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孔祥熙回家找宋蔼龄商量时，“我能行吗？” 宋蔼龄起初有点犹豫。　　“那就试一试吧。”　　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女子拿起教鞭，走上了当时尚尽是男子的学校的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第一节上课时，她有点卡壳，但在同学们鼓励下，一周后也就自然了。两个月后，她已名扬全校了，很多教师纷纷来听她的课。随着第一个孩子罗莎蒙黛（孔令仪）呱呱落地，宋蔼龄也结束了作为大学教师的那段生活经历，退出了令人尊重的教席。　　当后来谈到那段经历时，宋蔼龄说道：“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教书，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也想为我丈夫分忧。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当时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段时间虽短，但却使我终生难忘。从人之生到人之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宋蔼龄教书之暇，又要帮助丈夫整理文读、润色文章。丈夫一度曾亲切地称她为“一字师”，宋蔼龄不服气地反驳说：“何止是一字师呢？你真是得了好处卖了乖，那篇檄文也是‘一字师’吗？”　　宋蔼龄指的那篇文章，乃是当时在《民国报》上发表的讨袁（世凯）文章，洋洋万字。文章中孔祥熙写道：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以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在不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接着孔祥熙又指出：　　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亟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违，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问耳，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当时孔祥熙那一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它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他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当时人们只知道那份电报给孔祥熙涉足政坛、扶摇直上添色不少，可以不必过问那位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却不曾署名的人亦即宋蔼龄；而孔祥熙则不能不感激给他带来鸿运的“贤内助” 宋蔼龄了。当年曾有人这么形容他们同时代的汪精卫、陈壁君夫妇，“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汪精卫没有陈肇君，难以成为汪精卫，陈壁君没有汪精卫也成不了陈壁君。” 如今将这段精彩的评语换下名字，移植到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身上，不也恰到好处吗？　　当年在山西太谷，传诵着一首尽人皆知的民谣叫做：　　说铭贤，道铭贤，　　铭贤美名天下传。　　自从来了孔校长，　　铭贤一夜变了天。　　这是人们对铭贤的褒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次宋蔼龄逛了一趟太原，考察教育，听到这首民谣时竟也美滋滋的。要说收获，这是最大的收获，真有不虚此行之感。当时宋蔼龄急急忙忙回到太谷，把听到的那首民谣唱给丈夫听。孔祥熙高兴地说：“看来我们事业有成了。”　　那天晚上，宋蔼龄做了一个美梦：一位身穿莽袍、头戴乌纱的大人物，坐着轿子来太谷视察，接见了他们夫妇并夸奖了铭贤，称赞了夫妇二人；还提笔写了匾，且用轿把丈夫抬出了太谷。当时宋蔼龄上前拦轿，有话说给丈夫听。那大人物不答应，宋蔼龄急了，醒来却是一场梦幻。　　宋蔼龄见天色已亮，便推醒了丈夫，把梦讲给他听。孔祥熙听后哈哈大笑道：“人家是望子成龙，你却是望夫成凤啊！”宋蔼龄用指头点了一下孔祥熙的鼻尖尖：“我这是夫耀妻荣嘛！……”说话间，家人送来了文书一封：山西都督阎锡山要来太谷，并顺便到铭贤拜望。孔祥熙感到惊讶，宋蔼龄起初亦不解，忙抢过一看嚷道：“呀！美梦成真啦！祥熙，我不是说谎吧？”　　“佩服，佩服！夫人真乃是先天之见。” 孔祥熙哈哈大笑道：“快起床，你负责学校环境卫生，我去组织师生欢迎。”　　且说阎锡山于1912年3月坐了山西都督的宝座后，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作些表面的应付，另一方面积极向袁世凯投诚。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分撤换，只留山西阎锡山和云南的唐继尧未动。1914年6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当即阎锡山以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原籍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知遇之恩；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袁世凯的一个儿子袁无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　　于是阎锡山想干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他突然想起一个新的花样，要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新政”，以巩固他的统治。当时所谓“新政”即是阎锡山提出的关于养蚕、植树、水利、放足、剪辫、戒烟等六项“村政改革”。他一方面将此上报，一方面下抓落实。而孔祥熙脑瓜儿转得快，当即表示，阎锡山的“村政改革” 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是殊途同归。他发动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寒暑假期带着督军阎锡山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宣传“村政改革”。阎锡山听了铭贤学校的做法，甚是赞赏。于是此次“村政改革” 巡视，他来太谷后便决定要看看“铭贤”，顺便看望治校有方的老友孔祥熙。　　那天清晨，一阵毛毛细雨过后，阎锡山的大轿便出发了。日坠中天时，阎锡山一行来到铭贤学校。孔祥熙组织的师生欢迎队伍，分列校门两旁，一直延伸到校园内。整个校园绿肥红瘦，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气象。阎锡山看后，甚为高兴，他在样门口接见了孔氏夫妇，然后紧握着孔祥熙的手说：“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佩服，佩服！”　　“问将军过奖，过奖了。吾乃不过办点实事罢啦，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嘛！”孔祥熙说完，遂引阎锡山各个校舍参观，尔后在校长公馆再行叙谈。　　“早就听说，真乃是不看不知道，受教育受教育哇！” 阎锡山边坐边说。　　“村政改革是阎将军的明智之举，学生是落实者也。“接着孔祥熙把阎的“村政改革” 和自己的“振兴教育” 如何有机结合并创造落实-一道出。阎锡山当即倍加赞赏，还即兴写了两首实在不能称为诗的诗，大赞其功：　　一、对学生吟　　其“、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个有饭吃，学个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入其境，我心不乐。　　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途中注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惰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金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家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中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接到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当时孔祥熙受宠若惊，大叫阎是妙笔生花。　　“不敢当，不敢当！” 就见阎锡山高兴得连连摆手道：“现丑啦，现丑啦！”　　末了阎锡山又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说：“庸之兄，眼下正是用人之秋，吾有一意想不知该说不该说？”　　“既是朋友，何有该说不该说之理？” 孔祥熙呷了一口茶道。　　“那吾就直说了，现任教育厅长推行‘新政’不得力。吾想请见出山，不知兄能否给吾面子？” 阎锡山说完，直视孔祥熙的面孔。　　“知我者唯有将军也。我岂能推拖，不过……”　　“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　　“铭贤正处开创，怕是一时难离开啊！不过，我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　　“庸之兄过分客气啦。” 阎锡山精于政坛之道，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便又说道：“吾任命君为山西督军署参议如何？”　　“将军知人善任，不敢再推，谢将军！”　　不久，孔祥熙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　　临行前，宋蔼龄再三嘱咐：“此是转机，机遇不可多得的。”　　“知我者莫如夫人也，我一定珍惜。回头待孩子生下，我是亏待不了你的！”　　那天在月牙桥上，宋蔼龄目送丈夫的身影，默默地站着，微风吹拂她的秀发，就像一株玉美的“桂树”，她的泪眼不由得注满了晨曦的光辉……　　开始，孔祥熙的任务是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先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听说要他同“洋人” 打交道，亦满口应允。　　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毕恭毕敬，服务周全。