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宋庆龄参加香港知名人士的一个集会。散会后，那些人都坐进豪华漂亮的小汽车，一溜烟似的离去了。当时因为会议地点距离保盟总部不远，宋庆龄就连的士也没叫而步行回去。走到半路，香港总督罗国富从后面赶上来，他一见孙夫人在烈日下步行，十分奇怪，立即下车同宋庆龄打招呼：　　“您好！孙夫人。我知道早晨散步，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难道孙夫人喜欢中午散步吗？”　　“是啊，每个人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呢！”宋庆龄有些幽默地说。　　“嘿--是不是您的车子今天出故障了？”总督并不太相信孙夫人有中午散步的习惯。　　“中国有句老话叫：安步当车，如御清风。这份潇洒，并不是非等车子出了故障才能享受呀。”宋庆龄仍风趣地边走边说。　　“这种潇洒真是不可思议！”当即那总督摇摇头，钻进了汽车。　　总督一离开，与宋庆龄同行的保盟名誉司库法郎士教授再也忍不住了：“孙夫人，我必须说了，您一定要配一部汽车了。否则，连我这个司库也颜面无光。”　　宋庆龄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一会儿，法郎土教授又开口道：“买车的事我下午就去办！”　　这下宋庆龄严肃起来：“不，您没有权力这样做！”　　第二天一早，一向只见人们紧张有序工作，却不大听得见高声说话的保盟总部，却传出了高声的争论。　　“现在连逃难来香港的高级难民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而我们的孙夫人，堂堂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却没有车子，每天上班竟要在路上花费一二个小时，出去参加会议常要步行，这太不成样子了。这部车子我坚决主张买。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不是要什么个人享受嘛！”　　“我也同意，买一部汽车是光明正大的事，任何人不会说什么的。比起某些政府要员来，保盟的人员已经最廉洁了。”　　“是啊，我们都是志愿服务者，绝大多数人不从保盟领一分钱的工资。难道为了工作需要，买部车子还会有人说什么吗？”　　“当然，买了车子也不是只为了宋主席。可以算作工作用车，谁有事谁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几乎是众口一辞了，那还争什么呢？然而就在这时，宋庆龄那清丽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虽不高，却是斩钉截铁一般：　　“不行！保盟的钱只能直接用于抗日大业，其他的项目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这……买了车子工作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这并不矛盾啊！”　　“不行！”宋庆龄仍然没有一点松动的口气。　　此时一直沉默的贝特兰慢悠悠地开口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不必动用保盟的捐款，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或者其他报纸上发一篇记叙宋主席日常生活的文章，把她的生活情况透露一些。。这样一来，我想有人也许会直接捐一部汽车，这不是很好地解决了矛盾吗。”　　“根本不用兜那个圈子，我可以在英国或美国动员汽车制造商捐一部车子来。”克拉克顺着这个思路想起了更好的办法。　　“好了，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其实真要买车，别看我生活不富裕，买车的钱我还是有的。所以不买，就是要造成一种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风气，以此来激励人民，警戒政府官吏，也给捐款的外国朋友和华侨一种信心。为了这个重要的目的，每天多跑几步路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买车的问题就这样搁下了。　　4．姐妹情愫依然浓　　香港本是个见怪不怪的地方，可能一是各种怪事见多了，对什么事都难引起好奇，二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乐，没有闲空操别人的心。　　可是偏偏这一天不一样，许多人为街上流传的一个消息所激动，非要亲自跑去看看真假不可。　　这个流传的消息说，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很显然，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的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这三姐妹中，一位爱国爱民，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连蒋委员长也得让她三分；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况且还有一层意思，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陈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想看三姐妹芳容的；想满足好奇心的；想以此作为资本日后向人炫耀的；想从她们在一起的事情上揣摩中国最新动向的；想从中抓新闻的；想从中搞情报的……不管什么目的，第一位的是要亲眼看到她们，证实她们确切都在香港，确切是坐到了一起。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户；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了这个浪潮。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蔼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呆在那个蒋委员长身边的宋美龄，何时来的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还是宋家的三姐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一直到膝盖，她优雅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终于她开口了，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帐目进行审计，这也是证明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蔼龄担任主席，她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蔼龄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的大家风度，她的手指上戴着钻戒，脑后的发髻上更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华贵。她和两个妹妹一样，都穿中式旗袍，这大概是为了表明一种恪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而宋美龄是这个全国组织的领袖。她也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并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而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弥合了她们之间的政治鸿沟。　　这一天是1940年3月12日。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出现。　　在当年宋美龄还没有成为蒋夫人的时候，人们对她没有过多的关注，即使她与两位姐姐同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于她不代表什么政治势力，人们所感到的也只是一位漂亮姑娘而已，不会有人注意。而在她成为蒋夫人之时，宋庆龄已经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蒋介石和她虽一再想与宋庆龄公开地出现在一起，以此证明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接班人。就是说，取得孙夫人对蒋地位的承认，宋庆龄却一直小心提防，从不给蒋介石这种机会。而且，连与姐妹同时公开出现在一起的事情，也几乎没有过。所以，难怪这一次特别引人注目了。　　三姐妹公开出现在一起，于宋蔼龄和宋美龄都是企盼已久的事情，但总是因为宋庆龄的拒绝而不能实现。这一次，在香港宋庆龄提议以这种方式的聚会，宋蔼龄和宋美龄当然都非常愿意合作。　　宋庆龄选择这个时机，这个场合，与大姐和小妹公开出席一个集会，是颇费了一番考虑的。　　抗战以来，国民党中有一个坚持对日投降的集团，它的首领就是当年曾行刺清摄政王并以此为资本，骗得很大名声的汪精卫。汪精卫曾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担任过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久，他也随之叛变。在那以后，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但他因为早年的光荣历史和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介石老，而又非常自负。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争后，有段时间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避免两面作战，策划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让中国投降日本，让日本从而北攻苏联。当蒋介石还在犹豫的时候，汪精卫却悄悄从重庆逃出，经昆明到了河内，然后再转回上海，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诱降声明，准备组织汉奸卖国政府。当时对汪精卫的卖国活动，宋庆龄一直十分关注，随时给予揭露。针对汪精卫为掩盖卖国活动，一再侈谈三民主义，甚至打出“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的旗号，宋庆龄发表讲话，揭露汪精卫历史上就曾多次怀疑三民主义，当年就曾受到孙中山的斥责。她说：“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但是汪精卫的卖国活动，仍然变本加厉。也就是在这一天，汪精卫又宣布了一个中日“和平建议”，既是她准备正式卖国的声明，也是对重庆政府提出的带有奴役性的停战条件。当时，正是为了在上层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抗日诺言；为了显示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宋庆龄才特意安排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姐妹聚会，并有意使它带上某种神秘色彩，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汪精卫选择这一天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因为这一天是孙中山逝世15周年忌日，他仍企图使自己的卖国行径能打上继承孙中山的幌子。　　宋庆龄却比他棋高一着。孙夫人还在，只有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是权威的，其他人休想冒名贩卖私货。　　看到门外引来那么多人观看，各报纸电台纷纷抢发新闻，宋庆龄会心地笑了。这就是说，她独具匠心安排的这一幕，成功了！三姐妹香港聚会的新闻，给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观察家一个信号，中国国内各派抗日力量的团结更加坚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行径在中国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中国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　　也是天缘凑巧，宋美龄这次到香港本是治病的，没想到倒成就了这么一件好事，演出了这么威武的一出活剧。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能以自己姐妹的活动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宋家的三姐妹情不自禁都笑了。　　这是雨季到来之前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宋氏三姐妹不事张扬，这天一大早就来到香港启德机场。她们边走边谈笑，既有童年那些可笑的轶事，也有分离时各自遇到的一些奇怪的遭遇。　　没有记者知道，没有围观的人群，她们完全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在心清下，去作一趟重要的旅行。　　飞机呼啸升空，从广西的崇山峻岭上空再进入云贵高原，然后折向四川。　　飞机起飞不久，宋美龄就嚷着要打牌。她在两个姐姐面前还是小时候那种任性顽皮的样子。她有意这样，似乎这样才能够拉近她们这多年分别造成的感情上的距离。　　牌刚发到手中，飞机一阵激烈颠簸，接着猛地一沉。　　宋庆龄似乎毫无反应，啪地把牌出到台上。　　宋蔼龄双眉一皱，立即握紧自己的牌，抬头去看窗外。　　宋美龄的牌则早撒了一地，她显然有些夸张地大喊一声：“怎么回事？”　　副官从驾驶舱跑过来报告：“这是一股受高原地面影响的强气流，很快会过去的。”　　宋美龄没好气地说：“我还以为是飞机中了弹呢！”　　副官赶紧说：“夫人放心，航线完全在我们控制的地区，不经过日军占领区。”　　“那日军的飞机就不会起飞啦？”宋美龄不放心地又说。　　“空军接应的飞机已在四周警戒，问题不大的。”　　“那就好！我自己的安危事小，今天孙夫人在这架飞机上，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宋美龄又下了命令。　　“是！我叫他们加倍小心。”　　经这一折腾，宋美龄牌兴全无。她怕冷落了别人，赶紧转了话题：“二姐，重庆的火锅和成都的小吃都是最有名的。有句俗话说，不到成都，不知道天下好吃的东西有多少！你这次到了那里，我一定请你把四川的小吃尝遍。”　　宋庆龄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都说大姐钱多，本来我准备到那里大吃一顿的，谁知你们只肯让我小吃。”　　顿时，宋蔼龄把刚喝到嘴里的一口咖啡喷到小桌上，宋美龄也笑得前仰后合……　　飞机在重庆机场还未降落，宋庆龄就瞧到下面布置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服装鲜艳的军乐队列成了方阵，雄壮的军乐响遏行云。一队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天真地把花举过头顶。中间肃然站立，以蓝黑衣服为主的则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　　是啊，她此次访问重庆，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昨天，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今天，孙夫人宋庆龄与姐妹联袂访渝，更象征着国内各派力量的团结御侮、共同抗敌。这是足以压倒汉奸小丑闹剧的大新闻和好新闻。它可以打击敌人，消除群众中的忧虑。宋庆龄同意重庆方面大肆宣扬这次活动，因为这也是她决定此时访问大后方的初衷。　　机舱门打开了，几千双眼睛注视着。　　“二姐，快！你第一个出去。”