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去以后，我和安妮对他和他的异乎寻常的情报作了讨论。　　我问安妮，她对这事怎么看。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问我是否真的准备对这事采取什么行动？　　我当然预备这么干，如果这是真的话，但是我感到很难相信这件事。它可能发生吗？不可能发生！到底可能不可能呢？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不应该，而是不可能。而即使可能，也不会发生。那到底会不会呢？　　我刚刚把后一段话又重新在录音机上放了一遍，或许我真的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有关系呢。　　9月5日　　今天我和汉弗莱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或许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或者以后也不会有的一次严肃的谈话。　　我至今还吃不准该怎样来理解这件事。　　他来参加例行的星期一早会，我匆匆处理了议程上的所有的通常事项，然后为我打算讨论的问题定下调子。　　“汉弗莱，”我开始说，“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讲。这件事与我有很大关系。真的非常重要。”　　他问我是不是指政府机构中库存管理的行政规程修正案，或者地方当局在特别开发区的租约展期手续问题。　　这是他的工作范围。不过我是有耐心的。“不，汉弗莱，”我解释说，“我是关心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那件事是否等到下班以后再谈？”他问道。你知道我此刻正忙些什么。　　“这是工作。”　　“真的？”他感到惊奇，说，“那么，请说下去吧。”　　我问他英国的军火生产厂家是怎样把武器卖给外国人的。他把整个体制对我作了解释。军火生产厂家必须从商业部取得出口许可证。私有企业和政府代理人都向外国出售军火。他们通常把武器卖给外国政府，但有时他们卖给军火商，即第三者。换句话说，或许在曼彻斯特有个小人物代表钱纳尔群岛上的一个当事人购买，这当事人在卢森堡也订有合同等等。　　于是，我希望知道是否有什么办法控制军火真正去向。汉弗莱向我保证，说是有控制办法的，军火商必须提供一份叫做最终使用人的证明文件。这份证明书上面必须有最后客户的签字，他须是女王陛下政府批准的可接受的客户。　　我觉得自己怀疑这个最终用户证明书是否是真正的保证。我怀疑，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在中非共和国出现，汉弗莱是否会感到惊奇。　　〔汉弗莱爵士正像别人一样，肯定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中非共和国是离海一千英里的内陆国家——编者。〕汉弗莱爵士说，“从官方角度来说，”武器出现在未经批准的客户手中是“不可能的”。“有严格的安全措施，有严密的检查手续，有过细的复查。”　　从官方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含义。它的意思便是：这完全是表面文章。　　我以此向他质疑。他温和地笑了笑，略微低了低头。“我想这次谈论也许应该到此为止了，大臣，你说呢？”　　这次我却拒绝遵守规则。“不，”我说，“但是情况就像我方才所想的那样。昨天晚上，一个机密消息来源向我披露英国武器正卖给意大利红色恐怖小组。”　　他严肃地点点头。“我明白了。我是否可以问一下这个机密消息来源是？”　　我吃了一惊，“汉弗莱！我刚说过这是机密的。”　　他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啊，对不起，大臣，我自然而然地假定，那意味着您会告诉我的。”　　他等着，我也等着。当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时，我注意到他对我刚才提供的情报好像不太担心。所以我就这一点问了他。他看来果然认为这事很平常。　　“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大臣，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暴力抢劫一直都有。你有没有为此担心过？”　　“不，大臣，那是内务部的问题。”　　我几乎无话可说了。看来他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官员，而不是一个公民。当然，那是当他在办公室内向我提供咨询意见时戴的帽子，但是这里还涉及道德的问题。　　“我们正在让恐怖分子掌握杀人武器。”我劝诫说。　　“我们没有呀。”　　我弄糊涂了。“好吧，那是呢？”　　“知道呢？”他无动于衷到了极点。“商业部？国防部？还是外交部？”　　我变得不耐烦了。毫无疑问，这是故意装傻。“是我们，汉弗莱，是英国政府。在恐怖分子手中的英国武器正在威胁着无辜的生命。”　　“只是意大利人的生命，不是英国人的生命。”　　“可能是在意大利的英国旅游者。”我回答说，暂时不谈那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都不是一座岛屿。）[1]　　“英国旅游者？那是外交部的问题。”　　我讨厌这种年轻人推卸责任的度。“瞧，汉弗莱，”我说道，“我们必须想想办法。”　　“恕我直言，大臣……”他毫不留情地说，“我们必须什么也不干。”　　在我看来，他似乎暗示什么都不干才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办法。因此我请他阐明这一点。　　他非常乐意这样做。“向国外售军火是政府工作中我们不太严密检查的领域之一。”　　我不能接受。我告诉他，既然我知道了，我就必须检查这一领域。　　他说我可以说我不知道。　　我要彻底弄明白他刚才说我该讲些什么，“你是否建议我说谎？”　　“不是您，不。”他给了这莫名其妙的回答。　　“那么应该说谎呢？”我问道。　　“那些睡狗，[2]大臣。”　　我们谈话有没有进展。同汉弗莱争论可能就像用拳手打扁一碗麦片粥那样。我告诉他，我打算提出这个问题，并进一步调查这事，因为我对汉弗莱爵士能提供的保证不满意。　　现在他似乎有点心烦意乱了。不是由于炸弹，或者恐怖分子，或者无辜的生命，而是由于我要进一步调查这事。“请别这样，大臣，我求您了！”　　我等待他作进一步解释。或者我现在会了解到什么情况。果然如此。但那却不是我所期望的。　　“大臣，政府有两条基本规则：永不审查你不必审查的事。除非你事先知道调查的结果，否则就不进行调查。”　　他在这样重大的道德问题面前仍然死抱着政府规则。“汉弗莱，我不能相信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善与恶的问题。”　　“啊，圣公会问题。”　　我并不感到有趣。“不，汉弗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正确与错误的问题。”　　