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丰镐房后墙弄有堵墙已倒坍，许多人从瓦砾上来来去去，哪知毛太君即葬身在瓦砾堆中呢。直等到去外地寻人的都回来说毛太君没有去，大家才开始从近处找，怀疑到这个瓦砾堆。后来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连夜点起汽油灯，发动许多人把瓦砾扒开，果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中了弹片又被倒墙压死的。遗体寻到后，暂时停放在佛殿内，立刻发急电向赣州经国告丧，经国闻讯后便和方良、爱伦乘汽车连夜往回赶，两天之内赶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亲遗体前号陶大哭，痛不欲生；他自15岁去苏联多年，回国后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别，怎能不叫他悲痛已极。当时他立誓要报杀母之仇，写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亲罹难处立石纪念。日军侵入溪口后，取走了此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民党奉化县学部书记王恩本摹写了一块石碑，此碑现存放文昌阁小洋房内。　　帐房宋涨生同时被炸死，经本周运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荐，我接任了涨生的工作。经国要为母亲造墓坊，请了多位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我先后陪过十三位风水先生到溪口四处看，都没有合意的地方。有一位杨寿棋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那时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养园，满处是大松树和大樟树，环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经国建议：不如就近安葬于此。经国同意了，就让母亲安葬在这块地方。　　在毛太君生前，我虽未进入丰镐房做帐房，但承她信任，丰镐房有什么大事我都去帮忙。她待人接物平易可亲，周到细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经国接到毛太君罹难电报，从赣州乘轿车日夜兼程赶回家来，一下汽车便奔到灵前，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但在悲痛之余，他处理各事仍有条不紊，我很佩服。　　这里，蒋经国千里奔丧的细节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机毛宁邵说他“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而唐瑞福的回忆则说蒋经国“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为确。但无论怎样，蒋经国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实而且强烈的，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　　蒋经国抚尸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将他救醒。蒋经国被救醒后，仍然跪在地上悲号不止，直至再次昏厥。这大约就是毛宁邵所形容的“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蒋经国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舅妈张定根和义姨母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在毛氏灵前哭得声嘶泪干，这时被蒋经国一哭，重又勾起伤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灵堂内外哭声四起，溪口山水为之失色。　　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丢弃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曾打算把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见。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天负责上香洒扫。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病。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怀。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葬大事。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小。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的政令：　　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枪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可是，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勘建大队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升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第六大队的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人蒋经国麾下的准备工作。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将达到了万人之多。　　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例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但是，勤建大队的队员无权自行拘捕人犯，这种权力属于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实际上，它也是勘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王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于1948年9月9日，它呼吁“上海的青年组织中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为平等而奋勇前进，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踊跃参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来，让我们紧密团结拧成一股劲，我们就可以彻底清除时代潮流中的残渣，努力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越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按照王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1）打倒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恶势力；（2）不存特权的念头，而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忍受别人不愿忍受的艰苦，对立法院委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不图非分之想；（3）援助贫病交迫的同胞兄弟；（4）为克尽我们对国家的千斤重任，要甘当无名英雄。总而言之，我们志在消灭两种组织，一是黑帮恶势，一是共产党。前者就是那些堕落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　　这样的一个计划，旗帜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又雄心勃勃，表现了蒋经国踌躇满志。必欲有所作为的决心。蒋经国初到上海，立即给上海的商人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上海的所有传媒工具不件其烦的宣传蒋经国的“新经济政策”，宣传蒋经国的那篇名噪一时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当时，蒋经国麾下的“戡乱建国大队”喊出了一个十分响亮又颇得民心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而被上海人称为“打虎队”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则喊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做艰巨的工作；尽最大的义务”的口号。这些口号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当时上海广为传诵的格言。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虽然只是俞鸿钧的副手，但实际上，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角却是蒋经国，俞鸿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　　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物价比其它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犯罪而予以处死。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买倒卖或囤积居奇。例如8月25日，也就是命令实行有效后的3天，经济警察抓获了2名推销蔬菜和肉类的小摊贩，控告他们的超过了8月19日的物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更有数十人沦人囹圄。其中罪大恶极的都被送到了特别刑事法庭。但是，大多数在那只是关上几天，就很快被放了出来。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小店主们。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在他的日记中，从9月1日开始，就记下了他准备一露锋芒的决心。1日，“下午，我决定开列一个大囤积者的名单，以便采取行动。”2日，他记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希望尽快查处有关违反经济法令的案件，并要求严厉处置大投机商。……今天，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不法商人。”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被指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令查封之后，居然还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荣家的头号人物荣鸿元犯有非法套汇外币的罪行，荣家的资产横跨棉纺、面粉业，而且还是南京“国大”代表的一员；其他一些人，象烟草公司的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积居奇、拒不按政府牌价销售货物的罪名。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宣判了死刑。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最高限阶；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但是尽管如此，驻中国的印度大使还是下了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四个多星期来，上海已经从狰狞可怕的模样变得和蔼可亲了。”　　为了确保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即8月19日的限价，也为了如期收兑金、银、外币，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决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机商人发难。　　第一个被蒋经国的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这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泄露经济机密，串通不法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经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这只“老虎”被蒋经国抓住，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陶启明被枪毙。　　紧接其后被“打虎队”逮捕的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张亚民、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此外还有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王春哲等。这一时期内，被捕入狱的有上海工业、金融业的“巨头”共计64人，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上海名流、蒋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居奇的大户、玩股票的行家们纷纷失手跌足，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受到严厉的检查登记。通过采取高压政策，蒋经国的“铁腕”总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场上的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勉强守住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的上海是殊为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蒋经国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喝采，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打虎英雄”等等。甚至还有人把蒋经国比喻为“雍正皇帝”，说蒋经国是“包公再世”。在沪的外国记者们形容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在整顿市场，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币制改革”也收效显著，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等总共价值3．73亿美元。可惜的是，这些黄金美钞都来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黄金、美钞的富商巨贾都几乎未受触动。　　蒋经国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这位“太岁”头上动了土，杜月笙却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他不动声色，只在背地里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蒋经国的“戡乱救国大队”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储银，密请“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因为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任杨子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弟！　　蒋经国倒也并不含糊，接到密报，当即布置行动，带领他的“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当场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资。这一来，还真让杜月笙吃了一惊，看来这位太子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蒋经国虽然凭了一时的血气之勇，查封了扬子公司，但他也确实尝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对蒋经国来说，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担忧的是宋美龄插手。万一孔令侃打出他的姨妈宋美龄的旗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没准就功败垂成了。　　当时，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都想看看铁腕人物“打虎英雄”蒋经国如何处置表兄弟孔令侃。　　孔令侃驰骋商场，有恃无恐，万万没想到一个跟头折在蒋经国手上。损失些钱财倒还不算什么，当务之急是要寻求脱身之道。他先去求助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而老谋深算的吴国桢正乐得坐山观虎斗，哪里肯出头？他以“不过问经济管制这件事”为理由，表示对孔公子的处境爱莫能助。　　眼看着风声日紧，孔令侃的父母当时都远在美国，远水难救近火，何况随着父亲孔祥熙的下台和在蒋介石面前的日益失势，孔家门庭冷落之象已露，这种时候，没人落井下石就是好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出面干预呢？更何况对手是蒋太子经国，哪头冷，哪头热，不懂事的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谁敢在这种时候强出头？　　万般无奈之际，孔令侃只好祭起了宋美龄这最后的一个法宝。一纸急电，送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宋美龄收到电报，立即飞赴上海，找到蒋经国，严令他立即将扬子公司这件案子撤销。　　蒋经国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他硬着头皮顶了回去：“阿妈，我奉父亲之命而来，如果撤销了此案，如何能服众？阿爸的威信又如何能维护呢？”　　宋美龄毫不退让：“你只管放人好了，阿爸那边我来解释！”　　蒋经国据理力争：“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件案子涉及到整个计划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广　　宋美龄愕立当场，她想不到蒋经国会如此不给面子：“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说完，转身离去。她并不离开上海，而是径直来到孔公馆，亲自保护孔令侃。　　一到孔公馆，宋美龄立即给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打了个紧急电话。当时，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支大军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华北局势也很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紧急军事会议，与傅作义等人商议偷袭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这时，蒋介石的侍卫官进来报告：“先生，有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焦急中又有几分恼怒的声音：“你必须马上到上海来一趟，十万火急！否则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一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你的大公子把今侃的扬子公司给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头上来了，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上海一趟才能解决。”　　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有重要军务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谈！”　　“不行！这件事已经威胁到我们蒋家与孔家的关系，如果不及时处理，令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令，他对我们家的底细一清二楚。