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英]韦恩·鲁尼 译 咏鹏前言(1)前言(2)第一章快乐家庭(1)第一章快乐家庭(2)第一章快乐家庭(3)第一章快乐家庭(4)第二章足球起步(1)第二章足球起步(2)第二章足球起步(3)第二章足球起步(4)第三章 中学的"叮当"(1)第三章 中学的"叮当"(2)第四章 永远为蓝？(1)第四章 永远为蓝？(2)第五章自行车链(1)第五章自行车链(2)第五章自行车链(3)第六章送给科琳的一朵玫瑰(1)第六章送给科琳的一朵玫瑰(2)第六章送给科琳的一朵玫瑰(3)第七章加扎的18号(1)第七章加扎的18号(2)第七章加扎的18号(3)第七章加扎的18号(4)第八章经纪人和金钱(1)第八章经纪人和金钱(2)第九章英格兰(1)第九章英格兰(2)第九章英格兰(3)第十章科琳和我的生日(1)第十章科琳和我的生日(2)第十章科琳和我的生日(3)前言(1)　　2006年4月29日，斯坦福桥。　　切尔西早早取得进球。威廉?加拉斯接角球头球破门，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针对性防守训练，这种情况原本不该发生。开场才5分钟，我们就已经陷入了落后的局面。　　上半场，我们踢得不算太坏。我获得过一次机会，当时我从中场附近断球，甩开两名后卫直奔禁区，面前只剩下对方门将了——但我射偏了。一些解说员后来说那天场地的草太长了。我不会抱怨草皮，球是被我踢偏的，我没能完成一次有效的射门。　　下半场，乔?科尔进球后，我们落后两球了。接着，我因为一次鲁莽的抢断动作而吃到了黄牌。这时我听到观众开始大喊：“鲁尼，鲁尼，几比几啦？”第72分钟，他们打进了第三个球。我觉得很难受，这太可怕了。虽然我不觉得我们已经认输了，但我能够感觉到一些队友已经开始希望比赛赶紧结束，只等终场哨响了。我不会低头，永远不会。无论比赛还剩几分钟，无论多么艰难的状况，我总是认为我会进球。　　在第78分钟，我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次我是从左路杀向切尔西的禁区。就在我带球突破时，他们的后卫保罗?费雷拉阻止了我。这是一次合理的抢截，动作并不粗野，他在设法把进球破坏掉。与其说是抢球，不如说是一次搏斗，真的。我倒地了，而且没有再站起来。　　不知怎么的，他的膝盖重重地撞在我的右小腿上。这种撞击使我的小腿在压力下弯曲了。我立刻感觉什么东西砰的一声爆开了似的，在我的右脚上。不过我不知道是哪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疼痛难忍。我动不了了，几乎流下了眼泪，我痛苦地抱着头。　　比赛暂停了，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我受了重伤。医生和担架进场了，观众安静了下来。当我被抬下场时，我听到刚才我吃牌时还在嘲讽我的切尔西球迷在为我鼓掌。我记得我在想，他们其实并不一定要这样做，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在更衣室里，曼联的医生多克?斯通给我做了检查，试图确认我的伤情。　　我心里有点没底，因为和我上次在2004年欧洲杯上脚受伤时感觉不太一样。那一次我没有听到砰的声音，在我试图重新穿上鞋之前也不觉得疼。医生的初步诊断是神经拉伤。那个抢球动作并不粗野，也没有猛烈的碰撞。但我觉得不对，应该比这严重。一定有什么东西断了，我听到了。　　医生说如果是神经拉伤的话，我需要休息两个星期。我想，哦，不，我要错过这个赛季的最后两场比赛了。接着我又想，如果真是有什么东西断了，如果是像上次一样跖骨骨折，那我就参加不了世界杯了。更衣室里非常安静。实际上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因为我们完败于切尔西。没人说话。老板没有骂我们，他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我们都很清楚自己踢得很烂。　　当时队里决定让我和球队一起回曼彻斯特，而不是在伦敦的医院里做X光检查。火车上死一般的沉寂，我们都非常沮丧。我没有力气打牌，我甚至连音乐都没听。上次受伤，我经过了14个星期才复出。我在心里计算着，对切尔西的比赛是4月29日，星期六，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对阵巴拉圭的第一场比赛是6月10日，星期六，这意味着中间只有六个星期。　　如果我的伤势和我感觉的差不多，那我就没机会了。我把我的汽车放在了老特拉福德。在赛前，球员们一般都会这样做，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当然，我没法开车了，我的脚上包着一大堆东西，冰袋什么的。不过在止疼药的作用下，疼痛已经减轻了很多。很幸运，那天我是和韦斯?布朗一起到的老特拉福德。他跟我住得很近，所以搭了我的顺风车。他说他可以把我送回家。　　从曼彻斯特的皮卡迪里火车站，我和俱乐部的医生一起直接去了位于华利?瑞奇的BUPA医院，在那里我做了一个X光检查。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但这并没有让我放下心来。我很清楚我听到和感觉到了什么。然后他们给我做了一个扫描，应该是叫CT扫描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扫描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让我坚持一下，大约有45分钟吧，他们仍然在研究。这时我意识到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些什么。前言(2)　　最后，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消息：我右脚的第四根跖骨骨折，同时第三根也裂了。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惨。之前我还在想那砰的一声也许只是我的错觉，或者说我希望那只是我的错觉。但现在我傻眼了，这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历史在重演着。在2004年欧洲杯上，我的第一个大型赛事就在我受了同样的伤之后结束了，也是和一名葡萄牙球员拼抢后的结果。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之前我已经给科琳打过电话了，但我知道她那时还在等我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我很快就能够见到她了。　　当天早些时候，她和伙伴们去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现在她正在利物浦，在她妈妈家里等消息。我不知道谁会把我从医院送回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回家。　　10年了，一直在艰苦地努力，所有的梦想，在街上踢球，幻想着自己是迈克尔?欧文。　　所有的努力和牺牲。能走到今天并非运气使然，我配得上它。可现在，似乎我的世界杯还没开始就已经要结束了……第一章快乐家庭(1)　　我的名字差一点就叫阿德里安了，那是我老爸的主意，挺优雅，但总觉得听上去不太像我。不过，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这一生换一个其他的名字，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个性。最后，还是妈妈的意见占了上风，让爸爸放弃了那个名字。我爸爸的意思是想让我用埃弗顿球星阿德里安·希斯的名字。那家伙个子不高，机智敏捷，后来和彼得·里德合作执教，继而又进入了桑德兰队的管理层。我是他的狂热崇拜者，不过，对阿德里安这个名字可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还是用了老爸的名字——韦恩。我妈妈坚持认为家中的长子应该用父亲的名字，这是她们家的传统。我认为鲁尼这个家族一定是源自爱尔兰，但具体的祖籍地和迁移时间还没有弄清楚。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健在的亲戚里没有谁有过在绿宝石岛生活的经历。有人正在对我们的家谱进行研究，一旦有所发现，我就会告诉大家。实际上，直到上了中学，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来自爱尔兰。一位老师一边浏览着新生名单，一边对不同的姓氏发表评论：“你肯定来自一个苏格兰家庭……你一定带有威尔士血统……鲁尼，显然是个爱尔兰人……”我回到家，问爸爸：我们是爱尔兰人吗？”我怎么知道？”他总是这样回答问题。我的父亲1963年6月1日生于利物浦的科洛克斯泰斯。在家里，父亲是“大韦恩”，我是“小韦恩”。但我到了14岁就有点不服气了，他身高只有5.6英尺，比母亲还矮两英寸。我那时块头已经超过他了，可他们仍然坚持叫我“小韦恩”，叫他“大韦恩”。关于我的祖父，我只知道他生于布特尔，在市议会干体力活儿。我们叫他里克，我猜他的名字一定是理查德。在我10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对于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到底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就真的一无所知了。我们家的人向来都对研究家谱提不起兴趣。我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五男三女，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但不算是很虔诚的那种，去教堂的次数还没有我们多。父亲曾就读于科洛克斯泰斯综合中学，但16岁就因为挂掉了所有的考试而退学。离开学校后他给一个屠户做了两年的学徒，店铺关门后，又在青少年俱乐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成了一名杂工，主要在各个建筑工地上干活。他并不是总有活干，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家境并不宽裕。我并不因此而感觉有什么缺憾，尽管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汽车。而当我们最终成为有车一族时，拥有的也是人家用剩下的二手车。父亲是名出色的拳击手，这是他们家族的基因使然。鲁尼大家庭里有很多狂热的格斗爱好者，其中还有人管理着一家叫做圣特雷莎的拳击俱乐部。我父亲那会儿体重约140磅——我可不敢告诉你他现在有多重，否则他一定会揍我的——参加轻量级的比赛，先是代表利物浦，后来又为西北地区效力。　　父亲有一张照片，是他代表西北地区在与海军的比赛中获胜而捧得奖杯的场景。他还在芬兰的一次比赛中，把金银牌都赢了回来。他的兄弟里奇、约翰、尤金和艾伦也都拿过拳击冠军，同时也踢足球。