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终于缓慢地晋升了一级，成为上将。　　蒋纬国之所以晋升，除了宋美龄的力荐之外，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还主动提前办理了“退役”手续，一力保举蒋纬国接替自己出任“三军大学”的校长。由此，蒋纬国方得晋升。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职后，与其兄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火药味仍然很浓。蒋纬国在学校讲课或作讲演时，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提到或称赞蒋经国，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问题的讲演和谈话时，其言论往往触及到“全局问题”，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来记者访谈时，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据说，蒋纬国这种“反攻无望论”的言谈曾使蒋经国大为恼怒。　　蒋纬国升为上将，保住了“穿军装”的资格，也保住了他作为“皇子”的面子。可惜他的嘴不老实，一再给自己惹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击王升的故事。蒋纬国早就对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过高过快表示过不满。王升被提拔为上将时，蒋纬国还是在中将位置上，他曾讥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打过仗的上将。”　　80年代初，台湾警方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案，是由王升亲自策划的。事后，蒋纬国一面谴责“美丽岛”闹事的人，一面批评“官方”处置不妥，并尤其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他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　　蒋纬国的这些言论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位“总统”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一职，改任“联勤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为别人打杂的光杆司令。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蒋纬国今后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干好三军后勤工作，不涉及他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决不允许他擅发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　　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结果却落得去给三军办后勤，经、纬二人之间的芥蒂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消除的了。　　蒋经国对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见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难于理解的。这是因为，蒋经国平日为人处事是非常宽厚仁和的，与蒋介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赣南任专员期间，蒋经国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是颇有口碑的。曾与蒋经国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对蒋经国的处世方法和作风有过具体描述，他说：　　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直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没有架子……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曾任丰镐房帐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忆说：　　在进丰搞房做帐房之时，有过一场小小的风波。原来宋涨生被炸死后，蒋介卿师母、孙琴风舅母和蒋立样镇长都想荐人。当内定由我做帐房时，忽然无风起浪，外面纷传当丰镐房被炸后，唐瑞福最先进去，抢出五万元钞票云云。镇长蒋立祥甚至把我店里伙计叶阿定传去，在白岩下庵审问有没有看见过，叶说钞票我没见，只见过一只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莲的衣箱）。我妻在石缮，闻讯大怒，赶到溪口质问，我也很恼火，要求把事查清楚。孙琴凤舅母出来说公道话，说衣箱确是周雅莲的。大家劝我不要把这事让经国知道，因他正在万分悲痛之中，惹了气，发起火来恐怕很凶。但我越想越气，不管这些，晚上拿了灯笼到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小洋房去见经国。他一只脚搁在床上待睡，问我为什么这时候还来，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情况。他听了后，笑笑说：“我已知道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　　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买、高官引诱和军事讨伐的同时，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宝--结拜。他以这种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他长期软禁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　　蒋介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义结金兰，所为不是一个“情”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谋政。因此，在暂时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无论与谁结义，都是指天盟誓，好话说尽，一旦时过境迁，往往就把当初的誓言置诸脑后，与义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负义、兵戎相见，情绝义断，视同路人。　　蒋介石是一代条雄，是大独裁者。他从一个小盐商的儿子爬上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除了时代环境的因素和个人才具（谁也不能说蒋介石是个毫无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于他的擅长结纳朋友和利用朋友。凭借着不同时期“金兰盟友”的兄弟之助，蒋介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官逐渐升迁，最后攫权夺势，爬上了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高位。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0多年，靠了权术和“平衡术”，他使蒋家天下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　　蒋介石对待“兄弟伙”，有些是知恩图报、旧情不断；有些是利用一时、打击一世。这多半取决于蒋介石“谋政”的需要。当然，有些盟兄义弟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中帮过他的大忙，而日后又绝无妨碍他“谋政”的企图，对这一类兄弟伙，蒋介石还是懂得。知恩图报h的。他毕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学的影响，毕竟还要顾及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声名”。如对待陈其美，蒋介石始终不忘当年的举荐拢攫之恩。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设下圈套，收买歹徒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当中竟无一人敢去收领其遗体，惟有蒋介石这个“义弟”听到噩耗后，当即痛哭失声，赶赴现场，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人殓，并亲撰悼文以志纪念。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一时博得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赞扬。　　对待陈其美是如此，对待当初为他与陈其美结识而搭桥的周淡游，蒋介石也是念念不忘。这个周淡游年长蒋介石5岁，是蒋介石在奉化读书时期的盟兄。蒋介石初到日本时，是周淡游介绍他与陈其美结识的。此后，周淡游也成为革命党的骨干人才，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淡游于1919年5月病逝。蒋介石对这位当年的“革命搭桥人”感恩不忘，特为其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塔和墓园--淡游山庄。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的盟兄弟足有几十人之多，圃于篇幅，不能-一详述，今只列数其中几人，从中或可看出蒋介石的“情”与“义”。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禹人，1887年10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望族。许崇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先任统带（相当于团长），后升任协统领，（相当于旅长）。辛亥革命中，福建新军起义，许崇智亲率所部与清军作战，战功卓著，备受各界赞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酝酿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许崇智被举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许崇智与蒋介石同年同月生，许只比蒋大了5天，于是许居二，蒋居三，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许崇智在这个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事部长。此时的许崇智虽身负重任，却一味沉溺酒色，松弛军纪，在广州截留税收，包庇烟赌，影响极坏。许崇智转战闽粤期间，因经常风餐露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再加上长期酒色宴乐，身体逐渐不支，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介石此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所部粤军参谋长。许崇智明知粤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索有龈塘，却仍将军务交蒋介石执掌，以致部下对此颇感不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正在东征前线的许崇智闻讯悲痛不已。他特别建议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以缅怀孙中山。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通过，并付诸实行。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任军事部长，蒋介石在党政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职务，只被任命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但他却迟迟不去赴任。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他被刺身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确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职，立即宣布广州戒严。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并进驻市北的制高点观音山，同时担任长洲岛和沿海的警戒。这样一番布署，全广州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了。　　9月，因为粤军中有些将领涉嫌廖案，蒋介石趁此机会迫使许崇智下令将粤军重要将领梁鸿楷、梁士择等先后逮捕，其所部军队则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围缴械。嗣后，蒋又借口粤军已不可靠，为安全计，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万万没想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口口声声喊自己为“二哥”的蒋介石竟然要夺自己的军权了。许崇智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立即电调驻扎在东范、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英雄两师精锐粤军到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汪精卫闻讯，恐生变故，遂即授命蒋介石有处理粤局的全权。蒋介石便以许济、莫雄等人申同梁鸿楷“图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他们包围缴械，当夜又派黄埔学生军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的府邪，解除了卫兵的武装。　　9月20日的凌晨，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了一封信，历数许的过错，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让许崇智“暂离粤境”，许崇智知大势已去，遂于20日午后悄然登上轮船离穗赴沪。　　许崇智到上海后，过起了寓公生活。蒋介石以粤军部下“集献”的名义送上20万元供许挥霍，以后就在军费开支项目中每月拨给一万元。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却不敢去看望许崇智。因为当初他逼许离粤时曾在亲笔信中许下诺言：“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时过一年有余，蒋介石食言而肥，无法面对许崇智。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入许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向许崇智说情索取。许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蒋介石万般无奈，亲自登几执礼甚恭，一边对往事表示道歉，一边开口索取原信，但许崇智说该信早已遗失，仍然拒绝。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及其后不久，蒋介石相继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许崇智原以为蒋介石会有一点报恩之举，给自己安排一个军政要职的。没料到蒋介石早把这位“二哥”置诸脑后，什么表示也没有。许崇智失望之余，满腹怨恨，一再扬言要揭蒋介石“逼宫”的老底。为防不测，许崇智把蒋介石的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蒋介石也明白，自己的亲笔信落在许的手里终究是个祸根。后在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于许崇智出国考察之际送上旅费30万元，由此达成默契，不再声张。　　以后，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崇智均名列中央监察委员，也曾被任命为中央监察院副院长，但都只是虚名虚职，并无实权。　　抗日战争中，日军曾多次劝许崇智出任汪伪南京政府的要职，但许坚决不从，拍案大喊：“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聘许为“总统府资政”，许不愿去台，一直寓居香港。1965年1月25日，许崇智因病在香港去世。远在台湾的“三弟”蒋介石只发了一个唁电，再没有别的表示了。　　杨虎，字啸天，生于1889年，祖籍安徽宁国。早年毕业于江南将非学校，后追随陈其美奔走革命。杨虎与蒋介石结拜成兄弟的时间尚未见到准确的记载，如果按照他们交往的疏密程度来推断，则上海讨袁时期最有可能。在此期间他们一同参加了肇和舰起义等军事斗争，是陈其美手下的两员主要干将。　　1915年12月，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策划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军事起义。蒋介石负责起草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然后夺取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肇和等舰停泊在黄浦江与长江汇合的吴湖口处，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已有赞成起义的内应。陈其美与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商定于12月中旬举事。不料，袁军已侦悉了陈其美等人的策反工作，下令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闻讯，仓促决定提前在12月5日发动起义。　　这次起义由陈其美任湖沪司令长官，统率一切；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副司令，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以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主要计划部署是：一、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由黄浦江乘小汽艇袭取肇和，占领后即炮击江南制造局；二、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由杨树浦乘小汽艇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策应肇和；三、江南制造局由已联络好的武装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的军警，闻军舰炮声同时响应；另外届时还将对警察局、电话局、工程总局等处同时发起进攻。按照部署，12月5日午后，杨虎率战士三十多人，携带手枪炸弹、雇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舰上陈可 钧等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肇和舰。当肇和舰向江南制造局开始发炮时，守局的北洋军队挂出白旗示降。肇和用灯号联系各军舰，各军舰依次均回信号，表示赞同，请勿攻击。杨虎等误以为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的孙祥夫等也已获得成功，其实孙祥夫所部的小汽艇因故被阻，未能完成预定计划。陈其美、蒋介石等在陆地上的进攻也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未能得手。当肇和舰被占领后，上海镇守使杨善德、海军司令萨镇冰等，一面调军警在陆上堵击，一面以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二舰。12月6日黎明，应瑞、通济二舰一同开炮攻击肇和舰。杨虎等在肇和舰仓促还炮，但命中率极低，舰上火药库又中弹爆炸，战士死伤甚多，不能支持，杨虎及残部乘小艇从浦东登岸逃脱，陈可钧及数十名受伤者被捕牺牲，整个起义终于失败。　　1916年4月，陈其美策动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攻占了长江第二要塞江阴炮台，于4月14日同杨虎发表《江阴独立宣言》。