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抢先登上了飞机，同蒋介石密谈了一番，然后才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的陪同下乘车直驱市内下榻处。　　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　　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一份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因为，一旦他们的私人存款数目被公开，那么不但蒋介石夫妇个人的“政治形像”受损，而且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态度。蒋介石打内战，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援华”的美元都成了蒋氏家族的“私房钱”，一旦中止援助，则蒋介石在大陆上恐怕就连一天也支撑不下去了。这一点，蒋介石夫妇心知肚明，蒋经国也是深晓其中厉害。在孔令侃的“杀手”面前，老蒋和小蒋总算达成了“共识”。事后，蒋经国沮丧地对同僚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好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谓不坚，行事不可谓不果断，一开始，确也十分认真地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枪决张亚尼、戚再玉等，甚至还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抓起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可惜，蒋经国的“励治图新”精神再强，决心再大，也终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较真也好，较劲也罢，较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此外，所谓“限价”和“收兑金银”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骑虎”。当初，蒋经国选拔了一万两千多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到街上去游行。携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甚至居民住宅，到处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元券。虽然收兑的数目可观，却丝毫未曾触动拥有巨额外汇和大量金银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财团，真正受损的不过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在“限价”的严令之下，上海的商人们采取了一个对策：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须品藏起来，物价虽然稳定，却是有市无货，所有的贸易行为都转入黑市，致使黑市物价猛涨，市场萧条、工厂停产，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面对如此形势，蒋经国是“有心打虎”却无奈“身在虎背，双手被缚”，若不是老蒋出面帮忙，恐怕他连“下台”的退身之阶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升斗小民们这才发觉上了国民政府的当，用黄金、白银、外汇从国民政府手里换回来的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废纸片！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曾描述说：　　“经国在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挽救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烈烈轰轰的“经济改革”就以失败而告终。“老虎”一个没打着，只落得拍死了几只“苍蝇”！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在京沪报纸上发表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而辞职，不再问事。以后，他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场了。　　6．国事·家事·天下事　　对于蒋经国来说，“打老虎”失败、“经改”杀羽而归都还不足为虑，也更不足为痛。当时的局势，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权发发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为之痛、神为之忧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缎”，老蒋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予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9年1月10日，将经国奉父命赴上海，将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经国于1972年5月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就任后，曾大力整饬行政工作，政声颇著。他曾于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说：　　现在经国要讲到自已的一点事。前两个星期，经国和好几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朋友见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说，国外的人觉得“行政院”长经常到各个地方跑来跑去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破坏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层负责的要求。这一意见，我却有一层不同的看法。……我身为“行政院”长，到任何一个地方，完全是听取意见、了解状况，从来没有立即作过一个决定，下过一个行政令。我做一个决定，下一个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商量才采取行动的，因此我没有破坏行政体制，更没有妨害分层负责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欢山水，喜欢海洋，喜欢外岛，我说利用周末和星期假期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到鱼港、到矿场、到工厂，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见面，同时也在晚间投宿在幽静的处所，澄凝我的意虑，清新我的心神。因之，我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办公室内，而是在清风明月之下，在山桥流水之间，在金马外岛之日，在海滨漫步之时。　　古语说：“三思而行”，我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再思三思。但是自从总裁崩逝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责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惧，所以过去“三思而行”之事，现在往往要“百思而行”。因此希望各位同志了解，平时我到各个地方去，并没有怠忽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甚且我还鼓励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乡村、多到部队、多到各个基层，多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乐趣，当你饥饿时，在豆腐摊上吃两碗豆浆，在馄饨摊上吃一碗馄饨，在粽子锅边吃两个粽子，这是多么的简便和愉快。并且可以不打扰他人，无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适。　　经国和全党同志，在情感上来讲，是弟兄的关系；在责任上来讲，是同志的关系。今天艰苦困难的环境，国难党责日深一日，经国自当相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党工同志和全党同志，不推卸责任，不放弃原则，来贯彻本党团结、反共。创造、服务的政策。　　据实而论，蒋经国在政治立场上固然与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小蒋与老将都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出门时，所乘汽车是防弹的，连冬天所穿的披风也是防弹的。而蒋经国则不同，他位居高职，却经常抽出时间下乡，到农村和工厂“私访”，与民众直接接触、交谈，有时甚至进入简陋的小饭馆随意小吃，有一次还参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因此，蒋经国在国民党政界、尤其是国民党逃台之后的“政界”；被公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精神主义者。例如他1969年3月视察金门时，曾号召守岛官兵阅读《哥伦布传》，说：“哥伦布遭遇许多困难，终于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读了他的传记，会使人产生勇气。而我全体官兵一定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冒险家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任命台省籍人士谢东阂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提出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措施。在肃清贪污方面，他把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且又受过蒋介石赏识的前“行政局长”王正宜判处无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当年“打虎”未成、为“亲眷关系”所阻的恶气。为了肃正纲纪，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诫条，如公务人员不得涉足酒家、舞厅等不正当场所，婚、丧、嫁、喜庆的请帖不可滥发，加班费、出差费不准虚报，不作不必要的视察等等。所有这些诫条的矛头所向，的确是当时台湾政界的病根。诫条一出台，一时使得“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不敢稍有疏忽。　　这十项革新措施的颁布，对于蒋经国这个基督徒来说，无疑于“十诫”，他是身体力行的。在一次“行政院”院会上，他讲话说：“做人要‘平凡’，对名利要‘平淡’，对工作要‘平实’，这平凡、平淡、平实六个字非常重要。凭借个人优秀才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是讲求团队精神的时代。所以，每一位官员，都应该深人民间，确实的接触问题核心；我本人对于法令、规则的整顿，累积的案件，也要立刻加以整理。社会人士对这次的新内阁，称为‘财经内阁’，‘战斗内阁’或‘自强内阁’，但是坦白的说，我个人愿意称它为‘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的内阁’。”　　综观蒋经国在大陆时期及逃台之后从政的经历，他所说的“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倒也不全是表面文章，也不算是自我标榜。只不过，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他心目中的“国家”。“国民”的概念只是一种极其偏狭的概念而已。　　在台湾政界，蒋经国的“政声”是比较好的。而与乃父蒋介石相比，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名声”至少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虽然有过两次外遇风波，但他毕竟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停妻另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另寻新欢。他与夫人蒋方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从一而终”了的。　　蒋经国的家庭观念较重，这一点倒是继承了乃父的遗风。蒋经国“正式”列入门下的有三子一女，即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和女儿蒋孝章。其中，除蒋孝文和独生女儿蒋孝章出生在苏联之外，余皆生于大陆。　　蒋经国重视亲情，喜欢家庭生活的氛围，认为在家庭和睦欢愉的气氛中，是一种最好的休息。1961年，蒋经国喜得外孙俞祖声和孙女蒋友梅，这表姐弟俩是蒋经国的第三代，蒋介石的第四代儿孙，一时成为蒋氏家族的凤凰，备受宠爱。蒋经国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他每每在家中与蒋友梅和俞祖声这一对表姐弟做各种游戏，甚至趴在地上一起观赏玩具。在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间，这一对表姐弟是蒋经国忘忧解烦最大精神支柱。每当政务繁忙、劳累苦恼时，一回到家里，见到这一对碧人儿，蒋经国就立即笑逐颜开，暂时把外界一切的烦心事都忘到脑后了。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碟的，依次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子均为蒋介石所赐。蒋孝文是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则是她父母回国前一年出生的。此时，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尚在人世，毛福梅十分钟爱这一双孙儿、孙女。尤其是蒋孝章，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毕竟是男孩子，幼时顽皮是难免的，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则为哥哥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唯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的少女了，可说是人见人爱。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同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1957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1960年举行婚礼。婚礼仅在双方家长与极少数亲属的祝贺下，很简单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姊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始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国，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国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甚至蒋家的至亲都不知道。　　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4月13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后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俞扬和夫妇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据说，俞扬和担任“中华航空公司”顾问及“中国造船公司”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在上街办事或购物。俞扬和人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较，差距颇大。　　俞大维生于191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更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从抗战胜利后，就入阁担任部长，一直到1964年辞去“国防部长”为止，可以说是台湾政坛上的长青树。许多学者都认为，俞大维是台湾最有学问的一位部长。俞大维先生曾担任过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对蒋经国极为关爱照顾，因而影响蒋经国很大。由于俞大维与蒋经国曾是长官部属的关系，因而极受蒋经国的尊重。　　俞大维个人从政的经历，可以称得上元老重臣的。他自1948年翁文颁内阁就出任了“交通部长”；继之，孙科“内阁”、何应钦“内阁”，交通部长一职也都由他担任；以后的俞鸿钧“内阁”、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涂“内阁”，俞大维都是“国防部长”。此外，1950年陈诚第一次担任“行政院长”之时，发表的“内阁”名单，“国防部长”原是俞大维，旋以俞大维在美另有公干，未能到任；始由副部长郭寄娇代理而后归陈。因此，俞大维的宦路历程，可说在七届“内阁”中，三任“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其中一任未到任），如此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一个阶段“政府”也等于古代“一朝”，那末，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了。　　俞大维的作官资历，在国民党元老中，几乎无人可比。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是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在此期间，俞因病赴美国治疗时，总是把部务交由“副部长”蒋经国代理。1964年，俞大维因病辞职，逐向蒋介石力荐蒋经国，这才使蒋经国于1965年担任了“国防部长”，从此在台湾政界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现。　　蒋孝章虽然同丈夫住在异国，但仍与父母有着密切的联系。她除了定期回台湾省亲之外，在国外期间也经常以书信禀候双亲。　　蒋经国对这个独生女儿的宠爱之深，竟然表现在他经常把女儿的书信直接引录到自己的日记中，这是“孝”字辈后代当中绝无先例的。如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记载：“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章女曾说：人生的价值，不止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与人共享苦难。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蒋孝章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若纯然出自她的颖悟，也算是较高境界了。而她竟然以此影响她的父亲，使她的父亲在日记中摘而引之，仅此一点，也是可见这父女之间的感情是多么融洽与深厚了。　　蒋孝文是蒋经国的长子，蒋介石的长孙。他生于1935年12月14日，当时蒋经国仍然在俄国。由于他是长孙，自小颇得蒋介石宠爱。他小时候相当伶俐，而且也有那种混血儿的漂亮，蒋介石喜欢和他下棋玩；当年的官邸摄影官胡崇贤曾拍过一张祖孙下棋照，参加国际摄影沙龙获得铜牌奖，照片中那个一脸聪明相的小孩就是蒋孝文。　　大人物的后代，除非严加督促，否则就很容易变坏。一种是过分溺爱，因而任性非为；一种是被人带坏，因而花天酒地；另一种则是长辈太“伟大”，这种压力迫使他们自暴自弃。这三种因素在蒋孝文身上可能都出现过，因此成年后蒋孝文性格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蒋孝文读过一阵陆军官校。由于任性而退学，于是转到美国念书；在美国他依然任性，于是只得回台湾，在台电做事。有一次台北警方和宪兵接获报案，说有人在第一舞厅酒后闹事，翻台子摔椅子，并且还拔出左轮手枪张扬，于是宪警立即大批赶往第一舞厅，一问之下，发现是皇太孙闹事，把这些宪警吓坏了，几个胆子大的冒着危险骗走他的枪，然后又说好说歹说地护送他回家了事。　　大约在1955年左右，蒋孝文因醉酒导致糖尿病发作，因救治不及时，从此脑部受到严重损伤，记忆力明显衰退，情绪不稳定，遍请中外名医诊治，均无效果。　　由于蒋孝文得了长期慢性病，在蒋介石公开儿孙辈的信札时，似乎都刻意不提蒋孝文。蒋介石逝世时，蒋孝文也没有公开露面，只是由妻女扶着到灵堂及慈湖叩头。