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发展。　　第一，它所使用的武器不再局限于关税，而是更多地采用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远比关税壁垒复杂得多，种类也多得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影响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　　第二，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措施不像关税那样具有明确性和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是比较隐蔽，以便绕开总协定规则。　　第三，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各种歧视性非关税措施使国内工业避开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补贴手段促使本国产品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因此，有人称之为“超级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泛滥极大地恶化了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并使总协定的原则和规则遭到严重侵蚀。许多国家担心，如果对这些情况听之任之，最终可能导致总协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瓦解和国际贸易全面下降。①　　既然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泛滥，那么作为世界经济中并不强大，说话也不管用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很显然，只能是以保护对保护，正如在战争环境中我们只能以战迎战一样。遗憾的是，任泉先生并没有采取这种务实的态度，而是一厢情愿地大声疾呼自由贸易，强烈批判贸易保护，要求“每个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采取鼓励开放贸易政策和加速结构调整，才能及时利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机会，使本国经济和贸易获得快速增长”。②问题是，如果每个国家做出的选择是继续加强贸易保护呢？请问任泉先生是不是准备到各国议会去游说，并相信他们能放弃对切身利益的考虑而身体力行自由贸易原则呢？恐怕不但任泉先生做不到，中国政府也无力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指望“改造世界”，还是先“转变观念”，认真地考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吧。否则，难免被人笑话成唐·吉诃德，或是沙漠里的鸵鸟。　　①任泉：《GATT乌拉圭回合内幕》，第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　　②同上，第9页。　　实际上，非关税壁垒还是传统的贸易保护工具箱里的工具。使用者发现，这种工具就像精确制导炸弹，想保护什么就保护什么，想保护到什么程度就保护到什么程度，定向性极好，而且还可以作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与之相比，关税壁垒就像是普通炸弹，命中精确度低，误炸可能性大，有时飞起的弹片还会杀伤自己，更不能作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使用（最惠国待遇），不利于分化瓦解、合纵联横。因此，虽然非关税壁垒的制作成本高，需要对各国特定行业的贸易和竞争力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找到适当正常理由，但是由于关税武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缴了械，非关税武器的性能又这么良好，各国便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关税武器。这就出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一轮轮的GATT/WTO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①另一方面，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秩序面临严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主要工业国家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日趋频繁。不仅对已经成熟的产业如农业、纺织、服装、钢铁等进行非关税壁垒保护，而且对支持国内生产的重要增长部门如电子、汽车工业等行业也进行严密的保护。据世界银行统计，OECD工业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口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比重已从1966年的25％，上升到了1988年的48％（世界银行，1988）。‘乌拉圭回合’以来，工业化国家采用非关税壁垒措施已有新的发展趋势。涉及到贸易问题时，以非关税壁垒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急剧增长（克拉克，1992年）。”②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6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②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7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背景下，甚至GATT/WTO谈判进程本身也遇到坚硬的死角，农业和纺织品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由于工业化国家对农民的扶植政策，包括森严的进口壁垒，对生产资料和出口实行补贴等，农业贸易不但远远没有变得更自由，反而越来越趋向保护。”纺织品贸易也是越来越不自由。“第一个国际棉纺织品协定是1961年制订的，1962年10月又产生了棉纺织品长期协定，它的明确目标是保护工业国市场不受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破坏。与此同时，它又宣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日益增多的通往这些国家市场的门路。1974年，演变成了多种纤维协定（MFA）。之后不断地出新版本，其条款一次比一次严格。”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7～38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标志着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跃上新高度的，则是美欧香蕉战和美欧牛肉战。这两次大战本身涉及的贸易金额并不大，香蕉和牛肉也不是什么战略物资，但正因为如此，这次贸易战的意义才更加重大。　　香蕉战始于1993年欧盟香蕉进口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关键是统一各国的香蕉进口关税，对欧盟内部的香蕉生产给予补贴，对世界五大主要香蕉生产国则规定了相对进口配额（每年220万吨进口配额，配额内关税25％，配额外关税225％），同时给原欧洲殖民地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简称非加太国家）的香蕉生产以足够的配额。这一方案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方案，对美国十分不利。原来美国切奎塔、多尔和戴蒙特三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中美洲五大香蕉生产国的生产，其产量占全球香蕉年产量的75％，仅切奎塔、多尔两家公司就占有欧盟75％的市场，而欧洲和原欧洲所属的非加太国家的香蕉生产成本均高于美国。因此，欧洲香蕉进口管理办法明显地是排斥美国香蕉，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一纸诉状将欧盟告到了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则在世贸组织内部与美国打太极拳，几个回合下来，美国气急败坏，于1998年11月10日威胁欧盟，开出一份制裁清单，扬言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欧盟则针锋相对的批评美国，认为此举是不负责任的单方面行动，是臭名昭著的“301条款”的延伸，反过来将美国告到了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左右为难，只好各打五十大板，既裁定欧盟违现，又大幅度削减美国可征收惩罚性关税的额度。①不料，正当外界以为事情平息下去的时候，欧盟宣布仍然坚持原有香蕉市场改革方案。紧接着又宣布，拒绝接受世贸组织关于要求欧盟撤销荷尔蒙牛肉进口禁令，②再次把世贸组织的裁决机制推向悬崖。究竟世贸组织将如何应对两大贸易巨头的争执，结果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大贸易巨头都不惜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人质，在牛肉和香蕉这样的小问题上都互不退让，拔枪决斗，这充分说明各大集团的贸易保护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瘫痪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度。看看美国和欧盟斤斤计较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这次做出的让步令美国和西方惊喜不已了。　　①参见方奕涛：《欧美香蕉贸易争端始末》，《香港传真》1999年4月16日。　　②［美］安德鲁·哈里格、皮特·莫瑞西：《危险的远不止是香蕉和牛肉》，《商业杂志》，1999年6月16日。　　实际上，以上分析的还只是涉及贸易保护的常现战争情形。事实上，在各国竞争的武器库中，还有一件核武器，那就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相应的汇率战。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全球化概念作一分析。近年来，“全球化”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成为90年代的流行话语。当人们使用着各种品牌的“Intel　inside”的计算机，看着“Windows”画面，打着全球通手机，喝着可口可乐，欣赏着施瓦辛格的肌肉和冷面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词“全球化”。但是仔细想一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使用同一家或几家公司产品，因使用这些产品而产生共同语言和感受，这的确是全球化了，但这不也是跨国公司化吗？这是大众传媒的成功，也是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　　如果从哲学层面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完全同意。