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即蒋介石乘飞机飞回了中国。不久，他们的婚期就确定并宣布了，喜日选在当年的12月1日。美国的《纽约时报》抢先发布了消息，陆续全世界21家报刊杂志作了报道。　　舆论宣传无疑助长了人们对这场政治姻缘的重视。同时，也给这场即将举行的隆重婚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像广告牌一样，招揽全世界的观众，翘首盼望着那一天。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期待多时的婚礼，在上海隆重举行了。　　婚礼分两次举行：一次是在宋家，这是安静的并且合乎基督教的习俗，时间较短，由宋蔼龄操办。另一次是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带有外交性质，有些中国传统的味道；婚礼时间很长，持续到当晚12点钟。　　那天清晨，当慕尔教堂沉闷的大钟撞响的时候，宋家的亲戚好友已经聚集到西摩路的私邸。他们是宋蔼龄、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51名基督教徒和至亲好友。明眼人很快会注意到，当时没有宋庆龄。1927年8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她和孙中山曾一起住过的家。但是，她在上海没呆几天，便匆匆离开了。她同一位名叫雷娜·普罗梅的美国朋友，去了莫斯科。说实在的，宋庆龄是很爱小妹的，她认为小妹这样做必为自己的痛苦打下了基础。她力求说服小妹，但生米已做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当教堂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人们聚集在耶稣的像前，一对新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站在最前排。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宋氏家族的亲朋。宋老夫人头发已经花白，但身体很好，神采奕奕，她对今天的一切安排很满意。可以说对第三个女儿的婚礼，她是最满意的。当时她闭目祈祷几句后，主持婚礼的牧师从后门步入教堂，他不是别人，正是南方卫理公会及阿伦纪念教堂的余日章牧师。此人是黄仁霖的岳父，办事干练，在江浙一带是小有名气的。本来教堂是沉静的，他干咳一声后，教堂更是寂静无声。　　在余日章牧师的主持下，婚礼进行得颇为顺利。　　接着是一阵朗朗可闻的圣经祷告声，漫过阴森寂静的教堂，那声音像一部合唱的歌曲一样悦耳动听。　　蒋介石、宋美龄在牧师的指挥下进行各项仪程，直至婚礼告一段落，大家簇拥着蒋、宋二人走出了肃穆宽敞的教堂，接着转移到外滩的大华饭店舞厅，再次举行邀请来宾参加的婚礼L。　　如果说教堂过于严肃的话，那么大华饭店则是异常的热闹。偌大的大华舞厅，在沪是出名的。一条黄绿相间的玻璃屋檐，把个巍峨的大华饭店和舞厅从蔚蓝的天空中勾画出来，那壮丽的柱廊、淡雅的色调，以及四周层次繁多的建筑，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屋内装饰豪华的天花板上，吊着金黄流苏的五彩宫灯，宫灯四周又有小彩灯相配，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辉煌的大厅布置得光彩夺目，刘易斯育婴堂用彩带和白色鲜花组成了巨大的婚礼之钟。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悬有一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画像两边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台上摆着白色鲜花，一个大“喜”字占了显赫的位置。在另一个台上坐着白俄的管弦乐队，他们个个穿着白衣白褂，可谓浑然一体；在管弦乐队的旁边，是来自各地30余家报刊杂志的记者；他们手提照相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婚礼的开始；大厅里早已坐满了1300多名被邀的来宾，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遗憾的是在这1300多名来宾中，张静江这位月下老人没能来，他是昨天被送进医院的；舞厅外面还有1000多看热闹的人，被门卫堵在门外；大华饭店六层楼的房顶上垂下十行花花绿绿的鞭炮，一直到地面。当时看热闹的人围观着，笑谈着。只等那炮竹点燃，便是隆重婚礼的开始了。　　当日下午4点15分，炮竹点燃，乐队开始奏乐，一时煞是热闹。“剥剥”的鞭炮声把沉寂多日的大华饭店震醒，把人们的兴致推向高潮。如果说外面热闹，那舞厅里更是热闹。当婚礼主持人、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登上礼台，立在孙中山遗像下的时候，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震耳欲聋一般。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当时中国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本来这场婚礼应由张静江主持，因张有病临时改为蔡元培先生。此时，蔡先生目扫一周，只见来宾中有英国、美国、日本、挪威、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陪同这些贵宾的是国民党众位元老，以及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分别坐前三排。杜大耳朵也夹在中间，剃光的脑袋闪闪发光。自然也有宋蔼龄——这位牵线搭桥的红娘，以及她的丈夫孔祥熙。此时孔氏夫妇负责接待，等宾客到齐坐下后，便主动离开了。　　于是蔡先生用英、汉两种语言向来宾致意。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客盈满厅，让我把各位来宾以及外国来宾介绍一下。”舞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蔡先生遂—一将众来宾向观众介绍，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末了他宣布：“欢迎新娘、新郎人场，向众位宾客致谢礼！”　　同时，蔡先生还指挥舞女们跳起来、白俄的乐队奏起来　　就见蒋介石穿着高雅的欧式礼服，在孔样熙和作为男傧相的首席秘书的陪同下出场，舞厅里顿时热闹迭起。他当时穿的是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像花生形古怪的脑袋剃得发亮。他满面挂笑，向来宾挥手致意。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这位下野的军事领袖，摄影师把镜头对着他不停地转动、拍照。　　又一次掌声响起了，后面的人们再次登上椅子，伸长了脖子。伴随着“新娘来了”的古老乐曲，新娘挽着她的姐姐宋蔼龄及哥哥、前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的臂膀从廊子后面走进舞厅。廊子上铺着大红地毯，两边摆着白色的鲜花，宋美龄穿着白色长裙礼服，披着银白色乔其纱，披纱用一枝香橙花别着，稍稍偏向一边。饰以银丝的软缎长裙长长地拖在身后，像一只出水的白天鹅，透过轻纱裙可以看到她脚上的银色皮鞋。新娘的乌发藏在白色尚蒂利桃花的罩纱里，罩纱垂到肩上，形成第二层披纱。她手里捧着一束用银白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的“康乃馨”。　　当时共有4位女傧相伴随着新娘宋美龄，就见前面两人穿的是桃红色软缎衣，上面镶着钻石和桃花色珠子。软缎袖子长仅齐肘，在肘部用浓淡相宜的桃红色乔其纱做成宽大的袖口。另外两位年纪小的女傧相，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是颈上装饰的是带褶的乔其纱，袖口也带褶。女滨相后面，跟着撒花的两个小女孩周小姐和陈小姐。她们身穿撑开来的桃红色塔夫绸衣裙，手持装满花瓣的小花篮。最后是两位小侍从孔珍妮小姐和孔路易少爷，他们亦身穿黑色丝绒衣和缎子马夹。　　这是一次高雅文明的婚礼。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新郎。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或亲吻新娘。　　新娘款款走到新郎身边停下，镁光灯闪烁着，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画面……　　“向宋老夫人鞠躬！”　　“向来宾鞠躬！”　　“夫妻对拜鞠躬！”　　新郎、新娘按照主婚人的指挥，一丝不苟地做了。他们知道，不认真做，观众是通不过的。　　接着，蔡元培先生宣读结婚证辞。宣读完毕，一个大印盖在结婚证书上，一式两份，新郎新娘每人一份。在接受证书的时候，一对新人向主婚人蔡元培先生躬身施了礼。然后他们又向证婚人蒋介卿施礼，向周围观众施礼。　　“向新郎、新娘献花！”在蔡先生的口令下，只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据说其中之一是宋蔼龄的女儿），头扎红头绳，手捧鲜花，跑上台前向新郎、新娘献了花。　　在乐队的伴奏下，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起了《哦，答应我！》。于是宏亮的歌声，伴着人们有节奏的掌声，弥漫于大厅之中。　　“先生们，女士们！为新郎新娘祝福！为祖国的统一祝福！唱吧！跳吧！”顿时，舞厅活跃起来，一对对舞伴结伴走出，挽臂搭肩，轻歌曼舞。　　那一天下午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钟，接着，大华饭店又为来宾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宴会中，新郎新娘又举杯向1000名来宾致谢……午夜12点钟时，蔡先生宣布晚宴结束。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蒋介石和新娘快步穿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数百数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郎新娘的身上。　　蒋介石和宋美龄退席了。他们悄悄从后门出去，乘车到西摩路宋家府上换装。旋即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200名卫兵上了已经备好的专列，去莫干山青帮的一个寺院。在那里，他们开始了新婚蜜月的生活。　　《纽约时报》第2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婚礼的盛况：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该报还说：“如果会议开得圆满，蒋将再次成为中国的实权人物。”不久蒋介石也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准备重新掌握指挥权：“我们结婚以后，革命工作无疑将取得更大进步。因为我今后能安心地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起，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旁观者没有忽略参加婚礼的整个外交团。人们注意到美国的布里斯托尔上将参加了在西摩路举行的家庭婚礼仪式和在大华饭店公开举行的婚礼，他手下的人同他一起参加了大华饭店的婚礼。这表明，宋氏家族的新成员蒋介石得到了国际认可，美国感到满意了。　　宋美龄和新婚丈夫刚到莫干山寺院的次日一早，蒋介石就被叫去参加一个据说是“党的重要会议”。那天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　　正如宋庆龄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俩的结合是政治，不是爱情厂　　1927年12月10日，即蒋、宋婚后第9天，蒋介石恢复了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来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2月的莫干山寺院，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这里天然的风景不用人工煞费心机地设计，十分醉人。因为莫干山高，白云缠在山腰。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灿烂，一会儿雨雪飞驰。却永有云雾，飘来拂去，整个寺院藏在其中。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蜜月，正是从这里开始度过的。　　当时他们住在寺院里，青帮特意为他俩准备了新房新床。清晨6点，他们起床洗漱，然后到林中小道散步；早饭后，也就是上午时间则接待各方来宾；下午，他们一对新人讨论国家大事及对时局的看法；晚上，蒋介石陪同宋美龄跳舞。殊不知宋美龄的舞姿在学生时代就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她跳的爵士舞、帕斯舞、丛林舞和摇滚舞等，跳得别致，清新活泼。蒋介石学跳舞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不过，他老踩宋美龄的脚尖，气得宋美龄喷他：“你真是个不开窍的阿木林。”