宋美龄催促说。　　“应该是大姐走第一个，这也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顺序。”宋庆龄谦让着。　　“要不，还是老规矩，大让小？！”宋蔼龄有意自己在最后。　　“不！孙夫人走第一个。”宋美龄坚持。　　“那就这样，不要让外面冷场。”宋蔼龄也催促宋庆龄。　　于是宋庆龄出了舱门，并没有立即走下舷梯。她在舷梯顶部的平台上站定，等宋美龄和宋蔼龄出来后，三个人并排一起，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三姐妹站成一排，一同伸起了右手。　　军乐轰然响了起来，孩子们又跳又喊。　　摄影机在转，照相机的镁光灯闪成一片。　　在重庆期间，三姐妹同出同归，走遍了战时陪都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医院。当时，处处都留下了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　　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　　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各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　　当时，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特地发表了《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指出孙夫人来渝，定能在反汪除奸和推动宪政运动中，做出宝贵贡献。　　一时间，各方面为欢迎宋庆龄举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招待会。蒋介石总是乐于出席。他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孙夫人身边，听任中外记者们拼命拍照……　　在渝期间，宋庆龄住在大姐来蔼龄家里。孔祥熙极尽姐夫之责，给宋庆龄辟出了单独的一所小院，除了她的秘书和随员外，孔家又拨出了专门的厨子和佣人，让宋庆龄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世界。慈眉善目的孔祥熙，还不时和宋蔼龄一起到宋庆龄的房间问候，询问她有什么需要。　　外面的气氛是热烈的，回到家里的气氛是温馨的，但不知怎地，宋庆龄总感到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一天，宋庆龄外出刚刚回来，听见一向柔声细语的孔姐夫正在大发脾气：“什么浪子回头，什么承认委员长明智，这些话让她听到，还不把重庆翻了天？现在是团结抗日为重！　　宋庆龄有些疑惑，这是说什么呢？她本想再听下去，宋蔼龄觉察出了苗头，赶紧对宋庆龄说：“晚上宋美龄在蒋介石官邸举行欢迎我们的招待会，你是有话讲的，可我说些什么呢？”　　宋庆龄早已会意，知道大姐的用心，就回答说：“我们一起先议一下吧。”说着拉着宋蔼龄进了自己的房间。　　却说孔祥熙为何发火，原来这天孔家二小姐令俊从街上买回几张小报，上面竟然说宋庆龄此次访渝是因为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感到“幻想破灭”，因而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另一张上面说，重庆对宋庆龄的欢迎是因为“一个任性的姐妹”终于承认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明智，他们已经互相宽恕并表示既往不咎。孔祥熙知道这些中伤的谣言都是蒋手下的那些无耻帮闲炮制出来的，这些流言蜚语如果让宋庆龄看到，很可能导致她对蒋介石的愤怒和再一次的公开批评--她过去一直这样做，那样对当时正处在危难关头的重庆政府将极为不利。　　孔祥熙把电话打给蒋介石，告诉他小报上出现的这些胡说八道。蒋介石听了比孔祥熙更光火，他大骂：“娘希匹！什么人坏我的事？现在是什么时候，把她请到重庆容易吗？”蒋介石撂下电话就差人去查办，可怜那些帮闲平时造谣受蒋的赏识，这次还依老例行事，却不知这次添乱帮了倒忙，老蒋要收拾他们了。　　晚上，宋美龄的宴会比到重庆以来哪一次都盛大，因为是委员长官邸嘛，还有她自己的面子在里面。蒋介石更是显得格外殷勤，亲自给宋庆龄布莱，不时小声说两句关切的话，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宋庆龄在讲话中对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她特别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条都是当时共产党努力推动的大事，因为一旦实施宪政就可以制约蒋介石的独裁，实现人民民主。　　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聚会时却大事渲染蒋介石的出席，并引用蒋介石致词中的好听话“孙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而对宋庆龄的讲话内容却只字不提。　　当时宋庆龄对这些没有计较，她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多作鼓舞士气的工作。　　《新华日报》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大宇。　　那段时间，三姐妹在重庆一起活动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当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听到三姐妹将一起出席欢迎他的宴会时，他感到非常高兴。而美国的NBC广播网则特意安排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由他们向全美国做现场转播。　　她们还一起访问了成都，对她们共同热心的工合运动进行了视察和指导。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香港。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孔祥熙和宋蔼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　　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带着家人都来了，加上孔祥熙。宋蔼龄和他们的4位子女，还有宋庆龄和宋美龄，已是几十口人了。大家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聊着，喝咖啡，磕瓜子，煞是热闹。但渐渐地人们疲倦下来，有的打起了呵欠。都快到半夜了，晚宴还不能开始，因为有一个大主角--蒋介石一直没到，所有的人只好一等再等。别人心里有想法都不说，唯独孔家二小姐令俊憋不住地大声喊着：“开始吧！我们在这里傻等，谁知人家钻到哪儿……”宋蔼龄赶紧制止：“不许胡闹！”孔二小姐把脖子一梗：“胡闹？是我胡闹还是别人胡闹？叫这么多人等他一个，在我们家里还摆臭领袖架子！”宋蔼龄怕惹宋美龄不悦，刚想再说，孔令俊却将了宋美龄一军：“干妈！你说吧，他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还要等到何时？”　　干出过不少阴阳颠倒荒唐事的孔家二小姐，平素最得宋美龄喜欢，她嫌姨妈不够亲，干脆让她改口叫干妈。可这个二小姐耍起脾气来，连宋美龄也没办法。眼下，二小姐这一军将得宋美龄就倒憋气，不过她不想破坏今天的气氛，就努努嘴说：“今天有你上海娘娘在，你遵她的令就是了。”　　宋庆龄把眼睛只望着天花板，脸上是一副捉摸不定的微笑，孔二小姐望了半天也猜不透，但到底还是没再开口。　　半夜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不管怎么说，当时他毕竟是国家的领袖呀！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了。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立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兴致勃勃，宋蔼龄和孔祥熙则有奉承之意。而宋庆龄和宋子文以及其他人，却已经没情绪了……　　宋庆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蔼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来到重庆的。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发生了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但是又不能发作，只好采取了一种故意冷淡的态度。连国民党元老们在国府礼堂召开的欢迎宋庆龄的茶话会，蒋介石也不肯出席。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蔼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并且她不好在人家家里会客，别人也不好来拜访，因为来了见不见孔祥熙和宋蔼龄？当时，宋庆龄的朋友并不见得也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朋友。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心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以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不久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了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宋庆龄就基本上将保盟募集到的现款和物资都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许多东西运不过去，她就把钱直接送往延安。宋庆龄发展了一些外国朋友作为保盟的委员，有他们的帮助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一个下着蒙蒙小雨的午后，宋庆龄把自己的秘书、保盟财务主任廖梦醒叫到“松籁阁”--宋子文给她安排的新住处，让她在自己家里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打电话，约好以后廖梦醒就悄悄出门走了。她走到中国银行门前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也开到了，她向冀朝鼎招招手，两人一起进去找到孔祥熙的秘书艾德勒先生。艾德勒是宋庆龄新发展的保盟委员，他见廖梦醒来，彼此都心照不宣。廖梦醒把保盟的存折递上去说：“取款。”艾德勒就亲自动手办理，一次就取出了三麻袋现金，然后搬上停在门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乘着黄昏的雨色，汽车顺利地把钱带回了办事处。　　当时一些在延安地区买不到的东西，宋庆龄就想办法让办事处的同志带一些。当时周恩来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还能享受到类似外交官的待遇，即他们的行李物品不受检查。一些延安急需的小东西，正好就买了请他们带回去。一次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宋庆龄买好了一批手术缝合针、牙钻钻头等送到办事处，这些东西体积很小，仅在公文包和手提袋里就带了一大批，解决了延安地区中共医院的燃眉之急。　　还有一次，美国一家机构邀请宋庆龄到美国访问，宋庆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抗日将士们呼吁援助，但是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各方面的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可以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缅印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对中国的事情了解透彻，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认识很明确，他不许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进攻和封锁，主张对华援助应该有中国共产党一份。他的这些观点与宋庆龄很接近，因此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宋蔼龄家里，当宋蔼龄和宋美龄要求宋庆龄和她们一起打牌时，她多是宁愿和史将军一起做游戏和聊天。　　没过多久，史迪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他希望同共产党合作，称赞八路军，指控蒋介石的军队对日作战不力，为此与蒋介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蔼龄和宋美龄多次请史迪威的客，对他又打又拉，宋庆龄却从不参加这种活动。　　一次，保盟从国外募捐到一台大型X光机，怎样运到延安去呢？宋庆龄想到了经常帮助保盟的史迪威将军。在当时中国对外通道只有一条滇缅公路的情况下，史将军欣然同意保盟利用这条公路运进大批物资，还用他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把募捐到的东西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有时还从他掌握的对华援助物资中直接拨出一些送到边区。这一次，宋庆龄又想到了史迪威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她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副官报告后，史迪威将军一口答应帮忙。但这架机器体积太大，从机舱门进不去。史迪威下令马上改建一架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后马上就飞往延安。当时中共控制的边区9000万人口，这是得到的第一台和唯-一台 X光机。通过这架机器，当年不知确诊了多少人的病情，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这架机器用了多年，它现在被陈列在北京什刹海北岸的宋庆龄故居里。　　蒋介石在同史迪威的争执中要起了流氓手段，扬言美国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就要投降日本，并且让当时正在美争取美援的孔祥熙配合，立即停止了谈判。美国罗斯福总统怕反法西斯战线在东方崩开缺口，最后只好召史迪威回国。　　史迪威回国前去见宋庆龄，宋庆龄当时第一次在旁人面前哭了。这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中共及其整个边区的军队和人民，因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是魏德迈，魏德迈的政治倾向当时已很清楚。就是说史迪威一去，从此将很难再借用美军的条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帮助了。　　宋庆龄给史迪威的妻子带了一些中国礼物，目送这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国将军隐人重庆的苍茫夜色中。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雾又多。　　宋庆龄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因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她坚持不懈地帮助共产党和边区，使一些军民必需的医疗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去，因此招来决心封锁边区的蒋介石忌恨。