我们不妨说，人类从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出发，散布到全球各地（姑且取这种人类起源说），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冲突中产生出部落联盟，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部落联盟到大大小小国家的形成，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许多小国家中产生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等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权，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波澜起伏的20世纪，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这是从最宽广的历史尺度来说的，具体到每一次浪潮，中间更有无数阶段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的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和什么力量来主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进程，而且越是全球化进展迅速的时候，也就越是冲突激烈、生灵涂炭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个短短二三百年的时期结束后，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秦帝国，按当时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建立了统一的邮政和交通网络。但是，围绕着是由秦国还是由燕国、齐国、楚国或是六国合纵完成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各国无数百姓战死疆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正是身历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老子以人为本，呼吁“绝智弃圣”、“绝巧弃利”，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停止全球化的脚步。数千年来，尽管老子的呼吁恍如空谷绝响，一直遭到左右派学说的嘲笑，只有叔本华、弗洛伊德等少数学者予以回应。但是，谁能否定老于呼吁中所包含的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呢？试想，老子以后的世界短短不过两千多年，虽然智巧有了极大的增长，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反而日益失落于对满足、幸福、安宁、真情的向往，越来越充斥着强烈的不满足感、物欲、空虚、混乱、虚伪；虽然财富不断在增长，但只是满足了少数人的“纵欲无度”，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而且这多数人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充当战争的牺牲品；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满足一些人“征服自然”的虚幻野心的物质文明，却把全人类推到了资源枯竭、充满暴力甚至爆发灭绝性战争的边缘。瞻望前景，诚实而深刻的学者是不敢轻易乐观的。如果没有人们超越自身利益的努力，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面临绝境（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方式，而且非常彻底，全球都化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有谁还敢嘲笑老子的“小农意识”，有谁还能批判老子的“反动”？他的呼声难道不是更像回响在思想空谷中警醒人类的旷世洪钟吗？　　当然，老子的呼吁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脚步，却让人们深刻地思考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方向。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由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第二，如果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又是哪些人主导的全球化？在老子时代，“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和认识还没有产生，因此，作为对少数人的全球化的拒绝，老子提出“结绳而治”。应该承认，一直到20世纪以前，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对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过异议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为各国争夺主导权而献计献策。而事实上，历史也基本上是“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历史。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因为马克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历史感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20世纪成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试验场。正是有了两种全球化方向的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一世纪的内涵才变得格外丰富。当然，在这场世纪较量中，由于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由联合的适当方式，“多数人的全球化”失败了。在弗朗西斯·福山们看来，这意味着全球化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少数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就窃取了全球化的双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对多数人进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强暴。但是，在我们看来，“多数人的全球化”的失败只是一种新的全球化方向遭到的暂时挫折，两个重大因素可能促使这种方向最终占主导地位：其一是“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自我反思；其二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失去多数人的制约而走向反面。最近这场北约侵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以全球化名义进行的战争（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奇妙用语），由此我们既可以观察到“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狰狞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约后的霸权方式。　　这是我们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扶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参阅附录《全球化陷阱》书摘），并不排除物极必反，转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吸取上一轮多数人全球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新一轮多数人的自由联合可能会更加真实、持久。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的所谓全球化不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从哲学层次上讲全球化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毕竟还是最近才进入日常语境的。目前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化始于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也就是说，通常所指的全球化不仅是指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逻辑地全球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论丛》就持这样的观点。其中，杨雪冬先生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进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和单一中心的确立；单一中心的维持与更迭；多中心的复兴和单一中心的衰落。第一个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西方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并把西方制度、文化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西方中心地位就这样逐渐确立起来。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中心的中心甘情愿，以其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第二阶段，从1880年一直到1972年美元本位的终止，经历了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早在188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处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首位，美国中心的地位是在“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在美国霸权维持的和平下，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方面体现在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世界市场整合的推动；另一方面体现为运输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质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空间的障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当然，必须注意到美国中心地位在“二战”后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种来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东欧集团，它虽然一度成功地遏制住了美国势力的扩大，但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转化为全球性的力量；另一种来自取得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它们虽然在政治独立上取得了国际认可，但无法彻底脱离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在这个时期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或抵制；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新兴的力量纷纷登台亮相，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在这种多元格局中，全球意识、全球共识、全球行动也初露端倪。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主导的特点，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强大趋势。