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很短，大约也就十分钟，但介绍到会的40多人就花了一大半时间。人物介绍完了，郭钧便象征性的说了几句话，会议也就结束了。　　郭钧进入华远的事件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当有媒体问郭钧，为什么会选择来华远上任时，郭钧说：“我希望迎接挑战，希望能有一件事使我全身心投入去把它做好。”　　我们承认，郭钧无疑是一个十分优秀的职业经理人，2000年初，他的整个资产已经达到38亿之巨。郭钧肩负着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万科文化带入华远，同时也担负着一个重要棋子的使命——作为宁高宁打造梦幻地产航母的探路先锋。　　郭钧孤身进入华远，他没有带一个帮手，因为那样只能徒增敌意，还会使原本已经错综复杂的麻绳更混乱，他带的，只是一颗耐心。　　当时的华远处于企业的转型期，虽然郭钧自认为适应期比较滞后，但他仍然带领华远扭转了1999年的不利局面，使北京的市场占有率又提升至7％。意气风发的郭钧给自己、给华远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五年后让华远重新在北京房地产的市场率达到15％。　　可郭钧万万想不到，仅仅两年后，他就黯然离开了华远。　　虽然这两年，郭钧把自己当成半个华远人，带领华远成功地实现了转型，而且得到了市场更多的认可和接受；虽然这两年，郭钧生活的很快乐，在即将离去时还忘不了，在华远大厦八楼食堂吃烙饼吃到不得不减肥，到今天午餐都忌讳面食；虽然他忘不了，从下班不提前通知就找不到人，到今天约谈工作的人主动把时间排在下午6点、7点；虽然他忘不了，参加销售公司的聚会，在那些少男少女面前把自己喝得手舞足蹈；虽然他忘不了，听取业主的意见直到午夜，研究回复业主的意见又到凌晨；虽然他忘不了，一轮又一轮修改项目的方案，被责怪的小伙子其实已经两天没睡好觉了；虽然他忘不了，第一次培训讲座座无虚席，以及十几次的管理改革小组会，半年内炮制了几十份管理文件；虽然他忘不了，公司聚餐每桌敬酒，然后借酒放歌娱乐大家；虽然他忘不了，把公司年轻而有潜力的骨干任命为项目经理，看到他们的成长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虽然他忘不了，精心策划商业方案，与对手从激烈的谈判成为真挚的朋友；虽然他忘不了，因为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公司适应市场的转型，而使北京从业内到消费者对华润置地另眼相看；虽然他忘不了，等到业主来信说，我感觉郭钧是一个努力要把事情做好的人时内心感到的莫大安慰和满足；虽然……　　有很多“虽然”，可自从郭钧来华远的第一天起，他的角度就被定位了——三个男人相互博弈的一颗棋子。虽然这颗棋子很漂亮，但在下完棋后还是得收起来的。　　3、三个男人三个梦　　要谈任志强离开华润，就肯定避不开王石和他旗下的万科。事实上，任志强之于华远，王石之于万科，有太多的相同点：　　任志强和王石都是军人出身，经历过文革，最早的工作也都不是房地产。华远迈向成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任志强的贡献，而万科可以说是王石一手养大的孩子。　　华远和万科都是上市公司，华远1996年借壳在香港上市，万科1991年在深圳上市。　　1996年借壳上市后，由于业绩突出，任志强被董事会聘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年薪700万元。身为一名党员，任志强除了缴纳个人所得税外，一年还上缴党费20万元。　　1997年，王石主动找了任志强，希望华远能收购万科，却赶上了万科换领导班子，新一任党委书记不同意被收购。　　随后，任志强和王石都成为房地产界的大佬，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一个搞的是房地产批发，一个搞的是房地产零售，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199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后，王石的万科依旧红火，任志强的华远却日渐萧条。于是，一场由华润导演的并购风波来临，让南北两个霸主扯上了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华润有一个地产帝国之梦，这个梦远非一个任志强的华远就能实现，而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华远的政府资源已经有所弱化。　　于是，华润将目标瞄准了万科。　　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对万科的评价是，“从专业化的管理到市场的影响力都是很强的一个公司。”　　而此时的王石也急于要使万科乘势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地产的第一品牌。在解决了土地储备之后，他需要更多的地，更需要大量的钱。万科自1991年上市共筹资16.57亿元，而华远投靠华润后，4年就筹了33个亿。对于王石来说，华润才是万科理想的东家。　　其实，华润与万科的接触早已开始，1996年华润成功收购万科旗下的怡宝蒸馏水，并于1998年聘请王石为北京置地独立董事。　　1999年，任志强辞去了华远的总经理职务，专心当起了董事长。同期，王石也辞去了万科总经理的职务，轻松的爬山去了。　　2000年4月，王石的嫡系郭钧被空降到北京华远，很多人士对此纷纷议论，认为这必然和华远与万科的并购整合有关，大家一致认为是王石派郭钧进京的，这是一次前锋战役。　　随后，王石否认了这种说法，王石表示郭钧到华远并不是万科派去的，只能说是华润挖去的。虽然郭钧去华远与万科没有关系，但郭钧毕竟带去了万科所培养的职业经理人的文化。　　至此，郭钧的空降北京揭开了华润、万科、华远与宁高宁、王石、任志强，三公司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2000年8月，华润入主万科，成了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但只有15.08%的股权，远没有达到绝对控股。我们知道，华润在华远地产一直是持有50%以上股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在其他行业的一些重大并购中，华润也注重绝对控股原则，对万科，华润自然也想拿到绝对控股权。第20章 黄金十年 打造航母(7)　　绝对控股有着多种好处，不仅收益丰厚、管理顺畅，还可以将万科的高管任命大权掌握在华润集团的手中。　　在华润与万科的并购之初，华润的总经理黄铁鹰就直接问王石：“你的公司经营得这样好，为什么非要找个主子？”　　王石很坦率地回答：“想做大，就必须要和世界接轨。”　　黄铁鹰又问：“公司做大了是别人的，职位可是你自己的，难道你不怕哪天华润把你炒了？”　　王石很镇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能做得比我好，炒我是应该。”　　并购之初的这段谈话，或许都是无心的聊天，或许是随机的问答，或许都暗藏了玄机。　　华润董事长宁高宁的如意算盘是将华远与万科整合成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营造出一个地产帝国。但是宁高宁没想到，他在万科与华远遇到了双重阻力。　　在2000年12月初，万科董事会发布公告，宣布向新的大股东香港华润集团定向增发4.5亿股b股，发行价为每股4.5元，融资额高达20亿港币。12月23日，万科和华润分别表示，此次定向增发b股，目的是为了达到华润控股万科50%的比例。　　按照华润的算盘，通过此次增发，万科将和华远一样，成为华润下属的绝对控股子公司，王石、任志强都将是华润旗下的职业经理人。　　而此时，任志强与王石对华润整合内地地产业务有了不同的看法。任志强认为华润对万科的下一步收购，将出现在华润整合自己的内部框架结束之后。任志强认为，当北京置地与华创整合完成后，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香港华润将把万科从中国华润总公司放到北京置地里，北京置地将可能改名位中国置地，万科和华远都将被中国置地控股。　　而王石则认为华润收购万科之后，会以万科为核心重整整个房地产业务。香港华润集团在通过中国华润进一步增加万科的股权后，新的公司会叫华润万科。华远是北京概念的地域性公司，万科是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如果万科与华远合作，将是北京万科与华远合作的问题。　　双方的分歧在于似乎王石希望万科成为老大，任志强则坚持万科与华远的并列关系。　　而宁高宁的问题恰恰在于，当其提出了通过整合万科与华远，将为华润缔造一个梦幻般的地产企业的同时，却没有设计出华润内地地产业务与万科的整合办法。　　宁高宁认为：“我们对万科的收购刚刚开始，整个华润的整合游戏也刚刚开始。华润肯定会继续增持万科的股份。如果华润持有万科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管理架构将会调整。不过由万科来控股北京置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一个全面收购的问题。”　　在宁高宁的算盘里，新的控股公司将整合包括万科在内的华润所有地产业务，董事长非宁高宁莫属，总经理从王石和任志强中产生。宁高宁甚至已经开始相关人士安排，他告诉记者：除王石、任志强外，姚牧民、郁亮、郭均肯定都有位置。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2000年12月24日下午，增发计划急转直下，万科董事会宣布“悔约”：放弃2000年度定向增资发行b股的方案，并取消200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万科给出的理由是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对万科公司2000年度增资发行b股方案的理解不同，以及该增发方案将对本公司产生影响的认识存在差异。　　万科这一“悔约”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导致“悔约”的力量来自于一向活跃的万科散户和小股东，他们愤怒地认为，华润开价太低，简直就是一种掠夺行为。　　华润当时开出的价格是每股4.5元，是按照10倍的市盈率计算得出的，对华润来说，这个价码已经不低了，因为香港恒生指数中地产股的平均市盈率也不过6-7倍。但万科小股东们认为，中国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是40多倍，万科这样的大盘股的市盈率也超过30倍，华润增持万科股份，应该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来玩。　　热衷于短线炒股的中国股民们，对华润的远大理想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只希望华润能带来一次大赚一笔的机会。然而宁高宁却坚守自己的底线：“华润是不会以超过10倍以上的市盈率的价格去收购公司的，否则华润宁可放弃收购。”　　最终，华润以定向增发b股的方式收购万科——这个差点在中国股票交易历史上创造纪录的事件，戛然而止了。在资本市场上混迹已久的宁高宁，也不得不为“熟悉”国情交了一次学费。　　既然增持、整合万科不得，那宁高宁只好另觅他途了。　　2001年5月底，宁高宁宣布收购万科的新方案：华润将持有北京置地44.2%的股份注入万科，由万科向华润按比例增发a股，这样就形成华润控股万科，万科控股北置，北置控股华远地产的股权架构就。　　宁高宁最终没有在任志强与王石之间取得平衡，他这样的安排几乎就是王石的心愿，但却深深伤害了任志强。　　2001年7月，任志强宣布卖掉自己所持有华远地产18%的股份，从华润手里收回华远地产品牌，成立新的华远地产。被任志强抛下的老华远被迫更名“华润置地”。　　而在2001年6月25日，万科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并发布公告：华润增持万科股权的方案，年内不会出台。　　任志强与王石的举措令华润大伤筋骨，重新以“华润置地”进入内地市场的华润非但没有了“华远”与万科的“金字招牌”，而且丧失了华远与万科原有的资源。2002年10月，华润独自投资40亿元港币开工建设深圳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华润中心，开始了华润自己在内地的新征程。　　很明显，任志强不愿意把北京的优势与万科平分，更不愿意让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王石当自己的领导。所以，当一切已成定局时，任志强选择了离开，自己玩自己的“小钱”去。就这样，任志强与亲密合作6年之久、共同创下融资奇迹的资本方华润集团缘尽分飞。一时间舆论哗然、莫衷一是。　　而对于自己缘何与华润“分手”，任志强当时对外界的解释是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首先，他讲述了华远和华润之间第一次产生重大分歧，即关于1998年凤凰城的项目。　　