“您可能是在讨论，大臣，”他平静地说，“但我可不是。这会严重浪费政府的时间。”　　起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其实他并没有开玩笑！他是严肃的，绝对严肃的。　　“你难道看不出，”我激动地求他说，“出售武器给恐怖分子是错误的吗？你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　　他就是不明白。“要么出售武器，要么不出售武器，”这便是他冷冷的、合乎理性的回答，“如果出售武器，终必然由有钱购买的人们买下。”　　这个道理我能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总得防止恐怖分子得到武器。　　汉弗莱似乎认为这是可笑而且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他傲慢地笑笑，“我想我们可以把一种政府的健康警告张贴在所有的来福枪的射击场上。‘不出售给恐怖分子’，您认为那会有帮助吗？”我无言以对。“再不然，就用更好的办法：‘警告：这枪能严重损害你的健康’。”　　我没有笑。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对这种事情如此视同儿戏是很令人震惊的。我要求他给一个明确的回答。我问他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对这种道义上错误的事闭眼不看呢。　　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有点恼火地说：“如果您坚持要我讨论道义问题，或许我应该指出，某种事情要么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要么就不是。它不可能在道义上略有一点错误。”我对他说不要诡辩。　　他继续诡辩：“大臣，政府并不关注道德问题。”　　“真的吗？那么，它关注什么呢？”“它关注稳定问题。保持一切事情顺利进行，防止无政府状，防止社会瓦解。明天社会照旧还在这里。”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我已经难倒了他。他不懂我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一点对他讲清楚。　　“如果政府不是为做好事，那么它的终目的是什么？”　　这个概念对他毫无意义。“政府并不关注善与恶的问题，它只关注社会的安定和混乱。”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有时候都必须吞下我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对我们认为是错的事情投赞成票。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是一个童子军。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升到内阁大臣一级。我并不幼稚。我知道世界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但是……也总有那么个限度吧。让意大利恐怖分子获得英国制造的炸弹引爆器难道真的算是秩序井然吗？　　我看不出这怎么可能算秩序井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汉弗莱好像根本就不管这一套。我问他这怎么可能呢？　　他又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不是我该管的事。那是政治家们管的事。我的任务是执行政府政策。”　　“即使你认为它是错的，你也执行吗？”　　“几乎所有政府政策是错的，”他有礼貌地评论道，“但却执行得非常好。”　　这也太有礼貌了，不合我的口味。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要一下子彻底搞明白这个伟大的道义问题。这种“只服从命令”的心可能引导人们甘心为集中营工作。我要抓住这个论点。　　“汉弗莱，你是否知道有一位公务员因原则问题而辞职的事？”他大吃一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多么奇怪的提法呀！”　　真奇怪，这是我在这次谈话中唯一使我的常任秘书感到震惊的提法。我背靠着椅子坐着，端详着他。他等着，大概想看看我还会提出其它什么古怪的问题。　　“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慢慢地说，“你单纯致力于手段，不管目的如何。”　　“大臣，就我以及我的所有同事而言，手段和目的没有区别。”　　“如果你相信那点的话，”我对他说，“你将下地狱。”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以为他是在考虑自己所孜孜从事的罪恶的性质。其实不然！过一会儿，当他明白我是在等候他回答时，就以淡淡的口气评论说：“大臣，我没想到您倒有一种神学倾向。”　　我的论点显然对他没有产生影响。“你是一个道德真空，汉弗莱。”我对他说。　　“如果您这么说，大臣。”他有礼貌地笑笑，并低了低头，好像在感谢我的亲切赞誉似的。　　伯纳德在整个会晤过程中一直在房间里，但我注意到他没有作多少记录。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现在他开口了。　　“您的午餐约会时间已到，大臣。”　　我转向他说道，“你一声也不吭，伯纳德。你对这一切会怎么办呢？”　　“我会一声不吭，大臣。”　　这次谈话吃力地结束了。我把所能想到的带侮辱性的话都对汉弗莱说了，而他却把每一句话都当作赞誉。他看来完全与道德不沾边。不是不道德的——他完全不懂道德观念。他的话声打断了我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不谈出售军火问题了？”我告诉他不可以。我说我会亲自把这件事告诉首相。我要伯纳德为我安排约会时间，因为这正是首相希望了解的那类事。　　汉弗莱插话说：“我向您保证，大臣，这正是首相绝对不希望了解的那类事情。”我对他说我们走着瞧吧。于是我就去吃饭了。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同编者谈话时）回忆道：我记得很清楚，在那次要命的会晤以后，自己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不禁纳闷，大臣说的话是否对。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老汉弗莱。“不大可能，”他回答说，“是关于什么的？”　　我解释说，我也担心关于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我问汉弗莱，我是否后也会成为道德真空。他的回答使我吃惊。“我希望这样，”他对我说，“如果你干得够努力的话。”　　