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日记”里有两次提到“文儿”，指的就是蒋孝文，他也提到了蒋孝文的“抱病”。　　蒋孝文如果不出意外，以他现在年龄，理论上是很可以搞政治的。可是瘫痪的身体已使得他必须终生远离政治。　　由于蒋孝文的不幸，蒋经国夫妇对自己的大儿媳十分照顾。孝文之妻徐乃锦漂亮伶俐，形象清纯随和，她的娘家在台北拥有一个小型的企业王国，包括工程公司、观光饭店、餐饮业等。　　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孙女。她的父亲徐学文，早年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因此，她是个混血儿。她比蒋孝文小3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家住得很近，还经常一起游泳或一起做其他消闲活动。但性格并不投合，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不过，蒋经国对这位准儿媳妇早已看中，认为她将来定能协助蒋孝文共创大业。蒋孝文小时候十分贪玩，有如一匹脱疆野马一般，而徐乃锦正好驾御他。这一桩心事，经常在蒋经国心头索绕。徐乃锦从女师附小毕业，到台中静宜文理学院高中部念英文，毕业后，她到德国先待了八、九个月，再转到美国加大（USU）心理学系，后来进入心理学研究所。在美期间，她与蒋孝文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中，再度重逢。此时，徐乃锦已长成了大姑娘了。蒋孝文与她终于谱出一段恋情。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如果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得到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蒋孝文与徐乃锦为了此事，均感到相当困扰。徐乃锦的家长要她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即怀孕回国待产，生下第一个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国。蒋孝文开始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甚为恩爱。　　有人说，徐乃锦嫁到蒋家，完全是政治婚姻。但徐乃锦虽然为“太子妃”，接近她的人都会发现，她非常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她在教育研究所任教时，教学认真，对学生很照顾，但学生都不知她的背景。尽管她在蒋家的声望极高，但她没有很重的权力欲，因此，可以算是个温和人物。　　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曾任樟脑局长，个性内向，来台前，在上海开药房。1949年左右徐乃锦父母迁居台湾。来台后其药房里有个学徒自行创业，赚了些钱。但不久生意做垮，妻子病倒，这位前学徒带着四个小孩无处可去，最后还是找上徐家。乃锦母亲清扫出后院的一间小屋，收留了这不幸的一家人。这位学徒在那间小屋子住了七八年，然后再创业成功。人是有感情的，这是人的天性，尤其在落难时。那位学徒后来事业成功，每星期都会去探望乃锦的父母亲，希望聊表感恩之情，但被婉拒。　　这位学徒搬出她家后，后院的小屋子她母亲让给她的同胞德国朋友住。这位德国朋友带着一个女儿，身无分文，在她家的小屋子里住了10年。　　她的母亲徐曼丽是德国人，性格外向而好客。她的父母亲感情好，母亲对中国习俗并不十分了解，很多地方必须依赖她父亲。然而，她的父亲公事繁忙，很多事又不能亲自解决，必须通过她的母亲代理。例如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她的父亲无暇出席，总是请母亲参加。那个时候，她的母亲虽然会讲中文，却不熟练。因此，在很多有关孩子的特殊场合，她母亲总是让徐乃锦间接做主。她是家中老大，自然承担老大的责任。她母亲还有一位德国好友也嫁给中国人，两夫妇在台大教书。不幸，这个太太得了重病，她的中国先生的经济拮据，而那位德国太太临终前的最大的愿望是“吃德国菜”。徐乃锦的母亲每天下厨为她的同胞做地道的德国菜送去。不久，徐乃锦的母亲有事须出国，她请佣人来给德国好友做菜，每星期换一口味。3个月后她母亲回国后，就去探视这个朋友，第二天她的德国好友才瞑目逝去。　　徐乃锦的朋友提到，“她回忆幼年生活，常常认为独立的个性，与她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朋友们相信，这种“互相式”的家庭沟通形式，融塑她“可以商量而非强制性”的处事立场，以及热情而爽朗的交友态度。她的家总有客人。她的同学，她弟弟的同学，都喜欢到她家。她家本来住在安东街，后来搬到连云街，念初中时再搬到罗斯福路。她最快乐的童年，就是这一段时光。那时，她就读于女师附小，平素三四点放学。她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公卖局对面，她父亲的公事能常在下午四五点钟办完。夏天日长，甚至每天带着烤食具到淡水海边，边嬉水，边进餐。一直到她家迁移到罗斯福路，她父亲公事较忙，不能常去游泳，她家后院盖了个小游泳池，经常满院子都是小孩。　　徐乃锦嫁到蒋家后，对一位年轻的女性而言，她尝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体验到的“第一家庭”的生活，但是，她从来未曾以此做为“出人头地”的资本。凡与她交往的朋友都评价她“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蒋孝文得病前，徐乃锦每周总要去探望公公、婆婆两三次。有时候还自己下厨做菜给公婆品尝。她常说：“公公婆婆给我的帮助，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表达的。”接触过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极其温婉可人又平易热情的人。　　就在一切都美满的时候，蒋孝文突然大病一场。此后10余年间。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即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常年住在荣总，有时偷跑出来玩而迷路……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对于比他小3岁的妻子徐乃锦是毕生最大的打击。徐乃锦是一位心地善良，意志坚定的女性。她辞去工作，在丈夫5个月住院期间，整日镇守病房，陪侍照顾。此后10多年来，她对蒋孝文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夫妻感情仍很密切。她以妻子的角色，协助蒋孝文克服疾病痛苦。她遵照医生指示，以各种不同游戏，协助蒋孝文的反应、记忆。她地位特殊，然而，自蒋孝文病发，她克服异于常人的心理症结，走过那样漫长而低霸的岁月。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曾经到徐乃锦家赴宴的友人指出：“他们家请客，蒋孝文都和大家一起用餐，他们夫妻俩感情甚笃，不时有亲妮的称呼。”“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她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不过蒋孝文的病，对她总是很大的打击。那时，她还年轻，但是虽然发生这种事，她还是勇敢地活下。她读的心理学，修得硕士学位后，曾到国际妇女会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人女青年会。在女青年会中，从担任董事到担任副会长，她始终积极工作，不遗余力。许多人都认为徐乃锦参加社会工作无非是“大少奶奶打发时间”，但徐乃锦坚决否认这种说法。她辩解说：“女青年会不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太太们，相反，她们当中有大法官、律师、教授，她们都是专家，都热心公益，希望为社会出力。”诚然，徐乃锦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与她个人的遭际多少有些关系，而正是因为投入了社会工作，她才发现还有更多比自己不幸的人，更需要理解和帮助。当然，以她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而言，她的生活不用发愁。但是，她选择走出家庭的方式，充实生活，为更多的人服务，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大醉之后忘记服药，待家人发现时，他已昏迷不醒。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从此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废人。　　对于蒋孝文，因系蒋氏家族中的长子长孙，蒋介石对他原是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蒋介石将蒋孝文送到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但他受不了军校生活的严格和艰苦，不久便任性地退了学，转到美国读书去了。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台湾，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等职。蒋孝文个性刚强执拗，认准了事情就干到底，谁劝也不行。除了性格上自幼养成了十分任性之外，蒋孝文也还算是有些才华的。1970年，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时，曾精心策划并亲自参与施工，建立了现代化的金门发电厂。这座发电厂至今仍在正常使用中。　　但是，执拗任性的性格却也酿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他早年便因遗传患有糖尿病，1955年已经遭过一次险，医嘱他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且绝对不得饮酒，不能熬夜。然而他却不听医生的劝阻，终于在1970年的大醉后落下了终生残疾。后来经过治疗，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在意识方面则错乱得很厉害。1988年秋，经台北荣总医院检查，他的喉癌已到晚期。1989年，蒋孝文病逝。　　蒋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于奉化老家，他的大学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念的，在慕尼黑念书时，他轮流在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前台湾派在德国的地下“大使”）和李元簇家中住，由于李元簇有过照顾皇太子的功劳，因此他们的政治行情多年未衰。　　蒋孝武书念完后到美国结婚，而后即返台。现在从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出两封他写给当时在念书的蒋孝武的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68年7月15日，信文曰：　　“武孙：7月10日来信，刻已收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6月 14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复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复，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　　第二封信的时间是1969年12月9日，当时蒋孝武已准备结婚。信文：　　“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收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不能作复。但近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日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亲来美主持婚礼，故嘱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　　蒋孝武返台后，蒋经国似乎一直在努力培植他。他分别干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中广公司”总经理、“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这些职务的安排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时期，他又到“中国文化学院中美系研究所”念了个硕士。　　蒋孝武在美国结婚后即回台，25岁起就一直跟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蒋孝武从26岁那一年起就担任“辅导会”的顾问，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辅导会”外，蒋经国也相当有系统、有章法地让蒋孝武见习党的事务。国民党的中央政策会专管政策形成。政策协调和政策贯彻，蒋孝武在政策会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委员（管一些事，但很少和其他职员一起上班）。另外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乃是党的核心部门、蒋孝武也长期是“组织工作会”的委员，这对他见习组织工作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他干过中央委员会的秘书等。蒋孝武依次序干这些职位时的年龄还不到30岁，如果过分的倡苗助长，对蒋孝武本人或对其他人，都难免会有不良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才本着“让他参与多一点，可是没什么名份”的原则，对蒋孝武进行暗中的提拔和训练。　　蒋孝武从26岁起就一直负责“华欣文化出版中心”，这是个大出版公司，钱是赵聚钰的“辅导会”系统所出的，目的似乎是让蒋孝武借着这个机构来拢络文化人。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蒋孝武用人不当，其成绩并不显著。　　那几年，台湾三家电视台都是自行申办进口事宜，“华欣”的几个文化混混眼见有利可图，于是打着蒋孝武的招牌提出计划：外片进口由“华欣”统筹办理并于进口后统一分配。这个计划使三台负责人傻了眼。同意吗，就利益受损，如果反对就会开罪蒋孝武，搞不好金饭碗都被敲碎了。大家没了主意，只好找吴俊才求救，吴俊才也不敢得罪蒋孝武，于是吴俊才又去找秦孝仪求救，秦孝仪毕竟胆子大一点，他直接跑去找蒋经国，这个案子才被压了下去。由这起案子来看，蒋经国虽然仿佛一直去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在识人断事上，表现的确是不如人意。　　蒋孝武长得仪表堂堂，像模像样，不过他的几个跟班向他挺直腰杆以及鞠躬如仪的镜头却让人反胃至极。大人物的后代自小被人恭敬得成了习惯，识人也容易以鞠躬的弯度来作为标准，向他鞠躬弯度大的是好人，弯度小或不鞠躬的就是坏人，而实际上则是小人才鞠躬，有才有德的人是不干这一套的。大人物后代容易被小人包围，这似乎已是中国历史上的规律。　　除了“华欣”会外，蒋孝武长期负责“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广”，并一直担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之职务；他在这个圈子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三家电视台虽有官营、党营、军营等三种差别，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家人，自然也都要买蒋孝武的帐。　　蒋孝武负责“中央电台”，这个电台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心理作战单位，它和情报系统以及军方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是蒋孝武后来能够逐步涉足情报治安系统的出发点。　　至于台湾的三家电视台，由于蒋孝武的身份，都非常买他的帐。蒋孝武似乎也真的了解三台本来就是靠他家吃饭的机构，他对三台的负责人经常颐指气使。每年台湾的广播电视界都会在年底举行聚餐义卖，由蒋孝武主持，大小官僚及明星云集，蒋孝武也都会拿出一些东西义卖，他认为反正这些人平时已捞够了，这样小小的敲一笔也算不了什么。　　蒋孝武从1976年起，（时为31岁）逐步涉足情治工作，心战、情治会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都参加，并且也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当初，蒋经国作这样的安排，似乎有意让蒋孝武逐步统领情治机构，一如蒋介石当年栽培蒋经国的模式。　　蒋孝武和他兄长年龄相差门岁，因为年龄的悬殊，他自小颇得宠爱。年轻时代他被送往德国，大学时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这种安排，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使蒋家王朝代有传人。蒋孝武在德国传统教育熏陶下，形成日耳曼式的刚直个性。但是又由于他家世的特殊，使他年轻时代在半寂寞的状态中，养成冷毅而强韧的个性。　　蒋孝武的风流韵事，在民间更是绘声绘影。连他的首任夫人，也是谜团，外间很少有记载。蒋孝武夫人的娘家、包括她本人的名宇，未见有任何大众传媒的报道过。目前，仅知他的夫人为瑞士籍，在德国留学之时认识的，在美国结婚。　　蒋孝武这个夫人随丈夫返台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仅知道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蒋孝武后与该瑞士籍夫人离婚。孤家寡人的蒋孝武离婚时正处在年富力强之际，因此，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　　正如蒋孝武其人很神秘一样，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注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俩挽手在四处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　　这位郑家大小姐，非但在亚洲区域中数一数二，即使在全世界，她也曾被列为十大最有身份的未婚女性之一，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为重点。她能在20多岁芳龄便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由于郑家有如此庞大的企业，自然引起不少人士的“幻想”而心怀叵测者亦不乏其人。数年前，这位最有身价的女企业家在吕宋岛曾被一帮匪徒绑架，匪徒的目的当然是白花花的银子，且要求的数字以亿计。郑家当然不愿被如此要挟，但为女儿家的性命，除了给钱一途外，只有动员尽速救人。郑家采用的是后者，雇佣了无数枪击好手，经过数昼夜枪战，在毙匪十数名后，才救得美人回归。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能不被那里虎视眈眈的“幻想”份子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　　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的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而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然而将庞大资金转移，若无大靠山则很难实现，为万全计，政治联婚当然是一最可行的好办法。例如，权势与金钱的结合，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就是如此。蒋孝武与她的瑞士籍夫人离婚，或许与他的政治前途有所关连。而他与郑绵绵的神秘婚姻，也有这个权势搭配的重要因素。可借这段婚姻中属于“地下”阶段。据说按郑绵绵的生辰八字，她的定情年当在2年之后，而在这期间，却又传出蒋孝武与蔡惠媚秘密同居，以至在新加坡结婚的消息。这样，蒋孝武与郑绵绵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蒋孝武奉派前往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　　台湾驻新加坡的机构，正式名称是“驻新加坡共和国商务代表团”。　　蒋经国把亲生儿子外放，是有其打算的。　　（1）为了实践诺言。在各方早已盛传蒋孝武羽翼已成，终将继承权位的情况下，蒋经国特别在1985年12月发表演说，坚定指出蒋家的人不会也不能继承权位。但是，这一演说显然未能澄清疑云，依然有人在指责蒋孝武揽权固位，暗中建立未来继承体系；海外也有舆论说蒋孝武势将接班。看来，演说已挡不住众人的猜测了，只有拿出“行动”来，才能堵住众人之口。　　（2）不想让儿子为人利用作为政治工具。热衷攀龙附凤的人物大有人在，有些惯在台湾社会拉关系、搞风雨的政治投机分子以及一些与帮会有牵连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一直包围在蒋孝武身边，为他筹谋划策，想及早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但自己早晚也能进来的政治体系。