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终止了华远房地产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的扩股方案，打乱了公司的经营计划，双方开始对资本的作用和追求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大股东第一次与经营班子产生重大分歧，在对凤凰城项目的决策上动用了资本力量的否决权为应对金融危机，为保证充足的现金流，为保证已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华润集团一方面决定1998年3月上市公司扩股的1.4亿美金不再投入华远房地产公司，保留作为兑付可换股债券的保证资金，另一方面，在董事会上提出终止华远房地产已投入的8000万元人民币的凤凰城整体80万平方米的项目投资，提出“在金融危机未来无法预测时，缩小和终止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宁愿造成现有损失，也要防止加大投资后的更大损失”的意见。　　经过管理班子的再三努力才将投资意见修改为：现在只做凤凰城的一期已投入资金的部分，保留今后发展的余地，但不再执行原已签署的承建整个项目的协议。　　2001年分手，却翻1998年的旧帐，这与一个战国的故事比较相似。　　卫灵公非常宠爱弥子瑕。当时卫国法律规定，如有人偷乘君主的车辆，其罪当斩，有一天深夜弥子瑕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仗着卫公宠信，私用卫灵公的坐骑赶回家去看母亲，而卫灵公得知后，并未降罪，反而夸他有孝心，是一个孝子。　　另有一天，弥子瑕在桃园游玩的时候，摘了一个熟透的桃子吃了。想不到这桃子美味异常，弥子瑕就把吃剩的一半留着，拿去献给灵公。卫灵公很高兴地对他说：“你一定是舍不得吃，特意把它留给我。”很高兴地吃了弥子瑕吃剩的桃子。　　几年后，弥子瑕的容貌，不再像以前那般美好，灵公就渐渐疏远他，又看上其他年轻貌美的少年。有一天，色衰爱驰的弥子瑕因小事而获罪于卫灵公，卫灵公突然想起弥子瑕当初私驾王车和赠送余桃的事，就大声骂道：“弥子瑕真是可恶极了，不但私用我君王的车，而且竟然把吃剩的桃子送给我吃。”因而降罪于弥子瑕。　　不过任志强这一说法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分手了，好事也变坏事，更何况辞职本身就是一场争论呢！　　在回忆完与华润的第一次分歧后，任志强道出了辞职离开华润的主因：　　在万科向华润集团定向增发b股的公告中，华润集团做出了两项针对华远房地产公司的限制性承诺：一是华远房地产公司不得在北京以外发展房地产业务，二是华远或万科在北京新增住宅项目双方都有合作的优先权。　　我们知道，在北京的地产业中，华远房地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归功于华润的大力支持，还包含着和华润合资之前的华远房地产公司股东和几代华远人的艰辛与血汗。　　而万科的理念、文化及市场规模在当时都没有成为北京地产市场的主流，尤其是华远在北京市取得的项目和土地储备的优势，恰恰是万科在北京无法直接获得行政划拨和最佳位置、最低成本土地的劣势。　　虽然华润可以通过董事会的控制来避免出现影响中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是，华远和万科共享项目优先权的承诺显然对华远房地产的中小股东而言是不公平的。　　也就是说，当华润集团收购万科a股时，华远集团公司已不能再沉默了。鉴于华润集团公司承诺的变化，华远集团正式提出撤回“不在华远房地产公司之外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承诺，筹划建立新的地产公司。华远开始为“分家”做准备。　　这一切，才是任志强离开华润的主因！　　北京市场一直是万科最大的鸡肋，有着深厚积累的华远，自然不愿意莫名奇妙地因为这次并购，在北京市场多出万科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就算都是华润参股的公司，也是不同的主体。而华润方面的限制性承诺，等于卡住了华远继续发展的脖子，等于是华远想发展，就必须和万科手拉手、一起走。　　而且万科在北京市场确实姿色平庸，对这种包办婚姻，华远在华润、万科、华远的三角模式下，没有太多油水。　　更何况，在这种模式下，华远丧失了外地的业务发展权，丧失了在北京发展的部分权利，那接下来，还会丧失什么？公司都到这一步了，董事长还坐得住吗？还该怎么做？　　恰如绝顶高手过招，外人看好似寒暄，其实两手一碰，内力运出，双方内力互搏，功力强者胜，功力弱者退。　　似乎都是不动声色，但招招惊险。　　在华远和华润分手的这一轮竞赛中，博弈的是任志强和宁高宁为首的两方团队。　　最后的结果是，任志强带着转让股权收回的资金，以及“华远”的牌子，重新另起炉灶，等于是把北京房地产企业的领军企业灭于无形之中。　　一切都像是一个轮回，如同1981年一样，任志强又一次义无返顾。面对外界的质疑，曾为军人的任志强用一个愤怒青年的姿态回敬道：“两种企业文化冲突，好合好散，由我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这难道不是一种革命？”　　华远选择远离华润这条大船，宁愿摇起舢板、重新创业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不识时务，但任志强仍对自己信心十足，他说：“我们这些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营者，应为全社会的改革做出表率。也许今后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将按照这样一种路走，也就是说管理层不是终身制，管理层应按市场经济的规则主动在不适应就任某一职位时，辞去这一职位，而不是到亏损时再辞去。”第21章 重新起飞 续写神奇(1)　　任志强带着转让原华远地产（现更名为华润置地）18%股权得到的数亿元转让金和华远地产的品牌，离开了当时中国交易量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将全部原有土地储备项目，包括华清嘉园、华亭嘉园、凤凰城、西单文化广场等北京市知名的明星楼盘，以及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留给了原公司。　　任志强戏称，曾是“大地主”的前华远地产公司在与华润分手之后变成了房无一间、地无一陇的“雇农”，仍挣扎在吃了上顿找下顿、等米下锅的阶段。　　§§§第一节 卖珠留椟 卷土重来　　当任志强卖掉在华润置地的全部股权时，地产界才突然发现作地产不只是卖项目、卖房子，而且可以卖股权、卖公司。在卖公司的同时还可以卖掉所有的项目和所有的房子。　　只是，卖掉公司，卖掉所有的项目和房子之后，新华远该怎么发展？　　还是任志强有远见，他带领新华远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用新的战略和新的玩法打出了一记重拳。　　1、“离婚”后何去何从？　　在2001年9月5 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任志强和华润派来的新任董事长王印坐在一起。　　当记者问王印任志强从华润体系退出对华润的计划，乃至对中国的房地产格局有什么影响时，王印回答的很简单，他说“我觉得没有任何影响，惟一的变化是（原华远）公司将会更名为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这话，多少显得有点“冷漠”。　　新闻发布后，任志强卸下了华远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彻底变成了平头老百姓了。同时，他还将华远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18％的股权悉数卖给了中国华润总公司。除此之外，任志强收回“华远”的名称、标志等全部品牌。　　曾经为北京房地产市场发展流过不少汗水的任志强把自己地产前10年经历总结为“仅仅只划了一个圆”。　　“人的一生最难做的是能给社会和历史留下些可以被记录的痕迹。如果时间可以倒转，让我可以重新再做一次选择，我仍然希望能重复同样的旅行，但会努力画一个更加完美的圆！”任志强曾这样说。　　与华润正式分手后，任志强写了一篇名为《重新起飞——追求我们曾经许下的心愿》的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让人感觉到与恋人分手般的不舍之情。　　在文章，任志强将华润与华远比作“夫妻”，说“家庭”中“夫妻”有分歧，所以选择离婚。任志强还在文中幸福地回忆了这段已逝的婚姻。　　“希拉里因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而成为第一夫人，也有人说克林顿之所以能当选总统是因为有希拉里这样一位夫人，总之两者之间是一种成功的相辅相成。　　华润集团公司与华远集团公司在过去的合作中，将华远房地产公司成功地塑造成北京乃至全国的知名企业，这同样是一种相辅相成。”任志强做了一个如此的对比。　　当王石提出要卖“万科”时，其实王石只是在替大股东找个买主，卖掉的不是王石的股权，而是深特发的股权，股价的高低都是深特发的事，与王石无关。　　与王石相比，如果从出让华远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华远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而言，任志强是在卖股权。但如果从华远集团公司将收回自己的“华远”品牌而言，任志强在卖掉股权的同时又收回了公司的品牌。那任志强又卖掉的不是华远，而是卖掉了原来华远房地产公司所持有的项目和储备；卖掉的是资产和债券、债务、包括华清、华亭、凤凰城、阳光华苑等许许多多成功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华南大厦、华威大厦、西单文化广场等等已建成项目，还包括几百万平米的土地储备和在建项目。　　很多人都认为华远虽然收回了公司的名称，但却变成了只剩一张白纸的新公司。可任志强却不认为，“确实，我们损失了许多、许多无法用金钱价格来衡量的有形与无形的资源和资产，但我们绝不是白手起家！”　　在任志强看来，华远十几年前创业时，除了一群热情、能吃苦、充满幻想又脚踏实地的土大兵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而今天，华远有了雄厚的资金实力，有丰富的市场经验，有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有京城知名的地产品牌，有传统的企业文化，有良好的信誉和银行的后盾，有政策和政府的支持，还有华远曾经创造的业绩和历史。　　而且，更重要的是，华远从一个资本经营的初学者已成长为熟练地掌握了一定的资本知识、技能和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驾驭者，并且学会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任志强认为华远集团公司学会的东西太多太多，虽然分手后总资产从139亿下降为20多亿，但重新起飞是建立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起点上，并非是最初的原始积累。　　“八年前，我们可以从1.01亿的净资产翻到139亿，那么今天，拥有十几亿的资产，我们必将会更有作为！”任志强对未来信心十足。　　企业核心的竞争力并不在于现有的规模和资金的实力。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华远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一个改革开放之后的优秀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核心竞争力在于一群永远勇于创新的领导集团，在于管理者的信念与追求，在于忠诚于社会的献身精神。　　“我们的人还在，文化还在。虽然我们的资产不如从前，但我们绝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们有无数的战略投资伙伴和朋友，我们仍拥有对‘华远’有着信任、存着偏爱、有着感情和给予关注的庞大客户群。”因此，“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曾经有过的地产界的领先地位，也不会放弃我们熟悉的资本市场。”　　“不管天空中将遇到什么，不管谁跟随，我要飞，我在飞，去看那未来的世界，去实现我们曾经许下的心愿！”　　任志强用他的豪言壮语打响了卷土重来的第一枪。　　2、依靠品牌，玩新战略　　任志强在他50岁的时候离开了华润这条大船，一切重新来过。虽然他手里有了一大笔钱，足够他颐养天年。　　但他决心振翅再飞，这次，他相信自己不会再画一个“完美的圆”。　　将老华远房地产公司有股权转让给华润集团后，2001年12月30日，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公司领导了工商营业执照。“虽然转让的申报和付款过程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但是新公司还是凭借两天的时间，具备了一个完整的、盈利的年度财务报表，使未来上市的时间可以提前整整一年。”像颤颤巍巍的钢丝终于如期走到了尽头，新年的倒数几天对于任志强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为打这个“时间差”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什刹海”公司。它在老华远时代，为避免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成为一家由华远集团代管的全资公司。由于什刹海地区规划久拖未批，“什刹海”公司除了开发了几座四合院，房地产业务便再无建树。　　在“什刹海”改制时如何增资的问题上，足可以见“地产大佬”任志强的足智多谋。