为了迎接外国人，他经常亲自去车站恭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奉阎锡山之命，径赴石家庄迎接外国人来太原游览。他安排外国客人拜会阎锡山，领着他们出席各种宴会，每次都格外细致，颇令阎锡山满意。他向外国人吹嘘阎锡山的“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更使“阎督军” 飘飘然。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懂得外国人生活习性，又愿为“洋人”和封建军阀办外交的人，确属凤毛麟角。孔祥熙的热情接待，很快就取悦了“洋人” 们，“洋人”们在给孔祥熙一点小思小惠的同时，也对其大肆吹捧。　　有一次，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来山西游玩，孔祥熙领着他们游山玩水。古朴威严的晋词里、高耸人云的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孔祥熙还带着他们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欢迎会上，孔祥熙借向师生们介绍克兰之机，将这位美国公使吹捧了一番。接下来，这位公使又在演说中，称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就是这样，孔祥熙借助“洋人” 的赞扬，身价倍增。阎锡山也逐渐对他刮目相看，让他帮助处理山西的内政。　　孔祥熙虽然比阎锡山年长3岁，但在阎锡山面前小心谨慎，从不乱说。阎锡山要知道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阎锡山赞赏的事，他马上随声附和；阎锡山讨厌的事，他又能力陈其弊。两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孔祥熙当时在外奔走期间，第一次任命了一位代理校长，这就是宋蔼龄。别看来蔼龄教课不大行，挂印管理学校可十分在行，尤其是至关紧要的财务问题，她管得井井有条；尤其是为学校提供资金的那几家商号，生意兴隆，使学校财源滚滚。她又使出些关心体贴人的手腕，直让那些中外教师人人倍感受宠，莫不拼命效力。她还常到学生宿舍走走转转，倾听学生们发表各种见解，对一些大胆的思想她总是表示理解和支持；那些学生更把她当作可爱可敬的导师，倍加崇拜。　　3．田园虽好，却非久恋之家　　就在孔祥熙出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孔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孔令仪，于1915年9月19日在太谷呱呱落地。　　9月19日，一个令宋蔼龄难忘的日子。　　人们都说，生孩子是女人的“鬼门关”。当时来蔼龄心里阴森森的，好怕啊！早在一个月前，她就给远在太原做事的丈夫捎信，让其记住这个日子。丈夫也回了信，说他正在“六政考核处”，对职员们进行考核，但表示无论如何忙，保证提前回来。可是，眼看日子一天天挨近，却还不见丈夫的影儿，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她先是一星期一星期地等，后又一天一天地盼，总盼不回来。她急得坐卧不宁，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终于病倒了。　　屋漏偏道连阴雨。本来身体就弱，再加上患病，丈夫又不在跟前，结果临产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难产。“鬼门关”啊“鬼门关”，宋蔼龄暗暗落泪了。她多么盼望丈夫能在此时来到跟前啊！可是，直到她闯过“鬼门关”、孩子落地时，丈夫也没有回来。　　待第3天，直到她发誓再也不去想孔祥熙时，丈夫偏偏立在了她的面前。　　“蔼龄，我回来迟了，让你受苦啦！”丈夫道。　　宋蔼龄一声不吭，想着那天分娩时的阵痛，泪水涌出了眼眶。　　“蔼龄，都是我不好。你看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孔祥熙哄道。但宋蔼龄仍是不吭声。　　“你再不说话，我就给你跪下，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孔祥熙说罢，把一束鲜花献到了宋蔼龄的床头。　　“你还知道有个家呀？” 她的神情仍很平淡。　　“你知道，这鲜花是谁送给你的？”　　“不知道。”宋蔼龄摇摇头。　　“阎将军。”　　“……”宋蔼龄点了点头，算作回答。　　“不是我不回来看你，我心里永远装着你，并没有忘记你呀。只因督军署事务缠身，加上眼下‘六政考核’，更是忙中添乱啊。后来同事们催我扔下公事，回来照料你，但我不能那样做呀。我想，你是能理解我的。阎锡山得知了这件事，给我请了功，这鲜花就是他让我亲手转给你的。过一段时间，他说他还要亲自来看你哩。”　　“谢谢他啦。锣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你说的我都能理解，你也辛苦啦！”宋蔼龄终于露出了笑容。　　“让我看看咱们的宝贝心肝儿！”此刻孔祥熙有些急不可待。　　“来。让你爸爸瞧瞧。”宋蔼龄把孩子送给了丈夫。　　“啊！好胖呀，长得像你。”　　“鼻子、眼睛更像你！”宋蔼龄笑道。　　“蔼龄，我可算看到你的笑脸了。将来我要让我们的宝贝，像你一样去留洋、去读书。”　　宋蔼龄看着丈夫高兴的样子，自己也有了安慰。　　经历了这场难产的劫难，宋蔼龄对人世的某些东西突然看得透了。喉间有口气喘着，人往往争强好胜，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难免攻击蹬踹。可上帝把喉间那股气一收，两腿一蹬，什么也就没了。想想也真是。此刻，宋蔼龄仿佛大彻大悟，逐渐从心里减消了对大妹宋庆龄的怨恨。为了减轻心中对以往过分做法的隐痛，重新修好姐妹关系，宋蔼龄提议在自己女儿孔令仪的中国名字之外，再起一个洋名，就叫罗莎蒙黛。这是宋庆龄从前用过的名字。在美国人眼里，下辈人用上辈人的名字，是对上辈人一种莫大的尊崇，完全不同于中国人下辈对上辈名字的避讳。孔祥熙听了，连声称好，因为他一直是以能和孙中山成为连襟为极大荣耀的，宋蔼龄若能打消对宋庆龄的怨恨，以后对家庭、对事业都将大为有利。　　后来，当宋蔼龄回忆那件事时说，从日本回到国内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而且生育时又难产。正如人们大难不死之后常做的那样，她痊愈后也逐渐开始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虔诚的程度问题了。在此之前，她远非像她所自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期间，还写过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阐述中国的教会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她对其母亲所热爱的那种非常拘谨的崇拜方式是不肯接受的。她曾就这个问题同母亲进行过多次讨论，越是讨论，她越是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母亲的宗教信仰相距甚远。孔令仪出生以后，她“才第一次从心底里感谢上帝大慈大悲，保佑她们母女平安。” 宋蔼龄认为在此之后，“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宋蔼龄为孔家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孔祥熙的婶子大娘们，才算慢慢从心里接纳了她们的这个侄媳妇。那段时间她们不时来到学校，看望小孙女。她们抱着亲着，给这个小生命念叨着她们祖辈流传的儿歌：　　星宿星宿满天，向望院里擀毡。谁擀嘞？王胡子。王胡子，卖了马儿骑骡子。咯噔咯噔往南的。南头的，女儿多，打扮起来拜公婆。她婆戴的鸡鸡帽，她公打得莲花落。　　那天，二婶一句一颠，竟把小令仪颠哭了，三婶赶忙接过来，轻轻摇着哼道：　　毛猴猴，上山搬石头。石头头，砸喽毛猴猴的手手。毛猴猴毛猴猴不要哭，给你娶上个媳妇子。睡觉枕甚哩？枕半（砖）头。铺甚咧？铺尿布。毛猴猴听喽高兴咧，还要逮个麻雀吃。　　三婶当时这一摇一哼，还真把小令仪摇笑了。四婶一见小孙女笑，也眉开眼笑了，接过来又哼了一段：　　俺娃精，俺娃能，俺娃大喽走关东。又骑马，又坐轿，山珍海味吃不清。他娃赖，他姓赖，他娃是个胎里坏。从小就把产业卖，茫茫惶惶活受罪。　　当时宋蔼龄听这些乡谚俚语，虽觉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但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孩子的诞生，把自己和娘家、婆家的人都联系得密切了。世界忽然少了些猜忌和怨恨，多了一份理解和相爱。　　人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宋蔼龄便是这圣言的使者。在这个家庭里，夫唱妻随，夫忧妻忧，夫喜妻喜，丈夫的前途便是宋蔼龄心中的太阳。当年孔氏夫妇二人，花了很大精力，结交北方的军阀、政客，并开始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孔祥熙继与阎锡山建立了紧密联系后，又相继结交了两“大帅”即张作霖和吴佩孚。后来，他又一度依附了王正廷。　　那王正廷是浙江奉化人，1882年生。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副主任。民国成立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次长兼总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6年袁世凯死后，复任参议院副议长。不久，第二次国会解散，他又率议员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正廷同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钩等人一起，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2年，北洋政府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门处理收回青岛主权的事宜。当时担任“鲁案” 善后督办的王正廷，突然想起了比他早毕业几年的孔祥熙，他就要孔“助以一臂之力”。　　此时，孙中山也致电孔祥熙同意此事，催促他尽早上任。于是，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参议” 之职，于1922年3月赶赴济南，就任“鲁案” 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同年12月初，王正廷命孔祥熙由济南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这样，孔又担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也是他步人仕途的开始。　　“鲁案” 善后督办公署是个临时机构。1922年12月10日接收完毕后不久，就撤消了。于是孔又一次无事可干。　　