这个世界的当代图景的一种或多或少可算是成功的尝试。　　我追溯我那些内心意象的年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一切根本性的东西都在其中确定了。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的细节详情不过是这一材料的补充和详述而已；这材料是从潜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并在开头时把我完全淹没了。这，便是那可供终生进行研究的“原始素材”。　　七　著述　　在我的生命进入后半生时，我便已踏上了面对潜意识的各种内容的道路。我对此所进行的研究是一件年深日久的事，而且只是在经过大约二十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对我的各种幻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首先，我得找出我这些内心体验的历史先例。也就是说，我得问自己：“我的这些特定的前提在历史上的什么地方已经出现过？”要是我无法找到这种例证，我便绝不可能使我的想法具体化。因此，接触到炼丹术便对我具有了决定性意义，因为它给我提供了直至此时我仍然缺乏的历史基础。　　分析性心理学基本上是一门自然科学，但是它比起任何其他学科来在更大程度上受观察者的个人偏见所左右。因此，心理疗法医生要是想排除至少是判断上的最粗率的错误，他就得在最大程度上有赖于历史上的和文学上的类似性人物。在1918至1926年间，我认真地研究了诺斯替教派的一些作家的著作，因为他们也曾正视过潜意识这个最早的世界并探讨过其内容，探讨过显然受到直觉世界所污染的种种意象。由于可查找到的资料太少，至于他们是怎样去理解这些意象的情形就很难说了；此外，就是这些资料，也大都是出自他们的反对者们即基督教产生后头六个世纪解释教义的一批作家们（　　）。我觉得，他们对这些意象是很不可能具有一种心理上的观念的，但是诺斯替教派由于与我相距太遥远，因而便无法就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他们建立起任何联系。就我所知，有可能使这一教派所推崇的神秘的直觉与现在联系起来的传统看来已被割断了，因此，要想找到从诺斯替教派——或新柏拉图派——通向当代世界的桥梁，长期以来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当我开始理解了炼丹术后，我认识到了它就代表着与诺斯替教派的历史性联系，因而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便有了一种连续性。由于炼丹术是基于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因而它一方面形成了通往过去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是通往未来和通往现代的潜意识心理学的桥梁。　　这方面的开创者是弗洛伊德，他随此而引入的还有古典的诺斯替教派的性欲动机及邪恶的父辈的权威。诺斯替教派的耶和华与造物者之神的动机再次出现在弗洛伊德有关那本源性父亲及衍生自这位父亲的阴暗的超我的神话里。在弗洛伊德的神话里，他变成了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失望、错觉及痛苦的魔鬼。在炼丹术士对物质的秘密的专注里，物欲的倾向便已经流露出来了，这一倾向对弗洛伊德来说有着掩盖诺斯替教派的另一本质性方面的作用：作为另一个更高的神祇的精神的原始意象，这位神祇送了一个混合器皿给人类，一个转变精神的器皿92 。这个器皿是一种女性原则，在弗洛伊德的家长式世界里是没有其地位的。附带说一下，在这种偏见方面他绝不是无独有偶的。在天主教思想的王国里，上帝之母及基督的新娘只是最近才被接纳进了神圣的内室（洞房）里，而这是经过了千百年的犹豫后才有了这种变化的，因而可以说至少这种看法已获得了部分性的承认93 。但是在新教和犹太教的范围里，父权却一如以前那样继续起着主宰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哲学意义上的炼丹术里，女性原则却起着男性原则的同样的作用。　　92在异教的诺斯替教徒波伊曼德勒斯的著作里，这个器皿充满着“精神”，是造物主之神送到尘世的，为的是让想达到更高意识境界者可以在其中受洗。这是精神在其中获得更新和再生的一种子宫，对应于炼丹术中物质在其中产生质变的器皿。在荣格的心理学中与此对等的是叫作个性化过程的内心转变过程。——原注　　93　这指的是教皇比乌斯十二世的训令“仁慈的上帝”（1950），其中宣布了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这一新教义肯定，玛利亚作为新娘，与圣子在天国的新房里结合了，而作为索菲亚（智慧），她则与上帝结合了。这样，女性原则便从而变得接近于富于男性气质的三位一体了。参看荣格的《东西方心理学与宗教》里的“答约伯书”部分。——原注　　在我发现炼丹术之前，我做了一系列的梦，梦中反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主题。