在与华润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任志强坚持其中一笔资金要在2001年底前支付，而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公司3亿元的注册资金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这笔钱。这一招对于新华远的提前“出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远集团在2002年新的一年钟声敲响之前完成了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改组注册。为何在华远后面，多了个新时代，变成了新时代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志强是不是昏了头啊？　　非也，非也！工商局规定，一个公司名字被取消后，必须一年后才能重新启用。所以这一年，新华远地产用了新时代房地产这个名字作为过渡。　　新华远是在华远集团下属的什刹海经济建设开发公司基础上，由华远集团及其下属的西单购物中心、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华远金海马家具装饰公司、远华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整合而成，注册资本3.5亿元人民币，任志强出任公司董事长。　　2002年1月底，当华润集团将最后一笔转让款交到了任志强手上后，华远集团就面临着如何重新在市场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如何迅速地从零开始而发展成为巨人的问题。　　此时的华远已经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靠政府大量行政拨取得土地的优势，分完家后新华远也是没有能力去境外融资的。而另一方面，注册资本仅仅3亿多元的新华远也不可能去竞标拍卖而获得大量的土地储备。　　没地、没钱、没政府背景的优势，新华远除了一个改了名字的地产品牌外，一无所有。　　那么新华远靠什么发展呢？有很多人等着看华远的笑话，看任志强的笑话。　　不过，任志强带领新华远用自己的品牌优势，用新的战略和新的玩法打出了一记重拳。　　早在新华远未成立之前，凭借华远的品牌优势，任志强就用无形资产换取了开拓房地产公司55％的股权，推了品牌战略的第一个面世之作——海润国际公寓。　　作为任志强重出江湖的第一个产品，海润国际公寓以其优越的品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国际化的服务方式、第三者承诺的信誉保证赢得了市场的信赖。海润国际公寓不但提供房屋，同时提供可选择的精装修，更配套了量身定制的生活家具、必备的生活家电。而每项产品从建筑到材料设备、家具的供应商都事先做出了质量保证的承诺。　　占据了丽都商圈的海润国际公寓附送全套精装修及家具电器，以8500元。/平方米的价位推出，在尚未推广宣传的情况下已积累了120多名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为免质量问题，新华远以海润国际公寓项目为起点推出了“质量履约担保”机制。此举可以规避房地产业中尤其是开发商的质量责任问题，以对客户承诺的形式使涉及的所有品质责权明晰。　　当时，有关质量与履约的担保在国际上已经通行，而这一机制在京城房地产商品房销售中还是首次。这一担保机制的作用在于用更严厉的经济手段使施工单位尽一切可能避免自己出现违约现象，标志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走向规范化、成熟化。　　2002年3月，华润北京置地的30多名中层及业务骨干集体“反水”至另一家大型地产公司旗下，郭钧辞去华润北京置地总经理的职务。据称，这30多名中层及业务骨干有22个是到华远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去的。华远的企业凝聚力可见一斑。　　新华远的目标定位是：2002年开复工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3年内达到年开复工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　　任志强还有一个伟大的目标，2004年直接上市。曾经深深浸淫国际资本市场的任志强心里十分清楚，赶在2001年年历即将翻过的一刹那，拿到新华远的营业执照（注册成立），有什么重大意义。按照证券部门新公司上市须有三年盈利纪录的规定，新华远抢在2001年成立，并且有一个不错的财务报表（控股开拓房地产并将其开发的海润国际公寓于当年底销售），它就可以在2004年申请上市。　　在任志强的眼里，土地储备可以说是房地产公司的命脉，它不仅是考察公司发展后劲的一个指标，而且也是上市公司实现股东投资回抱和连续盈利业绩的重要保证。除了资金，新华远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土地储备。　　即使拥有了10个亿，对于新华远的土地储备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地无一垄，钱无一篓的新华远准备上演“帽子”戏法——一种土地储备的新玩法给新华远“变出”相当数量的土地资源。华远地产积极发展业务合作伙伴，进行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拓宽业务领域。　　2002年4月18日、5月8日，新华远与北京首旅集团合作组建的两家新公司——北京市首旅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市首旅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分别为1亿元和500万元。其中，新华远所占股份均为40％，首旅集团所属的首汽集团、首旅国际酒店集团所占股份均分别为40％、20％。　　对于新华远来说，首旅集团拥有的土地储备量达三四百万平方米，这些土地将通过首旅集团的酒店改造而逐步释放出来，因此它不同于其他开发商囤积的土地，因为自己“圈”来的土地若不按规定投入开发，过期就会面临被政府收回土地的危险，而合作以后的公司则绝不会有此风险，可以合理调配土地开发的步骤。　　那时，西城区政府还委托华远集团进行全区的土地一级市场开发。据当时西城区政府介绍，预计“十五”期间，西城区房地产开复工面积每年将保持220万平方米，竣工300万平方米，基本完成新街口地区、官园地区、丰盛地区、二龙路地区、南闹市口地区的危改任务，组织德内大街、西什库大街、草岚子、府右街、和平门等成片危旧房改造，完善西单现代化商业中心区和金融街建设等六个功能街区的建设。　　那一刻，北京房地产界完全明白，在寸土寸金的西城区进行土地一级市场开发意味着什么。　　2002年年底，在华远新时代周岁庆典之际，任志强不但出了本名为《任人评说》的书，而且喊出：“华业地产回来了”，宣布华远地产已经完成股份制改组，由诞生仅一年的华远新时代更名为“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伴随着任志强“华远地产回来了”的呐喊声，再度崛起的华业地产，以迅猛壮大的资本规模，以咄咄逼人的战略布局，以跻身于“2002年北京楼市十大热销楼盘”的海润国际公寓以及其他正在运作的项目，以及创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再度开创着地产界一个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　　任志强假寐，众皆竖耳；任志强拔剑，众皆悚然。　　§§§第二节 “鸡蛋换粮票”之梅开二度　　继1992年潘石屹曾用“鸡蛋”从任志强手中换得“粮票”后，2004年，缺地的潘石屹再次找到了有地但也有些缺钱的任志强，要跟他再次上演“粮票换鸡蛋”的故事。只是，这次的交换并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并且出人意料的是，在用“粮票”换了潘石屹手中的“鸡蛋”后，任志强用这个“鸡蛋”换了更多的“粮票”。　　1、潘石屹的“鸡蛋换粮票”　　2004年，北京市颁布的4号文件规定从2004年1月9号起，所有的土地出让都必须“招拍挂”。这对于潘石屹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所有的政策规定都清楚了，他不用再摸黑走路了，可忧的是政策的方向与自己预期的相反，他成了手上没地的房地产商了。　　土地和资金是房地产商的两大基本元素，缺了土地的房地产商就如同了断了奶水的小孩，无法茁壮成长了。2004年的潘石屹已经成长为一名比较专业的房地产商了，因此他很明白作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房地产商，要想保持自己在业界的腕级地位，必须尽快的改变自己目前这种“断粮”的现状。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潘石屹很明白自己需要新的开发项目，也清楚新项目的来源无非两点，一是政府公开招标拍卖的土地，二是政府允许继续开发的项目。　　于是，2004年2月27日，潘石屹在他们自己公司办的soho小报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凡是4号文件认可的“粮票”，即计委的立项，他们都愿意用“鸡蛋”（钱）换，欢迎有没有过期的“粮票”的尽快来找我们。基本条件是：20万平方米以上。第22章 重新起飞 续写神奇(2)　　我们都知道“屯地”有众多好处，一是可以保证房地产开发商项目开发的可持续性，二是土地升值效应明显。　　而“屯钱”呢，似乎只有保证资金的流转充足了才是可行，不过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也不是好玩的。　　但是，2004年出台的71号令彻底封杀了“土地协议出让”这个在中国积习已久的方式（71号令规定，2004年8月31日前清理协议土地出让的最后期限，俗称“8.31土地大限”）。这一号令让大量准备在自家“屯地”上大赚一笔的开发商感到了迎面而来的阵阵杀气。于是，这群后背发凉的屯地者们饥不择食的到处寻找买家。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潘石屹在粮票的选择上颇为苛刻。自从潘石屹要“断粮”的消息传出后，据说每天有十几个拿着“粮票”的地主们到他那儿排队换“鸡蛋”。出人意料的是，虽然这些项目交换的价格不高，有的甚至打了对折，但都没能换走潘石屹手中的“鸡蛋”。　　当然，没有饥不择食并不说明肚子不饿，潘石屹虽然“挑食”，但也绝不能容忍空腹久等。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逐一排查目标，最终瞄上了任志强正在开发中的尚都国际中心。　　相对那些不具备尽快开工的条件的土地、不符合潘石屹的产品选择或地点选择的土地、危急到发不出工资的地步的小地主们，以及还有许多尚不能成为‘粮票’的半成品，任志强的尚都国际中心就像一块色香味俱佳的大蛋糕，让饿的前心贴后背的潘石屹哈啦子流了满地。　　可自古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尚都国际中心是cbd核心区标志性建筑之一，紧邻东大桥路（cbd核心区的西沿线），背靠cbd面向第一使馆区，东侧与新城国际隔一条40米规划路，南侧与世贸国际公寓二期相接，位于朝外商圈、建外商圈与cbd频密互动的交通要塞。尚都国际中心总规模30万平方米，集写字楼、产权式商务酒店、商务公寓、时尚休闲特色商业街于一体，分三期开发，目前一期已经封顶。　　尚都国际中心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从完工的第一期销售来看，市场前景看好。用潘石屹自己的话说，选择与华远的尚都国际合作，是看上了尚都优越的地理位置，手续齐全，再加上他自己有在cbd区域做soho现代城与建外soho的成功经验。　　所以，虽然尚都项目在潘石屹的接触中是个出价最高的硬骨头，却偏偏成为了他首选的目标，尚都优越的地理位置、前期项目的形象、特殊的产品设计，与新城国际、财富中心、嘉里中心、美国使馆等紧密相连的聚集效应，已完成的前期土地拆迁、出让金交纳、扩初设计、规划审批等准备工作，这一切都高高得吊起了潘石屹的胃口。　　但是，但凡商人都是精明的，就算明知道是大肥肉一块，也会拼命压价，以求赚得最多的钱。　　当时，业界都认为任志强不会将尚都国际卖给潘石屹，因为尚都国际是任志强手上的一个好项目，比万通新世界要好卖的多。另外，任志强和潘石屹关系一向不好，这些年两人总是争争吵吵不断。　　然而事实上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独立专行的任志强顶住了公司的强大压力，在与潘石屹谈判不到两天的情况下，就决定将尚都国际卖了，并开出了价。不过这个价是个天价，是北京城当时的“地王”，与潘石屹自己提出一价格足足相差了3000元。/平米。　　潘石屹为此很郁闷地说：“我们的确要‘断顿’了，但这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漫天要价。现在北京还没有一块地能高出他的报价。”　　但任志强自有他卖高价的理由：“潘石屹要换‘粮票’，但他却拿‘粗粮票’的价钱换我手中的‘细粮票’，这怎么成？”　　由于价格谈不拢，这事就这么一直僵持着了。但天公作美，“转折”在不经意间到来。　　一天，北京某媒体举办一次小型座谈会，任志强和潘石屹先到，潘石屹讲完后正准备离开，首都创业集团的老总刘晓光就到了。刘晓光拉住潘石屹说：“小潘，那件事就这么定了，周五晚上9点我们再到贵宾楼饭店谈一次。”　　善于察颜观色的潘石屹注意到任志强在听到这句话时，脸色有了些变化。混迹商场多年的潘石屹不难推断，任志强将刘晓光口中的那件事理解成又一桩“粮票换鸡蛋”了。　　