当时督办公署散了摊子，孔祥熙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想起了跟着王正廷游山玩水的情形：趵突泉，三窟齐发，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泰山，山势雄伟，峰峦峻拔；还有那众多的奇山异景，都令他久久不能忘怀，更使他留恋的是那纸醉金迷、前呼后拥的官场生活。孔祥熙前思后想，决定再不能呆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太谷小城了。于是他又多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给他找个差事。　　王正廷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1923年春，王正廷打来电报，请孔祥熙速去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另有重任。　　原来，那一段时间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王正廷亦被委派为督办。　　该公署当时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 由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这把交椅就由孔祥熙坐上了。　　名为“坐办”，实则没有什么大事可办，彼时王正廷似乎对孔祥熙也不那么重视。于是，孔祥熙只有“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　　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孔祥熙便溜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消磨时光，饭后则去命馆相室小坐聊天。那些星相家们看到孔祥熙自称是政府的官员，衣裤笔挺，加之方面大耳、背厚腰圆，当然称许备至并阿谀奉承一番：什么官至特任，资累巨万等等。公署的一帮人自然也随声附和，说得孔祥熙喜形于色哈哈大笑，笑声过后，免不了给那些星相家们多赏几个银元。　　就在这期间，宋蔼龄又为孔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孔令侃。　　孔令侃出生时，孔祥熙又未能在太太身边奉侍。此时作为妻子的宋蔼龄虽已能理解丈夫，但是作为丈夫的孔祥熙，却不免又是一次遗憾和追悔。　　1922年初，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开始轰轰烈烈，正是用人之际。他便致电孔祥熙，要求他速去广东。　　当时孔氏夫妇商量一下，决定夫人先行一步，以便借此关系斡旋一下。　　同年4月的一天清晨，孔祥熙的使者宋蔼龄，带着7岁的长女孔令仪从山西出发，路经石家庄、郑州、长沙，径到广州，看望妹夫孙中山和妹妹宋庆龄。　　孙中山此时正在广州任大元帅，寓所位于观音山粤秀楼；且在指挥革命军挥师东进，一路高奏凯歌。对于大姐的到来，孙中山十分高兴，遂安排夫人宋庆龄先代他接待。　　宋庆龄对于一奶同胞的大姐的到来，高兴之余并不记恨以前的恩恩怨怨，并且热情地接待了她。特别是见到娘家的第一个侄女--7岁的令仪后，宋庆龄的感情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又是拿糖又是端水果，热情得不得了。　　在热情的气氛中，姐妹俩进行了长谈。从家庭到社会，又从社会到家庭，谈了许多。　　“大姐，祥熙是个有本事的人，现在在干什么呢？” 宋庆龄关心地问道。　　“他呀，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事。在前阎锡山想用他，但感到话不投机；后来，吴佩孚、张大帅又送密信来，他也没有答应。眼下依附王正廷，但也不是个常法儿。如果这里有合适的事儿，我会竭力劝他来的。”　　“关于祥熙的事儿，我已给先生说过了，来信让你们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谢谢妹妹的关心。他这次没来的原因，主要是手头还有要紧的事儿，一时难离开。要不，他也跟我一块儿来了。”　　那天晚上，孙中山陪蔼龄大姐吃饭的时候，他又重提此事道：　　“大姐，祥熙的事庆龄已经给我说了。你回去好好劝劝他，吹吹风，让他尽早来南方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东征，很需要人呢。他要是来不了，我可要找大姐算帐了！”孙中山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要来还不容易。我的大元帅，关键是你给他安排个什么差使？”宋蔼龄倒直言相问。　　“以祥熙的能力，安排一个部长还是可以的嘛！”　　“好！此事就这样说定了，我回去一定传达你的话。” 当即宋蔼龄笑了。　　4．决心追随孙中山　　当即宋蔼龄也没有游览羊城的风光。便匆匆踏上了归程。　　回晋后宋蔼龄及时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但是，当时孔祥熙并没有立即奔赴南方。　　后来，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分析说，这是因为孔祥熙当时正在热衷于实现在山西的教育计划，所以不愿跻身政界。这个分析并不正确。其真实的原因在于：一是孔当时正在为王正廷的督办公署效命。二是孔彼时亦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托，正在北方做一些秘密的活动，一时还脱不开身。　　1922年春天，却是一个多事之秋。　　当时孙中山为争取皖、奉二系共同对付直系，积极和皖。奉代表联络，以形成孙中山同段棋瑞、张作霖联合对付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同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但是时隔几天，奉系惨败，张作霖退回东三省。6月4日，张作霖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并表示出“南倾意向”。在此形势下，孙中山致电孔祥熙，秘密指示孔祥熙进入东北，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接触，力谋加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同奉系的合作关系。　　孔祥熙当即匆匆备了一些重礼，尽快上路了。来到沈阳奉天府，在宽敞豪华的督军府，那位称雄东北觊觎全国的张大元帅，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朋友了，这回来了就不要走了。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哇。”　　孔祥熙笑答道：“谢谢！只是此次行前匆匆，有些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人选，当即北来效力。”　　在沈阳期间，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多次秘密交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些默契。虽然孔祥熙当时没有留在张作霖的奉天府，但是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南方革命的重要情况，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张作霖表露忠诚之心。于是，一贯颐指气使的张作霖在听到孔祥熙虔诚的表白后，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奸笑。　　二人当时各怀心事地相互拉拢，相互吹捧。　　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在孔祥熙临行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孔祥熙自然先是客套一番，最后还是一件不少地全部收下了。　　孔祥熙返回山西后，同张作霖函电交驰，互通机密，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　　1924年1月，孔祥熙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并赶赴广州。　　亲朋再聚，孙中山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　　此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刚刚脱稿。孙就拿给孔看，并问他：“你看怎样？”　　“很好。”孔祥熙自然毕恭毕敬。　　孙中山接着说：“恐怕还有些人不大赞成。”　　孔祥熙马上说：“我看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把它先给我看看可以么？”　　孙中山当即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说：“好的。你拿去仔细再看看吧。”　　过了几天，孔祥熙又对孙中山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再者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办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且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出，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赞同，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孙中山听罢，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于是，孔祥熙就由广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3万本《建国大纲》，然后北上，在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面。　　冯玉祥当年即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人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 的青年军官也于当年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并推冯为参谋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　　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湖南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并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他对孙中山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结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湛家肥时，冯玉祥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他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厄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玉祥，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玉祥亦表示要与国民党人保持往来。　　