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病房区的护士长抱怨这件事。我说：“社工不愿见我。”　　“我会去调查这件事。”她向我保证道。　　几个星期过去，事情依然没有下文，有的只是不断在我脑子里重复的那句话：“我们必须把他留下来。”　　我在绝望之余，请一位住院医生帮我调查这件事。我说：“我必须和一位社工晤谈，否则我得一辈子待在医院里。”住院医生把我和社工约好但一延再延的记录调出来，请主治医生注意这件事。从那时候开始，每次我去找那个社工，他都在办公室!最后，我们一起把申请表格填好。我终于可以参加社区复健计划了。　　我参加的那个复健案的主事单位叫“泉水屋”(FountainHouse)，位于曼哈顿西区四十七号街上。我以前曾经住在那附近，是个声名狼藉的区域，不过，我第一次去报到的时候，泉水屋却给我如在天堂的印象：前厅放了几张旧沙发和椅子，给人家的感觉，花瓶里插着新切的鲜花。一位先生出来招呼我。　　“夏诺·史迪?”他微笑着和我握握手，我点点头。“我是隆尼·彼得森(RonniePeterson)，”他说，“我先带你四处看一看，你可以决定一下要在哪个单位当义工。”　　住在泉水屋的多半是重度和长期性的精神病患，在此接受他们迫切需要的情感支持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病患来这里当义工被视为治疗中的一环。　　隆尼快速地带我参观了几个单位，包括接待部、文书室、教学部、维修部、园艺室、厨房、餐厅、酒吧、住房部和行政部门。我对种花莳草倒有兴趣，负责那个部门的治疗师是个丹麦人，叫波蒂·雷夏·阿纳亚(BodilDrescherAnaya)，我对他立刻产生投契的感觉。　　最初几个星期，我仍然继续住在曼哈顿精神病中心，早上花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在泉水屋当义工，下午再回到医院的图书馆上班——这是我惟一收入的来源。在我等车、坐车或等红绿灯的时候，声音不断对我说：“你无法到外面生活的，你办不到的，你等着瞧吧……你会再度逃避……但不管你逃到哪里，我们都会找到你，我们会一直跟着你。肯恩，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们才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认清一个事实：除了自杀，你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我不理会幻听，努力工作。事实上，正因为他们，我更要努力，我要证明他们是错的。一天，我在医学图书馆工作时，泉水屋打电话过来。原来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ionalResourceDefenseCouncil)的收发室要征人，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这算是工作安置，表示日后泉水屋要负责监督我的工作表现。我接受了，薪水比我目前的工作要多。但我没弄清楚一件事：这份工作事实上属于泉水屋，不属于我。区分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接受种种评估，准备要搬出曼哈顿精神病中心，但泉水屋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住所来安置我，所以我暂时住在沃斯岛上一处中途之家，那里最多只能住二十八天，所以我必须在二十八天内找到住所，办好出院手续。同时，我还必须到专门给出院的病人做复诊的医院报到，每周定时回去拿药，和社工及精神科医生晤谈。第七章绝处逢生(4)　　搬出曼哈顿精神病中心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得和保罗分开。我本来希望他也一块参加社区复健计划，但他不愿离开那里。对他来说，曼哈顿精神病中心是他度过大部分青少年阶段和整个成人时光的地方(除了偶尔告假回家之外)。就像大多数的精神病患，保罗对医疗系统产生依赖，他让医疗系统控制他的行为，满足他每天的需求。这个道理很简单：精神病患因为生病失去自尊心，导致对药物、酒精、医生、医院、中途之家、健保制度等等的依赖，如此循环下去。因为对独立充满恐惧，病患会一再回熟悉的医疗体系。天知道我这样做过多少回。　　我的朋友保罗这一生是不太可能冒险走出来了。　　我试着向保罗解释，泉水屋也是这个体系的延伸。“这个地方就跟医院一样，”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就在我临走之前，我对保罗说道，“他们以社区的理念设计那样的地方，让大家可以住在那儿，一起工作、吃饭、社交。你可以依靠他们。”但保罗放弃这些，连带也放弃了我。从那天开始，他不愿再跟我出去看电影、吃披萨，甚至拒绝接我的电话。那个资深看护的话在我脑中响起：“我们必须把那些疯子留在医院。”在保罗身上，她算是赢得了胜利。　　泉水屋在纽泽西有一个农场，豢养牛、马、猪、鸡，还有一大片的菜园。我在园艺部工作，所以周末会被派到那儿，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艾利克(Alec)也是园艺部的义工，和我一块去农场帮忙下种。那是我第一次碰到艾利克。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傍晚，我们会坐在客房外面的走廊上，望着春天新绿的草地、刚冒出新芽的大树以及满天的星空，谈谈彼此的生活。　　“我不能相信，我，一个曾住在沃斯岛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病者，现在竟然能坐在这样美丽的地方，”我说，“如果这是幻觉，我不想服任何药物清醒过来。”　　艾利克哈哈大笑。“结束之后你要怎样回去?”他问道。　　从农场到我住的地方要转两次公车，再搭火车，然后从车站走一长段路，总共大约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到家。我把这个过程向他描述一遍。他说他自己有一栋公寓，就在泉水屋总部附近，我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去他那儿小住。　　艾利克和我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包括都为幻听所苦，都曾出入过许多医疗院所，而且也喜欢阅读；他喜欢看充满幻想的故事。回到城市之后，我确实依约常去拜访。这时，泉水屋终于替我找到一处公寓。房子的面积很大，有三位室友，其中两位有各自的房间，我和第三位共用一间。这样的安排并不坏，只不过艾利克也邀我搬去同住。他说，他喜欢有我做伴，这样他就不必单独跟他的幻听相处。　　搬去跟艾利克同住是个好主意，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谈得来。不过，对我来说，这么做能让我觉得更独立。我不希望泉水屋既负责我的治疗方案，又是我的雇主和房东。能把这种依赖关系切断一环，让我觉得好过得多。　　我接着又试图切断其他的依赖关系。有一天，我打电话给社会福利单位，请求取消我的补助。当初我费了好大的工夫去申请，现在却觉得没有必要。我把这个状况告诉他们，并且对我自己说，我能够自己赚钱，不需要接受医疗补助；我不是有两份工作、一栋公寓，还有一个好朋友吗；我随时可以去看我想看的电影，读我想读的书……幻听的状况严重的时候(命令我去死的声音仍然存在)，通常在工作之后喝几杯，我就能把他们控制住。我觉得自己的状况已经相当稳定，我那时的确这么认为。而且，我已经四十二岁，将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都花在医院里，我想，是该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的时候了。　　这种过度乐观的想法破坏了许多精神病患复元的成效，我也不例外。事实上，这样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天早上，我下地铁站准备去上班，一群青少年从后面冲下来，把我撞倒，我在情急之下，伸出左手试图保持平衡，结果造成手肘到手腕复杂性骨折。医生替我打了石膏，但我真正的创伤却在精神上。我深信是我的声音和那群小孩串通好，故意要来伤害我的——“干掉那个胖子”——而且他们还会再度尝试。　　