这使我比以前更忧郁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执行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应该相信政府政策。　　汉弗莱爵士摇摇头，离开了办公室，那天晚此时候，我收到他的一份备忘录。我至今仍然把它保存着。　　备忘录　　发自：常任秘书　　致：伯·伍　　我一直在考虑你的问题。请牢记下列各点。我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在十一届政府中工作过。如果我果真相信他们所有的政策，我就会：1．热情地致力于不参加共同市场，　　2．热情地致力于参加共同市场，　　3．坚信钢铁工业国有化的正确性，　　4．坚信钢铁工业非国有化的正确性，　　5．坚持钢铁工业重新国有化的正确性，　　6．热情支持保留死刑，　　7．热烈支持取消死刑，　　8．一位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　　9．一位弗德曼学说的追随者，　　10．一位主张保留文法学校的人，　　11．一位主张取消文法学校的人，　　12．一位主张国有化的疯子，　　13．一位主张私有化的怪人，　　14．一位语无伦次、完全发狂的精神分裂症病人。　　汉·阿　　第二天，他请我去，问我是否完全掌握了他的思想，并且有所认识。　　当然，他的论点是驳不倒的。我完全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仍然感到沮丧。因为正如我向阿普尔比解释的那样，我感到我需要信仰什么。　　他建议我们两人应该阻止哈克向首相报告。　　当然，他是对的。一旦首相知道这件事情，必然会来一次查询。它会像水门事件一样，正如你知道的，在这事件中，对一个无足轻重的突破口的调查导致一件又一件可怕事情的揭露，结果是一位总统下台。一条永恒的金科玉律是：切不要去捅马蜂窝。　　“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汉弗莱爵士解释道，“说过这话？”我冒昧猜测道，可能是内阁秘书说的。　　“差不多说对了，”汉弗莱爵士鼓励我说，“实际上，是列宁说的。”接着他向我交待了任务——阻止大臣同首相讲话。　　我开头不知道如何办到这件事，而且很不聪明地这么说了。因此引起一顿严厉的训斥。　　“想办法解决，”他厉声说，“我原想你应该是一个飞得高的人[3]——要不然，难道你只是一个偶尔被一阵风吹起来的飞得低的人吗？”我能明白这是个人生涯中成功的关键时刻之一。我离开他，静静地考虑了一下，并且问自己几个问题。　　1．我能阻止大臣去见首相吗？显然不能。　　2．汉弗莱爵士能做到吗？不能。　　3．我那些在十号的私人办公室的朋友能做到吗？或者内阁办公室的朋友能做到吗？不能。　　因此必须从政治方面着手。我需有一个很接近首相、一个能吓唬哈克的人。　　我突然明白了。只有一个人物，他的任务是把吓唬人的东西加在议员们头上——总组织秘书。　　我仔细策划我的战略。哈克叫我替他打电话给首相私人办公室里管工作日程的秘书，为他定一个约会时间。我的办法是这样的：如果汉弗莱爵士跟内阁秘书打招呼，他（内阁秘书）可能跟首相的工作日程秘书打招呼，这样他们都可能跟总组织秘书打招呼。　　总组织秘书会立刻看出问题。当哈克来看首相的时候，总组织秘书就迎上去，说首相正忙着，叫他代表首相同哈克谈谈。　　我去见阿普尔比，并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便拿起他的电话。　　“你在干什么，伯纳德？”他问道。　　“我想你要跟内阁秘书说话呢，汉弗莱爵士。”我装作不懂事地回答道。　　他从我手中接过电话筒并打了电话。我坐下来听着。电话打好后，阿普尔比把话筒放好，向后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告诉我，伯纳德，你——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是否感到有责任把这次谈话告诉大臣？”　　“什么谈话？”我回答说。　　他请我喝雪利酒，向我祝贺，并对我说我迟早会是一个道德真空。　　我相信我的前途就是在这一刻得到了保证。从那时起，我就被内定为国内文官未来的头头了。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8日　　今晚我感到很内疚而且相当愚蠢。也有些担心自己的前途。但愿下次我被提名担任什么时，维克·古尔德〔总组织秘书——编者。〕能为我在首相面前美言几句。　　我认为今后维克欠我一大笔人情。但他是个怪人，可能不会这样看问题。　　我根本没有料到会看到他。我约定在下院与首相会面。当我到达首相办公室时，却见到维克·古尔德正在等我。　　维克是一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人物，有着老政治家的满头白发，脸孔像一只秃鹰，而他的态度度瞬息万变，从媚人和奉承一下子变成粗俗的辱骂。是个地地道道的党棍。　　我认为他有点儿随随便便。他说首相今天相当忙，叫他代为接见我。　　我感到有点被怠慢了。我不向维克汇报。他尽管负责党的纪律，但他只是我的同事而已，是政府中地位相等的人员。其实我也想不到他竟如此接近首相。也许他并不那么接近——可能只是他说服了首相（他不知道我为何要约见他），说这是一件党内的事而不是政治上的事。但我猜不出维克怎么会知道我要干什么？而首相又怎么会决定由维克来代表他与我会面呢？有时候我真的感到有点疑神疑鬼的。　　结果表明，如果维克靠得住，也许这样安排是好不过的了，但是他靠得住吗？又有靠得住呢？　　总之，当维克招呼我时，我没有把来意告诉他。我看不出把军火售给意大利恐怖分子怎么会是总组织秘书的事。　　他非得我同意把情况告知他不可。“首相要我与你初步谈一下，并写一份背景记录。以后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我无法拒绝。所以我对维克说，人家对我提供了非常耸人听闻的情报。接着，便将有人把我国制造的极端秘密的炸弹引爆器提供给意大利红色恐怖分子的整个情况向他汇报了。那是在一个国营工厂里制造的武器！　　“你认为应该告诉首相吗？”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惊讶。首相是负责安全的。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选择。　　但是维克不同意。“我并不认为这事值得首相操心。让我们把它搁一搁怎么样？”　　我问他是否真的不打算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他点点头，并且说是的。那便是他的建议。　　我不同意，并坚持必须告知首相。　　“如果首相被告知的话，”维克谨慎地说，“那就会进行一次调查。”　　那正是我的意图，是我所希望的。　　但这可不是维克所希望的。他解释道：“进行一次调查也许会揭露有人把英国制造的武器提供给所有不受欢迎的，甚至敌对的政府了。”　　这句话之所以使我十分震惊，并非由于其实际含义，而是由于其所包含的一个假设，说这类事情不应该去调查。　　“你是认真的吗？”我问道。　　“我猜想或许是这样的。这件事——或许——会使我们内阁同事中有些人非常尴尬。