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２０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１９２４年，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阿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阿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为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复信：“我高兴地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当然，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１９２０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１９２２年，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它的号召，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旨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１９２３年１月，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区。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诚挚的愿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不管它多么残暴，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可见，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对威胁和平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力量。可是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反抗力量。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并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一再对爱因斯坦做工作，让他相信，在国际联盟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就写给如下的话：“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在欧战时正达到了顶点，埃米耳·费歇在科学院的一次会上着重地讲了这样的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科学家中的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它有强烈的感受，甚至在国际冲突的年代，当他们在心Xiong狭窄的同事中间处于孤立的时候，也坚持如此。欧战时，每个国家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Xiong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会议。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８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巡回大使根据荷兰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１９２１年１１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结束。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１９２１年３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记者们继续追问：“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了他们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可以说，伦敦演讲成为学者们国际合作的一个纲领。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英国人数不清的严格礼节弄得很窘，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随时侍候他，这种窘相又变成万分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艾尔莎，你对这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开窗帘，然而背后响起妻子愉快的声音：“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最后，夫妻两人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１９２１年６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首次远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应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邀请，１９２２年初爱因斯坦在法国公学讲授过几次相对论。在这以前不久，法国哲学学会也有过类似邀请。郎之万在信中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将会重新活跃两国学者间的交往。慑于当时德国科学家与任何一国都无学术交往，爱因斯坦起初婉言谢绝郎之万的邀请，后来在和他当外长的朋友腊特瑙商量后，确信应邀访法对促进彼此了解有益，随即就接受了邀请。１９２２年３月底，爱因斯坦来到巴黎，作人们渴望已久的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郎之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诺尔德曼在法德边境迎接爱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车到巴黎。郎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等候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予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郎之万的儿子。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五时，爱因斯坦来到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破坏，郎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曾这样报道过其中的一次报告会：“昨天下午５时，法国公学郎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万身边的桌旁，等待着解答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４月３日，在法兰西协会的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了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系统里的时钟进程的方法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但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３天后，４月６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马赫哲学的看法。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说：“我不认为我的理论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来，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说的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康德的先验论，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预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另一个是彭加勒的约定论。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要构成科学，我们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究竟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任意的约定，我都不能说什么。”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与马赫的理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回答说：“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相对论同马赫的理论之间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在马赫看来，要把两个方面的东西加以区别：一方面是经验的直接材料，这是我们不能触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这却是我们能加以改变的。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要是他还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或许也会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说，对于另外一点，即概念是可改变的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同意马赫的。”与美国、英国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受爱因斯坦。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的最高学术机构里，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爱因斯坦来，他们就走。所有这一切爱因斯坦都耳闻了，于是他拒绝邀请，从而使他的许多朋友免遭难堪。爱因斯坦对东道主说，他才不稀罕什么科学院呢！他宁可去凭吊昔日的战场。在返回德国的那一天清早，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东部备遭战争破坏的城镇和乡村。面对颓垣残壁，他再次流露出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表示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并极力谴责威胁人类文化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对陪同他的郎之万和索洛文沉痛地说：“每一个德国学生，不，全世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战争有多么丑恶、可怕。”“空谈和平是没有用的。应该为和平事业切实工作，为和平而斗争……”在法国，这位相对论创始人虽然没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国和英国那样隆重的欢迎。但是，这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访问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访问在当时还有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是一个“和平使者”。