意外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因为我过度担忧，园艺部不得不派一个人早上送我去上班，下午再找一个没事情的人来接我下班。不过，我依然每天继续去工作，而且我自认做得很好。　　所以，有一天，当影印室的负责人——一位黑人青年跑来我们部门闲聊时，我被他所说的话吓了一大跳。“再过一两天泉水屋就会派另外一个人来受训，准备接替你的工作。”　　“什么?”我心跳加速起来。　　“你再做两个星期就要结束了。”他说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为什么要把我换掉?我做错了什么?我想到初到纽约在出版社做的第一份工作。过了这么多年，我再度回到这个城市，刻意回避以前住过的地方，但是，似乎依然摆脱不了过去的阴影。　　在沮丧之余，我跑去找泉水屋的工作人员波蒂。当初我刚到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的时候，因为上班前没有冲澡，身体老是发出异味，我的上司曾向波蒂反应，请她要我留心一下我的个人卫生。那次波蒂处理得很巧妙。“甜心，上班之前，你得先打理干净啊!”她说。我自然不必别人再提醒一次。这一回，我希望她也能替我把事情摆平。第七章绝处逢生(5)　　像往常一样，波蒂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我耐心地等到其他人都散了，才上前单刀直入地把事情告诉她。我说：“他们要解雇我。”　　她愣了一下。“甜心，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你做了什么吗?”“我不知道，”我说，“但有人要去那儿受训，接替我的位子。”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甜心，你没有被解雇，”波蒂向我解释，“那份工作属于泉水屋，不属于你。你已经在那里受训六个月，现在轮到别人去受训。我们会暂时先把你调回来，再安排别的工作给你。”　　虽然她这样解释，我依然很难过。我喜欢那份工作，也满意它的薪水。接下来几天，我变得精神恍惚，不知所措，成了幻听攻击的好对象。他们不断说我是个糟糕的失败者，让我毫无招架的余地。　　我开始拼命喝酒，想把我脑子里的魔鬼淹死，可是于事无补，他们仍然继续数落我，说我年纪太大，太胖，太笨，根本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逐渐被说动，开始考虑照他们的话做。我问艾利克：“什么是胖子结束生命最好的方法?”艾利克马上有所警觉，把我的状况告诉泉水屋的人。泉水屋安排我住进罗斯福医院，接受药物治疗。一个星期后，我拿了十天的药出院，重新回艾利克的公寓。　　但是，我依然无法思考，每天呆坐着抽烟、流口水，脑中一片空白。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为了压制幻听，我很快又开始酗酒。一个周末，艾利克因为没见到我，便到附近的酒吧挨家挨户地找，最后在第八街一家昏暗的小酒吧找到我。　　“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见到我劈头就骂。我无法回答。我和他一样清楚，我这样做，是在毁掉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成果。“你不想再回医院吧?”他直视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看你四周，好好看看你四周这些人。”我照他的话做了。在我四周都是一些落魄的人物——无家可归的人，还有流浪汉。“难道你就是这样看待你自己的?”艾利克问。“这是你想要的吗?”我开始把他的话听进去。有人关心我，真正在乎我的状况。“不，我不想。”我期期艾艾地回答。　　“那我们一块打电话给波蒂，寻求协助。”艾利克说。　　我把状况告诉波蒂后，她说：“我明天跟你一块去社会福利单位，重新申请补助。现在，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第二天早上八点，波蒂和我坐在社会福利局的办事人员面前，把我的状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本来，我们以为还要再大费周章重新申请，但办事员把我的健保号码输入电脑之后，发现上面已经把我的补助金拨下来，因为没有我的地址，所以支票迟迟发不出去。“你只要提出住处证明，马上就能领到钱。”往后，他们会按月把补助金寄给我。　　“但之前我不是打过电话取消了申请吗?”我说。　　“要取消补助不是那种方式。”他说，“办事人员怎么知道电话那一头是你本人呢?”上帝再一次帮助了我。我缴上必要的证明，两天后收到一张临时健保卡。　　在艾利克那儿住了一年之后，我愈来愈想有一个地方门上能挂着我的名字。所以，我就在布鲁克林区斯洛伯公园附近找到一间两房的公寓，申请房屋津贴后，就跟园艺部另一位同事一块搬进去。我还是常和艾利克见面，周末一块到农场工作，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到农场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过自己亲手摘的玉米和番茄，没有想到那滋味是那么甜美。农场的工作虽然辛苦，可是收获丰富。　　同时，我有了另一份工作。通过泉水屋的介绍，我到《村声》(VillageVoice)报社工作。　　我喜欢那里的同事，不过工作压力比较大。除了收发信件外，我还要额外处理订户、分类广告、电话和一些文书的工作。　　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加完班，站在地铁的月台上等车回布鲁克林。突然，我的声音跑出来，随着地铁进站的巨响对我大吼。　　“上班族……工作的奴隶，”他们大叫道，“只因为人家要求你加班，就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了吗?你只是一个廉价劳工，这就是你特殊之处。面对事实吧，肯恩，你是个失败者……跳下月台吧。没有你，人家的报纸照样出刊。走到月台边去，看到那些铁轨没有?就是第三条铁轨，它能替你完成任务……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你就上报了。跳呀!”是因为我太过疲劳，还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才引发这样的反应?不管是什么，任何事情随时都有可能让我失去平衡。因为第二和第三节车厢接近出口，我通常都坐这两节，但那一天，在神情恍惚之下，我一路晃到月台尾端，坐上最后一节车厢。当地铁到站的时候，我一下车，发现四周都是陌生的景物，一时之间迷失了方向。我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车站，周围也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友善。　　一群青少年朝我走过来，我开始呼吸困难。我知道他们会伤害我，就像上一回弄断我的手臂一样，这一次他们会杀了我。声音也附和我这样的想法。“他们是来干掉你的，肯恩!”他们大声地说，然后开始狂笑。在惊慌失措之余，我一路退到附近一处出口，但是那里已经关闭，没有守门员。那群青少年大步从我面前走过，没有多看我一眼。我被他们留在后面，一个人靠着出口的栅门，就像多年前我被关在布伯罗医院的隔离室一样。我开始冒冷汗。声音将我过去的经验唤回，慢慢地折磨我。他们带着我返回每一个我住过的隔离室，带我回到被强暴的现场。我听到自己出声呼救：“谁来帮助我，求求你们，谁来帮助我?”四周的墙壁默然不语。第七章绝处逢生(6)　　几个小时之后，车站的巡逻员发现我一个人蹲在墙角。我已经停止啜泣，双手环抱着胸口取暖，借此取求慰藉……控制我不时发抖的身躯。“先生，你没事吧?”巡逻员叫道，“你需要帮忙吗?要不要我去叫警察来?”“不!”我说。虽然我心跳快速，但我试图保持平静的口吻。凭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把警方召来的后果。我大可自己想办法去医院。不过，那一次我有了一个新的体悟：我根本可以不让事情演变成那样的程度!我不是被声音迫害的无助者，我其实拥有选择权。这样的领悟令我大感吃惊。虽然，在我跟巡逻员对话的时候，幻听还在我脑子里作祟，但我并没有必要臣服他们……这一回不了。　　