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商务大臣以及首相本人。”　　我坚持己见。“做正确的事情可能会使人尴尬。但那并不是不去做的理由。”　　维克把话扯开。“你知道我们已经把武器卖给像叙利亚、智利、伊朗那样的国家了吗？”　　这我是知道的。“那是经正式批准的。”我解释道，意思是说，所以这与本题无关。“一点不错，”维克表示同意说，“而你对这些武器的用途感到高兴吗？”　　我踌躇了一下。“唔，显然不完全是这样……”　　“你要么做军火生意，要么不做。”维克以无情的逻辑说道。　　听到这话，我变得激动起来。这是一个大错误。装出激动的样子，特别是在公众面前（甚至对下院，如果这在当时是正确的手法的话），这是有效的，但是对自己的同事——特别是像维克那样冷漠无情的人——就根本起不了作用。　　“如果做军火生意就意味与罪犯和谋杀为伍，那么我们就应该退出来。这是不道德的。”　　维克发怒了。他以一种愤怒和鄙视的复杂感情怒视着我。“真伟大啊，真伟大！”　　我感到他真的瞧不起我。我看得出他正在纳闷，怎么会容许像我这样的一个童子军进入内阁呢？或者甚至进入政界呢？“使十万英国工人失业是道德的？还有出口呢，一下子就要丧失二十亿英镑。而且，还有选票，你知道政府把这项军火合同安排在哪里生产吗？”　　“当然是边缘选区。”　　“完全正确。”他说道。他的意思是QED。[4]　　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不管这事。我又试了一下，“瞧，维克，我所要说的是：我现在既然知道有这情况，我就得告诉首相。”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你嗅到了某种讨厌的气味。”维克说道，“你为什么就非要走来走去嗅嗅每一个人不可呢？”　　正当我在考虑如何回答时，——或者更精确地说，正当我疑自己真的有什么话可以回答时——他把办公桌上斜照的灯光转向我这边来。他并不是把灯火完全照在我眼睛上，不过我的确明显感到自己正受到疲劳审讯。　　而他的下一个问题丝毫也没有冲淡我感到自己由于被人疑不忠诚而正在受审的印象。　　“你在内阁愉快吗？”　　“是的，我当然很愉快。”　　“你要留在内阁中吗？”　　我十分惶恐。话也说不出了。现在我的忠诚受到疑。噢，天啊！我默默地点点头。　　“唔，怎么样？”他等待我说话。　　我汗流浃背。再也不能很清楚地思考了。这不是我所预料的会晤。我曾期望自己处于攻势，相反，我却发现自己正在打一场绝望的防御战。我的整个政治前途似乎突然处于危险状。　　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自己也说不准这是为什么。我想自己是搞昏了，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像义务这样的事呢，”我听到自己很自负地说，“有时候你必须做你的良心告诉你去做的事。”　　维克又一次发怒了。我明白为什么。对一位总组织秘书说你要必须遵照你的良心做事，就像是在牛面前挥舞红布那样。　　这次不是静静的、只是语气显得烦躁的那种发脾气。这次是大声叫嚷，他以此在下院中出名。他跳了起来。“天啊！”他显然因无法容忍而大喊起来。　　他的脸凑近我的脸，鼻子几乎顶着我的鼻子。他那凸出的充满怒意的眼睛靠得那么近，以至于看上去有点模糊，此刻他对我显得极度蔑视。　　“你一定要到处去闪发你那无足轻重的小小的个人良心吗？你以为别人就没有良心吗？你对政府的存亡有没有良心？”　　“我当然有。”我咕哝着说，这时暴风雨看来暂时平息一点了。　　他走开了，至少对我说的一个正确的回答满意了。“首相就要签署一份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协议了……”　　我为自己辩解而插了一句话：“我对此毫不知情。”我解释说。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哩。”维克轻蔑地厉声申斥。　　〔哈克不知道一项新的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协议毫不奇怪。就我们所能获悉的，根本就没有这项协议。维克·古尔德大概因一时心血来潮捏造了这消息——编者。〕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设法耐住性子，或者不如说他看上去似乎正在设法耐住性子。“你能否理解，处理主要政策方面的问题要比抓住一两个小小的军火出口商或者恐怖小组更为重要？”我从来没有那样看问题。而且我认识到自己还是像那样看问题为好，并且要快，否则维克会继续对我不停地大喊大叫。“我想仅仅是一两个恐怖分子小组而已。”我有气无力地说。　　“他们不能杀死那么多人，是吗？”　　“我想不能。”我表示同意，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表示我认识到也许自己有点天真了。　　但是维克还没有侮辱完呢。他又讥笑我，“你是想在一阵道德的自我放纵中把一切都毁掉。”　　显然，道德的自我放纵在维克心目中是恶心的事。我感到我很渺小。　　他背靠椅子，叹了一口气，然后咧着嘴对我笑，请我抽烟。并且宣布了一项惊人消息。　　“尽管这样，”他笑着说，“首相还正在考虑你为下届外交大臣的人选呢。”　　我大吃一惊。当然，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如果马丁被踢到上院去的话。不过我不明白首相也知道这一点。　　我婉言谢绝他的烟。他点了烟，放松一下姿势。“但是，如果你追求殉难的话，”他耸耸肩说，“那就干吧，你还可以要求进行调查。你完全可以危及这些年来我们大家一起为之奋斗并且为之工作的一切。”　　我连忙解释说，那绝对不是我要求的，又说，如果恐怖分子获得英国的炸弹引爆器，那当然是极其可怕的事，不过人有忠诚之心是没有问题的（正如维克已经雄辩地解释的那样），这样就必须正确看待共同的目标和种种问题。　　他点点头。“当然，”他对我的原来观点作了让步，“如果你在国防部或者在商务部……”　　我插话说：“完全正确，绝对正确。是国防部的问题。是商务部的问题。现在我懂了。”事实上，那正是汉弗莱曾试图劝说我的话。　　我们都沉默下来，两人都在等对方说话，而且确信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后，维克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问题暂时搁一搁，以免首相感到心烦和尴尬。　　我同意这么做。我对自己的天真幼稚感到羞愧并承认说：“事实上，我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感到抱歉。”　　“真是好人呀。”维克慈父般地说。我并不认为他是在讽刺，可是就维克来说，你可就吃不准了。　　9月10日　　安妮在选区中度过了下半周，所以直到本周末我才能听到她关于我与维克会面一事的忠告。我并不是真正需要忠告。事到今日，我该怎么办，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我是在临睡前喝一杯掺水的威士忌时向安妮说明情况的。　　