随后他们又攻下了吴江、盛泽，但很快又在大队袁军的反攻下败退。　　上述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袁世凯及其帮凶来说，却不失为沉重的打击，对全国反袁反帝制的斗争，也是巨大的推动。杨虎也因其在军事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后来被任命为总统府的卫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杨虎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中山冲出总统府，转移到军舰上，脱离了险境。这可说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立了一大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此时杨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大肆捕人，甚至不经审讯就随捕随杀。那时候，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简直难以数计。另一个在上海主持所谓“清党”的陈群，助纣为虐，与杨虎狼狈为奸。上海人民对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恨之骨，称之为“虎狼成群”。　　为蒋介石充当屠夫的杨虎，官运井不怎么亨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十分自负，自以为多年来有功于“党国”，应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甚至与蒋介石争名争利，纠缠不休。此时的蒋介石已建立起独裁统治，身为“一国之尊”，岂能容得杨虎这般“不识时务”的武夫与自己称兄道弟，更何况还想平起平坐？他一气之下居然撤了杨虎的兵权，只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监察委员了事，从此与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了。　　对蒋介石的无情无义，杨虎一直耿耿于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杨虎为了报复蒋介石，意欲联络民主党派和蒋介石抗衡。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掩护过若干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例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软禁，就是在杨虎的营救下，才得以逃脱魔掌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张澜、罗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监视，不得越雷池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东下，浩浩荡荡地逼近上海。国民党在溃逃前夕负隅顽抗。当时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警备长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谋全面搜捕中共地下党及各民主党派，并拟将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就地处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命其旧部属阎锦文（当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设法营救张澜。　　国民党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于岳丈的吩咐凋力行当然言听计从；阎锦文又是杨虎的学生，杨虎曾有恩于阎锦文，阎锦文焉能不报？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群与日方的外交谈判持续了一年，改变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外交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公正地说，这一段时间是张群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比较光彩的历史。张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信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坛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名声。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张群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无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群的行事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一言一行均以蒋介石的好恶而为之。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张群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辅臣，依然一切唯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统治台湾的高级顾问。直到1972年，张群已是84岁的老人时，才告退休养。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卒年102岁，是近代军政人物中少有的长寿者。　　蒋介石对张群，可说是信任终生，重用终生的。对盟兄弟如此，对江湖帮会中的磕头师父黄金荣，蒋介石更是毕恭毕敬绝不敢怠慢，据程锡文撰文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黄家饲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已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方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俱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去向一个大流氓头子磕头拜寿，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个中原由多么复杂，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为了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程锡文是黄金荣的心腹，曾当过黄金荣的管家，他的回忆，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蒋介石这个人，毕竟深受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早年混迹于上海滩，江湖思想也很深，封建的伦理观念加上独裁统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尊师重道”的样子，这也是他之所以屈尊向黄金荣磕头的原因之一。据程锡文的回忆说，北伐时，蒋当上了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曾与虞洽卿相商，准备退还当初收蒋介石为徒时的“门生帖子”。及至师徒俩见了面，黄金荣表示了这番意思之后，蒋介石却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并奉送金表一只。除了封建思想之外，蒋介石的迷信思想也很严重。蒋介石的卫队长对此曾回忆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已经包围了南昌城，总司令部在离南昌约有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附近宿营。当炮火临近时，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什么人，附近见有一个小庙。蒋介石平常信佛，白崇禧是回教，这个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有些迷信思想。在一天傍晚，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望见小庙便走进去，店虽不大，却有香火，有几个和尚。当蒋、白二人已经走入大殿时，里面走来一个老和尚，大约是个住持僧，他看见蒋、白带着卫士进来，显然是高级军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弥陀佛。因为是关帝庙，有签可求。蒋介石看见香火几案上，放着一个签筒，一语不发，微带笑容，走上前去，抽出一支竹签，随手交给老和尚。老和尚接过来看了，递给蒋看，蒋看了不得其解，便请老和尚破解。和尚答：“战事是大吉大利，是胜利的，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要预防剪刀叉。”又说：“要防止切断后路。”蒋介石微微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这和尚二百元纸币。回到宿营地，即由白崇禧电话给预备军调来两个团，靠近总司令部。第二天夜里十一二点钟，南昌城内敌人孙传芳部卢香亭师，派出一部分伏兵，直对着牛行车站附近总司令部冲来。警戒线一发觉，战斗打响了。当时很紧张，只有蒋、白的两个卫士队，投入战斗，亏得头一天调来两团预备队增援上来，很快地把敌人消灭，打死打伤很多，还俘虏了一千多人，由预备队看管。这一场意外的战斗，我所带的卫士队的副队长被打伤了，白崇禧的卫士队长被手榴弹打死了。白崇禧曾叫被俘的团长来问话，该团长说：“城内守军是孙传芳部队卢香亭的一师人。”白问：“来的企图是什么？”答：“是企图切断后路。”又问：“愿意立功赎罪吗？”答：“只要不杀我，愿意立功。”后来怎么样，我就记不清了。过几天，在攻南昌城以后，蒋介石还不忘这个庙里老尚的好处，命兵站总监俞飞鹏派人送给老和尚若干钱，整修庙宇。俞飞鹏找我派一个认得路的卫士带路，所以我才知道补送钱的事。　　关于蒋介石的迷信，见于各种史料的已有许多，比如在蒋的家乡有一雪窦寺，其主持太虚和尚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一个法师，蒋曾亲往聆听太虚法师讲解《心经》。太虚法师病死上海后，蒋介石还将其一部分骨灰迎回雪窦寺，在寺边为太虚建塔。　　儒家学说--封建迷信--江湖义气，蒋介石的思想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都不足以说明蒋介石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在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身上，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沉淀之后的全部的糟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中华民族的乱世之秋逐渐成为当时国内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人民革命的新浪潮中被冲击、荡涤，最终被淘汰，成为一个腐朽王朝和没落阶级彻底消亡的显著标志。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内”　　1．二次下野　　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如果没有胡汉民，蒋介石是很难制服群雄，登上权力的顶峰的。　　在蒋桂战争中，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又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争，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除此以外，胡汉民还曾亲笔写了《阎逆背叛党国的罪恶之剖析》、《集俯恶反动之大成的阎锡山》等讨伐阎锡山的檄文。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因此可以认为蒋介石独裁地位的建立，胡汉民是一个主要的帮凶。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得意志满，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了。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并统率之。而这时，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支持了，他见人就大发牢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而实际上：“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原先胡汉民是想蒋介石像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那样，在带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斯默，蒋介石也能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胡汉民。而结果，蒋介石是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一定要蒋介石点头才行。胡汉民回国路过香港时，他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人宁必无好结果，邓曾以竹笼内装小黄雀送给胡汉民，意指日后胡汉民的下场将是“笼中小鸟”。胡汉民对蒋介石想作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持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吴稚晖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开幕词》中指责当时“军事影响”和“用人不当”，还举了一个譬喻：“在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飞机师，驾驶飞机的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时，历次都把德国的飞机战败了。一天他回巴黎，巴黎人士对他自然十分钦敬，便在车站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当时有一辆迎他的汽车，请他上车，他以为开马达总是他的拿手戏，便要求自己开车。于是他从飞行家的资格秉着在天空中纵横自如的开机法，开他所坐的汽车，横冲直撞，一下将汽车冲人欢迎的人群众中撞死了五六十个人。其余的欢迎者，不好如何责备他，只好劝他快停下来。言下之意，你蒋介石就是这个飞机师，这个开汽车的任务应由我胡汉民来干。可是蒋介石却根本不理这一套，反而在1931年2月28日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就能通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先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又和孙科秘密联系，决定发动反蒋。蒋介石发觉各方对软禁胡汉民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就急忙大请立法委员们吃饭，想以此疏通感情洞时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蒋介石请孙科吃饭，席间宋美龄十分殷勤，不断地给孙科夹菜、劝酒，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他（指蒋介石），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指孙科）多多帮忙，不要见外。”同时蒋介石又动员“四老”（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拉拢孙科。孙科一下子竟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　　1931年底，粤方即国民党4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列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这个通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反蒋序幕一拉开至5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东，并由他们邀请汪精卫来参加。5月27日，旨在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幕，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列的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对蒋介石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之一。非常会议发表了宣言，认为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反蒋活动“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己”，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8日，又表发了《国民政府宣言》说：“蒋中正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以致海内骚然，重劳讨伐，国民政府乃复于广州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认为蒋介石“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还发表了《国府委员就职通电》，大骂蒋介石“背党祸国，罪状昭著”，“一日不去，党国一日不安”，提出“同人等爱于径日对蒋介石发最后通告，请其于四十八小时即行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孙科、汪精卫还分别发表了通告，孙科主张“一致倒蒋，重建党国”；汪精卫更认为蒋介石“众叛亲离之势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将至了”，“他生平只知有他个人，不知有党，不知有国，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国民，只知有利于他个人。不但谁反对他，他要剪除谁，就是要帮助他的，他也要起疑忌，也要收拾”。这次非常会议可以说是集几年来全国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为一堂了。全国舆论，对软禁胡汉民事件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蒋介石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国际地位，又影响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更有可能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军阀对他发生动摇。以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全国人民的忿怒更首先集中于蒋介石的专打内战而不抗日，他的所作所为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把他的“总统梦”做到底，早在1931年初就开始拼凑文武两套人马。文班子负责筹备国民会议，武班子负责“围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同年5月由他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上，利用表决机器，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约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又规定，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这样一来，实际上蒋介石这个“主席”的权力已经同总统的权力一样大了。　　