每逢这时，蒋介石总是笑笑：“夫人，我们是会合作好的！”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这个人脾气反常，她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说穿了，她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权欲心。宋美龄在政治上极右。她不像二姐宋庆龄那样浪漫，一切寄托于理想和对于穷人的怜悯；她也不像大姐宋蔼龄那样过分的爱钱，养成一种贪性，以至于发展到嫉妒人，包括姐妹之间。所以说，当时有人把他们三姐妹比做“龙、虎、狗”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当时人们的意思是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道德高尚，思想进步，政治上的操守极为纯洁高贵，为全世界民主人士所敬仰，所以是“龙”；蒋夫人宋美龄帮助蒋介石做“外交”工作，在蒋介石的家庭里是只母大虫，所以是“虎”；而孔夫人宋蔼龄则一贯的贪婪成性，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能做，包括小妹美龄的婚事，任何事情她都在所不惜，所以是看家“狗”。但就她们三姐妹之间，宋蔼龄和宋庆龄二人是相互看不对眼的、是有矛盾的，而宋美龄则居间。她同情二姐宋庆龄的不幸遭遇，并且也不同意大姐那样恶言恶语地攻击二姐，以致于双方没有了姐妹之情。　　“嗨，政治把我们姐妹分开了！二姐要是来看看我该多好哇广那天宋美龄忽然不胜感慨。　　“她……她算老几，我们宋家就权当没有了她！她要是现在来，我站脚就走！”宋美龄的一句话马上燃起了宋蔼龄心中的一团火。　　就当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时，她的二姐宋庆龄已经来到苏联的莫斯科。当时宋庆龄已寡居两年多。她才30岁出头，丰姿不减当年，本可以再嫁。母亲也多次劝过她，但是她却不。她一生不仅深切怀念孙中山，而且像她所阐明的那样，她将致力于使孙中山的主义和理想永存下去。　　宋美龄刚当上第一夫人，就急于行使新获的权力。蜜月刚刚结束，她就使蒋介石同青帮发生了一场纠纷……　　那是他们俩从莫干山回到上海以后。要知道，上海是青帮所辖地，当年青帮有一项规定：每一个要人都要给青帮支付一笔保护费。蒋介石过去是定期向青帮支付这笔“费用”的。而宋美龄这些年来的保护费，则一直是由宋子文悄悄地替她支付的。关于向青帮支付保护费的事，宋美龄还是这一次在莫干山度蜜月时得知的。她听了很气愤。当天夜里，便在枕边向蒋介石吹了风：　　“青帮在上海这么坏，无恶不作，你为什么老跟他们走？”　　“人吗，社会中的人，哪有不交往的。古人云，多个仇人多座山，多个朋友多条路吗！往后你慢慢地就知道了。”蒋介石答道。　　“哼——我就不信！人以群聚，物以类分。靠近他们的人，也决不是什么好人。”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蒋介石当即辩道：“你把我跟他们划到一块儿去啦，实在是冤枉！”　　“不是我把你和他们划到一块去了，而是你自己把自己划到他们那儿去了。”宋美龄道。　　“夫人有何证据？”蒋介石瞪起了眼睛。　　“我问你，以前你为什么要向青帮支付保护费？”　　“这是规矩。”　　“哪家的规矩？”　　“青帮啊。”　　“哦，这不还是嘛！”宋美龄说到这里，像抓到了把柄似的说：“我警告你，现在你当上了领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了，今后不应该再交什么保护费了！”当时她把最后一句话倒说得很恳切。　　蒋介石笑笑：“好好好，听夫人的。”　　可是，这番夫妻对话后来不知怎么，很快竟传到杜月笙那里。杜月笙气坏了，心想：“看我给她来个下马威，也让她这个第一夫人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没几天，蒋介石便和新娘下了莫干山，悄悄回到了上海。然而不久，可怕的事情便发生了——宋美龄失踪了。　　那天清晨，蒋介石吃过早饭，便对宋美龄说：“今天我有约会，需要晚些时候回家。”　　“好的，祝你一路平安。”宋美龄当即和蒋介石接了一个吻，蒋介石便匆匆地驱车离家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嘎地停在西摩路的宋家门口。宋美龄听到车响，以为丈夫回来了，便出门迎接。谁知车里坐着一个司机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全是陌生人。　　“夫人，我是奉您大姐的旨意，来接您到她家去。”　　“谢谢。容我换一下衣服可以吗？”一听大姐来请，宋美龄十分高兴。　　“当然可以。”　　宋美龄换完衣服，锁上门旋风似地走过来，坐上汽车。汽车把她带走了。但这辆汽车只在上海市绕圈，根本没往来蔼龄家开。宋美龄憋不住地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带到哪里？”姑娘冷冷地答道：“这就不由你啦！”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宋美龄大声吼叫：“我是第一夫人，你们无权限制我的自由！”　　“哈哈，好大的口气！”司机却在一旁嘲讽地说。　　待蒋介石约会后回到家里，不见了宋美龄，他很焦急：“怎么，连个条子也没留下！”当时他等了一小时，还不见宋美龄的影儿，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便立即回到屋里操起电话。直接通话是不可能的了，他拨通了宋子文的电话。　　宋子文一下子就明白了蒋介石讲的事情。他挂了电话，又重新拨了起来。当即他要了一个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电话号码。一分钟后，一个熟悉而又令人恐惧的声音传过来了。这人便是杜月笙。　　“子文，你放心吧。蒋夫人平安无事，不要担心，她身体很好。有人发现她只有一个姑娘陪伴，坐着汽车在上海危险的大街上穿行，考虑到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危险，这样做是很不谨慎的。为了她的安全，我已把她护送到一栋舒适的别墅，她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因为她是中国新统治者的夫人，大家都十分尊重她。大家极力想让她高兴，但她似乎很生气，什么都不肯吃。”说到这里，杜又埋怨道：“蒋总司令结婚后太忙了，应该给夫人安排一下可靠的保护。要知道，在上海这样一个危险的城市，这确实太大意了。宋先生是否麻烦来一趟，对这件意外的事作出妥善安排呀？”　　“好，我马上就去！”宋子文放下了电话。　　宋子文随即匆匆赶到杜月笙戒备森严的寓所，办了“手续”并交了保护费，把宋美龄从那个受到“照顾”的地方接走，送到蒋介石那里。　　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杜大耳朵等于猛抽了蒋介石一皮带，让他知道，你当官的要严管夫人，不要忘记我们是老朋友，要知道，弟兄们也是不好惹的！　　宋美龄在同蒋介石结婚时，尚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嫁给了蒋的“家族”。但当时宋蔼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宋庆龄知道，宋子文也知道。后来，宋美龄直到被软禁之后，才知道杜大耳朵眼下是她的严厉教父了。　　那一不愉快的事件，使她永生难忘。　　3．陈洁如指天发誓　　当年宋蔼龄包办宋美龄的婚事，完成了宋氏家族在中国成为一个王朝的真正奠基礼。而当她饱餐过宋美龄的结婚宴、心满意足地用甲鱼骨刺剔着牙缝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却用骨针刺进了标有宋蔼龄名字的泥人像的心脏。　　这个女人就是蒋介石当时的前委陈洁如，原名陈凤。　　船上的锣声响了，这是通知开船的讯号，也是催促送行的客人赶紧下船的讯号。陈洁如站在轮船甲板上，拼命挥动手臂。起锚的轮船开始驶动，将黄浦江的浑水搅得翻滚不已。陈洁如努力向外滩上那些著名的高楼大厦望去，发现那些建筑竟然被迷雾所包围，她用劲揉着眼睛再看，这才弄清迷雾来自于自己的眼泪。　　轮船经过吴淞炮台，海水逐渐变成黄绿色，这是江水与海水的汇合处，上海已在眼中彻底消失了。陈浩如把陪伴她赴美的两位“宫女”——张静江的女儿海伦和黛瑞莎扔在甲板上，独自回到了客舱里。　　她打开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日必记的日记簿，刚写了一行：“1927年8月19日，乘船离开上海”，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如烟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　　陈洁如1906年出生于一个纸商家中，家景小康。10多岁时母亲就向她讲授贞操观念，提醒她当心一些男人对女孩子连番设计的引诱。陈凤身材高挑，到1919年13岁时，已出落得如同成熟女性一般。一天，她到张静江府上找她的女同学时，遇上了蒋介石。后来当陈风回家时，蒋介石提出送她回家，陈凤没有答应。但蒋却问了她家的地址，以后到家里去找。陈凤母亲当时对蒋的唐突造访很不满意，告诉他说：“我的女儿虽然长得高些，但她只有13岁，正在上学读书，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她。”蒋介石走后，仍不断给陈风打电话，搅扰得她不得安宁，只好与蒋介石相会。在一个公园里，蒋介石说：“阿凤，我要向你发誓：海可干枯，山可崩塌，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答应我吧，作我合法的妻子。”陈凤当时被这几句甜蜜的话哄得心里热乎乎的，可她还不懂许多事，只好闭口不语。蒋介石看她不说话，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刀，拉出发亮的刀片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爱你至深，那就换一种方式证明我的心意。好吧，只要你说出那个‘不’字，我就切下我的一个指头，用我的血为你写下一纸永爱不休的誓书。”蒋介石说着真把指头放在石头上，作出要切的样子，陈凤当时又感动又害怕，赶紧答应下来。　　没几天，张静江夫人上门正式为蒋介石提亲。陈凤母亲不便严辞拒绝，便派人调查蒋的身世。看了调查报告陈母大失所望，因为当时蒋已是有一妻一妾又无养家之财的33岁男子，陈母遂决定勾销此事。不料几天后张静江亲自上门为蒋说亲。张静江在上海毕竟是一位大人物，陈母引似为荣，便答应定下亲事。1921年12月5日，陈风与蒋介石的婚礼在上海水安大楼大东旅馆宴客厅举行，婚后蒋把陈凤的名字改为洁如，意思是“如同纯洁”或“如同未受世间污染”。　　当时陈洁如粗通俄语，婚后他们生活在一起，帮蒋介石做些俄语翻译工作，一时倒也夫妻恩爱。陈洁如眼看蒋介石一步步窜升，北伐前已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自以为终身有靠，可以夫贵妻荣了……　　轮船在海上平稳地航行了两天，便到达了日本神户。这时黛瑞莎把一份从岸上买回的日文报纸递给陈洁如，只见上面有一则消息：　　美联社1927年8月19日伦敦电讯——据《每日邮报》所收之上海电讯称，前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夫人，今日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程前往美国。据其友人所述，她拟于抵达纽约前，游历美国各地。　　陈洁如当时本想上岸一游，看到这则报道后，又无法控制心中的屈辱情绪，便拒不上岸。轮船在驶往火奴鲁鲁的13个无聊日子里，她一直陷于往事的追思之中。　　北伐之前，蒋介石看到陈洁如有一天流泪，就安慰她说：“我正要出发作战，请你为我祝福而不要哭泣，否则会给我带来霉运。”　　但是陈浩如到南昌后，蒋介石因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嘴脸彻底暴露，并与武汉当时的左派政府发生矛盾。武汉政府为羁束蒋介石，拒绝再供应他军火和军饷，且每天都有谴责他抗命的文件传来。一时蒋介石陷人情绪低潮，说自己如同释迦牟尼，修道时面对敌人无情的试炼。　　忽然一天，蒋介石情绪高涨，说他找到了办法：要搞垮武汉政府，根本是要铲除对方实力，而这最重要的实力就是财源；目前他自己没有财力可言。但他想到了使武汉政府失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这件事要做得巧妙，最好是假手于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因为她对大局的想法与自己接近。蒋介石当下就写信请来蔼龄到九江磋商要事，这封信由陈洁如发出，殊不知因此竟带来了她自己今天的厄运。　　宋蔼龄接信后，搭乘中国银行的汽轮火速赶来，但她没有下船，而是叫蒋介石上船，两人长谈了24小时，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谈完后，宋蔼龄乘船返回汉口，蒋介石则把秘谈的主要情节告诉了陈清如。　　蒋介石说：“洁如，我从来不向你隐瞒我的一点情况，这次也不会隐瞒，因为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陨落与升起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而已。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你纵然有此精神，也是没用的。