“总的说来，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在顾及更广大的利益的前提下，不去惹睡狗。做一个政府的忠诚成员。捅马蜂窝不会有什么好处。”　　她当然争辩说：“可那位少校说他们是恐怖分子。”　　我不能责备她这种天真幼稚的度。毕竟连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直到后来我把这件事彻底考虑过为止。　　“是的，”我说，“但是我们也轰炸过德累斯顿呀。在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不是吗？”　　“不，”她坚定地说，并对我扫一眼，惹我去反对她的意见。　　我只好把话说过头些。“嗯，不，但是从比喻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我补充说，“你应该见见总组织秘书，他的确是这样的人。”安妮不放过我。她理解这个更广大的利益——作出这种决策所处的那个更为精巧的水平。“可是在英国就有人把炸弹交给谋杀者。”她反复地说。　　“不是给，”我纠正她说，“是卖。”“这就使它成为正当的了，是吗？”　　我对她说要严肃一点，并要她把这件事彻底考虑一下。我解释说，一次调查可能揭露各种各样的情况。　　她对这个理由无动于衷。　　“啊，我懂了，”她粲然一笑，“如果你能抓到一个罪犯，调查一下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可能抓到一大批，事情就不对头了。”　　“如果他们是你的内阁同僚，那就不对头了，你说得对！”现在她搞明白了，但却叹口气并且摇摇头。显然，她还没有接受我的新观点。因此我坚持说下去，我的确希望她理解。也希望她同意我的观点。　　“安妮，政府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考虑。”　　“就像你不论是做正确的事还是做错误的事吗？”　　我被激怒了。我问她还能建议我做什么别的。她要求我采取道义立场。我告诉她，我已经试过了。她说我还不够努力。我问她，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她告诉我，应该以辞职相威胁。我告诉她，他们会接受我的辞呈的。　　而一旦离职就没法回去了。除了几个有死亡愿望的人以外，没有人曾经为了原则上的事情而辞职的。绝大多数据说是基于原则的辞职其实都是基于精明而且讲求实际的政治动机。　　“辞职可能是安慰你我良心的一个办法，”我解释道，“但是，这不会制止把军火供应给恐怖分子。”　　她反驳说：“如果你发出威胁，说你会讲出你知道的一切，那就有可能制止了。”　　我考虑了一会儿。但事实上，我又知道什么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呀。至少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根本没有一点过硬的事实。我知道这情况是真的，仅仅因为没有人否认过——但那不是证明。我把这一切向安妮解释了，还补充说，我因此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点她懂了。然后，她交给我一封信。“我想你还不明白你的处境有多困难。这封信是今天到的。是桑德斯少校寄来的。”　　亲爱的哈克先生：　　谢谢你在上星期一接见我。我把向意大利恐怖分子提供英国武器的整个可怕情况都告诉你后，如释重负。我知道你会像你已经答应的那样，根据这情报采取行动。我盼望看到这些行动。　　你的真诚的　　J．B．桑德斯（少校）　　这封信是灾难。　　桑德斯少校可以向全世界证明他已经把这件丑事告诉了我，并且证明我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这封信是复印件——他肯定执有原稿。　　这封信还是一封挂号信，因此我不能说我没有收到。　　我掉进了陷阱。除非汉弗莱或者伯纳德能够想出一个脱身的办法。　　9月12日　　伯纳德想出了一个脱身的办法，谢天谢地！　　在星期一早晨的会上，他一开始就提出此事须用罗得西亚解决办法。　　汉弗莱激动地说：“真棒，伯纳德！你大有长进。当然该用上罗得西亚解决办法。就是这办法，大臣。”　　起先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所以汉弗莱爵士提醒我关于对罗得西亚实行石油制裁的争吵。“事情经过是：有人告知一位政府成员关于英国公司破坏制裁的方式。”　　“那他怎么办？”我焦急地问道。　　“他告诉了首相。”伯纳德说，狡猾地咧着嘴笑笑。　　“首相又怎么办呢？”我希望了解这情况。　　“嗳，”汉弗莱爵士说，“有关的大臣以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了首相，以至首相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我不能理解他和伯纳德的话可能包含什么意思。我是否应在议会投票厅内对首相咕哝一下或者什么的？他们看得出我困惑的样子。　　“您写一张条子。”汉弗莱说道。　　“用很淡的铅笔写？还是其他什么的？要具体些，汉弗莱。”“这事非常清楚，大臣。您写一张可能被误解的便条。”　　我开始理解了。微弱的亮光出现在隧道的那一头了。但是要写什么样的便条呢？　　“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写，”我说道，“有点儿困难，不是吗？‘亲爱的首相，我发现极端秘密的英国的炸弹引爆器正落入意大利恐怖分子的手中！’你怎么来误解它呢？”　　“您不可能误解，”汉弗莱说，“所以别这样，您要采用一种更……慎重的风格写。”他的措词极为谨慎，“您必须避免提到炸弹和恐怖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当然我懂得这一点，不过对于怎样写这样一封含糊其词的信我却不很清楚。但是这对汉弗莱来说却毫无困难。今晚他已把这封信的草稿放在我的红盒子中了。真棒！　　〔我们设法在唐宁街十号内阁办公室档案中找到了那封信，它是根据“三十年规则”而对外公开的——编者。〕亲爱的首相：　　我的注意力在私人的基础上被吸引到一项情报上去，它提到可能存在某些违反1939年（C）进出口和海关权力（国防）法案第一节的不正常情况。　　初步证据显示，可能存在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应该着手进行调查。　　但是应该强调指出，现有的情报是有限的而且可能难于有把握地证实有关的事实。　　您的忠诚的　　詹姆斯·哈克　　9月12日　　〔哈克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这封信确是杰作，因为它不仅把注意力以一种不可能引人注意的方式吸引到这件事上去，而且还建议某个别的人对此去做点工作。结尾那一句话暗示，即使做了工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万一将来有一天要进行调查的话，我也是清白无罪的。可都明白，一位日理万机的首相可能不会看懂这样一封信的含义的。　　我立即签署了这封信。　　9月13日　　今天早晨，我就汉弗莱写的信向他表示祝贺，并告诉他这封信写得非常含糊不清。