然而，在各派反蒋政治力量的一致攻击下，蒋介石虽然当上了不是总统的“总统”，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决定一方面派人与反对自己的政治派别谈判，期以从中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他决定以退为进，假装让步，甚至不惜在必要时再次下野。他先派吴稚晖等人到香港进行摸底，然后让蔡元培这个在各派力量之间比较超然的大员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由，建议在上海举行一个“和平会议”。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为代表，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请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　　广州国民政府借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解决争端，力图想通过“合作”来改组南京政府，达到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夺取国民党中央与南京政府领导大权的目的。9月30日，宁粤双方在广州举行会谈，粤方提出三条主张：（1）蒋介石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取消。（3）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宁方代表认为其他条件可以商量，惟有蒋介石下野一条实难接受。为此，双方争执不下。聪明的蒋介石大唱高调，认为本人去留可议，希粤方代表北上谈判。粤方代表深知蒋介石的厉害，为了安全计提出三条：（1）释放胡汉民；（2）开会地点在上海；（3）宁沪警备部队必须由保持中立的19路军担任。蒋介石完全地答应了粤方的条件，遂促成了宁粤在沪的会见。　　陈铭枢为了促进宁、粤和平，准备放弃一切职务，只担任宁、沪卫戍司令一职。他以中间人身份，下令十九路军进驻宁、沪一带驻防，以保证上海会议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他找到蒋介石，请求释放胡汉民。蒋氏权衡之后，知道不释放胡汉民，粤方代表是不会北上的。于是，他在张静江的陪同下，于14日去见胡汉民，当面坦承自己做错了事，请求胡汉民原谅。当日，胡汉民到了上海，住到迈利爱路孙科的住宅。自此，结束了对胡汉民长达8个多月的幽禁。　　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宣布自二届二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这是蒋介石为挫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进攻、拉拢政治力量而施出又一奇招。蒋介石还慷慨激昂的说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或不至于如此压迫。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的人。而今仟悔，愿牺牲一切，贡献党国、赎我之罪恶。”　　在此之前，阎锡山已于8月5日自大连返回大同。他曾多次恳请中央取消对他的通缉令。9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已先做出了“恢复阎的自由”的决定，并派专人到山西去告知阎锡山。冯玉祥也早在10月1日即发出冯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三项主张。此次与冯、阎一起恢复党籍的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徐谦、彭泽民等共计481人。　　10月对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抵沪，22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孙科寓所与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会面，几个人谈笑风生，握手言欢。蒋还特别表示请汪、胡主持召开和平会议。当即，蒋汪胡三人会商。同日，粤方代表开列了自己的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以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办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助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日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　　这些条件，显然是要夺蒋介石的权，蒋介石为权宜之计，只好敷衍应付，圈定了上海议和的议事范围。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和平会议正式开张，正式通过了中央体制改革案：　　“（一）1．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的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两年，得连任一次。　　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它公职。　　（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　　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为当然委员。　　（四）行政院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　　（五）立法、司法、监察，政试四院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　　（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　　（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税归行政院设部管理。　　（八）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　　（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之半数。　　（十）行政院多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　　（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人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之。”在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题下，决定：“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这个“改革案”的最可笑之处，就是公然表示要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届大会，并商定四届中央由160人组成，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一、二、三届中央委员除共产党人之外，全部参加。然后统一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一个大会分成两地召开，实是创下了中外政党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之烈。　　而且，就是这样的决议，也是在双方争执不下，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做出的。双方争执的中心问题是：蒋介石要把持独裁大权不放，而汪清卫、孙科等人则一定要夺取其独裁大权而分享之。就在这些党国要员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争吵不休的同时，日军却在东三省肆无忌惮地频频烧杀抢掠。　　自1931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随后，日军又大量向东北增兵，在沈阳街头公然大搞军事演习，其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挖坟掘墓，盗窃北陵珍宝，并积极策划满洲独立。11月18日，博仪被日军由天津送至旅顺，阴谋利用他为傀儡，其后又占领了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逃往南京，马占山率部到松花江以北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日寇的进犯逐步升级，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东北全境尽丧敌手。张学良虽已集结兵力于山海关，要求打回东北去，但蒋介石仍不准抗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早已不可遏止。宁、粤双方不顾大敌当前，一味为争权争吵的恶劣态度更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爱国青年组织决死队，要求政府发枪上前线。北平大中学校开大会时，有的嚼指血书，晕倒在地，学生哭声、喊声惊天震地。在青年中为救国无术，因激愤而气绝身亡者有之；自杀忧国者亦有之。全国学生抗日会、各工会请愿团，于11月6日到上海，向和平会议的代表们示威请愿。宁、粤代表推蔡元培、汪精卫接见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发言时声泪俱下，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团结一致，开诚宣布和平办法。”沈钧儒先生发言时严正指出，就连吴佩孚都耻于帝国主义的租界托庇保护，以此指责汪精卫等龟缩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讨价还价，而不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羞得汪精卫几乎无地自容。爱国群众的正义呼声，不能不对双方的会谈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日寇在东北扩大侵略战火，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各派间热衷搞政治分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为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 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由大会汇黑省。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御侮的绝妙方策，即“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反蒋派的国民党四大，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开幕的第一天即因争吵不休而被迫停会。　　胡汉民在广州为调解各派纠纷，提出了两项方案：一、粤方应选出24名中央委员，按人数比例，应由赴沪的二百名代表中产生10名。广州先出14名。二、蒋介石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权，并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　　粤方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但是12月3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为了争当候选人，代表焦易堂借胡发难，仅对主席团，先是激烈地争吵，迅速变成了飞瓶子、掷板凳的武斗，大打出手，混战十多分钟不肯歇手，不少人头破血流，招来保安队进行强压，学生的请愿队伍又赶到了会场。这群口称“共赴国难”的大人物为避免在小人物面前丢丑，会场才安静下来。　　汪精卫把从广州来沪的二百余人搜罗起来，加上在沪各方代表，决定单立门户，召开上海四大。原已分裂成两半的国民党四大，其中一半又一分为二了。12月3日，汪记四大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为会场开幕了，大会选出了十人为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二女士已接到会议的邀请，耻于与汪为伍，拒绝出席。　　广州四大在胡汉民的维持下勉强结束，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其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党部。　　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罩振等从广州到达上海，向汪精卫转达了粤方的要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企图把胡、汪的“中央”都统一到他的中央里去。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感到自己处境维艰，硬顶恐怕不行。于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决定下野了。　　蒋介石在下台之前为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　　第一，调兵遣将，控制中枢。南京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人，从而保证宁、沪、粤三处中委合炉时，蒋派委员仍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十二月十五日，他主持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的政府，从省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长都换上了蒋的亲信。经过此番布置，把京、江浙都置于蒋系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也在他的罗网之中，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虽然进驻宁、沪也无法摆脱蒋系武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蒋介石暗中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宋子文拿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把部内科长以上的职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宋拖欠银行界一千万元债款，不作交待即离职赴沪。他到上海又与江浙财团串通一气，准备抵制新政府。　　第三，蒋介石临下野前，积极活动召开“国难会议”，拼凑了14个人的筹委会，蒋介石这是要成立一个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　　第四，策划黄埔生发起组织特务机构复兴社，用以保护他的独裁地位。　　第五，下台前密令把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枪杀于南京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曾流亡苏德等国，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邓演达是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坊二十号参加行动委员会受训干部讲课时，被蒋的特务秘密逮捕的。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保释这位为北伐大革命立下卓著战功的三民主义忠诚战士，蒋介石当面欺骗宋庆龄，矢口否认逮捕了邓演达，并在下台前急忙将邓杀害。　　蒋介石把魔网张挂妥当之后，于12月14日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切，他准备下野。沪粤方代表决定，蒋一旦下野即赴南京。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常委会，讨论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批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作为过渡政府。二。对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力子等人的辞职呈请予以慰留。　　当天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称他下野是因为：胡汉民微日（五）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在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他还指责全国民众谴责他的投降政策，是“日滋无负责之批评”，使他“莫衷一是”。标榜他的辞职之举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16日，蒋介石又在国府谈话会上称他的下野之举是“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　　自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进入南京。惟汪精卫。胡汉民知道问题复杂，故均称病不来，分别留在上海和广州观风向。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蒋介石临行前，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即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果然，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二天，就人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原想挟中原大战获胜的余威底定国事，登上总统宝座，不料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下，在日本军国主义频频进犯。全国军民抗日呼声的浪潮中招架无功，不但总统梦没有做成，反而因为“不抵抗”，成了卖国独裁的政治丑角，最终不得不以“下野”的方式避开政治漩涡，以退为进，图谋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给政敌们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由于国民党仍然奉行没有蒋介石的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所以，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蒋的下野而有所缓和。12月15日，就是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的当天，北平各校南下抗日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遭到血腥镇压。12月29日，乱乱哄哄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是，这个被自称为“开始党国新生命”的孙科政府在财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下，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财政方面，因为蒋介石预伏陷阱，孙科政府筹不到钱，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巨，而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暗中主使下，单是军费一项，每月就要向孙科政府要1800万元。孙科没钱，诸事难办，陷入困境。　　外交方面，当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的问题。孙科为取得人民支持，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但孙科手中一没钱，二没兵，所以主张只是主张，见不到一点实际行动，而日军则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军舰开进了宁、沪间的长江水面，向孙科政府示威。　　l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立即云集在蒋周围，纷纷请他复职，与汪精卫、胡汉民合作，共赴国难。　　l月18日，孙科也到了杭州。此前，汪精卫夫妇已于16日抵杭，作竟夕长谈，并于次日联合致电胡汉民、促胡入京。