尤其是她眼下在蒋介石的身边，也还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经常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出批评和谴责，更使蒋介石常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娘希匹！你们都是笨蛋！乘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你们搞点名堂，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在一次宋庆龄向外国人谈话又捅了他的软助以后，蒋介石把戴笠找来大吼大叫。　　“是是，我去布置，我马上去布置！”戴笠连连哈腰。　　松籁阁周围不明身份的人多了起来，到这里拜访宋庆龄的人常常受到跟踪和威胁。　　一次，日本飞机刚飞临重庆上空，松籁阁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结果飞机根本没有在这一带投弹。于是这一次人为爆炸的真相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要求追查制造爆炸事件的呼声四起。　　戴笠慌慌张张地跑到蒋介石面前：“校长，不好办哪，这次仅仅是试验，就露出了破绽。而且也很难知道日本飞机什么时候来，谁知道它在不在那一带投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天天做好一切准备，可也不一定能等来时机……”　　“那是具体技术问题，我不管。我只要你们采取行动！”蒋介石没好气地说。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宋美龄抄起了话筒：“喂，接宋委员！”她说的宋委员就是宋庆龄，因为这时宋庆龄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让人给宋庆龄架了一部经中央总机接转的专线电话，不时通过这部电话和二姐聊聊。她知道二姐最近的行动蒋介石很不满意，生怕二姐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她要不时询问一些情况。但宋庆龄并不愿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她。于是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那次爆炸的事还是传人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发誓，我发誓！那事跟孙夫人绝没有关系，我已经查清楚了。我继承孙先生的事业，怎么会对孙夫人有所不敬呢？”蒋介石仍是信誓旦旦。　　“你只管干！可别让我抓住把柄！”宋美龄狠狠地说。　　但宋美龄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发誓的事太多了，没哪一样是靠得住的。　　她又接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好的，我马上通知他们。”宋子文知道这是指的戴笠。　　宋子文当即找到孔祥熙，两人一起把戴笠叫了来。　　“啊，二位院长，有什么事尽请吩咐！”戴笠毕恭毕敬。　　“嗯--是不是你们最近在孙夫人那里干什么了？”孔祥熙先开了口。　　“哦，为了保证孙夫人安全，有几个弟兄化装在附近守卫，以防日本特务暗中捣乱。怎么？又有人说什么了吗？”戴笠假装糊涂。　　“那好那好！”一贯不肯得罪人的孔祥熙不再往下问了。　　“不是那么说的。”宋子文知道话还得自己说：“我告诉你，找你来不光是我们两人的意见。蒋夫人有电话来，要我们关照你，如果发现你的人在那里有不合适的行动，她是决不善罢干休的。”宋子文沉下脸来。　　“不敢不敢！戴笠是何等样人，敢在孙夫人那里胡来？肯定是误会了，误会了。”戴笠当下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孔祥熙又来敲边鼓道：“我们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蒋夫人不放心，她本来也可以直接给你说，只是她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才让我们侧面讲一下，免得把事情看严重了。没有就好，好！”　　戴笠额角上此刻已经渗出了汗珠，心里暗暗叫苦：乖乖，幸亏还没动手。否则，这事可不好收拾。　　孔祥熙和宋子文旋又各开出一张支票，他们拍拍一直笔直站立着的戴笠的肩膀，换过一副笑脸：“戴老板，心里没鬼不必紧张。哦，中国银行和财政部各支援你一些经费，可要注意用在对付日本汉奸方面。自己派系之间的事要往长远想，别太死心眼了。今天失势说不定明天又会得势，委员长今天喜欢的人明天说不定就要倒台。给自己留条路嘛。”　　“是是，我一定关照下面的人，保护好孙夫人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二位有什么人不放心，也尽管吩咐，我是绝对照办的！”　　以后，不管蒋介石怎么催，戴笠抱定了主意，对孙夫人--我是不能听你的。出了事夫人一闹，你委员长也顶不住，还不得把我兜出去！再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面前也没法交待，那两位可是财神爷啊。他们要不给钱，我这军统也没法维持。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唉，这……”孔祥熙连连摇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一次，董必武要返回延安，宋庆龄毫无顾忌地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欢送宴会。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徐舜英等人也来了。　　周恩来在席间纵论天下形势，并特别分析了华北战场的战绩，在座的大家倍受鼓舞，凝神细听。　　此时窗外寒气逼人，壁炉里却炉火通红，映照着壁炉架上交叉放置的两株稻穗。跳跃的火焰映照得稻穗显出金黄的颜色，十分可爱。周恩来谈完后，李德全指着两株稻穗大声地赞叹说：　　“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笑着说：“该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万万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　　周恩来此时也走过去，双手抚弄着禾穗说：“将来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到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第十四章 宋孔恩怨及其他　　1．当初就是“哈哈孔”作祟　　当年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是民族矛盾，关系着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然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也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当时，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并且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这些行径，也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亦不能否定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当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斗争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受到的压力减轻，这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国民党的倒退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迫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从而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当时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汲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10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义愤。当时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未见分晓，内部就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当年也矛盾重重。其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明合暗不合。尤其是在抗战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样熙比较，孔的精明和算计要比来的心计多10倍。宋子文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书生，留了多年学，空有一肚子理论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到处得罪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要对付宋子文应该还不成问题。30年代初宋子文与蒋介石因“耳光风波”撕破脸皮后，就是“哈哈孔”乘虚而入，一举夺去了宋子文手上的财政大权。　　1939年9月18日，经过孔祥熙的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遂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了《战时建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办法》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按理说在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妇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大发了横财。这是当时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当时，有个说法叫做“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应该是“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当然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而来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细。怎么说自己是从孙中山时代做的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则是从蒋介石执政后才做的财政部长，论资历自己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姐夫呢。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币制改革等，已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孔宋夫妇却并没有就此满足。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孔祥熙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　　再说“卢沟桥事变”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来就此在上海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祥熙回国后，旋又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且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当时，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祥熙的那副嘴脸，因此当时宋子文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工业。当时，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开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并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最初“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为年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到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异于“引狼人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并不让其渗人企业内部。此时“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于是孔祥熙深恐“华西”落人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天晚上，孔祥熙把儿子孔令侃叫到跟前，吩咐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先哲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很快贷给“华西”60万元，但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分别用于扩建厂房等基建工程；并趁海运尚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了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贷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此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境地。于是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了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总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随即指示他的裕华银行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孔祥熙在华西公司资本总额的1．2亿元中，所投人的股份上升到95％。于是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就姓孔了。　　