但我觉得老爸才是他们之中最棒的，完全可以参加职业比赛，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曾经有人跟我父亲提过做职业拳击手的事儿，但是他拒绝了。我猜他大概是不想被那些训练和必须承担的责任捆住手脚。我母亲的生日是1967年3月14日，她的母亲叫做珍妮特·莫里。她的家族没有爱尔兰血统，而是来自法国。尽管没有人能够追溯回遥远的过去，但是她们坚信这一点。她有八个兄弟姐妹，加上她自己总共六个男孩、三个女孩。她们家离我父亲家仅一英里之遥，属于科洛克斯泰斯的同一个区。和父亲家一样，她们家也是罗马天主教徒，也不会严格按要求前往教堂。而且，她们家也同样是埃弗顿队的铁杆支持者。每逢埃弗顿队与利物浦队德比大战的日子，她们家都会把自己的房子粉刷上蓝白的条纹和标语。我母亲的父亲威廉·莫里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在金属盒公司工作，曾经是南波特的半职业足球运动员。母亲的兄弟们也都是运动员，她哥哥比利就曾为克洛斯比的一个高水平的非联盟俱乐部“海洋队”效力过，后来又出国到澳大利亚，成为墨尔本绿溪谷队的半职业球员。运动员生涯结束后，他仍然居住在那里。她的另一个兄弟文森特拥有一顶英格兰15岁以下学生代表队的队帽，虽然就那么一顶。当德比大战的日子莫里一家把房子粉刷成埃弗顿色时，她的兄弟们也会把自己赢得的奖杯和奖牌摆满前窗。我母亲也是个运动好手，她喜欢跑步、无板篮球和跑柱式棒球，是学校代表队的成员。她总是对我说，国家集训队曾经把她的名字写进了大名单，但是她没有去。我想，可能是她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吧。她16岁就离开了学校，没有拿到任何证书和学位。但她通过一个青少年培训项目学习了一年的打字。她本想以此成为一个办公室职员，但却未能如愿找到工作。不久，她就遇到了我父亲，那时她17岁，父亲20岁。当时他还是个充满激情的拳击手，作为体能训练，经常绕着居民区跑步。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途经斯托灵顿大街，路过我母亲家——虽然他现在常开玩笑说他从未全速跑过。不管怎样，终于有一天他们交谈了……他约她出去了……就这么简单。六个月的约会后，我母亲怀孕了。这可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原本已经对生儿育女不抱希望了。我母亲在六岁的时候，曾经患过严重的肝炎，并由于肝肾感染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因为这件事，她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怀上孩子了。当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她母亲的时候，全家人又惊又喜，我外祖母甚至径直跑去教堂祈求她们母子平安。那时，我父母还都住在各自家里，直到知道母亲怀孕七个月之后，他们才在石桥巷89号的政府公屋里租了一间卧室，那里也就是我的出生地了。我对那个地方毫无印象，现在那儿已经变成一家戒毒康复中心了。我1985年10月24日生于法萨克雷医院。我提早降生了三天，生下来的时候八磅六盎司重。我的全名是韦恩·马克·鲁尼，马克是家族里的名字。在我的出生证明上，父亲的工作一栏中填写的是青少年辅导员。他亲历了我的出生，他告诉我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妈妈则喜欢描述我刚出生时的样子——蓝蓝的眼睛，浓密的头发分为三种颜色：一些金黄的，一些黑的，其余颜色都跟老鼠身上的差不多。第一章快乐家庭(2)　　一直到我17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才正式结婚，而那会儿我母亲已经又一次怀孕了。婚礼没有在教堂举行，我想，牧师可能不乐于见到一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并且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新人。因此，那是一个在地方婚姻登记处举行的婚礼，时间是1987年3月21日。他们举办了一场150人的礼节性招待晚宴，地点就在一家名叫布莱沃徽章的酒吧楼上。宴会的费用他们可负担不起，钱都是由我祖母出的。我母亲照顾着孩子又怀着孕，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父亲那个时候是个干体力活儿的，一周挣120英镑，当然，那种条件下他们根本没法去度蜜月。我的弟弟格雷姆1987年10月15日出生了。他的全名是格雷姆·安德鲁·夏普·鲁尼，格雷姆·夏普是埃弗顿队的前锋，一位我父亲非常崇拜的英雄。那时，他心目中还有一位英雄是同样为苏格兰代表队效力的安迪·格雷，另一个蓝色传奇。　　我的第二个弟弟约翰是1990年11月17日出生的。我觉得母亲也很想要个女儿，但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他们没有在这件事上继续努力。1986年1月，父母从那个只有一张床的公屋里搬了出来，新家有三间卧室，是位于阿米尔大街28号的政府公屋。我们在那儿住了12年，它几乎承载着我所有的童年记忆。那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楼后有一家吉姆青少年俱乐部，我父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俱乐部里有一个柏油碎石铺成的五人制足球场，我特别喜欢翻过后墙到那里去玩。四岁的时候，我被送进了石桥巷幼儿园，不过，我对那儿没什么印象了。妈妈倒是记得很清楚，她说运动会那天我参加了所有的赛跑项目，甭管长跑、短跑，还是拿勺子托着鸡蛋跑，统统赢了。①埃弗顿队和苏格兰队的传统队服都是蓝色。　　我母亲是个非常好的大管家，尤其是在保存家庭资料方面。我和两个弟弟所有的成绩报告单、证书和正式文件都被她妥善存放在了塑料文件夹里。母亲收藏的我的第一份成绩报告单来自石桥巷幼儿园，那是1992年的事了。报告单上说我在英文阅读方面“需要很多鼓励”；在数学方面，则是“头脑灵活，能很快掌握新知识”；在动手能力方面写的是“喜欢制作卡片、模型和纸模，喜欢烘烤和针线活”——天知道我的这些技能今天都跑哪儿去了；在体育方面，我“非常积极而敏捷”。总体评价也不错：韦恩在孩子们中间很受欢迎，他善于和同学们交往。他很努力而且很少惹麻烦。”我有清晰印象的第一件事发生在家里，那时我五岁，至今我仍不时想起它。当时格雷姆突然冲出房子跑到了大街上，我赶忙追了出去想要把他拉回来。当时我只穿着袜子，没来得及穿鞋，我的脚被地板擦伤了，大脚趾的指甲都掉了。由于笨拙和没有穿鞋，我挨了一巴掌，好像是母亲打的。一次很普通的记忆，但是这种事情总是能够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家里，母亲负责管教我们。当我们惹麻烦的时候，一般会是屁股后面挨一巴掌。我经常会在我的两个弟弟中间挑起争斗，然后若无其事地告诉母亲是他们在吵吵闹闹，完全与我无关。父亲从来不打我，尽管他才是背后的实权人物。离开石桥巷后，我来到了奥尔雷迪和圣斯维辛，一所位于吉尔莫斯的帕克斯蒂尔巷的罗马天主教小学。从我们家走到那里需要十分钟。我们必须得穿制服上学：红领带、灰上衣、灰裤子、黑鞋，运动鞋和足球帽都是不能穿戴的。我母亲也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我的老师凯莉女士和盖伊夫人也曾经教过她。我非常喜欢凯莉女士，因为每天她都会给表现最好的孩子一个蛋卷冰淇淋。我并不是总能得到它，至少我自己觉得次数还不够多。　　刚到圣斯维辛的头两个星期我只跟女孩子们说话，而不想理任何男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跟女孩子们在一起。不过两个星期之后，当我发现所有的男孩子都跑到操场上去踢球的时候，我也冲出去加入了他们。我六岁的时候，班上有一个我认为特别漂亮的女孩。有一次，我发现她要过生日了，就用积攒下的零花钱给她买了一盒玫瑰巧克力。我把巧克力带到了学校，并且告诉老师那是送给那个女孩的生日礼物。稍后，老师在班上向女孩祝贺生日，并叫我上前送出礼物。我本来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但可以想象的是，全班的男生都在讽刺挖苦我：“她是你的女朋友吗，韦恩？”我红着脸，非常窘迫地跑出了教室。这种情形我第一次遇到，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次。我能够记起的另一个女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她比我大两岁，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能够和男孩一起踢足球的女孩子。她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破坏者，总是踢到我的脚踝。有一天她紧紧抓着我的手指使我不能动，我不得不使劲试图抽出手推开她，但她一直不肯收手。结果最后我在摆脱她的过程中一根手指骨折了。不过，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在我后来返回科洛克斯泰斯的时候还会不时见到她或者听到她的消息。我很喜欢圣斯维辛，喜欢这里所有的老师。我从没在这里惹过麻烦，而且总是有相当正面的成绩报告。这有一份1995年7月的成绩报告单，当时我九岁，报告单上说我喜欢音乐，不过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是怎么回事了。它还补充说我非常熟悉《彼尔·京特》——他是那个曾为曼联效力的挪威人吗？第一章快乐家庭(3)　　我最出色的科目似乎应该算是宗教教育了：“韦恩对耶稣的一生了解得非常细致，他在讨论过程中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孩子，他总是对其他人的需要做出回应。”是的，的确是这样。第二年，当我10岁的时候，报告单上说我“在数学方面思路敏捷而自信，对于新概念掌握得非常快”。我总是在数学上表现优异。我的体育评语非常有意思：“韦恩有的时候会变得有点狂暴，出于安全起见，他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真是没天理。我挺喜欢“有点狂暴”这个词，不过，我是怎么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的？虽然我上的是一所天主教小学，但是我们一家并不经常去参加弥撒，除非是比较特别的日子。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牧师每周都要拜访我们，通常是为了筹集善款。我的确相信耶稣，我不仅在学校里绘制了他的画像，还每晚祷告。尽管我的祷告通常是让主保佑埃弗顿队在周六的比赛中获胜。我在九岁的时候领了圣餐。我必须在上身挎上一条红肩带，还要系上我最讨厌的红色领结。仪式一结束，我就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堂，扯下身上那些讨厌的东西。