胡汉民见电甚怒，因为他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而汪精卫却违背誓约，私下里与蒋介石合谋。据当时报纸载文称：蒋、汪相见甚欢”，“晤谈甚融洽。”这使胡汉民十分震怒，认为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　　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1932年1月28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项奋发，敌汽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　　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　　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与此同时，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鼎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鼎、蔡廷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在一片妥协、和谈的鼓噪声中，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溓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棋（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　　“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歌（5日）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停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8日、8月8日、8月9日和8月17日，连续致电给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并“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发起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调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蒋介石义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顺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即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引诱两个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迫张学良下野。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抢先故做作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赴上海，以免部下鼓噪，夜长梦多，并嘱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　　礼送蒋介石登车返回石家庄，张学良失声痛哭，对手下的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面见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的，没想到得来的却是对他的辞呈的“批准”--真正成了“不抵抗”的替罪羊。　　张学良于3月11日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张学良辞职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何应钦代理。蒋介石实现了由他的嫡系控制平津及华北地区的目的。　　蒋介石3月9日在保定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之后，3月10日又回到石家庄，指示取张学良而代之的何应钦在平津执行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的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应付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蒋介石都调到“剿共”战场上去了，他的中央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了长城一线，其余兵力大多是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又不补充枪支弹药，惟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的收复热河，也就更谈不上收复东北失地了。　　但是，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军，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却表现得异常英勇。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保卫长城喜峰口的几次战役中，作战英勇，予敌重创。3月间日，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会商决定，派出两个旅，分路迂回夜袭日寇。当时天降大雪，路面结冰，敌人万万想不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正在高卧酣睡，我军不用火器，而使用中国式大刀砍杀，敌人猝不及防，多数被砍杀。捷报传来，全国军民人心振奋，大刀队威名震动中外。3月23日，蒋介石从石家庄秘密来到北平，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时日寇正向长城大量增兵，蒋介石却作了最后的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兵。然后蒋介石又回到南昌“剿共”去了。但是，也有敢于违抗蒋介石命令的部队，奔赴长城战场。4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抗日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可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拨火车给他们北上，并借口统一军令，防止自由行动为名，下令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的军队一律取消，规定将其中人马充足的部队准予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其实何应钦的这道命令是想破坏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是，方振武、鲍刚等部队仍继续徒步北上抗日，并到达张家口参加长城抗战。　　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作战。但是，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作战中，是十分英勇的，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3月12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继部队的支持，武器装备又极差，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4月11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日寇逼进通州后，又于5月14日，攻占了南天门。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　　早在5月初，长城战斗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便开始谋求又一次对日妥协了。5月3日，他令黄郭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秘密交涉，同时，又派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方面商议和谈及停战条件事宜。5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选此复电……”按照蒋的旨意，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　　3．“安内”乏术　　蒋介石对日一再妥协，却把全副精力用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上，请看他对红军是何态度：　　“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军，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 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他开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始时所作的开学训词，题为《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这个训练团，是为了集中训练国民常的军官，为“剿匪”培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训练团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将过去曾相互攻击相互为敌的所谓中央军与各地方系统的军队加以统一。这个训练团围绕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1934年分两个阶段共办了三期。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前后共讲了25次话，还亲自编写了题为《剿匪手本》的小册子，并向参加训练的各部队军官们阐述内容讲解精神。　　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大肆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呼声，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方针，拱手让出了祖国的大片河山，却把大部军队用来对付红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怎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件事上。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弥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一师的师长萧乾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医院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到了这一年四五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趋于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剿匪”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胸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就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的今后剿匪的战术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提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是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共危急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蒋介石在报告中还十分露骨地说道：“日本入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必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情绪。5月13日至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所谓国父纪念周年上又作报告说：“江西完全赤化者共计有六县，人口计有30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 “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ZI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间边境之右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署。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枯岭会议后赴南昌。8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决》、《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X《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重点》等8个报告。在这连篇累犊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蒋称“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们要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的来彻底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蒋介石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作彻底的研究。”在这里，有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省“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种种部署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妨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甘三年仍继续办理。甘四年蒋先生人驻四川，就改在峨嵋的训练。甘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甘六年，重新恢复。甘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它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铬，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倂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洱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和1934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1933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7500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 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术”、“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要目。　　1933年7月18日，训练团“开训”。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他说：“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命”。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7月22日、23日、24日、31日和8月3日、4日，连续作了六个讲话。8月13日，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9月3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国旗与军乐之意义》的训活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训词。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接着，在9月10日、12日、17日、18日、21日五天作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本》。他讲到《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他又作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撅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定，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话中，蒋介石将《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第一篇名日“救民”，《手本》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低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须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国之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题，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第二篇名日“气节”，《手本》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为一个禽兽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天职。”“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德，并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蒋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和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第四篇名日“智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几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嚣张，我军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尚勇之外，必须重谋。”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犯难，维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国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的新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5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 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相继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三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他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满嘴的“反共”语言。