随即孔祥熙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每1股（10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占9851权，而其他商股仅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就是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溃逃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而在商业方面，孔祥熙当年更是公司林立。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生财比办工业来得快。1943年重庆银社开献金大会，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群众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拿出钱来！”“100万！”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能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孔祥熙是一向以金融业为根本，做生意当然是副业了。在此次捐款中，宋蔼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宋蔼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吵了一架。主要是孔祥熙认为宋蔼龄捐多了，不符合他在会上讲的话。宋蔼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不带头捐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　　孔祥熙虽也有经商之道，却远没有夫人精明。抗战期间，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和门生们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当时孔家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当时样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专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和升和则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庇护下，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孔祥熙失宠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检举祥记公司。后来又是孔夫人出面四处周旋，才平息了那场风波。　　当年在文化事业方面，孔样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原来是研究性质的报纸，后因得罪了蒋介石而为蒋所取缔，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当时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了“四社”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遂将“四社”全部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则停办了。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迅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孔家在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最初各显其能，维持自下而上的团结和发展。但后来，中华书局的物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细，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孔家准备渗入，宋蔼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宋子文看在姐弟的面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宋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有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仅借大宗款项，却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且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保障一定能得到回报。　　不料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在香港逝世，孔祥熙即指使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职务，于是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又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的坚决抵制。正在僵持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那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仍落到了孔家的手中。　　当年孔、宋插手工商企业虽赚了不少钱，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当年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可以说，这样得来全不费功夫。　　抗战初期，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等；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等也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当时这样无限额地大量印刷钞票，供给国民政府军政费用，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孔祥熙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变相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祥熙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金几分钱，划不来，便决定进口油墨纸张，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和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当年在香港印的钞票，要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空运到重庆及内地。后来，孔祥熙又下令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并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以应急需。　　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政府官僚的私人费用实际上是难以分清楚的。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央银行支给自家费用。如 1938年10月1日，他曾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令本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请记在国库项上报核”。1939年2月25日，他又以财政部部长名义拨给“行政院孔院长机密费国币20万元”。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实际是把国家资金变成私产。而此时正值国难当头。　　当年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费用，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且制定后若各省市预算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处批准。但当时，只要走通孔祥熙的后门，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经孔祥熙一批，预算就可以任意增加，经费亦可任意移用。有一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表示，未得结果。那时甘肃的财政厅长是由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委任的陈立廷，陈便抄近路直接呈给孔祥熙，孔很快就批了准许下来。　　当时，孔祥熙把中央银行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帐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帐。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俊（即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因中央银行从来没有预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有一次行政院办理侍从室转来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求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帐目。孔一见大为震怒，并猜出大概是宋子文的意见。孔祥熙当时歇斯底里地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帐户 后来也就再没人说了。　　在抗日战争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另一手段即走私。1937年国民党政府匆忙由淞沪、南京撤退后，把国内吞吐物资的最大港口上海丢失。于是其后唯一能作通道的，就只有香港--广州一线了。尽管英国人采取绥靖政策并受到日本的压力，但因香港与广州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港英当局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中国内地一些方便。但如果由中国交通部门公开在香港办理接运手续又不行，因此暂许中国的一些机构改头换面，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于是孔、宋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开始大量的走私活动。　　西南物资运输处，当时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购料委员会、秘书处、警卫处等机构。当时警卫处实际是军统局直接控制的派驻香港机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后，机构庞大，业务广泛，运输繁忙。尤其是广州于1938年秋沦陷后，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运输更为困难。虽然香港往桂林、重庆有飞机来往，但旅客往来以及中央银行运送钞票的任务，已经是忙不过来了，对于大规模物资运输，以及众豪门的走私货物，必然要另谋出路。于是只得与越南商谈，开辟一条经过海防、镇南关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以后又开辟了缅甸到云南的公路。这些交通命脉，当时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下，孔家虽然也能装运一些私货，但毕竟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孔家决定在中央信托局也成立一个运输处，以便于更好走私。这样一来，又与宋子文及其二弟宋子良发生了矛盾。　　中央信托局原是财政部于1935年明令公布成立的，由孔祥熙兼任理事长，负责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迁到香港后，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以常务理事身份主管一切。为了便于走私，孔令侃在中央信托局设立运输处，派孔家最忠实的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处长，买了大批卡车，打着“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钞票以及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当年所谓的“3000万元走私案”，就发生在这里。　　当时的“3000万元走私案”，是孔家包庇林世良走私、不料被军统特务查获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外的唯一海陆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俞到仰光后，规定任何车辆不准放行。但当时头一个不买帐的，就是孔家操纵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非但不承运西南运输处的物资，而且包庇走私了一批当时价值3000万元的物资，偷偷从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事后俞飞鹏向蒋介石哭诉，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他号令不行，无法统制才致造成巨大损失。于是，蒋介石立即下令逮捕林世良。林彼时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立即用飞机押往重庆。此际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也以串通舞弊的罪名，同时被扣押。林世良自以为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牢内犹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时，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但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以保他平安无事，故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此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而孔祥熙当时亦正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家，孔也只好丢车保帅了。于是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一时人心大快。