他把访问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间的进一步谅解，也是在重新开辟被帝国战争摧毁的德法两国自然科学家间的交往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日本人民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临。１９２２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所到之处，爱因斯坦受到东方人民最诚挚的欢迎和礼遇。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受罪。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很深。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了。在上海，爱因斯坦虽受到知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爱因斯坦记下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５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①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①指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中国“五·四”运动。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１１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的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难受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万人端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连翻译持续了４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里讲演带翻译只延续了２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到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爱因斯坦文集。不用爱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欧洲文字，用的是一种陌生的东方文字出版，这使爱因斯坦对勤劳好学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敬意。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各式各样喝茶的仪式。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爱因斯坦在日本还会见了儿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满载礼物启程回国。回国途中，２月２日，爱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了１２天。２月８日，他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荣誉公民。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爱因斯坦夫妇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在这里，一向不拘礼节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礼仪。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爱因斯坦以讥讽、宽容的态度客随主便，艾尔莎这次却不满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对所有的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她对丈夫发起了牢骚。“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结束了。”爱因斯坦这次变得宽容和有耐心了。艾尔莎不顾这些，说：“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事，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艾尔莎不想参加某些活动，就随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辞别巴勒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１９２３年６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爱因斯坦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赴日本讲学途中经过上海时接到１９２１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已决定授予他的通知。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斯坦的问题已酝酿多年，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有偏见，直至１９２２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才决定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爱因斯坦以１９２１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并决定把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同时发表。１１月１１日，玻尔写信给在旅途中的爱因斯坦，说：“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玻尔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才去领取１９２１年度的奖金。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相对论公司”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１９１９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１０月２２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１９２０年，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２月份，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１９０５年度的诺贝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１９０９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也就是８月２４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叫嚣：“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字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奉出H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言辞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辞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别的东西的。我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学家集会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９月６日，德国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８月２４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说：“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９月１０日给埃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片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９月３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离开德国。索末菲说：“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９月６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一概不看。”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定通知洛伦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爱因斯坦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未唤起民族主义分子的良知。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３日～２５日，在瑙海姆温泉举行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武装警察把守着会议的大厅，以防出现骚乱。在会上，勒纳德公开地跳了出来，以恶毒的、明显的反犹方式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毫不示弱。与勒纳德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边几段对话是他们论战中的一个缩影：爱因斯坦：在煞车的时候，列车中所出现的现象是引力场的作用……勒纳德：这样一个引力场，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爱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显的东西，要历经巨大的变化，它是时间的一个函数。（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也会说伽利略的力学很不明显。这些“明显的”概念有它们自己的恶作剧，跟时常被人提起的那个“健全的人类理性”完全一样。至此，全场活跃，人们兴高采烈了。从当时辩论的记载来看，勒纳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处于下风。但这一类人自有他们卑劣的手法，他们针对新闻界所传播的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犹主义的报纸上大叫：“别了，爱因斯坦！但愿对他能像贞女奥尔良说的那样：永远可也别回来！”有人甚至在柏林的报纸上两度狂吠：“杀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没有退让，他决定留在德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学理想而战斗，并公开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国国籍，再次成为德国公民。对于重新加入德国国籍这件事，是爱因斯坦后来一再后悔的事情。★犹太情结围绕相对论争论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对爱因斯坦有很大刺激，并促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接触。起初在布拉格时，爱因斯坦刚一接近犹太知识分子，就断然拒绝参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击，迫使爱因斯坦改变了态度，开始以他在学术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以此来回击对他使尽了威胁和利诱等无耻手段的德国排犹主义分子。