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　　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人们在评价叶赛宁时，常常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可以说服别人的论据：“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为诗歌创造出来的一个喉舌，创造出他来表现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现对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的爱和仁慈，这些都是值得人类去做的，应该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但高尔基一看到叶赛宁和邓肯，就觉得一种特别的不协调。这位文坛巨匠，由于过于偏爱自己祖国稚嫩、鲜活的诗歌天才，对眼前炙手可热的舞蹈巨星没有丝毫好感。　　“这位在欧洲受到成千上万的美学家欢呼的著名女人……紧挨着小小的、娃娃似的、奇妙的乡村诗人，完全体现了一切都和他不相称。这可不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个人偏见，不是的，我是在谈那个不愉快的一天的印象。我当时看到这位女人，就想，她怎么能够理解诗人这样的叹息：我要对着这干草堆微笑/高高兴兴地用月亮般的嘴嚼干草……”　　作家爱伦堡要高尔基谈谈对邓肯舞蹈的感受。高尔基想了一会，答道：“她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四年后的3月24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给罗曼。罗兰写信，还说叶赛宁”和老太婆依莎多拉。邓肯的恋爱”对于他是”致命的”，将叶赛宁的死归咎于邓肯，让人感到这位文豪的狭隘和固执的一面。　　2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的态度助长了他们的”宝贝”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看上去是在自家人的面前，他却不曾想到，这毕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业，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癞母狗，跟我喝一杯。”　　“臭婊子，跟我干一杯。”　　如此下流、荒唐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诗里！　　有一回，邓肯忍无可忍，在叶赛宁大骂她”母狗”时，奋起反击：“那你就是一条公狗！”　　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样的标签贴在叶赛宁的背上，并没有什么侮辱。　　叶赛宁有过一句诗：“你一向受到这样彻头彻尾的爱抚、败坏……”　　可见诗人一向的阴暗心理，焦躁的、落寞的、非人性的……隐藏在华丽、婉约的诗章后面，隐藏在乡愁和白桦林般的情怀后面。这种心理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越是天才就越多，反衬着灼灼光焰的，是浓重的、摇摆不定的阴影。如今，叶赛宁的这种阴影，紧紧裹住了依莎多拉。邓肯。　　大约一直到了1927年，叶赛宁和邓肯都已尘埃落定，命归黄泉。高尔基在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时，才有了些许的觉悟。那一年，他发表了随笔《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提到了一次，叶赛宁在成功地朗诵了一首　　诗后，回到座位上，依莎多拉。邓肯一个劲地朝着他鼓掌，叶赛宁却近乎恩将仇报地”踢了她的国际性的屁股一脚，管她叫'猪猡'“。　　高尔基接着写道：“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俄国诗歌和大名鼎鼎的欧洲式的粗野如此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不知害臊地哭了……只要想一想他一贯对待克留耶夫和邓肯的荒唐欺诈行径就可以了！”　　在这里，高尔基先生除了将叶赛宁”粗野”的帽子戴到了”欧洲”　　的头上以外，看问题似乎清醒一些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诗就是爱，可叶赛宁爱什么？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　　手风琴，拉起来。为饭馆拉起来喝吧，水獭，喝，我得好好对付大乳房的那一个，不要考虑她本性如何。　　你决不是我如此抚摸的第一个，你这种人并不稀罕。　　可是，和像你这样讨厌的人一起我还是头一遭。　　……　　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依莎多拉。邓肯深湛的母爱和绵长的情爱每每被叶赛宁的粗野与狂暴弄得天昏地暗，她日益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艺术和过往的岁月，虽然她还是那么执着地爱着叶赛宁。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阿德龙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　　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他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昏倒在爱情和绝望的叉道上。正如诗人、叶赛宁诗集法文译者弗朗斯。海伦斯所言：当依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要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滑进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迟早会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将是残酷的。依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一开始就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不久，散步的邓肯和叶赛宁在大街上偶然遇见阿。托尔斯泰偕妻子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克兰节芙斯卡娅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憔悴的　　邓肯面容凝重，目露精光，忽地对着孩子就跪了下去，然后她大步走开，再也没有回头。　　31922年6月，依莎多拉。邓肯带着叶赛宁启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7月13日，叶赛宁在给什尼切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情和对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屑：“至于我对德国的印象，等我们见面以后再谈吧。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生命之树不在这儿，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儿恰如什平格里尔所说的，'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尽管我们是亚细亚人，尽管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首垢面，身有汗臭，然而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发出死尸一般的霉味，这儿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真个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唯一可以挽救他们的东西就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入侵。应该来一次反欧洲的战役……”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魏玛是诗人歌德的故乡。叶赛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伟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见证。他久久地伫立在故居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屋内书桌上歌德未能完成的诗行。他有些凄然地对邓肯说：“不会再有歌德了。”　　邓肯扶住他的肩膀：“不要想那么多，你是叶赛宁。”　　叶赛宁绽颜一笑，好长时间来，面对邓肯，这是少有的真诚的一刻。　　仅仅是一刻。叶赛宁摇身一变，又成了那个肆意辱骂西方文化的人，那个半夜钻到女仆让娜床上去的人，那个用酒把自己浇成一个疯子的人，那个将爱情当作草鞋穿的人。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邓肯劝着：“这个不急吧，你应该出去走走，这里是威尼斯呀。”　　“威尼斯又怎么啦，臭哄哄的。”　　基纳尔问他：“你为什么那样迫切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我宁愿只读你极少极少一点儿能够领会的俄文诗歌，原汁原味的，也不愿读你全部的诗歌的译文。翻译出来的作品绝对体现不了你的神韵，也不会美。”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想这一拉，叶赛宁就能回到现实中来，她还太不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　　“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依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舞蹈家与演员无异，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的赫赫名声将一去不返，依莎多拉不存在了！”