①　　①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我基本同意杨雪冬先生所作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他的论述实际上是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　　遗憾的是，杨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且在用语和事实选择上明显地“为尊者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读出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血腥。在美洲，武力摧毁文明中心意味着2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4800万黑人被掳掠，其中3600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1200多万人成为美洲矿井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并且，这既是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也伴随着多中心对单一中心的反抗和挣脱。如果取第一阶段历史的某一横断面来说，也可以称为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只是在共存的暂时状态下，发展着单一中心的霸权的确立。在对第二阶段的分析上，杨先生更忽略了惨绝人寰的“一战”和“二战”正是争夺全球化主导权的战争，从1880年直接跳到了“二战”以后。在对第三阶段的分析上，杨先生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但是却把多中心的复兴混同于多元主导全球化，更没有看到多元争夺全球化主导权所蕴含的巨大危险。　　第三，“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如果说把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称为广义全球化，则“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可称为宽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能称作中义全球化，因为还有一个最狭义的全球化，即杨雪冬所称的全球化第三阶段——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一词所以出现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为其所指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新特点。这是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所指的真正对象，也是本节标题“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本质”所指的全球化。如果要给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起一个称号的话，叫“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资本流动全球化”可能更为准确。我们已经指出，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了限定词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词越多，必然性越弱。“资本流动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事情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激烈竞争的时期。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和欧洲竞争力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欧洲美元市场，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改由市场调节，这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土壤。此后，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迫使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对此，美国一方面也大量地将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规模裁员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削减社会保障资金，以便减少税收，增加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一系列措施在经济学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而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则是跨国公司。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利，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和最低税收线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不是被动地在各国的法律范围内运作，而是设法钻各国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资相威胁要求各国改变对外资不利的法律，降低税收，并把利润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飞地。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高利润线路而来的是，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向中心国家蔓延，而外围国家本身却并没有因此降低失业率，因为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挤掉当地工业三到五个就业机会。因此，整个世界的需求进一步萎缩（一个外围国家工人的需求水平是中心国家工人需求水平的1/10左右），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削弱，税收减少，债台高筑，私人信贷消费额也数量猛增，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步性和连锁性加强。在生产基地和产品全球化的同时，污染、犯罪、毒品业、色情业也都迅速地全球化。这些都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是为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全球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第一层结论是，“全球化”的动力是跨国公司。的确，正如《全球化陷阱》所描述的，“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4万家企业在3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100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①　　①［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着，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53页，中央的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最近又有一个生动例子说明了跨国公司是怎样推进全球化的，那就是1999年3月中旬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辞职。拉方丹是从1995年起就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党内的核心人物。1998年社民党大选成功，组成红绿联盟政府，他担任财长一职，但实际上却是本届德国政府中最具权威的人物。拉方丹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内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降低失业率，减轻低收入者的赋税负担，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刺激消费。同时，为弥补税收减少的损失，而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税负等。但是，这一系列主张却遭到了德经济界的强烈反对。20家跨国公司的老板联合警告施罗德政府，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如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将考虑把总部和工厂迁出德国，这样政府的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还会上升。这20家公司中有西门子、汉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出面说话的是德国Allianz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舒尔特·瑙利。①就这样，拉方丹成了跨国公司为动力的全球化的又一个牺牲品。　　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呢？难道它们不知道由此将提高失业率，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威胁跨国公司本部和上流社会的安全吗？不，它们对此是清楚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②又如，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建议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简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罗奇致函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③但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无法止息的。这倒不是说跨国公司不可以联合起来，制定垄断价格，减缓竞争烈度，而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本来就起源于70年代的三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激化，实质上也是这三大区域间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激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　　①Willianm　Drozdiak：《德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商业领导人迫使施罗德彻底转变》，华盛顿邮报外国信息服务，1999年3月23日。　　②［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③［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70～1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对于美国来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还有第三层含义，那就是充分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利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信贷评级的巨大影响，吸尽世界各国的财富，促使各国放弃经济主权，推动各国经济解体，削弱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相关性，促进它们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从而完成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才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推销“全球化”。　　