当然，这不能说是爱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来他又无路可走。当时，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国。在同化派和复国派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他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思想，至于皮肤的颜色、鼻子的形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民族都应该是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见，是一种原始的幼稚病。爱因斯坦从来都是反对一切种族主义的。然而，柏林的现实却不是这样。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性条文。就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咒骂：“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心愈来愈多了。他开始认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与先前的超民族理想并不相互矛盾。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物理学家保尔·爱泼斯坦说：“我们可以关心世界，同时也关心自己民族的人民。”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这里的反犹势力十分强大，政治反动势力也很凶猛。”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对刚从波兰和俄国的恶运中逃脱出来的犹太人的迫害使爱因斯坦无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伦敦、巴黎、纽约亲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犹浪潮，更严重地刺激了爱因斯坦的精神安宁。如在巴黎访问时，有家报纸就公开说：“没有一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们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国又多了一个犹太佬！”爱因斯坦对自己民族的情感的变化使他开始积极参与犹太人的复国活动。他对居住在德国境内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十分不满，他说：“我已经从我的许多犹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种不讲尊严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这常常使我恼火……。这些事件以及发生的类似事件唤醒了我的犹太民族的感情。”爱因斯坦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１９２１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人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主意。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筹措办学的必要经费，他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爱因斯坦自己也很满意，在给朋友写的信中，爱因斯坦写了这样的话：“我度过两个艰苦的月份，但是，能够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并保证了大学的开办，我感到十分满意。美国的犹太医生（大约６千人）特别热心赞助，他们为医学院筹集资金。“美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尽管办那么多企业，做那么多生意，还是比我所去过的国家要热情些。我得像一条得了奖的牛那样任人观看，在数不清的大会小会上发表演说，做数不清的科学报告。我居然能坚持下来，真是个奇迹。但是现在已经完成，我心里有一种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顾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种种非议，勇敢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我们的种族同胞多半是聪明有余，而勇气不足，对此我有确切的体会。”１９２４年，爱因斯坦成为“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形式。有人曾对爱因斯坦的民族情感进行过分析，认为爱因斯坦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有两个：一是科学，再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民族情感。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似乎还可讨论。但从２０年代后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关注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说，尽管他没参加多少具体的犹太复国活动，却又对犹太人问题思考了许多。有一段资料，目前尚不知爱因斯坦写于何年，从内容来看，估计写于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在这段话中，爱因斯坦说：“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爱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并使我为自己属于它而感到庆幸。“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对理性的理想和个人自由，并试图依恃野蛮的暴力建立死气沉沉的国家奴隶制的人，当然要把我们看作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给了我们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仍然是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实勤务员，我们就不仅要继续像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样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显然，爱因斯坦这里对所谓犹太人传统的解释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他对这个“传统”引以为自豪，并把自己的创造个性融于其中，可见爱因斯坦对犹太传统的痴迷。还有一段写作年代不详的话，透示出爱因斯坦对犹太人性格的欣赏与自豪：“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组织中有一个‘劳动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阶级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变成繁荣的新村。这些劳动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的精华，是一群坚强刚毅、满怀信心的公正无私的优秀的人。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双手的劳动出卖给出最高价格的投标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的苦力，而是受过教育、智力上充满活力的、自由的人。由于他们同荒芜的土地作和平的斗争，使得整个犹太民族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者。只要尽我们的可能来减轻他们严酷的命运，我们就将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类人的生命；因为第一批移民要在还不适于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场斗争是一个困难的和危险的事业，免不了会有个人的重大牺牲。只有亲眼见到过的人，才能判断这是多么真实。谁帮助改进这些人的物质装备，谁就是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这个美好的事业。”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所谓犹太共同体的起源是，公元１３５年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两次起义并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形成的一种集体。后来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侨民集团常以此名冠之。爱因斯坦借此题目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痛苦与希望、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算得上是爱因斯坦思考犹太问题的代表作。文章中说：“对我来说，要克服我的平静思考生活的自然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和OZE①的呼吁于之不理；因为响应这个呼吁，在我就像是响应我们痛受压迫的犹太民族的呼吁。--------①均为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团体。“我们散布在各处的犹太共同体的地位，对于政治界是一种道义的气压计。因为犹太民族既是无自卫力量的少数民族，而它的特点又在于保存古代的文化传统，难道有什么比各个民族对待这样一个民族的态度更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义的指标吗？“从我们的处境来看，我们痛苦地知道这个气压目前是低的。但正是这种低气压，使我更加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有责任来维持和巩固我们的共同体。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谁要想维护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联在一起的身体健康。OZE社照字面说来是保护我们人民的身体。在东欧，它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以帮助我们在那里的人民保护肉体和灵魂，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受着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而ORT社则力图消除犹太人从中世纪起就遭受着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困苦。因为在那时候我们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产的职业之外，而被迫从事纯粹商业性的职业。真正帮助东方各国犹太人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提供门路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们为此正在全世界各处斗争着。这是ORT正在胜利地处理的严重问题。“现在我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呼吁，请求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由一些杰出的人物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天给我们带来了失望，你们必定也特别感受到这一点。不要埋怨命运，相反地，要把这些事件看作是要对犹太人公共事业忠诚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们这样做，也将间接地有助于人类的普遍目的，而这些目的我们应当始终认为是最高的。