在家里，我非常幸运地拥有自己的卧室，格雷姆和约翰只能共用一间。不过，我在五岁之前绝大部分时间都睡在父母的床上。我总是觉得在卧室的窗棂上见过黄绿色的鬼魂，而我的表兄妹们也都说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认为他们只是想吓唬我而已。我终于开始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觉了，不过电视和灯都得开着才行。我也很喜欢吸尘器的声音，或者其他类似的动静，这些声音总是有助于我入睡。经常发生这样一幕：我告诉母亲我要上楼打扫房间，而等她半个小时后来到我的卧室时，总会发现吸尘器仍然响着，而我已经睡熟。当我的这一习性被表兄妹们发现后，迎接我的当然是一番嘲笑。　　在我的表兄妹以及所有一起摸爬滚打的小朋友之中，有一个关于贝尼巴士的小迷信。贝尼巴士是一班绕我们区运行的公交车，当你看到它时，你必须跳上离你最近的墙头并待在那儿等待它通过，否则的话，你就要走霉运了。我曾经一度有点强迫症，我不能一个人待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必须起身把门关好，听到“咔嗒”的关门声，否则就难以平静下来。“咔嗒”，我必须听到它才行。我曾经读到过加扎年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小迷信和强迫症，不过在我看来它们既不严重也不值得担忧。它们从来不会导致肌肉痉挛或者其他怪异或有害的行为，我的父母似乎也从未因此而担心。有一大堆表兄妹是件特别棒的事儿，他们中大部分都和我年龄相仿，并且住在附近，永远不会没人陪你去街上玩。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和母亲吵了架，我就会跑过街角去找我奶奶。她会把我领进屋，还给我糖果吃。或者，我也可以去尤金叔叔家，我知道他最喜欢我，肯定会哄我开心的。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哭，通常是为了得到糖果，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在家的时候，我们不怎么吃垃圾食品，炸薯条也只是一周吃一次。我们可不是长年累月靠煎锅和汉堡生存的人。我特别喜欢吃意大利面，尤其是加了金枪鱼和沙拉酱的。我唯一的弱点恐怕就是糖果了。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糖果上，除此之外还能免费得到一些。当时我奶奶在她房前的小货车里卖糖果，等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经常去给她帮忙，并且马上就把挣来的钱换成糖果。有一次，我在和表兄斯蒂芬一起出去玩轮滑的时候摔倒在地并且划破了膝盖。当我爬起来时，我看到水沟里有一张10英镑的纸币。我决定和斯蒂芬分享所得，我给了他一半，另5英镑则拿回去给妈妈做筹码了。每年，我们都会去布特林斯度暑假。　　鲁尼家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包一辆40座的长途车载我们去度假营。有一年，当我们从布特林斯度假回来时，家里发了大水。一个管子漏了，地面和天花板都遭了殃。当母亲抬头看着天花板时，她非常确信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出现了。我想她是认为圣迹发生了，就像葡萄牙、西班牙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天主教徒在芜菁或者面包片上看到了耶稣或圣母玛丽亚的脸一样。她跑出去告诉了牧师，并叫他一起来看天花板。“这只不过是湿气，鲁尼夫人……”牧师说。我的童年没得过太严重的病，只有最常见的麻疹和水痘。但是我记得一次事故，我在爬过一个栅栏的时候，膝盖上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我没有告诉妈妈，因为我本不该去招惹那个栅栏。至今我的膝盖上还可以看到那处伤疤。当我六岁的时候，学校的医生说我弱视，需要戴眼镜。我验了光，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我用了一年，但我总是不愿意戴它。格雷姆也需要戴眼镜，他没有我这么强的抵触情绪，他那副眼镜用了好几年。我的左眼可能现在还有轻度的弱视，我专门为阅读配了一副眼镜，但是几乎从来没有用过。我也曾考虑过戴隐形眼镜，但后来听说那玩意对我的问题无能为力。第一章快乐家庭(4)　　在圣斯维辛，我有两次在操场上跟人打架。一次是我九岁的时候，对手是一个叫加里的男孩，他比我壮，还大我一岁。那次搏斗以平局收场。另一次是和一个叫卡拉格的家伙，他可是学校里的小霸王，外号“赛克”，和前英格兰后卫斯图尔特·皮尔斯一样。不过，我乘其不备，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一拳。我记得那场争斗是源于足球赛中一个有争议的进球，显然我们俩都有强烈的求胜欲望。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都会跑出来制止我们，并且把我们的妈妈叫到学校。我跟妈妈说，我只不过是像父亲告诉我的那样维护自己的尊严，谁敢欺负我就给他有力的回击——这就是我打架的理由。我在小学的时候相当瘦小，不是那种强壮的男孩，但我绝不甘于受欺负。很多年来，我都长着很难看的雀斑。我很讨厌它们，一直盼着它们消失。妈妈说她有一次把我按住，试图用钢丝刷把它们擦掉。我不记得这件事儿了，不过听上去不像是假的。我觉得很难堪，因为这些雀斑让我看上去既幼稚又像女孩。好在，终于有一天它们开始消褪了。我11岁的时候，就要离开圣斯维辛了。最后一天，因为要和男孩们说再见，所有的女孩子都泪流满面。我们都在别人的衣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坚信永不相忘。我非常喜欢在圣斯维辛的日子，离开时恋恋不舍。我在家里也总是过得很愉快。我觉得我是成长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到处都是穷困的家庭。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家的拮据。糖果、自行车或是足球，只要哭的时间足够长，我总是能够得到这些想要的东西。过去，我们那个区非常落后，据说我离开后，情况更趋恶化，不过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记得有一次警察封锁了我们的街道，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全副武装的强盗，并计划把他困在我们家后面的青少年俱乐部里。所有这些关于我童年的故事都可以说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太糟糕的事情发生。对于那个年代，那个我们所居住的居民区来说，这都是些平平淡淡的事情而已。　　我应该算是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了，有充满爱心的父母，还有很多我喜欢的亲戚。当然，也会有一些“家庭式的争吵”：几个姨妈有的时候可能会互相叫嚷诅咒，甚至揪住彼此的头发，但是过几天她们又会变成最好的朋友。这就是一个大家族的样子，尤其是一个爱尔兰大家族——没错，这就是爱尔兰人。他们可能会不时争吵，但仍然团结友爱，互相支持。我之前提到过，在我小的时候，我需要开着灯或者伴随着某种背景噪音才能入睡。直到现在，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开着电视、电灯——还有吸尘器。如果没有吸尘器的话，电风扇或是吹风机也可以。因为这，我可没少烧坏过吹风机。我的未婚妻科琳非常讨厌我的这个习惯，即便是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许我开吸尘器和电风扇。不过，当她不在的时候，或是我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时，为了帮助睡眠，我还是会打开电风扇或者吹风机或者空调……甭管什么电器，只要能制造出那种声音就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任何地方造成过火灾。我知道这很愚蠢，但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和我有着相同习惯的人，他小的时候总是被妈妈背在身后。他妈妈经常会在背着他的时候吹干头发，这样他就把这种声音和在妈妈身上的舒适感联系了起来，变成了促进睡眠的因素。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有愚蠢的儿时习惯，随着成长需要很长时间来摆脱。在20岁的年纪，我还有时间来改变自己。　　我生来就是蓝色的，我们全家都是埃弗顿队的铁杆支持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我爸爸可远不止一个普通支持者那么简单，只要有可能，每个主场比赛他都会亲临现场。我第一次进入埃弗顿队的比赛现场时只有六个月大，身上还裹着尿布。我不知道爸爸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既没有推着婴儿车，也没有用婴儿背带，他可能不想让人看到他与这些东西为伍。但这样一来他就必须自始至终把我抱在怀里，包括换乘公交车到赛场以及站在格拉迪斯街角观看整场比赛的过程中。我显然表现得很好，从此爸爸就经常带我去看球了。即便是我稍微大一点，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在体育场里也从来不会乱哭乱闹地折腾别人。爸爸说，我顶多会在看完比赛回家的路上惹点麻烦。也是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第一次显示出了我的控球能力，至少父母是这样告诉我的。当一个球被扔到我的怀里时，我能够一直抱着它。那时，我已经能够辨别颜色了。我躺在电视前的摇椅上，随着电视里的斯诺克选手击打不同颜色的球，我也变得神采飞扬。当然，蓝色是最令我激动的颜色。第二章足球起步(1)　　两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踢足球了。而且据爸爸说，我一脚就能把球踢到街的尽头。虽然我们住的那条街道并不是太长。我还经常把球踢过奶奶家的围墙，使我必须得爬过那个六英尺高的墙去捡球。我经常会无法爬回来，只好站在墙的那边哭个不停。在我小时候的所有照片上，我都穿着埃弗顿队的队服或者类似的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我还有一张六个月大时的照片，当时圆滚滚的我戴着一枚大大的蓝色胸徽，上面写着“今天，埃弗顿必胜”，这是《今日报》在1986年足总杯决赛那天送出的免费徽章。不过，那天埃弗顿队在温布利1∶3输给了利物浦队，这一结果我们家至今没人愿意提起。在我一周岁生日那天，我穿戴上了埃弗顿队的全套装备。