他听了很高兴。　　他还策划了其他办法。我们暂时还不把信送出去。我们将设法使这封信在首相去国外参加首脑会议的当天到达唐宁街十号。这意味着，这封信到底是否经首相或者代理首相看过也还有疑问。他们两人当然也不会记得。　　这是后的润色，并将肯定保证使整个事情作为联络中断而一笔勾。这样，大家都将清白无罪，大家都可继续干自己的事。　　这也包括红色恐怖分子在内。　　我担心自己今晚有点醉了，否则我刚才就不会向录音机口授那句深深令人沮丧的话了。　　不过这确是真话。我一直在构想有关政治的理论。是真正实用的理论，而不是人们在大学里传授的垃圾理论。　　在政治生活中，你必须始终设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论你做什么正确的事，你一定不可让任何人发觉你正设法干这事。因为做正确的事情是错误的，对吗？　　政治是讲原则的。这个原则便是：不要制造麻烦。因为如果你制造麻烦，所有有点良心的都会闹翻。我们大家都必须挂在一起（团结）。因为如果我们不挂在一起（团结），我们都会被分别吊死。如果我被吊死，那才叫不得好死呢。[5]　　为什么我该这样呢？政治就是帮助别人，即使帮助的是恐怖分子。唔，恐怖分子也是别人呀，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我们，是不是？　　因此你就必须按照你的良心办事。但是你也必须知道自己往哪条路走。所以你不能遵循你的良心，因为它可能不和你同路。　　原来难就难在这里。　　我把今天的日记在磁带录音机上又重放一遍，而且明白自己也是一个道德真空。　　9月14日　　醒来感到不好过，不知道是否由于喝酒或是情绪激动的缘故。　　不过我的确感到头痛，而且疲乏、难过而忧郁。　　但是安妮却待我好极了。她不但为我煮了清咖啡，而且说的话都很中听。　　我感到自己同汉弗莱以及白厅的那伙人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她可压根儿不同意。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不辨是非了，”她坚决说，“你却仍然明白事理。”　　“真的吗？”我呻吟道。　　“是呀，你只是不曾对自己的理智善加利用罢了。你是一种酒徒教士，你至少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了错事。”　　她说对了，，我可能是不道德的，但决不是没有道德意识的。当一个——带有格雷厄姆·格林、特雷弗·霍华德笔下的某种Jenesais Quoi的放荡神态的[6]——酒徒教士也不坏呀。　　你说是吗？　　* * *　　[1]“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鸣：丧钟为你鸣”——约翰·堂恩。（约翰·堂恩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上文收录在1623年写的《祈祷文集》第17篇——译者。）　　[2]英文谚语Let sleeping dogs lie（“不要惹睡狗”或“不要惹是生非”）中的Lie也作“说谎”解。在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3]原文为High-flyer，有前程远大之意——译者。　　[4]是拉丁文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就是证明”）的缩写——译者。　　[5]上文的“挂”和“吊死”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Hang，在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6]Jene Sais Quoi是一句法语，意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译者。　　20．中产阶级的剥削行为　　9月24日　　我原先每隔一周就要在星期六接见一次选民，自从我担任大臣职务以来，接见次数减少一些也说得过去。今天上午会见选民后，去观看艾斯顿流浪者足球队的主场赛。　　这场比赛真够惨的。偌大一个体育场倒有一半座位空着。球员们个个都湿漉漉的。而且还有点泄气。整场比赛在阴湿而衰败的气氛中进行。　　同我一起去的有：市政务会委员兼地方政府艺术和文娱委员会主席布莱恩·威尔金森，他在污水处理场工作，当电气工程师的助手；另外一位是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理事长哈里·萨顿，是本地的生意人，头发微秃。他在他所说的“进出口”生意中搞得挺不错。　　他们两人都是党的坚定分子。　　球赛结束后，他们请我到董事会会议室喝上一杯。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在董事包厢里冒着风雨坐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现在正需要稍微暖暖身子呢。　　哈里请我喝酒，还陪我玩了整个下午，我对他表示谢意。　　“趁俱乐部还在，就玩一阵吧。”他闷闷不乐地答道。　　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次情况不同。”布莱恩·威尔金森说。我明白了，这次邀请并不纯粹是社交性质的。我定下心来等着他们把话说出来。果然有事情。哈里两眼盯着布莱恩说，“你把情况跟他说说吧。”威尔金森朝嘴里塞了一把花生米，咽下一口威士忌，开始说了起来。　　“我开门见山，实言相告了。昨天晚上我们开了紧急财务会议，艾斯顿流浪者足球队就要交给破产事务官了。”　　“破产？”我大大吃了一惊。我知道足球俱乐部普遍有困难，但是破产却不曾想到。　　哈里点了点头。“已经到了后关头。我们需要一百五十万英镑，吉姆。”　　“花生米。”[1]布莱恩说。　　“我不吃，谢谢。”我说，但马上意识到他是说一百五十万英镑不过是区区小数而已。　　“政府每隔三十秒钟就浪费这么多钱。”布莱恩补充道。　　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我觉得自己不能不为我们的业绩辩护一番了。“我们对开支一直是严格控制的。”　　看来我这话说得不妥当。他们两人都点头表示同意，说政府对财务确实控制得很严，以至于我也许因没钱支付车费而无法出席上次爱德华国王学校的颁奖仪式。我一面拼命地回忆当时的情况，一面向他们解释，那次我没去是因为我要在下院答复质询。　　“可你的秘书说你要出席一个委员会会议。”　　也许是这样吧，我实在记不清这种无足轻重的具体细节。这下又失策了。哈里说：“你知道这里的人在说些什么吗？都说让内阁大臣当他们的议员确实是个损失，还不如在当地找个有时间为自己选区说话办事的青年人。”　　又是老一套的埋怨。太不公平了！我又没分身术同时到六个地方去。都没有。可是我没有生气。我只是一笑置之，说这话讲得荒谬。　　布莱恩问我为何这么说。　　“你们的议员是内阁里的人，这好处可大着呢。”我告诉他。　　“这可怪了，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是吗，哈里？”哈里·萨顿摇了摇头。“请问有哪些好处？”　　