“要记住，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宝贵源泉。如果我们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维持几千年的生命；这是我所完全确信的。“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安慰。我们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们中间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高人类社会并且使个人从卑鄙的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事业。“我要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依靠外界的因素总比依靠我们自己的少。我们的责任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有没有一种犹太人的生命观？》，从哲学、宗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犹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见解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似乎预示着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时，这篇文章也是理解爱因斯坦晚年思想与活动的一个窗口。“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犹太人的观点。我觉得犹太教几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态度和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我认为，与其说它是摩西《五经》所规定的并为《犹太教法典》所解释的那些戒律的本质，倒不如说它是犹太民族中间所体现的对待生命的态度的本质。在我看来，摩西《五经》和《犹太教法典》都不过是对犹太人的生命观在古代是怎样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见证。“这种生命观的本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天地间万物的生命的肯定态度。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最高，对于它，其他一切价值都是次一等的。把个人以外的生命视为神圣，就引起了对一切有灵性的东西的尊敬——这是犹太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犹太教并不是一种信条：犹太人的上帝简直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后的幻想的结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惧上的一种尝试，一个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尝试。但我认为犹太民族的坚强的道德传统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很明显，‘为上帝服务’也就等于‘为生命服务’。犹太人中的最优秀者，特别是先知们和耶稣，就曾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由此可见，犹太教决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过着的生活，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没有别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按照宗教这个词的公认意义，那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特别是要求于犹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生命的神圣化。“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也还包含着别的一些东西，这在《诗篇》中有许多很优美的描述，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喜悦和惊奇，而对这种美丽庄严，人还只能形成模糊的观念。这种喜悦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的那种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现在鸟类的歌声中。把这种感情附加在上帝观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犹太教的突出标志呢？还是它以别的名称在别处出现呢？就它的纯粹形式来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犹太教中，也由于太拘泥于经文而把纯粹的教义搞模糊了。但我认为犹太教还是它的最纯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这特别适合于生命神圣化这个基本原则。“具有特征的是，在过神圣的安息日时，连动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围内，这种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多么强烈。至于坚持全人类的团结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犹太人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在犹太人当中，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是发展得多么强烈，伐耳特·腊特瑙一次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时，那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明了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７日，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由美国“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塞德节”上，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出爱因斯坦与那些纯粹从政治上考虑犹太人问题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当时反犹风潮高涨的严峻情况下，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意义：“由于我们关心巴勒斯坦的发展，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事必须首先予以重视：全体犹太人都该大大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恩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恢复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所实现的生产事业超过任何人们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牺牲的犹太人都作出了贡献的，在巴勒斯坦的这种生产事业，把我们很大一批兄弟从极其悲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单一的政治复国活动提出了告诫。遗憾的是，这种告诫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代价则是数十年的流血冲突。爱因斯坦说：“只是在分治问题上我还要讲一点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等于离开我们共同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归功于我们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们背上这种‘国家’包袱，就只好让我们用机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罢。”早在２０年代初，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非常委员会”的秘书长布卢门菲尔德和魏茨曼两人都很清楚了解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两人针对爱因斯坦的策略是尽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名望去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但同时并不想“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人私下认为爱因斯坦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反对单一政治立国的设想是“令人讨厌的幼稚”。可当历史翻过几页后，爱因斯坦的担忧全变为血腥的事实。当年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们视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深刻。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在晚年始终没变，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为“犹太人团体呼吁”所作的广播中，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共同体，使它尽可能密切遵守我们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从现实的以色列国即将成立的局势下，爱因斯坦又一次提出：“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带上几分忧虑，因为我们现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离这个理想还是相去甚远。要是没有别人干扰，允许我们制定出同我们邻人的关系，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有赖于和平。”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请爱因斯坦继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国的立国方案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念，或许是对于以色列立国后艰难处境的体谅，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就任总统的原因。１９５５年１月４日，就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三个月，爱因斯坦给在以色列的“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池维·卢黎厄写信说：“对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仅对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会有适当的贡献，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发展健康的睦邻关系。“我们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应当是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这样的愿望：确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并且体谅他们目前处境的内在困难。