我们都注意到，美国一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却仍然用凯恩斯的理论搞赤字财政，扩大需求，增加军备。换成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这种政策所形成的巨额赤字都将意味着本国货币信用的降低，意味着贬值和通货膨胀危险的增长，因而很难在政治上获得支持。像拉方丹就不敢用美国的这一招，他需要用增加大企业和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他得平衡财政收支——当然这也是欧元区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说，美国是在利用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地位，靠巨额财政赤字在支撑着企业的竞争力，而这笔巨额赤字最终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卸掉。据合众国际社1994年10月24日华盛顿讯，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高达4.6135万亿美元。这正是美国掠夺、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阴损、最重大的奥秘。这意味着，在世界各国削弱或放弃本国经济主权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主权可以无限膨胀。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不仅是竞争激化的必然，还是美国政治和金融精英的一个重大阴谋。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1979年春天，保罗·伏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①的政策，是年10月，他即任此职。此后，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保守主义革命。他们在国内大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则大力推销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关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濒临崩溃边缘。　　①拉鲁什：《为什么大多数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是庸医？》，《美国政治经济情报述评》1995年7月28日。　　但是，如此“造福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走到尽头。事实上，到了90年代，资本流动全球化的破坏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刻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被西方用变化多端的巧妙手腕榨于，成为“有控制的解体”过程的牺牲品。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80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升值，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化。泡沫破裂后，在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都一直处于萎靡不振之中，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1998年8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长资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被人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长期资本基金的失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破产和全球化遭到的重挫。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克鲁格曼先生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而基金组织的声音；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搏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政策，而且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则正式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贸易保护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处于激烈竞争和长程衰退之中，正面临着大萧条的威胁。作为回应，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在GATT/WTO谈判进展的掩蔽下正愈演愈烈，跃上了新高度；另一方面以区域化为动力，资本流动全球化在美国的极力倡导下得以推进，但是由于这种全球化引发了越来越剧烈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因而正面临终结。新世纪之初，世界经济格局可能是深度衰退（或大萧条）与经济区域化、贸易保护主义相互强化，成为最突出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经受严峻考验，甚至不排除瘫痪的可能。　　因此，单纯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越是加入WTO，就越要注意寻找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就像美国一样。当然，与美国、日本和欧洲不同，我们不可能把区域化、汇率作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武器，而只能以老式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作为主要的贸易保护工具。更何况，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从为世界寻找根本出路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所以，中国实行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势在必行。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没有一个完整的对外贸易理论，也没有一个关于对外贸易如何为国内工业发展服务的总目标。因此，在实践中就是政出多门，各干各的，相互矛盾。对此情况，任烈先生有一段很好的分析：　　由于缺乏明确的宏观贸易政策的指导和保障，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符合国际规范的配套的宏观管理措施；另一方面仅有的限制性政策也得不到统一烙守。鼓励性政策未能健全和推广。在“放权”和“政策倾斜”式的改革中，既调动了出口积极性，又助长了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外贸经营秩序混乱。在对内抬价收购，对外削价竞销中造成肥水外流和国民财富的流失。在对外贸易指导思想上只知道外贸能带来价值增殖，却不知道利益分配的前提条件以及可能带来的损失。由于没有明确的对外贸易总政策，一些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缺乏直接的指导和规范，加之这些具体的贸易政策总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而不断在变化之中，使人误认为外贸政策就是外贸体制，给人造成政策多变的印象。这不能不是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缺少对外贸易总政策的指导，使得中国进出口体制改革并不对称。……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出口上是“自由”有余，而“保护”不足；在进口上则“保护”过度的同时，由于存在大量的政策性减免税等措施，因而“自由”也过度。实际上，出口上的过度“自由”并非是自由贸易，而是过度鼓励所形成的强制出口这一“奖出”保护的结果。①　　①任烈：《对外贸易理论与政策》，第186～187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那么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贸易保护政策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让对外贸易政策服从于中国国际竞争战略的需要，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该保护到什么程度就保护到什么程度；该开放的坚决开放，该开放到什么程度就开放到什么程度。当整体竞争战略需要时，某些行业可以开放程度大一些，甚至不惜整个行业做出些牺牲，如化妆品、文具等，以争取赢得对核心部门的更好保护，避免造成整体与世界经济隔离的印象。而当核心行业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时，也应该逐渐有选择性地提高开放程度，但不能带有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这方面，我感到任烈先生的论述是可以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的。如果读者有兴趣进入贸易保护政策设计层，请参看任烈先生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碰撞--附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附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崔之元　　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原则上究竟应否加入WTO？第二，加入WTO是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本文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否定的。基本论据在于，中国目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　　从原则上说，加入WTO对中国究竟有何好处？1997年4月，当时的WTO总干事（前意大利贸易部长）鲁杰罗（Renato　Ruggiero）访问中国时讲了三点：①　　①Renato　Ruggiero，“China and world Trading System”，p5～6，WTO　Focus　News　letter，No．19，May　1997.　　（1）中国将从WTO的130个成员国已经达成的关税减让等协议中获益，因为WTO成员国之间实行无歧视的最惠国待遇；　　（2）中国将可利用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3）只有作为WTO的成员，中国才能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　　这三点好处抽象来说都对。但具体到目前国际国内状况，则三点好处均颇不确定。　　首先，由于美国的法律体系的独特性，即使加入WTO后，中国极可能仍然不能取得盼望已久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视自身主权的国家，其国际条约不自动具有国内法律效用（nonself-execution）。①1994年6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WTO与美国主权”的听证会，请最早于1990年提出建立WTO构想的密执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逊（John．