叶赛宁挥舞着手臂，面孔上结了一层嘲弄的表情，”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依莎多拉看上去很伤心，她低诉着说：“他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叶赛宁仿佛一下抓着了邓肯的把柄，连忙截住话头：“不，是你错了。布尔什维克禁止出版物中使用'上帝'一词。”　　邓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布尔什维克是对的。没有上帝，这是一个过时的、无能的概念。”　　一直对西方文化抱着敌视态度的叶赛宁，来到了巴黎——这座被邓肯誉为”现代雅典”的城市。他对巴黎一见钟情：“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有足足多个月埋头于诗，与依莎多拉。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吵架是免不了的，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会见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夫妇更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海伦斯决定和他的俄国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就是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航轮。　　4叶赛宁在轮船上又展示了一番俄罗斯农民的风貌，他平生还没有看到过”像一座高山”那样的巨轮，一个餐厅就比”咱们的大剧院还大一些”，船上不仅能跳舞、读书，还能看电影，游泳，踢足球。　　“这就是一座城市。”叶赛宁窝在沙发里，笑得合不拢嘴，”我觉得我以前曾经住过的那个世界，可笑至极，荒唐至极。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爱那叫花子似的俄罗斯了。”　　1922年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各自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是啊，她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故国赋予的。　　叶赛宁顽皮的心灵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女神一定听得懂。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移民检查局的官员生硬冷傲，不作任何解释，只是透露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　　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去移民区，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巴黎号令人尊敬的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没有”无可奉告”，而是侃侃而谈：“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依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芭蕾大师依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带至埃利斯—艾兰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他们还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又问，'你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说我看不见自己跳舞，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观众。”　　美国新闻界没有忽略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们对叶赛宁的描写非常能够体现美国笔法，试摘一段：“邓肯的丈夫当时正好走过来。他讲法语，是个儒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充当任何一支足球队的一名出色中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一双宽阔的肩膀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轮廓鲜明的金发脑袋。他臀部狭小，那双腿在十秒左右能跑一百码……当晚会在上层甲板上举行的时候，那个颇具古典派头的依莎多拉的愁闷减少了些。叶赛宁先生在别人请他把手臂挽着他的妻子摆出拍照的姿势时，活像一个装作大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咧嘴而笑。邓肯夫人对他的狼狈相大为开心。她吻着他，让记者拍照……这位丈夫微笑着，抽着含有危险吸入剂的美国香烟……”　　510月7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　　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然而，移师波士顿，那里的冷漠和麻木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　　惊天动地。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美国人的白描能力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如是说：“她将轻薄的红色舞衣脱下，拿在手里，高举过头，在她光屁股讲演的时候挥动起来。”　　“她脱下红色舞衣，露出一只乳房，高喊：“这就是美！'“　　波士顿的市长柯利，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代表政府发布声明：“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邓肯的反击是一连串有力的”组合拳”：“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我跳舞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使他们想起任何卑下的东西。我不会像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招摇过市地挑动色情。这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们传染上的不治之症，他们害怕真实，裸体使他们反感，而含义猥亵的半裸体却令其高兴。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陷。”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道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达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难道我不是在努力把灵魂和肉体融于一个美的统一体之中吗？”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福音传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气完全不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像一个街头撒野的无赖：“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劳工部长，我将把她遣送回俄国，遣回到高尔基那里。”　　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　　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脸庞宛如一朵凌霜傲雪的秋菊，散发出成熟的芬芳：“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6叶赛宁本来是怀着一种难得的美好心情来到美国的。他当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摩天大楼后，诗兴勃发，准备大干一场。要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看到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乡村诗人所写的”城市诗”了。美国报界的狂轰滥炸，见轰不倒邓肯，就把目标转向叶赛宁，说他信口雌黄，发泄对美国习俗的不满，抨击美国政府等等。　　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　　他破坏性的心性又暴涨起来。其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开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口。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招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有一次，他从波士顿交响乐大厅的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叶赛宁想用诗歌征服欧美的计划彻底破产。他感到自己离诗歌越来越远，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畅淋漓地写作，他觉得这是一次充满了灾难和失败的穷途飘泊。