“我无意间被困在这儿，”我平静地对巡逻员说，“如果你能行行好，把这道门打开，其余的事我能自己处理。”我努力保持镇定。　　巡逻员把出口的门打开，我镇定地离开。　　回到家之后，我把晚上发生的事情回想一遍，从幻听出现，一直到……到我设法克服的那一刻。那真是美好的经验，我希望能有更多那样的时刻。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要找更好的医生，还是要换更好的药物，我没有概念，但我知道，如果要改善现状，我必须寻求帮助。(我从来没有奢望治愈，但“改善”在那一刻看来似乎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不晓得自己当时服用的是什么药，但它没有效果，在我清醒的每一刻，还是不断受幻听的控制。　　因为急于获得更有效的治疗，我到罗斯福医院挂号，他们有专门提供出院病人的门诊。这不是我第一次上这家医院。每一次我来，都看不同的医生，这一次帮我看病的是位快四十岁的医生——我想，以他这样的年龄，应该不会是实习医生。他的脸修得干干净净，有一头浓密的褐发，五官算得上英俊，只不过挂着一副无聊的表情。关于我就医的历史(我吃过哪些药，效果如何)，他问也没问就为我开了一张处方。　　“这种药会让我没法看书。”我看到处方笺上的药名后表示道。　　“吃药比看书重要!”他面无表情地说完之后，就掉头开始清理他的指甲。看来，他的指甲比他的病人重要得多。我很想大叫：“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用这样的态度!”可是我没有发作，拿起处方就出去。我没有去领药。我又回去复诊了两次，对同一个医生试着解释我的状况。他继续敷衍我。我每天为幻听所苦，但到底有多少声音在对我说话，他们出现的频率有多高，他们都对我说些什么，这位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名妇科医生)显然并不想了解。　　“只要别理那些声音就好了，”在我第三次复诊时，他像训诫不听话的小学生那样对我说道，“要约束自己。”　　这样的状况令我厌烦透了，我决定不再忍受下去。我开始四处打听，寻求别的协助。　　泉水屋的房务主管邦妮·宾恩(BonnieBean)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帮我打电话询问同事，找到了一家在我住处附近开业的诊所。那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我坐地铁到布鲁克林的第七大道。车厢另一头坐了两个男人，一路上，声音不断警告我当心他们。“那两个人想打劫你，如果你反抗，他们就会开枪或捅你一刀，这正好是你借别人结束你性命的好机会。”　　车子到站了，我没有站起来，静静地等着看那两人的反应。一直到车门快关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拼命挤下车厢。那两个人根本没有跟着我一起下车。对于我落荒而逃的模样，声音大大奚落了我一顿。他们说，我早在几十年前就该在树林里结束我的生命。“你根本是个怪胎，”他们毫不掩饰对我的鄙视，“现在你连身材都走样。打你在母体受孕开始，隐藏在你体内的丑陋和卑鄙现在完全显露出来了。”　　我的身材确实臃肿难看。自从开始服用治哮喘的药之后，我的体重增加了三倍。我常常气喘如牛，几乎无法运动。刮胡子的时候，我不看镜子，走在路上，橱窗里的反影让我畏惧，我已经到了无法正视自己相貌的程度。声音说我是怪胎，我同意。　　我在大街上停下来，把抄着地址的纸片找出来。斯洛伯公园中心，十九街四百六十四号。我在十九街来来回回找了三遍，没有一幢建筑看起来像是诊所。那一条路两边是夹道的树荫，是个高级住宅区。我想是我记错地址了，拿出来重新看一次。四百六十四号……一栋四层楼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上写着这个住址，它和周围的房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在大门旁边挂了一个铜牌，上面写着：斯洛伯公园区精神健康中心(ParkSlopeCenterforMental)，执业者丽塔·赛顿(RiraSeiden)。　　我迟疑着拾级而上。我看过那么多精神医院，没有一家像这样的外观。而屋内的景象更印证了我原先的想法。触目所及都是植物，正前方是一溜楼梯，木制扶手，通往二楼。一楼的右手边是接待区，挑高的天花板，老式铜制吊灯，大型的壁炉，彩色的瓷砖，以及有靠垫的椅子。乍看之下，就像某户人家的大厅。我甚至半期待地，以为会见到煤油灯呢。　　在房间前方摆了一张桌子，一位女士坐在那儿。她向我打招呼说：“史迪先生吗?”我点点头，不安地四处张望。　　“你好，我叫安娜，”她接着说，“你来早了一点，要不要先坐一下?”我谨慎地在一张仿古的长椅上坐下来，研究挂满墙上的照片。我安静地坐着，让充满脑子的声音催眠着。第七章绝处逢生(7)　　“你好，史迪先生，我是丽塔·赛顿。”　　我吓了一跳。跟我说话的是个娇小的女人，相貌秀气，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和一头呈波浪状的棕发。她正低头看着我，脸上带着笑意。她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办公室和接待室隔着一道不透明的玻璃门，延续外面居家的气氛，里面摆了一面中国式的屏风、一张舒服的皮制长椅、许多艺术品，还有好几张执照挂在墙上——不光是她的，还有她父亲和祖母的。大部分的治疗师都不让病患知道他们的私生活，这位却把她的家庭呈现在病患的面前。我觉得自己不是来应诊，倒像是来做客。　　丽塔·赛顿拥有博士学位，不过，是社会学方面的博士。她本来是个有学术地位的教授，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她决定要做一名治疗师，便回学校修课，在一九八三年取得社工的硕士文凭，一九八九年，和精神科医师乔治·凯许米(GeorgeCasimir)合开诊所，并同时在许多不同的单位兼职。　　在接下来的几次晤谈中，我一个接一个地告诉她我的故事，说个没完没了。我说：“请称呼我夏诺，不过我的全名是肯·夏诺·史迪。”……“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因飞机失事死亡。”……“十五岁的时候，我和邻居一位女孩发生关系，当时她十六岁。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乔伊。乔伊的母亲在生他时难产死了，她父母不想要这个外孙，所以我父母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抚养长大。”(我完全忘了帮我抚养儿子的这对父母已经在我年轻时过世了。)……“黛安·芬斯坦竞选旧金山市长的时候，我是她办公室的重要幕僚。不信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去查证。”(赛顿博士很了不起，从来没有打电话去查证。)……“我父亲是一家铁工厂的高级主管，我母亲娘家非常有钱。”我对她说道，再度提到我那因“意外”早已丧生的父母。　　我在她办公室里一面说一面来回踱步，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抽着。这些故事，有一半连我自己都相信：乔伊是我儿子，我父母都已经死亡……至少对我来说，他们已经死亡。在我抽烟的时候，赛顿博士就请我到办公室外面的小阳台上继续我未完的故事。　　她静静地坐着，接受我所说的一切。在我们关系建立之后，她曾向我解释：“编故事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所以不适合对此诊断什么。不过，你确实为幻听所苦。他们不断数落你，说你一无是处。就好像在你脑子上又长出一个脑袋，但别人却要求你表现得像一般人一样。”　　丽塔·赛顿是我遇过的治疗师中少数真正关心我的人。但我常常为难她，这一点我也明白。　　我不时取消晤谈，几个月后，我又时常逃避她的问题，不愿进行探索。我喜欢谈我想谈的故事，但不想提及童年，而她坚持要从那开始谈起。丽塔·赛顿就像个好妈妈，她显然很关心我，她的关心几乎软化我。但声音警告我马上离开!我遵照声音的意旨。　　我记不得自己被他们带到什么地方。我想我曾在一家小杂货店找到一份店员的工作，晚上就在仓库里打盹。大部分的时间，我在纽约北方和宾州之间流浪。