H．Jackson）作证。美国国会于同年通过了“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②（Uruguay　Round AgreementAct），该法案第102条（section102（a））明确规定，当WTO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为准”。③　　①详见美国国际经济法权威教科书：John　Jackson，etal，“legal　Problems　if the Internationul　Econmic Relations”p117，Third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95.　　②乌拉圭回合是“关贸总协定”GATT的最后一轮谈判，其协议中声明，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　　③同上，p326。　　按照WTO章程，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理应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但这却和美国一项国内法相冲突。该法即沿用至今的“1974年贸易法”中的“Jackson-Vanik”修正案（section402）。根据该修正案，美国总统必须不给予共产党国家（或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除非该共产党国家允许自由移民；或者，如果总统认为仍有必要给予该共产党国家最惠国待遇，则必须每年申请国会的特殊批准。这是针对当时苏联限制犹太人移民而制订的，但时过境迁后竟依然适用，成为一年一度的美国国会审查中国最惠国待遇资格的法律依据。显然，在“以国内法为准”的美国，中国加入WTO后仍不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除非美国国会修改“1974年贸易法”中的“Jackson-Vanik”修正案，但这在目前“考克斯报告”沸沸扬扬的气氛下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许多美国法律专家早已预测，一旦中国加入WTO，美国为了保持“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和“Jackson-Vanik”修正案之间的一致性，不得不援引WTO中的“互不适用”条款，①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在朱总理访美期间，美国贸易代表署于1999年4月8日单方面公布的美国的“要价”《市场开放和规则承诺》中，特别强调中国加入WTO后，美国仍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就是为继续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埋下伏笔。　　可见，WTO总于事所说的加入WTO对中国的头一条好处，其实是很不确定的，至少在获得美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是如此。　　那么，WTO总干事所说的第二条好处如何呢？当然，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确比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改进了许多，特别是取消了“关贸总协定”中接收专家小组报告的一致同意原则。②1994年8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反对WTO联盟”（Anti-WTO　coalitions）的如下说法：“WTO是第一个美国在其中既无否决权又无加权投票权的国际组织”。　　①WTO章程允许现成员国在新成员国加入时，声明与之“互不适用”WTO的贸易协议（opt-out），但这种权利只能行使一次。见John　Jackson，“The Institutional　Ramif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in　F．M．Abbott，“China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p.79，Klumer　Law　Intemational，1998.　　②贸易冲突的投诉方要求成立专家小组，专家小组报告向理事会说明解决冲突的方案。一致同意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可否决对自身不利的解决冲突的方案。　　自WTO于1995年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向WTO投诉以解决贸易争端的次数大大多于“关贸总协定”之时，且不乏在与发达国家争端中胜诉的案例（如委内瑞拉投诉美国歧视其汽油进口而在WTO裁决中获胜）。因之，1996年与克林顿竞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多尔（Robert　Dole）甚至提出一个议案，要求一旦WTO裁决结果连续3次对美国不利，美国就拒绝执行并进行经济报复。但是，我们不能对于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报太高的希望。上届联合国秘书长布托·加利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美国几乎看不到外交的必要性，权力就足够了。只有弱国才需要外交。”①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正如曾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说，美国近年来奉行的不是WTO的“多边主义”，而是“侵略性单边主义”（aggressive unilateralism）。这个词指的是在1988年修正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超级301”（Super　301）条款：“根据这些条款，美国要求特定国家对它认为不能接受的‘优先’做法进行谈判，而不管这种谈判是否为关贸总协定和其他条约所禁止，并要求别国在美国规定的短促时间表内取消这些做法，美国还在它认为必要时实行关税报复”。②鉴于前述“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明确了当WTO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为准”，当WTO的多边裁决与任意性极大的“超级301”条款发生冲突时，美国必以后者为准。因此，WTO总干事所说的加入WTO的第二条好处——利用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也是相当不确定的。　　①Boutros　Boutros-ghali，“Unvanquished：AU.S-U.N　Saga”，p198，Random House，New　York，1999。　　②巴格凡蒂：《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让我们再来看看WTO总干事所说的加入WTO的第三条好处，即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这确实是一条诱人的好处。但这需要中国培养大量深刻理解国际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人才。应该承认，我们距此还颇有差距。我们的报刊杂志上充斥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口号，但很少见到对该“轨”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矛盾的讨论。当前，对于WTO的国际学术研究有一个热点，即如何理解WTO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协同一致”（Harmonization）。美国曾因柯达胶卷在日本市场上不畅销而向WTO起诉，要求日本将国内销售系统改变得与美国一样。最先提出建立WTO构想的密执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逊（John．H．Jackson）对美国的要求很不已为然。他认为，WTO的宗旨不应是要求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完全一样，更不应要求其他成员国都向某一成员国的体制收敛；WTO的规则应相当于联接不同计算机的“界面”（interface），它使不同的计算机能协同工作，但并不要求每台计算机的软硬件都必须一样。①恰恰相反：越是高明的“界面”，越能使更多的不同软硬件的计算机协同工作。正是从这个角度，他极为重视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接受采访时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回答。江泽民当时说，市场经济有许多种类，例如德国有“社会市场经济”。在杰克逊教授看来，江泽民的回答与他关于WTO规则的“界面”哲学是一致的。②我国学者应积极参与关于WTO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协同一致”问题的国际讨论，抵制单方面将某成员国的体制与政策强加于人的倾向，这样才能逐步真正地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显然，对中国而言，参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是一个既须实力，更须智力的巨大工程，不是加入WTO本身就能实现的。因此，WTO总干事所说的加入WTO的第三条好处，也不是立竿见影就可获得的。若仅仅知道“与国际惯例接轨”，则参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就更无从谈起。　　①John．H．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MIT　Press，1997.　　②John　Jackson，“The Institutional　Ramif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in　F.M.Abbott，“China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p80，Klumer　Law　International，1998．　　可见，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加入WTO的收益，虽然有，但不确定性很大；然而，如本文将进一步指出，中国加入WTO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这是因为WTO现行章程原本已在“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和“贸易相关投资准则”上于发展中国家不利，而美国对中国的特殊要价更雪上加霜。知识产权和投资问题，原本不在“关贸总协定”议题之中，因为它们不是贸易。在乌拉圭回合讨论建立WTO过程中，美国提出以“贸易相关”为由，将知识产权和投资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范围，并获得了OECD发达国家的支持。但正如曾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说，“贸易相关”（trade related）字头缩写（TR）应被理解为“贸易无关”（tangentially　related）才合乎实际！①值得注意的是，最近（6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明确对国会表示，在中国不接受“误炸使馆”解释后，美国仍不会从4月8日单方面公布的“要价”《市场开放和规则承诺》向后退让半步。②而正如这份美方文件承认，他们要求中国所承诺的加入WTO的条件，“超过了目前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国所作出的承诺”，③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让我们具体说来。　　