作为生日礼物，爸爸送给我了一个黄色的车号牌式的埃弗顿队标志。那是当地酒吧的人制作的，爸爸一开始实际上是给自己买的，后来送给了我。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一直把它保存在我的卧室里。1998年，我们搬到了石桥巷四室一厅的大公屋里，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它。今天，这个标牌占据着一个更显赫的位置——爸爸家的玻璃前门上。我搬出去之后，他再次成了这个东西的主人，看来，他一直惦记着它呢。每到我的生日总会有一个生日宴会，我的两个弟弟也是如此。妈妈会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沏茶，布置桌面，安排座位、冰淇淋、果冻、橘子蛋糕还有小游戏。宴会上会有很多小朋友，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的表兄弟姐妹。从床头灯罩到墙纸，埃弗顿队的大事纪写满了我的卧室。海报上展示着我心目中所有的英雄，尤其是我最喜欢的球星——邓肯·福格森。他是个硬汉，总是奉献出他最好的一面，我最欣赏他这一点。　　对于早年爸爸带我观看的埃弗顿队的比赛我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稍大一些后，我经常会在赛后逗留在体育场附近，以争取获得签名。当邓肯因为斗殴事件被抓进监狱后，我给他写过两封信，那时我应该是九岁。我跟他说他不应该待在监狱里，我和我的伙伴们天天都在盼望着他能够重返赛场为埃弗顿效力。他真的给我回了信，并且对我的来信表示感谢，我非常兴奋。当然，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猜想，所有给他写信的球迷应该都收到了他的回信吧。在小学，当我扎在女孩堆里两个星期之后，我成天都在学校操场上踢足球。在家也是一样，我总是起得很早，七点就跑到街上，利用上学前的时间和表兄弟们一起踢球。放学后，我又会迫不及待地翻过我家花园的栅栏，到俱乐部的五人制球场去踢球。我经常会一个人射门到天黑。其实他们有照明设备，但毫无疑问不是给一个小孩子射门玩儿准备的。我正式加盟的第一支球队是我父亲经常光顾的西部酒吧旗下的小球队，参加12岁以下年龄组的联赛。我们当地几乎所有的酒吧都有儿童球队。我第一次为球队出场时只有七岁，并且打入了致胜一球。我也为派伊等其他几支球队效力过。但我在圣斯维辛小学期间，只代表学校踢过一场比赛，因为当时我们学校并没有正式的代表队。在我八岁那年，我主要效力的球队是另一支酒吧球队——坩埚屋队，参加九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小的时候，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即便是加入埃弗顿队。我梦想着进球，梦想着蓝军的胜利，就像大多数其他孩子一样，虽然他们不一定和我一样满脑子都是埃弗顿队。但说句实话，我的确没有想过我会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球员。　　不过有一天，当九岁的我正在为坩埚屋队踢球时，利物浦和埃弗顿的球探都在场外观看比赛。赛后，利物浦的球探走到我父亲身边，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们的试训。就这样，两天后，我放学回来，直接来到了利物浦队的梅尔伍德训练基地。我已经忘了是谁带我去的，但我记得当时我全身上下都是埃弗顿队的装扮。不幸的是，我并没有打动利物浦的教练，而且，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古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穿着埃弗顿队的球衣吧。我并不是故意要挑衅他们，我的生活就是这样，除了上学的时间以外，我总是穿着埃弗顿队的衣服。大约有30名小球员参加了这次一个小时的试训，大家年龄都跟我差不多。第二章足球起步(2)　　我们进行了技术训练和五人制的比赛。我肯定是给某些人留下了一些印象，因为试训结束后，他们又要求我参加一周后的另一次试训。当然，我答应了。与此同时，爸爸接到了埃弗顿球探鲍勃·彭德尔顿的电话，他看过我代表坩埚屋队参加的比赛。埃弗顿队也想让我参加试训，但时间安排和利物浦队的第二次试训是同一个晚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来到了埃弗顿的训练场贝尔菲尔德，放弃了利物浦队的召唤。就这么简单，一旦埃弗顿成为一个选项，那么别的选项是什么就不再重要了。　　爸爸和我一起搭乘公交车，心里盼望着能见到当时埃弗顿队的主教练乔·罗伊尔。这次试训也没什么特别，30个孩子一起进行技巧练习，但是这次我对每个方面都很喜欢——人、教练、气氛。这次理所当然有很多小伙伴都和我一样穿着埃弗顿队的球衣。公平地说，利物浦队对我也不错，我在那里的试训进行得也很顺利。但是，出于我对埃弗顿队的深厚感情，我觉得他们要好得多，融入其中非常自然。这次试训一结束，俱乐部就找到我父亲，当场问他是否愿意让我签约加盟埃弗顿学生队，我们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如果利物浦先让我加盟，并且没有另一次试训的话，我想我就会签约而变成“红色”了。我想他们的操作模式就是让你接连参加几次试训，然后决定是否给你提供机会。或者，他们可能只是对我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样，九岁的时候，我即将加盟埃弗顿。　　我从贝尔菲尔德冲回了家，想要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她当时不在家，去殉道者女王教堂参加格雷姆的圣餐礼的预演。当我跑进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弗兰尼·杰弗斯的妈妈旁边，听到了我的消息，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弗兰尼和我一样，上的是德拉萨中学，为埃弗顿效力。米克·莱昂斯还有现在维冈队的教练保罗·杰威尔也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他比我大四岁，我从来没有真正和他同学过，他离开后我才入校。我把我的事告诉了所有好哥们儿，为了庆祝一下，当然是和往常一样一起疯狂地在街道上踢足球。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埃弗顿队发来的正式信件，这份1995年4月的文件我妈妈自然也妥善保存着。俱乐部在1995—1996赛季把我收入了他们的人才中心，这是那个机构当时的名字。后来，就在我在那儿期间，它改名为埃弗顿足球学院了。对于我的到来，这封信里表达了他们的愉快心情，说我将成为“他们特别的足球人才中心的组成部分”，并且我将“为学校和俱乐部的同伴们树立优秀的榜样”。我记得那一整个夏天我都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新赛季的开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知道了我将加入埃弗顿学生队的时候，我才开始想到我有可能会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大人们都开始告诉我，只要我努力训练就一定会成功。很多人已经做到了，为什么我不行？我想，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的小孩重复着这样的梦想。9岁的时候，我成为了埃弗顿的一员，和15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一起被归于10岁以下年龄组。和大多数职业俱乐部旗下的培训学校一样，同一年龄组的球员会一直在一起训练和比赛，而不会和其他年龄组的球员混合在一起，这和职业球队里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每一年里，你满怀着希望，争取进步，在年底你要接受考评。这和学校里有点像，所不同的是，只要你做得不够好，就会被淘汰掉。我每周参加三次训练，分别是周一、周三、周五下午放学后的五点到六点半。　　周日上午，我们会进行一场比赛，对手是西北区其他俱乐部的同年龄队伍。如果是打客场，就得在贝尔菲尔德乘大客车前往。每次训练，爸爸或妈妈都会陪同前往。贝尔菲尔德离我们家并不太远，早年我们没有汽车的时候，我们会搭乘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他们还要一直等到我训练结束后带我回来。父母必须要和他们的孩子一样热情，确保他们带齐装备，按时参加训练。当然，很多人甚至比他们的孩子们还要热情，他们会在边线外喊叫个不停。我欠父母也欠埃弗顿很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在我的左右奔忙。第二章足球起步(3)　　足球训练结束后，我还要去拳击。几乎就在我加入埃弗顿的同一时期，我加入了我叔叔里奇名下的一家少年拳击俱乐部，它位于科洛克斯泰斯体育运动中心。虽然我很喜欢拳击，但我在那里只是进行训练，其实并没有真正参加过比赛。我出拳有力，在进攻上很有一套。我非常喜欢足球训练。我们学习了很多技术技巧，像外脚背踢球什么的。我是一个右脚选手，但教练着重培养我的左脚，所以我现在双脚都能够运用自如。我是中等身材，埃弗顿的十岁以下年龄组里有些小孩比我强壮很多。我觉得队里也有一两个比我还要优秀，比如约瑟夫·琼斯就是一个冷静的中场球员，经常能送出绝妙的传球。不管怎么说，能够看到个别小孩比我强会使我更加努力。由于我的表现欲太强，我变得非常粘球，不论是否有机会传球，我都会自己带球直奔球门。教练总是对我咆哮着：把球传出去！”与此同时，爸爸则对我大喊：继续！”而我则不听他们那一套，我会在禁区外突然射门，试图在30码外远射得分。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场面，我在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想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想告诉他们我有多棒！在加入埃弗顿的第一年末尾，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份书面评估报告。我在控球、传球、耐力、力量、速度和位置感几个方面的评价都是“非常好”。在态度一栏，评估报告写道：“比较听话，但他梦想得分，一切都和进球联系在一起。韦恩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并努力提高自己的比赛能力。”在进步和总体观察一栏，评价是：“努力并能够接受教练的指导，比赛能力正在提高，左脚进步明显。有强烈的进球欲望，是我见过的最具天赋的得分手。从技术上讲，他步伐敏捷，能力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年纪。