商场如战场，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次偶然让潘石屹了解了任志强对他自己手中“鸡蛋”的重视程度。精明的潘石屹不仅没有当场点破这个误会，反而利用任志强的这次“误会”与之定下了见面时间，而且加上软磨硬泡之手段一举敲定了合作条件。　　这正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刘晓光在无意之中配合潘石屹做了个巧妙的局。　　根据合作协议，此次采用了股权合作的形式，即soho中国以参股项目公司的形式加入到尚都国际中心整体开发中。在一个共同的项目公司中，大股东是soho中国，持60%股份，负责二三期开发；小股东是华远，持40%股份，负责一期销售，等到一期卖完之后，退出该项目公司，由soho中国全权负责该项目。尚都国际中心已建成的一期共10万平方米将改名为华远·尚都；剩下未建成的二三期，约17万平方米，更名为soho·尚都。　　2004年3月29日上午，华远和soho中国在尚都国际中心一期售楼处举行了尚都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签订了包括合作框架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签约仪式吸引了京城四十余家媒体的关注，然而对于媒体和业界最为关注的粮票价格问题，任志强和潘石屹一致表示了保留态度。　　任志强说，华远既不缺钱也不缺能力，之所以要与soho合作完全是企业战略和战术上的需求。“华远获取更大的发展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充分利用其取得土地粮票的优势，用更多的资金实现其发展的转移，发挥资金有效运作的竞争力。”不过，任志强的话真真假假。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华远还有4块50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需要运作。买壳上市受挫的华远，正需要大笔大笔的钱。　　潘石屹则认为，soho向来的优势是设计和产品，弱项在前期工作，收购尚都正好可以扬长避短。“这（收购尚都）只是我们换到的第一张‘粮票’，我们还有第二张、第三张‘粮票’正在谈判之中。”尚都收购的成功不仅仅是解了潘石屹燃眉之急，也是潘石屹从长计议的必然。　　2、业内人士的“任、潘粮票换鸡蛋”　　此次“粮票换鸡蛋”的结局出乎所有的人意料，任志强并未将尚都国际全部卖给潘石屹，而是采取了参股合作的方式。竞争变成了牵手合作，这便成了市场中被纷纷议论的趣事。　　有人说任志强缺少资金而不得不和潘去换鸡蛋，也有人说潘石屹的鸡蛋不够而换不了全部的粮票，双方不得不折中的选择了合作。　　然而事实上，华远并不缺钱也不缺能力，华远尚都的销售与建设都同样进展的很顺利，为什么要与soho中国合作？　　引用当时某专业的评论讲，华远希望从战略上获取更大的发展，能充分利用其取得土地粮票的优势，用更多的资金扩大土地储备，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发挥其资金有效运作的竞争力。soho中国则可以通过合作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客户资源继续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两个企业在合作中找到了共同的需要，并获取各自的利润，这是资源市场化自由配置的最佳选择。　　一些业内人士还表示，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一些有前瞻意识的企业发现，独立竞争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途径，企业之间结成联盟、形成优势互补则能获取最大的市场价值。因此，此次华远与soho中国联手合作不仅是企业选择的结果，更是市场发展的趋势。　　不过从这次“粮票换鸡蛋”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任志强和潘石屹两人从对骂到握手，并非单纯的“冤家路窄”，而是各自的利益使然。　　潘石屹曾说：“我俩这10多年的历史也是斗争的历史，一边斗争一边合作，合作是主旋律。因为我们双方优势和劣势完全不同，容易互补。我们之间的合作可以使我们双方的效益和效率都达到最大化，斗争只是我们合作过程中的插曲。”　　任志强更是直言不讳：“所有的联盟都是从利益驱使的单边合作开始的。当更多的人认为能从合作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并且会减少交易的成本和难度时，人们才可能会合作，更多的人才可能结成联盟。”　　难怪京城一位房地产人士看了任志强和潘石屹的合作签约仪式后大发感慨：“潘石屹和任志强其实从来都不是冤家，当然更不是朋友，只是两个疯狂攫取自己利益的地产商人。他们斗也好，和也好，只有利益之别，没有敌友之分。”他还指出，任志强和潘石屹其实并不是直到现在才站到一起的，只要利益相同时，他们从来都是“朋友”。　　这位地产人士还列举了两个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是2003年6月13日央行121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发布后，任志强和潘石屹不但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一起，而且都发出了最强的反对声。　　任志强的批评最为直接和露骨，他举笔一口气列下了121号文件的政策后果：20个可能性，没有一个是正面的。他的《“冬天”来了》和《仇富政策》，被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声讨”121号文件的“檄文”。　　有些幽默有些滑头的潘石屹当天就向媒体大发牢骚：“感觉就像我们正在进行足球比赛，裁判突然吹响了哨声说，改排球比赛了，球再不能落地了，落地就算犯规。”　　他们不但是最为典型的两个反对者，而且牵头举办论坛、会议，联合业界人士“上书”……以他们为首的地产阶层竟影响了政府的最终决策。　　在2003年9月30日由天津市商委和财富传媒共同主办的2003年商业房地产国际峰会上，举办方请来任志强和潘石屹，本希望他们能把争论和思想带到天津，不料任志强和潘石屹在会上竟联手炮轰天津地产。潘石屹是旁敲侧击，绵里藏针地批评，任志强则一上场就出言不逊：“我和潘石屹一样对天津不感兴趣。”两人一唱一和让与会者大跌眼镜。　　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则指出，任志强和潘石屹从竞争到合作其实是商家之间的一种“竞合”关系。现在的商业规则里，商家和商家之间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竞争，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合作，而是既竞争又合作。任志强和潘石屹资源互补，联手打造尚都，就是地产界的一个竞合典型，反映出北京地产圈以4号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整合。　　但专家也同时指出，对于任志强和潘石屹这两个精明的地产商人来说，他们一会儿吵架，一会儿拉手，还不仅仅是纯粹的“竞合”，更多的是联手炒作和作秀。他们深谙中国人喜欢分清敌我、好面子、重感情的特点，便拉下面子既扮冤家，又演兄弟，把一曲恩怨情仇的商业大剧假戏真做，在老百姓唏嘘感慨之时，赚足了眼球，免费做下n次“广告”。　　当年任志强公开给soho现代城揭短时，潘石屹曾颇为得意地对记者说：“今年公司计划完成销售额30亿元，目前已完成20亿元；今年计划销售额1%的广告费，现在看来是用不完了。”　　而任志强更是心知肚明：“我知道，现代城销售不仅不会受影响，甚至会越卖越好。”　　如此说来，谁还相信他们是真的冤家？而这次的尚都合作上，两人满口“鸡蛋”换“粮票”之类的新鲜比喻，一会儿说不合作，一会儿又说“冰释了10余年的前嫌”，大幕才刚拉开，早已炒得家喻户晓。　　难怪一位业内人士笑道：“与cbd其它项目相比，尚都的一期销售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可这么一搞，任志强也不用打广告了。”试想，如果任志强和潘石屹不把自己扮演成两个斗了10多年的冤家，他们这次的合作会有如此的社会效应吗？　　3、任志强的“鸡蛋换粮票”　　在此次“粮票换鸡蛋”中，潘石屹为得到任志强手中这张粮票无疑，使计、争吵、作秀都只是为节省买粮票的开支，也打些免费的广告以使自己的产品更好卖，卖的价更高一些。这一过程应了潘石屹那句名言：先卖出去，然后卖个好价钱。　　任志强为得到潘石屹手中的鸡蛋无疑，装傻、充愣都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鸡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任志强当时是急需用钱的。至于，需要这些钱用来干什么了，正应了那句老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螳螂可变身为黄雀）。任志强将尚处开发中的尚都国际高价卖给了潘石屹，潘石屹自以为得了多大的便宜，殊不知任志强只不过为了张面值更大的粮票——东华广场。　　东华广场，即东直门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商务项目，2004年已经被列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点项目和北京市重点工程，预测人流量为100万人次每天。建成后，将由两座地标性写字楼，近10万平米的酒店公寓和会展中心加写字楼，近30多万平米的出租公寓、写字楼和8万米左右的商铺构成。　　2004年6月9日下午，华远地产在尚都国际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会推出了尚都“亿元楼王”，并同时举行了尚都国际中心广场揭幕仪式。然而，让所有到场媒体出乎意料的是，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却在发布会上突然宣布：华远地产已经于近日全面收购了东直门综合交通枢纽——东华广场项目。　　据任志强介绍，早在2004年5月25日，华远地产收购了北京城建在东华广场60%的股权，并于6月3日正式签署了意向书，加上之前已经收购的持有东华广场项目35%股权的海南一家公司，至此，华远地产已经控制了东华公司95%的股权。而任志强也表示，另外有一家持有东华广场5%股权的小股东，已经原则上同意把股权转让给华远地产。　　从任志强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他转让尚都国际中心项目二、三期、用尚都的粮票换潘石屹的鸡蛋之前，华远地产已经确立意向要全面收购在北京城建控投之下的东华广场。　　华远地产牺牲了17万平米的尚都国际中心二、三期，却而换来了以充足的资金实力全面收购86万平米的东华广场。用任志强的话说，华远地产卖掉了17万平米尚都的粮票，却用得来了鸡蛋换来了86万平米的东华广场这张更大的粮票。　　在华远公司全面收购东华广场100％的股权后，任志强表示对于原有东直门项目将进行重新定位调整设计，考虑交通重组问题，聘请国外专门从事奥运会交通规划大师进行项目调整，转变原有项目中“可批不可建”的不实际部分。进一步扩充设计理念，实现“以人为本”人性化的交通，使现有交通更加合理化。并初步定于2004年9月全面恢复项目建设。任志强同时强调，华远目前除了写字楼、公寓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外，还将涉及别墅等其他多种形式的项目开发，争取于明年整体水平超过华润。　　此时，不知道精明能干的潘石屹会做何感想？可能正像人们穿鞋时的感受一样吧：舒不舒服自己知道！　　附：“鸡蛋换粮票”说法的来源第23章 重新起飞 续写神奇(3)　　任志强：在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粮食的，农民进城做生意的时候，手里没有粮票，就拿鸡蛋去换粮票。换了粮票以后，才能拿粮票去买粮食，或者是到饭店去吃饭。那么，现在的土地供给政策已经允许用协议出让的方式，或者说不用挂牌拍卖招标的方式来获取土地，那些还没有办理出让合同的土地称为“粮票”，“鸡蛋”当然就是指钱了，或者说资产。用钱去换“粮票”，是因为在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上，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完成了手中现有的项目以活，并没有能力去获得新的土地，或者说政府并没有大量的土地拿出来，用子公开创卖和招标，所以这些公司也没有办法去获得土地。比如说，你可能拍卖的是经济通用房，但这个公司不想做经济适用房，它可能就不需要这个“粮票”。由于北京帘在2瞅年1月份发布了一个“4号令”，这个通令已经限制了在1月9日以献取得土地立项和规划批淮手续的，可以继续按照协议的方式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众还有一些是已经签订了合同，没有能力、没有资金去继续开发的项目，我们也把它通称为“粮票”。　　§§§第三节 “穷人区”、“富人区”之争　　让任志强背负骂名最多的，应该是他向穷人投去的炸弹，是他有关“穷人区”、“富人区”的言论，这些言论让他披上了“”奸商”、“人民公敌”的极端称谓。　　2005年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年，针对房价上涨的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任志强对这种针对房地产商的调控政策有着相当的困惑与不满，这点从其言论和博客上均可以看出来。　　