所有的自卑、后悔与思乡之情，都转化成对邓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语，更不像美国报纸上说的”讲法语”，他在美国又找不到可以听俄语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总是认为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嘲讽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个恶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别人。他往往突如其来地一把抓住邓肯的衣领，凶相毕露地问道：“你给我说实话，你的美国地痞流氓们说我什么？告诉我！”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位自称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小青年，一时无法获得世界性的声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邓肯的”一条尾巴”，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的邓肯的年轻的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那样会糟蹋俄语。”　　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释，也许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谎吧：“叶赛宁患的这种病症并非完全由于饮酒过度，其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曾受炮弹震荡的后果;革命时期那可怕的贫困与疾苦，加上饮用了美国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导致目前的发作。”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　　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　　作家杨。波斯威尔的采访：“你们美国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把真正的艺术带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岛。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不，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或虚无主义者，我们仅仅是革命者。”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来了，说了一句诗：“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依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俄国人谢尔盖。叶赛尼（原文如此）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不乏明智之士，他们对邓肯的这次美国之行抱着清醒而独到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在当时的舆论中不是主流，但对美国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斯。伊。斯持曼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他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　　最后，他说：美国起来战斗反对美国习惯——这就是依莎多拉……如果美国战胜它自己——战胜它可鄙的贪婪和假装正经，战胜它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怯懦，克服它的精打细算和如饥似渴的伪善——如果美国战胜了这一切，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将被雕塑成一座青铜像，在将要破晓的新的一天矗立在人类圣殿的大门口。她将挺立在那里，显示出焦急渴盼的姿态，一腿膝部抬起，两臂紧张伸展，就像在表演《军队进行曲》或塞西亚勇士之舞时那样美——一个富有战斗精神而强有力的女人，是那些把勇敢像盔甲一样披在身上并为肯定美国生活而斗争的人们的象征，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第十三章灵魂的分离11923年2月11日，”乔治。华盛顿号”航轮在叶赛宁”美国是混帐透顶的人类渣滓”的咒骂声中抵达了法国瑟堡。　　热情的法国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们心中的依莎多拉。邓肯。然而，邓肯却一直不见踪影。两天后，《巴黎晚报》落寞地写道：“今年的忏悔节，由于两个原因而使人黯然神伤，一是阴雨连绵，二是邓肯销声匿迹。邓肯的崇拜者们希望她的光临会拨开法国这几天来的满天乌云。但是，忏悔节没有依莎多拉，变得像月亮一样由盈而亏了。”　　邓肯并没有去别的地方，她在巴黎。她病倒了，躺在某饭店的一张床上。　　只有几个朋友来看他，并设宴为她和叶赛宁洗尘。席间，叶赛宁见人们都围着邓肯团团转，他也不甘寂寞，拿起一个杯子朝着挂在餐厅墙上的大玻璃砸去，桌椅盘碟跟着遭殃。诗人当场被保安人员扭送到警察局。在那里，医生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诊断为癫痫病患者。　　饭店索要一笔不菲的损失费，而邓肯的身上已所剩无几了。女仆让娜说：“叶赛宁有一个小公文包，除了就寝时，从不离手，里面可能有些钱。”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那不可能，我们都身无分文，要不是洛亨格林的援手，我们此刻还坐在纽约的码头上呢。”　　让娜说：“试试吧，暂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邓肯打开包，她大吃一惊，里面真的是钱，全是钱！大多是小面额的钞票，还有几角、几分的硬币，约两千美元。赔了之后还有些余款，邓肯换到了莱茵旅馆。　　她求助于好友玛丽。德斯蒂：“你必须帮助我救救他，他在俄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伟大的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艺术家。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玛丽四处活动，终于将叶赛宁从警察局弄到了一家疗养院，不久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邓肯因高烧不退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谁也看不懂的电报，只有依莎多拉。邓肯心领神会。电报的内容是：“依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三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六万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新闻由头美国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微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　　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依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依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我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结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加不相信。　　我跟谢尔盖结婚，仅仅是为了让他能够拿到一张去美国的护照。他是个天才，但艺术家之间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她的心中只装着那个大孩子叶赛宁。去柏林前夕，她还是匆匆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惯伎。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里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里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俄国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像一头下山猛虎，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依莎多拉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而后，叶赛宁跪在依莎多拉跟前，用数不尽的美丽温柔的俄国名字唤着她。　　2邓肯和叶赛宁回到了阔别15个月的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邓肯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邓肯轻轻地挽着叶赛宁的手臂，让他紧紧地靠着自己。走出车厢，邓肯笑着用德语说：“我把这个孩子送回他的祖国了，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从这句话中嗅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俄罗斯是无法想象的。”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中去。　　快乐总是痛苦的先遣部队。