那段时期，我又尝试了好几次要结束生命。当我面对壮观的尼加拉大瀑布时，我自以为找到自杀的理想地点——和跳楼、撞车相较，那种方式更好，也远远比吊死在一棵树上强得多。瀑布的水花溅在我脸上，我对自己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但我没有跳下去，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我拉回到那些在我长如炼狱的过往岁月里，曾给予我安慰的处所和曾帮助过我的人的身边。于是我又回到纽约。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身心俱疲地出现在泉水屋。工作人员把我暂时安置在附近一幢公寓，并且不顾我的反对，强制送我到罗斯福医院住院。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天，药物使我不断流口水。出院之后，我仍然时时处在昏沉的状态中。我记得自己坐在艾利克的客厅里，一面跟他聊天，一面打瞌睡。　　晚上我却睡不着觉。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些不愉快、令人心惊的画面和声音便跑出来：我父亲失望的表情，主宰者的声音，尼克和泰德的碰触，强暴我的人的声音和气味，还有我待过的各色各样的病房。我会突然吓醒，大叫着坐起来，全身冒冷汗。我不敢再睡，睁着眼睛躺到天明。　　我等到药效一退，就打电话给赛顿博士。从接待员的口吻听起来，我那通电话并不受欢迎。　　我对艾利克说：“我不知道赛顿博士还愿不愿意接受我。我要怎么办才好?”“先试试再说，”他说，“事情总会有一个结果。”　　第二天，丽塔·赛顿打电话给我。我把过去那段时间的经历跟她说了一遍，并且为自己带给他们诊所的困扰致歉。“我已经习惯州立医院那一套，不知道要怎样面对像你们这样的诊所，”我说，“不过，如果你还愿意跟我谈，我想再试一次。”　　“明天你过来，我们看看能怎么办。”这已是所有她能给的承诺了。　　我带着不安的心情，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走进诊所的大门。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差。我在玄关踌躇了一会儿。诊所看起来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工作人员看到我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热络。　　赛顿博士也带着同样犹豫的态度和我打招呼。第七章绝处逢生(8)　　“我想回来继续我们困难的工作。”我说，同时告诉她，回来接受治疗从来不是我所自愿的，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惟一的理由是，在我第一次造访时，这个地方给我的感受强烈到足以让我克服三十多年来幻听对我的控制。　　“我不知道这一次我能不能抗拒他们，真的留下来直到完成治疗。我只能说，我愿意尝试，请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赛顿博士沉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她说：“好吧，我们试试看，一次一个疗程。”　　我得到第二次机会，决心不搞砸它。　　首先，我们彼此都同意，必须先处理我的健康问题。但是，就跟大多数精神病患一样，我不能自行决定要看哪个医生，只能在那些愿意接受医疗补助金的医生之中挑选一位好的。所幸，纽约的健保制度也对接受医疗补助的患者开放，包括短期补助者。所以，我申请了健保。　　案子受理之后，我发现自己一下子有了一大票专业的医生，其中包括一直替我治疗到现在的丹尼尔·阿尔帕(DanielAlpert)医生，胸腔科医生珍妮·李文(JaneE.Levitt)医生，以及一位心脏科医生和一位营养师，他们每一位都在我身上找到需要治疗的问题。我特别要感谢李文医生，是她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安排我到圣路克氏医院(St.Luke'sHospital)接受睡眠检查的。经检查后发现，我夜里突然坐起、跌倒、头撞地的情形，不是出于心理因素(曼哈顿精神病院认为那是自杀企图的表现)，而是我确实有睡眠障碍，需要借助机器把空气打进鼻腔，打通上呼吸道。李文医生努力为我争取到我需要的机器，持续的使用挽救了我的性命。　　我同时也要归功于其他医生，以及开给我的新处方，借由这些帮助，我才能够恢复正常。　　关于药物，在我重新回去和丽塔·赛顿晤谈时，我就告诉她我不再服用任何抗精神病的药物。“我已经受够它们，”我向她说道，“我宁可和幻听共存，也不要再忍受这些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我能理解你的失望，”她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见一见我们诊所的临床医生乔治·凯许米。”　　我第一次和凯许米医生见面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八月。他是个瘦高英俊的男人，带着海地腔。　　凯许米医生看了我的病历资料，然后听我抱怨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对使用过的各种药物的感受。他跟丽塔·赛顿一样，不会轻忽我的抱怨，而是耐心地听我说完我想说的话。　　等我说完，凯许米医生说道：“我想让你试一试一种新药，名叫‘Risperdal’。我知道你不信任药物，但这是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比以前少很多。目前的研究报告都是令人振奋的结果。”　　“如果你不喜欢，随时都可以停药。”他最后补充一句。以前，从来没有一位医生给我这样的选择。　　我同意尝试，但服用的比处方上的药量来得少。我之所以愿意照他的话做，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是要求我合作，而不是命令我照办。医生无法以命令的态度得到病人的合作，他们必须和病人取得合伙的关系。因为没有人强迫我一定要服药，所以我才同意尝试。　　许凯米医生说得没错，这种药的副作用确实比较小。服用之后，有镇定作用，但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不过，还是有口干和便秘的副作用，但妨碍不大。　　那段时间，我申请到一幢一间房的公寓，离我朋友艾利克的家不到几条街的距离。可是，一想到要一个人独居，没有室友，仍然让我极为不安。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如果声音继续折磨我怎么办?如果他们叫我自杀，我向他们投降了怎么办?这些恐惧在我和赛顿博士晤谈的时候，都予以处理了。　　于是，我带着我的黑猫狄瓦(它是在我暂住那幢一楼公寓时进入我的生活的)，搬进公寓。搬进去之后，首先我增加了一个鱼缸，然后又在我卧室的窗口增加一只鸟笼，里面养着一只金丝雀。我尽量让我的住处充满生命。　　我很幸运，在补助金的支付下，有一位管家玛丽亚·蕾瓦拉(MariaRivera)来替我打理房子，让我在“最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利用”。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购物、清扫、煮饭等对我来说都是吃力的工作，玛丽亚一周来三次，为我处理这些事情，并且带来了欢乐。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开始每天服药。　　同月，我向赛顿博士提出一项要求。原来，为了帮助病患复元得更好，泉水屋要求我们除了接受心理治疗之外，还要参与一项规划好的活动，但我想推动一个自己设计的方案来取代规定的活动，而这必须得到赛顿博士的认可。至于我的方案内容是，我想促使美国境内最弱势的一群人——精神病患——参与政治投票。因为我担任过芬斯坦竞选总部的义工，因此深切体认到促使选民出来投票的重要性。当时，我们一一打电话给选民，确定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投票所所在，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我们还亲自带他们到投票地点。