因此，为了实践自己诺言，也为了爱子不至为人利用，才决心干脆把儿子送到新加坡去，也好让他在外面多阅历一番。　　蒋经国之所以替儿子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微妙，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李光耀一到那里，总会流连忘返，尤其是一到“民俗村”，一看到排列十八般武艺及中国功夫的武术馆，李光耀便会沉醉其中，忘了时间。经常是时间已到，飞机将要起飞，随侍人员已在催驾，而蒋经国总是很有耐心地说：再等一会儿，让他再多看一会儿。基于上述的交情，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90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这可能是蒋经国为何将蒋孝武“放”到新加坡的最主要理由。　　就在蒋孝武奉派为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后的第二天，台北《自立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记与蒋孝武的几次长谈》的文章，文章谈到蒋孝武10月前离婚希图再娶的事而引发出蒋孝武对续弦择偶的牢骚。可是，却又为蒋孝武来了一次善意的隐瞒--明明知道蒋孝武已经有了一位本省籍的蔡姓红粉知己，却始终不着点墨。　　据了解：蔡小姐端庄嫡雅、本来相当外向，活泼大方，可是自从跟蒋孝武成了密友之后，收敛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蒋孝武本人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她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因此，很少有几个人，见过蔡小姐的庐山真面目。不过，见过蔡小姐的人都说：蔡小姐身材不高，是一位袖珍型的小姐，相当健美，且妮娜有致，少施脂粉，淡扫蛾眉，娟秀至极，很讨人喜爱。春节后，蒋孝武赴新加坡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及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曾经先后请蒋孝武跟蔡小姐吃饭。说是吃“春酒”也好，说是为蒋孝武饯行也好，反正那餐饭吃得宾主尽欢，蔡小姐也因此而特别“曝光”。　　蔡家虽是台籍家庭，但家风十分洋化，蔡小姐从小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中文名叫惠媚。蜜雪儿芳龄18岁时，某日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一见钟情，立志苦追这个年龄足以当他女儿的俏人儿。当时蜜雪儿正值如花年华，慕名追求者不在少数，年龄与条件相当者也不少，蜜雪儿眼界高，加之以蒋孝武年龄稍长，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蜜雪儿并没有把这台湾第一家族的公子爷列人考虑对象。然而蜜雪儿毕竟是富于魁力的，蒋孝武不顾阻力，仍勤勉紧追不舍，接送如仪。蜜雪儿自美国学校毕业后，原打算到美国读书，暂时避开蒋孝武的热烈追求，然而申请时保密不够，被蒋孝武中断。蜜雪儿身边的追求者-一知难而退。蒋孝武的“一往情深”，终于扰乱了佳人的芳心，就和蒋孝武好了起来，同居在一起。蜜雪儿悄悄成了蒋太太，随蒋孝武到新加坡上任，但这件事是否禀报过蒋经国夫妇，却成了一个谜，据说新媳妇并未见公婆就出了台湾。另外，据说蒋孝武的这位红颜知己蜜雪儿也卷入了台湾一桩大丑闻之中去。这就是“佳山工程”的大骗案。“佳山计划”是军方从1979年就着手筹划的，起初是由军方的航测单位空中摄影，拟定计划。台湾军事单位的军事计划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局外人当然不能得知，但是由于“利欲熏心”，居然有人利用“军事机密”到处招摇撞骗，最后有许多人因此吃上官司。其所牵连的人有平民、有军人、有高官、也有贵族包括蔡姓家人。据传蔡小姐通过蒋孝武的关系拿到“佳山地区”的通行证，而蔡小姐的家人便以此在外面声称他们可安排这项工程的发包，向人索取了5000万元，“佳山计划”更因此而泄露了出来。当然，知道蒋孝武有蔡小姐这位红粉知己的，自然不敢追究，并且网开一面。吴丰山不愿为此而让关心蒋孝武的人士，同声一贺，但消息灵通人士已透露，蔡小姐已经秘密赴新加坡，与蒋孝武“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消息于1986年4月11日传出。蔡惠媚成了蒋孝武的新夫人。　　蒋孝武掌握台湾情治机构，是蒋经国有意栽培之举。但蒋孝武却难成大器，一是因为他资历浅、声望不高，二是因为他性格乖张骄横、喜怒无常，很难造就。此外，最主要的是，自从台岛解除“党禁”之后，“家天下”的模式已经过时，不为公众所接受。所以，蒋经国也无意让孝武接自己的班，而放手任其“凭本领吃饭”了。　　蒋孝勇生于1948年10月27日，现年48岁，近年来，他也是各方喜欢谈论的人物之一。　　蒋孝勇中学毕业后即进入陆军官校，如果军校能顺利念完，他应该是1972年毕业，不过，他陆校并未念完。原因是身体不好，足踝受到重伤。　　蒋孝勇在1968年一进陆校就断了腿，在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到两封有关此事的信件。　　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　　“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　　“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蒋孝勇在军校念书时，由于身体不好而成了特殊学生。校长和教官也都为此困扰，不过蒋孝勇和同学似乎还处得很好，放假时他常会请同学去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作客；蒋孝勇喜欢养狼犬，西子湾行馆里就有好几条他当时养的狼狗。　　后来，蒋孝勇在军校念不下去了，于是办转学，转到了台大政治系，在这里他倒念得很顺利，因此他的学历是台大政治系理论组毕业。在台大政治系这段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　　蒋孝勇在大三那一年和当时的“公路局”方副局长之女方智冶结婚，时为1973年7月23日。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则似乎是在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和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分不开关系的。　　蒋孝勇在这个财务生产系统上，地位逐渐变得重要；中兴电机和“中央玻纤公司”这两个主要的党营生产事业都由他主管，他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至于。中央玻纤。，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它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蒋孝勇被父亲安排的生活道路似乎是财经为主。可是，无论蒋经国怎样刻意安排，蒋孝勇也仍然和他的二哥孝武一样，需要磨练自己的地方太多了。蒋孝勇出生时，他的父亲还在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任上，而且正处于“打老虎”未成，进退失踞的尴尬境地中。再加上当时蒋家王朝在大陆上的败局已定，其祖父蒋介石正在筹划着下野大事，所以，这位“三皇孙”降生之初，并没有得到多少宠爱。随祖父迁往台湾后，蒋孝勇的生活环境大有改观，人们把他当贵公子看待，恭维、宠爱有加。但蒋孝勇生活温顺，对待同仁和长辈都很谦逊，所以，他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蒋介石也许是因为到了晚年的缘故，对蒋孝勇十分溺爱，而蒋经国对这个小儿子却处处严格要求。孝勇在校读书时就特别喜欢养狗，步入社会后，台湾的养狗爱好者们投其所好，鼓动他出面成立养狗协会。这件事被蒋经国知道后，大发了一顿脾气，责令他从此断绝这种念头。另据传闻，在国民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向蒋经国进言，把孝武、孝勇兄弟二人拉人“中央委员会”，遭到蒋经国的拒绝。后来，在初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上，有人还是把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列在其中，结果，蒋经国在审阅时又提笔删掉了二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蒋经国算得上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至少明白怎样做才是爱护儿子的政治生命。　　蒋孝勇与方智。冶结婚，双方是自由恋爱，并无其它背景。当年，他们的长子蒋友柏出世，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孕后婚的，不过，蒋介石对这位“三皇孙”的婚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成婚，还让新闻界发了专稿，并配发了照片，这在蒋家第三人的婚事中是从未有过的待遇。　　方智怡的父亲方思绪，是他的女儿嫁给蒋家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台湾“高速公路局”的局长。而在此之前，方思绪只是公路工程队的一名队长，一个技术人员而已。“自古攀龙客，都为福梁谋”，蒋孝勇与方家小姐的婚事，自然是双方恋爱的结果，方思绪并无“攀附”之嫌。但毕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方思绪之迅速升迁，一时曾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1989年3月，在台湾工商界一直很活跃的蒋孝勇向其自任董事长的“中央电机公司”请了一年的长假，举家迁往加拿大，此时，距离乃父蒋经国离世才只有一年多一点。临行前，蒋孝勇对记者表示：蒋家的过去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总要打个休止符。言谈间，他仿佛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公众社会对“前总统”的一些批评感到难以忍受，所以才决定离开台湾。对于日后的发展，他只表示“我只是尽我自己的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蒋经国的一对不姓蒋的儿子--章孝严、章孝慈，是蒋经国1942年在江西与章亚若非婚所生的一对挛生兄弟。　　章氏兄弟出生不久，生母章亚若便病逝。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也为了不损害蒋家的名声，章氏兄弟不仅未能正式进入蒋家，甚至连姓氏也只能从母姓。　　章氏兄弟的长兄章孝严曾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香港报纸在评论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兄弟时曾说：论学问和才干，庆属同父异母的章孝严。章孝严从台湾“外交部”基层干起，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和二等秘书；1979年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湾参与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对“台美关系”及“台加关系”起许多实际作用。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因此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章孝严又是个处事冷静、反应敏捷、精明强干的人，舆论界都认为他“提升潜力很大，外交前途未可限量。”　　章孝严乐于与外界接触，不拘小节，开朗敢言。多年来，他并不忌讳别人谈论的家世。不过，他不愿别人过于张扬。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他说：　　……我民国三十一年出生在桂林，三十八年跟家人来到台湾。　　童年时期，正值抗战，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跑，曾经去过重庆，也到过南京、贵州。我的大舅舅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最长一段时间是在江西南昌度过的。在那里上了一所教会小学校。叫做弘道国民小学。　　母亲在我和弟弟出生还没满月就过世了。所以我对母亲也只有靠日后获得的一些照片来建立一点印象。许多人传说母亲在三十八年（1949年）时还跟我们到台湾，也有人说抚养我们到某一年龄才离开的，这都是错误的。　　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记者问道章孝严在成长过程中，有无特别人士相助的问题时，章孝严说：　　有人传说我小时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两位先生帮忙抚养过的，甚至说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抚养长大，这是不正确的。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　　当然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是有少数一二位先生在经济方面设法帮我们改善。　　为什么到大学时还那么穷困，很难令人了解。我跟孝慈缴学费甚至都要求延期，希望学校能批准……我觉得到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应当是我国的考试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我不知自己如何进高中、进大学、进“外交部”。想入“外交部”都是硬碰硬的竞争，必须参加特考，或者先在国外拿到了学位，由人介绍以专员的名义进来。可是从我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愿意出面帮我的忙，介绍我进入“外交部”。我先参加外交领事人员乙种特考进入“外交部”。过了几年再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种特考，也以很好的成绩通过。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的一件事。　　有人认为，我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在这里我可以很坦诚地讲一句话，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　　提到那个关系俄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对，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章氏兄弟的身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为蒋家所讳莫如深的，外界也一直当作一个谜来猜测。当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通过亲信与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商议，请她由赣州迁居万安，在那里与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万安地处偏僻，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虽然比较贫乏，却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际，又要负起抚育这一对双胞胎外孙的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她也只有听从蒋经国的安排了。　　1942年冬天，周锦华接到儿子浩若的来信，他要母亲准备行装，到贵州的铜仁去团聚，因为当时章浩若即将赴铜仁担任县长。孝严、孝慈两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舅父的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仍保持着比较固定的联系。小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是经过蒋经国批准的。后来，周锦华曾带着小兄弟俩到南京去与蒋经国会面。　　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左右，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与他相会。章家随蒋家抵台后，在新竹安了一个家。赴台后，章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从原先的县长之家变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周锦华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带着孝严和孝慈默默度日，从不主动向蒋经国开口求助，她决心自食其力，扶养亚若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1961年，周锦华去世。当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从此，兄弟俩从完成大学的学业、成家、就业，两人的一切都由王升转告蒋经国，蒋经国对这兄弟俩的每一项进步都感到无限欣慰，并一再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支持。据说，章孝慈赴美深造的费用就是蒋经国补助的，章孝严的长女友兰。次女惠悔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孝严和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由此观之，这等于非正式地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据说，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孝严和孝慈兄弟俩的关心日益深厚。蒋经国晚年目力不好，他特意将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放大后带在身边，闲暇时经常拿出来观看。　　由于蒋经国这一特殊的背景，章孝严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平步青年，官职屡升，直至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职。1988年底，他调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1988年7月，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上，章孝严、章孝慈均以较高的得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至此，蒋经国与章氏兄弟二人的父子关系也就等于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　　章孝严的孪生兄弟章孝慈，比较起来，更具有学者风度，接人待物显得沉稳内敛。　　章孝慈的求学过程十分独特。从新竹义民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得到文学士学学位后，再转系进入法律系，从二年级基本法绪论读起，完成了法律系五年的课程。因此，章孝慈连续念了八年大学，比常人多出了一倍的时间，而且得到了两个学位。其后，章孝慈又到美国德州教会办的南美以美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至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学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这段旷日持久的求学经历。　　章孝慈对于自己冗长的求学生涯，认为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与热爱，并谦虚的表示“学位与学问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位获得多种学位的学者，同他的兄长一样，因母亲早逝，自幼靠外婆和舅舅抚养，生活比较艰难。他曾说，从小他家人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正要做好事情，就要念很多的书。在美国求学时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还做过保全公司警卫，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接任法学院院长职务，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位，仍兼法学院院长至今。　　在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眼中，他一手提拔的这位教务长，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日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当然，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治自有他自己的理念与想法。