但事后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仍向孔祥熙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货业务统一交由军统经营；并附上条子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的工商业贴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要经过总处批准。可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当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其实，蒋介石下令处决林世良，也并非全是因为林帮助孔家走私。蒋当时不过是因为日军占领仰光时，国民党官员自己放火烧毁了存放物资，要找一个替罪羊而已。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因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官员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此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和宋子文又发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以抵押债款。上述物资都是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统购统销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一手垄断并从中取利。孔令侃则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中虽有人觉得此事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峰交办，谁也不敢明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双包案”。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昆明、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购处，并派出不少人员张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购处，他们的根据是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当时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帐，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了重庆。此事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最后占了上风。　　孔家一看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北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当年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也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突袭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就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了宋蔼龄。她立即指使帐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由此孔家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当年孔、宋两家的暴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而来的。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还有一件举国皆知，并使他自己声名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土日缩，民生疾苦，军政两费亦倍感困难。当时的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蒋介石兼主席）乃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不惜竭泽而渔，向西南地区的川、康、滇、黔和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l亿美元，每美元折合国币20元，总计折合国币20亿元。该项美金公债的券面，分为1元、3元、5元和10元（美元）数种，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差不多5亿美元中的1亿美元为基金，俟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最初发行时大肆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但由于一般人民从未开过这种洋荤，不相信要到哪年哪月才真正兑得差不多，即便真正兑得差不多了，又不晓得怎样使用；故许多人于购得之后，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券黑市，一度曾由官价20元下跌至10元。后因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国币价值日愈低落，因而美券价值日渐回涨，由初时的17、18元，逐渐涨至20多元以至30元。于是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属下亲信、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见机会已到便利用职权，上下其手，对美券干起了贪污舞弊的勾当。　　当时，是以“财政部鉴于美券黑市上涨，不利继续出售”的名义，突然于1943年10月15日密函国库局，令将该项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万美元，悉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国库局长吕咸秉承孔祥熙的意旨，秘密将该项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分期分批，全部侵吞朋分；一下竟胆敢鲸吞相当于三四个省份储额的美券1150余万美元，致使美券市场，由1美元兑20多元和30多元狂涨至数百元，从而影响得物价更加直线上升，金融更加混乱不堪；蒋管区的民心士气亦更为低落。　　当时，孔祥熙及其随从蝇营狗苟，进行贪污舞弊的具体罪行是：国库局一奉到财政部的密函，吕咸立即转令各省中央银行分行速将尚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如数返解该局。按照正规手续，该局于收到各地美券后，应立即转交业务局承购，缴存国库。可是，吕咸竟拟一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多，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引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国人战时生活。”然后又选定一个最“利市”的日期，送请孔祥熙审批。孔祥熙对此本早已馋涎欲滴，就甩开大笔批了个“可”字，但不签名，仅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小官章。吕成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美券余额350万美元，照官价合国币7000万元，尽送孔祥熙一人独吞。　　吕咸所拟的签呈，是于1944年1月递送的。当时根据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所载，本月份美券最低价为20日的250元，最高价为16日的273元。以官价每1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售款全部缴入国库，孔祥熙和吕成等人所获暴利之巨，已足骇人听闻。　　合计上述第一、二批贪污舞弊的两笔款项，共达1150万美元左右。若按当时重庆《国民公报》所载美券最低市价为250元计算，贪污犯仅照官价折合法币20元购进；而且实际上交钱不交钱都无关系，通常是只以期票换美券，即以票换票，买空卖空，其中即有很大的有效期价可赚，其公式略为：（250 X20）元X1150万=26亿元，即被贪污了法币达26亿多元。这就是孔祥熙等人通过黑市的转手所得。如以当时全国4亿人口摊算，平均每人即被剥削法币达6．5元以上。再就美券本身而论，他们第一、二批贪污数额即已高达1150余万美元，等于当时四川省的实际储额，或者三个云南的实际储额。可是，他们却还不满足，得一望二观三，仍在大打其如意算盘，妄想把相当于9个省份的美券实际储额约5000万美元，分期分批地全部鲸吞干净。此真可谓胆大包天，令人发指！　　横财使人致富，夜草可助马肥。孔祥熙当年如此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难怪后来他能成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也能成为“中国的第一钱袋”！但与此同时，孔氏家族如此的巧取豪夺，不仅加剧了与宋子文等其他几大家族的矛盾，实际上也加速了蒋家王朝的最后覆亡。　　此一点已然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2．文人相轻　　那一年圣诞节的白宫。　　冬日的阳光淡淡地撒在白宫的庭院内，白宫以它与自然朴素的协调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当时，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各国使节的友谊，在宽敞明亮的宴会厅里，举行盛大的节日宴会。　　各国使馆要员的邀请函早在节前3日即已发出。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为胡适其人，人称哲学家，在日本未发动珍珠港事件之前，常握管吮毫写点有识见的文章并引起国人垂青，亦颇受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的赞赏，尤其是蒋介石也很欣赏。于是在孔祥熙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此次胡适接到白宫的邀请函后，便列出了中国方面的出席名单。　　此时，宋子文为推行抗战“金元”外交，正奔走美国。胡适一介文人，当时不知怎地竟稀里胡涂地把财政部长“宋子文”列在一等秘书的位子上。宋子文看后大发雷霆：“这个胡适太不像话了。吾来美国是为了抗战筹资。一等秘书，让吾脸面往哪搁？吾宁可不出席。”宋一面将此事告诉国内蒋介石；一面拜见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索财长陈述此事。旋经美国方面调停，胡适且作改正，风波才算停止。　　不过，说起来胡适对宋子文亦确实早有不满。可谓文人相轻。两人同是美国留学博士，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经济，多少有些“不是冤家不聚头”架式。抗战爆发后外电传闻宋子文将再度出山，统管国内财政及贸易工作。此时，胡适已赴美就任大使。胡适听此消息，惴惴不安，于是半夜披衣坐起，挥笔给当时蒋介石的贴身秘书亦是胡的文友陈布雷发了一封电报，并请代转蒋介石。其电文中写道：　　有传说各部将改组……近日报纸又有子文将长财部或贸易部之说……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市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文代陈光前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自来之顺利。三是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政部重提米麦借款，美方认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因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　　由此电文中不难看出，胡适对当年宋子文的印象就已不好。或可以说，胡适根本看不起宋子文。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后来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矛盾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宋子文早有所防。当然，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也决不会说胡适的好话的。而蒋介石对宋、胡之间的龌龊心里十分明白，但他却竭力搞平衡。不过他平衡的砝码更多是倾向于妻兄宋子文一边的，当时对胡适的上书并没有理睬。于是宋子文时来运转平步青云。1940年，蒋介石在已任命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前提下，又委任他作为处理对外借贷事宜的全权代表赴美。鉴于当时宋、胡之间的关系紧张，蒋介石便给宋子文颁发了“私人代表”为通行证，这样赴美就可避开驻美大使馆胡适的干扰，直接与美国高层人物接洽了。　　当时，宋子文有了蒋的“私人代表”这张王牌后，就开始有意折腾胡适了。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特使”身份飞至美国，下榻后他即拨通了胡适的电话，声言“余今有要事与兄相商，今晚拟去访兄，请兄在大使馆等候。”　　当即胡适满口应允。可那天胡适等到深夜12点，也没等到宋子文的影儿。　　第二天清晨5点，胡适刚睡下不久，电话又叫了起来。原来又是宋子文称：“昨夜因事羁身，致未能趋访，至歉安！今晚必准时赴访。”　　但当天晚上宋子文又未露面。　　就这样连续折腾了胡适两个晚上没睡好觉。　　第三天清晨，宋子文即登门访胡，又把胡适堵在被窝里，一时好不尴尬。宋子文则又是一番面致歉意。随即宋子文邀胡适一起去拜见美国罗斯福总统。　　“我就不要去了。”此时胡适不免推辞。　　“请而不到非礼也。”宋子文又将了胡适一军。　　胡适也只好硬着头皮跟去。可在白宫，刚与罗斯福总统见面未谈上几句话呢，宋和罗氏便要单独会晤。胡适因宋是蒋介石的私人特使，也不好多想就离开白宫返回大使馆。不过待第4天中美借款协议正式见诸报端，胡适看了才恍然大悟，大呼“原来如此。”胡适当即拿着报纸向身边的秘书大放厥词说：这宋公子真有一手！他明知我与罗斯福私交甚好，他不来我也能谈判成功。他怕我邀功，他宋子文才是彻头彻尾的邀功呢！　　后来，胡适又想到了更深的一层：宋公子恐怕一直在忌恨他呢。　　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宋、胡矛盾更趋白热化了。　　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夜，日本驻美大使被赫尔国务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斥出国务院客厅。此时，胡适从2000里以外的城市演讲刚回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脸面没洗就有记者登门采访此事。也许此际胡适真不知道此事，便随口应道：　　“尚无所闻。”　　当时亦在美国的宋子文知道此事，便对胡适这种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大为不满，一次竟当面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把胡适训斥一顿，意在逼其辞职。胡适当时有口难辩，只好向蒋介石发电请求辞职。蒋介石为安慰胡适，特发来一电抚慰道：　　“勉为其难，仍盼继任斯职。”　　