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14

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撞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蠢”。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膨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是,可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 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 八六)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污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 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 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撞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他继续写下去:臣岂敢以哀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日,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着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膺去卖钱。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 苏东坡在元佑四年(一0 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谨的工作。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漾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苏东坡任官之时,做了些怪事:有一个商人因债务受审。被告是一个年轻人,苏东坡让他说明他的苦况。被告说:“我家开了一家扇子店。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人都不买扇子,并不是我赖债不还。”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他对那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那人回去,转眼拿来二十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把二十把四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官厅。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拿一千个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有一次,一个由乡间赴京都赶考的书生,因有欺诈嫌疑而被捕。那个书生带着两大件行李,上面写着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下面署名苏东坡。分明是欺诈。苏东坡问他:“行李里头是什么东西?”书生回答说:“我实在觉得对不起大人。鄙家乡的人送了学生两百匹绸子,算是帮学生的盘费。学生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之上要由税吏抽税,等到京都,恐怕只剩了一半。学生心想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莫过您苏氏二昆仲,所以斗胆用您二位大人的名字。万一被捕,您会体谅下情把学生释放。学生敬求大人恕罪,下次不敢了。”苏东坡微微一笑,吩咐书记把行李.上的旧纸条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并且给子由写了一封短信,交给那个双手颤抖的书生带去。对那个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便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别忘了我。”那个穷者书生不胜惊异,万分感谢。他果然考中。回家时,给东坡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感激深恩大德。苏东坡对这件奇遇非常欢喜,请他在家盘桓了几天。苏东坡也做了些帮助太学生的事,老百姓因此越发喜爱他。杭州城有好些要改善的地方。太守官署的房子已经过于陈旧,军人住的营房也漏雨,军火库更是破烂不堪,城门楼上的房顶都露出一片片的天光。有好多一百多年的老房了,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谬时代建筑的。当年中国各地皆纷乱异常,只有吴越朝廷有道,民间太平,几代皇帝都深得民心。在宋太祖已将中国其他地方全征服,吴越的皇帝为免生民涂炭,甘愿献上降服,因此东南百姓,感恩戴德,至死不忘。以前的几任太守曾经自筑官舍,如中和堂、有美堂等新宅第,把旧房子弃置不顾。苏东坡在杭主政时期,曾有一栋坍塌,二人惨遭压毙,另一栋倒塌时,一家四口全死在其中。苏东坡又运用自己与皇太后的关系,他上表请求拨款四万贯修缮官舍、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辐臻云集,往往有病疫流行。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镇广场,做为官方,好使一般百姓知道。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那些药方里包括好多味草药,有的是为降烧,有的为出汗,有的为开胃口,有的泻,有的补。中医深信,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只是只治某一病的。有一个药方叫“圣教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宏、木猪警、柴胡、霍香、石窟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苏东坡对这些零星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两千缗,自己捐出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了一家公立医院。据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个病人。主办此医院的道士,由朝廷酬以紫袍和金钱。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苏东坡离开杭州后,还照常为人治病。不过苏东坡最关心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还有通过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筑有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免得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如今年久失修。城内有两道运河,以南北方向穿过城市,直接在闸口连接钱塘湾。钱塘湾的水相混合,所以有好多淤泥,每四五年,运河河床就需要疏浚一次。当年没有现代的机器,由河床挖出的淤泥就堆在岸边居民住家的门前。运河长约四五里,疏浚费用很大,讨居民的厌恶,更不在话下。更坏的是交通情形,一只船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出城去。船要用人和牛拉,而运河上的混乱不堪,简直难以描画。苏东坡向专家请教,把运河的高度测量过,拟好一项计划,以防淤泥沉淀,才能保持运河地区的清洁。这是他在杭州第一次的工程,始于十月,那是他到任后三个月,次年四月竣工。问题是,那两条运河需要海水才能保持运河上的交通,而海水则带进淤泥。在仔细研究之后,苏东坡确定的是:盐桥河通过市区,必须保持清洁,但海水可设法使之从别处流入茅山运河,因茅山运河是流经人口稀少的城东郊区。另在钱塘江南部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起,潮低时再放水。两条运河在城北相会。等钱塘湾的水经过郊区的运河之后,已经流过了三四里,泥沙当然已沉淀下。盐桥河必须保持清洁,此河面比另外那条运河水面低四尺,所以郊区那条运河的水可以供给城市中的运河一部分水,那水也几乎很干净了。为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在城北余杭门外开了一条新运河,与西湖相通。这样,水之供给不虞匾乏——疏浚城内盐桥河的花费与麻烦也就可以避免了。这套办法很有效,他使运河的水深到八尺,城中父老说,那是前所未有的。和运河交通同样重要的,则是供水问题。已经试用过很多方法,想把由山泉汇聚西湖的淡水引人城中。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但是淡水干线管道常常损坏。十八年前,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他曾帮助修理输水管,但是因为西湖有一种水中植物蔓延生长,根在泥中纠缠生长,遂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输水管既然破坏,居民只得饮用稍有咸味的水,不然就花钱买西湖的水,要一文钱买一桶。苏东坡与当时仍然健在的和尚商量(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当年曾经监督修理那些输水管),输水管是用大竹管子做成,经时不久,苏东坡乃用坚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上下用石板保护。这个计划需款甚多,因为要建筑三百码长的陶瓦管,由一个水库通到另一个水库。他又把湖水引到城南郊的另两个新水库,以供军营之用,他因身为军事统领,就派一千个兵参加此顶工程,结果工做得好,时间也快。据说,那些水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有西湖的淡水喝。从六个小水库供给杭州用水的工程成功之后,苏东坡自然进而想整理一个大水库,那就是西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苏东坡与今日的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使杭州有人间天堂之称,而西湖也是人工创造下美得无以复加的艺术品。虽然人将西湖发展,在四周建设,可是人知道不可超越的界限,知道不要侵犯自然。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不是人工破坏后的自然。人类真正的智巧所创造出的,并非过度的精巧。一片仙岛,上面的垂柳映入一平如镜的水中,似乎是西湖本来所自有,是自然从湖水中生出的。长堤上的拱桥,往上看有云峰,往下看有渔船,中间一桥如虹,正相配合。柳丝浅绿鹅黄,轻拂半隐半现的石堤,而千年古塔,矗立天际,使人想起往日的高僧,往日的诗人。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营;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一又三分之二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五十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实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二十五亩田,每二十四小时,湖可以供水八百亩。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全已毁坏。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输水管和六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元佑五年(一0九O)四月,给大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这闭,杭州居民将必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五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个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或是十一方里。此项工作需要二十万天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五十五个钱,加上三升米,全部计划需要三万四千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此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四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密密的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婉蜒的湖边走大约二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巳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此一道堤上有六座拱形的桥,九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做为他的生词,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漩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定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信五年(一O九0)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举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般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同时,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个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个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个,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七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佑五年份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藉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颖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技六年(一0 九一)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佑七年(一0 九二)六月,于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贤昆件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人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刽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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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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