2005年1月8日，任志强在“2005年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语出惊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因此引发了此后历时弥久的“倒任”风潮。　　2005年10月11日，任志强在其博客上连发了十余篇博客来探讨中国的房价与宏观调控的问题。他以文章《房子一定要买，贵了也得买》来针对停止土地出让与招拍挂政策的出台；　　而文章《谁在为“穷人”说话——不要让所有人买房》则意在澄清媒体有关他“媚富”的报道，重申政府应该为建立保障体制为穷人的住房买单；　　《富人住不上好房，穷人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则是在说让富人们都买好房，可多纳税，然后政府用这部分税收替穷人建保障房；　　《穿越房地产迷雾 房地产年度报告出台始末》是针对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任志强等若干地产商弄了个研究的报告，摆出一堆数据来说明泡沫并不存在；　　《中国地产2005展望》是以上面那份房地产年度报告为基础，表明了对2005年房市向好的预期；　　《该将房价上涨罪名都给开发商吗》、《莫名其妙 房地产到底怎么了》、《谁都有权批评开发商 扣帽子不解决问题》、《投机与泡沫无关》等六篇博客一是在对社会对房地产商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可理解和气愤，二是在反复的说明房价上涨与开发商无关，三是在不断的建议房地产商只管给富人建房，穷人的房子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2005年10月23日，任志强写了一篇《不可能让老百姓都买房》的博客，与以往他常用的“万言书”不同，这次的博客写的比较短，可这篇不长的博客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博文的第一段，任志强指出2005年土地供应将不足，因此房价将继续上涨，并表态说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所有统计数字都告诉我们，2005年土地供应会出现更严重的不足，供应量的持续下降将使房价恶性增长。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借助数据、依照事实说明问题是任志强的一贯风格，在博文第二段，任志强以美国作为对比对象，说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2005年不会出现。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案例可以证明，在整体经济形势高涨，而物价低涨的过程中出现过房地产泡沫。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8%至2%，而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2000年的50年期间，平均为10%。按照发达国家的同类gdp增长阶段计算，我们比美国落后60年至80年，中国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阶段出现泡沫。　　接下来，任志强便用一堆数据推出一个“房子一定要先满足富人，不考虑穷人”的结论。也正是因为这个结论，人们再次为他带上了“媚富”的骂名。　　如果按照党的十六大以及建设部提出的目标，达到人均35平方米，房地产开发还需要再翻1.5倍。即使按照目前30%的增长，也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是不是老百姓没钱买房子呢？不是。我们总的供应量每年只能保证5%的家庭（新房3%，旧房2%）。而美国平均每100个家庭中，有17个至25个当年购房。　　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　　在博客结尾，任志强表明了自己“富人”和“商人”的双重地位，并发表了自己不应该考虑穷人的观点。　　我应该算是富人，而且是很富的人。如果我定位是一个商人，我就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去年我交了4笔基金，包括扶贫基金、生态多样化基金、阿拉善的治沙基金等等，剩下的是政府的事儿了。　　我啰啰嗦嗦地把任志强的博客列举了一堆，并不是要为他树个贞洁招牌，只是想说明任志强博文的真正含义。任志强整了一堆数据，搞了一系列对比，其实只是针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表示他的不满，如果真要说他针对谁，只能说是政府了。　　可是，就如任志强对媒体的说法一样，“媒体往往曲解了他的本意”，尽管任志强“只为富人建房，不为穷人建房”的本意只是在说房地产商管富人的房子，政府应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管穷人的住房问题。但他在那里不顾人民感受的而叫嚣，再加之媒体的“断章取义”，便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后果：一个投向穷人的炮弹从任志强的言论中产生了，“为富为仁，不管穷人死活”就成了媒体和普通民众对任志强的解读。　　当日历从2005年10月翻到12月，继而又翻到2006年年初时，任志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言论也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只是，“任大炮”“不甘寂寞”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穷人区”、“富人区”的言论将成为任志强在2006年送给人们的礼物。　　2006年2月20日下午，在由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见面会后，一场关于“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的“头脑风暴”在建业的胡葆森、万通的冯仑、华远的任志强和和记黄埔的佘耀庭之间展开。　　当主持人询问“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　　而那时任志强也毫不含糊，他随即抛出了即将震惊国人的言论：“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不过，曾以《联想为什么》而出名的陈惠湘马上对任志强进行了反驳：“都成为‘富人区’是不可能的，现在是人为夸大了贫与富的区别，人们普遍不患贫，不患富，而患不均。”　　任志强丝毫不妥协，他随即回应：“过去上海一些纺织厂给工人盖了一批房子，当时都属于很好的房子，现在却是最穷的地方。”　　与陈惠湘不同，在场的另外几位房地产大腕都很支持任志强的观点，和记黄埔地产公司董事、总经理佘耀庭也认为“富人区”不可避免，“就像曼哈顿有著名的富人区，也有哈林区那样的‘穷人区’”。　　万通地产董事局主席冯仑则表示，曾经有房地产商尝试过富人和穷人“混搭”的模式，“但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一名名叫周凯的记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了一篇关于上海国际地产大会媒体的报道，其中包括任志强“穷人区”、“富人区”言论。　　这一报道一下子又让人们想起任志强2005年关于“只给富人盖房子”的厥词了。于是，铺天盖地的骂声再一次疯狂地袭击着任志强。不过，这骂声中间也有不少认同任志强言论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随后与新浪财经频道合作实施了一项关于任志强“穷人区”、“富人区”的在线调查。截至2006年2月24日，有67.0%的人承认，在目前的中国，富人区已经客观存在；有34.4%的人觉得，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任志强的观点无可非议；还有36.9%的人明确支持任志强的观点，认为富人区的出现是正常的。　　当然，充斥在网络上的言论则是以反对意见为主。一名为“小强”的网友持反对意见，他说：“房价之所以居高不下，让普通工薪阶层无法问津，是因为有太多像任志强这样的房地产商抬高房价所造成的啊！贫富差别必将成为构建和谐生活的瓶颈之一，任志强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目前，当务之急是要下大力气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扩大，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任志强的观点充满的金钱的意味，他不是一个厚道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聪明的商人。”　　而一位反对任志强观点的评论家的言辞更是激烈，他用一连串问句强烈谴责任志强的观点：“是什么让他忘了做为一个先富起来的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让他只记得小平同志经典名言的前半部分却彻底忘了后半部分？所谓的这些‘富人’为什么不能为穷人做一点点事情呢？为什么他们是如此吝啬，甚至说的话都惹人反感？”　　不过，一位赞成任志强的人士说：“任志强这次讲的‘穷人区’、‘富人区’的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我国现在有一部人先富了起来，这是事实。‘富人区’住房面积大，物业管理强度高，物业费贵，一般收入的人承担不起或不愿支出高昂的物业费，自然无法进入‘富人区’。从目前来看，‘穷人区’、‘富人区’的现实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网络上对任志强的“穷人区”、“富人区”炒得沸沸扬扬，与任志强同为北京房地产界奇异风景的潘石屹，当然也不愿意错过这次大展个人魅力的“口水秀”。于是，2006年2月23日，潘石屹便以一篇博客加入了这场“演出”，由此上演了任志强和潘石屹关于“穷人区”、“富人区”的争论。　　潘石屹的这篇博客，名为《我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给任志强的一封信》。与一向给人的印象一样，潘石屹在信中口气相当平和、谦虚、圆滑。　　在信的开头，潘石屹很有礼貌地说：“任总：您好！”然后，在说明关于“穷人区、富人区”的讨论很有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观点：“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不赞成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做功能分区，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这些观点的。”　　“在网上看到了你关于在新城市建设中要把穷人区、富人区分开的观点，也看到有许多网友们参加了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它关系到未来我们城市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关系到未来城市中每个人生活得是不是便捷、舒适。　　今天上午，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观点得到了45％的支持，42％的反对，还有一部分观点不明确。同时，某门户网还把我的一篇博客文章《世界上还有8.5亿人晚上饿着肚子睡觉》放到了支持你的观点这一栏中。其实在这篇文章里，我并没有呼应你提出的观点，更没有对你的观点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想法，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不赞成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做功能分区，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这些观点的。”　　接着，潘石屹更是发挥了他能说会道之所长，由中国古代、英国伦敦，说到和谐社会、soho现代城、建外soho，并以此作为论据，来说明现在文明的思想就是要消除不同种族、不同收入、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偏见，要有“人类一家”的思想，这样人们才能够互相理解、和平共处。　　“中国古代的城市面积都很小，人们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大部分都可以自给自足，对外界的依赖要比今天少得多，所以就有了北京城里‘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解放后，北京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还是依据《雅典宪章》，把城市按照功能进行分区，参考的样板是英国大伦敦地区和莫斯科的城市规划。