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多的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这些你目前一样也没有，现在你周围的人，尽是些无能的懦夫，他们汲汲所求的，无非私利。不过局势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桩交易，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我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必需的军火。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得到任何经费。而作为交换条件，非常简单，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作为永久的正式夫人，与我们结成一家。一旦政府成立，当任命我的丈夫孔祥熙为阁首，我的弟弟子文仍作政府财政部长。”　　蒋介石接着说：“你看她已开出凶狠的条件，我走投无路，只有求助于你了。洁如，你肯帮助我吗？”　　“你要我做什么呢？”　　“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取必需的支持，继续推进北伐。洁如，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我是永远爱你的！”　　“永远爱我？宋蔼龄，你这掉包计——我生不能报夺夫之恨，死也要到阴曹地府与你算帐！”　　离开火奴鲁鲁，到旧金山还有5天航程。张静江的两位女儿出发时被朋友戏称为陈洁如的两位“宫女”，一路上她们尽可能劝解陈洁如饭要吃，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怎奈那桩桩往事历历在目，件件刺心。对于一个女人，她明知已经被人抛弃，却免不了心存幻想，指望真的5年后她能再返回蒋介石身边。　　当时蒋介石曾说：“洁如，我的处境不稳，只有你作出牺牲才能挽救我，你救我就是救了中国。如果你不肯离开，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如果我同意离开，只是为了中国统一，不是为了你，更不是为了宋蔼龄！”陈洁如恨恨而去。　　陈洁如随即回到上海母亲家中居住，以为这样就可让蒋介石获得支持了。不料没过多长时间蒋介石却宣布“下野”，有人以为真的就是下野了。其实这只是蒋介石为了缓和表面上的矛盾，为他的真正崛起完成必要的手续而已。　　一天，蒋介石突然来到陈洁如家中说：“洁如，我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同张家两位小姐谈好，由她们陪你到美国读书。你只要离开5年，学好就回来。那时中国已经统一，你我再续前缘。这是你的船票。”　　“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我不再求其他留洋进学的事。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默默让贤了。因为你说过‘爱情是以一个人的牺牲大小来衡量的’。我这样做，完全为了中国统一，换了别的女人，不把宋蔼龄的眼睛挖出来才怪！”　　蒋介石紧张兮兮地说：“但是，你不了解，你之所以必须远走美国，亦是宋蔼龄的条件之一。你如果仍留在国内，全盘交易就会告吹！　　然而就当陈洁如在美国上岸时，她又看到一则新消息：　　美联社1927年9月19日上海电讯——据引述，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于新近在奉化一次记者访问中，宣称本月早些时候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述此妇即为其妻，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所述之“蒋介石夫人”。　　陈洁如当时在愤慨之余，还以为那是蒋介石不得已而为之。不料10天之后，她到纽约中国领事馆取信，一位副领事冷漠地告诉她：“请不要让您的私人信件寄由领事馆转交。我们只办公事，希望您了解我们的处境！”　　陈洁如愤怒了：“这算什么？我是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你竞这样对我说！我离开上海时，还没有纽约的地址，我母亲给我写信，除了寄给这里的领事馆转交外，怎么会知道寄往何处？我还以为领事馆是为国民服务的地方呢！”　　“您不必担心。”副领事说，“令堂已经收到通知，她将把你的补助费和信件直接寄到您的私人地址：河边大道301号，这个地址对吗？我很抱歉，我们没有时问处理您的任何私人事务。我们在领事馆无法为您做什么。我们是奉命行事。”　　“奉谁之命？”陈洁如很想知道。　　“南京来的命令。”　　“原来如此！南京何人，是蒋介石吗？”　　“我们奉命不能说。”　　“那么，是那个女人的命令？”　　“那不是我说的。请不要错引我的话。我恳求您了！”　　回到住处，陈洁如把自己在领事馆的遭遇说给张家两个女儿，她们也义愤填膺，并怂恿陈洁如向蒋介石报复——“你没有正式离婚，你还有你的权利，打电报给蒋介石，把心里话说给他，让他受煎熬。或者向新闻界说明真相，让新人夫妇不得安宁！”　　“好吧，让我想想。”陈洁如无法把幕后的交易说给她们，而且她还抱有幻想，真的希望5年后能回到中国，回到蒋的政府里做事，并与蒋介石再续前缘。　　4．依旧是夫贵妻荣　　当年蒋宋结缘，说明了宋蔼龄的超前眼光，以及她对形势的真知灼见。作为宋家长女，她敢当家作主、力排众议，再一次显示了她的胆识过人。　　蒋宋结缘，蒋家受益，宋家沾光，可谓真正实现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蓝图。随着蒋氏政权后来的水涨船高，宋蔼龄当年虽然没有当上第一夫人，但是她使自己的丈夫确也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1928年2月，孔祥熙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出任实业部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孔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于1933年取代宋子文，独掌了财政大权。　　1938年1月，孔祥熙又出任中央常委、行政院长兼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农业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进而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核心成员。　　于是历史把他推向仕途的顶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风云人物。　　1928年底，北洋军阀的割据基本结束，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并不太平；蒋介石一上台就被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所反对。当时在国共两党一场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之外，国民党内的汪精卫系、胡汉民系及地方实力派亦不断围攻蒋介石政权。直到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才告解除。再到其后的“九·一八事变”和“—·二八湘沪抗战”时，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骨干及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政治威胁才告停止，于是蒋介石的“龙椅”才算放稳。在那4年间，孔祥熙为新生的蒋介石政权出力甚多。论本职工作，只因南京政府忙于军阀混战，经济建设无大作为，因而主管经建的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无辜可做，故孔氏时常另有重任，奔走于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作为蒋介石军事打击之外的第二条战线，当时中央军发射的是枪弹，而孔祥熙发射的则是“银弹”。　　当时孔祥熙有使用金钱收买对手的条件。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让本无本质之争，只是权力、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因此只要谁开的价码合适、提供的金钱和职位称心，对手就可以握手，对立就可以并立。有金钱可以发挥作用的场合，还要有“钱源”。孔祥熙利用掌握国民党财政的便利，倾中央财政慷国家之慨，为蒋介石一人服务，专营收买政敌或对手的勾当。当时，孔部长的“银弹”击中不少地方实力派的主将，进而大大缩短了蒋介石收编作乱军阀的周期，减少了军事“围剿”的难度。　　当年“九·一八”事变”和“—·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已把中华民族推到最危险的关头，但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停止“围剿”红军，他继续打反共内战，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可是，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却开始发生变化。日寇侵略缓和了当时国民党上层争权夺利的矛盾，南京政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统一和合作局面，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亦开始走向稳定。　　从南京政府成立至此，历时5年，蒋介石在组建领导班子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培植起一批基干力量，以适应建立全国统治的需要。当时孔祥熙作为老朋友和新亲戚，当然成为蒋介石优先考虑的人选。而孔祥熙则不负蒋望，既为自己也为蒋介石政权辛勤工作。于是在此5年间，打下了“蒋家王朝”统治中国大陆22年的根基，孔祥熙也成为蒋家基业的创业者。当然，这也不光是孔祥熙的荣耀，更是宋蔼龄的荣耀。　　随着丈夫地位的逐步上升，宋蔼龄的地位也在提高。　　1932年3月上旬，蒋介石被推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中旬兼参谋总长。独裁后的蒋介石，即决定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名曰考察访问，实际上是向欧美各国接洽军械枪支和飞机的购买及设厂自制事宜。　　此前，日本侵略军向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那天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震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只只漆着太阳徽标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鬼恕”、“川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的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二八”淞沪抗战。这样一来，孔祥熙出访欧美的日程只得推迟了。　　当时，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奔向前方。人们愤怒的叫喊声、咒骂声以及命令声此起彼伏：到闸北去！到闸北去！杀尽鬼子！杀尽鬼子！鬼子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给我们发检！给大刀片也行，老百姓也能打仗！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丢！　　一时间，人们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厉的爆炸声。当时有几艘冒验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刚从水里冒出头来，只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条、石块砸成了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于是，日本海空军更加疯狂了。　　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军舰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并且见工事就往下撂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苏州河沿岸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制空权。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　　一封一封的加急电报不停地发出去：　　“南京。南京。航空委员会……”　　“南京。南京。医械药品……”　　宋蔼龄当时并不限于从事儿童福利工作，她还关心那些待命战斗的青年军人个人生活的空虚问题，并且与小妹宋美龄一起组织了军官励志社，将南京的一所小楼加以整修，作为该社的活动中心。