如果我们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忠诚的公民，而且我们还会逐渐地但是肯定地改进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将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提供真正的考验。”这番忠告，可惜说早了４０年。它仿佛就是４０年后巴以和谈的基础与目标。★别了，柏林１９２５年以后，爱因斯坦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去旅行，仅仅去莱顿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车去瑞士，再到海边休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与艾尔莎及两个女儿一起。在住处顶楼上设有他的工作间和图书室，可以安静地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２８年，爱因斯坦去过瑞士达伏斯，那儿是结核病疗养胜地。该地有一所为疗养青年设置的国际大学。爱因斯坦到达伏斯后，这个大学慕名邀请爱因斯坦去讲课。爱因斯坦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讲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变化》，正式开讲之前，爱因斯坦有一个开场白，再次陈述了他多年来为世界和平、人间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愿望：“元老院议员都是体面的，元老院却是穷凶极恶的野兽。我有一位在瑞士当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大学学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给学院写了上面这样一句话。集体受到良心和责任感的指责往往比个人要小。这一事实给人类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辛酸的战争和各种压迫的根源。“然而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有善良意愿的人，当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牺牲，把一项社会事业筹备和创办起来，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高兴的了。”善良的爱因斯坦四处播种着善良，收获的却往往是仇恨。去瑞士疗养反而真成了一个病人，爱因斯坦在驾驭一艘笨重游艇用力过度后出现了心脏扩张的症状。在楚奥斯一家旅馆里，他怜悯一个看门的老头，没让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了楼，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艾尔莎找来一位助手，帮助爱因斯坦继续进行科学工作。这就是海伦·杜卡斯，她担任爱因斯坦的秘书直到他逝世。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４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五十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苦闷。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商量了一下，就留秘书杜卡斯一个人在柏林家中看守，然后全家人提前几天溜到柏林郊外，安静地过了几天。回到哈贝兰大街５号后，杜卡斯把世界各地寄来的生日贺电及礼物让爱因斯坦一一过目。礼品中，爱因斯坦最感温暖的是一袋烟草。原来是一位失业老工人，勒紧裤带省下几个钱，买了一袋烟草送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眼睛湿润了。失业的滋味他品尝过。爱因斯坦给这个老工人写了第一封生日答谢信。小小的一袋烟草，让爱因斯坦感到人间的善良。可大大的一幢别墅，却又让爱因斯坦再次品尝到柏林极右分子对他的仇恨。原来柏林市政府出于安抚爱因斯坦的动机，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前送给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了极为难堪的局面。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对于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是不生气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我们已经查遍房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得到，反而又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关于这件事，艾尔莎说过：“这样，我们——虽非所愿——就有了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它座落在靠近水边的森林中。但是，我们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储蓄花光了。现在，我们没有钱了，但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使我们感到自己更安全了。”爱因斯坦却没有这种安全感。德国纳粹越来越猖狂的反犹活动，让爱因斯坦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寂静的小村子卡普特位于湖畔小山丘上，周围是茂密的森林。爱因斯坦的房子座落在村子后面，离湖只有几分钟路程。湖滨有一个码头，旁边停靠着“图姆勒尔”号小艇。周围是一片恬静的乡村风光，寂静，空气宜人。爱因斯坦乘上小艇，张起风帆，把住舵。他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这个不通电话无法造访的避难所里。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遭受到极大的不幸，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大儿子汉斯常到柏林来，关心父亲的思想和工作，并让父亲了解自己的一切。汉斯后来回忆说父亲常带他在卡普特别墅近旁湖上驾驭小艇，一次由于讲解统一场论入了神，差点没把小艇弄坏了。爱德华早就令爱因斯坦担心。他能干，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钢琴家。他的特点是在科学上对具体的成果、在音乐上表现个人的情绪有一种病态的低能。在别的事情上就更糟了。爱德华从对父亲的病态的狂热崇拜，变为更加病态的阵发式的不满、责难和怨恨。１９３０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和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脑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释。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不想重复上次访美时的热闹，而是想切实地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交流。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它留给爱因斯坦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甲板上就出现了一百多名记者，爱因斯坦还没有从突然袭击中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答应了和其中的一位记者交谈１小时，并且还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摄影师们也出现在现场，他们摄入镜头的是一个正想躲藏起来的身穿黑色大衣、头发斑白蓬乱、有点心慌意乱、脸色苍白的人。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过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伟人塑像，共有６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为健在的伟人塑造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纳粹势力的一天天扩张，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他的脾气变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领的尊号，赠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装。他获得了一个名字：“伟大的相对性首领”。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参观了马温特—威尔逊天文台，对巨型望远镜很感兴趣。艾尔莎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大？”“为了弄清宇宙的构造”，天文台台长回答说。“真的吗？我丈夫经常在旧信封背面干这事。”１９３１年春，爱因斯坦离开美国，应允第二年再来加里福尼亚学院，他们带走许多纪念品，包括那套印第安首领的服装、夏威夷篮子、亚利桑那的树枝化石，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爱因斯坦说：“应当由真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１９３１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萨迪纳之行，爱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亚物理学家们的交往中度过了整个冬天。看来，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萨迪纳的科学界，旅行本身也吸引着他；旅行切断了柏林的印象，那些让人痛苦的印象。此外，同欧洲物理学家习惯了的环境的科学联系本身变得不太必要了。热衷于量子力学成就的晚辈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当时似乎离爱因斯坦的道路甚远。旅行、同新环境的交往、参与创新，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日益重要了。在赴美途中，他在日记中记下：“我决定不再定居柏林，变成一只飞鸟度过余生。海鸥像从前一样以自己不知停息的翱翔护送着航船。他们就是我的新同事。”爱因斯坦在加里福尼亚呆了整整一个冬天，１９３２年春才返回柏林。此时的柏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迅速席卷全世界。德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工厂倒闭、失业大军流落街头。人民的痛苦和绝望，在纳粹党头子希特勒眼里，是天赐良机。这个煽动家、阴谋家喋喋不休，向迷惘的德国人民许下诺言：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给每一个人工作和面包。希特勒又向军队将领、大金融家、大工业家频送秋波。他保证，一旦上台，将立即让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人头落地”。他保证，要为１９１８德国的战败报仇雪恨。德国一切最反动的势力，都把希特勒当成挽救德国的救星。在他们的支持下，希特勒日益得势，扶摇直上。到１９３２年，纳粹党一跃而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希特勒像一头饿狼，对着共和国瞪圆了两只贪婪的眼睛。他在等待时机，准备猛扑过去，一口把共和国吞掉。爱因斯坦又要走了。１９３０年接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邀请，每年冬天去讲学，为期３年。这是最后一次了。离开卡普特别墅时，爱因斯坦有预感似地对妻子说：“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艾尔莎笑了，她以为丈夫在说笑话。爱因斯坦没再做声，默默地上路了。这一次离别，是在柏林创下丰功伟绩的爱因斯坦与德国的生死离别。