这不，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　　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三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作家留里克。伊甫涅夫回忆说：“叶赛宁从国外旅行归来后，喝酒更加厉害。他们那引起巨大轰动的酒后吵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他常常好几天不回家。我记得依莎多拉四处寻找他，给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心中焦急万分，唯恐他会出什么事。可是，叶赛宁酗酒闹事愈益严重，和他谈话越来越困难，谈话双方都感到对方讲的是不同的语言。”　　直到有一天，邓肯凄切地说：“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她买了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俄罗斯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那不行，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他曾经威胁过我，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的箱子，他就一枪打死我。这不是假的，我知道他在某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　　“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锁匠用无与伦比的技艺打开了那把无与伦比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一声狂吼破门而入：“我的箱子！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走上去解释说：“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走？到哪里去？”　　“永远离开你。”邓肯平静地说。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　　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依莎多拉，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伸出手，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依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走呵。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一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火车启动了，依莎多拉。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叶赛宁，还有其他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次旅程的起点，竟然是他们爱情长途的最后一个驿站。　　3依莎多拉。邓肯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音乐会刚一散场，就急切地对什尼切尔说：“帮个忙，我要去莱蒙托夫决斗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车子都送领导们去了，下午再说吧。”“不，我们走路去，我怕不去就看不成了。”　　“有一条捷径，走吧。”　　秋雨淅沥。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将邓肯和什尼切尔拐到了一片森林的空阔地带。林茂雨密，他们仿佛来到了秋天的最深处，闻不到一缕鸟语一丝禽鸣。　　“他才27岁啊，这么年轻，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吗？”邓肯弯腰，拾起了一根枯枝，放进嘴里。　　“秋天的味道真是荒凉呵。”突然，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念起了莱蒙托夫的诗句：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它仍愉悦我惆怅的心灵。　　“这是叶赛宁教我的。”她对什尼切尔说，语调里有一种小学生似的自豪。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正告邓肯：“《斯拉夫进行曲》因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务必取消。”　　邓肯据理力争：“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曾在所有共产主义领袖面前表演过这支乐曲，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哩。”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这时，台下的前排站起来一个人，大声地说：“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　　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　　邓肯恚懑难消，却又束手无策。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一个秘密：“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只能靠他了。但他不见任何人。　　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在从巴库去格鲁吉亚首府梯比里斯的车厢里，一个陌生人走到什尼切尔身边，劈头就问：“邓肯在这个车厢吗？我手上有一封叶赛宁写给她的信，他嘱我当面转交。”　　邓肯接过了那封信，内容很简单，叶赛宁被杂志的事绊住了，一时半刻来不了，他还是许诺在克里米亚见面。　　邓肯感到奇怪：“怎么还要留在莫斯科？……”　　实际上，叶赛宁办杂志的计划早已流产，他趁邓肯远走高加索，住在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专心致志地写一本书《钢铁世界城》，记录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感想。然而，叶赛宁的这部书遭到了公众与评论界的无情批评。8月28日的《真理报》头版撰文指出，《钢铁世界城》全篇充满恶意，是作者浅薄轻浮、骄傲自大、荒唐做作的体现。　　梯比里斯造型艺术舞蹈学校的一位女校长，执意要邓肯去她的学校看一看，希望能从这位名震天下的艺术大师嘴里挖出一两句恭维话，借以提高学校的声威。邓肯去了，她一看见孩子们在不断地受着”舞蹈”　　的折磨，就忍不住站起来喝道：“你们在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可怕！你们没有教会孩子们简朴优美的舞蹈，而是让她们做一些粗俗不堪的动作。嗅，这有多糟，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完，她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大厅。　　4巴图姆是依莎多拉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这里有一个十分不错的诗人群体，他们热忱欢迎邓肯的到来，并拜她为”缪斯女神”，但这些英俊的小伙子无法驱走他们”缪斯女神”的脑海中另一个诗人的身影。　　邓肯听说从这里可以坐小火轮走水路到达克里米亚，她就耐不住了。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邓肯兴奋地给叶赛宁发了电报——速来！　　“速来”的回电令邓肯悚然一惊：请不要再给叶赛宁来信和来电。他和我在一起。他永远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去了。加琳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　　邓肯看过电报后，赶忙召来艾尔玛和什尼切尔：“你们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个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究竟是谁？”　　什尼切尔说：“是叶赛宁过去的朋友。在你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但叶赛宁总是和她保持一段距离。”　　邓肯和艾尔玛商量了一晚上，才草拟了一份”工于心计”的电报，立即拍给叶赛宁：我收到大约是你的仆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来电，她说我不要再给博戈斯洛夫巷去信和电报，莫非地址变更了，请回电说明。无限爱你的依莎多拉。　　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无限”的爱换来的是天才诗人叶赛宁天才的、富有诗意的欺骗！前面那封署名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电报完全是叶赛宁的亲笔，只不过是借了贝氏之名。此刻的叶赛宁，是下决心要和邓肯分手了。当他又接到邓肯的电报时，匆忙用铅笔写了复电：我早在巴黎时就说过，我要回俄罗斯去。我是属于俄罗斯的。你责怪我，怨恨我吧，我非常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现在我已经结婚，而且很幸福。我同样祝福你。叶赛宁。　　叶赛宁写完后，得意地读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听。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说：“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还在爱着邓肯呢。”　　“我承认，我和她在一起，心中有一股巨大的热情，这种感觉延续了整整一年。可是后来一切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你和她分离，会很痛苦的。”　　