在我的房子旁边立着另一所房子，也就是说是另一配房或一座附属建筑物，它在我看来是古怪的。每次做梦，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座房子虽然一直坐落在那里，我自己却对它一无所知。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到了这侧房。我发现这房子里有一个奇妙的图书室，很可能在16和17世纪时就已存在。包以猪皮面的又大又厚的一册册对开本的书便沿墙的四壁摆放着。这些书中有几本饰有特色古怪的铜板画，其插图则包括有我前所未见的一些古怪的象征性符号。当时我并不懂得它们的用意何在，只是较久之后我才认出它们是些炼丹术符号。在梦里，我只意识到这些符号及整个图书室所产生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原来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版书和16世纪印刷品的收藏所。　　我的房子这一未知的附属建筑物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方面；它代表着属于我的某种东西，只是我对此尚未意识到就是了。它，特别是那图书室，涉及的是炼丹术，对此我仍然一无所知，但很快我便会对之加以研究。大约十五年后，我收集的书已构成了一个图书室，样子与梦中所见的那个十分相像。　　预示着我会遇到炼丹术的决定性的梦是在1926年左右出现的，当时我正在南蒂罗尔，时值战时。此时我身处意大利前线，正坐在一个矮个子农民赶着的马车从前线回来。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弹片呼啸；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赶路，因为此地情况十分危险。　　94　从空而降的炸弹，从心理学上来阐释，就是从“另一边”飞来的飞弹。因此它们便是从潜意识，从精神的阴暗面产生出来的表象。梦中发生的事情暗示，几年前在外部世界已发生的这场战争，现在仍未结束，而是将继续在精神里打下去。显然，正是在精神里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外部世界里去找是不可能找到的。——荣格注　　我们必须通过一座桥，然后便得穿过一条隧道，这隧道的拱顶已部分被炸弹所摧毁。在穿过隧道到达其另一头时，我们看见，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片阳光灿烂的美景；我认出，这是维洛纳附近的一个地区。在我们下面横卧着的就是维洛纳市，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光彩照人。我如释重负般地松了口气，我们继续驱车前行，进入到生机勃勃、一片葱绿的隆巴德平原。一路上经过春意盎然的可爱乡村；我们看到了不少的稻田、油橄榄树和葡萄园。然后，我看到在这条路的斜对过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庄园，很像是某个北意大利公爵的宫殿。这是一座典型的庄园，有许多的附属建筑物和外屋。就像卢浮宫95 一样，这条路穿过一个大庭院，再从这座宫殿旁边经过。那个矮小的马夫和我坐着车穿过一道门而进入到庭院，在这儿，透过远处那头的第二道门，我们可以再次看见那一片春光明媚的风景。我向四周看了看：右边是这庄园的正面，左边是仆人住宅区、马厩、谷仓和其他建筑物，一直伸展了好一段路。　　95　巴黎的一处王宫，现辟为艺术博物馆。　　就在我们到达这庭院的中央处即那宫殿的大门口处时，出乎意料的某种事情发生了：只听见沉闷的砰的一声，这庭院的两道门忽地关上了。那农民从马车上跳下来喊道：“好啊，我们现在可被关在17世纪了。”我无可奈何地想道：“唔，确是这样！不过该怎么办呢？从现在起，我们可得被关上它个好几年。”这时候，一种安抚性的想法又涌上了心头：“总有一天，从现在起再过几年，我总会再次走出去的。”　　做了这个梦之后，我在一大堆有关世界历史、宗教史和哲学史的浩繁卷帙里东寻西找，可是有助于解释这个梦的东西却一点儿也没有找到。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认识到，它指的是炼丹术，因为这一科学在17世纪之时发展到了巅峰时期。然而说来奇怪，我已完全忘记了在炼丹术上赫伯特·西尔比勒到底有什么著作96 。那时候，他的那本书已经出版，但我却认为炼丹术是一种旁门邪道并且是很可笑的，其情形一如我欣赏西尔比勒神秘的或建设性的观点一样。那时候，我与他有着书信来往并且告诉过他我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正如他那悲剧性的死亡所表明的，西尔比勒对这个问题虽有所发现，但后来却未能顿悟它97 。他利用过后期的主要材料，而我对此却不甚了了。有关炼丹术的后期文本是奇特怪异的；只有懂得了如何去阐释它们，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它们里面埋藏的是什么宝藏。　　96　其著作有《神秘主义的问题及其象征性》（纽约版，1917年；德文维也纳版，1914年）。