现在，我要再次发动这项运动，但不是为了某个候选人，而是为了一个理念。　　在去见赛顿博士之前，我就把要说的话想好。我说，一九二年时，妇女并不是凭空得到选举权的，那是她们努力争取来的。一九六年，投票资格门槛的撤除，也是人民经过一番奋斗才争取到的。直到一九六五年投票权法案通过，投票权才得到正式的认定，取消了原先要审定资格的规定。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投票年龄降到十八岁，所持的理由是，既然十八岁的人有资格为国家上战场打仗，他们当然也有权利选择领导他们的人。今天，在美国投票不需要付费，也不需要测验你识不识字，即便你在姓名登记栏画一个×，你的票依然有效。第七章绝处逢生(9)　　“一个人有精神疾病，和无能根本是两码事，”我说，“政府有那么多措施攸关我们的生活，为何我们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要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促使我热中推动这项方案的原因是，那段时间里，除了主宰者和他党羽之外，我开始听到新的声音——电视和广播，这是我未发病前听到的正常声音，但它们传播的内容却令我害怕。　　放弃弱势者——包括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这样的论调开始在大众媒体上出现。他们想取消我们的支持系统，取消我们微薄的补助金、社会福利金和医疗补助。他们要求删减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治疗、安置和研究的经费，要我们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自立，否则，就沦落到街头或监狱吧。这些声音根本不在乎我们，只是不希望我们花费他们的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纽约市长马里欧·库摩(MarioCuomo)在签订心理健康法案时，曾在泉水屋总部发表演说。他说：“州立医院拍卖后所得的金额应该重新投资到社区心理健康的服务上，所以，我签订这项法案的动机是纯正的，但却不是明智的决定，因为有精神疾病的选民通常不会去投票，而那些反对这个法案的人却会去投票。”当库摩竞选失败时，我气愤极了。我认为，他之所以败选，是因为他捍卫了一群不能回报他勇气的团体。　　“精神病患不投票。”我誓言要扭转这样的状况。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赛顿博士的祝福之下，我开始推动促使精神病患参与投票的方案。　　在纽约，选委会提供免邮资的投票登记卡，不过，其他各州寄发登记卡要自贴邮票。我设法取得赞助，带着准备好的登记卡，到各个收容所、中途之家、医院的病房区这些有精神病患出入的地方，向大家宣传我的想法。除了登记卡，我还带了一张折叠桌，上面铺上红白蓝三色的桌巾，并在上面插上许多小国旗。我的动机纯粹是教育性质，和爱国无关。我就像个巡回推销员，只不过我推销的是投票动机。　　当初只是一个单纯的想法，这么多年来，却因此得到各方的赞扬。但真正让我乐此不疲的是这件事情的单纯性。一旦到达一个地点，我只需要架起桌子，然后坐在那儿——只是坐着，和大家谈话，帮助他们登记成为选民。当时我幻听的状况依然存在。脑子里有声音，你很难和人家解说什么，所以，我已经把一套为什么投票很重要的说词记下来，只要一遍一遍地复述就可以。一旦他们登记了，选择去投票了(这是他们真正所获准行使的权利)时，他们才能够接着考虑：我是不是该服药了?是不是需要去工作?是不是该承担责任?我最初设定的目标是三百个选民，到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七十五名我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招募到的志工的协助下，在五个区共有近八千五百名公民登记。到了秋季，我们的志工和七千七百多名登记的选民联络，以确定他们知道投票地点，甚至送他们到各个投票所。现在，单单纽约一州就有三万五千多名重度精神病患登记投票，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行使投票权。这项方案目前在全美三十六州推动。挑战仍然等在前方，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在我拟定这项方案的那几个月，赛顿博士发现我们的晤谈状况有所改善。我踱步的时间减少了，思索的时间拉长。她把这些现象记在她的晤谈记录里。事实上，我的幻听程度正在下降，但因为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注意到。因此，当事情发生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当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狄瓦舒服地趴在我的大腿上时，我猛然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实：脑子里的声音停止了。第八章声音停止的那一天(1)　　前一秒幻听还在我脑子叨叨不休，次一秒他们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客厅空调器单调的声音。我心想，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把狄瓦抱在一边，然后迅速起身把空调关掉……结果鱼缸的唧筒声取代了先前的声音，它们像打鼓一样有规律，伴随着鱼缸上荧光灯管发生的滋滋声。　　我把所有的灯关掉，跑进卧室，狄瓦紧跟着我一块进去。我卧室的窗口正对着车水马龙的大街，煞车声、喇叭声、叫嚷声，整个城市的喧嚣在刹那间朝我迎面袭来。我抱住头，企图把这些噪音隔绝起来。当我两手从耳朵上移开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房间里三只闹钟发出的滴答声。　　电话在这时响起，一声，两声……声音大得就像救护车的警铃。不过几个小时前，我才听过同一具电话发出的铃声，声音却没有那么大，它们就像外面那些噪音，先前并没有干扰到我。我没有接那通电话，而是把电话线拔掉。　　过去，在我的世界里，幻听占据了舞台的中央，其他所有的声音都退居到背景里。现在，它们在我耳边齐声大作，直逼得我喘不过气，全身冒汗。　　我把电视和收音机打开，不断地换台，拼命地想把我的幻听找回来。我要他们回来!三十二年了，他们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即使在我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时候，他们依然跟随着我。他们虽然批评我、侮辱我，要求我放弃和任何人建立关系，放弃所有安全的港口，不断命令我结束生活，但是，他们的存在是那样牢固不变，几乎像日升日落那样稳定。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克利特岛有一位名叫艾比曼尼狄斯的预言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唯有疯子才能了解疯狂带来的愉悦。”没错，我真的能够了解。幻听肯定了我存在的特殊性，没了他们，我觉得异常地孤独。　　我在绝望之下，把电视调到没有画面的频道，将音量开到最大，企图用荧屏发出的嘶嘶声掩盖住其他的噪音。我在荧屏前来来回回地踱步，想找出幻听突然消失的原因。万一他们决定弃我而去，不再叫我自尽，任我随波逐流怎么办?如果我执意堕落，却没有他们来指引那条通往地狱的路径该怎么办?等在我前面的是什么?我要如何面对它们?如果他们真的离开，带着三十多年来我所熟悉的世界远走高飞，那我又该怎么办?我又要如何自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把窗户关上，整整齐齐地穿着衣服缩在浴缸里，无助地躺着。我就像一只明知被猎人盯上的小鹿，却无力逃跑。我恐惧得无法动弹，就这样把自己锁在浴室里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狄瓦因为没有人喂它吃饭，在门外不断喵喵地叫着。