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小。这些雇佣文人为了无中生有，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表示同意，说可能性不大。不过他仍要求查看文件。　　我当然该谨慎点。他完全知道我不能直接把档案材料交给他。不过我建议他说，既然他要调查的是一个为期三十年的租约，他可能根据“三十年规则”从档案局取得有关文件。　　他对我的建议不感兴趣。“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我已经向档案局要过了。但是我要求你保证，一定能取得文件，而且一份不少。”　　我讨厌人家要求我作保证。我认为这不公平。再说，我真能作什么保证吗？“嗯，”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道，“国防文件有时……”　　他打断了我的话，“别来这一套吧，这并不是什么有关国家安全的绝密文件。哎，你在竞选宣言中承诺要让选民了解事实。这件事对你是个考验。你愿意担保在档案启封前所有的文件都原封不动吗？”　　我觉得没理由不提供这种担保。“行，”我说，把“谨慎”这个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没问题。”　　“这是一个承诺吗？”新闻记者都是些患疑心病的杂种。“当然是。”我说，脸上充满教人放心的笑容。　　“是一个真正的承诺而不是竞选宣言里的那种承诺吗？”舰队街有些年轻人实在也太放肆了点。　　“爱利克斯，”我说，“你的问题在于你不相信人家肯定的答复。”　　“否则的话，”他只管自己说下去，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了什么似的，“我们就要刊登一篇关于大臣们违背竞选诺言的特写了。”现在我显然将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幸而我十分愿意这么做。　　〔正如哈克在日记里所预言的那样，第二天《邮报》就登出了报道（见后）。下面是汉弗莱爵士当晚日记中的一段话——编者。〕可怕的打击。　　今天《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格兰洛克岛军事基地的报道。　　我是在8点32分由海塞尔米尔驶往滑铁卢的列车上读到这则消息的。[6]欣德利医生所说的惊慌症一下子就发作了。胸部有绷紧的感觉，呼吸困难，不得不站起来在车厢内来回走动，这使车上的一两个常客略感奇怪，要不，也许只是由于惊慌症发作，使我多心。　　幸亏我服用的凡里厄姆牌安定片，随着白天渐渐过去起了作用，今天晚上我还要吃几片摩格顿。[7]　　我对自己说，不会有人把这事和我挂起钩来。总之，这是多年前的旧事了，也不想去了解它了。　　我对自己这么说着——可是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我原以为此事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冒了出来呢？　　但愿能有个人好同他谈谈此事。　　唉，我的上帝啊……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1月21日　　今天《邮报》刊登了那篇报道。真有意思。　　政府出差错 商人发横财　　纳税人损失达四千万镑之巨　　爱利克斯·安德鲁斯撰稿　　一名政府低级官员在三十年前犯的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使英国纳税人至少损失了四千万镑。幸运的受惠者是一个德国房地产投资商。　　11月22日　　今天是我担任大臣以来快乐的一天。　　我所有的祈祷都应验了。　　汉弗莱和我每周一次的部务会议快要结束时，我问他有没有看到昨天《邮报》上的报道。　　“记不清。”他说。　　我提醒了他。我知道他一定看到了，肯定有人会叫他注意到这消息的。“你知道，”我补充说，“是三十年前那个苏格兰小岛军事基地租借条款里出的大差错。”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说到“大差错”时，他稍微显出畏缩的样子来。不过我得说自己当时其实并未觉察到。不管怎样，他的确记得有那么一篇文章，而且说他相信自己还粗略看了一遍。是，一点也不错。“我得说，”我格格笑道，“我看这事真够蹊跷的——四千万镑钱就这样完蛋了。准是有人出了大差错，你说是不是？”　　他笑着点了点头，笑得有点惨。　　“不过你的部门里不会出这种事吧？”　　“不会，”他极为坚定地说，“喔，不会的，绝对不会。”我说我一直在想，不知罪魁祸首是。　　“这个嘛，大臣，我们是永远没法知道的。”　　我指出档案里一定能查得出来。正如他经常提醒我的那样，一切事情总是有文字记录的。　　汉弗莱表示同意，说事情会记录在某处的档案里，可是要查清楚得花很长时间，耗费这么多时间显然是不值得的。　　