正文 八　普林斯顿（一）更新时间:2007-1-12 23:50:01 本章字数:19477八普林斯顿（一）★战火重燃前的和平呼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不仅到处宣讲他的相对论学说，还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物理研究工作。１９２７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辐射原理的推导工作，并为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他引进的“受激发射”观点，正是今天激光技术的理论依据。如同揭开原子能的秘密一样，爱因斯坦比技术上的实现赶前了４０年。还有他的“跃迁几率”的观念，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研究。２０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爱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偶然性。他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０年，在索尔维会议上，围绕关于量子的解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展开激烈争论，极富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等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学上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子力学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了。２０世纪中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首先采用统一公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也不满意。渐渐地，支持爱因斯坦的人越来越少，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和哥本哈根学派对阵。爱因斯坦的科学理想，和当代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爱因斯坦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他坚信，物理学应该对于客观的实在状况作出和观察者无关的描述。他在两个方面孤独地探索着，一个是统一场论，一个是量子力学的正确解释。他时常会遇到惋惜的目光，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落伍；也时常听到惋惜的叹声，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误入歧途。爱因斯坦继续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坚定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过。他在寻求自己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显示出高超的理性，这个上帝是不掷骰子的……爱因斯坦远离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这对爱因斯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与２０年代后的物理学研究的相对沉寂相比，爱因斯坦对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关注，影响也越来越大。１９３２年５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他到会场时的情景被当时在场的记者们作了精彩的描述：“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说，呆会儿他将和他们会晤。然后，爱因斯坦走进会议大厅。报告人正在讲述空战的细节，他略停片刻，接着继续讲话。这沉默的一秒钟给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爱因斯坦受到热烈欢迎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一种超人的魅力。”宇宙的化身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类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认为爱因斯坦是科学的化身，这种科学探寻着和寻找着宇宙的和谐，即在广大公众心目中联想起社会和谐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谐。是的，２０年代后的爱因斯坦，没能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寻宇宙和谐的动机中却蕴含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分裂、暴力、恐怖的现实，发出了最真挚、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议！对和平、幸福、民族团结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１９１４年的《告欧洲人书》和１９５５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绝战争的最好办法了。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演讲中，爱因斯坦提出两条制止战争的“行动方针”：“第一条是已经付诸实践了的：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在征兵制的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拒绝承担军事义务。在很多国家里，已经有很大数目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惜个人重大的牺牲，从过去到现在都拒绝在和平时期服兵役。这样做，表明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不会去打仗。“在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那些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在和平时期公开声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军队。这也是反对战争的有效办法。我热切地劝告你们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确信这种立场的正义性。胆小的人也许会说：‘那有什么用？我们会坐牢。’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规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我为反战者建议的第二条行动方针，是一种不会在法律上连累到个人的办法。那就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那些不愿赞同这种立场的人，也许宁愿赞成确立这样一种法规，这种法规允许他们去做某种有益于他们自己国家或全人类的艰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这两条建议当然毫无现实性，你可以指摘爱因斯坦的书生之见，但你不得不景仰他为人类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数学家的方法计算着和平的可能性：“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如果有５００００人同时行动起来，那就会是不可抵挡的了。”１９３１年，“反战国际”甚至设立了一个名叫“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来援助那些想拒绝服兵役，但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以致实际上不能那样做”的人。可以预想得到，响应者寥寥无几。希望在哪里？爱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阅兵场面。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战争意识了。１９３１年１月在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对美国作家乔治·西尔威斯特·菲雷克说：“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是军国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宣传的毒害。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们必须教导群众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必须开始用和平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预防军国主义。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我们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它们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教科书应当重写。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应当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该让古代人那种怨恨和成见永存下去。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的母亲都有责任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爱因斯坦总想以理想来教育现实，可现实却偏要教育他。爱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却拿着武器对准了世界。★“我不回德国”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１个多月后，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了。８６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这当然是蓄谋已久的事情。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明杀……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节奏。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数不尽的扩音器，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意志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的冬天刮起了颤慄的北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除了战争的叫嚣外，还有非理性恶魔对理性的残酷报复。作为犹太大和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就拉开了序幕。消灭科学中客观的和逻辑的标准是希特勒纲领的一个部分。科学不应当依据实验，也不应当依据符合实验的推理的逻辑联系；它只应当依据独裁者的意志和他训诫的标准。这种标准首先是每种科学观念的种族属性。人类理性思维于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敌人。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公开宣称：“纳粹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敌人，它只是理论的敌人。”