①巴格瓦蒂：《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中国政府朱镕基总理199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驳斥了4月8日美国一些媒体报道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件。他说，“我本来不应该单方面在这里讲这个问题，但是昨天美国方面把所有的文件也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要求全部都公布了，而且说我们已经同意了。我们没有同意。”　　③可查阅http://www.chinabulletin.com/luntan/wto/ustr-prc.gh.“贸易相关投资准则”　　据这份美方文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遵从‘贸易相关投资准则’（TRIMS），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过渡期”。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消除并停止执行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例和外汇平衡的要求；消除并停止执行本地成份（国产化）和技术转让要求。　　在“完全竞争”的理想的“最优”世界中，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例的要求等等，是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但是，在市场扭曲严重的现实的“次优”（Second-Best）世界中，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例的要求却可以增加效率。例如，当跨国公司在中国某些行业形成垄断之势时，对其制定出口比例的要求将减少其垄断利润和缓和国内市场上的生产过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①在“次优一般均衡模型”中证明，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例和本地成份（国产化）要求，可以增加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的福利（home country　welfare）。②但WTO的“贸易相关投资准则”（TRIMS）却使这种国民福利增进不再可能。这是中国加入WTO的明确代价之一。　　①Dani Rodrik　，“The Economics　of Export-Requirements”，p　633-650，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2，no.3，1987．　　②Dani Rodrik，“Cornments　on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n　A．Deardorff and R　Sterned，“Analytical　and Negotiating Issues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p448，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贸易相关知识产权”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进一步说，WTO的知识产权协议是最明显不过的世界财富再分配——从穷国向富国转移财富。①例如，美国本身的专利法规定专利期限为17年，而WTO协议规定专利期限为2年。又如，美国本身迟至1989年3月1日才加入伯尔尼（Berne）著作权国际公约（因为美国1909年通过的版权法只保护美国作者的版权，而不保护外国作者），①但却以“超级301”（Super　301）条款为胁迫他国做出知识产权立法让步的主要手段。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瑟罗（Lester　Thurow）指出，知识产权已成美国手中的最后的王牌，因为欧洲，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已在一般工业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了美国。②有鉴于此，曾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1991年建议，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应有权力选择是否加入知识产权协议。③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谈判力量大为下降，最终的WTO章程规定成员国必须“一揽子”（single package）地接受WTO的所有协议。显然，此时加入WTO将使我国高科技产业受制于人（最近微软起诉中国亚都公司即是一例），而暂缓加入WTO则会给我国高科技产业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　　①Nicholas　Imparato，ed，“Capital　Our　Times：The economic，　legal，and，managemenl　challenges　for　intellectual　capital”，pp.326-327，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8.　　②Lester　Thurow，“Needed：a new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Harvard Busi ness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97．　　③巴格瓦蒂：《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除了知识产权和投资问题之外，中国此时加入WTO的明确代价还包括：放弃解决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的临时关税手段　　美国贸易署4月8日单方面公布的“要价”《市场开放和规则承诺》中还要求：“锁定所有关税，即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不准再提高关税。”这是违背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保障（safeguard）措施协议的。该协议允许WTO成员国在受到进口“严重损害”时，采取提高关税和配额等保障措施。①中国从1997年10月起，消费物价指数已连续19个月持续下跌，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很像英国1930年遇到的局面。当时，经济萧条和失业困扰着英国。凯恩斯认为，从理论上说有三个解决方案：（1）贬值；（2）降低名义工资；（3）增加进口关税。但是，由于丘吉尔已于1925年在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故英镑不能贬值，这有些类似我国政府已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承诺。降低名义工资在当时的英国和今日的中国均难以行得通。凯恩斯因而指出，增加进口关税是所剩下来的解决通货紧缩和失业的有效临时手段。②如果中国因急于1999年加入WTO而接受美方要求，就等于放弃解决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的临时关税手段。　　①详见美国国际经济法权威教科书，Jackson，第13章。　　②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umeXX，p.231.London；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aynard Keynes，VolumeXX，p23，London.金融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等于改变了我国的资本帐户管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国际经济体系有一个内在的“三元悖论”，可追溯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Mundell-Flemingmodel）。所谓“三元悖论”，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1）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汇率的稳定性；（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中国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故必须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应开放“经常帐户”，不应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如果中国因急于1999年加入WTO而接受美方让中国金融服务业大幅度开放的要求，无异于放弃了抵御亚洲危机的行之有效的资本帐户管理政策。　　总之，中国目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应以扩大内需和国内投资为基础，努力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以双边谈判改善我国的外贸条件和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如支持“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不太远的将来，以有利的谈判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真正而非名义上的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宏伟理想。碰撞--附录　《全球化陷阱》书摘附录　《全球化陷阱》书摘《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作者［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韩德强　　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什么？许多学者说，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全球化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全球化将是第三世界的挑战和机遇，将是高技术造福全人类的福音。　　对此，德国的世界级刊物的两位著名记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深刻的思想融于一体，撰写了《全球化陷阱》一书，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时代的真实图景。对于正在受到全球化浪潮越来越强烈冲击和吸引的中国来说，本书对我们了解全球化时代提出的严峻挑战极富启发性。为此，我们对原书主要观点作了摘引，供读者参考。全球化和全球分裂化　　富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8000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4万美元。（第162页）　　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化　　358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总计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尽管北部国家的政府念经般地反复许诺，保证做出决定性让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亿（应该是19400亿，这里是误译——引者注）美元，是10年前的2倍。（第34页）　　世界上1/5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第42页）　　发达国家的失业大量增加　　西德人的平均净收入近5年来持续下降，联邦共和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贝格尔预言说，在未来10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掉。