“这你就错了，”我说，“有关文件根据‘三十年规则’公开后， 《邮报》就要就此刊登长篇特写报道。我已经允许他们自由查看所有档案了。”　　汉弗莱站着，身子确确实实朝背后晃了晃。　　“大臣！”　　他这么愤怒，使我有点震动了。真的是愤怒吗？我可说不准。　　“没什么问题吧，是吗？”我焦急地问道。　　没错，的确是愤怒！“没问题？还说没问题？不，绝对有问题。”我问他为什么说有问题。他对我说，“这根本办不到，而且无法想象。”我觉得这不像是在对我说明道理，便把这意思跟他说了。　　“这……这是……绝密的事，大臣。”　　“就为了有几个兵营吗？”　　“可是还有秘密海军设施和反潜系统，还有低空雷达站。”我指出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什么。他立刻承认的确如此。　　但他又补充说，设在岛上的军事基地总少不了这些，我觉得他的话相当牵强。　　“这些东西都早已被拆除了。”我说。他的反对意见里显然缺乏针对性。　　“但文件会提到他们的。”　　“都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他以显然很放心的口吻说，“我们得商量一下。必须得到许可。”　　要是在几个月前，我肯定会接受汉弗莱这种意见的。可是现在我比过去要聪明老练点了。　　“要得到谁的许可？”我问。　　他神色紧张地向四处张望一下，然后语无伦次地说开了。“涉及国家安全……MI5、MI6……国家利益……列强……征询一下盟国的意见……还有高级将领……中央情报局……北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莫斯科！”　　“汉弗莱，”我谨慎地问，“你正常吗？”　　“不，不是莫斯科，我不是说莫斯科。”他急忙纠正了自己的话。　　我想他准是急病乱投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莫斯科”与前面几个词属于同一韵脚，所以他就脱口而出了。　　他知道说服不了我，所以又说：“可能有些情报会危及一些还活着的人。”　　这一点对他说来似乎关系特别重大，可是对我丝毫不起任何作用。　　“要是起草合同的人现在还活着，”我坚持道，“那就活该他倒霉。”　　“喔，那当然，绝对是这样，不应当有包庇政府官员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可是那些负有责任的大臣……”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才不管哪一位三十年前负责的大臣呢。再没有比这更无关宏旨的事了。不管怎么样，另外一批人还在职，因此事情相当有趣。　　我就是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强烈反对让那些文件对外公开。　　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关心。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又漫不经心地把一条腿搁上另一条腿。“我并不关心，根本不关心，我是说就个人而言我是毫不关心的。但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开先例……这个……这个……”他不知如何措词了，“……政策。”　　这一下他给我抓住了。“政策是我的事，汉弗莱，你记得吗？”我面带笑容地说。他还没来得及跟我争论下去我又补充一句，“我已经答应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他坐在那里，两眼直瞪着我，看上去有点萎靡不振。他显然在考虑是否该说些什么。他终于打消这个念头，疲乏地站了起来，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悄悄地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他显得疲惫、无精打采，而且完全不像平时那样精力充沛。　　在我们谈话时，伯纳德始终在场。他如同往常那样耐心地等待着，听候差遣。　　我凝视着汉弗莱刚才轻轻关上的那扇门。　　“汉弗莱是怎么回事？”我问道。伯纳德没有回答我。“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还是没有回答。“谈不上什么安全方面的问题，你说是吗？”这次我等了一会，可就是听不到反应。“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转过身来看着伯纳德。他茫然凝视前方，活像一头心满意足的反刍着青草的小母牛。　　“难道我在自言自语吗？”他把目光转向了我。　　“不，大臣，我正听着呢。”　　“那你为什么不回答？”　　“对不起，”他说，“我刚才以为您提的几个问题纯粹是反诘句，[8]因此无需回答。我不知道汉弗莱爵士为什么这样焦燥不安。”事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　　我不知道自己竟会如此糊涂。