我终于走出浴室，打开一罐猫食舀进它的食盒里，然后爬上床，一连睡了四十八个钟头。其间，我的猫狄瓦就蜷伏在我的脚边。玛丽亚来打扫的时候，也无法将我叫醒。　　声音回来了……他们正在用外国话交谈。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被他们扼住脖子，无法呼吸……。　　我猛然惊醒过来，发现呼吸器的管子没有接在机器上，所以才让我无法顺畅地呼吸。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在我自己的公寓，躺在我自己的床上，做了一个噩梦。我的声音并没有回来。我强迫自己起床、洗脸、吃饭，如约去见我的治疗师。　　我没有立刻把幻听消失的事告诉赛顿博士，不过，我开始告诉她许多其他有关我的事情。首先，我透露我的真名是肯恩，不是夏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一点一滴地将我记得的真相，以及我内心许多的恐惧一一告诉她。她协助我面对我对家人的感受：我母亲的冷漠，我父亲对我的失望，我被弟弟“取代”的地位。每一个精神分裂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心理和遗传上的成因，而我则努力面对我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　　在我幻听消失后的一次晤谈中，赛顿博士把她观察到我行为改变的部分为我指出来，她说：“你的表达一向清晰，不过，你今天似乎格外清楚，和人目光接触的状况也很好，注意力更集中，对我所问的问题听得更明白，回答的时候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迂回。”她靠向椅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新药的效果如何?”新药的效果如何?我在脑中重述她的问题。　　“肯恩，你在听吗?”赛顿博士问道，“你刚才好像走神了。”　　“对不起，”我说，“我昨晚没有睡好。”我仍然没有告诉她幻听消失的事。　　但赛顿博士不是惟一引起我注意的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我终于可以随意地听到别人的说话声，即使他们不是在跟我说话或议论我。我因为体重过重，有严重的心脏病、哮喘症，还跌过两次跤而被送到医院急救，所以要到诊所或医院接受治疗时，早就不能乘坐公车和地铁，而是靠专门接送行动不便者的救护车。因此，我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在幻听活跃的时候，听着他们不断对我颐指气使，而其他人一概在我注意范围之外。幻听控制了我对一切的思考，不管是有关我自己还是别人。现在，我可以听到路人用各种语调述说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听到他们闲谈天气或球赛，或相互开玩笑。有时候，听到他们的故事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大笑出来，但没有人愤怒地回头瞪我，也没有人不客气地骂我，更没有半个跑出来痛揍我一顿。没有了幻听，我变成只是另一个普通人，但感谢上帝，我身上不再带着怪胎的标记。第八章声音停止的那一天(2)　　“早安，史迪先生。”我到住处楼下取信时，一位个子矮小的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嗨，你好!”我应道。　　“你是新搬来的是不是?”邻居老太太说道，然后开始说起这个公寓的历史、其他房客的轶事，以及她在管理上碰到的种种问题。我站在那儿，突然意识到，自从我发病之后，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闲谈我自身以外的问题。难道我已经不值得引起别人注意了?我心里这样想着。我礼貌地聆听着，在她暂停时，甚至随意搭上两句。我正在学习如何闲谈。　　学习过正常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显然，我的医生和许多因参与推动方案而认识我的人开始视我为能清楚表达意念的成年人，但事实上，我却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大小孩，一些日常的事务在我看来就像宇宙的谜团一样深奥。我在很多地方当过厨师，但那时我只需要煮饭。现在，我必须安置自己的厨房，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事情我必须去设想：玻璃杯要放在哪里?杂物要收在什么地方?等我一切安排妥当，又有人告诉我得先在橱柜里铺上纸巾。所以，东西一件件重新拿出来，将橱柜擦干净之后，铺上纸巾，再把它们一一归位。咖啡罐在这样拿进拿出的时候，一不小心被我打破了。我一面收拾碎片，一面觉得在收拾自己破碎的人生。　　之所以没有把幻听消失的事告诉旁人，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只是暂时消失。除此之外，我也想保留一份选择权：是回到我原先熟悉且受关注的世界，或是停留在没有幻听干扰的情况，并且面对新生活带来的挑战。随着“正常”而来的自由带给我莫大的压力，就像很多其他久病的患者一样，我已经被医疗体系制度化。我所知所悉都是和医疗有关的事情。医疗体系保护着我，我生活中所有的层面都依赖着它们。我知道说什么样的话、采取什么样的举动才能入院，而在医院要取得自由行动权又必须如何表现。我熟悉诊所、医院、中途之家和像泉水屋这样的复健社区，这些地方不会对我寄予太大的期望。许多长久为幻听所苦的病人在病情改善的最初几个月，都会出现适应不良的问题。对医疗制度上瘾常是问题背后的主因，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正视它的存在。　　再回到赛顿博士的问题：新药对我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她关心的是副作用，但我开始因而怀疑，我的幻听之所以消失，是因为新药的关系。多年来，我得到各种对药物的保证，到头来没有一种真正对我有效。我突然想多知道一些有关这种新药的资讯。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打电话到生产那种新药的药厂去，他们有一条免费咨询专线。　　“有什么需要我服务吗?”接电话的女士说道。　　“我一位好朋友被诊断为罹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是在青少年阶段发病，有三十多年幻听的症状，目前正在服用Risperdal。最近他的幻听完全消失，我想知道这种药能够完全消除幻听吗?”“是的，可以，”对方说，“有许多病人都因为服用这种药物而消除了幻听或幻视。”　　我终于知道真相。该是把我的状况告诉其他人的时候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凯许米医生。“谢谢你说服我尝试这种新药。你没有骗我，它的副作用真的很小。你让我重获新生，虽然这个新状况让我手足无措，但你让我的生命有了第二决抉择的机会。”　　九月二十五日，在一次例行的晤谈中，我把幻听消失的事告诉赛顿博士。我试着以轻描淡写的口吻陈述，但当她的反应平静时，又让我感到失望。　　她问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我说，“刚开始我很害怕，把自己锁在浴室里。现在，我则是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消失，还有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你认为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她靠向椅背。　　“我想他们也许在跟我玩某种游戏，”我回道，不由自主地脱口说，“我认为可能是Risperdal造成的效果。”　　“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次再谈，时间差不多了。”赛顿博士说。　　我透露这么重大的事情，她却那样平淡的反应，这反而让我感到困惑。我开始怀疑幻听是不是真的消失。