但从今天的现状来看，这两个被参考的样板也都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　　“伦敦正在检讨他们当年按功能分区规划城市所犯的错误，现在正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补救这种错误。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修一条地铁，贯穿泰晤士河五次五次，把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区：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通过地铁更好地融合起来，只有把不同的功能融合起来，不同阶层的人融合起来，才能解决目前大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难--交通拥挤的问题。”　　“社会不和谐的最大根源就是贫富悬殊。当然，这种贫富的悬殊并不是房地产发展商盖房子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要划分穷人区和富人区造成的，但是，如果作为房地产发展商在建房的过程中一定要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就会增加这种不和谐。”　　“我们在开发soho现代城的社区时，尝试着把居住和办公楼融合；在开发建外soho时，我们让整个区域和城市融合，让建外soho成为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建外soho没有任何的围墙。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尝试是成功的。”　　“总结过去城市发展的经验，现在文明的思想就是要消除不同种族、不同收入、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偏见，要有‘人类一家’的思想，这样人们才能够互相理解、和平共处。”　　在信中，潘石屹还提出了自己的“围墙”论：　　“几年前，也有房地产发展商提出他们建的是富人区，我想，这可能只是房地产发展商为了吸引客户打出来的广告而已，如果真正按这种指导思想去建设城市，一定会重复几十年前的错误，会让未来的交通更加拥挤。当我对这些房地产发展商提出我不同意这些观点的理由时，他们反问我说：‘你愿意穷人家的小孩划你的奔驰车吗？’我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坐宝马、奔驰。他们认为只有把富人和穷人分开，这样社会才能安全，才能和谐。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我甚至认为，任何社区都不能有围墙，因为社区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不能人为地把社区活生生地从这个有机体中割裂开来。而社区中大量的围墙就阻断了城市交通，让这个城市不方便，没有效率，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是社区的围墙使城市交通量剧烈增加。”第24章 重新起飞 续写神奇(4)　　“也有人说，只有封闭的小区是安全的。正好相反，这样的小区反而是不安全的。虽然看起来整天有大量的保安、钢盔、警棒在维护安全，戒备森严，但再严密总会有疏漏的地方，而且从发案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监守自盗。而对一个开放的社区，全社会的人和无数双眼睛都在保护着你，监督着小偷，反而不利于小偷作案。”　　“也有人说，把富人和穷人分开，社会就会和谐，因为穷人和富人的素质不一样。这种观点我也不认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社会会和谐。”　　“在今天的社会，没有钱的人，只要努力，明天就有可能会变成有钱的人，财富多的人；而今天有财富的人，也有可能因为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明天就会变成没钱的人，变成穷人。所以按照财富的多少来评判人的素质高低是不对的。”　　在结尾，潘石屹依旧相当谦虚地写道：“这只是我个人对任总提出的关于穷人区富人区观点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任总和大家一起讨论。”　　通读潘石屹的信，我们可以看出他要和任志强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城市建设的问题。潘石屹旁征博引，又是历史，又是理论的写了两千余字，无非想要证明中国的城市建设不能搞富人、穷人分区居住。　　那问题就来了，潘石屹反对的是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搞穷人、富人分区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是任志强提出来的，那潘石屹反对的对象自然是任志强了。但如果这个观点并不是任志强提出来的，抑或者说任志强是根本不支持这一观点了，那这封信就是选错了反对的对象了。　　简单一句话说，能让潘石屹挺直腰板，放大音量的前提是，这个穷人富人分区的观点是任志强提出来的。而显然，潘石屹只是道听途说，过份的相信了网络，抑或媒体。　　这无疑让治学严谨，说话都得依据数字和事实的任志强很不高兴。于是三天后，任志强就给“无知”的潘石屹回了一封信，信的标题是《小潘的无知 我不会挂羊头卖狗肉》。　　任志强一定对潘石屹在一个没有经过认证的观点上对他大肆攻击很愤怒。至于用了一个“小潘的无知”做标题还嫌不够，行文开始就迫不及待的表明自己没有提过要在城市建设中把穷人区、富人区分开的观点，他还告诉潘石屹，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划分不是人为形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我从来没有提出过在新城市建设中要把穷人区、富人区分开的观点，而是认为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不同收入阶层的建筑与居住区域。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划分是社会与消费人群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结果，并不是仅仅靠开发商的有意识的建筑而能人为形成的，而是政府意图、城市规划、社会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条件、居民消费能力、资本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如北京市政府决不会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建廉租房区，或者是经济适用住房，被出让的土地则是投资人根据资本实力和消费能力定位产品结构的。长城脚下的公社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决不是给穷人住的，但也不等于富人会去居住，不是建筑在选择人，而是人在选择建筑与生活。建外soho的房价也决不是给穷人提供的普通低价商品房，建外soho的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占了国贸商圈的光，而并非建筑的本身，这就是城市规划的一种选择。”　　哦，原来是这样的，任志强只是作出了一个推测，而不是期望。就如同他总在说房价会涨，但又同时说自己不希望房价暴涨一样。但任志强犯了一个中国独有的中国特点的错误。如果这个观点放在学术期刊上，“研究人员”会推敲你的逻辑和思路，尔后与你探讨。可如果这个观点放在大众娱乐上，“网络游民”会揣测你的心态和居心，尔后拿板砖扔你。　　很明显，任志强经常犯这种受众指向不明的错误。这次他只是不巧或有意又犯了一次，而潘石屹恰巧又当了一回“网络游民”。　　任志强应该是很详细地读了潘石屹的信，于是，在澄清了自己真实的观点后，任志强还不忘教育“无知”的潘石屹一把，他对潘石屹拿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一一做了反驳。　　针对潘石屹在信中谈到建外soho是区域和城市的融合、没有围墙的观点，任志强表明了他与潘石屹所理解的“穷人”的概念不同。　　“也许小潘认为建外soho中是穷、富混住的区域，那么我所说的穷人就与小潘认为的穷人不是一回事了。我所说的穷人是中国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30％的城市家庭（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而小潘说的穷人大概是比他的财富略低的人群吧。因此有能力住在建外soho之中，与潘总共享一个社区，共同支付同一个标准的物业费。”　　针对潘石屹认为社会不和谐的最大根源就是贫富悬殊的观念，任志强也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社会在发展中必然会出现贫富差距，而因为贫富差距以及人们对居住的选择，造成了穷人区、富人区的必然出现的现象：　　“真的是因为有穷人区或富人区的出现而影响了社会和谐吗？岂不知因在贫富差别，而果在居住的选择。从解决‘因’的问题去调整‘果’是可能的，但想用限制与攻击‘果’来解决‘因’的问题则是本末倒置了。也许攻击与限制‘果’的现象可以从表面缓解社会与群众在心理上的压力，但当‘因’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时，就会带来其它的社会矛盾，不表现在居住条件上则表现在穿衣、吃饭、用车等问题上。”　　“社会在发展中必然会出现贫富之间的差别，城市在建设中也必然会出现新、旧与社区改造之间的差别。有哪个城市会在一天之内将所有的旧建筑都升级建设成为新的社区吗？有那个国家会在一天之内让不论收入差别多大都住进同一标准的社区吗？尤其是当中国原有的基础是在全部是穷人区的标准上进行的城市改造，一定会有一部分区域先改造、先建成，也一定是逐步提高建筑质量与标准的。那么最富有的人一定会首先向这些优先被改造重建的新区集中，而形成不同收入人群的居住区域，从而形成了富人区与穷人区。　　没有人会有意识的要将某一区域划分成穷人区，但未被改造的城中村以及大量富人从这一区域中转移的区域必然会成为穷人区。但政府责任与商业利益会逐步的将这些穷人区改造成公共区域和富人区的。而在改造过程中穷人也会因为改造的搬迁将原有的破旧的资产升值，而改变现有的居住条件，转移到非穷人区的范围之内。”　　针对潘石屹提出的“围墙”的说法，任志强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不同，在中国有围墙的是穷人区，而不是富人区。　　“小潘信中所说的围墙，在发达国家中恰恰是与中国的情况相反，不是富人区有围墙，而是穷人区有围墙。一是居住人群的公民素质；二是社区的非强制性安全意识与法律意识；三是共同支付的社区管理与建设费用能让更多的私有资源被共享成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中国恰恰尚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造成了相反的现象，更严重的均贫富观念会让已经富起来的家庭更关注于财产与财产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共享。”　　同时任志强又谆谆教导潘石屹，这个社会肯定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贫富差距肯定是存在的。而想让开宝马的人睡大街，要饭的买别墅那是不可能的。但承认现有的贫富差别和居住差别不等于强化和加大贫富差别。　　“解决贫富差别是目前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如果没有邓小平一部人分先富起来的理论，中国是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的，没有一部分好的建筑与居住环境先出现也不可能让城市变得更好而最终消灭穷人区。别误解了我的原话中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目前的发展阶段，一个原本全是穷人区的城市要发展与改造必然会出现穷人区与富人区（指的是发展过程的一种过渡性现状），只有不断的将穷人区改造为富人区才可能消灭穷人区，而最终全变为富人区而实现小平先生提出的共同富裕。”　　“我也希望消灭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和谐社会，但如果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让一部分人先住上好房子，那么这个社会就一步也走不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和先住上好房子，不等于建筑隔离区，前三门初建时的好房子概念已在发展中被超越了，这本是动态的变化过程，但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现时代标准的好房子、好社区，那么中国的房子就永远处于建了拆、拆了建的短期寿命的重复之中，只有gdp的增长，而没有固定资产的存量。”　　在文中，任志强还不忘讽刺一下貌似和穷苦老百姓一个战线的潘石屹：“为什么小潘自己不去住回龙观或天通苑的居住区呢？”