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思想基础，因此孔祥熙到南苑后，在一次宴席上他便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庸之见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你有没有办法？”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当今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眼下却有很好的办法。”　　说完，孔祥熙同冯玉祥走进一间密室，孔祥熙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份送给你，并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孔祥熙走后，冯玉祥将那份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当即他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他在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和钦慕之情。　　显然，1920年以来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渐加强，使冯逐渐倾向广东革命。这是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第六章 巨人殒殁　　1．爱一个人真难　　在太平洋那蔚蓝色的大海波涛上面，阳光热烈地洒在洋面，泛起一派耀眼的亮光。此时，一艘巨大的远洋客轮，航行在辽阔的大洋之中，朝着东方，朝着那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急急驶来……　　这是1917年灼热的夏季。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航行，宋子文终于抵达了祖国的上海。5年前，他就是由上海港登船启程前往美国求学的。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晃5年过去了。此刻，宋子文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显赫身份，归返自己的祖国了。说来5载春秋虽不算太长，但宋子文毕竟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许多知识，因而也增长了许多的力量。如今游子学成归来，宋子文站在船舷旁望着上海码头上那一片欢迎的人群，心中禁不住一阵踌躇满志的激情涌了上来。是啊，终于回来了，终于可以报效祖国了！宋子文心里激动地想着。　　在上海港，宋耀如夫妇深情地迎接了他们的海外游子。曾几何时，时空把他们隔开，而如今时空又让他们团聚。一时间，亲热的话语说不完，拥抱的双手不忍离去。直到海关的钟声响起，他们一家人才驱车驶回温暖的家中。　　此时是1917年，国内的形势已有所缓和。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大本营，亦已由日本转移到国内；宋家的人也早结束了流亡日本的生涯。此前，在全国一片的讨袁声中，袁世凯那个窃国大盗，已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当时许多人认为，袁贼已死，今后天下太平。而宋耀如当时却自有主见，他对形势并不乐观；并且他主张为恢复约法应继续斗争，并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起草了《规复约法宣言》。　　尽管当时形势依旧十分险恶，革命前途仍很茫然；但是宋子文的学成归国，毕竟为宋家增添了不小的亮色。当天晚餐，妈咪让仆人多做了几个菜，并加了法国白兰地酒，以示对大儿子归来的由衷欢迎。一时全家人围着餐桌，谈笑风声，尽享天伦之乐。　　“爸爸，我的工作……” 宋子文没吃几口便急着问道。　　“子文，本来我想让你留在身边，统管财务。这也是我送你留学的初衷，大概你也知道。”说到这里，宋耀如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可形势不由人啊！国家已成这个样子--军阀大战，烽火连天，不消说搞经济啊，长此下去就连性命也难保全。自古国乱则民不安。眼下，爸爸已经与孙中山先生绑在一起了，以兴国立邦为旨，要铲除军阀割据，实现天下大同。可是这条路还很长啊！所以关于你的工作一事，我已考虑很久了。眼下有朋友的推荐，准备让你先去汉冶萍公司。这是个大公司，在国内外声誉很高，专门经营煤矿、铁矿和钢铁厂，但它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希望你能进去，发挥才能帮助他们把公司搞好。起码把财务理顺，争取早点做出些成绩来，也让爸爸看看。”　　“爸爸，我听您的安排。”宋子文显得有些激动地表示道。　　“不过，那位盛总裁眼下还没有给我最后回信。我们是多年的至交了，我相信他会给面子的。” 宋耀如说到这里站起来：“凡事由小及大。倘一个人连一个厂都治理不好，就难成国家栋梁之才！子文，你说我说的对吗？”　　“是，爸爸。我相信我的知识和我在美国的关系，我能胜任的。爸爸，请您放心。”　　宋耀如再一次打量着儿子：就见宋子文西装革履，精神抖擞，因为白兰地喝得多了些的缘故，满面红光。在儿子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血脉和自己当年的影子。　　“OK！爸爸现在就给盛总去打电话。”　　“谢谢爸爸！”　　“子文，你若是干得好的话，等革命胜利了，我向孙先生推荐你当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好不好？”　　“爸爸，还是让我从第一步开始吧。”　　于是，宋子文在上海与亲人团聚还不到一周，就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总裁的催促下，前往该公司的总部报到。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其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因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于是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开始动工兴建铁厂；旋又决定在大冶开采铁矿。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当时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和炼炉两座，1894年投产。上述企业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投入经费白银580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 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旋于1896年将这些厂矿改为“官督商办”，并由盛宣怀招股100万两接办。1898年，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又招股100万两；并设“萍乡煤矿局”，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然而由于这些厂矿经营腐败，没出几年负债便倍于股本。1908年盛宣怀获得奏准合并扩充，且改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此时该公司虽名为“商办”，实权却仍为盛宣怀把持。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3000人，每年出钢7万吨；萍乡煤矿工人3000余人，每年出煤60万吨。因连年亏损，从1903年起盛宣怀以厂矿财产作抵押，陆续向日本借款，并用生铁和铁砂廉价抵偿，于是该公司逐渐为日人控制。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又续借了大量日款，公司大权则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　　当时对于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到来，汉冶萍公司总裁盛宣怀及其子盛泽丞总经理表示出了热烈欢迎的诚意，并为宋子文举行了接风晚宴。那天出席晚宴的不光有盛宣怀和他的朋友，还有其家人包括盛的18岁的爱女盛谨如小姐。就见那盛小姐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宋子文见后禁不住一阵怦然心动。　　席间，盛宣怀总裁问宋子文道：“为什么你爸爸不与你一起来？”　　“爸爸眼下很忙，抽不出身。” 宋子文回答。　　“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了。当年为修筑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我们就有过深交的。但年轻人，说句实话，你来，我并不只看重关系，而是注重了你的人才难得。你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啊？”　　“先在哈佛大学读了3年硕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2年博士。”宋子文-一作答。　　“好啊，你是洋博士，我们公司就缺这样的高等人才！”　　“那么盛总，您看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当然要学有所用。主要是帮助你大哥泽丞管好帐目。”接着，盛宣怀总裁又把其长公子盛泽丞介绍给宋子文。　　“欢迎欢迎。” 盛泽丞伸出热情的手。接着又把小妹盛谨如介绍给宋子文：“这是我的小妹盛谨如，也是我的助手。”　　“欢迎欢迎。”当时盛谨如莞尔一笑，并且落落大方地客气了一句。　　“今后还请小姐多多关照”宋子文当即深鞠一躬，风度翩翩。给那位盛小姐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第一印象。　　