——原注　　97　西尔比勒自杀了。——原注　　只是读了《金花》的文本之后，对炼丹术的本质我才开始逐渐了解，而这篇中国炼丹术的样本则是理查德·威尔海姆于1928年寄给我的。我被一种欲望激励着，迫切想进一步知道更多的有关炼丹术的文本。我委托了一个慕尼黑的书商，要是有什么炼丹术的书到了他手里，便立刻通知我。不久之后，我收到了这些书的第一本《炼丹术卷二》（1593），这是一本包容广泛的拉丁文炼丹术论文集，其中有几篇堪称是炼丹术的“经典之作”。　　我让这本书几乎一动不动地摆放了差不多两年。我只是偶尔才翻看一下里面的图画，而每次都不禁想道：“天啊，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东西！简直无法理解！”但是它却不断地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决心更为深入彻底地研究它。我于第二年冬天开始动手研究，不久就发现它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本在我看来仍然显得像是明显的不知所云，但有些章节我却觉得甚为重要，偶尔还可发现几句我觉得能懂得其意思的句子。最后，我认识到了，原来炼丹术士是用象征来说话的——而这些象征，可是我的老相识啊。“嘿，这可真是太富于幻想了，”我心里想道，“我只好学会对这一切进行破译了。”到了现在，我可是完全着迷了，只要一有时间，我便埋头研究起这些文本来。一天晚上，当我正研究它们时，突然回想起我陷身17世纪里的那个梦。这时，我终于把握住了其含义。“原来是这样！现在，我可不得不从头开始来研究炼丹术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在炼丹术思想发展过程的迷宫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因为没有什么阿里阿德涅在我手里塞进过什么线团98 。在阅读16世纪的一个文本《哲人的玫瑰园》时，我注意到某些奇怪的表达方式和措词往往反复出现，如“分解与凝结”、“神秘管”、“石头”、“本源物质”、“水银”等便是。我看得出来，这些表达方式是按特定的含义而再三加以使用的，不过我却无法弄清楚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便决定着手编一本主要用语的词典，其中的用语则可以交互参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积累起了好几千个这样的主要用语和词汇，而抄下来的摘录也占满了好几本。我是沿着语言学的方向来开展研究的，其情形就像我正设法猜破一种未知的语言的谜一样。按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炼丹术的表达方式的意义便逐渐呈现出来了。这一工作，我专心致志地一搞就是十余年。　　98　忒修斯来到克里特，要进入迷宫杀死牛头怪。克里特国王之女阿里阿德涅送给他一个线团。他把线头拴在门口，边走边放线，杀死怪物后忒修斯便顺着线走出了迷宫。作者借用这一典故，意指他在研究炼丹术时没有得到过什么人的帮助。　　我很快便看出来，分析性心理学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而与炼丹术不谋而合。炼丹术士们的体验在一定意义上便是我的体验，而他们的世界便是我的世界。这一点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无意中触到了我那潜意识心理学历史上的对等物。可以与炼丹术进行比较及存在着一条向后通回到诺斯替教派的不曾中断的智识链条，便为我的心理学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在我研读这些古老的文本的时候，一切便全都各归其所了：各种幻觉意象、我在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知识及我从其中所得出的各种结论。我现在开始明白，这些精神性的内容，如果从历史观点上来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我对它们的典型特征的理解得到了加深，而这种理解，在我对各种神话的调查研究里便已经开始了。在我的调查研究里，本源性的意象及类型的性质占有着主要的地位；对我来说，很清楚，要是没有历史，就不可能有心理学，当然也绝不会有潜意识心理学了。可以肯定，一种有意识的心理学是会满足于根据个人的生活而获得的材料的，但只要我们希望解释一种精神病，我们便需要有一份既往病史，因为它比意识里的知识反映得更深刻。而在疗治过程中，每当需要作出非同寻常的决定时，我们便会做梦，而对梦进行阐释，则需要比个人所记得的还要多的知识。　　我把自己对炼丹术的研究看作是我与歌德有着内在联系的一种迹象。歌德的秘密在于他处于被一种原型性变化过程的支配，而这一过程，千百年来一直在发生着。他认为他的《浮士德》是一种“重要工作”或“神圣工作”。他把它称之为他的“主要事业”，而他整个一生的行动，都是在这出戏剧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因此，在他身上活跃着的便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本质，是一种超人的过程，是原型世界的伟大之梦。　　