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在上海的寓所里。当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亦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宋蔼龄接到上海的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和床位问题。　　“仅仅1个小时前，有人报告我说，床位很充足，不用准备了！”此刻的宋蔼龄表示怀疑道。　　“不要说1个小时前，就是3个小时前，床位已经不够用了。不想办法，伤兵就要住大街上了。”　　“简直是谎报军情！”宋蔼龄当即十分气愤。她放下听筒后，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她心里明白：如不及时抢救，伤员就会死的。可在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捐助”或义卖等方式来募集资金，怎么办呢？　　宋蔼龄当机立断，她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商量，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于是立即选址，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来蔼龄又在另一些人手里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亦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日决战”。3月初，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战事稍稍停息，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便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前往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他们此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当时他们从上海启程。　　到机场欢送的不仅有南京政府的要员，还有蒋宋两家亲属，包托委员长蒋介石本人。　　“祝你们一路顺风！”宋美龄和大姐拥抱后，把一束象征友谊和吉祥的鲜花献给她。　　“谢谢，谢谢，请诸位静候佳音。”宋蔼龄和孔祥熙一边说着，一边缓缓登上飞机舷梯。二人满面春风站在舷舱口旁，又举起了鲜花，向送行的人们频频致意。　　一阵轰鸣，飞机像只大鹏一般，越过还弥散着硝烟的上海上空的云层，翩翩飞升。　　白云托着飞机，飞机在白云上穿行。它要把宋蔼龄夫妇从大洋的此岸，送到大洋的彼岸。　　从飞机上往下眺望，未受战争影响的华顿盛，犹如幻想中的童话城市一般令人想往。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接。后来，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展现在他们的眼帘。　　访美初期，孔宋夫妇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度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一次次高级会谈，宋蔼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尽量重温旧情。　　从前的朋友都来看望来蔼龄，其中有的朋友还为她举行了接风洗尘的晚宴。　　旋转门转个不停，会客厅高朋满坐，裹着夹大衣的熟人接踵而来，带着鲜花和他们浓妆艳抹的夫人，还有的带着波斯小狗，一位小姐落落大方地弹起钢琴，她演唱的是《美丽的阿拉斯加》和硼友，祝您晚安》。五彩缤纷的宴席上，摆着香肠、炸牛排、喜三肝、鸳鸯蛋、女士香摈和德国啤酒以及微甜的俄廖怅白酒。　　舞厅里，霓虹灯闪烁着，优美悦耳的舞曲下，对对双双携手迈进舞池跳了起来，转了起来，优美的舞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休息室里，宋蔼龄与众多的大学同学聊天，好多人的话题都是想买花园式的洋房，换辆新轿车，购买更时髦的家用电器，追求享受和福利以及“三高”物品。有位朋友自信地说，美国正向这个方向前进。当时舞台上的歌星是这样唱，收音机里播音员也是这样讲——战争是个凶神，去你妈的蛋，美国人无意卷进去。　　不同的思想，使宋蔼龄开始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隔阂。朋友们劝她同他们一起作一次环岛旅行，她谢绝了；朋友们劝她参观往日的校园，她也摇摇头；朋友们开车拉她参加美国古老的传统婚礼，她推说有事离不开。对于美国国民当时那种安于现状精神面貌，她表示莫大的惊讶。当波之际，她在想她的东方，战争的凶神正在吞吃千万个婴儿，战争的火焰正在燃烧着千万座无辜的民房。……　　在访美的后期，有一件事给宋蔼龄夫妇的旅途蒙上了一片阴影。当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人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十分尴尬。当时宋蔼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她谢绝了不少公开场面的活动。　　后来，曾在美国会见过宋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蔼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当时孔样熙、宋蔼龄夫妇出访欧美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最后却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因此，孔祥熙在开始访问欧洲时，就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政府的态度了。　　为了下一站的成功，夫妇俩商量一宿，最后决定由宋蔼龄公关开路，先行一步。　　于是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　　由于宋氏家族的显耀，宋蔼龄受到了非凡的接待。　　当年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大弟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随即在首相府，墨索里尼亲自接见了她。　　不久，孔洋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在意逗留期间，孔、宋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唯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和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祥熙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之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二五年内可见成效。”　　其实，中国当时尚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来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之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于这样简单的常识，不知孔祥熙是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当时他居然对墨索里尼的这种“空中致胜”及“空军建国”的谬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因此还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意大利的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墨索里尼的联系。　　初有收获，意大利给孔祥熙和宋蔼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孔、宋夫妇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理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当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的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点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国”的计划，并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　　党元首的崇敬之情。当时他握着希特勒的手低三下四地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则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了。　　结束了欧美三国访问，孔祥熙偕宋蔼龄回到了中国。　　在一个风轻气爽的傍晚，宋蔼龄夫妇专程拜访蒋介石，并给宋美龄捎去了高雅的礼物。借此机会，孔祥熙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介石遂任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最初，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并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介石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他还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但不知因为什么，后来蒋介石并没有满足孔祥熙的这一奢望。　　孔祥熙开始发些牢骚，但很快就平衡了自己。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　　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便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宋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了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早习以为常了。此次出国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就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宋蔼龄就更不管那一套了。她居然以此行为炫耀，反复向人夸奖她和老公的所谓成功。　　第九章 宋子文俯首效命　　1．上任伊始　　1928年，宋子文复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当时，宁汉刚刚合流统一。连年兵爱之灾，政府财政拈据，百事待理，百废待兴。如果说当时宋子文是个难得人才，蒋介石不惜血本启用，亦是慧眼识玉。那么宋子文果然也不负瞩望，在此烂摊子上起家，并很快将其理得有条不紊。他好像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掉下钱来似的。一时财源滚滚，不断流向蒋介石的钱袋。　　那么。宋子文的聪明才智在哪里？关键是他视野开阔，看清了国情。他在掌握西方文明国家的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从而实现新的结合和应用。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他大砍了“五刀”，果然是金石开花。这五刀也砍出了他的识、他的胆和他的智。　　一是争取关税自主。关税是近代各国收人的大宗财源，然而在中国却是个近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因受不平等条约之协定关税的束缚，中国关税一直是值百抽五，少得可怜。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从而使很多白银源源不断地流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口袋，数额之巨根本无法统计。当年宋子文曾痛心地说：“协定的约束，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理财人又不懂此事的重要，这是个悲剧；取消协定关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于是，宋子文便从关税开刀了。　　然而谈何容易？当时情况是宁汉虽然合流，但北京张作霖政权还未覆灭。当时实际等于南北共有两个政府，意见不一，诸端难理。　　