，“请问小潘为什么不在建外soho中盖一些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的类似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普通住房，让为这个社区服务的秘书、保姆、清洁工住在同一个区域中而免去交通来往之苦呢？你会说规划要统一、管理费要统一、建筑产品与风格要统一等等理由，但结果是高房价已使建外soho成为了富人区。”　　“当小潘以房价高而自居时是否想到了你的社会责任和信中的内容。”　　在讽刺完潘石屹之后，任志强表明自己不会挂羊头卖狗肉。华远曾经竣工的住房中低于4000元。/平米的大约占50%，低于2500元。/平米房价的大约占10%，但任志强也绝不敢自以为是穷人区。　　面对这些带有讽刺意味的问题，潘石屹应该是不会回答的，他只会挂起那脸招牌式的笑容，对付对付就过去了。但媒体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吸引大家眼球的“斗嘴事件”，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而潘石屹又是很注重自己的面子工程的，已经把自己的形象和soho现代城的形象合二为一的他，损了形象就是砸了公司的品牌。　　作为一个至少在说话上要比任志强聪明得多的潘石屹，他既不能诏告天下般的承认他错了，也不能说是他误读了任志强。于是，潘石屹偷偷地把焦点一换，承认了他在城市建设理论上的浅薄，然后继续脸不红心不跳的和任志强继续探讨了城市建设分区的意义。　　潘石屹在给任志强的二度回信的开头就摆出了一副低姿态，承认了自己在城市建设问题上的经验少、认识浅薄。这无疑又一次体现了潘石屹的谦虚，但难以掩盖的是潘石屹就是奔着和任志强探讨城市建设问题而挑起的这场口水战。　　“这次，我的确感到自己知识和经验的贫乏，就像你回信中说的‘无知’，但这种‘无知’不是相对于你，而是相对于城市建设这个丰富的话题和我们城市中包罗万象的现象。城市建设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穷人区、富人区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很有意义。我更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吸引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参与，发表意见，尤其是希望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讨论中来。”　　在说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远远不足于回答城市建设的问题后，潘石屹不得不选择了自己认为“最没有创造力、最受人批评”的写作方式——“ctrl＋c”、“ctrl＋v”。　　首先，潘石屹大篇幅地引用了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所说的一些话，通过书中对美国低收入住宅区的描述，潘石屹表面了自己的担心：“我担心很可能不幸成为我们实施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未来几十年之后状况的描述。”　　“典型的情况是，这些被肢解的地区生发出快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　　“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做法的结果是，收获了诸多的怀疑、怨恨和绝望。”　　同时，潘石屹还介绍了《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中对“波士顿北端”的描述。这个被官方认定是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一直没有被改造过，可它的街道上却洋溢着各种活泼、友好、健康的气氛，这是在波士顿许多地区看不到的。“从政府的统计来看，这里的死亡率是每千人8.8，美国城市的平均率死亡率是11.2，肺结核的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甚至比布鲁克林还要低。”　　被规划、分离的区域充满了怀疑和对峙，而未被改造过的贫民区却充满着祥和的气氛。潘石屹引用这些文字的意蕴不难看出，他依旧反对穷人、富人分区论。　　随后，潘石屹记述了他向城市规划专家请教穷人和富人到底应不应该住在一起的问题，还“ctrl＋c”、“ctrl＋v”了专家向他推荐的文章《互惠与城市》的相关文字。在引述完一系列文字之后，潘石屹表达了这样的感想：　　“如同生态学中的协同作用所隐喻的，社会、经济、技术、知识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赖的，在任何领域缺乏多样性都会伤害整体的进步。我们需要探寻安全地、便捷地、优雅地接近多样性的途径。”　　“这几天，越是看有关城市规划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研究，越感到心惊肉跳，我们现在是不是重复别人几十年前所犯的错误，可能有些错误犯得更大，更明显，这将会影响我们今后许多代人。也许我们的国情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不能盲目地借鉴美国的经验，但我们城市发展正确的道路又是什么？”　　随后，善于抒情的潘石屹以任志强曾资助过一种“植物多样性”研究的课题为引子，将大自然与城市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大自然界中要有参天大树，也应该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无名小草，也正是有了这些无名小草，才维持着植物多样性的平衡与和谐。”　　潘石屹还在文章中表现出了自己对真理的探寻与捍卫之情，“穷人区和富人区到底是不是应该分开？我们讨论的目的不是要誓死捍卫我们个人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像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去保护，那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讨论的过程也是探究真理的过程，也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知和别人观点中的正确的值得借鉴的成分。我想穷人区富人区的讨论更应该是如此。”　　接着，针对任志强认为建外soho也是富人区、潘石屹开发的项目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法，潘石屹针谈到了自己的soho：　　“任总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到了我们开发的项目，认为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soho现代城’是我们最早开发的进行多样化探讨的项目，其中有90平米的房子，也有300平米的房子，这只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建外soho’也不是什么豪华区、富人区，因为其中一大部分是商业写字楼、公共建筑，是没有围墙的建筑，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这与富人区没有关系。”　　……第25章 重新起飞 续写神奇(5)　　纵观任志强和潘石屹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任志强一直在强调不同收入的阶层会选择与其收入相匹配的建筑，从而导致所谓“穷人区”和“富人区”的最终出现；而潘石屹呢？他却一直想要探讨政府人为的制造出所谓的“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居住群落后，会造成一个多严重的后果。　　“穷人和富人在未来不可能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这种观念和思想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观点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们完全可以共同相处，并且给对方创造和提供给予奉献的机会和环境。”　　我们暂且不探讨任志强和潘石屹两个人嘴里的“穷人区”和“富人区”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有可能任志强自认为富人，而潘石屹自认为穷人）。任志强很明显是在说一个果的形成问题，即是因的问题。而潘石屹明显在强调这个果形成后，会造成又一个什么样的果的问题。　　真可谓，驴头对上了马嘴，永远说不清了。　　估计任志强也被潘石屹整晕了，但他很明显对这种驴头对马嘴的探讨很是不爽，觉得各说自话似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媒体的过度热情让任志强感到了为耐烦，同时他又担心媒体继续将他屈解了。于是，自始自终都不是一个屈打成招的任志强又给潘石屹回了一封信，准备结束这场无聊的口水战。　　回信的开头，任志强先是表达了自己对媒体的极度不满之情，似乎正是因为迫于媒体的压力，才有了对潘石屹的第二封回信。　　“这两天网上的争论不断，媒体要采访的电话和来函也堆了一摞，似乎找到了一个炒热自己的热点。也不管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工作，电话中的媒体记者们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媒体的事儿最重要。好像我没有其它的工作，只是为了媒体在活着。包括首家断章取义挑起这场讨论的中国青年报也要求来采访，不知道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不直接先来采访我，了解全面的情况之后再去刊登真实的情况，或者说当天全部的讨论内容。　　网上引起争论之后，国资委领导就来电话，转达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不要再在媒体上去讨论这个问题，但几乎更多的媒体都摆出一副如果我不接受采访，他们就会更加变本加厉的曲解我的原意的架子。用任志强拒绝采访来证明我的观点的错误。因此我正好可以借小潘的来信再说明一次自己的观点，其实我的前两篇博客中已说明了这些观点，我将采访提纲中几个集中的问题再重复一遍。”　　炮轰完媒体了，任志强便再一次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原意：“我根本无意于参加这种对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毫无帮助的讨论。我的原意中也从来没有说过不管是政府还是开发商要建设一个穷人区，我只是回答提问者，告诉他中国从一个贫穷的社会和破旧的城市现状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与城市建设，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穷人区与富人区这样一种现实。”　　同时，任志强又阐释了自己认为潘石屹无知的理由：“小潘要与我讨论城市规划中应将富人区与穷人区混合建设的问题，我认为他无知，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搞清楚我在说什么，媒体在炒什么，网上更多的在争论什么。我的意思是要消灭中国的穷人区。”　　之后，任志强便搬出政府的大部头教育“无知”的潘石屹，到底什么是富人，什么是穷人！　　“我是按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七分法，并且按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可以享受社会住房保障待遇的口径，将七分法中中等偏下收入以下的家庭（国务院通知中和各种房改文件称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口径）列为穷人。（这个观点已经多次重复申明过。）只有穷人可以享受政府除住房补贴之外的带有社会住房保障性质的砖头补贴。将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称为富人（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列入应按市场价购买和租用商品房的群体）。”　　“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已被政府文件明确应由经济适用住房或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这些群体不应列入市场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的行列，换句最通俗的说法：购买商品房的都是富人。”　　“按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富人购买商品房，因此商品房是给富人建的，商品房区是富人区就成了很正常的一种存在了。”　　中央文件规定，买商品房，有了自己房子的人就是富人。有了中央文件的支撑，任志强理直气壮地告诉潘石屹，就算你soho现代城没有围墙，里面也有一居室的房，但只要买了soho的房，你就属于国家条例规定的富人了。　　