会不会他们只是跑去找别人商量谋害我的大计?(果真如此，那我不就仍然是世界的中心!)我把妄想的情节愈扩愈大，最后到了门窗紧闭，听到电铃一响就心惊肉跳的地步。　　几年之后，赛顿博士把那次晤谈的记录拿给我看，上面记载了我那段时期的状况，以及她观察的心得，提供了我不同的观点。我征求她的同意之后，引述如下：今天肯恩告诉我他的幻听消失了。有关这一方面，并不是我专长的范围。　　不过，肯恩在晤谈的时候，分心的状况确实减少了。几个月前，我发现他有时话说到一半，会突然停下来闭起眼睛，我问他为什么闭眼睛，他说是幻听的状况出现。九月份左右，我注意到这种状况不再出现，不过，我并没有因而认定他的幻听已经消失。就像有些其他症状，虽然一时不见了，但等到压力增大时，又会再度出现。　　根据以往的经验，抗精神病药物或许能减低症状，但无法真正让它们消失。以史密斯太太为例，当初我和她晤谈的时候，她有严重的夸大妄想，凯许米医生开了一种传统的药物让她服用。有一天，我跟凯许米医生说，她好像已经没有妄想症。他笑着对我说，你会发现它们只是隐藏到表面下伺机而动。果然，当我问史密斯太太时，她说，她只是不想再谈它们，因为她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她。第八章声音停止的那一天(3)　　根据肯恩提供的那些事实和幻想交杂的内容，我怀疑他的“东西”还在，只是被控制得更好。这表示病情已有改善，但不代表幻听真的消失……这一点我要跟凯许米医生再确定，看肯恩是不是真有可能痊愈。如果事实证明如此，这种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真能控制幻听，我才打算相信他脑子里的声音是真的消失了。　　将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告诉医生之后，我突然有一股冲动，想把这件事也告诉其他人。　　说出来，似乎让事情变得更真实，就好像有人替你背了书。这让我更有动力继续服药。　　就在这个时候，泉水屋要求我参加美国精神学会每年举办的社区复健组织座谈会，它将在十月初于波士顿召开。我在泉水屋属于周五早上的团体，专门负责处理大家居住的问题，它正是这次座谈会的主题。十月七日早上，我们团体的领导开车来接我，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前往波士顿。本来我的心情很好，沿途欣赏着风景，但是，当我看到高速公路上出现“繁华镇”的指标时，复杂的情绪顿时涌现。从那个出口下去，不到十五分钟就能抵达我父母家的大门。我假装晕车不适，要求在路边暂停一下，以平复我起伏的心境。我没有告诉他我对那个地区有多么熟悉。　　到达波士顿之后，我不由自主想起上一次在这个城市的情形。在我被送到麻州州立医院之前，我曾经在城里的餐馆工作过。那好像是昨天的事，又好像发生在上一辈子。我决心利用我重生的机会，去帮助其他有精神疾病的人改善他们的状况。　　座谈会在十月九日举行——刚好是我四十七岁生日那天——一切进行顺利。两名来自纽约罗斯福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加入我们这一组的讨论。我们向他们说明泉水屋的做法，然后一起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分享的部分，我把服用新药之后幻听消失的事说出来，同时袒露随着改变所带来的恐惧和挑战。我就像个老水手，必须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　　座谈会结束之后，一位公关部门的人员为全国心理复健组织(NAMI)游说我，要我站出来向他们的会员公开说我的故事。NAMI是个全国性的自助性支持团体，目的在改善精神病患的生活。但我想向全国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吗?我立刻联想到一旦被贴上标签的后果——不断向人解释，不断自我证明。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也可以是我推动精神病患投票的延伸方案。我们这一群人的声音需要被人听到，需要被人看到。我按捺住内心的不安，硬着头皮答应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在那周稍晚到我公寓来拍摄访问的过程。　　也许因为我的故事逐渐被公开，也许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秋天(我最喜欢的季节)，也许因为驱车去波士顿的途中路经我老家附近，不管是基于哪种原因，我强烈想再和家人取得联络。他们还住在繁华镇吗?电话号码还是没有登记吗?还是我在布伯罗州立医院联络的那一部吗?我打到查号台询问，结果印证了我的想法。我没有想到这么简单就得到答案，一时之间不知所措。最后，我用颤抖的手记下那个电话号码——那本电话联络簿，我到现在还在用它。我和我父母有二十年没有见面，而分隔在我们之间的只有这区区十个阿拉伯数字。我失眠了几个晚上，反复考虑着要不要打电话。　　上一回和家人相聚的结果，说是一场灾难还是轻微的说法。再听到我的消息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事隔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痛苦之后，我是否不该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或者，我应该让他们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些什么?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因为需要他们才跟他们联络的，但这当然不是事实。　　最后，当我在半夜里辗转难眠时，我意识到自己正为打电话一事钻牛角尖。除非我采取什么行动，否则会一直陷在里面。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在我父母大概已经起床的时间，拨了那通电话。　　电话铃响一声，两声……“上帝，请让他们以接纳的心情听这通电话吧。”我在心里祷告着。　　“喂!”我听到我父亲的声音。　　我闭上眼睛。“嗨，爸，是你儿子肯恩。”　　一阵长长的沉默。最后我父亲说：“你好吗?”“很好，爸，我好多了。”我说，没想到自己的声音那样平静。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所谓好多了是因为我正在服用新药，幻听已经得到控制。并且我向他保证，绝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有求于他才和他们联络。最后我问他是否能见见他们。　　“我会告诉你妈你打过电话，看看她的反应，”我父亲说，“至于你弟弟，他已经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他要不要见你，得由他自己决定。”　　乔伊做父亲了?在我印象中，他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烦恼要参加棒球队还是足球队。现在，他大概是忙着陪孩子练球吧。　　“那什么时候能告诉我结果?”我问道，保持平稳的声调，但整个身体开始发抖。要是我的心跳再快一点，八成会从胸口跳出来，飞到窗外去。　　“下一周这个时候。”说完，他把电话挂断。　　我跌坐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哭了出来。　　我费了一番工夫才平静下来，把刚才发生的事想了一遍。对于父亲的冷淡，我感到失望。但我有资格要求什么吗?我自问。虽然电话中谁也没提一九七五年的事，但它确实压在彼此的心头。过去的痛苦借由这通电话又再度唤回。这是我进入真实世界学到的第一堂人际沟通课：没说出口的话远远比说出来的还要多。第八章声音停止的那一天(4)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做好被拒绝的心理准备。“你父母不想见你，你不配要求这些。但至少他们现在知道你无恙。”我反复告诉自己这些话，几乎相信自己能承受拒绝的打击。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打电话过去。