不过话说回来，答案虽然已经十分明显，却似乎难以令人置信。　　“除非……”我开口说，然后望着伯纳德。“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去了？”　　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我想没有吧！大臣，”他谨慎地答道，然后突然愉快而诚实地补充说，“我其实并没有在想什么。”　　“我想，”我说，不知应该从何说起，“我闻到了耗子味。”[9]　　“啊，要不要我去叫一位环卫官员来？”　　我不想把心中的疑直截了当说出来，现在还不想，我想自己应该谨慎从事，因此我问伯纳德，汉弗莱爵士在行政事务部工作已有多久了。　　“喔，他一向就在这里工作，不是吗？行政事务部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这里干。”　　“什么时候成立的？”　　“1964年。同经济事务部一起成立的……”他突然顿住了，睁大了眼睛凝视着我。“啊，”他说，“我想现在我跟您想到一块去了。”　　“哦？”我问。　　他也不愿开门见山，“您心里想的是，1964年以前他在哪里，是吗？”　　我慢吞吞地点了点头。　　“查一查《名人录》就行了。”他站起来，快步走到大理石壁炉旁前面装着玻璃门的书橱前。他找到了《名人录》，边说边翻阅着。　　“他以前肯定还在其他部里工作过，行政事务部成立时，他准是给兜在网里了。”〔“兜在网里”是文官的标准用语，意思是“从其他部门物色人才”——编者。〕他用食指顺着某一页划下来，然后一口气毫不停顿地说：“哎，找到了，我的老天！”　　我等着听他说下去。　　伯纳德转过身对着我念道，“从1950年到1956年，他在苏格兰事务部担任一名助理主管人员。不仅这样，他是从陆军部暂调过来的。他当时的职衔是地区合同承办官员。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应该承担罪责现在该清楚了。浪费了纳税人四千万镑巨款的那名官员就是二等巴思勋爵爵位获得者、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硕士、现任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　　伯纳德说：“真可怕。”可是他的眼睛却闪闪发亮。　　“真可怕，”我表示同意说，发觉自己同样无法掩盖脸上露出的笑容，“再过几星期文件都要发表了。”　　我突然感到异常高兴。我吩咐伯纳德立刻把汉弗莱叫到我的办公室来。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哈啰，格雷厄姆，我是伯纳德。大臣想知道汉弗莱爵士是否能在两天之内抽空与他见一次面。”　　“立刻见面。”我说。　　“实际上，大臣想在今天某个时候同他见面。”“立刻见面。”我重复了一遍。　　“更确切地说，其实要在从现在开始的60秒内见面。”　　他听了一会对方的反应，然后搁下了电话。“他来了。”[10]　　“怎么啦？”我心头有一种恶毒的感觉，“他晕过去了吗？”我们相互瞧着，默不作声，都竭力克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　　伯纳德的嘴巴由于紧张而抽动。　　“事情很严重，伯纳德。”　　“是的，大臣。”他尖声说道。　　我此刻由于竭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连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用手帕蒙住了眼睛和脸。　　“这不是闹着玩的。”我用窒息的声音迸出了这句话，同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绝对不是。”他呼哧呼哧地说。　　我们尽力使自己恢复常，静静地哆嗦起来，过了一会才敢正眼看着对方。我往椅背一靠，抬头望着天花板深思起来。　　“问题是，”我说，“我怎样处理才是上策？”　　“唔，据我看……”　　“这纯粹是个反诘句，伯纳德。”　　门开了，一张小小的、布满愁容的脸在门口探头探脑。　　来人正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但可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汉弗莱·阿普尔比。这决不是那个像巨人般支配着行政事务部的上帝，而是一只负罪的鼬鼠，它那圆圆的眼睛在骨溜溜地转来转去。　　“您想跟我谈谈，是吗，大臣？”他说，还是半遮掩地站在门背后。　　我愉快地招呼了他，请他进来，又请他坐下，然后非常不情愿地把伯纳德打发走了。伯纳德用手帕捂着嘴，由于喉咙梗住而发出奇怪的窒息声，他急急忙忙走开的样子很不得体。　　汉弗莱就坐在我正对面。我告诉他，我一直在考虑那桩苏格兰岛屿的丑闻，我觉得这事挺叫人担心。　　他说了句表示反驳的话，可是我坚持谈下去。“你瞧，你也许没有想到吧，那位官员可能现在还在行政部门任职呢。”　　