于是席间大家谈笑风声，好不热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盛谨如小姐还不时地为宋子文碗里夹菜，一时倒使宋子文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宋子文来汉冶萍公司3个月后一个落霞的傍晚。那一份美好爱情，悄然向他走来，一时使他猝不及防。本来，回国后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宋子文，像所有有志气的男人一样，打算先立业后成家，所以并没有把爱情提到日程上来。那天傍晚，当宋子文听了盛谨如小姐的表白后，心里竟一时没有了谱。　　爱情，一个多么撩人心扉的字眼啊！　　上帝缔造了人，人就有爱和被爱的权力，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这叫做自由抑或缘份。然而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中国传统社会里，这种自由常会被扭曲，缘份也常会被割断。　　那天，盛谨如小姐是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宋子文办公室的，那张报纸上登载着宋子文的大名，并称他是“金融界的理财好手”和“汉冶萍公司的希望”。文章中列举了宋子文来公司后的几项大的举动，还称他是汉冶萍公司的“智多星”。当时，对这张报纸宋子文不屑一顾。可是，在旁边姑娘的爱火却在燃烧。那位盛小姐看着宋子文不屑一顾的样子，便说：　　“中国的金融界还能有第二个宋子文吗？到底还是洋博士啊！”　　宋子文抬头看了盛小姐一眼：“本来就是平平常常一个人么，有什么好张扬的！”　　盛小姐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宋子文道：“就是这么平平常常一个人，才讨人喜欢呢！”　　“可喜欢我什么呢？” 宋子文故意问。　　“喜欢你的人品，还有能力。” 盛小姐认真地说。　　“可盛小姐是盛老总的千金，岂是寻常人能随便高攀的呀！” 宋子文不免有些心事重重地说。　　“那又怎么样，盛老总也是人嘛！而且他的女儿也要找婆家呀！”说着，那盛小姐走至宋子文身边，用手抚着他的双肩道：“子文，我爱你！但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自从你来到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啦。一直到现在我才来找你，请你答应我，好吗？”　　“这……怕是不行吧！”　　这句实话，在恋爱中，宋子文已经有过不少的教训了。当年在美国求学时，也曾有过几个比较好的美国姑娘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但终因中西文化的差距及其女方父母的反对而“落果”，至今他心中的伤口还没痊愈呢。所以，眼前面对如花似玉的盛谨如小姐，宋子文实在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那你是怕……怕我爸我妈不同意？” 盛小姐又追问一句。　　宋子文点点头，一时默然不语。　　“那明天--我就给爸爸妈妈说，让你到我家来做客，公开我们的关系。”　　“哪有那么简单啊！一下子让你爸爸妈妈接受一个他们尚不熟悉的人，恐怕根本是不可能的。再说，也得容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啊。”　　“还考虑什么呀！难道我不配你吗？”盛小姐沉不住气了。　　“无论如何，也得容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说说吧！”　　“那就这样定了。”　　“OK！”　　就这样，宋子文和盛谨如两个人悄悄地相爱了。　　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像整个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精神焕发，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般；常常埋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半夜。而待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约上谨如小姐。于是两个人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一双身影。　　不久，宋子文和盛谨如相爱的消息传到了盛家，传到了盛谨如的父母耳中。那天，当大公子盛泽丞把他所听到和看到的关于小妹谨如恋爱的事和盘托出后，盛宣怀夫妇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小女儿谨如是他们的掌上明珠，那一年年方18岁，且才貌出众。当年，盛氏夫妇对这个女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关于小女的婚配一事，盛氏夫妇也早已有了安排。他们早已把谨如小姐许配给了人，对方是有门第的富户，那男孩子也长得英俊潇洒，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只因考虑盛谨如尚且年幼，所以此桩婚事一直没有公开。　　听到消息的那一天夜里，盛宣怀夫妇睡不着觉了。　　“谨如这孩子太不懂事了。这么大的事，也不给爸妈说一声，就自作主张。”盛太太不停地埋怨着。　　“要说子文吧，本事倒还真有一些。但他毕竟阅历还浅，况且宋家的景况也属一般。他要娶我们的谨如……”说到底，盛宣怀还是瞧不起宋家的，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都怪你。瞧你养的这个女儿，也不管管好。”盛宣怀开始埋怨太太。　　“我养的女儿，难道没有你一份吗？”盛太太不服地反驳道。　　“好好好，怨我怨我。算啦，明天我就把子文调走，走得远远的。”盛宣怀掐灭了烟头，使劲地往烟缸里一戳道。　　果然没过几天，宋子文奉命调离了。　　那天晚上，宋子文约来盛谨如小姐，向她告别道：“谨如，明天我就调走了。以后请你多保重吧！”　　当下盛小姐懵了，连连追问宋子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子文当时强抑住内心深处的隐痛，十分冷静地对盛谨如小姐说：“既然你们家里不同意，这种事情也勉强不得。谨如，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分手吧。不管将来怎样，我都为你祝福。”说着说着，宋子文不禁硬咽，说不下去了。　　而此时的盛小姐早已泪水涟涟了。她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天前，父母把她叫到房中，父亲开口便训了她一通。母亲也在一旁帮腔唠唠叨叨。可老爹老妈讲了半天，也没讲出宋子文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盛谨如自然不肯服气，就由着性子把父母好一顿顶撞。因为谨如小姐自幼已经给父母宠惯了，她一来了脾气，家里人都让她三分，连父母也不例外。于是那天晚上，盛氏夫妇一见把小女儿惹哭了，就都不再讲什么了。本来，这几天盛小姐以为事情已然平安度过了呢。谁料想，父母竟然背着她，对宋子文做出了如此无理的事情。所以无论宋子文怎样拦阻，都没有拦住盛谨如小姐。她一面哭着，一面跑去找父母，非要讨回个说法不可。　　然而，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那个封建传统仍很顽固的年代里，单凭盛谨如一个单纯的小女子，是根本无法真正讨回公道的。于是，盛谨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心相爱的人，一步步走向了远方。　　就在宋子文调离后不久，在父母的逼迫和哄劝下，盛谨如只好出嫁了。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愤而辞去了在汉冶萍公司的工作，去了另外一家银行谋职。再后来，他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了革命。　　好多年后，有人慨叹宋子文和盛谨如当年那段本应可能的姻缘，批评盛宣怀夫妇只顾眼前，在儿女婚事上缺乏远见卓识等。此一慨叹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据说还引出了晚年盛宣怀的好一顿自责，亦不知是否确实。这里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2．孙中山讲：“子文还真行”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此开始，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第一次大革命不久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孙中山拟议发动的北伐战争，首先即指在孙中山领导下，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洋军阀是以清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派生出来的武装政治集团。早在清顺治初年，清政府设直隶和江南两省，亦称北洋和南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约定五口通商；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江南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习称北洋总督，其所建军队亦称北洋军。后袁受命于天津小站练兵，于1905年建成北洋新军六镇，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初家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及其北洋军阀的实力，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当年袁世凯利用天津小站练兵的机会，竭力培植私人党羽并扩充自己的班底。他先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淮军定武军中网罗大批人才。当时，王士珍先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总教习，后又提为工程营统带；段棋瑞则是越级提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另一位冯国璋也被袁世凯委任为督操营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提升为总办。民国初年，北洋系势力遍及全国，从大总统、副总统、执政、总理、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到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等，几乎都出自于小站的北洋新军。