1928年1月27日，上任不久的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政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　　隔日（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棋接见路透社记者，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当时的这番话旨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作外债，请诸国不必为此担心，以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宋子文的《海关宣言》发表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郭，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控三七或四六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定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　　2月16日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私陈设宴款待易纨士。席散后，宋子文乘夜车回南京以便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并与北京政府交涉。当时，北京政府从中作梗，致使废除协定关税拖延了一段时间。气得宋子文心里不禁骂娘。　　同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张作霖败北，并放弃北京，结果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自此以后，废除协定关税的障碍废除了。1928年7月25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首先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　　随后，宋子文又代表政府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做纳不同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值百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人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经手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剩余的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于是，关税成为当时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人的一半左右。例如 1932年关税收人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关税的解决，使宋子文充满信心。　　宋子文的第二刀便是改革盐业统税。中国的海岸线之长约占国界线的三分之二；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耗盐量巨大。故盐业收人早在封建社会即是政府的重要收人。而自民国以后，盐政与厘金、资本税同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诸弊，为首的是包商制度。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租资，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独握在手，并借此中饱私囊。仅此一项，每年国家财政收人即损失亿万之巨。　　当年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个地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输，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　　盐政之弊，是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当年孙中山曾经痛骂盐务稽核所一帮人“无恶不作”。　　国民党政权统治之初，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垢病，同时也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人。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亦自有他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她提出就场征税为整理盐税的突破口，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人、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建议。　　并且宋子文应舆论的一致呼吁，明确提出废除包商制。　　宋子文废除包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一方面，官商结合，并且官、商还与兵匪勾结，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美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统计，1932年，仅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又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则仍旧沿袭。　　最初，宋子文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撤销，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万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当时，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于是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然而，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征招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所以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亦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用”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撅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方面的协助。　　由于宋子文措施得当，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入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 1933年度，盐税收人为 3000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和1．58亿元（除1932年度因东北丧失而损失不少收人外），其他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当时颇为得意地提出：“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竞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清偿旧欠矣。”　　如果说宋子文的第二刀--盐政改革是成功的话，那么第三刀则是税制改革。　　当时宋子文的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输统税。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他立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人，稳定财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颁行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同年2月成立卷烟统税处于上海，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土烟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随后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纱织布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色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其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至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宋子文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重量超过或不及380磅，其差额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而在麦粉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1角。　　以上为开征时生产率。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种货物的生产率是变化的。而当年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 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为5．53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当年来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　　但是，收人增加并不意味着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为人民实际增加了许多苦难。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盐。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它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而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当年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枷锁。　　当年宋子文的第四刀是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归国民政府而已。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的，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后，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文明国家比较，当时中国的银行业还显得陈旧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个经济问题，这已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当年蒋介石要独霸天下，即知银行的举足轻重。而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而被称中国四大火炉的南京，当时更是热浪烤人。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组织并主持了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M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型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者反复论证了中央银行成立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会议下来，宋子文又冒着酷暑，通宵达旦，组织人起草《中央银行章程》。　　