勒纳德站出来了，他向爱因斯坦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１９３３年，勒纳德在报刊上说：“爱因斯坦及其种种理论和由陈词滥调与任意拼凑炮制出来的数学废话，是犹太人集团对自然界研究的危险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现在，他的理论被彻底粉碎了，——一切脱离自然界的编造的下场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过显赫一时作品的学者们是不能逃脱责难的，因为他们使相对论得以在德国找到一席之地。他们没看见或者不想看见，在科学中以及同样程度上在科学外把爱因斯坦冒充为一位善良的德国人是何等的谎言。”稍后，勒纳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我希望研究所成为反对科学中的亚细亚精神的堡垒。我们的元首正把这种精神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狡狯的推销伎俩，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还保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德国人是不齿于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人的。在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亚利安人的产物，因此德国人今天应当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兽行：“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第二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他到德国总领事馆去。总领事认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见面，双方都很尴尬。总领事请爱因斯坦坐下，也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话，说：“教授先生，您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动。现在您怎么办呢？”“还没什么打算。”爱因斯坦说。“那您上哪儿去呢？”“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的语调平静而坚定。“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公事般的语调里没有任何感情，“现在新政权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教授先生，也许您的看法有一点片面。”这时候，办公室里的秘书有事出去了。总领事一改冰冷的语气，向爱因斯坦低声说：“教授先生，您的决定完全正确。你是世界最著名、最伟大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法西斯不会放过你。看，这都是德国报纸。”总领事指着茶几上的一叠报纸，说：“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犹太国际阴谋家，共产国际阴谋家。我以人的名义对您说，千万不要回德国。”秘书进来了，他听见总领事还在对爱因斯坦规劝着：“……报纸上写着，革命将给德国带来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应该相信元首的话，回德国去吧。”爱因斯坦对祖国绝望了，对人又充满希望。几天后，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一艘开往比利时的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爱因斯坦参加义演音乐会，为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募捐。无线电里传来不祥的消息：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了，为的是“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这些人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３月２８日，客轮开进安特卫普港。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欢迎他们到比利时避难。不久，爱因斯坦坐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１５岁那年，爱因斯坦勇敢、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在中年时，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德国，他毅然决然宣誓做德国公民。现在，德国已是黑暗的苦难深渊，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爱因斯坦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担起人间的道义。永别了，德国。爱因斯坦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海滨小镇勒科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早就是爱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国王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着爱因斯坦的安全。当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关于爱因斯坦住处的消息。因为爱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是被通缉学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国边境的黑名单上的人，已屡屡遭到纳粹间谍的袭击。在一本德国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照片的大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艾尔莎陷入极端惊恐之中，但爱因斯坦依然故我，并且尽自己可能的方法与法西斯进行斗争。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普鲁士科学院终身秘书恩斯特·海曼签署了一个“普鲁士科学院反爱因斯坦的声明”：“普鲁士科学院从报纸上愤慨地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释。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又声称退出科学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现政府下继续为普鲁士邦效劳。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弃普鲁士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是１９１３年他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时附带取得的。“普鲁士科学院尤其为爱因斯坦在外国的煽动活动感到痛心，因为它和它的院士们始终觉得自己同普鲁士邦是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严格避免一切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始终强调并且永远忠于国家的思想。有鉴于此，对于爱因斯坦的离职，它没有理由感到惋惜。”４月５日，爱因斯坦发表公开信，抗议普鲁士科学院对他的诬蔑：“我从十分可靠的来源得知，科学院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美国和法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而且我必须补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任何这种诽谤活动。一般说，人们只满足于重复和评论德国政府负责人士的官方声明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方法来灭绝德国犹太人的计划。“我向报界发表过的声明所关涉到的是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此外，我把德国目前的情况描述为群众中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而且还讲到了它的一些原因。“我曾写了一篇东西，允许‘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用来呼吁大家对它的支持，但这完全不是想给报纸用的，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呼吁一切仍然对那些遭到危险的文明理想忠诚不渝的明达之士，尽最大力量来防止这种群众精神变态的进一步蔓延，这种精神变态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显示出多么可怕的症状。“科学院在发表关于我的那份声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论的正确文本，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德国报纸所转载的我的言论，故意歪曲原意；对于今天被嵌制的舆论来说，这种情况实在也在意料之中。“我准备对我所发表过的每一个字负责。为了礼尚往来，我希望科学院把我的这份声明让它的每个院士都知道，也让德国的公众知道，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为科学院本身也在公众面前对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由普鲁士科学院秘书冯·菲克尔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信：“作为现任的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我敬奉告，我们已收到了您３月２８日关于辞去您的科学院院士职务的通知。“科学院已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１日的全体会议上注意到您的辞职。“科学院对事态的变化深表遗憾，而引起遗憾是这样的事实：一位最高的科学权威，在德国人中间工作了很多年，并且多年来担任我们科学院的院士，按理他应当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德国人的思想习惯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会选择这个时机去同国外这样一帮人结合起来，这帮人——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散播错误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做了很多损害我们德国人民的事。对于一位曾经那么长期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我们当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来反对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在那有点卑鄙无耻又有点荒谬可笑的诽谤中伤的日子里，特别由您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相反，您所作的见证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无疑要使我们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们没有收到您的辞职书，我们也只好这样考虑。”