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章孝慈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世背景，直到蒋经国逝世时，曾仍然否认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与其兄章孝严的观点不同。章孝严认为必须彻底澄清，才能杜绝流言的伤害，而章孝慈则基于为人子的“孝恩”，出于“保护先人的声誉”，总是直觉的否认这层关系。直到蒋经国逝世近5个月后，章孝慈才坦然表明说：　　“他是我父亲！”　　正如蒋孝武向新闻界宣布的那样，从此，章氏兄弟与蒋家的关系已经得到确认。据说，目前奉化溪口蒋家的族人正准备在下一次修族谱时将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二人录人族谱。　　1996年2月24日，一年多以前在大陆讲学时突然病倒的章孝慈先生病逝于台北，终年54岁。　　第十章　友情、亲情和“手足情”　　1．“砸断了骨头连着筋”　　有关蒋介石的家族、家世及家事，见诸各种史传的材料已经很多，因为相隔年代并不十分久远，有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直到前几年还健在，故尔所述基本相同，无大出人。蒋介石的亲眷和外成，在蒋介石发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沾了他的“光”，成为一时的显贵或名人，这说明蒋介石是极重亲情的，也说明他头脑中封建的家族观念较重，在用人方面“重亲不重贤”。如今考究起来，这也是蒋家王朝走向腐败--灭亡之途的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的父系亲人有如下几位：　　蒋介卿，谱名周康，字瑞生，号锡侯，别号前安，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生于1875年，比蒋介石整整大了“一轮”--12岁。蒋介卿是郡痒生出身，后又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学法政科，蒋介石初显发迹之象时，蒋介卿叨光出任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英德县县长、后又担任过浙江海关监督、浙江省政府委员等。后辞职回到奉化溪口，开设公裕钱庄。蒋介卿年轻时，曾因与继母（即蒋介石生母王采玉）为析产分家的事闹过矛盾，彼时蒋介石尚未立事，但从此对这位异母兄长心存芥蒂。蒋介卿后来之所以辞职回乡自谋生路，与隐约存在于他兄弟之间的这点芥蒂是不无关系的。不过，兄弟毕竟还是兄弟，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界线分明的。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蒋介石被扣西安、生死不明的消息传到奉化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溪口武山庙看戏，惊闻此讯，蒋介卿惊骇过度，当即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不到三天就亡故了。当时因为蒋介石尚未返回南京，家人遂将蒋介卿草草入殓，停枢在家，设奠守灵以待。至1937年1月，蒋已返回南京，因在事变中跌伤腰部，遂请假回溪口养伤。族人请示蒋介石为其兄治丧事，蒋介石吩咐“缓办”，直到1937年4月22日，蒋介石腰伤渐愈，才为兄长治丧出殡。当时的仪式颇为隆重，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愈飞鹏、朱家队阎锡山等均亲往吊唁，一时车来轿往，人喊马嘶，奉化一带乡间都轰动了。　　蒋介卿身后有一子一女，子名国秉、又名国柄、字空华，先后毕业于上海中山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等职。蒋国柄在八十八师驻镇海时，与一位女演员谈恋爱，当关系发展到谈婚论嫁时，却遭到其父蒋介卿的坚决反对．国柄因此一度精神失常。后在家族干预下，蒋国柄与羊头孙氏成婚，不久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维美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蒋国柄于1982年3月病死于台湾。蒋介卿的女儿名叫华秀，嫁与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为妻，韦永成在抗战时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蒋介石的姐姐蒋瑞春，与蒋介石也是同父异母，系蒋父肃庵前妻徐氏所生，嫁给任宋村农民宋周运。宋周运粗通文字，爱钱如命，生活极其俭朴，曾经当过丰镐房的管家。关于宋周运的俭朴，有一个传说：宋周运从宁波到溪口，从来不坐汽车，而宁愿步行。问其原因，答称：买一双布鞋只需大洋四角，而汽车来回要用一元六角，可买四双布鞋，可穿两年，因此，乘汽车太不合算，所以还是步行好一些。宋周运有长子名涨林，曾随竺景到盐务局做过事；次子涨生，曾在丰镐房当帐房，1939年溪口遭日机轰炸时与毛氏同时遇难，三子祥生，做过宁波市农民银行的职员。宋周运的女儿林香，嫁邻村王阿孝为妻。　　蒋介石的妹妹名瑞莲，与蒋介石同母生，嫁于后竺村竺芝珊为妻。竺芝珊本是王泰盐铺的店员，因为与蒋介石有了亲戚关系，曾随这位大舅哥到广州去当佛山筹响委员，以后又任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局车务总段长等职。竺芝珊的儿子竺培风，毕业于宁波商校，与溪口毛庆祥之弟毛凤美，蒋介卿之子蒋国柄等同年出国留学。回国后，竺培风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培风娶杨森之女为妻，生有一女。解放战争时，竺培风因飞机失事殒命。　　蒋介石母系的亲戚是：　　蒋的生母王采玉在葛竹的两位哥哥，一名贤力一名贤裕。两人文化水平不太高，贤裕虽曾当过小学教师，但后来神经错乱了。故此，兄弟二人一直在乡下，未得到蒋介石的提携重用。不过，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始终对这两位舅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经济上也定期补贴。王采玉的堂兄贤甲、绰号“小汤果”为人极精明、善算计，由于他在蒋介石未发迹时十分器重蒋介石，更由于“二次革命”期间蒋介石在葛竹避难，王贤甲曾陪蒋到四明山避祸，所以蒋介石始终不忘这段思情，对待这位堂舅父比待自己的亲娘舅还要亲。王贤甲之子王震南，日后得蒋介石重用，做过南京政府的军法处长、第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和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还有王采玉的一个族人王惜才，曾做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及农民银行监察。王氏族侄王良鹤之继子王世和，被蒋介石提拔任用为自己的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娘舅--萧王庙的孙琴凤，是蒋父继室孙氏之兄。孙琴凤是个商人，在上海和宁波都开有工厂和商号，生意上很得意，他对蒋介石曾有过经济上的帮助，蒋介石发迹后，曾请孙琴凤做丰镐房的管家，掌握银钱进出，对其信任有加，孙琴凤没有子嗣，过继了侄子孙经镇为过房子，蒋介石提拔他为农民银行发行主任。孙经暖之子义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返国后，先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赴台后曾任国际货币基金会懂事、“中央银行”副总裁兼“外汇局”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经理等。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有两个娘家哥哥，一位名叫毛武宝，一位叫毛秉礼。毛秉礼做过宁波市警察局长，早年到广东黄埔军校工作过，后又返回浙江，在宁波担任都奉汽车公司的经理。不过，这位老蒋的大舅哥对蒋介石的作为不太满意，蒋介石离开大陆赴台时，也没邀他同往。解放后，毛秉礼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于94岁高龄时在上海病逝。此外，毛福梅还有一个姐姐，其外孙宋时选随蒋介石逃台，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介石的封建家族观念极重，尤其重视自己家庭的族谱编修工作，范学文曾撰文记述这件事，令引如下：　　蒋介石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发迹以后，千方百计要查祖宗的来根。他对蒋家宗谱非常重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当他已故的生母王氏八十岁生辰纪念之时，虽溪口已沦陷，他仍叫蒋经国派人从日寇重围中的故乡密携蒋家宗谱间道入赣，辗转送到重庆。他“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见蒋介石自撰《先系考序》）。他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勤县横山蒋氏、奉化峨阳蒋氏两谱之异同，认为组奉两谱较龙山谱为可信。蒋家宗谱，循例每隔三十年修纂一次。自清季以来，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四年、道光八年、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民国七年都修过谱。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就是由蒋介石哥哥介卿主持的，聘请奉化周带南（均棠）为大总裁。到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又应为大修之期，蒋介石极为重视，聘请吴敬恒（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副总编纂（编者按：实际负责修谱者为沙孟海，详见本书首篇沙孟海的回忆文章《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虽其时国民政府已形势危殆，摇摇欲坠，蒋还是强打精神，叫大儿子蒋经国来溪口主持“讲谱”大事。进谱搞得很热闹。溪口蒋家饲堂挂灯结彩，大摆洒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这是蒋为家族和自己树碑立传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修谱，大书特书的，就是在宁波找到了一个祖宗头。蒋氏之源，出于周代，这样遥远的稽考，自然不必说了。溪口宗谱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蒋光（延恭），是迁到四明来的始祖。蒋光生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后梁时了。宗霸（字必大）信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河太公，因他常念“摩河般诺波罗密多”经句得名。这个摩河太公死后葬于天童寺旁的小盘山口。宗霸初在小盘山筑庵静修，后迁居奉化三岭（山岭）。到他的孙子蒋浚明，北宋神宗时拜大理评事，迁尚书金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家业始显赫大凡修谱，列举世亲，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宗头，以示荣耀。蒋家祖宗，以这个金紫光禄大夫最显赫了。蒋介石即……请沙文若（即沙孟海）负责具体编纂工作，沙又请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极查据，经杨菊庭多方考证，作了一篇《联桂坊蒋氏遗迹考》，查出蒋浚明居采莲桥蒋家带（带河巷），现在宁波的白水巷还有蒋家饲堂，供奉蒋浚明牌位。蒋家的数世坟莹，则都在奉化三岭（山岭）。由此可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的。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大为高兴，于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初一，曾派蒋经国到宁波蒋祠拜祭。是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访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盘山祭扫祖宗头蒋摩河等坟墓。蒋介石对奉化以外的蒋氏族根也很关心。据报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蒋面谕文官长吴鼎昌，派郑弥再往临海调查，征得蒋氏谱三册携京。又宜兴徐舍镇西北十公里都山函亭蒋饲（祀东汉函亭侯蒋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落成，蒋特自京乘汽车抵徐舍，再乘汽船到函亭主持典礼。数典不忘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有浓厚血统观念的。即使是死在台湾，也不愿葬身异乡，棺木暂居，希望能搬回家乡安葬。　　2．人不亲土亲　　蒋介石的乡土观念和寻根意识决定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不愿葬身异乡，期望有朝一日魂归故里，在生他养他的地方陪伴父母长眠地下。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不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是随时敞开着的，祖国的大地和溪口蒋氏家乡的热土也随时准备接纳蒋介石这个特殊“游子”的灵枢，真正成为障碍使蒋介石难以魂归故里的是台湾领导人现在坚持的反共政策。这一点，世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蒋介石泉下有知，他多半也会主张将灵枢运回大陆，安葬在家乡的。事实上，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在家乡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开始，他打算把墓地设在慈庵母亲墓边。后来，他又看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于是改变了主意，选定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并且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可惜，时至如今，蒋介石辞世已20余年，其归葬家乡热土的愿望仍未实现。　　溪口蒋家曾是望族，后来一度中落，到了蒋介石这一代，由于蒋介石的发迹，蒋氏家族乃成为旧中国的“天下第一家”。这样一个家庭，对修族谱之事当然是十分重视的了。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负责重修《蒋氏宗谱》。他的回忆是极具史料性的，从今特摘录于下：　　我曾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二十年，起初和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一九四六年以后，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武岭是奉化溪口的一座山），蒋介石不时召见、询问、指示，始有接触。正谱修成后，他还要我另编一本小型简谱。前后历时近三年。这一段历史，社会上传说纷坛，报章杂志，亦有虚构事实，渲染演化，编成传奇小说者。因此忆述始末，写此资料，以正视听，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旧社会重视宗谱，各姓各族大抵隔三十年纂修一次。《武岭蒋氏宗谱》自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纂修后，将届三十年续修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蒋经国派人从奉化故乡密携旧谱间道入赣州，再送达重庆，蒋介石就考虑重修问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蒋氏族众始具体等议，采取行动。蒋介石重视此事，亲自掌握。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他对旧谱所载先世事迹曾提出两点疑问，写条子交国民政府政务局长陈方查考史籍。当时我是教育部秘书，调到文官处每天半天工作（后来补上国民政府秘书），陈方将此事转嘱我代为查政。我到多图书馆翻检资料，写出答案。陈方上报时写明是沙某人查答的。蒋介石正好在物色修谱人选，见此报告，次日即派蒋经国到国民政府来看我，奉父命并代蒋氏宗族请我负责重修宗谱工作。我家四个弟弟和弟妇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或在解放区工作，二弟文求且已在广州牺牲，这一点蒋介石父子是不知道的。至于我自己在国民政府主要凭一套旧笔墨吃饭，不管“文案”。平日对史志谱碟之学粗有研究。既然有修谱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了。　　接着便由蒋经国向溪口蒋氏家族联系，在溪口开个会议，他和我都去参加。会后随即提取旧谱数种带回南京。我顾虑修谱应从几方面进行工作：第一，新谱凡例，由我着手起草，此是主要的。第二，安排纂修工作人员。第三，追查先系。从旧谱找出先世有联系的各地同宗，向他们借取家谱备参考。同时查阅当地的府县志。第四，蒋氏族人新生一代旧谱未经载入者，不论殁存长幼，依照凡例制订的项目，由各房推定人员分头进行采访。　　关于纂修人员，我推举奉化籍的周军以自助。原蒋经国秘书上虞人黄寄慈熟悉溪口情况，也请其参加编纂，住溪口，负责联系当地采访工作。另外经各方推荐精熟小楷的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三人，担任日常具体编录校对等工作。周、张、二徐皆在南京随我工作。就国民政府内部腾出一间空房，给他们四人工作之用。　　武岭蒋氏从宜兴迁来，旧谱及《宜兴县志》皆有记载。近来有人写史料，说我曾两次到宜兴访问调查。我实未去过。当年南京，上海各报刊登蒋介石父子往宜兴展谒汉函亭乡侯蒋澄基，敬献花圈，报上并附刊墓地照片。我于次日读报始知之。　　蒋介石平日住中央军校，随时要索阅谱稿，白天晚上不一定。侍从武官往往突然来个电话，并派车来接。我去时总携带手头稿件，一面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一面即向他请示。他特别重视先系问题。我订出几例之后。首先起草《先系谱》一篇。《左传》载：“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见也。”蒋氏是周公之后，没有问题。旧谱只追溯到五代时始迁明州（宁波地区古称明州）的蒋光、蒋宗霸父子。由此逆推上去，中世纪一大段世系，问题就多。我根据借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证地方志乘，逐步追查。最后由宁海龙山一支找到线索，更从临海、黄岩、仙居诸谱及郊且横山谱、奉化峨阳谱参互核核，居然得到衔接。虽然如此，毕竟年代太远，或有未可尽信。故于各人名下注出据某书或某谱，以明责任。至于宜兴，天台及临海诸谱详载西周以来一连串的世系名爵完整无缺，我以其“于史无证”，概不采用。　　社会上对蒋母王氏里籍问题谣传甚多。有说她出生在河南，成年嫁到南方来，我不大相信。因为生活服装容易改变，语言不可能完全改变。我认识几个溪口人，从来未听说镇上有讲北方话的妇女。直到近年，有张明镐、何国涛等人详细写述文史资料，张文刊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何文刊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两书大量馨销，谣传遂熄。至于对蒋介石元配毛氏与宋美龄等在宗谱中如何叙法问题，社会上揣测更多，谣传也不少。如传说修谱时陈布雷、沙孟海二人对此无法动笔，只有请吴稚晖出主意云云，完全出于猜想。事实是这样的：新谱中关于蒋介石这一条，蒋介石亲自写成稿子交给我们，我们只照样编录，并不发生任何为难。世碟的原文是：　　“周秦，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子经国、纬国。”　　有关蒋介石妻室与子媳等，他自己叙录如此。大家知道，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明说。两子是谁氏所出，亦未叙及。蒋经国生母毛氏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传说，我实在也不了解。修谱期问，蒋纬国向我探问，谱中有未写上他的母亲。我告知他，我们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三十年再说罢。”　　一九四七年早春，蒋介石在庐山，也曾电话叫我搭便机去，我与国民政府另一秘书周宏涛同行。我住励志社，周宏涛住“行邸”，由他汇报。过几天，蒋介石约时间接见我，询问谱事进行情况。再过几天的晚上，在“行邸”设宴，宋美龄同做主人，宾客中主要是郑洞国。我往年曾游过庐山，此次天气又冷，很少出去游玩。留山上十多天，只有到庐山图书馆看书，也找到些与蒋氏先世有关的若干资料。　　蒋介石最尊崇吴稚晖，宗谱卷首请吴稚晖撰写长篇序文，内外题签也是吴一人手笔。