奥地利平均每年有1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失业率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衰落现象的普遍解释可以被高度凝缩为一个词汇：全球化。这个不断被重复的命题声称，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的市场。这些都造成了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第7页）　　世界范围内4万家拥有大规模职工队伍的跨国公司，犹如许多国家，彼此相互比赛。这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在工资薪金不断下降的时候，交易所和康采恩利润却以两位数的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长。（第9～10页）　　美国低失业率的真实含义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能得到小时工资15美元的制造业工人被解雇，而接着找到的工作只挣得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说什么失业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用“杀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用语来形容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第168页）　　失业增加的原因是跨国公司追逐高额利润　　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里希·卡特利里预言“银行将成为90年代的钢铁工业”。据库珀—莱勃兰德经营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家们确证，以上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第136～137页）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早已席卷了一个所谓的未来型行业部门，这就是计算机软件生产部门。早在十年以前，这类部门的龙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IBM公司，就从印度以较低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买大脑”。许多公司干脆把它们的数据储存工作的重要部门迁往印度。不几年的工夫，在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罗尔，就耸立起一座人口达百万的“电子城”。西门子公司、康柏公司、得克萨斯仪表公司、东芝公司、微软公司和洛图斯公司，也就是说计算机行业的所有全球性大商号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或在当地的印度下属机构中拥有研制工作订单。今天，次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总共雇用了来自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买的12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使这些企业在1995年实现了总计达12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其劳务出口额的2/3。（第138页）　　技术咨询和网络设计协会的一位专家卡尔·施米茨认为，数据处理行业中的低酬劳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来，1名程序编制人员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100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20万个工作岗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2000个，不多不少2000个。（第140页）　　自由贸易区加大了区域内竞争的烈度，增加了失业　　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1988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1000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4.5％。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报告也曾做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为真正的“驱人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长却放慢了。（第155页）　　在1979年至1995年间，（美国）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2/3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第164页）　　福利国家正在迅速消失，富裕沙文主义抬头　　“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着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第12页）　　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使社会结构崩溃，而这些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本是福利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第224页）　　越来越多的选民疏远自己传统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见的手牵着一样，他们抽回了对中间党派的支持，转而在右翼民众主义者那里寻找安慰。（第242页）　　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　　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第13页）　　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问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第15页）　　有组织犯罪飞速增长　　正如银行和康采恩一样，跨国犯罪集团也从取消经济的法律限制中获得了好处。在所有的工业国，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都谈到了有组织的犯罪的飞速增长。有一个国际警察局官员客观地说：“凡是对于自由贸易有利的东西，对于犯罪也有利。”由七个最大的经济强国于1989年组织的专家小组估计，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间，国际市场上海洛因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长了15倍。（第287页）　　由专家参与的有组织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最迅速的经济部门，该部门每年带来的利润为5000亿美元。随着犯罪的资本基本资金的增长，犯罪卡特尔腐蚀或直接收买合法企业或国家机构的力量就越大。国家制度的发展程度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具有威胁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哥伦比亚和香港，合法和非法的活动都交织在一起了。谁也无法估计，有哪些国家机构还在维护法律或者是在受到犯罪分子的委托的情况下同犯罪分子的竞争对手作战。意大利在同黑手党的较量中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但也并未取得胜利。过去的黑手党头头的资本顺利地转到了那些只需要将他们的组织现代化的继承人手里。（第289～290页）　　（无组织）犯罪像瘟疫一样流行　　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传统战争相反，今天多数战争不是在各国之间，而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的。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内有17000人被暴力活动夺去生命，比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打死的人还要多。（第36页）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一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像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有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第13页）　　刺耳的美国噪音统治全球文化　　如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所预言的那样，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第23页）　　思想和产品都追随剩下的为数不多电影院所上演的电影和音乐风格。它们在适应潮流，而且适应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长的本国的供货者无法与之竞争。（第25页）国家向金融集团和跨国公司屈服　　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是有意操纵的产物　　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第11页）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核心　　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4万家企业在3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100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第153页）　　税收的急剧减少决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现象。许多中等企业的税金也急剧减少了。这些企业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各国税收体制之间的差别，它们能够在国际间使自己的税负达到最优化。在专家的行话中所说的税收计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转移价格”。……企业的支出，总是在税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税区或低税率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子公司总是能获得过高的利润，即使它们在那里只是设立了一个带有电传和两名工作人员的办事处。（第275页）　　在转移价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们就会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人们就经常使用“双重租金标准”的办法。在这种场合，企业充分利用各国对租借设备规定的折旧费的差别，以求同时在两个国家内在减少税金的情况下积累起购置机器、汽车或飞机的费用。这种方法是把荷兰的子公司和设在免税区如荷兰的安蒂尔或瑞士的企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两地的税法可以使9/10的企业利润只交纳5％的税金。