我自己也落入了这同样的梦的把握之中，因此从十一岁时起，我便不得不开始从事一种是我的“主要工作”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事业。我的生命被一种观念和一个目标所浸润并通过它们而得以维系在一起：这就是渗透人格的秘密。一切都可以根据这个中心点而得到解释，而我的所有著作所述说的也就是这一个主题。　　我真正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03年所进行的联想测验的实验。我认为这是我在从事自然科学方面意义上的第一次科学研究。《词语联想研究》写出后我又写了两篇其起因我已经述说过的精神病学方面的论文：《早发性痴呆心理》和《精神病的内容》。1912年，我的著作《转变的象征》出版了，而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也至此告终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得单独去打天下了。　　由于我对自己的潜意识的种种意象十分迷恋，因此便也就有了一个起始点。这个时期从1913年持续到1917年；此后，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觉便日逐减少了。在这些幻觉尚未消退殆尽，而我也不再是个在魔幻之山内的迷途者时，我便得以对这整个的体验采取客观的态度并开始对之加以深思。我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是怎样看待潜意识的呢？” 我的答案是 《自我和潜意识之间有着种种关系》99一文。1916年，我在巴黎曾就这方面举行了一次讲座100；但是这次讲座的内容却直到过了十二年后才以德文出版，不过内容却大为扩充了。在这一讲座里，我描述了潜意识的某些典型性内容，我还表明，意识着的头脑对它们抱什么态度远不只是麻木不仁的问题。　　99　此文收入《分析心理学论文两篇》。——原注　　100　《心理学档案》（1916年日内瓦版）中的《潜意识的结构》。——原注　　与此同时，我此时还忙着为《心理类型》一书做准备工作，此书于1921年首次出版。我写此书的原因始自我需要界定我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和阿德勒的观点的各个方面。在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便碰到了类型这个问题；这种心理类型是个人所独有的，它决定了并限制了一个人进行判断的方式。因此，我这本书的目的是企图探讨个人对于世界，对他人和对事物的关系。书中讨论了意识的五花八门的各个方面，也就是意识着的头脑对于世界所可能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因此，它便构成了一种可以说是从临床角度上来看的一种意识心理学。我把大量的文学作品里的东西揉进了这本书里。斯比特勒的作品更是在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而引用最多的又是他那《普罗米修斯与厄皮墨透斯》101。但是我也讨论席勒、尼采和古典时代的知识史及中世纪。我甚至冒昧地给他寄去了一册我的这本书。他没有给我回信，但不久后他却作了一次报告，在报告中他肯定地说，他那本《普罗米修斯与厄皮墨透斯》根本不表示“有”什么含义，正像他很可能会唱出“春天来了，特拉——拉——拉拉”一样。　　101　卡尔·斯比特勒（1845－1924），瑞士作家，他最有名的作品除了《普罗米修斯与厄皮墨透斯》外，还包括史诗《奥林匹斯之春》及长篇小说《伊马戈》。191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注　　论述类型的这本书使我洞悉，单个的人所作出的每一判断是由他的人格所制约的，而且每一种观点都必定是相对性的。这便产生了必须对这种多样性进行补偿的统一性的问题，于是它便把我直接引导到中国的“道”的观念上了。我已经讲到过我的内心变化发展与理查德·威尔海姆寄给我的一个道教文本之间的互相作用的事。1929年，我和他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到了我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我开始到处进行专题讲座并作了好些旅行。这些各种各样的论文和讲演稿便成了我这些年所进行的内心探索的一种衡量其轻重的砝码。它们还包含有我的读者和病人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102。　　102　这些文章主要散见于《荣格文集》中4、8、10、16几卷。——原注　　自从我那本《转变的象征》问世后，我深深地关切的课题便是性本能（里比多）理论的问题。我把里比多设想成是具有物理性能量的一种精神类似物，因而也就或多或少是一种具有数量性的观念，所以它是不应用质的术语来加以界定的。