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由菲克尔和海曼联合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科学院愿意指出：它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的声明，不仅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纸上的报道，而爱因斯坦先生对这些报道并未加以否认，况且在这以前，科学院还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广的向‘反对排犹主义同盟’发表的声明，在这篇声明里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代的野蛮。再者，科学院断定爱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声明，他并未参加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至少没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按照科学院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高级人员所应尽的义务。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偏偏在外国发表了那样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位有世界声望的人，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和滥用，而这些人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爱因斯坦对第一封信作了答复：“我收到了你们本月７日的信，对信里你们所表示的心情深为遗憾。“关于事实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们关于我的行为所讲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你们那篇早已发表了的声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声明里，你们谴责我参加过反德国人民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讲明，这种谴责只是一种污蔑。“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而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这些珍贵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威胁人类和平的恶势力面前，是何等的坚定。他的毫不妥协性无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据战后档案资料来看，爱因斯坦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８日发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十几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声明正文还没传到柏林，纳粹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就已经责成科学院，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给予惩戒性审查。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科学院在中央会议上宣读了爱因斯坦的辞职声明，科学院接受这一声明，并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可是，纳粹分子们并不想罢休。当天傍晚，纳粹政府给柏林科学院秘书、法学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辞为“迫切希望”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事件公开表态。由于当时普朗克在国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学院声明，呈交纳粹头目，在报纸上发表出来。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也就是科学院声明发表的日子，正值“排犹日”。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许多大学、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德国最伟大的科学院开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海曼炮制的声明，当然不会得到全体院士的赞同，特别是劳厄当即表示反对。此外，劳厄还相信，物理数学学部不会有任何一个院士参与炮制这种声明。在他的倡议下，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科学院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劳厄的抗议未能通过，大多数院士迫于无形的压力，违心表示赞同海曼的行动，甚至还对他“合时宜的行动”表示谢意。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所谓“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了一番沉痛的话：“我要讲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科学院期间发表的文章，使本世纪的人们加深了对物理学的认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说，“爱因斯坦事件”将会成为科学院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爱因斯坦对绝大多数德国同行，尤其是对科学院的没有气节的表现，大失所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致函给劳厄说：倘若德国科学家对政治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的局势的去向将是，必然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爱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坚信他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有益。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只是说：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骗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众；到了１９４５年以后，除个别例外，他对所有的“德国人”统统反感，以至对流亡避难、重返德国的挚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留在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只有劳厄是最有骨气的，没有向希特勒投降。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迫害，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从来就强调，在社会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１９３３年夏天爱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过的。９月初，比利时警察局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发布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钉梢。实际上，爱因斯坦启程去了英国，在诺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辆严密遮盖的轿式马车被带到自己的一位英国仰慕者的领地。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上台使爱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乡，他多年对和平的期望又要破灭了。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战争问题了。这一年，与爱因斯坦熟识的朋友回忆说：“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是逗留在比利时的时候，爱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国青年写来的。信中说，有两个比利时青年，佩戴着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请爱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时政府交涉一下，释放被捕青年。爱因斯坦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是当时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那所谓“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战争。可眼前，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已响彻云霄。难道让人们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装到牙齿的冲锋队吗？爱因斯坦还没想好怎么回信，又有一封没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信中有短短几句话：“亲爱的教授：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谈。”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和爱因斯坦有同乡之谊。多年来，王后陛下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她。这位王后喜欢音乐，爱拉小提琴，她觉得爱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谦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手。”今天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不是谈音乐，而是谈国家大事。王后的丈夫与爱因斯坦同名，也叫阿尔伯特。２０年前，阿尔伯特国王曾坚决抵抗过德国的入侵。现在比利时再次面对强邻咄咄逼人的好战叫嚣，他正在考虑对策。国王向爱因斯坦说明了希特勒对比利时的威胁，以及比利时必要的备战状况。国王的意图很明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爱因斯坦是否对绝对的和平主义重新思考一下……此时的爱因斯坦已不需国王的教育和开导了，柏林大街上的火与血、希特勒狂妄的战争叫嚣、残酷的集中营……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教材吗？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样心地纯洁而又善良；这世界上的事，也并不是都能用好心肠来解决的。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用恶办法。野兽扑到你身上，要咬断你的喉咙，你能同它讲什么和平吗？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爱因斯坦正式给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于和平主义的重要改变，以及对于两个比利时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态度。信件内容如下：陛下：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远超过在我面前的这一特殊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