“好吧……”我叹了口气。他们在选区里总是对你这样的。他们觉得该使你有自知之明，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而且提醒你，你还得靠他们才能重新当选。　　“能为选区带来好处，”我解释道，“而且交个有权有势的朋友会有好处。这样在上层就有影响。患难时就有朋友。”　　哈里点着头说，“哎，你听我说，朋友——我们眼下需要的是一百五十万英镑。”　　我从来没想到他们竟以为我能解决他们的财务问题！他们真是这样想的吗？我心里纳闷着。我只好模棱两可地点了下头，等待他们说下去。　　“那么你是否愿意运用你所有的影响来帮助我们呢？”哈里问。　　显然，我得把现实情况向他们解释一番了。但这样做，我得讲点策略，用点手腕，而且不危及自己的地位。　　“你们知道，”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说道，“我说的影响是指，呃，那种不大容易看得清的影响。心里牢记着选民的利益，对总的政策施加某种具有微妙的、难以形容的价值的影响。”哈里摸不着头脑。“你是说你不愿意帮忙啰？”　　我解释道，只要是能全面促进选民利益的事，我肯定愿意干。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干。可是我却不可能把一百五十万英镑的资金注入本地的足球俱乐部。哈里对布莱恩说：“他是说他不肯帮忙。”　　布莱恩·威尔金森又抓了一把花生米。他怎么老是那么瘦？他透过刚塞进嘴里的那把花生米，稍微有点口齿不清地对着我说话。　　“这事涉及到大量选票。我们应该考虑到快要年满十八岁的孩子们。你会成为选民心中的英雄。吉姆·哈克，艾斯顿流浪者足球队的救星。议员的位置一辈子坐定了。”　　“话是不错。”我同意道，“但也可能引起新闻界的注意，还有反对党。还有法官。”　　他们盯着我看，既忧郁，又怀疑。他们自然会想，仅仅几分钟前我还在轻率地谈论着权力，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当然，实际上说到底，我的确拥有某种权力，但却不能真正地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却无法使他们理解这一点。　　哈里似乎认为我还没有充分理解问题实质。“吉姆，”他慢吞吞地向我解释道，“俱乐部如果垮了，这将是一场灾难。请你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吧。”　　我们都忧郁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内尽是奖品、锦旗、奖杯和照片。　　“英国足球协会杯赢得者、足球冠军、最早打进欧洲大陆的球队之一。”他提醒我道。　　我打断了他那套罗嗦话。“这我都知道。可是我要说句公道话，哈里，这是地方上的事，不是部里该管的事。”我转脸对着威尔金森说，“布莱恩，你是市艺术和文娱委员会的主席。你能不能帮上一手？”　　进攻永远是好的防御方式。威尔金森忙不迭地用跟我一样的腔调为自己辩解。“你这是在开玩笑。为了修补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的烟囱，昨天我花了好半天时间才募到七百十一镑。”“你是说那个破烂的地方吗？”我问道。“为什么不让它倒下来呢？”　　他说他也希望如此。但要是真的压坏了人，市政委员会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地方是市里的财产。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有人愿意出价买那块地皮，仅在上个月，平安超级市场就出过价呢。　　就在他说这番话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这个了不起的念头不知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如此出色而又简单的念头，甚至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是否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想到它的。可是这毕竟是我出的主意。正是这种灵感使我得以平步青云，而且今后还会使我更上一层楼。　　可是我先得问一个问题。“平安超级市场买这个房址出价多少？”　　布莱恩·威尔金森耸了耸肩膀，把双手往裤腿上擦了擦。“我想大约二百万英镑吧。”　　我使他们想到这一点。“这么说——要是把美术馆卖掉，足球俱乐部就有救了。”　　他们两个先是盯着我看，接着又彼此相望，似乎在胡想乱猜，两个人都在紧张思索。　　“我能去看看那地方吗？”我问。　　我们急急忙忙离开了艾斯顿停车场。外面车辆已经不多，球迷们都散去了，骑警队也已经完成了星期六下午的冲击任务，捣乱的流氓恶棍们不是被马蹄踩了，就是给抓了起来。我们的汽车在刚降临不久的暮色中疾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前往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五时半停止接待参观者，我们到达时刚关门不久。　　我们从哈里的罗尔斯洛埃斯轿车里出来，站定后，抬头观看我们的目标。说实在的，我以前从来不曾对它正眼瞧过一下。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怪物，红砖墙、彩色玻璃窗，还有雉堞和塔楼，又大又暗，阴森森的。　　“不是很难看吗？”我对布莱恩·威尔金森说。　　“是呀，不过它还是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呢，你说对吗？”他解释道。　　这确实是个问题。　　9月25日　　今天布莱恩、哈里和我又来到美术馆。碰巧是星期日也开放。安妮今天早上心情很不好。我告诉他我要去美术馆，可是她不相信。这倒也不奇怪。一两年前我们去意大利时，我连一处美术馆都没去参观。一到美术馆我两腿总是提不起劲。　　我们到达时，美术馆空无一人。我们找到了馆长，她是位讨人喜欢的中年女士，长着又圆又胖的脸，我们跟她聊了几句。她很乐于见到我们。我当然不会向她透露我们来访的目的。仅仅装做是来关心选区情况的。　　我问她美术馆是否受欢迎。她说很受欢迎，说着对我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来参观的人很多吗？”　　她说的是实情，但措词谨慎。“喔，我不想说很多。可是来参观的人都喜欢这个地方。”　　这回答有点闪烁其词。我紧紧追问详细情况，诸如，一年中平均每天有多少参观者等等。　　“属于相当大的两位数。”她说，好像这是很大的数字了。　　“究竟有多大？”　　“喔，平均十一个人，”她承认道，但是她着重补充说，参观者都表示很赞赏。　　我们感谢她的帮助，信步走开去观看那些图画，我的双腿便立刻开始发痛了。　　后来我们在哈里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具体方案。