“要我辞职，蒋委员长还不干呢！”胡适一边发牢骚，一边将电文让秘书送宋子文处过目。宋子文于是亦无话可说了。　　此是第一回合。　　不久事情又来了。当时重庆外交部与宋子文往来的国内信函，必须到大使馆去盖印。于是胡适并不怎么给宋子文面子，依旧我行我素。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并不为权势所动，且不值得拍马屁的人他还真不拍。后来，由于同美国谈判的需要，他便常舞文弄墨，在报端写点随笔、评论什么的，倡导他考据的哲学和文学。而宋子文看了，不免指鹿为马疑神疑鬼，甚至总有些怨恨：这个胡适，写东西少政治多文学，与时局不符。这是宋子文的第一印象，抑或第一直感。后来文章看得多了，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觉得有责任去劝说胡适，结果二人又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那一次宋子文拍桌子道：　　“你的文稿并不只是代表你个人，因为你是政府派员。今后凡发表政治性演说和文稿，必须要报政府审核同意，以顾全大局和国策！”　　“必须先报宋先生吗？”胡适讥讽道。　　“我眼下就在美国，当然我有权先看。”宋子文也毫不客气。　　话不投机胡适终于被激怒了，他忿忿地说：“你……你算老几？你读过几本中国书？读过几本英文书？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文稿？”　　“你要知道，你是政府派员。你代表的是政府不是个人！你要认为有委屈，可以辞职不干嘛！”宋子文仍以理据争。　　不久，国民政府又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此时，胡适深感官大一级压死人，索性不如一走了之。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不得不再次向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提出辞职。鉴于当时来、胡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国民政府于1942年9月11日正式批准了胡适的辞职报告，并改由魏道明继任驻美大使。从此，结束了宋胡那段不愉快的纠葛。　　当时对于胡适下台，有亲近胡适者说：他是一介书生，不懂政治，直来直去，早该离开政坛。一次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流着眼泪对人讲：“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界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　　彼时人们心里都明白，胡适辞职并非出于心愿，实际上是被宋氏家族赶下台的。据后来的《宋氏王朝》一书介绍，宋子文当年迫不及待赶胡适下台，是因有一个鲸吞美援物资的秘密，恐被胡适告发。此事无据可查，目前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嗣后，由于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基地--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像一只到处咬人的疯狗一般，激起了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反对。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再也不太平了。就此，中国历时4年多的抗日战争被正式列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1942年1月1日，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中、美、苏、澳、加、荷等26个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后称为《联合国家宣言》。　　当时，宋子文西装革履，代表中国在《宣言》上签了字。　　《宣言》中指出：“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的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同时规定各国的义务为：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全部兵力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不到侵略国家无条件投降，每个国家都保证不与法西斯国家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议或和约。当时，随着26个国家的名字在此份宣言书上的签订，标志着26双铁拳举起，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后，宋子文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奔走于中美之间。无疑，此时的宋子文为国家和民族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随着中国战区的应运而生，美国已处于两洋作战的态势。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同时，也考虑中国战区的实际，认为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基于此，美国当时把战略防御阶段任务选在主要打通滇缅公路、依靠中国军力消耗日本军事力量上；等待欧洲战事结束，再由中国战场转而向日反攻。为完成这个战略企图，美国罗斯福总统曾派其亲信--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以协助蒋介石指挥东方战场的作战。　　当时因共同的敌人--日本，使中、英、美三个大国走到了一起，结成深厚的友谊。结盟不到一年，美、英为了表示与中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立即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新约。当时中国政府对此无疑是欢迎的。于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又承担了此一重大使命。后来谈判虽有挫折，最后毕竟达成了共识。　　后来中美、中英所签定的新约，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其中《中英新约》共有9条。这9条分别是：　　第一条规定条约适用的领域；　　第二条规定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　　第三条宣布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　　第四条决定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　　第五条是关于不动产之保护或转移问题；　　第六条规定两国人民享有在缔约国中旅行、居住、经商之权利；　　第七条规定依赖之权限；　　第八条规定待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结友好通商及设领条约；　　第九条规定新约批准生效的日期。　　综观当时《新约》内容，第二条最为重要，故在中英换约的附件里又明确规定英国政府应放弃如下特权：一、租界及使馆区之特权；二、内地驻兵权；三、军舰自由驶入权；四。领事裁判权；五、通商口岸权；六、沿海贸易及内海航行权；七、外籍引人权和海关雇用官员权等。这表明，当时除九龙及香港外，英国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放弃了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而后通过《中美新约》的签定，美国也取消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此基础上，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加拿大、比利时、挪威、荷兰、瑞典、法国、瑞士、葡萄牙、丹麦等国也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新约。从此，百年受侮的中国逐渐摆脱了枷锁，开始走向一个可能独立自主的国家。　　1943年1月12日，宋子文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了盛大记者招待会，出席此会的有上百名中外记者，镁光灯闪闪，宋子文红光满面。面对着记者的提问，宋子文侃侃而谈。　　一位美国记者问：“中国是否对中美、中英两个新约满意？”　　宋子文回答：“大体可以说业已满意，然尚有少数问题须再讨论。”　　记者又问：“须待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宋子文回答：“中国曾提出九龙及香港租借问题，然英国政府未准备加以讨论，我方已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最后，宋子文声称：“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之新约的签订，无尚欣幸。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以往之治外法权废止之新约，于今日果如愿以偿。”　　3．难得姊妹又团圆　　1943年的春节，应该是当时中国人多年少见的热闹春节了。　　为庆贺新约的签订，庆贺中国已争回的一部分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蒋介石发表新年祝辞：《告全国军民书》，并决定放假3天，以表庆贺。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颁布了《关于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于是全国上下大江南北，一片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沉浸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　　那天，宋美龄像只花喜鹊，飞回了黄山官邸的家里。旋即兴奋的她，又接连拨通了大姐宋蔼龄，二姐宋庆龄，大哥宋子文，小弟宋子安、宋子良的电话，把姊妹团聚的邀请分别告诉了他们。为了春节团圆，大姐宋蔼龄特在重庆酒家订购了个六斤重的大月饼，并开车送了过来，以代表宋家6姊妹的团圆；宋子文也特意派飞机到昆明购买了两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也送进宋美龄的餐房；两位小弟弟还为宋美龄请来了重庆饭店的高级厨师。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族的团圆应该是最神圣的，神圣的团圆也凝聚着每个家族成员；尤其是在宋家这个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且在全世界都名声显赫的家族里，他们视团圆为黄金。可以说，宋氏家族的团圆当时远远超过了普通家庭团圆的意义。　　除夕那天的晚上，黄山官邸楼前一片白灿灿的花朵，山影、石壁、柳树等颜色、形态各异。在淡淡的夜光下，似乎都显得比往日柔和和亲切了似的。　　此时黄山官邸的宴会厅里甚是热闹。　　宴会厅内的十几台大吊扇一齐开动起来，阵阵暖风送温情，此刻宋氏兄弟姐妹6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司机和侍卫官等，足足摆了5大桌。十几名侍者身着全套白色制服，有的在一旁悉心伺候，有的满面大汗跑来跑去。　　为了家族的除夕团圆，今晚姊妹6人辞去了一切公务。在太阳落山时，6辆轿车已驶入这里，排成一溜地停在去鹤楼前的草坪上，煞是壮观。当时在中国物质文明止滞的不发达状况下，宋氏家族的物质条件却是超前发展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不但拥有自己的专车或专机，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多处别墅以及富丽奢华的生活。　　此时，餐桌上的物质文明更是令人称羡不已。　　五个大大的餐桌上一色地摆满了高级厨师烹制的名菜，它们分别是：油炸团圆神龟鱼、菜鸽蛋汤、眉毛丸子海参、香酥鸡网油蟹卷、生菜大虾、油淋安康鱼，以及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还另外备有点心、水果和冰淇淋等。　　宋美龄的开场白亦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短短的几句话，真挚动情，使全家人都兴奋起来，连连地举杯庆贺这多年不见的年夜团圆。那高脚酒杯里的红色液体，通过兄弟姐妹间的碰杯祝福后，仿佛不再是酒而像是母亲的血液，再次注入他们的肌体，使他们有着共同的心声。　　“莫谈国事。”大姐宋蔼龄一道戒令发布后，兄弟姐妹们竭力维护，尽情地开怀畅饮。以前，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表现的尊严，在今宵这种场合下已不再矜持。在亲人的面前，各自的性格展露无遗，那才叫亲切和痛快哩。当时，宋氏兄妹们尽情享受着团圆的欢愉……　　“庆龄，大姐敬你一杯！”宋蔼龄首先站起，举起了酒杯。　　“谢谢大姐，理应先敬你才是。”宋庆龄也端起了杯，“但我喝酒不行，让我喝一半吧。”　　“不行，要喝就要喝光。”宋美龄插言道。　　宋庆龄只好一饮而尽。　　此时，宋美龄亲自掌勺做的花溪河鲤鱼端了上来。就见宋美龄先夹了一块放在宋庆龄的碗里，“二姐，尝尝我的手艺。”　　“哎哟！”宋庆龄连声赞道；“有滋味，有滋味！”　　“既然有滋味，也请二姐喝下小妹的这杯酒吧。”宋美龄此时又站了起来。　　“好，我喝。”宋庆龄当即又是一饮而下。　　几杯酒过后，宋庆龄睑色微微发红。她无限深情地注视着身边自己的这些同胞姐妹们。　　当年经过宋美龄的多次努力，宋家的兄弟姐妹们终于又走到一起来了，并且在新春夜围在一个餐桌上吃难得的团圆饭，这是十分可喜也十分难得的。在当时及以后的岁月中，这也是最后一次姊妹间的团聚了。　　第十五章 子文办外交　　1．老蒋无法容忍史迪威　　1941年底爆发的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支撑远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使得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脐身于英美两大盟国之间。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突然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军港--珍珠港。于是，8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珍珠港本是一个美丽的港湾，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中部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港大的陆抱良岛，亦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当年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18艘舰船，并装备有260架舰载作战飞机。　　日本空军偷袭那一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军183架飞机悄悄飞临，一通狂轰滥炸，眨眼之间珍珠港一片火海冲腾。美军的18艘战列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废品，260余架飞机也全部化为灰烬；当时驻守珍珠港的大批美军官兵亦都成了日军轰炸的牺牲品。　　