希望他加强身体训练，并注意不要过分表现自己。”评估报告的落款署名雷·霍尔，他是青少年培养官员，但执笔的是安迪·温莎，我们的教练之一。在进入埃弗顿人才中心的第一个赛季里，我主要代表10岁以下年龄组比赛，有时也代表11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爸爸记录了所有我参加的比赛的具体数据。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在做这件事。现在，看看这张整洁的表格吧，虽然他拼不出“Angles y”。我一共参加了30场比赛，对手是来自兰开郡、北威尔士、约克郡的其他人才中心，我在每场比赛中均有进球。在我们15∶0狂胜普雷斯顿的比赛中，我一个人进了9个球，在10∶5胜利兹的比赛中，8次破门，12∶2胜曼联的比赛里，6个进球是我的贡献。我两次参加了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都是代表11岁以下年龄组。第一次他们6∶2战胜了我们，第二次我们则以4∶3成功回击，我在这两场比赛中各有两个进球。整个赛季下来，我一共拿下了114个进球。在那30场比赛中，我今天唯一记得的就是对曼联队的比赛，我们以12∶2狂胜，我在禁区边缘倒钩打进了一个球。在场地周围，全都是家长，埃弗顿的在一边，曼联的在另一边。当我进球的时候，我听到双方的家长都在鼓掌，这就是我为什么迄今记得那场比赛的原因。第一年结束后，我收到了俱乐部发来的另一封官方信件，那是1996年3月，上面说他们想和我续签一年。有意思的是，信中的用词和第一封完全一样，像什么“成为特殊群体中的一员”，以及“成为其他小伙伴的楷模”之类的。我猜，只要他们决定要你，那么就会发出这套标准用语。当第二个赛季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地发现我跳了一级，原本以为要参加11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结果却被放在了12岁以下年龄组。在1996年8月新赛季开始的时候，我仍然只有10周岁。每个赛季，在每个年龄组，都会有五六个小球员被放弃。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平静，小球员和他们的家长一个接一个被叫到队伍的旁边。当他们不再出现在训练场上时，你才会意识到他们已经离队了。约瑟夫·琼斯和我一起度过了每一年，直到最后。　　埃弗顿足球学院和大部分类似学校一样，有9个年龄组，从小到大一直到19岁以下年龄组。这意味着同时会有140名小球员在校，同时配有24名全职教练。我听说每个小孩一年所需的费用是一万英镑，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最终成功。在16岁之前，学院的小孩都没有收入。当然，他们的父母会得到客场比赛的差旅费用以及一些顶级联赛的球票。决定一个孩子是否能够继续下去的不仅仅是天赋、热情或者奉献精神。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成长和发展轨迹。当一个人成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就会面临抉择。其他事情会闯进生活：他是想继续和队友们在一起还是去追求女孩子。他们的业余时间有大量其他事情可以做，比如玩玩电脑什么的，都比累了一天后在冬天寒冷漆黑的傍晚穿过小镇去训练强得多。但对我来说，一旦我开始踢球，那么我就是为足球而活着。第二章足球起步(4)　　我就读的中学叫做德拉萨，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有大约一千名学生，清一色的男孩。我对学业没有太多的兴趣，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在足球上出人头地。不过我的表现还不错，没有在班上惹过麻烦。像家庭作业这样的事情不会让我太头疼，我每年的成绩单也都说得过去。1999年7月，当我13岁的时候，我8年级的报告单上说我有51次迟到，并且出勤率相当低，320个半天里，我只到了286个。填写表格的辅导员说我应该“在守时方面更加努力”，不过，我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地理课的考试由三次测验组成，但显然我一无所获，因为三次测验我都没有参加，所以这是事实，至少我没有编瞎话。西班牙语课我也是零分。要是我当时学了德语那该多棒，在德国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流畅的交流投来惊叹的目光……其他的分数是：艺术36分，英语39分，数学40分，科学49分，历史54分。不算太坏。我成绩最好的课程是宗教，拿到63分，评语是这样写的：有好几次，韦恩都是个榜样。”你看，只要我愿意，我也能做得不错。第三章 中学的"叮当"(1)　　第三章中学的"叮当"　　不过，报告上有一句非常不好的评语，事后看，它比我当时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这一年的总结中，它说我不应该带着任何会使我分心的事情走进课堂，比如赌博。听上去我就像个上了瘾的赌徒，耗掉了我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难道13岁的我有那么多可以去挥霍的东西吗？　　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操场上玩一种叫做"叮当"的游戏。你和你的同伴们站成一排，每个人都掏出一个10便士、50便士或者其他面额的硬币，扔向对面的墙。你必须试图让你的硬币落在尽可能离墙近的地方，最后谁的硬币离墙最近谁就收走所有的钱。我有时会赢，有时不会，但总之没多少钱。好像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一英镑，那原本是妈妈让我买糖果的钱。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个游戏非常着迷，每个课间都玩。但老师们不喜欢我们干这个，他们会冲出来制止我们。最后，我们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去玩别的游戏了。经常我会把它作为我没能按时进教室的理由，说我在操场上玩叮当忘了时间。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实话。我经常拿这个理由来应付那些我不太喜欢的课。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免费管我两顿饭。因为父亲那段时间长期没有活干，妈妈又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也没法出来工作。但当我进入德拉萨后，妈妈也在那所学校获得了一份工作，监管学生们用餐。我很喜欢她的这份工作，因为我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份很好的套餐。但是由于家庭有了一个收入来源，我用餐也要付费了。实际上，我们有了两个收入来源，因为放学后，妈妈还要在学校里做清洁工作。她做这两份工作一直到我长大，薪水不高。我想，作为用餐监管员，一周也就是100英镑吧，不过，这已经足够提供我的零花钱了，而且我总是会有各种自行车骑。比如越野自行车，我曾骑着它，前轮离地环居民区骑了一圈，还有山地车。我还曾一度拥有过一辆摩托车，好像是雅马哈PW80，它有三个挡位，没有离合器。我没有驾照，也没打算去参加考试，我只是在我们那片居民区里骑一骑，那里很少会有警察出现。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的两个弟弟格雷姆和约翰也都相继进入了埃弗顿学院。当埃弗顿学院成为了英国足总领导下的全国性网络的一部分时，一个新的政策出台了--孩子们到俱乐部训练场的距离不得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为了避免孩子们在路上过于辛苦。在那些像伦敦、默西塞德和泰恩赛德之类的大地方都有很多家俱乐部，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往往在孩子们中锁定可能成为人才的球员。格雷姆和约翰都非常激动，当然，我以及整个疯狂支持埃弗顿的鲁尼家族都很激动。但是这就意味着爸爸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这使得他在建筑工地上的正常工作无法继续，而且，本来他的活就不多。　　有一天，在贝尔菲尔德，我们三个都穿着埃弗顿队的衣服与我们的英雄邓肯·福格森合影。在照片上他弯下腰来两只手搂着我和格雷姆，我们跟他相比显得是如此瘦小。我想，他肯定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不记得曾经跟我说过话了。我们能够和他合影是因为我们一家兄弟三个在同一时间都在埃弗顿学院，这可不是件很常见的事儿。　　格雷姆和约翰干得不错，不过有我这样一个特别优秀又大他们两岁的哥哥在前头，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当约翰九岁左右的时候，埃弗顿说他的体重有些超标了，需要通过特殊训练来调整。我妈妈非常生气。当约翰告诉妈妈他将离开伙伴们，独自一人在体育馆里训练的时候，她跑到俱乐部，抗议这是对孩子的歧视。但俱乐部并不承认，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帮助他改善一下个人身体状况。　　幸运的是，我从未受到过体重方面的困扰。我是如此专注和努力，并希望给每个人留下好印象。我做了他们教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享受踢球过程中的每分每秒。我从未和我们那个区的伙伴们断绝来往，他们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第三章 中学的"叮当"(2)　　在我10岁的时候，我当上过一次球队的幸运球童。那是与利物浦队的德比大战，我兴奋极了。我很早就来到了体育场，却被告知比赛延期了。大雨把场地弄得到处是积水，这实在太让人失望了。比赛被推迟了一个月左右，开球之前，和往常一样，我和利物浦队的幸运球童以及双方队长、裁判员在中圈合影。那场比赛，埃弗顿和利物浦的队长分别是戴夫·沃森和约翰·巴恩斯。　　现在看那张照片，我实在不敢相信我是如此瘦弱，而且还有些衣冠不整--足球袜都没有提上来。利物浦队的幸运球童有着金黄色的头发，看上去像个女孩，当然，实际上他是个男孩。　　作为幸运球童，你有机会在比赛开始前射几脚门。守门员在大约六码外把球抛给你，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接不到。通常，幸运球童会咬紧牙关使出吃奶的劲把球直接踢向球门，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球软弱无力，甚至根本到不了守门员那里。或者，他会跑过去铆足了劲……却可能一脚踢空，因为他实在是太紧张了。