宗谱付印将竣时，照例卷首应列“纂修姓氏”，蒋介石指示，可题鉴定吴敬恒，总编纂陈布雷。我转告陈布雷后，即加拟一个编纂协纂名单：编纂四人，夏禹钧、沙文岩、周罩、黄寄慈。协纂三人，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陈布雷阅后对我说：“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我说：“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邻村畸山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更老。”名单报上后，蒋介石亦别无意见。只是蒋介石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内云：“今岁戊子吾旅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郸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列名稍有异同。　　《蒋氏宗谱》纂修告成，交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排印，大型线装，每部六大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溪口举行“进谱典礼”。宗饲各房都摆祭演戏，大张酒席，挂灯结彩，相当热闹。典礼循旧归由宗长主祭，各房房长陪祭。纂修人员例不参与，但被邀与宴。前方军事正急，蒋介石自己未到。　　重视家族、看重亲情，有“报恩”思想，但也不乏炫耀的动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　　蒋介石的外公王有则于1982年、蒋介石出世前数年就故去了。但自蒋介石幼时，蒋母王采玉常常“举公之言及其行事以诏中正”；并将外公遗物传给蒋介石，让其珍藏。蒋母的叙述中，免不了有对其父王有则的溢美之处，蒋介石目儒既久，自然对外公故事多有了解，并产生肃然起敬之情。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姑牛岭亲撰《外公品斋王公传》，称“如我外公王父者，岂非古之贤者哉！”　　蒋介石的外婆姚氏活到69岁，于1905年去世。蒋介石童年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外婆也常到溪口与女儿、外孙团聚，并住上一段时日。因此，蒋介石对外婆了解较深、感情更笃。1932年，蒋介石为外婆写家传。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座故墓。现在位于离葛竹村1．5公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仍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孙蒋中正敬题”。两边有一幅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千古”，左边是“数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敬书”。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两字，落款为“美龄敬题”。　　此外，蒋介石在他的外公家、王氏宗词，都送有匾额。王家堂前挂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词堂里那块挂匾，中问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王家祖宅，今虽破旧不堪，但屋形尚存。　　王采玉的三个异母兄长均早年故去，两个胞弟贤矩、贤裕均属平庸之辈，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用提携，但在家乡却备受蒋家的关照。　　王贤臣生于1868年；王贤裕生于1872年。兄弟两个性不同，贤矩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贤裕读了几年私塾，能背诵唐诗几十首，年轻时，在明坑、北溪等处当过小学教师，但脑袋不灵。他们的生活，平时常靠大姐王采玉照顾。及至蒋介石宫居要职，则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爷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　　陈志坚，曾在蒋家担任家庭教师多年。据其透露：“我在蒋家任职期间，常见葛竹两位娘舅到丰镐房小住。大娘舅叫贤矩，塘痢头，期貌不扬；小娘舅叫贤裕，有点神经病。但蒋门上下对他们都很尊敬。”　　唐瑞福，曾于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两次出任蒋家帐房。他曾谈到，在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守持时，蒋经国对他反复交待：“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把支取。”　　贤矩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尘拂，到丰镐房一住一两个月。他有点神经失常，常自言自语背诵唐诗。有人问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贵庚？他回答说：“今年十五岁。”人问其故，他说：“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岁吗？”其实是年已七十有五了。　　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矩、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贤矩则取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1949年解放后，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贤裕不知道积蓄，雇人挑浅滩以通溪流，路上发现鸡粪狼藉，随时扫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吃喝用光，未置田地，以后被划成份为中农。两人于1950年先后病死。　　贤矩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升为福建浦城县长，历时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贤矩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蒋介石未加追究，1933年在葛竹设立武岭分校，王良穆被任为分校主任。　　贤矩的独生子良辰，也有先天性的神经失常。良辰之子忠熊，神经病仍未断根，1978年死在葛竹。　　在蒋介石母系中，直接得到蒋介石恩泽的，还有王采玉的两个堂兄王贤甲、王贤东及其后代。　　王贤甲是王有金的长子，生得相貌堂堂，蓄长须，绰号小汤果。据说，蒋介石在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当年，因被北洋军阀政府缉捕甚急，曾到葛竹躲避，由精明能干的嫡堂舅父王贤甲，领他翻山越岭，到幽僻的四明山的四亩岩隐匿，他在石室枕岩而眠，自谓得一履险如夷、旋即飞黄腾达的佳梦，此后经历，果然应验云云。王贤甲的冒险相救之恩，日后得到了蒋介石的重报。王贤甲曾于1914年捐资在葛竹兴办凤窈学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长颁发的银质奖章。　　王贤甲有六子：良森、良朔、良季、良就良裕、良汉。其中，良汉最得蒋介石宠。良汉又名震南，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曾任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司长、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在葛竹建造有一所规模颇大的住宅，缘山而筑，气派有过于溪口蒋宅的丰镐房。1939年，王贤甲死，王震南夫妇在重庆，不能回来治丧。蒋介石胜利后，王震南回葛竹给其父出丧，十分热闹。蒋介石自抗战后来葛竹扫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里。　　王贤东是王采玉嫁到蒋家的介绍人，又长期为蒋家管帐，深得蒋氏好感。王世和是王贤东的侄孙，又名忠森。王贤东年老回乡时，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管帐，王良鹤托蒋母向蒋介石请求带其子世和去广东从军。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威货店当秤手。蒋介石为当面看他举止如何，叫王世和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命他吊在屋柱钉子上。王因人矮，取凳垫脚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认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带他去广东，初随蒋充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毕业之时，家乡曾敲着12面铜锣向王良鹤报喜。1939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1944年俞济时接掌七十四军，调任王世和为副军长。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王世和因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曾两次被蒋革职闲置；但一遇时机，蒋又将其起用。如西安事变后，蒋孝先被东北军枪击殒命，蒋又任用他为侍卫长，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　　蒋介石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受业老师也很尊重，有好几个人以后被罗致做他的幕僚，礼遇有加。如毛思诚，奉化岩头人，是蒋介石就读岩头时的老师。毛思诚在执教中、对蒋介石的作文多有赞誉，对蒋的影响很大。蒋介石也感念老师的教导之恩，以后对毛思诚一直十分敬重。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毛思诚在浙江省立第四学堂任学监，蒋介石写信叫毛思诚来粤，委以秘书之职。1925年3月，东征军克复潮汕，当时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委任毛思诚为潮阳县长。然而毛感到自己是个文人，不宜当官，故上任3个月，就上书蒋日：“吾性好酒，而才非庞土元，百里侯非吾愿也”。蒋读后大笑，应允了毛的辞职。北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毛思诚被委以总司令部文书科长，并被选为监察委员，居住在南京。西安事变后，毛辞职回乡，于1939年病逝。毛生前著有《蒋介石大事年鉴》，编有蒋介石的《自反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周枕琴，是蒋介石曾就读的奉化风麓学校校长周枕棋的弟弟，他本人虽不是蒋介石的直接先生，但因周枕棋的关系，蒋也认他为老师，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曾一同在上海交易所买卖股票。后来，周先后担任过江浙盐运使冲央第一编遣区经理处处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军需署署长等，是蒋介石掌管财政的亲信。蒋周两家，在下一代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在台湾蒋经国政权中凋枕琴的侄孙周宏涛，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职，一直是幕中要角。　　顾清廉，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就读时的老师，对蒋的思想影响较大。蒋介石自认从顾清廉学习，受益非浅，因此对顾十分敬重，发迹后长期延揽顾于幕中掌管文犊，待为上宾。　　蒋介石发达后，没有忘了宁波，奉化的一帮同乡故友，其中不少人得到了蒋的提携。和萧王庙人孙星环、孙洞环兄弟，是蒋介石的幼年之交。孙星环一度与蒋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在陈其美手下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一营营长，是蒋早期的得力助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一度出任南京宪兵团团长，后改任镇海要塞司令及浙江省政府委员。其弟孙洞环，为留日学医官费生，是蒋的结拜兄弟，北伐时蒋曾任他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未到职，后一度任陆军医院院长，因吸鸦片，蒋与他逐渐疏远，后来只任少将高参闲职。　　再有萧王庙人孙鹤皋，与蒋介石相交颇早，曾留学日本学经济。蒋在上海交易所的买卖生意，多数委孙鹤皋为代理人，两人关系颇契。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委孙鹤皋为武昌海关监督。宁汉分裂后，孙随蒋回南京任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旋又调任为津浦铁路局长，又升交通部铁道司长。因染上吸鸦片嗜好，为蒋所弃，不予起用。后投身金融界，抗战时为重庆四明银行总经理。　　蒋介石在奉化城内凤麓、龙津两校读书时，结识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跟蒋做事的有江怀清、张硕卿、陈泉卿、俞镇臣、俞飞鹏。朱孔阳等人。江怀清，奉化棠泰人，本人早死，其子江庆格曾做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硕卿，奉化剧界岭人，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港议，其子张纪云担任过总司令部秘书等职。陈泉卿，奉化封责人，早年加人同盟会，此人绰号“刘山王”，其子陈式正，做过国民党军队师长，解放后去台湾。朱孔阳，号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时任军需处副处长，后任军需署长及浙江省政府委员，朱在任职期间囊括极多，在奉化城内兴建宅第，称为“梅园”，蒋介石以后有所闻，乃不再信任。俞镇臣，又名作屏，曾到广东，东征时曾任蒋的秘书，又为蒋委为海山场场主任，不久提升为揭阳县长，在任身死，其次子俞国华，后去台湾，官至蒋经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俞飞鹏，则被外人视为奉化人中最得蒋介石宠信者。俞年轻时做过体育教师，由周枕琴、张硕卿等人介绍，被蒋接纳，以后官运享通，做到兵站总监，交通部长等要职。其族侄俞济时，黄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师师长，后来做蒋的侍从室侍卫长，又做军务局长。在蒋的身边，陈布雷和俞济时两人，是一文一武亲信人员。　　奉化畸山下人夏兰卿也是蒋的老朋友，此人热衷乡村教育工作，没有跟蒋去做官人。奉化选“国大代表”时，蒋曾推荐夏兰卿列为候补“国大代表”。　　跟蒋发迹的人，奉化城里人比溪口人多，故溪口人自嘲说：“雷响溪口，雨落城里”。　　蒋介石在宁波的早期朋友，后来同时留学日本的，有陈方之和林绍楷、林绍桶曾兄弟。陈方之跟随蒋介石当过多年的军医处长及侍从医官。林绍楷于1927年任宁波工务局长，林绍桶曾任台湾官员。　　另有陈云汀，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的同学。知心朋友。俩人曾在文昌帝君前叩头发誓，互换兰谱。以后陈云汀跟随蒋介石，曾任宁波洋广税务局长，旋调任为镇海船货局局长，最后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局长任上卸职后，与蒋疏远了。但蒋每年还饬令军需署送他一笔年节，直到1948年陈在宁波病死为止。　　溪口人毛颖甫，毛大昌酒店的老板，与王泰盐店是溪口镇上的同业。毛颖甫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在留日期间，曾得到过毛颖甫的多次资助，以后蒋介石就提拔毛颖南的长子毛庆祥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又升为军委会机要科长，成为蒋的亲信。毛颖甫本人是宁波政学学堂出身，也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家坐享“清福”。大陆解放前夕，毛庆祥携带家属十余人先在香港做寓公，继而到阿根廷开办大农场，其子毛盛节，是台湾航空人员。毛庆祥胞弟庆善之子节夏，是美国医学博士，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当工程师。　　前文提到曾为蒋介石修《蒋氏宗谱》的沙孟海先生，蒋介石也多次予以照拂，欲委以实际职务。只因为沙孟海先生是一位学者，对为官之事不感兴趣，多次逊谢，蒋介石的“报恩”之情才收了回去。　　蒋介石的家乡观念极重，早年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在世的时候，蒋介石东渡时学习军事，便每每怀有“不孝之孤远离膝下”的歉疚，当时这种情感还只是限于母子之情。　　王采玉辞世后，随着蒋介石逐渐发迹，他的桑榟之情更浓。在大陆期间，除特殊情况外，蒋介石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但不是清明、不是生日的时候，他也曾多次回溪口。这种情况，更多地包含着一种寻根情结，当然有时也时以溪口为其政治斗争的避风港。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于当年8月离开南京，回到溪口。这次回乡他从苏州带了次子纬国回来，当日在丰镐房住了一晚，与毛氏会了面，并吃了毛氏为他做的家乡菜。次日，辞驻文昌阁，祭扫蒋母墓后，又再移驻到雪窦寺。　　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自北向南倾泻，在雪窦山的前坡，形成一个大壑。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池边一峰横陈，恰好像锁住这个大壑口一样。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横峰妙高台。寺始建于东晋。至今寺内有大小两株白果树。有四个人合抱那样粗。传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迄今约有两千多年了。寺的规模不大，有20多间房，十来个和尚。蒋介石及其大哥蒋介卿对这个寺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也都来过。庙里的和尚，对溪口蒋家当然也是熟悉的。　　蒋介石这次回来，好象真的要解甲归田的模样，每天宽袍便服，携纬国至千丈岩观瀑，临碧潭观鱼，畅游名胜古迹，晚上，听雪窦寺太虚法师讲解《心经》。并且与蒋介卿计议在妙高台建一别墅，要把千丈岩瀑布、妙高台奇峰、三隐潭石笋这些风景点联成一气，将崎岖山路扩建成石阶，以便游人上下。后来，蒋介石又移驻蒋母故庄“慈庵”。　　蒋这次下野实际是以退为进，虽隐居溪口，但却频繁接待来访的客人。此间，来溪口坊谒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不断，如张群、王柏龄、刘峙、吴忠信、张静江、蒋鼎文、卫立煌、杨虎这些拥蒋的人物都来过，上海的闻人帮会首领杜月笙、王晓籁也来过，这自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拜会。　　蒋在溪口住了一个多月，即赴上海去日本一个半月后回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遂即踌躇满志地去南京重新上台。从蒋介石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上看，也可略知蒋的性格的一面。宋美龄之前的妻妾姑且勿论，蒋与宋美龄，确是真心的，这一点，孙宗宪曾有记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起初，两人的生活习惯，志趣爱好，各有不同。比如：蒋惯于吃中菜，宋却喜西餐，吃饭时各吃各的；有时意见不合，引起争吵。因蒋杀害邓演达事，两人闹得最烈。宋美龄每每一气之下，就驱车走上海。每次都由宋母或姊蔼龄（孔祥熙夫人）对双方进行劝解，促宋回去或电蒋来接。以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和睦，同吃中菜，宋母死后，相处更为亲呢，互称“大令”（洋人夫妇间的爱称），宋对蒋的生活起居，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犹如护士，蒋有胃病，不宜饱食，宋加以限量，每餐二小碗，有时蒋还是想添，宋每劝止；蒋办公之后，宋常为之整理案头文件。公余时联袂散步于官邸（军校内）小花园。一次假日，宋高兴地提出去野餐，蒋欣然赞同，就命准备简便炊具、餐具和必要的食物、调味品，驱车到中山陵园，搬石架锅，宋亲自煮菜。因火太猛，鸡蛋炒得焦黑不堪，宋向蒋表示歉意说：“我不会烧菜，鸡蛋炒得不能吃了”，不愿拿过来。蒋说“好吃的”，一定要她拿来吃。于是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连称“好吃，真好吃”，竟一扫而光。我们在旁看了，不禁暗暗好笑。　　蒋介石夫妇的膳食费，每天三元，包括男、女佣各一、厨司一在内，有一处理私人信件的钱姓女秘书伙食自理，招待客人时另加。菜肴之中，每天有新鸡一只，做汤吃两餐。蒋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茶和牛奶咖啡，渴时喝白开水。