我父亲还是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过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乔伊你打过电话，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们之间的气氛缓和了许多。我心想，如果只是借电话联络，好像也足够了。不过，我学到另一门人生的大学问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有两种感受，一种是切身的情绪，这你必须诚实面对；另一种则在脑袋里运作，用理性的方式呈现。而我希望和我父母建立的关系(现在依然如此)，远不是我理性的声音说服我接受的那一种。　　三天之后，我父亲打电话过来。“你母亲和我想见见你，为你补庆祝生日，”他说，“我们会去曼哈顿找你。”(对我父亲而言，这一句话就跟“我们要飞去巴黎”一样不可思议，因为他是个到了城市就不自在的人。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我回康乃狄克去见他们，会让他更加不自在。)我们把见面的日期定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　　我应该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但事实上却不是，我感到不安极了。在我满怀期待的同时，过去的经验又一一浮现，错综复杂的情绪在内心交织着：有愤怒、歉疚、失落、悲伤、兴奋、期待、拒绝、接纳、背叛还有希望。我感到极端害怕和迷惘，几乎想打电话取消我们团聚的计划。我很害怕我的病情会因而突然恶化，恨不得赶快找我的心理治疗师来处理眼前的危机。但是，在赛顿博士心里，我父母早已亡故。因为我对她欺瞒，阻碍了我求助的道路。　　为了减少内心逐渐增加的压力，我以写信的方式把我的想法记下来。　　亲爱的肯恩：你对父母感到愤怒，觉得被他们出卖，但仍然想见他们，这是正常的感受。因为你曾让他们失望，所以你觉得歉疚，这也是正常的反应。不过，你还是想再见他们。没关系，就去见他们吧，以兴奋的心情迎接他们。即使你怕父亲会对你发火，但他的话你可以不放在心上。没关系的，肯恩，你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去面对父亲生气时的状态，如果他决定发泄的话。你还是爱着他，并且为他肯带你母亲来看你而欢喜……。　　我写了超过二十页来说服自己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有能力面对。　　我父母造访的那一天，天清气爽，正是我向来喜爱的天气。很幸运的是，那天刚好是玛丽亚来打扫的日子，我们一块把我的公寓收拾整齐。在我下楼等我父母之前，屋子里都是清洁剂的味道。我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两个半钟头下去，不断在公寓大门口到街角大约八英尺的距离间来来回回踱着步。　　终于，一辆车子驶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我父亲从驾驶座的窗户探出头来，问我要把车停在哪儿——“收费合理的地点。”他说。我住在纽约的戏院区，那里根本没有便宜的停车场。但我还是坐进后座，引导他开到附近最便宜的停车场。下车之后，我和我父亲握握手，又在我母亲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我父母看起来略显苍老了，而且，一路开车过来，显然也让他们感到疲惫。我们慢慢散步回到我的住所。　　为了这一天，我朋友艾利克特别用尤加利树叶编了一个花环，为我祈求好运。我把它挂在大门上，到现在都还在那儿。玛丽亚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敞开大门迎接。我很快就带我父母参观完房子。　　“很不错，”我父亲说道，随即在电视前面坐下来，“你不介意我看看体育新闻吧?”我不介意。他很快打开电视，转到体育台。也许他对于这一天也同样感到焦虑，听听熟悉的体育报导能抚平他的不安，同时也借着电视的声音填补我们之间尴尬的沉默。　　母亲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在餐桌前坐下。她打开皮包，拿出两张照片。“我把乔伊一家人的照片带来给你看。”说着把照片递给我。两张七乘五英寸的照片，一张是我弟弟和他妻子的合照，一张是他们两个女儿的照片。　　我父亲转头对我说：“很漂亮的孩子，是不是?”“一点也没错。”我说。但我并不是在看那两个小女孩的照片，我手里拿着的是我弟弟那一张。我心想，他竟然长得这么大了。　　我把照片拿给玛丽亚看，她露出赞赏的笑容。“很漂亮的孩子。”她说。　　“你有孩子吗?”我母亲问道。　　“有啊，还有一堆孙子呢!”玛丽亚回道，然后和母亲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真高兴我父母造访这一天玛丽亚能在场，她使气氛轻松不少。终于，我父亲关掉电视，宣称他们该走了。　　他把一个信封袋交给我，里面有一张漂亮的生日卡片，还有一些钱。我告诉他我生活得很好，用不到这些钱。“是为你庆生日的。”他说。我谢谢他，把钱收下来。我打算送他们回停车场，我父亲说不用了。　　到了大门口，他转身对我说：“耶诞节我们会再来，打电话来跟我们约个时间。”说完他们就离开了，前后算起来不到一个小时，但我事后就回想了好久。　　我们之间并没有谈到什么，所以也没有任何不愉快发生。总体而言，我认为对重建我们彼此的关系，这是不错的第一步。第八章声音停止的那一天(5)　　另一个重要但放在心里没有言明的，就是我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我告诉赛顿博士许多编造的故事，现在该是进一步澄清它们的时候。我不知道一旦她知道真相，还愿不愿意跟我晤谈，但这个险总得冒一冒，我不想再活在那些不实的故事中。所幸，我和她约好下一次晤谈的时间就在我父母造访后的次一日，我不必花太多时间去担忧坦白的后果。　　我坐在长椅上倾身向前。“今天有些重要的事我想告诉你。”我开口道，努力正视她的眼睛。如果可以，我真想躲到她办公室的屏风后面。　　她露出温暖的笑容。“是好事吗?”这个问题让我迟疑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或许不是，但实际上它们应该是好事。“昨天我父母到我的新住处来看我。”我直接冲口而出。　　“你是指他们的鬼魂来看你吗?”“不是，我父母其实还健在，”我说，低头看着地毯，“赛顿博士，有很多事我必须跟你坦白，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她突然笑出来，然后主动向我解释她发笑的原因。“肯恩，我不是在笑你，我只是很高兴你能够告诉我实情。这是一大突破，你也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是。”　　我接着提到乔伊。他并没有死，也不是我年少轻狂时生下的儿子。他是我的弟弟，已经结婚，育有两子。“我父亲说，乔伊愿不愿意见我，得由他自己决定。你认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问我的治疗师。　　“我不知道，我并不了解你的弟弟。”她说。　　可悲的是，我也不了解他。因为年龄上的差距，再加上我的病，在他出生没多久，我就脱离他的生活。之后，就是在他青少年阶段，我回去以灾难收场的那一趟。那些状况不像我和我弟弟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往往也发现，他们和“正常”的手足之间还是有隔阂存在。如果父母把大部分的心力放在得病的那个孩子身上，很容易会激起其他孩子的不满，转而逐渐对有病的手足产生怨恨。除此之外，家里有一个人得病，其他成员心理或多或少会有一层隐忧，害怕有其他因子潜藏在他们身上，随时会爆发出来。对于这一点，我发现我弟弟担心的比较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两个孩子，所以他刻意不让我接近他们。我很难过，精神分裂症并不是传染病啊。　　赛顿博士并不知道我上一次返家的情形，我并没有把那一段不快的往事和她分享。要让我的治疗师协助我整理我生命中的谜团，让我做我希望做的肯恩·史迪，我还有太多的故事有待袒露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