该章程规定：中央银行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和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另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等。　　当时，宋子文提出组建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出3天，批复就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终于在上海成立。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上，这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因为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而所谓的理事会、监事会，不过是配角而已。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还不是目的。当时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政权来说，争霸天下才是其目的。而既要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他们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规定资本为2500万元，并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同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并颁布该行条例，规定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后来形成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当时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因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并分别予以增资。而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长。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当时的第五刀：就是要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开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银两左右，且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当时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如此极不利于中国当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 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 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 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 13258万枚。直到 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据说在北京的蒋介石当天接到通电，甚为不解地随手丢在一边，并骂道：“娘希匹，这虞洽卿搞什么玩艺儿！生怕我抢了他钱袋似的。老子不在前方打仗，哪里还有你的钱袋！”　　不久，阎锡山找到蒋介石，问蒋收没收到虞洽卿的电报。蒋佯装不知道，故意问阎是怎么回事，实际试探阎锡山对此事的反映。　　阎锡山当然是反对了。　　要说宋子文乃是书呆子文官一个，此时还在率领一班人连轴转地修改有关“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以争取在南京财经会议后，正式提交国民党政府批准通过呢。　　当年7月下旬，当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宋子文的这个方案立刻遭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于是该方案搁浅。宋子文不肯就此罢休。紧接着，在这一年8月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当时，宋子文激动地说：　　“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我们财政部已将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形势很难扭转。中国金融将很快面临破产。因此，我们提出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子文这番讲话分量颇重，终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当下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为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不得不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成立了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并由宋子文领导，以便早日统一国家财政。这时，宋子文才松了口气。　　然而宋子文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尚属军政府，军人掌权军事就要放在首位，故而不愿压缩军费。再加上地方新军阀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不予配合。宋子文的上述提案虽获批准，却实行不了，最终流于形式，成为废纸一张。这令宋子文好生伤心。　　尽管当时宋子文挖空心思，百般筹财，甚而被人称之为“摇钱树”。但是蒋介石的军费开支却是个“无底洞”，张口就要，永远也填不满。致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包袱愈背愈重。为填补巨额赤字，唯一办法就是靠借债生存。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最高时达48．6％，最低时是1932年7月的16．8％。当时，由于南京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且国内政权尚不稳固，因而在国际上缺乏信誉，一时很难借到外债。无奈之下，只有举借内债了。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南京政府内债就发行了25种之多，合计10．058亿元。　　可以说，蒋宋矛盾由来已久，原因则主要在他们当家理财的指导思想不同。　　宋子文深知，若再采取过去那种强制政策，向上海和江浙财阀们筹款，已无力行通；此次便用了与这些财阀合作的办法发行公债，即以公债和库债大打折扣出售给银行家；也就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3060万元的债券。待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当时银行家们都愿意做这宗买卖。特别是蒋。宋、孔等几大家族，他们既掌握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并且信息灵通。所以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获取巨额利润。例如宋子良、宋蔼龄等人创办的七星公司，就是利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参与债券投资活动，从中获取暴利。应该说，蒋氏政权的腐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于发动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军费年年有增无减，所以时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而宋子文则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　　从1928年至1933年，宋子文在筹款理财方面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特别是中原大战中，之所以能击败众多对手，取得全面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宋子文筹措的巨额军费作后盾。当时，宋子文的理财筹　　款本领，在南京政府中一再显露。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宋子文特别器重，并委以重任。蒋介石不仅把全国财政经济大权交给他，而且几乎把南京政府军事以外的其他权力也交给他负责或由他参与决策管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这期间他身兼数职，主要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防会议成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军编造委员会委员等等。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用宋子文，在当时可能一方面看中了他的才干，一方面也是对宋家的报答。　　因此，他们之间既争斗又利用，既有政治又有亲情。当政治和亲情最初“结婚”的时候，彼此的关系是进步的；当二者兼容的时候，即是政治融有亲情、亲情融有政治时，就要走下坡路的，亦是腐败的开始；当二者相替代的时候，即政治取代亲情、亲情取代政治亦即“离婚”的时候，这个政权就要灭亡了。这个过程，其实正是蒋家王朝当年所走过的历程。　　3．力主抗日　　1931年9月18日深夜。　　原即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侵占了沈阳城。　　其后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次年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成立了以原清朝末代皇帝博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突发，应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初，宋子文虽是南京政府要员，但只看到了英美的势力之大，而忽视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不足的原因，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并且他对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人关打石友三后，仍留驻河北而不回撤东北驻防，亦表示支持。然而，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给了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的确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当时，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几年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于是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当时，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和南京的学生数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并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当时，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而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则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而当时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万余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一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此时，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当时宋子文是主张抗击日本侵略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国民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宋子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谴责日本侵略罪行，争取道义声援并依靠“国联”出面解决东北领土问题。　　