当时这些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也是要为民除害。　　当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段棋瑞和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3个人最初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迅速发迹的。以后，有人根据此3人的特点顺称之为龙杰、虎杰、狗杰。其解释为王士珍雍容大度、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常扮演卧龙先生之角色，故称之为龙；段棋瑞兼学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气咄咄逼人，故称之为虎；冯国漳则忠心耿耿，爱财如命，故称之为狗。后来，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湾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仅王士珍略逊一筹，未成独立体系。于是，一时间此3人皆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年北洋军阀集团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依靠封建宗法思想维系官兵之间关系。故北洋军人中，多为才质驽下者。服从、报恩、不党，此为北洋军人当年的3个基本信条。下级对上只知道服从，不敢有所主张。尤其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公意，而是出于报恩之类的私人感情。当初，为了能够把北洋军人培养成袁世凯的私家军队，袁提拔军官多选拔“粗人劣卫”，用袁世凯当年的话来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所以在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袁曾以“军民公治，军人不干预政治”等漂亮的言辞来钳制部下，居然也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此头脑简单。才质驽下的北洋军人，在羽毛未丰时自然会俯首听命；而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也就会另起炉灶。例如后来段、冯叛袁，即是例证。　　当年，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即倒台了。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等诸多方面失败的原因，而“不识字的部下仍然靠不住”，确也是后来袁世凯始料不及的不治之症。　　当时的宋子文作为热血青年，正值血气方刚，自然也十分关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其后的北伐战争。宋耀如作为至尊的家严，早年已是孙中山的人了，这是宋子文早已知道的。而宋子文一向崇敬的二姐宋庆龄，此时也已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并正在辅佐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筹划工作……于是所有这一切，更使宋子文心中的天平倾向正义，倾向革命。且恰在此时，宋子文情场失意，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撕开的伤口使他呻吟不止。于是，他便写一封寻找光明的信，寄给了正在广州的二姐宋庆龄。旋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宋子文很快辞掉了内地的工作，匆匆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来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就这样，宋子文做了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协助中山先生统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一切财务工作。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宋子文初到广东后，孙中山先生虽委以重任，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却是一个烂摊子，着实令人头痛。当时的主要表现：要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帐面上的流动资金又极有限。不要说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很困难。　　但当时宋子文作为孙中山新任的财政总管，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聪明和才干，一次又一次地使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一时深得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和赏识。　　当时，宋子文当家理财，犹如“大管家”一般，每一笔账目、每一项财源和每一项开支，他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且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用宋子文那句后来著名的话说，就叫做“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到发了愁。”　　宋子文上任伊始，便提出一系列理财主张，例如宏观清楚，微观不失控；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等等。当时具体可以归纳为“5字方针” 如下：　　精，即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人，一定要帐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整，即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务帐目纪律并纳人法制；　　苛，即苛收税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　　监，即监督体制。所有财务帐目公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和贪污。　　殊不知，当时由理论到实践的执行，还确有一段距离。而且首先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并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当时为了依法理财，宋子文洒下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发挥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那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冬日里。　　面对财政的拈据，当时又有些地方的税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省，既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而且兵多粥少；加上当时广西的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让广西给国民政府交税了，广西还不停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呢。此事经屡屡交涉而未成，当时已经使宋子文伤透了脑筋。　　那天宋子文正在办公室内吸烟踱步，思索下一步财政上的难题如何破解。此刻雪茄烟已经被他吸掉8支了，正当他燃起第9支雪茄、准备继续吞云吐雾时，忽然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宋子文当即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哦，德邻兄，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什么事吗？”　　“广西的弟兄们又揭不开锅了，找你要饭吃啊。”　　“请你过来谈吧。不过，子文这里也没开财神店，你老兄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旋后宋子文和李宗仁两个人，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与其说交谈，不如说是谈判更准确些。而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宋子文开门见山告饶道：“大有大的难处。你们广西，中央财政已经补贴不少。至于兵多钱少，我也实在无法。再说广西的税收迟迟上不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应该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呀！”　　李宗仁摊开双手：“我不管你中央财政收支情况如何，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知道，军队是你们的军队，我这个乌纱帽也是你们封的。下面有了难处，中央不能不管吧。”　　“中央的财政从哪儿来，说破了还不是靠地方的支持。实在没办法了。不然，广西的税收全部归你还不行吗？”　　“广西是个穷省，穷省岂能与富省相比！既然是中央统一，就应该有个相互调节的作用。希望子文又老弟在调节上再给我们做做文章。”　　“我这里收支难以相抵。中央已经对你们补贴不少了。再调节，恐怕政府的正常开支就无法维持了。”　　“不管怎样，请子文老弟开绿灯。”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下宋子文哪里敢答应下来，只好口干舌燥地继续做工作：“作为政府，这边也有难处啊。目前，不怕德邻兄笑话，我已从家严的私产中拿出了一部分钱来弥补政府的亏空了。眼下我们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税收方面已快到了横征暴敛的地步了。”　　李宗仁此刻闻听宋子文如此一说，一下竟笑了起来。他说：“看来，我们的财神爷也要乱用虎狼药喽！只是眼下，你我都是为国民革命奔走办事，倘行苛政，恐怕将来的功过是非不好说清啊！”　　宋子文亦耸肩摊手道：“不如此又怎么办？都来要钱，革命总得进行下去吧。”说到此处，宋子文停下思忖片刻，遂又决然地表示：“功耶罪耶权且由人吧。至多，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罢了。”　　