“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对邓肯一无所想，我们一定要分开的。”　　“如果要分手，那么不提爱情之类的词眼更好些。”　　叶赛宁马上将纸翻过来，飞快地在背面写上简单明了的一句电文：我爱别人，已结婚，并快乐。叶赛宁。　　电文是发出了，但邓肯却没有收到。因为她在自己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动身返回莫斯科了。她急于了解真相。　　邓肯找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连叶赛宁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熟悉的咖啡馆和朋友均不能或不肯提供他的线索，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地方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邓肯伤心透了，但她不愿意马上去那里。她想自己先冷静一下。　　倒是什尼切尔沉不住气了，他对叶赛宁流氓加无赖的做法极其气愤，他写了一封长笺，痛斥叶赛宁背信弃义：“……在依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谈阔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故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这些话会怎样想呢？依莎多拉是有错，她错得厉害！她唯一的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坯。你曾经多次说你是多么爱依莎　　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羞辱依莎多拉……　　“你到处嚷嚷依莎多拉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我看到了账单，它证明你所说的精神病院是一个第一流的疗养院。你想，精神病院能允许你随意外出吗？住疗养院花掉了依莎多拉很多钱，才使你免受了监禁和流放之苦。　　“在歌剧场，你打伤了一位法国警察。如果没有依莎多拉的保护，你会蹲好几个月监狱。依莎多拉随时守护着你，我曾读到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彩的文章。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　　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依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我只看到你丢人现眼，谎话连篇……”　　什尼切尔所说的”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是指叶赛宁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组诗《一个无赖汉的爱情》，这组诗的前面两章刊登在莫斯科《红色麦田》杂志1923年10月14日一期上。诗中，叶赛宁厚着脸皮说：“我是第一次为爱情歌唱。”信誓旦旦的组诗还未完成，他就已经让另一位妇女娜杰日达。沃尔萍有了身孕，这个孩子于1924年5月12日问世，取名亚历山大，这是后话。　　叶赛宁终于露面了。　　那是一天下午，叶赛宁冲进了邓肯居住的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邓肯正在房间里与来访者闲聊，她看见叶赛宁进来，笑着迎了上去。　　“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　　叶赛宁伸出钢铁般的手。他的全身像一堆酵母般地喷吐出浓烈的酒气。他所说的胸像乃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整木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谢尔盖，你喝醉了，先寄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　　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又好像承受不起，竟然摇晃着连人带物跌在了地上。　　“啊！”　　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地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的镜子”咣啷”一声摔在地上，纷乱的碎片凸射出尖厉而激越的光芒，那是爱情铸就的光，那是鲜血淬砺的芒，每一个耳闻目睹的人，都要被深深地刺痛。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5依莎多拉。邓肯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只字不提叶赛宁。她看上去轻松悠闲，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里愁的重量、苦的深度。　　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有一种”爱尔兰吉加舞”，用　　舒伯特的音乐伴奏，单纯、跳跃、洋溢着欢乐。她亲自为舞蹈设计了服装，芭蕾舞短裙全是鲜绿色的。邓肯的血管里流着祖父遗传给她的爱尔兰血液。她说：“在爱尔兰，革命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为爱尔兰的革命者都是被吊在树干上绞死的。”　　她还用俄罗斯、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依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依莎多拉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工会大厦外面从全国各地赶来哀悼的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她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也几乎被冻僵了。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拥有5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府基辅，邓肯连演18场，满城都在欢呼：“邓肯，邓肯，美丽的女士。”　　邓肯卓绝的舞姿和非凡的表现，使苏联人民深切地感到：列宁永远活着！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当代的力量就是列宁……他是一个体现了新的精神的人，体现了理想主义力量的更新和新的宗教的人。”　　学校的财政又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乌拉尔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文盲遍布，愚昧丛生，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就像牛听弹琴一样，一窍不通。6月24日，邓肯在奥伦堡写信给艾尔玛说：“在灰暗的布景和惨白的灯光下，我的三场演出很不顺利。我们一个戈比也没有赚到就离开了伏尔加，我再也不愿想到这个地方。没有观众。没有理解。我们一无所获。”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头上没有光圈的受难者、可怜的依莎多拉”。　　末了，还要加上一句：“这真是地狱般的生活。”　　7月28日，邓肯在叶卡捷琳堡写的信以”这大概是我最后喘的一口气”结尾。　　8月4日，邓肯一行仍然被困在叶卡捷琳堡，她在信上说：“这次巡回演出屡遭失败。虽然我为广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们演出，但他们却无力购票。'新资产阶级'买得起票，他们却非常憎恨我。”　　8月10日，邓肯在离开叶卡捷琳堡时再次写信给艾尔玛，落款是：“奄奄一息的依莎多拉。”　　邓肯是不怕吃苦的，邓肯对自己舞蹈的不被理解同样无所畏惧。上述文字，吐露的实际上是依莎多拉。邓肯凄凉的情绪与绝望的心境。　　雄心勃勃的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8月中旬，依莎多拉。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邓肯冒着酷暑，天天到运动场亲自为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不断进步而欣喜。　　“孩子们，像我这样把手放在胸部，感受蕴藏在你体内的生命力，这个动作意味着'人'。”　　孩子们齐声回答：“CHELOVEK。”　　“现在慢慢将手臂伸出，伸向天空，这个动作代表'宇宙'。”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VYSELENAIA。”　　“再将双手缓缓地放下，接触大地。”　　童音齐答：“SEMLIA。”　　“现在向我充满爱心地伸出你们的双手，这代表'同志'。”　　孩子们齐声说：“TOVARISH。”　　1924年9月28日，依莎多拉。邓肯在这个难忘的周末举行了告别俄国的演出。　　9月30日凌晨，邓肯步履蹒跚地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她频频回头，是留恋俄国，还是盼着一个人的出现？　　谁也不知道。　　她的复杂的内心，她的爱与恨，深如江海，耸入云天，即使是她自己，或许也不全明白。　　第十四章最后的岁月1依莎多拉。邓肯的不幸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表明如何如何”爱”过邓肯的朋友都避而不见。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邓肯像乞丐一样，让人”敬”而远之。弟弟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依莎多拉。邓肯签证。邓肯走投无路，举首问天：“每一个国家都因为我的'政治关系'而不给我签证。我的政治关系是什么呀？我倒想知道，我的政治关系在哪儿？”