经过宋子文多方努力和争取，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0月10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日本政府当时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于是，国联对此调解受阻。　　而南京政府对“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深感忧虑。为此10月初，国民党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随即为研究对日外交方针，宋子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对策……　　1931年10月14日，宋子文召集外委会的成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　　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再度开会，继续讨论对日政策。　　10月间日，外委会议确定了对日交涉的预备方案即：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军退出占领区，中国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亦即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政府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当时此项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讨好英美等国，希图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　　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采纳中国提案并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1月6日前撤兵完毕。当即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宋子文闻讯，再次邀请外委员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人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决定发表宣言和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6日前将军队撤尽，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保留与日本继续接洽的余地。　　但是日本侵略者竟置国联决议及中国政府的提案于不顾，于当年11月22日，又向锦州发动进攻。11月25日，有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亦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当时宋认为锦州若能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意等国不肯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本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1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中日双方维持现状。而待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解计划破产后，1931年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请勿抽调其驻锦州部队入关，以坚守对日防地。　　1932年1月，国联成立调查团，准备赴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国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当时，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却并非为了彻底阻止日本侵略，使之退出东北，而是企图使东北由日本独占而变为由国际共管。　　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1932年Z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次侵略行径，当时的蒋介石仍然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是年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在当时那段日子里，宋子文坚守上海，并从外交交涉转移到实地抗战，二者兼顾。　　1932年2月6日，驻上海英国海军司令克莱拜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火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棋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横、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各种办法。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的全部，并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解决。2月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宜。克莱“注意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问题之一部分，须遵循英、法、美、意等国提案来处理，以致最后形成了僵局。　　然而宋子文这一主张却与蒋介石的方针相违背。当时蒋希望上海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因此同年2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指责说：“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三省问题整体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先求停止战争。”　　但当时蒋介石还没来得及给宋子文以新的指示，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总领事村井仓松即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碟，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当然不予答应。于是3月1日，日军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当日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铺天盖地的炮火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只只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海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开火。顿时战火弥漫，大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抢救伤员。而当时的感人情景是，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今天却一个人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或端起锋利的钢钎；而大、中学生们，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并送往市郊加固工事。不少戴眼镜的教书先生，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二八”淞沪抗战。　　当时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奋起抵抗，的确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且，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路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只是，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他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当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调税警团参战，配合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进攻。当时，因为宋子文仅是文官，他手中没有兵权。因此他所能拥有的或能指挥调动的，只有税警团了。　　说到税警团，这里还应交待一下。它是一支非正式部队，即宋子文财政机关的警卫部队。主要负责财政机关正常工作的安全。因而它的指挥和调动由宋子文说了算，无需与蒋介石商量。　　“-·二八”事变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　　在此亡国亡家之时，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税警团拉上去，并亲自颁布作战命令，亲自督促训练，亲自接见官兵并听取他门的汇报，可见他当时的抗战热忱之大。　　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当时宋子文经过一番艰辛努力后，所得出的结论。　　税警团参战，当时还有一难题。由于税警团的一些经费是由八国银行拨给的，如果税警团参加抗战，八国银行必然表示反对并将停拨其余经费，所以税警团不使用自己的番号直接参加抗战。为瞒过八国银行团眼睛，当年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这样一来，淞沪抗战中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的名字。　　税警团虽不是正规部队，但其编制、装备及士兵素质却比一般正规部队还强。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英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以致竟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此事得从税警三团团长张远南说起。　　张远南是宋子文的妻兄，公子哥儿出身，自恃与宋子文的亲属关系，骄横霸道，根本不把税警团总团团长王庚放在眼里；还散布说王庚有十大罪行，想要取而代之。此事王庚知道后，便拉拢另外两个团长，想合谋赶走张远南以雪平日之恨。果然，当他们几个人合伙在宋子文面前状告张远南于日军进攻下挖墙逃跑的罪行时，宋子文大发雷霆道：　　“我要撤张远南的职！” 。接着，宋子文下令任命莫雄为三团团长，接替了张远南的职务。　　但莫雄也是个精明人。当时，他不是不想干，只顾虑的是张远南毕竟是宋的妻兄。现在宋子文在气头上撤了他，等回头火气过后，难免又要启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想到这里，莫雄就对宋子文说：　　“张团长是部长的至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十分激烈的时候，突然撤他的职，名誉扫地后他在社会上怎么见人！如果部长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平时就做王庚总团长的幕僚吧。想来王团长也会同意的！”　　当时王庚虽想撤掉张远南，但也有所顾忌，一听莫雄此话，就也插嘴道：“这个意见很好，请部长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　　宋子文不加考虑地连声说：“同意，同意。”并立即亲笔委任莫雄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命令他“马上到差。”　　此后，莫雄就以总参议名义指挥第三团参加淞沪抗战。　　后来，宋子文任命莫雄为代理总团长亦即战时的独立旅长，此后，莫雄指挥税警团参加了淞沪抗战末期的战斗。