美术馆里每天有十一个人去参观，而每星期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观众到艾斯顿流浪者足球场去。我们都不疑自己的打算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这个打算简单得很。把美术馆关闭后卖给平安超级市场，将所得款项作为无息贷款借给艾斯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就这么回事。　　哈里表示应谨慎从事。“得进行一次有关市政规划的调查。因为用途改变了。美术馆改成了超级市场。”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这方案在地方上会大得人心。当然，也一定会有人反对———切事情都会有人反对——可是同足球后援会相比，艺术爱好者算不上是一支很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布莱恩——他还兼任艺术和文娱委员会的主席——问我那些油画怎么处理。我建议他们把它们放在超级市场里出售——要是他们能够这么做的话 。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同编者谈话时）回忆道：哈里跟我谈起挽救选区中足球俱乐部的打算，但我没有十分注意这事。在我看来这是选区里的事情，同他大臣的职责无关。　　我相当惊讶地接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专为此事打来的电话，并且问我们的政治上司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很不够策略地问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立刻训斥了我一顿。　　“并不是从你那里听到的，伯纳德。你也许愿意解释一下你疏忽的原因吧。”　　他要求我写备忘录。我给他送去了一份，对情况作了叙述，并在结尾部分表示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举动，将会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而我收到的却是一个严厉的答复，我至今还一直保存着它呢。它对涉及艺术的政策事务来说是很好的指导原则。　　备忘录　　分类号6912　　常任秘书致伯·伍　　大臣打算拆除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之举在你看来将是得人心的。确实如此。此举将大得人心，但使人苦恼，令人厌憎。　　我请你把问题看得全面一些，并考虑一下后果。　　1．大臣将重新当选。　　当然，我们部里对此没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在乎大臣是否重新当选，就我部而言，当大臣都一样。　　2．对文化艺术事业的补贴将面临威胁。　　假定其他足球俱乐部或者跑狗场也发生困难，如果足球俱乐部得到补贴，跑狗场是否也该补贴？如果不给补贴，那又为什么呢？你说人们需要它，说明你可悲地误解了补贴的目的。补贴是用于艺术事业，用于文化事业的，不是对人们要的东西，而是对人们不喜欢但应该有的东西实行补贴。如果他们真的需要什么，他们自己会出钱的。政府的职责是资助教育、启迪智慧以及发扬精神文明的事业，而不是资助普通人的庸俗消遣。此事是个坏开端，是个极可怕的先例，必须加以制止。　　请尽快安排大臣和我会见，但名义上是讨论近的部门改组问题。　　汉·阿（签字）　　9月28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29日　　伯纳德在我今天的工作日程中插进一件事，安排我一早就同汉弗莱爵士进行一次特别的会见。　　我的常任秘书要亲自来提醒我说，不久即将进行一次内阁改组。　　这事自然叫我有点不安，因为我吃不准他是否及早向我暗示我将被免职。这倒不是我多疑，因为我至今还不知道我和党的总组织秘书就炸弹引爆器所打的交道在首相看来究竟是功劳还是过失呢？　　但是汉弗莱很快就讲明他实际上是在谈政府部门的改组——他把这称为“真正的改组”。他提醒我说我们也许会被授予更多职权。　　天知道我们需要这些职权！我的确感到自己的职权已经够多了。可是汉弗莱却毫不疑这大有好处。　　“我们什么权都要，只要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员，更大的预算。权大才显出我们的重要，才显出您的重要，大臣。如果您看到宏大的建筑物，众多的人员和庞大的预算，您会作出什么结论？”　　“官僚政治。”我说。　　我显然没搞懂他的意思。“不，大臣，您会作出结论说，站在顶峰的是一些极其伟大而尊贵的人们，他们主宰着世界，像帝王一样活在世上。”他这样说，我当然懂。　　汉弗莱继续说道：“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新的权力，同时又紧紧抓住老的权力。当然啰，这完全符合您的利益，大臣。”　　后面这句奉承话实在太过火了。也许符合我的利益吧，但肯定不完全符合我的利益。他准是把我当作三岁小孩了。　　我感谢他告知我这消息，然后彬彬有礼地把他打发走。我现在能够真正的看透这个人了。　　他正要离开时问起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的事。他竟然也听到此事，使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不关中央政府的事。　　没想到他竟对这个计划大加指责，说：“这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主意，很新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反对这个计划，请他说下去。　　“唔……”他从门口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我刚才在想，这是否有点不明智。”　　我问他为什么。　　“这是很有价值的城市福利设施。”他答道。我指出美术馆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　　他稍微修正了一下他的看法。“很有价值的城市庞然大物。”他说道，接着补充说，它藏有极为重要的英国油画。　　他显然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事实上那些藏画毫不足道。都是些第三流的十九世纪风景画以及几幅很糟的现代油画，泰特美术陈列馆甚至都不愿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地下保险库里。　　“但收藏的那些不重要油画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汉弗莱爵士坚持说，“而且对过往的公民们来说，藏画是发扬精神文明的巨大源泉。”　　“他们从来不进去参观。”我告诉他。　　“喔，不过他们知道里面有藏画，心里就感到安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