轮到我时，我则是站在禁区外给内维尔·索夏尔来个弧线球。有一次，球直接飞过了他的头顶，另一次则击中了横梁。我整个星期都在练习，我知道我将有这次机会，一定要与众不同。但我想内维尔一点都不觉得好玩，他甚至管我叫小杂种。　　去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1996年，天空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我们对利物浦队的比赛，当然，那时他们并没有播放幸运球童在赛前射门的画面。九年后，出于某种原因，天空电视台又翻出了那天的录像带，并且有人认出了我。我也看了录像。在录像上我显然在戏弄内维尔，不难想象，他肯定觉得很没面子。　　我在埃弗顿人才中心表现得很不错，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每年都能够获得很高的评价。当我融入年长两岁的伙伴们中时，也很顺利。到了14岁，俱乐部把每周三个晚上的训练增加到了四次，这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我一向特别喜欢训练。我们的训练安排在周一到周四。在星期一的训练结束后，俱乐部会给我们提供一块地方，他们希望我们都能坐在那儿把带来的作业做完，我总是说我已经做完了。我和小朋友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即便是被放到大孩子堆里时也一样。　　我觉得，12岁的时候参加15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15岁的时候又参加17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这多少有点别扭。他们可能会在旁边窃窃私语：这孩子是哪儿来的，他以为他是谁？"这里面也许也包含一些嫉妒吧，我不知道，不过每次他们看比赛的时候我都表现良好。而且，每个赛季结束后我都会成为那个年龄组里最优秀的队员，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两件事进行得不太顺利。一个新教练开始训练我们，而我并不喜欢他。他太专横跋扈了，他貌似很讨厌我，总是一刻不停地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的反应不太好。此前所有第四章 永远为蓝？(1)　　教练都很和蔼，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教练。我有时会跟他顶嘴，当然，我并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也没什么好处。有一天，他让我和后卫们一起练习防守。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想这样做：我是一名前锋，我要练习进攻！"那一次，他告诉我，我被排除在了周日比赛的大名单之外。我回到家，哽咽着告诉妈妈，要是他继续这样对待我，我就要拍屁股走人了。我已经享受不到足球的乐趣了。　　这个问题持续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大半个赛季我都因为他而闷闷不乐。我不喜欢他，我很确信他也不喜欢我，我觉得他的训练方法非常乏味。因为爸爸经常会观看我们的训练，他也逐渐发现了问题。他知道我的感受，不过，他也很清楚教练的意图。他叫我不要那么孩子气，教练有多年训练少年队的经验，他知道应该怎样教，那些训练内容都是为了我好，我应该听话。所以，后来我开始照着教练说的去做了。　　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我不对。教练不喜欢我是我先入为主的印象，而我不佳的态度又加剧了这一点。现在的我，当然，非常感谢那些防守训练，我常常想，跟其他前锋相比，我可是个优秀的防守队员。　　另一件不太愉快的事则来自我的膝盖。两个膝盖的剧痛甚至会在夜里把我折磨醒，我几乎无法下地，更别说走去学校了。有时，我的双膝充满积水必须要去导出，每天都得一个半小时以后疼痛才开始减轻。后来，膝伤更加严重了，当我每次在埃弗顿训练完，当晚它们就会发作。由于害怕会影响我的足球生涯，我忍受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只是坚持参加训练和比赛。继而，我的背痛也开始折磨我了。我觉得它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比赛：我的平衡感没有过去那么好了，球技上的进步也没有9到14岁的时候那么快了。也许，这才是那位教练对我如此严厉的原因，他担心我和很多14岁左右的孩子们一样从此销声匿迹。他们在9岁的时候表现出很好的潜质，在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进步越来越慢，最终被其他人超过。　　我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状况告诉了埃弗顿队的理疗师，他立即大叫"奥斯古谢拉特"（也就是胫骨结节骨骺炎）。我想那是个德国词儿，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当骨头比较软，并且还在成长期的时候，它很容易受伤发炎。他让我不必担心，膝盖痛在14岁左右的孩子们中间很普遍，这个年龄的孩子正准备从一个小家伙突然变成个大块头。当我也开始受到背痛困扰时，俱乐部建议我放弃拳击。他们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从此，我就不再去拳击俱乐部了，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足球上。　　理疗师的话没错，过了那一年，我的疼痛就开始消失，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膝盖或者背痛的困扰。谢天谢地。　　在那个困难的一年里，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多次在球场上打架。如果因为我的失误丢了球，我会立刻不惜犯规把它抢回来。如果对方队里一个年龄大、体格壮的孩子敢对我动粗，我一定会做出回应，给他一拳。在那些青少年比赛中，你是不会领到红牌的。裁判员只是会向替补席上的教练示意一下你已经不能再比赛了，他们就会把你换下场。每到此时，我就会气呼呼地径直跑向更衣室。不过，这都是源自我对胜利的渴望，仅此而已。我在德拉萨的时候也卷入过几场打斗，不过我的评估报告依然很正面，除了说我做了很多事情之外，完全没有提到我有什么不好的行为。　　不过，有一天，我把科学实验室的墙踢出了一个大洞。第一年之后，我就不能为德拉萨踢足球了，因为埃弗顿俱乐部不允许我这样做，尽管实际上我成天都在学校的操场上踢球。有一天，我拍着心爱的足球去上科学课，结果老师把球夺了下来，没收了。这可惹恼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实验室的墙踢出了一个大洞的原因。事情被发现后，爸爸妈妈都被学校叫了过去。但我仍然拒不承认，直到他们检查了我的鞋子。那面墙是用石膏板做的，不然我也没那个本事能把它踢出个大洞来。我的鞋子上仍然沾满石膏，这使我不得不承认了。我被勒令休学两天，回家反省。第四章 永远为蓝？(2)　　我还和一个六年级的大孩子打过一架，那时我13岁。当时我想跟他开玩笑，从操场上拎起他的书包，背上就跑。他是个跑步好手，很快就追上了我。我们打了起来，我赢了，并给他留下了一个黑眼圈。不过老师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他也没报告。我猜，被一个小弟弟给打了，他大概觉得太难堪了。后来，我渐渐不再打架了，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球场上，我学会了克制。　　其实，我这个人天生很懒散，对大多数人和事情都不太关心。在球场上，当我不拿球的时候，我必须提醒自己勤快起来，不要站着不动，而是要努力寻找空当，准备接应。　　当我十二岁半的时候，代表利物浦中学生队与伍尔弗汉普顿中学生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我显然是引起了来自狼队的球探的注意。赛后，他们找到我的父亲，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他们。但是父亲明确表示我已经签约了埃弗顿，列入埃弗顿的花名册，并希望一直待在他们的人才中心。　　我当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但埃弗顿俱乐部听说后则反应激烈，俱乐部要求我父亲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承认曾有两个官员接近过他。当我不断进步，并开始相继参加15岁以下年龄组、17岁以下年龄组的比赛时，我开始引起更多大俱乐部的注意。不过，和第一次一样，没人告诉我。即便他们告诉我，我也不会动心的。　　1998年，当我13岁的时候，我跟随埃弗顿出访，有了第一次海外比赛经历。我们在瑞士参加了一个锦标赛，对手是来自巴西、法国以及他们本土的青年队。我记得那支法国队既不是里昂队也不是欧塞尔队。我作为埃弗顿队的队长，带领球队夺取了奖杯。我们住在一所学校里，那个地方是一处防核辐射的掩体。所有人都睡在一间大屋子里，负责照看我们的雷·霍尔说，那一夜我说的梦话让所有人都没睡好。大概是因为我进球得分了的原因吧。　　提到出国，人们都说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品尝外国食品，欣赏异域风光的机会。但对我个人来说，我讨厌所有的外国食物，尤其是面包，呃！粗糙的褐色物质！　　我们也飞到美国达拉斯参加了一次锦标赛。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每个人都被安排住进当地的一个家庭里，这些人家都是和达拉斯青少年足球队有关系的。去之前，我们都会先寄过去一份个人材料，通过这些材料，他们为每个人找到最合适的人家。　　现在，当我再看当时的材料时，感觉那显然都是俱乐部帮我们撰写的。我们必须要填写像爱好这类东西，我的那栏里写着"钓鱼"，我好像没怎么玩过那个。我还写了我喜欢绿洲乐队，那倒是实情。　　在达拉斯，我住的那个人家非常好。他们的房子比我们在科洛克斯泰斯的政府公屋宽敞漂亮很多。他们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和一个小一些的女儿。头两天，我想家想得茶饭不思。我不喜欢他们的三明治、华夫饼干那类东西以及其他早餐桌上的食物。他们对我非常好，还带我和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参加牛仔竞技，很多女孩都打扮成牛仔的样子，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好玩。　　