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弄几个碎银子供吃和住，经纪人则在巧取豪夺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可是，号称评论家的那一伙无聊文人大多耀武扬威，刻薄无礼。柏林有一家俄国侨民办的报纸《日子》，说：“人们知道，邓肯人老珠黄，不堪造就，那些一贯把她捧上天的各国观众都已将她抛弃。这以后，她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正是在苏维埃国家，她把她纯朴的艺术、原始的政治与克里姆林宫的思想掺杂在一起。昨天晚上的演出把她折腾得精疲力尽，今天的依莎多拉对一场演出已经大大地力不从心，可是她还是认为应当将她的一些俄国印象介绍给观众。她说，她生来就是她自己艺术的革命派，在安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自由王国。”　　并非处处都是冷眼和欺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要挺过去，依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细心的阿伦每次都不忘叮嘱，请亲自拜访依莎多拉的朋友，不要写信。可见，写信这一形式是首先使用过的，无效，才让朋友们亲自去。　　亲自去又怎样呢？　　杳无回音。　　邓肯在万念俱灰之际，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　　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一时间，峰回路转，邓肯到了巴黎，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城市。　　到巴黎不久，她就听说了昔日的学生马戈特病重的消息。当她赶到医院时，她只见到了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的遗容。邓肯跟着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慢慢侵蚀着邓肯健美的身体。　　雷蒙德真诚地接纳了名闻天下而又灾患深重的姐姐。他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把病中的邓肯带离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自从雷蒙德伙同全家人坐着牲口船从纽约漂洋过海后，他就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担心这对姐姐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为之大变。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小憩，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过几天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依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可是……我有些懒了，或者漠不经心了。”　　“你要下决心，我会帮助你。”　　邓肯在乔治。莫尔韦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了在她看来是沉甸甸的笔，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邓肯自传》。这本优秀的传记乃依莎多拉。邓肯饮泪泣血而成。由于邓肯在1927年意外身亡，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艺术史，都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1925年秋，日子过得稍有起色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　　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慷慨地说：“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　　“形体训练还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邓肯确实被钱害苦了。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果然兴趣浓厚，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这件事的经济问题。但谈判的进展却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在每一件事上都犹豫不决，从秋至春，春　　天又悄悄地走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四个字。　　1925年岁末，依莎多拉。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　　2叶赛宁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听说邓肯离开苏俄的，他当时木无表情，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早知道她要走的，我早知道她要走的……”那模样使人感到它是一副丢失了灵魂的躯壳。　　接着，他多病，纵酒，居无定所。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始终没有打得火热，他与1919年以来最密切的朋友马连果夫也疏远了，后来又和意象派诗人们彻底决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颇勤，不仅有反映时代活力的政治抒情诗，而且创作了大量表现个人漂泊生涯和悲剧命运的短章。这些作品较之以前，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专注于分行、押韵、措词等精细的技巧，而是追求简洁明快的气质和最大可能的情感冲击力。马连果夫说得很准确：“是的，他会失去一切，而且的确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口袋里的钱，也丢尽了灵魂上的羞耻之心，失去了他最后的朋友和爱过的女人，失去了他头上的帽子，失去了他在酒店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失掉他的诗篇！他的诗歌使人听见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呼吸息息可闻。”　　1925年3月初，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举行了一次家庭晚会。叶赛宁一反平日的忧郁，成了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他巧舌如簧，左蹦右跳，为的是吸引一位默默寡言的姑娘的注意。这位姑娘是晚会的贵客，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索菲娅具有名门闺秀的风致，她妩媚而又腼腆，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凡的教养。她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叶赛宁的诗又是她一直爱读的。　　于是，她的眼睛里便荡漾着丝绒般的柔光。叶赛宁是能够领会那种柔光别样含义的高手，他不时地主动投过去情意脉脉的一瞥。这两种目光很押韵，自然成了一首诗中的两行，不，一首诗仅有的两行。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知自己不能走进这首诗里，她只是诗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她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维系自己一生的爱情阵地，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尽管她感觉叶赛宁对索菲娅的爱恋只不过是对理想美神的膜拜而已，尽管她内心希望这种膜拜最好不是以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以维纳斯像为对象，但她却无力阻止叶赛宁与索菲娅的情爱进程。　　7月底至9月初，叶赛宁偕同索菲娅旅游高加索，他们的婚姻就建立在这一个多月交往的基础上。　　可是，当叶赛宁一搬进索菲娅那座古色古香的神秘大院里，他就发现自己又在走向一个悲剧。叶赛宁最不堪忍受的压抑与束缚，此刻，却像一张牢不可破的网罩住了他。他在给梯比里斯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新的家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结果。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被'伟大的老翁'占据着，他的肖像比比皆是，桌子上，抽屉里，墙壁上，甚至让人觉得房顶上都有，简直没有活人的地方。这使我感到窒息……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破灭了。”　　叶赛宁的妹妹舒拉在《我的哥哥叶赛宁》一文中写道：“在这个寓所里，一切东西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东西多得令人难受。也许，它们对博物馆是珍贵的，但对住家来说，房间的摆设显得太满。谢尔盖在那儿住不下去了……谢尔盖搬到索菲娅的住所，和她单独相处以后，立时明白，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趣味各异，对生活的看法也不一样11月，叶赛宁因患精神抑郁症住进了莫斯科一家医院。医生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对这种病无能为力。　　12月23日，叶赛宁特意装束了一番，来到国家出版社大厦。他新的一本诗集正在这里付印，他来清点最后一次校样。