而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制军装，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 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主宰全军，实权在握，仍然是大权独揽。而名义上“主持政务”的汪精卫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就没有了实权，因此，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这样，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实际上的蒋介石独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改的情况下，独裁后的蒋介石得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继续对工农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史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间可也。”　　1930年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巢匪”总指挥部，以韩复菜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近为督办；在湘鄂西的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　　1930年11月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江上下游，限五十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有延误。”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误人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被）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人赣“协剿”。早在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二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浪，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12月20日改称为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谐，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二个团）。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团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第三是各路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破后，限20日（1930年12月下旬）推进至宁都。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25日推进至石城、瑞金、会昌之战。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分红军后，限20日到达东固附近。第七十七师及新编第五师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20日到达。新编第十三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备任后防。3．第十九路军由萍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20日到达。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一方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他在中原大战结束，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酉，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泳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肃清”。另一方面没有等蒋光鼎、蔡廷谐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　　1930年12月16日，蒋介石指定为攻击开始的日期。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吉水、张辉坡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张辉港（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同时，胡祖玉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红军的东逸。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被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12月20日到达东固附近。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张师在ZI 日方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港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港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26日到达龙岗，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27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龙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部队的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辉鲢和王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侧翼也不防备。我红军就由戴旅左翼迁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都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到歼灭，张辉港、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红军活捉。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红军打死，到了黄昏，也全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听败讯也后撤。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张辉港被我红军打死的报告后，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辉港的“悼念”：“呜呼石侯（张的别名），魂兮归来！”　　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港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红军各个击败，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道源在战报中说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12月31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上，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红军解决了三分之二。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混乱，到了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富，也只有单骑逃遁。谭派专人驰抚州于1931年1月5日发电南京、南昌报告战况。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西，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实报。”蒋介石接此电后，在6日即给谭道源打了一分回电。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和谭道源还有一些交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顾她。”谭道源败后，移驻高安，不久便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　　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1931年1月2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剿。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3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倭，以一挫自馁也。”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蒋光鼎、蔡廷谐说：“张辉港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泳安兄拟令戴师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此万不可，我军更应剩匪共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现定部署如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而告终。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石报告说：“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蒋光鼎）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或、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1931年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于补充；凡进攻不力用，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同时，要戴岳写了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28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及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的政策及措施。　　1931年4月1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样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之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破、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第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任的第五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反动军队进入苏区，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对红军谈虎变色”，于是“深沟高垒，筑城堡塞”。1931年5月16日，公秉藩师进至东固，遭到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方蒋介石。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石一面复电，说是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南方面谈；一面电令王金或等调部增援，门日电令王金或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日又电令蒋光鼎说：“昨电谅达，公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弟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孙是受宠若惊。孙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督办。1931年4月1日，孙别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时，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到我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　　1931年5月10日，其占领了广昌、头破、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人赣协击。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一个师守广昌，5月27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30日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人赣协击的朱绍良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人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1931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13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14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2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蒋说：“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龙岗以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师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 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永丰往南，左路便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人，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次，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月1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及黄肢、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突向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部挺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破方面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6月22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告毛、许、周各师长、以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日，蒋介石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效忠电报（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审慎出之。”7月2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测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19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均月内可完，余容续洋。”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备，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22日以前到达。”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巢匪宣言》。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6月20日由京人赣以来，即于本月2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内攘外”的旗号。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台。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30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肢、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破、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的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拟定的实施计划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以期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5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军则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路合计有30万兵力。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18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摧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虞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鼎、蔡廷谐、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但是，无论蒋介石“围剿”红军多么不遗余力，这次来势汹汹的“围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又开始向热河进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部队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再“剿共”。这样，导致参加“围剿”的部队军无斗志，将士皆不用命。二是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连遭败绩，大量生力军被我工农红军歼灭。2月底至3月初，在黄破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主力全歼。3月4日，蒋介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曾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　　一方面是军无斗志，一方面是大量生力军被歼，内外交困中，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而收兵了。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我们剿匪4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兵，匪势一天在狂撅起来。”于是，他痛下决心，整顿军队，开办训练团，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其中北路军为主力，总司令为刘峙、前敌总指挥为蒋鼎文。