当时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立刻传到美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是先于蒋介石听到此一消息的。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同时凭着独有的政治敏感，他似乎嗅到了什么，立即给国内的蒋介石发报，通报这一消息及中国的应急对策。　　待蒋介石接到这个信息时，已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了。他马上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盟国之间对日作战的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映不一：斯大林答复说苏联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却表示十分赞同。　　会议在宋子文等人的积极周旋下，于当年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当时英国的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因为当时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捷。最后会议同意，从中国采取行动，于1941年底重新开放缅甸公路。此条中缅公路当时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也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就仅剩香港了。　　但是，此时的香港也处于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后来没被英国人接受，但蒋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中国大陆这边侧面攻击日本侵略军。　　当时无疑这是一种被人戏称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当年12月18日就离开了九龙，香港也于圣诞节那天沦陷。于是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军队，旋即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并被来自九龙和广东两个方面的日军所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终于改变了初衷。就这样，蒋介石把他的第五军和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与日军交战。　　大约也就在彼时，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　　当时，蒋介石印度之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最低水平。而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亦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解放亚洲的伟大领袖。　　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由于宋子文做工作，认为蒋的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相反，他认为中国是在未经英国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干涉。　　于是那次印度之行安排得十分秘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达印度5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只是他们很快就遇到礼仪上的麻烦。　　按照中国的礼节，蒋介石应该先到孟买附近圣雄甘地的住处去登门拜访。但是依照印度的习俗，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去会面，而且当时的英国总督也要求按印度习俗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于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一克尔先生将英国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宋美龄。英国总督在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执意要到沃尔塔甘地的住处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进行劝说。当时丘吉尔声称，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于是蒋介石终于屈服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双方妥协后的会谈地点。那天，印度当时的人民领袖圣雄甘地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倍受感动。随后二人大谈团结，以及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等。　　1942年2月21日，即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宋美龄全文广播了蒋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这篇讲话不顾英国人的不快，蒋介石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可是，就在蒋介石结束访问离印不久，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即被捕入狱。据说这种事在当时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蒋介石为了不再得罪英国，遂请宋子文在美国活动罗斯福总统，由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　　也就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的一事，最初是蒋介石提出来，并交待宋子文具体推荐的。此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然而，后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6职，则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当时都有哪6职呢？即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职务，只有蒋介石认可的最后一项，即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么能不生气呢。于是他便埋怨宋子文作事不同他商量，可宋子文当时也是一肚子委屈。而根子还在美国陆军部的官员身上。　　就这样，史迪威没来就已成了“畸型儿”。于是他到了中国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很快产生矛盾并迅速激化，而宋子文则更成了蒋介石的埋怨对象。　　关于当年史、蒋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让人一听就会猜想到当时的激烈冲突。实际上，摩擦的确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就通知蒋介石，声言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上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物资 以及其它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官--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声言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的之间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本来，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参谋长，史迪威似乎应该接受蒋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当时在史迪威看来，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是高于蒋介石的。　　而且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予以扣压。起初，蒋介石还能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本来，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且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同时，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作过较长时间的面谈，结果也证实了他当初的那种看法。　　当时蒋介石政府在享受租借法时，尚没有别国政府那么“平等”。英国和苏联及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规定是华盛顿特意设置的，因为不能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权利。　　这样一来，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尤其在个性方面，于是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当时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中，这个“刺头儿”把蒋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史迪威曾把罗斯福也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许多著名人士都起了他个人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迪威当初或许也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藏而不露，但后来却不加掩饰了。当时他一度想取代蒋介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司令。这当然要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过这种根本不符中国当时实际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可惜此一点史迪威当时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认识到。史迪威最初只看到了蒋介石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过于自信，以致于有些目空一切。　　当时史迪威的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当时与史发生矛盾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便是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当时，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当年那支“飞虎队”很快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以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而陈纳德的志愿兵便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当时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使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当时，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发生了矛盾。陈纳德希望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侵占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将军当时则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当年的秘书长吴铁城曾谈到蒋介石与陈纳德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并分析了其中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蒋陈二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于是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他是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史迪威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当时指挥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不幸失利。当意识到撤退已不可避免时，他竟连蒋介石这个战区最高统帅也懒得打招呼，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而原来大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仅剩下4万人左右了。不过，史迪威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拟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但事前蒋介石就下过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这样，在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之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待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后，蒋介石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拍了电报。结果，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光火，一回到重庆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指责蒋介石不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心中也正不痛快呢。　　2．费力没讨好　　当时，中国远东军的失败，应该说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责任的。