该书的责任编辑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看见叶赛宁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丝制作、缀着小红花图案的围巾，惊奇地说：“谢尔盖，你难得这么标致一回！这条围巾真的很适合你。”　　叶赛宁黯然伤神地说：“这是依莎多拉送给我的礼物。她给我的……哎，这个老太婆，她多么爱我啊！要是我给她写信，叫她来的话，她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会不远万里，流着眼泪跑到我跟前来的……哎，现在……现在太晚了。”　　这是叶赛宁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坐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他的身上仅仅带了一只伊特鲁里古花瓶，这是1922年邓肯与他结婚时送给他的纪念品。　　24日晨，叶赛宁抵达列宁格勒，他径直走进了”安格里杰尔旅馆”5号房间。四年前，叶赛宁陪同邓肯到列宁格勒演出时就是住的这间房，那根当年他频频去摸的暖气管，今天仍然是冷冰冰的，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以后的两天，叶赛宁过得很安静，列宁格勒的朋友他都走了一遍，包括他曾经背弃的老师克留耶夫。　　28日清早，人们在5号房发现了吊死在暖气管上的叶赛宁。他用一根绳子往自己的脖子上绕了两圈，蹬翻了垫在脚底下的一张床头桌，脸对着窗外蓝色的天空和悠旷的广场。　　3临终前，叶赛宁割开自己的手腕，让鲜血汩汩流进了那只精巧无比的伊特鲁里古花瓶，然后用手指蘸着写了一首绝命诗：再见吧朋友再见，你深留在我心间;命中注定要分手，相约将来再见面。　　朋友再见勿话别，不把伤悲锁眉尖;死亡不算稀奇事，　　活着也不更新鲜。　　这首诗据估计是12月27日早晨写的。许多研究叶赛宁的专家都认为，这首诗是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原因有二：一是叶赛宁生前在公共场合总是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我的朋友”;二是由于叶赛宁多次漠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内心产生了愧疚。　　然而，这两点都有些牵强。　　叶赛宁称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为”朋友”，是因为他身边携带的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名不正而言不顺，”朋友”不过是一面幌子罢了。叶赛宁也许对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有过愧疚，但从他在12月23日与伊凡。叶甫多基莫夫的谈话看，使他真正深怀愧疚的，是邓肯。何况，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死，他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之间的”冷战”都没有结束。　　专家们对这首诗的判断往往还受了另一件事的影响，或者干脆说是感动吧。那就是一年之后的1926年12月3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在叶赛宁的坟头开枪自杀，殉情而死。其实，命运真是十分的残酷，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一厢情愿”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无怨无悔地为叶赛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青春，爱情，乃至生命。她也非常渴望得到她所渴望的，但她却能坦然面对每一次失去，只是默默地等待，默默地付出。　　能与依莎多拉。邓肯和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这样优秀的女子共度人生的一段时光，诗人叶赛宁，夫复何求？而邓肯与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爱情惨遭叶赛宁狂暴的摧折，又着实让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叹！　　如果说，叶赛宁在弥留之际，心中奔涌着对爱情的怀念，那么，真正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她——依莎多拉。邓肯。否则，他不会戴着邓肯送给他的围巾，带上那只伊特鲁里古花瓶，来到安格里杰尔的5号房间。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自杀，而是有着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　　这样，绝命诗中的”朋友”究竟是指谁？谜底迎刃而解。叶赛宁的死又成了新闻界再好不过的噱头，各大报刊纷纷登出叶赛宁与邓肯之间的种种”大揭秘”、”大曝光”、”独家报道”等等，谣传四起，流言扑面。邓肯毫不示弱，向巴黎的新闻社去电抗议：叶赛宁的不幸去世使我悲痛欲绝。他拥有青春、美貌和超人的天赋。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些，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心灵向往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希望压倒那些市侩们。　　他毁灭了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但是他的灵魂将永远活在俄国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诗人的人们的心中。对于在巴黎出版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切无聊的不实之词，我提出强烈抗议。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逝世。　　依莎多拉。邓肯　　艾尔玛从莫斯科来信，详细地汇报叶赛宁去世和下葬的情况。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至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邓肯还在苦苦努力。　　她写信给玛丽。德斯蒂说：“我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可流了。”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末尾语含沉痛：“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41926年9月10日，依莎多拉。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期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邓肯在诗歌婉转的旋律里听到了缥缈的琴声，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腊那神话般的氛围中。　　科克多与画坛巨擘毕加索相交甚笃，而1926年的毕加索正如日中天，他在巴黎妇孺皆知，里巷相闻。邓肯既没有在别的场合，诸如名流集会之类，与毕加索谋面，也未曾通过科克多这架桥梁，将舞蹈与美术天堑变为通途。　　两位不同艺术领域里的革新者，在各自的追求与探索中登峰造极，他们的会面一定会是一场精彩的”高峰对话”！　　邓肯与毕加索都是同龄人，邓肯只比毕加索大三岁，他们肯定互相听说过，为什么会没有相遇的机缘呢？　　历史就是这样，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空白，耐人寻味。　　依莎多拉。邓肯决定拍卖她在纳伊的住宅。那是一块伤心之地，她的两个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去了生命。另一个原因则是她负债累累，1922年的一笔3000法郎的欠款，利滚利，到1926年已超过一万法郎。　　11月24日，邓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她有叶赛宁财产的继承权，一共约40万法郎。这笔钱对邓肯来说，应该是太宝贵了，她的口袋里连吃下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但她不为所动，马上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与叶赛宁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比她更迫切需要这笔钱。　　第二天，法院就以31万法郎的价格低贱地卖出了纳伊的住宅。　　31万法郎并没有使邓肯发财，相反，这是她破产的开始。这笔钱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种债务侵蚀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吕特蒂阿旅馆的办公室给她送来了一张账单，9000法郎！信封内附有便条：如果这张账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必须搬出此室。　　有生以来，她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　　依莎多拉。邓肯为舞蹈艺术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所遭遇的困境，激发起许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层社会极具感召力的多萝西。爱尔兰小姐的公寓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迅速成立一个委员会，筹集资金，争取在纳伊住宅第二次拍卖时将其买回，让邓肯重新成为它的主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塞西尔。萨尔托里斯女士、伊奥尔斯卡女士、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先生、乔治。