我想，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会在足球方面有所成就是在我15岁的时候，那是我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年。倒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而是我得知德拉萨将让我每周休息三天以便全时参加在埃弗顿的训练。　　雷·霍尔今天仍然在管理着埃弗顿足球学校，我最近和他聊天时，他承认当时是俱乐部找到学校询问是否能让我参加全时训练，一开始说的是一天，后来又增加到三天。另外，霍尔告诉我，在他的印象中，我在埃弗顿足球学院六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惹过一丁点儿麻烦，听他这样说我也非常高兴。既然我和教练闹翻的事情他根本不记得，看来那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记得一件我15岁左右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球员在本地已经小有名气。他在训练场上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特别多事的人告诉他我正在"狗与枪"泡吧。雷没有亲自去查看，而是派了一名教练前往。我的确在那儿，不过根本没有喝酒，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而已。当我在德拉萨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时，已经是我在那所学校里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复活节时就将毕业。所以，我没有耽误太多东西。我当时已经在为19岁以下年龄组效力，并要参加一些足总举办的很重要的青年赛事，周围都是早已走出校门的签约职业球员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很特别的球员。虽然我知道我很优秀，总是渴望胜利，渴望展示自己的全部才华，但是每周离开学校去训练三天的确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觉得自己大概很特别吧，尤其是后来得知他们只是为我一个人做了这种特殊的安排。第五章自行车链(1)　　我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是在2000年11月，我14岁的时候，作为15岁以下代表队的成员参加胜利盾杯。教练是史蒂夫·拉特，他让我踢右边锋。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中锋，而不是边锋，但他说我还不具备出任全队主要攻击手的能力。我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想，好，那我们走着瞧。　　那场比赛，我们和威尔士队1∶1踢平。我直到最后30分钟才作为替补上场，却成为了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一荣誉是那天的一名电视解说员布莱恩·马伍德授予我的。对于日后我成为耐克代言人，布莱恩也有一定的贡献。　　那场比赛，被我替换下场的是韦恩·劳特利奇，当时他被看做英格兰15岁以下最优秀的球员。我同意这一点，他的确很出色。他现在属于托特纳姆热刺队，虽然2005-2006赛季被租借到了朴茨茅斯。李·克罗夫特当时也在队中，他现在在曼城踢球，虽然还没有坐稳一线队的位置。据我所知在那支15岁以下英格兰代表队中，只有我们三个最终来到了英超联赛。　　在我的第二场比赛中，我攻入了第一个球，最终我们以5∶0大胜苏格兰队。2001年2月，我们与西班牙队交手。两个月后，我又在与加拿大队的比赛中踢进一球。我一共为英格兰15岁以下代表队踢了六场比赛。　　从14岁到16岁，我连续三年代表埃弗顿队参加了足总青年杯。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便是2001-2002赛季，那时我们兵强马壮。我们的开局十分顺利。在第四轮与西布罗姆队的比赛中我打进了两个球，随后与曼城队的比赛中我再次独中两元。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进球又帮助球队以2∶1击败诺丁汉森林队。在半决赛中，我又梅开二度，在两回合的比赛中击败了热刺队，这样我们就进入了青年杯的决赛。在与托特纳姆的半决赛中两度破门后，热刺队的经理格伦·霍德尔显然对我十分看重，并询问俱乐部是否愿意出售。当然，这一次我还是对此毫不知情。　　另外，失去了最早那次机会的利物浦队也试图签下我。理论上，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在签约职业队之前，一个球员可以选择离开而转往任何俱乐部。我是在17岁的时候签的约，即便是就我的情况来说，那也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当2001年我进入我人生的第16个年头时，我决定通过签署预约合同向埃弗顿表达我的意愿和忠诚，这意味着我将在17岁的时候和他们签署正式的职业合约。这一做法可以有效地打消其他俱乐部的非分之想。　　我签约时，正值埃弗顿队与德比郡队的比赛，那是2001年12月15日。中场休息时，作为一个庆祝仪式，我在球场上接受了三万八千位球迷的欢呼。在那个赛季的末尾，由于队里伤病员较多，我作为替补球员随队来到了南安普顿。我的支持者们呼喊着让我出场，我也开始在场边热身，但直到比赛结束我都只是在热身，这让我憋得够戗。后来在更衣室里，我哭着说我应该得到上场的机会。虽然我自己也知道，我甚至还不认识几个一线队的队友，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训练过。不过，艾伦·斯塔布斯和加雷思·安斯沃思都对我表示支持，他们同意应该换我上场，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如果我在那个赛季结束前能够上场比赛，我就会以刚刚超过16岁半的年龄打破乔·罗伊尔创下的为埃弗顿一线队出场的最年轻球员纪录。　　理论上，我甚至有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当我还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完成我的处子秀，不过那会违反相关的规定：一名球员必须年满16岁才能参加顶级联赛，即便他已经不是学生。我本来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中登场，大卫·莫耶斯是这么告诉我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仍然会创造历史。　　但是我被选进了英格兰17岁以下代表队，要参加四月份在丹麦举行的欧洲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我真的不想去那里，因为我更期待在埃弗顿队的首次亮相。俱乐部也希望我留下来为他们征战，但赛事当前，英格兰代表队的召唤是有优先权的，所以我必须服从。当然，我对于能够为英格兰效力而感到无限光荣，但这两件事碰到一起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第五章自行车链(2)　　在小组赛阶段，我们相继战平了荷兰、丹麦和芬兰。我们出线了，我也进了两个球。我在与南斯拉夫队的比赛中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这将我们送进了半决赛。但在半决赛中，我们被瑞士队击败了。　　英格兰队还剩下一场比赛，就是与赛前的夺标热门西班牙队争夺第三名。比赛前，我发现我的球鞋丢了，落在了另一个体育场。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穿的鞋尺码是9号，没人有多余的给我。最后，我向跟我比较熟的保罗·布拉斯韦尔借了一双8号的。当然，他也来自埃弗顿，当时也是英格兰教练组的成员。那双鞋感觉有点紧，但是它并没有影响我的发挥，我在那场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我们以4∶1击败西班牙队获得了比赛的季军。足总青年杯的决赛就安排在赛季末，那是2002年的5月中旬，我们将与阿斯顿维拉进行两个回合的比赛。第一场比赛在古迪逊公园进行，一万五千名观众到场，这对于青年队的比赛来说可是个壮观的场面。我在第25分钟打入了第一个进球，之后我们有点得意忘形了。我非常确信我们会取得比赛的胜利，庆祝进球时，我拉起了我的上衣，露出了写在T恤衫上的话：一日为蓝，永远为蓝"。那句话是我的堂姐托妮写上去的。　　头一天晚上，我们照例在家附近玩耍，我反复表达着我对埃弗顿的热爱、我的求胜欲望以及我多么渴望为埃弗顿踢球。就这样，我们决定在T恤衫上写上那几个字，并且在我进球时展示给观众。我曾因此而受到了一些攻击，但我从未后悔这样做。我和我全家始终是埃弗顿的铁杆支持者。后来发生的情况有点难以启齿，我们被对手以4∶1击败。卢克·穆尔和斯蒂芬·穆尔当时都为维拉效力，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5月18日在维拉公园球场进行的第二回合的比赛中，我们以1∶0取胜。我们本来可以进更多的球，但是他们的守门员韦恩·亨德森有如神助，他手脚并用挡出了我的所有射门。我们以总比分4∶2落败，但我被评为了决赛当场最佳球员。因为有电视直播的关系，我想就是那场比赛让我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至少是足球圈内的关注。它也让那些埃弗顿队的球迷，那些一般情况下不太关心青年赛事的人们，突然意识到了我的出现。　　青年杯决赛后，大卫·莫耶斯来到球队更衣室看我。莫耶斯在之前两个月，也就是2002年3月，从沃尔特·史密斯手中接过了俱乐部主教练的位置。那个时候，俱乐部的一线队已经在足总杯和联赛杯中相继出局，联赛的排名也相当低。在沃尔特的领导下，他们在联赛中的最高排名也就是第14位了。莫耶斯，又一位苏格兰人，他在普雷斯顿干得非常出色，他被看做是新生代足球教练中最优秀的一位，埃弗顿队上上下下都希望他能为球队重创辉煌。在更衣室，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下一个赛季，我将和一线队一起训练。　　当我们在足总青年杯上所向披靡时，当地的广播电台曾多次呼吁一线队要在下个赛季给我应有的位置，不光是要晋升到一线队，而且不能浪费在冷板凳上。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广播节目。但现在我知道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感谢大卫·莫耶斯。我实在太兴奋了，根本等不及夏天结束，就想赶紧开始新的赛季。那将是埃弗顿的第100个年头。　　我参加了所有赛季前的热身赛，像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队。