我的想法是跳出当时流行的里比多理论的具体化的窠臼——换句话来说，我希望不再提起饥饿、侵略和性的诸种本能，而是把所有这些现象看作是精神性能量的表现方式而已。　　在物理学里，我们也讲到能量及其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如电啦、光啦、热啦等等。在心理中的情形也与此一般无二。在这里，我们所处理的也主要是能量，也就是说，要遇到其数值或大或小的强度测量问题。这种能量会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我们要是设想里比多是能量，我们就得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和统一的观点。至于里比多——不论其是性欲、权欲、食欲或别的什么——的性质的数量问题，便消隐于背景性的地位了。我希望为心理学所做的事是得出某种合乎逻辑的并且是彻底的看法，这种看法有似能量学理论在物理各学科中所提供的一样。这正是我在论文《论精神性能量》（1928）里所追求的东西。比方说，我把人的各种动机看作是能量变化过程的五花八门的表现方式，因此这些动机也就有似于热与光等各种各样的力。恰如不会发生现代的物理学家只从比如说热能里导源出一切的力一样，同样，心理学家也应该警惕把一切的本能都归之于性欲的观念的做法。这是弗洛伊德最初的错误，但他后来又提出了“自我本能”一说，因而便纠正了这一差错。再往后，他又提出了“超我”一说并赋予它一种实际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里，我只谈到了我对潜意识的着迷及与这种着迷的性质有关的某些事情，但对于潜意识本身却着墨不多。当我对我的幻觉进行研究时，我才知道，潜意识会经历或引起变化。但只是在我使自己谙熟了炼丹术后，我才认识到，潜意识是一个过程，而精神则利用自我的关系而变化或发展成潜意识的内容。在个性方面，这种转变可以从梦和幻觉中推断出来。在集体生活中，它主要残留于各种宗教体制及其变化着的各种象征里。通过研究这些集体转变过程及通过了解炼丹术的象征性，我便得到了我的心理学的关键性概念：个性化的过程。　　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在于，它很快就开始触及到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及到了心理学和宗教之间的种种关系。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最早写进了《心理学与宗教》（1938）一文，作为这一文章的直接产品，尔后又写进了《自大狂》（1942）里。这本书的第二篇文章《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自大狂》从这种观点来看显得特别重要。巴拉塞尔索斯103 的著作充满了大量独创性的看法，其中包括清晰地阐述炼丹术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裹上了死人的古怪外衣。谈到巴拉塞尔索斯，最后我便不得不讨论起与宗教和心理学有关系的炼丹术的本质了——或者换句话说，讨论起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的炼丹术了。我在《心理学与炼丹术》（1944）里确实这样做了。这样，我便终于落到了其下埋有我从1913年至1917年的各种体验的地上了；因为我在那时所曾经历过的过程，对应了在那本书所述及的炼丹术上的变化过程。　　103　巴拉塞尔索斯：即西奥弗拉斯塔斯·庞巴斯塔斯·封·霍亨海姆（1490－1541），他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在于暗示自己胜过一世纪时的著名作家和医生塞尔索斯。　　潜意识的象征性与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有何关系，这个问题不断地在我头脑里打转，这种情形实在是最自然不过了。我不但为基督教的启示洞开了大门，而且我还认为它对西方人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然而，它需要以新的目光，需要按照当代精神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来加以对待。不然的话，它便会与时代脱节并对人的整体性不具有任何作用。在我的著作中，我一直极力表明这一点。对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及弥撒文本，我曾从心理学角度来加以阐释过——对于这二者，我曾与帕诺波利斯的佐西莫斯这位公元3世纪时的炼丹术士和诺斯替派教徒所描写过的种种幻觉进行过比较104 。我的意图是使分析心理学与基督教发生关系，这一做法终于引向了作为一个心理形象的基督的问题。早在1944年，我在《心理学与炼丹术》中，便已论证了基督形象和炼丹术士的关键性概念“（哲人之）石”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104　这两方面的研究文章，均包括在《东西方的心理学与宗教》一书里。——原注　　1939年，我就依格纳蒂乌斯·洛尤拉105的《精神修炼》举行了一次讲谈会。