丹尼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多。赛兹先生。　　伊奥尔斯卡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女演员，她的热心肠和责任感享誉欧洲演艺界。有一天，她来到了萨布隆斯大街邓肯蛰居的那间阴暗的小工作室里，只见家徒四壁，连一只衣箱也没有，邓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伊奥尔斯卡问道：“依莎多拉，你随身的东西呢？”　　“在那儿，那只手提袋里。”　　伊奥尔斯卡走过去看了看：“这只有些纸。我问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吗，我都穿在身上了。那个手提袋装着我的全部财富，它们是无价之宝——我赖以寄托感情的信件和回忆录。”　　“依莎多拉，你还剩多少钱？”　　邓肯笑了，她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说：“来，咱们一起数数……哦，5法郎，35生丁。”　　“这太可怕了。你怎么还能坐着安心读书呢？”　　“我过得很好，我在读《雅歌》。你能给我读一段吗？”　　“现在？不行！依莎多拉，答应我，为生活作一次让步，如果你能在香榭丽舍大街音乐厅工作两周，他们就会付给你5000法郎，他们马上想和你签合同。”　　“亲爱的伊奥尔斯卡，你的好意我领了。我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自己艺术的人。艺术是神圣的，除了儿童之外，艺术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　　“依莎多拉，你不是要办学校吗？办学校离不开钱啊！”　　“说实在的，我并不怕没钱。我最怕的是夜晚到来，我总在那时想起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来，请给我读《雅歌》吧。”　　伊奥尔斯卡为此次专访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她说：我读完此书时，她在哭泣。当她告诉我她仅有5法郎时，她还在笑着……当她告诉我那个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装有她的全部财产时，她仍在笑着……然而，当她听到《雅歌》时，却泪流满面！　　的确，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流传千古，这位天才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　　5专门成立的那个委员会做了大量实事，譬如公开募捐、拍卖礼物等，但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导致效率不高，买回纳伊住宅的钱迟迟没有凑起，不过这些钱使邓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许多朋友来到了依莎多拉。邓肯的身边，也让她心境顿　　然开阔，除了玛丽。德斯蒂外，还有上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大天使”，他弹的钢琴更加令人如痴如醉，还有爱德华。斯泰肯，他于1920年在希腊摄制的一幅邓肯的照片，被誉为最能展示”最伟大的舞蹈家的风采”。　　艾尔玛。邓肯也来了！她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看望自己的养母，并汇报学校的近况。　　7月8日下午，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乐队指挥艾伯特。沃尔夫，节目是依莎多拉。邓肯精心选定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许多作家、记者、评论家都对那次演出写过印象记，而且是难得的众口一辞的颂扬。我们看魏尔纳的一段描述：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功，没有过这样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轻时名声显赫的日子里，也不曾如此地动人心弦过。这里有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当她表演《圣母颂》时，观众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干的;所有在场的人，评论家、舞蹈家、美术家、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表演刚刚结束，整个大厅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　　啊，天啦，她取得了这最后一次胜利，是多么美啊！　　这次演出几乎付出了依莎多拉。邓肯所有的心力，面对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邓肯含着泪水，只是挥手致意。她将指挥沃尔夫请到撒满鲜花的台上来，一起向观众鞠躬，微笑。她一言不发。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后，她都会来一段具有轰动效应的讲演。　　邓肯怎么了？　　台下的老朋友们都隐隐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法国作家亨里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妆室去向她表示祝贺，他看到邓肯”躺在那里，尚未完全脱掉的衣裙，露出一双赤脚，疲惫不堪的头靠在迷人的双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涂有口红的双唇紧紧关闭在一起，红发如同古代雕像中的头发那样卷曲着，宛若稻茎无力地搭在肩上”，像有一块石头从天上落下来，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初，邓肯和玛丽。德斯蒂等人启程前往尼斯。在车上，玛丽。德斯蒂突发奇思，她问邓肯：“依莎多拉，你一生中最爱的是哪一个男人？”　　邓肯回答：“我也不知道。我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爱得无以复加。现在，我仍然全都爱……”　　“你对叶赛宁的感受是不是更特别？”　　“对，我忘不了那双蓝眼睛，它的目光总是直射入人的心里。”　　“你认为，你一生中哪段时间活得最愉快，最得意？”　　邓肯毫不犹豫地说：“俄国，俄国，只有俄国！我在俄国的三年，尽管受尽了苦，还是顶得上我这一辈子加在一起的其余的时间。在那里，我对我存在的意义体会得最深刻。在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国家，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不，玛丽，你必须和我一起去俄国。我们很快就走。要是他们支持我的　　学校，我将在那里度过我的有生之年。”　　68月12日，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邓肯和玛丽应邀出席。来接她俩的是一辆漂亮的布加蒂赛车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机，他叫本奥伊特。法尔凯托，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很快成了好朋友。邓肯喜欢各式各类的车，而法尔凯托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相约后天一起去英格兰游乐场乘车兜风。　　13日，依莎多拉。邓肯来到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研究去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行性。一进家门，奥托伊斯儿子那双明亮的、泛着微笑的蓝眼睛，像一把利刃刺痛了邓肯脆弱的神经，她惨叫一声，冲出屋外，身体抖动得像狂风中飘荡的花瓣。　　邓肯一整天没有出过自己的房间。玛丽守在窗外，令人心碎的抽泣声一直没有断过。　　第二天清早，依莎多拉。邓肯对玛丽。德斯蒂说：“玛丽，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爱怜之心，请你替我找一条出路离开这个可恶的世界吧！　　我一天也不想多活了，这14年来天天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任何事情都减轻不了这种痛苦。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处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能！”　　晚上，法尔凯托来接邓肯了。　　一看见法尔凯托，邓肯的心情好转了许多，仿佛从来没经历过不愉快的什么。她饭还没吃完，将一条又长又大的红色的中国绉纱围巾草率地围在脖子上，就要走。　　玛丽望着她说：“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会着凉的。”　　“不用，我戴上了红围巾挺暖和。”　　“依莎多拉，早点回来，我有些不好的预感。”　　“我只是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的。你又迷信了，玛丽，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邓肯说完，快步朝汽车走去。　　当她正要弯腰进去时，又回转身来，对着玛丽。德斯蒂喊道：“再见，朋友，我走向光荣去啦！”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在人世间讲的最后一句话。一分钟后，她的围巾在汽车启动时不慎从左肩滑入车轮，汽车猛然加速，又戛然而止。只见法尔凯托哭着跑出来，一边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是我杀死了圣母！”　　邓肯被迅即送往圣克罗医院。她的灵魂已经安详地到了另一个世界，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世界，也许，还有叶赛宁的世界……　　但可以肯定，那将仍然是一个舞蹈的世界。　　　　　　（完）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