“小潘说建外soho有90平方米的住房因此不能说是富人区，这是一种误解。更贵价格住房中也有一居室，也许会小于90平方米，仍然是富人在购买。90平方米是远远超过全国存量住房的平均套面积和中位数面积的大房子，而不是小潘自认为的是给穷人住的小房子。难道高于全国平均套面积的上万元1平方米的商品房是供给穷人居住或穷人买得起的住房吗？能拥有自有产权的商品房的家庭无论如何不能再自认为是穷人了。”　　“在商品房住宅的区域中也有着质量的差别，那无非是巨富、中富、小富与富之间的差别，但决不是穷与富之间的差别。小潘也许和部分网友一样误以为除了巨富之外的都应该是穷人。”　　随后，任志强在与美国的对比中讲述了我国穷人区、富人区的独特之处，他还用经济规律告诉大家“只有不断的建好房子，才可能让投资者不断的改造旧房子，让政府加大投入去改造与建设城市，穷人也才有可能在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投入中改善住房条件，从穷人区搬入富人区。”　　任志强表明自己了解旧城区穷人的住房情况和他们期盼政府与开发商对该地区的改造，了解他们期盼通过这种建设与改造去改善住房条件。但是，“难道城市不盖一些好的房子，让富人去购买与居住就能增加政府的财力吗，难道没有了新房子的建设反而会让穷人的住房改善得更好吗，难道不给富人盖房子就会让贫富差别消失了吗？”　　任志强用自己法学硕士的严谨理性在告诉大家，“不要以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故意加大贫富差别，或在激怒穷人，这无非是实现共同富裕与建立和谐社会中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国改革的目标不是要建立穷人区和保留穷人区，而是要消灭贫穷，将穷人区变成富人区，最终消灭围墙与犯罪。而目前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一定会有穷人区与富人区的过渡。承认这种现实存在与要划分穷人区与富人区不同。”　　随后，任志强似乎觉得自己在信的开头对媒体的轰炸力度还不够，无法缓解自己被曲解的“痛”，于是，他又用了长长的几个段落来表达自己对媒体的不满，其间也表明了对网友以及潘石屹“无知”的遗憾之情。　　“媒体根本不是在要弄清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先有中高收入家庭居住的富人区和未被改造的穷人区，也不是要弄清城市规划中如何解决不同收入人群混合居住的问题，更不是要分清市场与政府的责任，也从来不向群众说明中央与国务院文件中明确的现阶段的住房政策与住房供应体系。媒体只是想借个理由去增加自己的收入，引起社会的关注，否则为什么网上与媒体的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是讨论我所说的让穷人区变成富人区的问题呢？为什么始终要坚持今天有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存在，明天还要坚持小潘所说的贫富分区的互惠问题呢？为什么媒体不将会上讨论中提到的纽约政府已在用减税贴息的方式对哈林区进行改造的案例呢？为什么媒体不提会上讨论的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变化的过程，今天的好房子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坏房子，社会的发展与改造过程是个流动与更新的过程呢？为什么不说不管是否都变成了富人区也仍会存在质量上的差别呢？……　　在媒体有意识的曲解和误导之下，网友也就根本不想去了解事情本来的真实面目和我说这些话的前因与后果，讨论一堆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勾引着不甘寂寞、深恐被网友冷落与忘记的小潘也想成为事件的主角，而积极的参与讨论，并有意的想拉我为小潘捧场拉票。很遗憾的是小潘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穷人与富人的划分，没有搞清楚共产党政权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权，不但不会允许穷人的永久存在，也不会允许穷人区的建立与存在。实现小康目标已经明确的将解决住房问题列入指标之中，无非是在发展中有个过渡的阶段，有个先富与后富的过程；有个用商品房还是社会保障住房的不同解决途径；有个政府财力与穷人收入提高的过程。”　　“我并不想做什么精英，以及拥有话语权，反而是媒体在有意的创造这种机会，媒体在用断章取义欺骗与误导广大人民群众，并有意的用误导诱使一些官员与学者加入进去以便加深对群众的误导和影响。而小潘也就是这种无意参加误导却让自己也被误导的人。记得第一次2月20日小潘看了网上的争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网上的情况时，根本就没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更多的人就根本不可能弄懂事情的原委了，而小潘最大的兴趣则是也想热闹一把而已。”　　这几段文字虽然言语有些犀利，可似乎确实是在描述任志强本人、潘石屹、媒体以及网友在这场“穷人区”、“富人区”争论里的角色与心理。　　在文章结尾，任志强写到：但我却只想告诉大家，给富人盖房子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观念。中国的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也是中国的公民，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如果没有今天的富人区出现，就永远不会有将穷人区变成富人区的那一天。当城市改造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被道德观念所约束与捆绑时，并不会缩小贫富差别，更不能尽快将穷人变成富人。　　在这场争论中，潘石屹始终认为穷人、富人分区是一个城市建设方向性的大问题，事关子孙后代的幸福，虽然自己学识浅薄，但心中却是万分忧虑地。因此，他死命的缠住“学富五车”的地产经济学家任志强，想要整出个正确的方向来，以指导国家的城市建设政策。　　然而任志强无疑是拥护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因此也无疑是支持穷人区富人区的形成的。但媒体由此认定任志强是企图让富人有房住，让穷人都睡大街。于是乎，任志强就伤害了我们穷苦老百姓脆弱的神经了。在一番口诛笔伐后，任志强仍旧不肯低头，媒体当然有责任带领我们展开新的一轮轰炸。　　可折腾来折腾去，观众和媒体都有些腻味了，任志强也烦了，潘石屹也感觉无趣了。于是潘石屹对网友说，我和任志强都黔驴技穷了，希望更有知识经验的人参与讨论。　　于是，这场媒体大众责问道德、任志强探讨经济发展方向、潘石屹担忧城市建设的三方混战结束了。　　§§§第四节 “进口鸡蛋”换“绝版粮票”　　2007年10月，潘石屹的soho中国几经磨难后终于在港上市成功，潘氏夫妇身家超过500亿元，soho中国的融资规模达129亿元，直逼当时轰动一时的碧桂园。　　同期，任志强的华远借sst幸福的壳上市进程遇阻，而公开财务数据信息显示，华远地产的资产负债比率直线上升，从2003年的71%增至2007年的82%，股东权益占有息负债比率从2003年的0.548降至2006年10月31日的0.313。随着负债规模的快速扩大，华远地产的资产周转率从2003年的0.397急剧降至2007年的0.12，资产周转率逐年下降表明，在现有的资本结构下，公司的经营扩张已接近极限。　　简单的说，潘石屹现在财大气粗，钱又多的没地花了。而任志强在华远上市融资未成功之前，只有继续走卖地换钱的老路子了。　　潘石屹的soho中国上市后，按其自己的说法是，每天门庭若市，至少要接待十几拨土地合作洽谈者。　　潘石屹认为任志强：“他是一个很有诚信的商人，只是不会委婉地表达问题。”？任志强说潘石屹：“他现在没有项目可卖，为了不让销售队伍解散，所以买我的楼。除了爱讨价还价外，其他都挺好。”　　基于这种相互印象，潘石屹在上市成功后，选择的第一个合作对象依旧是老冤家任志强。　　2007年11月初，潘石屹以24.4亿元的总价，从任志强手中购入北京cbd核心区的两个物业——北京民源大夏和北京公馆，面积总计14.1万平米。第26章 重新起飞 续写神奇(6)　　北京民源大厦是已经烂尾多年楼盘，位于燕莎商圈的北京公馆，任志强已经开始销售多年，但市场上也很少有该项目的销售情况。　　光华路soho2原本是个烂尾了12年的楼盘，在任志强收购前，潘石屹已经跟土地方谈判了三四个月，结果上市前忙路演，任志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潘石屹“急得够呛”，最后双方采取合作，任志强转让了51%的股权给潘石屹。　　而北京公馆本来在3月份就打算转售给一个境外的银行和基金，但因7月份下发了限制外资的相关文件，到现在境外的资金也没进来，于是被潘石屹趁机出高价买下，“占了便宜”。　　这次交易前后仅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形式是一张纸，50个字，两人签名。在外人看来很草率，在任志强和潘石屹两人的眼中只有两个字——信任。　　曾有一位香港投资者对任志强卖地的行为不解：“华远地产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拱手让给潘石屹？北京cbd的项目土地目前可是已经绝版了！”　　其实，任志强是在2007年10月8日soho上市挂牌庆典的当晚架不住潘石屹和张欣夫妇二人左右开攻，加上9月28日华远借壳上市方案未获通过，任志强想着如果上市批不下来，土地两年不开发政府要收回，于是便原则上答应将项目转让给潘石屹。　　回到京后不久，潘石屹为避免夜长梦多，便赶在任志强某日出差搭乘飞机之前两个小时，硬托住他签下了一份仅50多个字的转让项目的手写字据。　　不料才到2007年10月30号，sst幸福重组方案审核通过，华远成功借壳上市，任志强发现自己亏了，“不卖项目我的钱也够撑半年，早知道能批上市，我就不卖给他了。”　　“2007年9月28日证监会驳回了华远的上市请求，这时华远的现金流只能维持半年，正好潘石屹上市成功，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我们一拍即合。可是没想到一个月后，证监会同意了华远借壳st幸福上市的请求，真后悔卖了这两个项目。”有《商界》杂志引用任志强的言论称。　　“人家说你上市以后就可以增发圈钱了，我说我这两个项目都卖了大把的钱，现在有的是钱，不缺钱，增加土地储备时才会需要钱。”任志强这回可真是财大气粗了。　　不过对于此次合作，任志强从行业层面还有更深刻的解读，他认为这种模式符合未来地产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　　“有的人善于做前期土地开发，有的善于处理烂尾楼法律手续问题，有的人善于做非精装修的产品，有的人善于做营销，也有人善于长期经营……在整个地产行业里，是一个延长了服务链。”“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做你最优势的部分，我做我最优势的部分。”　　任志强说，“我们盖房子用最好的东西，比如在节能等产品技术上用一些最先进的技术，但卖的价不一定是最高的”，而他认为潘石屹则总能卖出最好的价钱。“他去卖，我们也不觉得寒碜，我们只算自己的帐，我们把钱装到兜里就可以了……在产业分工中，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合作是常常不能成功的。”“我和潘石屹之间逐渐探索这种分工的程序，这样的分工让每个人更专业化，有利于市场。”　　同样，潘石屹也不计较他从任志强手里买下光华路soho2跟任志强从原土地方买下该地块之间有多少差价，只要认为能够赚钱就拿了下来，“明明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不能错过，否则对soho中国，对股民都是一个大的损失”。　　§§§第五节 再度借壳上市　　“2002年5月，新华远吸收管理层和公司员工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华远投资管理中心，任志强本人拥有约10％的单一最大股份，达至控股地位。随后，吸纳其他战略投资人入股，将新华远改组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亿元人民币，逐步做到华远投资管理中心控股（原华远集团的国有股退至非控股）——亦即由任志强本人间接控股。2004年之前新华远将再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扩至8至10亿元，最后直接上市。”　　这是2002初新华远刚注册成立时，任志强的伟大设想。然而事与愿违，新华远一直拖到2007年，才终于完成这一夙愿。　　1、非上市不可　　sst幸福的《吸收合并报告书》及有关公开信息显示，华远地产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出让地产项目。　　“2004年4月29日，华远地产与soho中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建华置地60%的股权转让给soho中国有限公司；　　2004年11月1日，华远地产、尚城投资与soho中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华远地产及尚城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建华置地15%及20%的股份转让给soho中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