“根本不可能。”汉弗莱爵士说。大概是希望给我泼点冷水，使我不再追查下去。　　“为什么不可能？当年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现在该是五十五六岁的人了，”我感到十分有趣，“甚至还可能是一位常任秘书呢。”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呃，我看不会。”他说。真是欲盖弥彰。　　我表示同意，并说我真诚希望犯了这样错误的人不至于提升到常任秘书的地位。他点点头，可是他脸上那副表情看上去就像他正在没有上麻药的情况下被人拔掉牙齿似的。　　“不过，事隔多年，”他说，“我们不可能搞个水落石出了。”我使出了杀手锏。我一直在候着这机会。想不到他当着理查德·卡特赖特的面羞辱我之后，我这么快就能够回敬他一下了。就用他自己的论点来治他一下，岂不快哉？　　“我们肯定能搞个水落石出，”我说，“你总是对我说，在行政部的一切事情都有记录，而且完整地保存下来。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这样的话，有关一个仍在生效的租约的法律文件就绝不会给扔掉。”　　他站在那里，惊慌万状，激动地提出了呼吁。在我的记忆中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做。“大臣，我们不是搞得过份点了吗？仅仅为了三十年前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断送大家的光辉前程。其实浪费的钱并不是那么多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四千万镑还不够多吗？”　　“唔，”他激动地争辩道，“如果您把它同其他一些花费比较一下就算不了什么：蓝水式导弹、二号目标搜索雷达网、三叉戟飞机、协和式飞机、市政委员会高级公寓、英国钢铁公司、英国铁路公司、英国莱兰公司、上克莱德造船厂、原子能发电站规划、综合中学、还有埃塞克斯大学了。”　　〔以这些情况来看，他的论点完全是有道理的——编者。〕“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冷静地回答道，“可是这笔钱要比那位渎职的官员一辈子能挣的还多上一百倍。”　　于是我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便接着说：“我要你去调查一下，去查出那个人，你说好吗？”　　他被我将了一军。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他又重重地坐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对我说，他认为有些事情该让我了解一下。　　我悄悄地把手伸进办公桌的抽屉，打开了我的袖珍口授录音机，我要把他的供状录下来。为什么不呢？所有的谈话都得记录下来。事事都必须有案查，不是吗？　　以下就是他的话。“据说某官员对一个假想的疏忽负有责任，近来大家对此颇多猜测。早先披露过的一些情况可能使您认为此人身份神秘莫测，其实并非如此。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也许您会大吃一惊地获悉，原来此人非他，而是您现在的对话者惯常用垂直的代词来加以称呼的那个人。”[11]　　“对不起，我没听清。”我说。　　一阵痛苦的犹豫。　　“那个人就是我。”他说。　　我装出一副深为震惊的表情。“不，汉弗莱！”　　看来他马上就要大哭一场了。他紧捏双拳，手指关节都发白了。接着他冲口说出来了：“我当时受到压力！我们工作过度！当时情况紧张！议会质询也已正式提出了。”他抬头看着我，显然想争取我的支持。“我显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否则我就不会负责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了。〔这话是真的。当时是一个尊崇通古的时代，让一个学古典文学的人来负责法律部门，或者让一名历史学家来负责统计工作，这在当时看来是明智而妥当的——编者。〕总之，事情发生了。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大臣。人人都会犯错误的。”　　我不是个狠心的人，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受折磨了。“好啦，汉弗莱，”我说，语气慈祥得就像个教皇，“我原谅你。”　　他连声称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倒反使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我对他以前从不曾对我提起过此事表示惊讶。“我们两人之间没什么好互相隐瞒的，是不是？”　　他似乎不明白这是句挖苦的话。