与此同时，我忙着为《心理学与炼丹术》的写作而进行的研究。一天晚上，我醒过来后，在明亮的月光下，看见了床脚处有身背十字架的基督的形象。其大小虽没有真人大小，但却毫发不爽，而且我还看见了他的躯体是用带点绿色的金子构成的。这一景象虽然是惊人的美，但我却依然深切地为它所震撼。像这样的幻觉对我来说绝非什么不同寻常之事，因为我经常在将醒未醒时看到极为生动的种种形象。　　105　依格纳蒂乌斯·洛尤拉（1491－1556）：西班牙人，天主教耶稣会创立者。　　对于出自《精神修炼》的冥想之一的基督之灵，我一直想得很多。这一幻觉的出现似乎在于向我指出，在我的沉思中我忽视了某种东西：基督与炼丹术士的非凡之金及带点绿色之金有其类同性106 。当我认识到这一幻觉所指的是这一关键性的炼丹术的象征，认识到我已对基督获得了本质上乃属炼丹术方面的幻觉时，我便感到释然了。　　106　比较严肃的炼丹术士认识到，他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贱金属变成黄金，而是为了产生一种“非凡之金”或“哲学之金”。换句话说，他们关切的是精神的价值及精神变化的问题。——原注　　那带点绿色的金乃是炼丹术士不但在人，而且还在无机的自然物中所看到的那种有生命力的质。它是生命精神、人的灵魂或宏观世界之子、使整个宇宙活跃起来的人类的一种表现。这一精神把自己倾泻进一切事物里，甚至还进入到无机物里，他出现在金属与石头中。我这一幻觉因而便是基督的形象与其在物质中的相似之物——宏观世界之子的一种结合。如果我不是被那带点绿色的金所震慑的话，我大概便难免会假定，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正从我那“基督教的”视野里消失——换句话说就是，我那传统性的基督形象不知怎么回事仍是有缺陷的，我仍然还得跟上基督教发展的某些部分。然而，对金属的强调却向我表明了，炼丹术毫不掩饰基督的观念乃是一种精神上活着的物质和肉体上死了的物质的结合。　　在 《伊涌》 107 中，我再次研究起了基督的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我感到关切的不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上的相似物，而是基督的形象与心理学的关系。我并不把基督看成是一个失去了一切外在性的人物。相反，我倒希望表示出他所代表着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宗教内容的发展。表明占星术本会如何预言基督的到来及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与在两千年基督教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是如何理解他的，这对我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一点以及在几千年的过程中积聚在他周围的一切古怪而有争议的种种光辉，也正是我们所要描绘的。　　107　伊涌：始源之意。　　就在我对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探究的时候，那个历史人物——作为人的耶稣——的问题便也跟着出现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他所在的时代的智力——我们也可以说是已经集聚而成的原型，即“人类”的本源性形象——便已凝聚在他这位差不多无人知晓的犹太预言者的身上了。关于人类的古老观念，一方面植根于犹太人的传统中，另一方面则植根于埃及霍律斯108 神神话中；这一观念在基督教纪元的初始之时便已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主要是“人子”即上帝之子，他站到被神化了的奥古斯都大帝这位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对立面去了。这一观念与原本是犹太人的弥赛亚109的问题搅到了一起并使之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08　霍律斯：古埃及所奉之神，其形象似隼，太阳和月亮是他的两只眼。　　109　弥赛亚：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世主，他将使犹太民族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并永远生活在和平与胜利之中。　　认为耶稣这位木匠的儿子传播福音并变成了救世主只不过是出于“纯粹的偶然”，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他一定是个具有非凡天赋的人，因而才能如此完美地表达和陈述他那时代人们普遍的但却是潜意识的种种期望。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能成为这一希望的传播者，只有耶稣这位特定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