9月10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无决心也。”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记述说：“他（指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　　4．终酿“西安事变”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钦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6月10日，国民党就提前作了答复，发布了当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长城抗战中的参战部队调离河北。　　如此丧权辱国，日军仍嫌不足。6月门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除写明中方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了限期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的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条款，让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日方。对于如此击卖整个华北的协定。南京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拿不出抵制的办法来。无奈，何应钦只得跑回南京。但6月14日，日方又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又一次卑躬屈膝了。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同意了日方的全部无理要求，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　　河北事件风波未平，日方又挑起了张北事件，6月27日，又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士协定》出台了。至此，察哈尔的主权也被国民政府葬送了。　　就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一心一意在四川峨嵋山筹办军官训练团，打内战。他于7月28日把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召来，嘱其向日本政府“捎口信儿”。蒋作宾心领神会，遂通过报界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味退让态度，并没有使日本人的进攻停下来，相反，日方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继《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又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成立“华北国”。他们公开策动汉奸们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深恐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来与自己对立，因此，他只好暂时放弃对陕北红军“围剿”战役的亲自指挥，转头去处理华北事件。　　1935年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开封，12日电召宋哲元去见他。当时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驻扎河北，正处在日本人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拉拢之下，所以只派秘书到开封晋见。蒋介石为了稳住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宋的秘书带回，并大加慰勉，对宋安抚一番之后，蒋介石又北上山西，一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二也是想拉冯玉祥和阎锡山同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动了人民的反抗，终于导致了“刺蒋误伤汪”案件的发生。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很高兴，说这是“显示国内趋于团结。”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府会议厅前等候摄影，但蒋介石却迟迟不到场，大家只好不再等委员长，开始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　　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即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而和孙凤鸣进行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在第一枪响过之后就疾奔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孙凤鸣挣扎着又射出二发子弹。紧接着站在第一排的武将张良奔上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凤鸣的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来蒋、汪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进行死斗，江被刺时蒋介石不在摄影场所，因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广西的巨头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汪精卫之妻陈肇君还抓住摄影时蒋介石不在场这一点和蒋介石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江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3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国民党六中全会行刺案，是华克之、孙凤呜、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在一起组织策划的。他们的目的是刺杀蒋介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总头目，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拱手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回过头来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不甘驯服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他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白白牺牲，需要行动起来。这四位爱国青年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组织晨光通讯社，充当新闻记者进入中央党部，以便刺杀蒋介石。　　组织晨光通讯社刺蒋的主要负责人是华克之，他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江被刺后，戴笠悬赏十万重金，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有捉到他。1937年，华克之在海内外通缉追捕中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华克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　　孙凤鸣，江苏徐州人，早年跟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的家业，遭九·一八之变而倾家荡产。后他逃入关内投军，在淞沪战役中曾任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接受刺蒋任务后，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事前他先吞食了鸦片烟泡。在即将杀身成仁的前夕，他向战友们告别，慷慨而诵《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则、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联合抗日。至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主动将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以西并同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议和停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估计了今后形势的发展，颇具远见地在这个通电中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国民党“立停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周恩来致电陈立夫、陈果夫，陈述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此后，毛泽东又致函宋庆龄，请她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宋庆龄女士当时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她一向与蒋介石及其集团径渭分明，并正式发表过声明，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这个声明，是蒋背叛革命之后、奉安孙中山时发表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一直居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治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理的。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当时，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特拨专款50万元，但修陵的实际费用，至少要花1000万元之巨款！为了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幕边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气势恢宏，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庄重雄伟。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茸美化，就更加显得壮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先曾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于是改定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但又因蒋桂战起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才最后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梓专列，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一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25日午夜，灵枢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鸣一百零一响。到5月26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树、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送往中山陵。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为使“奉安大典”名正言顺，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仪式。但她在回国前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径渭分明。　　宋庆龄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态度，长期以来一直令蒋介石十分尴尬又十分恼火。宋庆龄因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蒋介石惹不起她也不敢公开惹她。但正因如此，宋庆龄可以对蒋介石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蒋介石表面上尊重她，骨子里却根本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请宋庆龄出面劝止蒋介石不再打内战，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策略中的一个步骤，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蒋施加的诸多压力之一种。　　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与先期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师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而蒋介石却认为红军主力会师陕北是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绝好机会。10月27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29日，他又到了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逵的部队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虽然亲自坐镇指挥，东北军前线各部队却按兵不动，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万不得已与红军接触时，士兵们多是向天放枪，虚张声势，并不真正向红军进攻。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廖昂一旅被全歼。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复电。张学良上下为难，凄然泪下曰：“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　　11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放人。国际友人，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直到翌年7月31日，蒋介石才释放他们出狱。由于这7个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内战，被尊称为“七君子”。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一开始就严厉训斥张学良，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蒋介石虽然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红军厌战、避战。但他仍认为此时是消灭红军的“10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于是他立即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粮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60多个师计260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洛阳再次飞往西安，宋美龄通常是陪着蒋介石的，这次她因病去上海治疗，未能同行。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讲，东北军与西北军必须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还命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哪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12月7日，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提出劝告，蒋介石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游行学生情绪激昂，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渲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漠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12月12日他就要离开西安。11日夜，张、杨2人决心在天亮前发动兵谏。侍卫营长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漳华清池蒋的住所，蒋的卫队曾进行抵抗，迅即被消灭。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曾自述了被东北军抓获的经过：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O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实事--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共计十余人。　　蒋介石此来西安，事先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不稳，他曾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货。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他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虽明知西安军心不稳，仍是亲赴西安，由此也可知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有多么坚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中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被扣留西安后，蒋介石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政，军权就落在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活动，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何应钦看到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极力主张对张、杨采取强硬措施。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只因亲英美派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轰炸西安城，怕将蒋介石炸死，才只轰炸了西安近效。中央军也开到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寇要求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又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同时动员汉奸、托派造谣破坏，以制造混乱。　　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当时尚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通报情况，并请派代表给予指导。　　