当天，李宗仁离开宋子文那里后，就再也没有为军费支出找过他。而且，广西不久便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起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来。当时筹办此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当时宋子文打定主意，借也好，送也好，反正不兑现不能散会。不过，在会上宋子文的口气却很婉转，亦很动听，不愧为外交之才，他很容易讲得那些阔佬动心。　　后来，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当着夫人宋庆龄的面，表扬宋子文在理财方面“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宋庆龄当时听罢，不禁嫣然一笑。对于大弟子文，宋庆龄可以说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宋子文倒没显出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唬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们十分开心。子文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有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子文虽爱交际，却从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对人诚恳，遇事爱打抱不平，但从不给父母惹出乱子；父母交给子文的钱，他也从不乱花一分，且要花也要花个明白；当年宋子文数学成绩极好，家中日常算账，总是他先脱口而出……本来，在姐姐宋庆龄的眼中，宋子文还是个没长大的弟弟呢。而如今面对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且随着人们日益增多的赞誉声，子文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了。　　那天，宋庆龄正在感慨中，大弟宋子文进了门。　　“大总统让我筹措的500万，已按时筹足了。”说着，宋子文疲惫的脸上亦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可进帐。”　　“嘿！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 宋庆龄有些调侃地赞扬道。　　“我还不是为了姐姐有面子。再说大总统有令，子文岂敢不执行啊。”　　说着姐弟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吃饭了吗？”宋庆龄关心地问弟弟。　　“吃过昨天的了。”宋子文顽皮道。　　“那我赶快做饭，庆贺我们子文筹款成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很快就能回来。”　　果然，待宋庆龄刚刚把饭做好、姐弟俩还没吃上呢，外面汽车喇叭声传来，孙中山先生开会回来了。当即闻听宋子文已经把款等妥时，孙中山十分高兴，他连连夸奖宋子文道：“太好啦，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呀！”一边称赞着，孙中山先生坐到了桌前，旋又招呼夫人：“庆龄，怎么没拿酒啊！今天该拿酒来，为子文弟弟祝贺啊！”　　于是那天晚上，宋子文在姐姐和姐夫家里，痛痛快快地饮了一杯庆功的美酒。　　3．泪洒北京城　　1924年的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广州军港，大海仿佛停止了喘息。透亮如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此时已作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时，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发令，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 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一时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基督将军” 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 贿选出来的“总统” 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正红火，能否请他人伙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的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北上之约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自有一番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他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彼时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再作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我只是希望先生再想得周到些。” 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并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此舰也称孙中山的“救命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顿时欢声雷动。当时，先由孙中山先生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 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 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大夫。　　“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925年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当时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亦明显显出消瘦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宋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说：“中山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倍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中山先生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恐怕还到不了今天这个时候呢。”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宋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又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还有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棋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国信，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笔账我们要记在心里！” 何香凝当时像是安慰宋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似的。　　4．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　　1925年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先生病情恶化。　　但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宋庆龄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宋庆龄托嘱给她，并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孙中山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20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此时，宋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当即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宋庆龄过分伤心而一再被推迟的。　　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当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年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除了其间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宋庆龄当时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故事值得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亦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谢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当时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先生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 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此时孙中山先生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孙中山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 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先生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当即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笑谈，竟成遗言而变成现实。