我们还出访了奥地利，并到苏格兰与希伯尼安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在对希伯尼安队的比赛中，我因为冲突而被换下了场。我只是非常亢奋，渴望胜利，渴望表现出色。在那些季前赛中，我一共打进了9个球。我期盼已久的一线队处子秀终于到来了，我提前两天知道了这个消息。那是2002年8月17日在古迪逊公园迎战热刺队。　　大卫·莫耶斯星期四告诉了我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并嘱咐我要保守秘密。我没有跟别人说，当然，除了爸爸妈妈。星期五晚上，我的堂兄詹姆斯·鲁尼在当地的酒吧举办了他的18岁生日派对。我答应了要去参加的，不过我只待了10分钟，喝了一杯可乐。在生日宴会上我没有向任何人宣布我的好消息，包括詹姆斯。那是属于他的日子，我可不想抢了他的风头。第五章自行车链(3)　　我10点就上了床，但却难以入睡。睡着了以后，我梦见自己攻入了致胜的一球，场面真实极了。我8点起床，但没有吃早点，连一杯茶也没喝。我没什么食欲，胃有点不舒服。尽管如此，大约11点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些黄豆吐司。大约下午一点半，我爸爸开车带我来到了古迪逊公园。　　当我走上球场，听到喇叭里传来了"Z Cars"的旋律，我的脊背像被电了一下。这首歌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它总是能让我提早兴奋起来。不过这一次有点不同，这种兴奋是如此真实。我相信从外表看来我并不紧张，我已经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当你希望自己走上球场的时候看上去严肃一些，好像很专注的样子，那么凝视前方即可。迎接我的欢呼声排山倒海，令人震撼，想要集中注意力是很困难的。当时，我听到人群在高唱"鲁-尼，鲁-尼"。那天，凯文·坎贝尔是中锋，我在他身后策应。我的表现虽然不能算是大放异彩，但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　　另外，我助攻了埃弗顿的第一个进球，马克·彭布里奇接到我的传球后得分了。我在第77分钟的时候被换下了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由于热刺的后卫在一次角球的防守中动作较大，我正有点情绪。可能是莫耶斯怕我会报复，或者他换我下场是为了让我单独接受全场的欢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在埃弗顿的处子秀。比赛最后以2∶2收场，我的表现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我终于做到了，在16岁零298天的时候，终于作为蓝军的一线队员出场了，这只比乔·罗伊尔的纪录晚了两个星期。我想，将来还会有人打破我们的纪录，这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比赛结束后，我没有去球员休息室。我初来乍到还不知道那些规矩和流程，我甚至连队友都还没认全呢。爸爸把我接回家后，我又像平常的周六晚上一样跑到街上去找伙伴们玩了。后来我又去找了科琳。是的，就在四天前的8月13日，当我在古迪逊公园踢了一场纪念赛后，我终于和她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天的比赛后，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在速食店周围玩，我们吃着蘸卤汁薯片，也在街上踢了一会儿足球。那个速食店就在卡尔东巷的街角，而我们的游戏之一就是看谁能够踢中一个路标。我们也进行了分队的比赛。　　我还记得在2002年世界杯上，当看到欧文攻破巴西队大门后，我们都跑到街上，争先恐后地模仿他。忽然，科琳和我的表妹克莱尔一起路过，当时克莱尔坐在她的自行车上。科琳的两个弟弟乔和安东尼已经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他们站在我这一边。很长时间以前，我就请求过他们：你们能帮我约科琳出来吗？"他们最终帮我传了话，但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要给她打电话。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实在太害羞了。我也知道她总是忙于功课和学校里的歌舞表演。　　当科琳和克莱尔从我们身旁经过时，车链条突然掉下来了。我几乎没干过什么手工活儿，也对自行车的结构知之甚少，但是我说："我来弄吧，科琳，让我帮你把它修好。"我不知怎么就把车链条给捣鼓上了，修好后，我鼓起勇气对科琳说：我能约你出去吗？"她从自行车上下来，把车交到了克莱尔手上，和我在那片居民区散了散步。我们只是聊啊聊，聊了很长时间，不知怎么说到了电影《油脂》。科琳说她有录像带可以借给我看，于是我们就走到了她的家--卡尔东巷37号。这地方并不远，而且我也已经很熟悉了，我和她的弟弟们是铁哥们儿嘛。拿到录像带后，我们又到本地的殉道者女王教堂后面走了一圈。在那里，我们停下来接吻了。　　然后，我把科琳送回家并道了别。她说第二天学校里的舞蹈节目要彩排，不能跟我出去了。不过第三天，我们就去了东兰开夏路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奥斯汀·鲍尔斯的电影《王牌大贱谍II》。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几乎自始至终都在笑，不过好像科琳并不觉得它有那么好玩。　　后来，在那个星期的周末晚上，在我为埃弗顿一线队首次登场之后，我又准备约科琳出来。不过在此之前，和我平常到家后一样，我得先到街上和我那帮哥们鬼混一会儿。我见到了科琳，我们一块儿去了当地的一间酒吧。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我爸爸，还有里奇叔叔。我们四个坐在那儿闲聊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喝了一杯可乐。之后，我送科琳回了家，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吻别，然后就回家睡觉了。是的，8月13日仍然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每年这个日子我都必须送给科琳一张贺卡，要不然可就有我好看的了。第六章送给科琳的一朵玫瑰(1)　　我认识麦克洛克林一家已经很多年了。实际上，回想起来，我从小就认识他们。科琳的父亲安东尼和我的叔叔里奇一起在科洛克斯泰斯的体育俱乐部教孩子们拳击，所以他也是我的教练之一。他们和我们住在同一地区，上着类似的学校，而且我们也经常受邀参加他们家的聚会活动。我的童年有一半时间是在科琳他们家的那条街上玩耍的，那地方比我们家门口更适合踢足球。　　科琳1986年4月3日出生，比我小六个月。和我一样，她也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的两个弟弟乔和安东尼经常和我一起在街上玩，尽管我比他们大两岁，我们却是死党。科琳还有一个叫罗齐的妹妹，她是五年前被收养的。罗齐患有Rett综合征，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每个人都很喜欢她。　　记得我大概10岁的时候，有一次和科琳的弟弟们在她家门口玩的时候被她父亲狠狠训了一顿。乔哭着跑回家里，说我弄坏了他的新网球拍。他说我是故意把拍子摔坏的，但我发誓我没有那么做，那只是个意外。科琳的爸爸冲出来大声训斥了我，说我不珍惜他人的财物。出于对他的尊重，我没有顶嘴，只是嘟囔着说了一些道歉的话。那时我可没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我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人物。　　科琳上了圣特蕾莎天主教小学，和我妈妈是校友，后来又上了圣约翰·博斯考学校，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它和德拉萨是姊妹学校，往来步行只需五分钟。科琳和我一样，来自一个大家庭。她的母亲科莱特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幺，结婚前是托儿所的保育员。她的父亲安东尼在弟兄五人里排行老三，是市议会的泥瓦匠。麦克洛克林一家是确定无疑的爱尔兰家庭，因为他们曾经去确认过，科琳的曾祖父来自爱尔兰的梅奥郡。我们开始约会那年，他们一家曾一起到爱尔兰去寻根问祖，而且找到了科琳的曾祖父麦克洛克林住过的村庄。现在那里还有些人记得这一家人呢。　　我觉得在信仰方面，她们家比我们家更虔诚，至少她父亲是这样的。他经常一天去两次教堂，走访慈善机构，主持宗教活动--我认为他可以被称做圣餐牧师，因为他可以主持圣餐礼。科琳小的时候定期前往教堂，不过到了16岁，父亲说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宗教活动，他不会勉强。此后，她仍然虔诚，经常去教堂，只是没有原先频繁了。　　跟我不一样的是，科琳在学业上一直表现优异，学校里的老师和其他女孩都很喜欢她。她经常说弟弟乔才是家里天生最聪明的一个，所以她必须加倍努力。不过，对我来说，她已经够聪明的了。　　她喜欢表演，那是她学校生活里的重要内容。戏剧或音乐演出每年都是学校里的大活动，而她则是其中的明星人物。她演出过《安妮》、《音乐之声》，还有《珍妮的遭遇》。我听说过这些演出有多么精彩，但是从来没有去看过，我更喜欢到街上踢足球。　　科琳说她对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可能就是因为我摔坏了她弟弟的网球拍吧。我成天在街上玩，四处游荡或踢球，她经常听我谈论关于我的伙伴们的事儿。我经常戏弄他们，给他们起外号，或者用古怪的嗓音模仿别人的父亲，叫他们回家。她对这一切都并不喜欢。我想她一定认为我是个粗人，只不过是街上的一个普通小孩而已。她可是个模范学生，每天待在家里做作业或者练习表演和舞蹈。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要去上舞蹈课，还有一个晚上有表演课。如果她出去，一定会和其他女孩在一起，比如我的表妹克莱尔，她们会坐在自己的卧室里聊天或者听唱片。好玩吗，嗯？　　科琳说在我出现之前，她还没有过正式的男朋友，我相信她。由于她对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所以她也一直没有把我当做男朋友的候选人。而且，我想类似"哦，他真棒！"这样的想法肯定也从未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我只是一个伙伴，一个她一直就认识的，她们家的一个朋友。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法跟她开始约会的原因，我们太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