（第277页）　　无国界税收旅游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对此都避而不谈：除了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和汇率外，跨国经济中的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了。（第278页）　　由于经济的无国界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的空虚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国公司还同时把国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库，一方面为最低缴款而竞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时为获取丰厚的补贴赠款而互相竞争。例如，美国电子康采恩AMD为在德累斯顿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厂而得到了8亿马克或计划投资额的35％的补偿。此外，联邦和萨克森州还提供了整整10亿马克的信用担保。其余的5亿马克则由银行财团援助，国有的州银行也参与了这种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筹的资金甚至还不到全部投资的1/5，几乎全部的市场风险要由纳税人来负担。在开姆尼茨、摩泽尔河地区和爱森纳赫的欧宝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第279～280页）　　金融集团统治世界　　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人们。英国首相约翰·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然而，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招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第66～67页）　　1996年2月，（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蒂特迈耶尔在瑞士达沃期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解释说：“问题只在于多数政治家总是不能弄清楚，他们自己今天已经处于金融市场的控制之下，甚至被这种金融市场所统治。”（第84页）　　国家屈服于金融集团　　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再分配。（第86页）　　进入世界金融领域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级制法则屈膝投降，交出权力。最有影响的、体现金融市场世界统治权力的匿名代办处是穆迪投资服务公司。这家代理公司的判断也许会使有关国家付出增加数十亿利息负担的代价，还会对各国的选择施加影响。《纽约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穆迪公司的这个人统治着世界。”（第91～92页）　　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做出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第98页）　　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第86页）　　美国成了唯一还有高度主权的国家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决。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美国。（第98页）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美国化。（第99页）　　国家丧失税收能力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100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这些银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第86页）　　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第88页）　　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早在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1万亿美元。（第89页）　　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第90页）　　世界金融体系高度脆弱　　危险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第123页）　　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6％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意中。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第129页）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推进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第12页）　　保守派1979年在英国和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第150页）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第150页）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化学、电子和汽车行业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高度依赖进口，只提供了比较少的新工作岗位。从前国有的大工业落到了几个大股东手里。仅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个生产着一半国民总产值的公司帝国。进口浪潮淹没了这个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业屈服了。单是在机器制造业中，就有半数企业不得不关闭。实际的经济增长降到了人口增长率以下。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使进口货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国货币升值。此举不仅扼杀了国内经济，而且还将美国投资信托基金500多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引进了这个国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了：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比索贬值势在必行。短短几个月里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1/3。（第193～194页）　　因此墨西哥的经验揭示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第196页）全球化的未来　　未来将有80％的人没有工作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简化为“20：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即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未来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第5页）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之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第40页）　　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第41页）　　白人精英开始反思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第169页）　　（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建议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简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罗奇致函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第170～171页）　　出路：欧洲应当成为遏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主力　　在全欧洲范围，早就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岗位稳定性和社会平稳的全球化下降漩涡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会把数百万追随者推到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这一边。（第309页）　　首要的步骤在于，限制金融市场上的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必须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同某种生态税改革配套进行，这种生态税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并通过降低社会公共福利缴款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第318～319页）　　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有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面对这种危险，欧洲各国能够也必须携手并进。（第321页）　　对于这片古老大陆上的公民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选择出，由这两条欧洲遗产的主流中的哪一条来塑造未来：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还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势的极权主义潮流来塑造未来。（第327页）碰撞--第七部分　美国霸权战略与中国外交空间第七部分　美国霸权战略与中国外交空间　　●在美国心目中，近20年来中国虽然一直执行与美友好的外交方针，但这不太可能长久执行下去的。总会遇到中国利益不能让步的权限，而且现在让步越多，将来反弹就越强烈。20世纪的中美交往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　　●21世纪可能将是美国称霸和各国反霸的世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坚持以反霸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恰恰将有最大的回旋余地。　　●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地把“和平与发展”当成世界潮流了。因此，一谈起“以斗争求团结”，有的人就害怕，害怕到连“落后就要挨打”这出一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话，都要阐发出一番让你瞠目结舌的新意来。　　●我们应该感谢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为世界各国反对美国霸权所开辟的空间。最危险的情况可比发生在俄罗斯的核武库被摘除以后。那时，美国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就成为可能。　　●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真诚的努力，也把向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