“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南京政府、中共中央、日本、苏联和英美等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激烈斗争。　　当晚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接着又召开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会议作出了四项具体决定，基本上反映了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对“事变”的态度。这四项决定是：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7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议还决定“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　　南京亲日派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因此，日本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不支持在欧洲养伤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何应钦看到这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最好时机，便到处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要“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张、杨。同时，他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一些国民党要员，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也主张“出兵讨逆”，新的内战危在旦夕，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这关键时刻，宋美龄到达南京。　　事情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当天下午，她在沪离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孔祥熙突然推门进来，告诉她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渲关部队的将领樊松前将张学良的电报转发南京政府的。因为当时西安与南京的电讯暂停，只好由渲关转发。当时，蒋逃离住处躲进俪山还未找到，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份电报只说蒋介石“失踪”。而到孔祥熙嘴上，为了谨慎，只好说“消息不明了”。　　就在南京政府连夜开会的时候，宋美龄也彻夜未眠。此刻，她正在上海至南京的特别列车上，随行的有孔祥熙、端纳、蔡妈等人。夜像死一般的寂静，他们谁也没有睡意。宋美龄后悔这次没有跟随在丈夫身边，因为她一直是蒋介石与生活打交道中的缓冲力量。每当丈夫对下属粗暴训斥时，只要宋美龄在场，她一定会好言劝止，并对蒋的部下百般安慰。　　无疑，蒋介石被软禁，确与他对张学良等部将的粗暴斥骂有关。事到如今，宋美龄追悔莫及，长叹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　　13日凌晨，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她发现南京政府一派混乱，人心惶惶。当她了解到何应钦等人的决定后，非常不满。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党其措置大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为了整个来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宋美龄一到南京，就立即与何应钦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应当说，宋美龄临此大事，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能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的惩办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突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宋美龄为此曾与何应钦当面发生激烈的争执。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　　宋美龄反驳说：“今日若遇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　　何应钦：“委员长殆已不讳矣！再者，国家存在应重于个人之生命！”　　宋美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厂’宋美龄向南京的军政要员们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宋美龄进一步询及军政要员们：“如果事态扩大，酿成内战，谁愿担当此责？”　　这样重大的责任，当然没人肯于承担，何应钦恼羞成怒，指斥宋美龄：“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冷静理智的看法，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则回敬说：“我决非朝夕索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宋美龄的话确是出自内心，她也绝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她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其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的国内混战局面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因此，她的态度，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严重危及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立即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并表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英美等国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以稳定“法币”的币值。　　由于南京与西安的电讯中断，消息阻塞，使宋美龄等人无法作出解决事变的具体决策。为了尽快沟通宁陕之间的联系，宋美龄要求孔祥熙直接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指定一个电台，以便随时联系。其后，宋美龄便发电报给张学良，告诉说，她拟派瑞纳前往西安，居中调解。瑞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从前曾任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又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这种特殊身份，赴西安调解此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2月14日，在得到张学良的允许后，端纳来到了西安。　　端纳一到西安，立即会见张、杨二将军，并把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当面呈上。经与张、杨二人接触，端纳放了心--张、杨二将军无意加害于蒋介石个人，他们的确只是想“劝”蒋介石站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端纳又去见蒋介石，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宋美龄在信中暗示了南京方面一些军政大员的态度对蒋不利，尤其是何应钦，简直就是要借此机会置蒋于死地。蒋介石见到夫人的亲笔信，情绪激动不已，竟哭了起来。端纳则趁机劝蒋介石说：“我到这里，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我已经同张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衷心拥护您为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势必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心思的一转。”这一席话，对蒋的震动不可谓不大。端纳于次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态度，使宋美龄“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仍不死心，他于16日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声称“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往西安，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宋美龄则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立即打电话给端纳，要他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这边的情况，要求蒋介石下一停战手今。　　5．劫波度尽--国共再携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正确判断，并决定立即倾全力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并揭露日本与亲日派利用“拥蒋”、“救蒋”的旗号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同时，派彭德怀率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并向潼关附近集结，准备配合张、杨的部抵抗何应钦“讨逆军”的进攻。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西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耐心说服主张杀掉蒋介石的张、杨所部中下级军官，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终于使张、杨及其部下们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在劝说张、杨及其所部军官的同时，周恩来也亲自对蒋介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民心国情、晓之以民族大理，至少在心理上缓解了蒋介石对中共的戒惧。　　12月19日，张、杨联名发表《告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书》：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去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样准备有什么用呢？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渴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渝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到了这种时候仍然不忘记要政治手腕。当他得知“讨逆军”已开始行动的消息后，既怕何应钦的军事讨伐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的王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所以，端纳奉宋美龄之命来讨一张“停战手令”时，他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讨伐三天的命令。但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并未接受，他说这个命令是蒋介石在西安被迫下达的，因此决定不予执行。直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了下来。　　这时，端纳也回到了南京。宋美龄意识到，目前真正能够劝说蒋介石接受谈判的只有她本人了。于是，她决定同宋子文一起飞赴西安，但何应钦却不允许，他对宋家兄妹说：“你们去西安，安全问题我不负责。地上过不去，天上有空军干涉！”此时，张学良闻知宋美龄要赴西安，也来电奉劝她在绝对停止军事冲突之后再动身。宋美龄见状，遂决定由宋子文先去西安。20日，宋子文与端纳一起飞往西安。　　宋子文抵西安后，即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耐心地向宋子文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来深受感动。当晚，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两人一齐力劝蒋介石接受谈判。经一番激烈的争辩，蒋介石的态度始稍有转变，从拒不谈判转为讨价还价。　　21日，宋子文带着满意的心情返回南京，他一到南京就到处宣传西安的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宋美龄由此更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人来到西安。当时蒋介石对张、杨二人的行为仍有强烈抵触情绪，经宋美龄、宋子文等传达南京方面的局势，蒋介石也认识了何应钦、汪精卫等人的险恶，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与张、杨还有周恩来谈判，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但蒋介石坚持不在书面文件上签字，他强调的理由是，如果形成书面文件，他就将在全国失去威信，以后的领袖就不好当了。但蒋介石再三保证：对自己的承诺决不食言。　　周恩来向蒋介石指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国，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一致团结对外御侮，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谈话时，宋美龄及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感谢。蒋介石遂以“领袖人格”担保，表示回南京后即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实现了关键的一步。　　当时，虽然蒋介石口头上同意了执行谈判协议，但由于他没有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西安的许多爱国将领不同意就这样放蒋介石回南京。宋氏兄妹每天处于焦虑与疑惧中，唯恐变生意外。于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一方面频繁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们中间，多方做解释工作，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的军队自潼关各向后撤1千公尺，并将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转告何应钦和孔祥熙。在抓紧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之外，宋美龄还努力做张学良的工作，不断给他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已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一旦大规模的国军进攻开始，双方都可能毁于一役。为了维护自己与蒋介石的尊严，她责怪张学良铸成了“大错”，同时又表示理解张学良“确为造福国家”的初衷。　　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所以，宋美龄一再要求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蒋归宁，希望张学良以释放他们做为“圣诞礼物”。张学良深恐在放蒋这最后一步上出什么乱子，于是在12月25日下午 3时许，在既没和周恩来打招呼、也没有同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径直去了机场，又亲自送蒋介石飞往南京。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在回忆中说：　　“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假一个月藉资疗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命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应蒋介石的请求，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于1937年6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1937年11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1949年9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风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共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唤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变也是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关系的一次严重考验。尤其是宋美龄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并甘冒风险，亲赴西安，面会张、杨稳定局面，终于化险为夷，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其中，固然是中共中央及张、杨等人抗日救国的决心和远见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宋美龄在事变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意志以及为解决事变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是应该肯定的。宋庆龄女士在此后说过一句话：“蒋宋之间，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美龄真诚地爱蒋，蒋也真诚地爱她。”这个评论是比较客观的，公正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口静加治疗。“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月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受X光的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中越墙时所受的背上的跌伤。9日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撤销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l月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的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2月8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面谈，可以此言直接相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2月5日的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勘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3年至5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而他自己就算不上是个“品行方正”的人。