1929年6月1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宋庆龄来南京，则是为了中山陵工程的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感。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昂扬，特别是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2000多人在租界区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但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并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 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 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 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途径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廖仲恺就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她和孙中山感情最深的挚友。并且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这些都更激起了宋庆龄的愤慨和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自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一次有力的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当时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常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彼时，她还没有从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址，尽管不断有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当时，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那天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当时一位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当天她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第七章 邸柱在中流　　1．姐弟分手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宋庆龄上前打招呼道。　　“二姐，冻死我了。”宋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宋庆龄挥手道：“刚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一点。”　　这是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在雪的覆盖之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不大的院落前停下来。　　宋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宋庆龄心中流淌着。然后，姐俩跺跺粘在脚上的雪，便进了屋。　　卫兵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宋庆龄又忙去泡茶。宋美龄趁机瞧了一个屋内的摆设：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和恬静。只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不免有些沉闷。　　宋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宋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宋美龄接过茶杯刚呷了一口，旋即叫了起来：“哎呀，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宋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来她就掉泪。”宋美龄望了一眼孙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我来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宋庆龄抚着美龄的秀发问。　　“唉！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宋美龄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宋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唉--”宋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广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宋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我们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宋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能算定下来。”宋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就故意没有全部讲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觉着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宋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个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太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宋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时候，我可以转达，决不贪污。”　　“不用了！”宋庆龄若有所思：“我只怕你结婚后，就会把二姐忘了的。”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的两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大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宋美龄是在指在美国留学那段时间。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宋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门进来。　　“听说我们的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宋子文幽默地说。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应该由你请客。”宋美龄到哪儿嘴都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说吃什么，开个菜谱，我包了。”宋子文看了二姐一眼说：“不过，二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点头。”　　宋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宋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她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局，但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她像一只无形的手，既能拂平人们的创口，也能揭开旧的伤疤并使其血流不止……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共合作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革命军一直打到长江以南。当时为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最高职位。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政权，可新生政权又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一场冲突又开始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国民党并把他们交给了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一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则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宋庆龄还要求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在同年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直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　　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只是，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并未因此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