尽管内讧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应该看到，宋子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主张抗战，这一点与蒋介石是有明显不同的。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当时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　　时间到了1932年的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因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节制。这样一来蒋、汪矛盾再次激化，汪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于1932年10月愤然离职出国。汪精卫出国后，蒋介石委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于是，具有抗日倾向的宋子文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打算改变一下蒋介石当时的对日政策。　　当年12月，宋子文联名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以期达到抗日的目的。该议案要求蒋介石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该议案还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抵制日货，并指责全国大同盟对付日本侵略的行动缓慢；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效法奋勇抵抗日本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遗憾的是，宋子文等人的这项议案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于是震惊一时的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没有抵挡住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不久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当时，张学良将军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及河北，以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4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当时张学良对抵抗亦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其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人。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将军陪同宋子文等人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原清帝行官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张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20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并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其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部义勇军。　　2月对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二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不料当地守军20万人竟不作抵抗，望风而逃。致使日军长趋直人，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先头部队突入承德，于是热河失陷。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了。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先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部去与日军拼杀以收复热河，结果落空。此时的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缩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去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随即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就想追张下野，以为自己代罪受过。当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之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一时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代受罪名。后来张学良曾说过，“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失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因眼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则可免同遭沉没；待将来风平流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两人一起相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当年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速往保定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当即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罪国人。”　　9日下午4时，蒋介石所乘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见面。当即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则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上海，以免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办妥。此时，张学良只好表示：“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来，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同时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一边听着一边言不由衷地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对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但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讲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随即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这个人还要用，等到一定时机再说吧。”　　4．宋母身后极尽哀荣　　公元1931年，人称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如用“天灾人祸”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年，应不算夸张。　　这一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时间，整个东北三省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短短几个月内，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此前的6月汛期开始，神州大地一派阴云密布，驱而不散，祈之不走。旋即狂风暴雨，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湖塘横溢，沟渠涨满，甚而江河溃堤一泻千里。　　当时，中国两条举世闻名的大河，先是长江告急，后是黄河决口。于是几乎顷刻之间，全国各地均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据后来史料记载：　　7月20日，苏、皖两省暴雨成灾，告急。江南名城如镇江。无锡、扬州、芜湖等地街市尽成泽国。南京长江水位已超过警戒线3．7米，该市3个区街面水深1．2米。芜湖全城水淹，城内最高建筑仅见房顶……　　7月25日，长江上游的湘鄂两省也暴雨成灾，灾民无法安置。告急。　　7月28日，汉口江堤溃决，全城受到威胁，再次告急。　　8月2日，暴雨连下，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水吞没。　　8月9日，长江水标达50．5英尺。　　8月17日，水标增达55．6英尺，达历史最高纪录。陆地即可航行50吨位的船舶。　　8月18日，黄河水涨旋又决口，河南、山东暴雨成灾。　　同日，浙江暴雨成灾，告急……　　当时，一封封告急电报如雪花般落到南京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时忙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这些官员平时“火上房都不着急”，眼下却全都绷紧了神经；机要室接收电报的小姐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微笑，甚而有的在偷偷抹眼泪，因为她们的家乡如今已成泽国水乡……　　后经统计核对，这次水灾面积共达8省；受灾良田达1．6亿亩；灾民达6000万人。其面积之大，灾情之重，确属民国历史空前。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大规模地“剿共”，自顾不暇，甚至还一个劲地向宋子文催款要粮。那段时间天灾人祸当前，着实令宋子文上火发愁不知所措。　　宋子文平均每天要收到十来封来自全国各地的告急电报，要他答复要他处理。他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陷入了忙乱之中，简直疲于奔命一般。　　然而，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众多的电报中，某日忽然有一封来自宋子文家中的急电。原来，宋子文的老母亲于当年的7月23日，在青岛病故。　　如此国难未已，家难又来，仿佛雪上加霜了一样。　　当下宋子文对老母怀有无限歉疚。在宋家6兄妹中他是长子，而在母亲病重时，他却没能在旁服侍尽孝。此真可谓是，国难当头之际，忠孝难以两全啊。　　当即，为奔丧宋子文告假1个月，他把手头上的工作简单交待了一下，便回到家里准备动身。太大张乐恰当时正患病在身，因此无法同行，他只好和姐夫孔祥熙先走一步。　　随即，宋子文一行经上海转乘飞机到了青岛。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和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妈咪走了，我来晚了！”说完，宋子文大哭起来。　　待宋子文瞻仰完母亲的遗容后，问道：“通知二姐了吗？”　　弟弟子安说：“大姐不让通知，我认为不合适，就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可到现在也没回电，不知收到没有？”　　“事不宜迟。先把母亲送往上海，然后再等她。”宋子文决定。　　于是宋老太太的遗体由青岛运到上海，停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并在那里设下了灵堂。于是整个宽敞的房间布置得庄严肃穆，花圈摆满了四周，一直到外面的院子里。它们分别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两个女婿孔祥熙、蒋中正等家属和亲朋所送。　　从花圈上这些显赫一时的名字上看，宋老夫人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其身后的哀荣殊重和显赫不凡，实属中国近代史上所绝无仅有。　　就在宋老太大遗体抵达上海的当天，孔祥熙也到了上海。当时宋子文想把母亲的丧事搞得体面一些。知道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尚不知能否来到，便把小妹找来问：“委员长通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