但他的回答也不是老实话。　　“您倒说说看呀，大臣。”　　“并非完全如此。”我答道。　　尽管如此，他显然对我卑躬屈膝并感激不尽，简直要给我下跪了。现在他彻底软下来了，我肯定时机已到，便提出交换条件。　　“那我该怎么办？”我问道，“我已答应让《邮报》查阅所有的文件。要是我不信守诺言，他们就会轰得我走投无路。”我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另一方面，如果我不需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我也许能腾出手来做点什么。”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已经多次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了。因此他顿时全神贯注起来，问我另一个是什么问题。　　“因对全英国效率高的地方政府采取纪律制裁而受报界的非难。”　　他立刻明白了，急忙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其速度之快确实值得称道。　　他稍稍犹豫后就告诉我说，他一直在考虑西南德比郡的问题，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现有的法律，但我们也许可能考虑从轻发落。　　我们商定，在目前只需与地方行政长官进行一次私下谈话就可以了，好让他们有机会改正错误。　　我同意这是处理郡政务委员会问题的正确途径。但仍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急待解决：我该怎样向《邮报》交待那些失踪的文件呢？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汉弗莱向我保证，他将尽速紧急处理此事。　　我确信他会这么干的。我期待他明天提出的办法。　　11月23日　　今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伯纳德就通知我，汉弗莱爵士希望立即和我会面。　　他急急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神明显地轻松多了。　　我问他拿出什么办法来。　　“大臣，”他说，“我已经同大法官办公室接触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就是这么说的。”　　他把文件夹递给我。里面有一张纸，内容如下：本卷宗包含下述文件以外的全部的留存文件。　　（a）少量机密文件。　　（b）属于目前仍在使用的卷宗的几份文件。　　（c）于1967年洪灾中散失的某些信函。　　（d）在运往伦敦途中散失的一些记录。　　（e）在陆军部并入国防部时下落不明的其他一些记录。　　（f）考虑到公开发表可能会引起人家以诽谤罪或者破坏信用罪为理由提出控告或者对友好国家政府造成难堪局面，因而通常抽出的文件。　　〔1967年冬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冬季。但从文官的观点看来，却是一个很好的冬季。所有能令人难堪的文件都失踪了——编者。〕我读完了这张绝妙的清单后，再打开文件夹一看，里面一张文件都没有！完全是空的。　　“这就是剩下的一些吗？一份也没有了吗？”　　“是，大臣。”　　* * *　　[1]进步教育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其支持者的教育体系。强调学校课程设置应考虑学生的能力及兴趣，不应强求学生适应传统课程。从哈克的语气来看，他对进步教育是有看法的——译者。　　[2]帕金森定律是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1909－）描述官僚主义的一个讽刺性公式，即机关人员按固定比率增加，互相扯皮的情况越多，人员编制，收入和开支也随之递增——译者。　　[3]理查德是卡特莱特的教名，狄克是理查德的昵称——译者。　　[4]英文odd一词可作“零星的”解，也可解释为“奇怪”——译者。　　[5]目的end在英文中也可作“尽头”解，“总有尽头”便是永恒，这是一句双关语——译者。　　[6]滑铁卢，指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译者。　　[7]八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眠药的牌号。　　[8]反诘句是一种为加重语气，而无需回答的问句——译者。　　[9]闻到耗子味，英语习语，意为“起疑心”，“觉得蹊跷”——译者。　　[10]英语中come round可作“过来”解，亦可作“苏醒”解——译者。　　[11]垂直的代词，指英文第一人称“I”——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