当初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失利的消息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他生怕再次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在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冀翼地询问蒋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　　宋子文在电文中除直陈“缅战不利之主要原因，无疑为英国不能与我彻底合作”外，还说考虑到“此后我尚须利用印度为运输军械飞机之航空站”；“英美战后或背道而驰，在战时则因生死存亡关系，不能不密切合作，故我如公然向英责难，反失美国同情”。建议蒋介石不若趁此时机，密致总统（罗斯福）及丘吉尔一电，直陈缅战过去之错误，措施严正而委婉。并告以中国为此原因，危难更为迫切，不得不要求：　　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　　乙、英、美、中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　　蒋介石当时对中国军队的失利极为懊丧，并且迁怒于史迪威。这从1942年6月18日，蒋介石以感想形式给熊式辉、宋子文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的电文是：　　前得删电，询我对史迪威之感想，业已另复。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甚至于维持中国最少限度与其可能方案，亦未曾着手。至于空军之建立与补充、心脏空运按月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亦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此人（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其实彼自缅甸退却之先……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事前对我并未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　　蒋介石在电文中，虽对史迪威的组织能力、责任观念、指挥经验多有责备，但考虑中、英、美三国之间关系，便仍叮嘱宋子文一人：“我为保全友邦荣誉处计，不愿多言。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此时，史、蒋的矛盾亦反映到美国人的耳中。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是最不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值得感谢的东西，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的那笔尾数不小的贷款--5000万美元。　　当时蒋介石正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罗斯福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好消息的电报，电文中并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　　当时正处于囊中羞涩、焦头烂额之中的蒋介石，接到这份喜报的确是个不小的安慰。他立刻向罗斯福总统回电说：“您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　　同年3月8日，由宋子文出面达成的中美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在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也马上送来了500万英镑的贷款，同时有美国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然而这些在蒋介石眼里一码是一码，并不能阻止蒋、史发生矛盾，相反这种矛盾却逐步升级以至于闹僵，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史迪威归国。这中间宋子文做了大量工作，如其说史迪威身兼6职神气一时，是宋子文一时的工作忽疏；而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也同样是宋子文的点子。殊不知宋子文得知史迪威、蒋介石的矛盾后，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当史、蒋矛盾升级时，宋子文曾三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第一次是1942年7月20日，一次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立即对史责问，并要求他向蒋介石的有关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日送蒋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为自己申辩。当时蒋介石看到史的这份备忘录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宋子文拍去电报称：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一事“皆不以为过，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其参谋长的地位与权限 了。　　宋子文知其原委后，亦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他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人选？当时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　　第二次发生在1943年秋冬之交，史、蒋意见再度分歧。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本”，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军队调出来打日本。但此时蒋介石反共立场已定，岂肯调出？于是史、蒋二人激烈冲突，蒋介石于是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那一次蒋介石有令，宋子文便极为卖力。他拟了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目的是想通过改组来撤换史迪威。当时这个方案是：一、在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蒋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介石推荐中国军官担任。　　接着，宋子文开始活动罗斯福总统。同年8月ZI日上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接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当即提交了改组中国战区的意见书。当时双方的交谈是愉快的，宋说：“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即答：“此事美国政府已经考虑，近期已有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请转告蒋委员长。”　　当宋子文走出罗斯福办公室后，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他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此消息。9月29日，宋子文在返国前夕向罗斯福辞行时，再次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否则中国战区必将乱套。罗斯福回答：“原则上基本同意，有些工作还待落实。我准备派蒙巴顿将军、萨姆维尔将军偕同你一同赴渝。”　　“那太好了！”宋子文答道。　　然而，就在宋子文一行10月1 日飞抵重庆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撤换史迪威之事再度搁浅，宋子文的努力又成泡影。谜底在哪里？宋子文做梦也没想到，此次拆台的竟不是美国方面，而是自己的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　　当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9月13日下午3时许，史迪威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了蒋夫人宋美龄的声音：“我和大姐蔼龄邀请参谋长到私邸一晤。”　　“那好，”史迪威此时正为美国政府要撤换他而焦急万分。因正式命令还没下达，他现下还不十分摸底。于是他心想，到蒋家里了解一下情况也好，便应允下来了。　　当即史迪威不敢怠慢，准时来到蒋的私邸，只见宋蔼龄和蒋夫人正等着他，于是一阵寒暄后人坐。　　宋蔼龄首先说道：“我们姐妹让你来，主要想对目前中国战区的情况交换一下意见。中国战区战备情况之糟令人震惊，怎样改变目前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蒋委员长更是头痛。”宋蔼龄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给对方留个思索的空间。旋又说道：“照我们看，恐怕不出成绩就要换人了！”　　宋蔼龄的一番话说得史迪威一时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开口便问：“听到什么消息吗？”　　史迪威当时所问的消息主要是指他自己要调动的传言。　　宋美龄莞尔一笑道：“消息倒是听到些。但我们听说的消息倒是何应钦在中国战区作梗，致使中国战区困难重重。不知史参谋长清楚吗？”　　“你们是说要撤他？”　　“对。”宋蔼龄与宋美龄唱着双簧，悄悄给史施加威力。　　“这…这……”史迪威面有难色。　　“我们姐妹俩知道史将军目前的处境，只要您有了态度，我们可以在委员长面前为您的问题说话。”宋美龄又道。　　当时思前想后，史迪威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就这么办吧。”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神气了。　　事后的一天晚上，宋蔼龄又拨通史迪威的电话，正式告诉他：“有人正在幕后奔走，极力策划撤换你。”同时也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那些话如何如何等。　　同一天晚上，宋美龄也拨通史迪威的电话，告诉他：“委员长现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希望将军来委员长这里屈尊走一趟，说几句道歉的话，我看事情就过去了。”　　接到这个电话后，以“醋性子乔”绰号著称的史迪威，有点害怕，甚至睡不了安稳觉。为了避免不体面的免职，他强压心中怒火，后来真的跑到蒋介石面前道了歉。　　那天史迪威一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就说：“委员长，请您不要介意！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请相信我唯一的目的还是为中国好，并非出于对委员长的不尊。”　　蒋介石当即也笑了：“何必这样。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都是为了共同的抗日事业。今后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就这样，宋子文几经周折撤换史迪威的事再次搁浅了。　　只是，当时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并非本愿。当天晚上他从蒋介石那里回到住处，心里仍很不是滋味儿，于是提笔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　　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男子大丈大做事从来无悔，想想真是可笑之及。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写完日记后，史迪威毫无睡意。他在想究竟谁在捣鬼，在幕后下策划撤换他？于是他脑袋中浮现了多个面孔。最后停在“宋子文”头上，接着他又在同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吗？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委员长……”　　那段时间里史迪威疑虑重重，10月21日他又在日记中记道：　　啊，是宋子文。他在新德里告诉萨姆维尔‘这件事就要实现了’。　　原来，宋子文和萨姆维尔在飞渝途中，透露了罗斯福总统要撤换史迪威并由萨接任的消息。抵达重庆后，萨姆维尔恐怕由自己顶替史迪威而招致史的怪罪，便将宋子文的原话全盘托出来。这样才使史迪威明白，原来宋子文是他的最大敌人。于是史迪威在后来的日记中又写道：　　当宋氏姐妹保证其地位将大为改善，将来不致再遭攻击时，我推测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　　再说宋子文听到蒋、史和解的消息后，打击倒说不上什么打击，但他心里着实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据说，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宋美龄和宋蔼龄邀他吃饭并为他洗尘，他竟连个回话都不给。后来，宋美龄登门问其缘故时，宋子文答：　　“你和大姐做的好事，还让我说什么？史迪威不走，这件事就没算完。”　　当时宋美龄只是陪笑，不再说什么。　　然而事情确如宋子文所预言的那样--后来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宋子文亦再度出山活动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终于“赶走”了那位倔强而不请中国国情的史迪威将军。　　时间为1944年10月20日下午。　　3．外交家的风采　　当年在国民党内，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做政学系。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且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等，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当时有两个人颇突出：这就是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当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作为一位学者和主张国民党改革的人，当时孙科只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勇气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虽然他较长时间内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却无法与陈果夫、陈立夫操纵的国民党党的机器抗衡。当年，蒋介石因为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几个月拒绝见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