每晨四时起床，做体操，洗澡；晚上十一时洗澡就寝；中午睡四十分钟，睡起喝鲜桔水一杯。宋的生活也并不特殊，当年上海小报载她用牛奶洗澡，我们无人知道有其事。　　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九号，有三间二楼小洋房，后面有小花园，是宋美龄经手买的公馆。平时由副官蒋富寿（蒋本家）看管，宋常去小住，并从其兄弟宋子安或宋子良家接宋母来同住。去时，由侍卫长王世和派我等九人便衣带枪随往保护。宋美龄对我们生活待遇，颇为优握，每人每月补贴伙食费九元，还常到厨房看看，关注过问。小花园的花木，她有时亲手培植，徘徊观赏。　　起初，宋曾向蒋提出“最好用几个女卫士”。蒋笑笑指着我们对她说：“他们都年轻活泼、有文化、又会打枪，不是很好吗？”宋也颔首，不再提了。　　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是常挨骂挨打的对象。按军规，长官打时，只有挺胸而挨，不准退避。一次在打竺培基时，宋美龄进来，对竺说：“你为什么这样呆，还不快走！”从此以后，竺见蒋发怒要打，拔腿就逃，并顺手把门带上，蒋也就罢了。别人也相与效法。　　大家知道，宋在的时候，蒋很少发火，因宋经常向他规劝：“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人骂人打人吗？”平常，侍从人员听到蒋的喊声，进去时不免心悸，见以宋在，就如有了保护。她对人的态度和蔼，甚为大家尊敬。　　还有孔二小姐（孔令俊），打扮得不男不女，怪态可憎。起初，因宋美龄的关系，她来时，门岗向她敬礼，后来有意给她难堪，不再敬礼，她气愤地去告诉宋美龄，不料家的回答是：“你不是政府官员，何必向你敬礼？”反而讨了个没趣。　　一次蒋去湖南，先向侍卫长王世和告诫：“你们到了那里，切勿大吃大喝，叨扰何云樵（湖南省主席何键）先生。”何招待我们的菜肴丰盛，中餐从十一时吃到下午三时，接着就是晚餐，吃到九时才结束。真是山珍海味，我至今难忘，当时未被蒋所知道。临行前，何键还送给我们每人洞庭湖的水鸭绒被一条，枕一对，蒋微有所闻，就向王世和追问，命他向何婉谢退还。　　再有一次，蒋夫妇到杭州澄庐休假，浙江省会公安局长何云，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以六大盆的佳肴招待我们。正在进膳时，蒋夫妇来了，蒋介石一见大怒，用手杖打碎了几个菜盘，对何大骂一通。　　还有在汉口，住于恰和村，是租用教会的房子。津汉铁路局长何竞武，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送来一卡车的西瓜，屋内无处放，卸在门外。蒋回来一见，问知是何送来的，马上打电话把他叫来，大骂道：“我只要你把事办好，谁要你送东西……”，也把西瓜打破了好几个，命他立刻运走。　　在与闽冯战争时，蒋坐镇开封指挥。一天傍晚，他穿长衫，戴礼帽，坐了铁路的手摇车出巡，部分随从另坐一部在后。离站不远，有某师的上士班长（排副）与几个士兵也坐手摇车迎面而来，我们喊他们抬出车轨让路，他不但不让，还手舞足蹈的高喊要我们让。当两车相近时，蒋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还高声回答：“是某师某团的排副。”蒋含笑说：“我指挥百万军队，倒还没有像你这样神气。”那班长听了，已看出是蒋总司令，吓得慌忙跳下车来，与士兵把自已坐的手摇车抬出轨道。蒋一笑而过。　　在一般情况下，蒋介石每年清明要归故乡祭扫祖先、父母和祖父母的坟墓，并游览名胜古迹以及探亲，溪口上游的剜源，有前、中、后三川，他外婆家在后川葛竹，岳父家在前川岩头，连襟宋孟固家在中川华驻，都可行竹筏，在急流中，其疾如飞，惯坐者为之快意，偶坐者未免惊骇。1932年，他与宋美龄同游雪窦山回来时，从后川的亭下坐竹筏顺流而下，当竹筏飞驰簸荡时，宋吓得连呼“大令”。蒋哈哈大笑，招呼她不必害怕。　　这位孙宪宗是奉化萧王庙大埠头人，曾做过蒋介石的带枪内卫，他的回忆，当是十分准确翔实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最初确是一种政治的联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是，婚后的感情有所发展，直至相互爱慕厮守不离的情况也是世间常有之事。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情况看，就属于这一种。连当初激烈反对蒋宋联姻的宋庆龄女士也于“西安事变”后感慨地承认这一对政治夫妻“开始有了爱情”。　　另外，从孙宪宗的回忆中亦可看出，蒋介石的桑榟情重，除了源于对故乡的眷顾之外，也有私心目的。蒋介石自从经历了“东坡楼”事件以后，深恐再发生类似的刺杀事件，所以，他挑选卫士，多以奉化籍同乡军人中选拔，对于贴身内卫，蒋介石更是亲自点名询问年籍和家庭状况，这种做法就不能说是重视乡情乡亲了，而应视为一种政治的安全的考虑--从感情上讲，蒋介石毕竟还是比较信任“同乡”的。　　1934年蒋介石回溪口过生日，前三天就通知丰镐房，到各村去布置赛会，这是奉化民间习俗上的一种灯会，有龙灯台阁、旗锣鼓伞等杂艺表演。通知并且说，老龙要多要几条。蒋介石童年是欢喜盘龙灯的，溪口武岭学校师生和丰镐房执事人等，就大忙起来了，除准备灯会外，特派人赴宁波定购油包馒头，蜡烛，以便在蒋生日那天夜里，玩个通宵达旦。　　生日之夜，溪口前面的一个溪滩上，10多条滚龙盘来滚去，煞是热闹。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文昌阁台阶上凝神观看，甚为满意。耍毕，蒋叫副官每条龙赏洋10元，宋美龄在旁说了一声：“也颇吃力哩！”蒋马上又传令每条龙加赏10元，合20元。蒋每逢回乡过生日，对同族五服以内的贪苦年老穷而无靠者，每人给10至20元，博得们老恤贫的赞誉。溪口武岭农场的水蜜桃很有名，蒋这次回乡，特吩咐送一些水蜜桃罐头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分给正在受训的学员吃，以表示他对部属的关心。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除特殊情况下，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或省亲、或走访亲友、或稍息小住。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总代表，他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已有定评，无须多论；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很传统又很“老旧”的中国人。　　3．叛逆的女婿　　在上海淡水路一座清幽雅静的住宅里，居住着一位已届九旬高龄的独身老人。这位老人就是蒋介石的义女蒋（后改姓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按辈份、论常理，这位陆久之应当算是蒋介石的“女婿”。　　1946年冬，正是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疯狂叫嚣“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的最后的日子。那是蒋介石的军队最为强盛的时期，在美援的支持下，蒋介石下令对东北各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动员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攻克中国共产党的腹心，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常及其所领导的军队。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蒋介石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　　1946年冬，是蒋介石“平生最快意”的日子之一。蒋介石被全面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不可待地召集“国民大会”欲使自己的独裁地位得到“宪法”的认可。就在这时，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　　众所周知，蒋介石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蒋纬国，没有亲生女儿。但是他有三个义女。　　第一个是蒋建华。她的父母不知是何许人。一天清晨，蒋介石的发妻毛氏打开丰镐房后门，忽闻门边有婴儿啼哭之声，低头一看，原来是刚出生的弃婴。她抱起一看，小孩嗷嗷待哺，顿生怜悯之心，即抱人家中，找人喂奶，收做养女。成年后，由毛氏作主，亲上加亲，嫁与蒋介石同父异母胞姐蒋瑞春的孙儿宋明义为妻。1938年初，蒋经国主攻江西赣州，即把宋明义带在身边工作。1949年随去台湾，宋曾任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蒋建华抗战胜利后即患肺病去世。　　第M个是蒋瑶光。她是广东一位华侨的女儿。1924年9月出生于广州平民医院，其母生了多胎，都是女儿，见生下的又是女儿，不想再要，意欲送人。适廖仲他夫人何香凝到这所医院参观，闻此讯息，知陈洁如没有生育，希望领着一个孩子，就马上打电话给她。陈洁如赶到医院，见婴儿白胖可爱，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抱回家中，当作女儿。陈洁如给他取了一个形如奶名，叫“陪陪”；以后蒋介石以一星座之名名之，称“瑶光”。瑶光刚满3岁，蒋、陈离异，陈洁如赴美“考察”，蒋瑶光由外婆抚养，改姓为陈。瑶光长大后，嫁给一个姓安的朝鲜人，生下两个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安某不知去向；以后由好友周安琪（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主任秘书胡静如之妻）介绍，再嫁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高参兼《改造日报》社社长陆久之。　　第三个是毛信凤，她供生于奉化县岩头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与毛福梅同族。蒋介石与岩头有很深的渊源。他曾两次在岩头就学，岩头又是他的岳家，所以一个小小岩头村，民国时期出了五个国民党将军将领。毛信凤幼遭不幸，父母同时双亡。她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悲不自胜，喝盐卤自尽殉夫，毛信凤一夜成了孤儿。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看到这个孤苦无依无靠的侄孙女，非常同情，便把她领过门，认作孙女，承担起扶养的责任。　　毛信凤逐渐长大，聪明伶俐，深得毛思诚钟爱。一年蒋介石回乡扫墓，到岩头村探望老师，毛思诚向他担出，想把毛信凤给他当过房。毛思诚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埔时期，蒋介石把他邀到幕下，担任秘书；北伐进军，蒋介石委以北伐军总司令部上校文书科长要职；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安排他担任中央监察委员；抗战前夕回乡，蒋介石给他带回一批手令、书信、日记、委任状等重要资料，请他为自己编写年谱。他所著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是研究青少年时期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著作。蒋介石听这位老师一说，马上慨然答应。于是拣了一个好日子，毛思诚领着毛信凤到溪口蒋宅举行拜父仪式。蒋介石坐在丰镐房大堂的太师椅上，毛信凤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羞答答地叫了声“阿爹”。蒋介石高兴地伸出双手，将她扶起，接着从马褂口袋里取出一个20元银洋的红包，塞到毛信凤的手里，作为见面礼。1941年，毛思诚在故乡病故，毛信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信凤在上海盲入学校教书。一天，她到表弟袁巨高先生家里走亲，亲口讲述了认蒋介石为过房爹的经过。　　此后，毛信凤再也不提此事，她讲的情况在袁巨高的心底也已埋藏了40余年。现袁巨高已从奉化市人民银行退休。　　蒋介石这三位义女当中，最出名也最为世人瞩目的就是蒋（陈）瑶光了。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之抛弃陈洁如，不仅害得陈洁如流离国外，终生不能再嫁，也害得陈洁如终生没有亲生的子女--她是婚后发觉已被蒋介石传染了淋病，并从此丧失生育能力的。陈清如抱回还是婴儿的蒋瑶光之后，蒋介石十分喜欢，当即表示同意收养这个女孩，并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但这时正是蒋陈二人鱼水欢洽的时期。蒋介石之所以愿意收养蒋瑶光，降了他确实也喜欢这个小孩之外，也不排除为了取悦于陈洁如的因素。因此，蒋瑶光的命运是随着蒋陈婚姻的风波而浮沉的。　　1927年8月，陈洁如于万般无奈中同意远涉重洋到美国去读书，行前将养女瑶光委托给母亲代为抚养。从此，蒋瑶光改从母姓，成了陈瑶光。　　为了实现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蒋来联姻，蒋介石耍起了无赖手段，赌咒发誓，说是5年之后肯定让陈洁如回到自己身边。而实际上，陈洁如刚踏上旅途，人还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公开表示“不知陈清如是什么人”了。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无疑是蒋陈婚姻的葬礼。　　为了安抚陈洁如，蒋介石事后又通过杜月笙送给陈洁如10万元大洋，与陈浩如彻底脱离了关系。　　1933年，陈洁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后，离美返国，寓居上海法租界吕班路的“巴黎新村”（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8号）。她把寄养在外婆家的女儿蒋瑶光领回身边，从此，瑶光从母姓，叫陈瑶光，母女俩相依为命，共度时光。陈清如也从此改名为陈璐，闭门谢客，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当年名声显赫的“蒋总司令夫人”陈洁如带着爱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其间，蒋介石对陈洁如的生活仍有照料，据说，有一次，还特地托人批了5万大洋送给她。　　1946年，陈瑶光21岁，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经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任秘书胡静如夫人周安淇的介绍，结识了汤恩伯麾下的“少将参议”陆久之。两人从此相识相爱了。　　陆久之出身名门，其父陆翰曾是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后来，又出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是一位名噪一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显赫人物。陆久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又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激励，青年时代就怀有冲破家庭开创人生新路的革命理想。他不留恋纨绔子弟的生活。18岁那年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又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给他以极大鼓舞，他又毅然从杭州回到上海。此间，他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蔡叔厚等共产党人，从此，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随着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陆久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做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日本的情报人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陆久之从日本撤回武汉，进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工作。其时任中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对陆久之到上海工作进行了秘密安排，叫他与夏衍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陆久之由武汉到上海，打人日本海军部，用日本人的经费开办《华美晨报》并出任该报社社长。他以此特殊身份为掩护，秘密刺探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及时发送给重庆，同时也传递给中共地下组织。　　不久，陆久之又同日本海军几名高级官员合伙在上海开设海安信托公司。一次，陆久之利用日本海军给的“派司”派船将我抗 日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运出吴淞口日军封锁线，并冒着生命危险送往苏北。不料，事后被日军宪兵司令部察觉，陆久之被捕入狱，受尽日军的折磨，但他宁死不屈。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久之出狱，汤恩伯委任他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请他做幕僚。陆久之“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面继续经营海安信托公司并开设云裳舞厅，一面继续为共产党地下组织作联络工作。　　陈洁如见陆久之举止大方，谈吐文雅，气度不凡，遂同意将女儿瑶光嫁给他，并将此事托人转告了蒋介石。　　1946年圣诞节，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陈清如很喜欢这位女婿，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只金表作为见面礼送给了他。这只表是当年鲍罗廷赠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又转送给她的。　　陆久之与陈瑶光的结合，并不是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女儿，而是她温柔而又坚强的性格，秀丽而端庄的形象，真挚并且极重感情的为人。婚后，陈洁如对这位女婿吐露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结婚的事情。　　陆久之虽然是蒋介石的女婿，但他仍为共产党工作。1949年，他曾冒险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可惜功败垂成。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时，特地赶到“巴黎新村”去探望阔别了12年的“上海姆妈”（蒋经国称陈清如为“上海姆妈”，称姚怡诚为“苏州姆妈”）。他没有忘怀陈洁如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也常去上海看望她。这对于深居简出的陈洁如来说，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此，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知道了“委员长的第三夫人”隐居在上海。于是，陆久之与陈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也就视陆久之为“驸马爷了”。　　按理说，陆久之可以依此姻缘去认一认当委员长、大“总统”的“老丈人”--蒋介石，靠显赫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并且从未夸耀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1949年5月，汤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于私谊，多次劝陆久之离开大陆，与他同去台湾，当时被陆久之婉言谢绝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遭逮捕，陆久之在“潘、杨事件”中受株连，也以反革命罪银挡入狱。陈洁如认为女婿是无罪的，不应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就借故将他逮捕人狱。为了营救陆久之，她亲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陆久之于1960年获释出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蒋介石的女婿”的陆久之，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上海淮海路某号门口曾贴出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有一张上面还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　　从此，一位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的大牌子在大街上一次次批斗。不久，他被“扫地出门”，全家也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里。