他表面上答应“今后决不剿共”，背地里却又指示属下“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他“特赦”了张学良，却又将其“看管”起来，而且一“看管”就是几十年之久，蒋至死也没解除。　　1937年2月，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开始，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正式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以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四项保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取得国内和平、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局部权益的博大胸怀。这个让步，目的是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以便于加速实现对日作战，加速形成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也即：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保持绝对的领导权。这一原则，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当然是绝对不可轻言让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发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当时，连国民党内的许多党员和一部分上层人士也对此表示理解和欢迎。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会上，国民党同民主派和以江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精卫则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　　经过斗争，于2月21日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这个决议案中，国民党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但其对内外政策都作了一些改变。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要扩大民主，修改选举法。蒋介石还发表了关于言论及出版的自由、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的声明。在对外政策上，蒋介石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这个词，比起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说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是蒋介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了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则竭立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提出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让周恩来起草这个纲领。周恩来遂返回延安，起草共同纲领，并与蒋介石约定在庐山商谈。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因此，中共中央于4月15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会商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在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参加下，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而是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　　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提定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但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共产党干部可以参加国防会议等。周恩来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的无理要求。16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后，即返回了延安。　　6月25日，中共中央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党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部队，因此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了不少高论，国民党各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中明确指出：“近半年来，送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宋庆龄还曾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言，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政客，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她严厉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巳吗？”　　这次全会，虽然不得不声明了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的主张，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国民党及蒋介石个人实质上并无根本转变，只承认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之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一态度，蒋介石国在日记中有所反映。他在1937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基础。”2月18日的日记又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在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也是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抵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又强迫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国民党当局自首。　　可以说，西安事变固然改变了蒋介石的一些做法，但却丝毫未能改变他的政治立场。　　第十二章 抗日‘统帅”　　1．抗战爆发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1937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个月，以资休养。5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接着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起召集学术界名流开谈话会，同时举行军事人员训练班。在此期间，中日外交交涉濒临破裂。日本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一、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三、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对这种公然视中国为“子国”的态度，蒋介石也十分气愤，说“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待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方诡称他们在北平近郊卢沟桥的驻军中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悍然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就此爆发，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同时也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战场。　　冯玉祥将军曾记述“七·七事变”的情况说：　　那天（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排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二十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碟，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群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传、赵的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虽也十分气愤，说日本人“其败可立而待也”，但一到了日本人拿刀动枪真杀真打的时候，他就又开始“不抵抗”了。这一个“不抵抗”，害了佟、赵两位将军的性命。据说，因为当时蒋在庐山，得到消息已是7月9日，而他的对策都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蒋介石这种一味妥协的方针实是其来有渐的。　　早在1927年5月，当蒋介石的北伐第一路军进入山东时，日军即在青岛登陆，7月曾一度侵占济南，屠杀过中国人民。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在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田中内阁的侵华政策，遭到了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和旅日华侨的反对。为此以田中义一首相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杀害了千余名进步人士，逮捕了三百余人，野蛮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1928年4月18日，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国民党北进，再次决定出兵山东。4月26日，日军斋藤旅团六百六十人作为先遣队到达济南，占领了西城门外的商埠区，构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封锁交通。日军曾策动张宗昌出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派兵保侨的要求，以掩盖其侵略行径。但张宗昌拒绝了。他一跑了事，把济南城完全让给日本人，叫日军与国民党军直接交锋。　　5月1日夜，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5月2日上午，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 3000人开进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了司令部。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武装挑衅，不作任何防范，只叫他带来的外交部长黄郭去和日军谈判。日军为了麻痹蒋介石，派特务分子佐佐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向佐佐木保证国民党与日军和平相处，只请日军拆除工事。佐佐木“欣然”应诺。日军果然拆除了障碍物，撤去了哨兵，同时还放出表示与国民党军友好的气氛。对日本充满幻想的蒋介石完全丧失了警惕。　　5月3日上午，日军突然对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当时蒋军营长均去师部开会，无人指挥，顿时大乱，损失惨重，其中第二营全部被日军歼灭。九十二师因被指定为济南卫戍部队，奋起反击日军，九十三师亦参加战斗，一下子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敌军师团长福田立即派佐佐木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下令停火。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立即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到各部队传令停止对日军还击。同时派黄部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黄郭到了正金银行，福田只派参谋长黑田与黄郭相晤，以示对国民党军的轻蔑。黑田向黄邦提出，蒋军仍有在抵抗的部队，必须立即停火，并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蒋介石立即照办，严令蒋军不许还击。日军趁蒋军停止抵抗之机，开始对中国军民大屠杀。商埠区的华军全部被日军缴械。外交部长黄郭设在津浦路局的办公处，被日军占领。黄郭及其卫士被缴械，徒手退出，迁往总部办公。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外交公署，将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随员，捆绑毒打。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身份，日军毫不理睬，并残暴地割耳鼻和舌头。其余16名随员也遭百般蹂躏后，与蔡公时同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目不忍睹。日军炸毁济南电台，连同邮电局里的职工一起轰击。在邮电局里避难的居民，被日军当作俘掳抓起来毒打。中国军民，无论在马路上行走，或是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理发店理发，只要被日本大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在普利门至济南车站各马路，任意开枪，截扣车辆，断绝交通。并制造借口，以抓便衣队为名，挨家挨户地搜，百般折磨，直至杀害。居住在济南的一些日本人还组织义勇团，对早时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华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进行杀害。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这次惨案，日寇共杀害了中国军民3254人。　　日军在济南的所有暴行，蒋介石身临其境，耳闻目睹。对事件的处理，都是蒋介石亲自指示的。5月3日蒋介右严令他的军队停止对日军还击之后，日军开始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3惨案”。日寇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肆意捕杀他的官员，攻击他的士兵，污辱他的人格，他一概能忍受。对于日军屠杀民众，蒋介石更是不闻不问，却在5月4日下令蒋军全部撤出商埠区，还不许怠慢。蒋介石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派“日本通”去与日军谈判。5月3日派黄郭、陈韬，4日改派熊式辉，5日换成赵世暄，6日派王正廷、崔世杰。希望日寇能从其中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人，以达成某种妥协。但这些“日本通”皆道日寇凌辱，先后碰壁而归。5月5日，蒋介石再次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城内，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济南城，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蒋介石还引用日本发布的新闻中诽谤中国军队的材料来训斥部下。蒋介石竟对部下发出训令：“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即听其捕作俘虏。”　　作为一个军事主官，竟对部下发出如此训令，实是古今中外所罕有之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才下得如此坚决，毫不含糊--原来他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若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中已答应了抗日，若不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恐怕蒋介石连这个“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也不会下达，多半又要严令北平守军“不准抵抗”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了命令二十九军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守士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之外，还调动商震等部驰赴河北待命支援。在庐山上，蒋介石也有一系列主张抗日的举动。这一切，总算稍许洗刷了一点“不抵抗”的劣史。　　黄绍妨在其所著《五十回忆》一书中曾描述说：　　“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体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台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点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表现出来！　　在卢沟桥，日军进攻一开始，守军即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下英勇反击，给敌军以重创。　　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在庐山的蒋介石打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训练团，目的是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各省主席、各军总指挥为团副。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讲课。调集的受训人员是部队的中、高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参加受训。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当天就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7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攫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成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由于卢沟桥战起，庐山训练团停办了，蒋介石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人，又把全国军政要人电邀到庐山，7月16日开始举行谈话会。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人士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人士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此前中共代表已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了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