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开办的窑场里去扫垃圾、搬砖头、做苦工。　　在陆久之初任上海市第六届政协特邀委员时，“反革命”的帽子尚未摘掉，直到1985年初，有关部门才正式宣布为陆久之彻底平反。　　1971年，陈洁如含着无限的悲痛和哀愁默默地离开了人间。陈瑶光接电后赴港奔丧，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就留港定居了。其子女也都先后去港，只留下陆久之单身一人住在上海。　　1983年，陆久之去香港探亲，住了几个月。此时，他的妻子陈瑶光在华丽大酒店工作，他们的女儿也长大成人，现迁居美国。妻子儿女们都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之乐，旁边许多人也劝他居港当寓公，但他却说：“瑶光比我年轻，用不着我照护，我则年纪大了，总想叶落归根……”不久，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　　昔日在政界、商海乘风击浪的陆久之，其显赫头衔一直鲜为人知。随着海同两岸近40年的“冰封”渐渐消融，有人对陆久之说：“你现在可以亮亮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就是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听后依然淡淡一笑，说道：“我过去不想沾蒋介石的光，今天也无需趁海峡两岸始见祥和气氛而重新去攀龙附凤。”　　陆久之的确说得不错，他这个“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从未沾过蒋介石的光。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陆久之从来不曾以“蒋门女婿”自居，蒋介石也从未承认过陆久之的“驸马爷”身份。蒋家在这件事上，无论是老蒋还是小蒋，都采取一种装聋做哑的态度。揣度其原因，多半是陈洁如的身份大特殊、太敏感的缘故。　　陆久之以“女婿”的身份，公开背叛了“老丈人”蒋介石，背叛了蒋家王朝。蒋介石对此虽未公开表态，但他内心深处未必不感到几许凄凉--作为家事，这是一种丑闻，是家族的耻辱，作为国事，这正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走上末路的标志之一。　　其实，令蒋介石感到难堪和忧虑的还不止这一件“家事”。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间也曾有过一段微妙的“失睦”过程，这多半与蒋纬国谜一样的身世有关。　　蒋纬国自幼失估，从一岁到五岁期间，一直寄居在上海，五岁那年回到家乡溪口，由姚怡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浩如照顾，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怡诚带着。因为蒋纬国的成长环境十分特殊，所以，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爱怜，关怀照顾无微不至。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待蒋经国：　　……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不要忘记！　　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　　……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至要！至要！　　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讯时代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幼时感情颇深，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　　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唾，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探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但由于这两兄弟日后的经历不同--经国赴苏。纬国日后赴德，所以，后来竟一度有了嫌隙。与蒋经国相比，蒋纬国小时候受教育的机遇似乎比他哥哥幸运。1921年，蒋纬国5岁，就进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而蒋经国5岁时，还在为人私塾启蒙行三跪九叩礼。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在从旧式塾馆向新式学堂过渡的阶段。蒋纬国一启蒙便受到新知识的洗礼。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父兄一起来到上海学习。三年后，考进苏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3年他17岁时，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但偏偏这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只得作罢，进入东吴大学读书。他为了争取时间，于1934－1935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以两年的时间赶完了理科。主修物理，副修数学。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同年冬天，奉命赴德留学。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　　1926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因为当时蒋经国正准备赴苏留学，蒋介石便把次子蒋纬国带在自己身边。当时，国民党元老派中知道蒋总司令有子名“纬国”的很多。对于这一段，留有一张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就是，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演说之后，骑一匹白马阅兵，在广州火车站登车前，与送行的国民党元老在车站月台上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就有蒋纬国。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火车的车厢，车厢的窗口站有几名背“精武带”的军官，车厢前的月台上，蒋介石全付戎装；他的右前方，一张藤椅上坐着张人杰，在蒋介石前面深人杰左手边，站着一个小孩，他就是蒋纬国。再左边，站着的是吴敬恒和谭延阎。　　一时间，蒋纬国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的哥哥蒋经国。关于这一点可从美国《时代》杂志中的一则报道窥见一隅：　　这一位青年将军（指蒋介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也是世界明日之星。他英气勃勃，两国像两颗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而尤可惊的，是他带了儿子出征，他的公子蒋纬国，现年十岁，随侍在他身边，和父亲出入硝烟弹雨之中，一起革命。　　蒋纬国小小年纪便随着父亲的声名鹊起而列入“世界名人”的家庭档案中，而蒋经国此时还默默无闻呢。　　蒋经国1925年16岁时赴苏留学，1937年返国，一去就是12载，回来时已近而立之年了。他的弟弟蒋纬国1936年20岁时赴德学习军事，一去4载才回。兄弟俩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却各自身处异国他乡，见面时已分离了15年，各人的音容笑貌全非当年。由于各自的生活道路，使他们在为人处事、思想性格上出现了极不谐调的反差。　　回国后，还未尝尽兄弟团聚的家庭温暖，蒋介石就让蒋经国。蒋纬国各奔东西了。蒋介石先让蒋经国在家乡读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派他担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让他由基层开始历练；不让跟随在自己身边。而蒋纬国自德国回来之后，任命为少尉，跟随蒋介石披上军装来到重庆服役。　　据传闻油于宋美龄喜欢纬国而讨厌经国，于是引起了“大太子”蒋经国的极大不满。自然，“二太子”身受袒护，也就踌躇满志起来。蒋介石和蒋经国、蒋经国和蒋纬国，父子、兄弟之间的隔离，也自然造成了国民党“拥长”和“拥小”派之间的错觉，进而有造作谗言浸润取宠的机会。于是，为了继承“皇位”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地下游击战”。他们各自有一批文臣武装，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即便是有“父皇”从中斡旋，无亲兄弟间的猜忌愈来愈深。　　其中最能引起误会，也是令“皇太子”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岭从赣南到重庆求见父亲蒋介石，谁知却被“父皇”官邸外警卫团营长王瑞钟，以未奉命令的借口加以拒绝，气得蒋经国咬牙切齿地大吼道：“我是儿子，来看父亲的！”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二太子”的蒋纬国却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走过来闯过去，无所顾忌，对于外警卫这道关口更是风雨来去，畅通无阻了。　　后来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据此向“拥长派”大肆散布谣言，或日：“老二得宠”，或日：“夫人也喜欢老二”。一时流言四起，不胜而走。蒋经国半信半疑，但怀恨在心的种子如遇春风，只差没有抽枝冒芽了。　　而究其实，则只因为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的门禁森严，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可以自由出人，不受检查，其他任何人--包括宋子文、蒋经国--进入官邸都必须由侍卫长命令预先通知内外警卫有案可据者方可进入，到了内警卫的一关，也是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不必搜身检查之外，就连宋子文也免不了搜身和检查的。蒋纬国之所以在外警卫通行无阻，是因为外警卫已接到侍卫长的命令，他们认得蒋纬国的外貌，所以连盘问的过程也都免了。但他到了内警卫的一关，还是免不了要搜身、要检查的。　　蒋经国之所以吃了闭门羹，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到重庆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早，蒋介石还没有交代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自然没有命令通知内外警卫，而致在外警卫的办公室中争执良久，警卫团营长王瑞钟、副营长南晓村、应人等等没有能力以电话向侍卫长报告，自然要惹得蒋经国大动肝火了。　　尽管这是一次小小的误会，然而“拥长派”与“拥小派”之间的争斗并未因此而化“干戈”为“玉帛”。这场“宫廷式”的你争我斗，到后来蒋氏王朝去台后，爆发了“湖口兵变”事件，兄弟俩的矛盾由此升级。　　经、纬兄弟之争，也与蒋介石内心深处略有偏私有关。在“家天下”问题上，蒋介石中意的当然是亲生儿子蒋经国。虽然夫人宋美龄不喜欢经国而偏爱纬国，虽然蒋介石对纬国也一直视如己出，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老蒋还是亲疏有别的。在对两个儿子的安排上，这种亲疏之分是很明显的。蒋经国回国后即领少将衔，而蒋纬国却只是在胡宗南部下当个少尉排长。蒋家王朝败走台湾、戴季陶在广州自杀后，蒋纬国的地位就更是远远落在乃兄之后了。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1月21日。　　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　　“谁敢跟我去？”　　赵志华见台下鸦雀无声，又生一智，便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　　这时，忽从人群中闪出一个蒋经国系统的团政工主任张民善，高呼：“我跟副司令一起去！”说完一个大步走到台前，喜得赵志华正要开口称赞时，冷不防这个搞特务工作的张民善一把抱住赵志华，大声命令似的说：“抓起来！”旁边的军内特工人员一涌而上，把赵制服，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慌慌，如临大敌。　　这件事立刻使蒋经国抓住了惩治蒋纬国的把柄。他抓住这件事不放，顺藤摸瓜，要在父亲面前狠狠数落蒋纬国一番，让宋美龄也不敢小看他的来头。　　原来，蒋纬国虽身为“总统”之子，但他官运始终不太亨通。因此，他只得退而求其次，苦心经营他自己的领地--装甲兵，他曾把装甲兵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因此，装甲兵部队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甚至连党、政、军、特等部门无孔不人的蒋经国，在“湖口兵变”前也从未跨入装甲兵营区一步。在人事安排上，蒋纬国大肆栽培军中亲信，扩大权力势力范围。而赵志华这个发动“湖口兵变”的主角正是蒋纬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蒋纬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早已引起蒋经国的戒心。现在发动兵变者又出在蒋纬国手下，虽然此时蒋纬国已卸下装甲兵司令之职，但事出有因，水出有源，恐怕你蒋纬国是难逃干系。蒋经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把蒋纬国建立起来的势力一网打尽。　　蒋经国抓到了把柄，并没有立即报告蒋介石，而是有条有理。静静悄悄地等待蒋纬国出笼。果然，由于蒋纬国亲自出面斡旋，加之宋美龄为蒋纬国的后援，使得赵志华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涉及与此事件有关的30余名将领，也个个都在“原职待退”。　　蒋纬国总算为过去的老部下舒了口气，但他万万没料到，正在这时，蒋经国在“父皇”面前出现了。他力陈上述种种事实，并指出赵志华在大陆失守前曾为中共的俘虏，后又逃到台湾，本应该作为共军“特嫌”处理，却怎奈蒋纬国的力保，才官复“装甲兵上校旅长”，后又得以重用。　　蒋介石听罢，正触了他的痛处，不禁怒火万丈。据传，蒋介石一反常态，杖责了蒋纬国，并剥夺了他的带兵权。　　蒋纬国碰了一鼻子灰，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忍气吞声，对哥哥蒋经国的官场绝招和厉害，甘拜下风，老老实实，与世无争地潜心于纸上谈兵之业--到军事院校去任校长去了。而蒋纬国一手经营的装甲兵从此也转到了蒋经国之门下。　　“湖口兵变”使蒋纬国彻底地远离兵柄。此后倍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冷落，在中将军衔上一干又是整整14年，蒋纬国的“万年中将”也由此而得名。　　1966年，蒋纬国年届50，按照常规，备逢儿孙们生日，蒋介石都要挥毫泼墨，以示赐勉。就在蒋纬国生日这一天，蒋介石亲书一幅勉励他，内容是：　　当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　　恕人责已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主业之要道也。　　中正于桃园慈湖　　从蒋介石所赠书法内容，也可看出他本无意于让纬国成就什么丰功伟业，只要求他“埋头自修”，独善其身而已。诚然，按老蒋的期许，“埋头自修”是为了日后“处世主业”。可是，已经50岁的人了，犹自“埋头自修”等待那个遥遥无期的“主业”的日子，好像也晚了点儿，何况前面还有个兄长蒋经国呢。　　蒋介石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安排，蒋经国“父业子承”，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台湾的“总统”。哥哥当了蒋家王朝的“掌门人”，弟弟却一点光也沾不上。蒋经国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是：“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任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大批官员升官加爵，惟有蒋纬国毫无动静，仍旧担任他那个“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　　蒋纬国的处境如此不堪，连许多国民党元老都看不下去了，遂纷纷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但仍遭蒋经国的婉拒。　　蒋纬国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也颇感不满，但他又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只能背后发发牢骚，在公开的场合讲几句不痛不痒的怪话。还是蒋介石在世时，有一天，蒋纬国半开玩笑半认真对父亲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是一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其二是我。”蒋介石是五星特级上将，为台湾最高军衔，而蒋纬国自1961年升为中将后一直未再晋升。这种话，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讲，不算是犯忌，只可视为一个玩笑。然而，玩笑中却流露出一股难以掩饰的不满和忧愁。　　还有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属龙的年轻女歌星唱罢一曲《龙的传人》之后，端起酒杯向同是属龙的蒋纬国敬酒，并说：“龙的传人向龙的传人敬酒！”蒋纬国听了，凄然答道：“龙的传人算什么，这年头是连猪狗都不如了。”蒋纬国此言，也许是玩笑中了巧合，也许是借题发挥，巧言申怨。因为他说的“猪狗不如”，恰恰暗合了父亲蒋介石和哥哥蒋经国的生肖属相--蒋介石属猪，蒋经国属狗。　　以上所述，不过是些政治笑话，究竟有多少事实上的根据，则是无法考量的。但虽然是政治笑话，毕竟也反映了经、纬之间的兄弟之情并不十分融洽，两个人的确是有些矛盾磨擦的。　　还有一则政治秘闻，是从蒋氏官邸中的侍从副官嘴里传出的，似还有几分可信性：　　1975年8月，蒋介石的丧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龄决定离台赴美静养。士林宫邸的秘书、侍卫们都来帮着收拾行李并准备恭送老夫人。蒋家长幼两房的后代们也齐集官邸送行。这一天，蒋纬国早早地就来到了士林官邸，而且不同于往常的是，他当天穿着军常服、佩戴着勋章勋标来到宋美龄面前。在平时，士林官邸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家族聚会，所有的人都是穿便服参加。所以，这一天宋美龄见到一身戎装的蒋纬国，难免感到奇怪，她端详了一下说：“你穿军装的确很精神，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正色答道：“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妈送行，特别让妈妈看一看穿军装的印象。”　　宋美龄从来没想到过蒋纬国也会有“没资格穿军装”的时候，所以听了这样的解释反而更加感到奇怪了，于是又问：“为什么？”　　蒋纬国等的就是宋美龄这个“为什么？”他一五一十，把台湾军队中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大致讲了一下，说：“今年，已到了我这个中将军衔限龄退役的年龄，我已经在报请退役了，妈妈回来时，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军装来看妈了！”　　宋美龄晚年私事很少，对军中制度就更是不闻不问，所以，这个“限龄退役”的制度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一辈子都穿军装，她平时常能见到的军人如何应钦、薛岳、顾祝同等人，也都是到了拿拐杖时还穿军装的。于是，宋美龄又问：“何敬之为什么可以继续穿军装？”　　纬国回答：“那是一级上将，功在国家，终身职的。”　　这么一解释，总算让宋美龄明白了个中原委。正在这时，蒋经国一家人也到了。蒋纬国起立，给蒋经国敬了一个军礼，蒋经国问：“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纬国未及作答，宋美龄忽然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纬国做军人还可以吗？”　　蒋经国不知老夫人何出此问，随口答称：“他本来就是干军人，干得很出色。”　　“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要脱掉军装？”　　蒋经国久惯官场，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无奈，他只得回答：“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及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待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