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胡说。”我断然说道。如果吃不准，你就发表一个声明，矢口否认。如果你想要说谎，就以百分之百的信心说话。　　“但是他们引证了有关付钱给官员的报道。”她说道。　　我假装勃然大怒，以锐利的目光盯着她看。“这是个完全典型的例子，一家英国公司拼命苦干赢得合同，创造就业，赚取美元，而他们从新闻媒介得到了什么呢？一场诽谤。”　　“但是如果他们靠贿赂而赢得……”我用更响的声音压过她，“根本没有贿赂——我进行了一番内部调查，所有所谓的贿赂支出款项都经查实了。”“像哪一些支出呢？”她问道，稍稍退却了。　　汉弗莱见机行事。　　“佣金，”他很快地说道，“行政开支。”　　他给了我思考的时间——“经营费用、管理附加费。”我补充说道。　　伯纳德也插话了：“介绍费，杂项开支。”　　我继续大声说道：“我们查看了每一只牛皮纸袋，”我发觉自己这么说着，并及时把这话改说成“资产负债表”，“一切情况正常。”　　“我明白了。”她说道。她实在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她只好相信我的话。我确信她清楚地知道用虚假的声明和指控惹起王国政府大臣愤怒所冒的风险。　　〔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哈克和许多政治家一样，具备一种有用的本领，能相信黑的就是白的，仅仅因为自己就是这么说的——编者。〕我对她说，她的指控象征着一个病入膏盲的社会。传播媒介要为这样的社会分担责任。我要责问她为什么她要使数以千计的英国就业机会处于危险之中。她回答不出来了。〔她当然不想使数以千计的英国就业机会处于危险之中——编者。〕我对她说我会去走访新闻委员会，指责新闻界不光彩地违反职业道德，不惜编造谎言。　　“真的，”我感到自己十分出色，我继续说道，“委员会以及下院本身肯定会对这可耻的事件中所使用的准则感到关切，而且会施加压力来确保这种黄色报刊性质的报道不再出现。”　　她看上去不知所措了。她完全没有像我所预料的那样防备我的反攻。她紧张不安地打起精神，不太有信心地提出她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我乐于见到的。“这只玫瑰香水罐显然是在库姆兰时赠送给你的吗？”　　“是吗？”我敌意地喝了一声。　　“唔……”她着了慌，但仍继续说，“我在你的府上亲眼看到这东西。”　　“不错，”我回答道，“我们只是暂时把它放在那里。”　　“是暂时？”　　“是呀，”我此刻在老老实实地办例行公事了。“你知道，它很值钱。”　　“可是哈克夫人说是赝品呀！”　　我笑了起来，“防盗呀，你这个傻丫头。是防盗！我们不希望在把它处理掉之前到处传说。”　　现在她完全搞糊涂了。“处理掉？”　　“当然啰，我打算在星期六回到选区时把它赠送给当地的博物馆。我当然不能留下这东西。你知道，这是政府的财产。”接着我来个绝招，“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已没有什么可说了。她说没有什么要问的了，没问题，一切都很好。我讨人喜欢地感谢她来访，然后送她出去。　　汉弗莱十分钦佩。　　“了不起，大臣。”　　伯纳德则十分感激。　　“谢谢你，大臣。”　　我对他们说这没有什么。我们毕竟应该忠于自己的朋友。忠诚现在是一种被大大轻视的品质了。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是，大臣。”他们说，但不知怎么的，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那么感激。　　* * *　　[2]国宾待遇——译者。　　[3]哈克不等汉弗莱把话说完便将他的话误解为my sense of duty free（“免税意识”）。其实汉弗莱是说my sense of duty（“我的责任感”）free from my personal consideration（“没有任何个人考虑”）——译者。　　[4]原文dry是双关语。他兼含有“干燥”和“禁酒”的意思——译者。　　[5]暗示约翰尼·华克尔牌威士忌酒——译者。　　[6]全句是“在罗马的时候，就应照罗马人的方式办”，类似中国的“入乡随俗”——译者。　　[7]钟声又指丧钟——译者。　　[8]原文vat是“增值税”的缩写，又指酿酒用的大缸——译者。　　[9]拿破仑是一种酒的牌子——译者。　　[10]即边缘选区。　　[11]为时已晚了。　　18．滚钉板　　〔在政治上，八月份是众所周知的“新闻饥荒期”。这时候，投票人都外出休假。在报纸的第一版上登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为的是向休假人员推销报纸。这也是下院假期休会期，从而是政府宣布新的或者有争议的各项措施的大好机会，而下院在十月份复会之前就无法就此提出抗议了——到那时候，绝大多数八月份发生的政治事件在新闻界看来早已过时了。　　由此可见，八月份也是内阁大臣们最不设防的时候。议员们不在身旁向他们提问或者折磨他们，而大臣们自己——由于在八月份不可能有内阁改组的事，不存在涉及他们活动的性质严重的新闻报道，因此很安全——也休息得过头了点。　　也许这就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交通政策危机。这一事件几乎导致哈克去担任白厅中最不受欢迎的职位之一。他之所以能推辞掉这个职务得归功于汉弗莱爵士的机敏引导，再加上哈克自己日益增进的政治才干。　　当月初，唐宁街十号开过一次会议，参加者有首相的主要特别顾问马克·斯潘塞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两人。马克爵士的档案中没有涉及这次会议的记录，由于他不是一位专职文官，这原不足为奇。但是最近在瓦尔赛姆斯托行政部门档案馆中发现的阿诺德·鲁宾逊博士日记却揭示了一件当时在进行的阴谋——编者。〕今天和马克·斯潘塞爵士共进午餐。他和首相亟欲制定一项综合交通政策。　　我建议哈克可能是佳人选，因为他对这问题一窍不通。交通国务大臣由于对这问题很了解，所以连碰也不敢碰它。马·斯和我都同意这项工作的确是一块钉板，一顶刺冠，一个陷阱——当然，这就是我提名哈克的原因。　　他是一位理想的合格人选，我对马·斯这样解释，因为这项工作需要特殊的才能——大量活动，但却不会有实际的成就。　　开头，马·斯想不出怎样才能把这包袱让哈克来背。答案是明显的：我们得想法使这项工作显得像是一份特殊荣誉。　　大的问题是要在汉弗莱·阿普尔比听到消息之前设法让哈克把工作担下来，因为老汉弗莱肯定会立刻觉察出来的。他肯定会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1]不过，因为哈克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所以他可能得用英语说这句话。　　显然，我们必须在今天（最晚不能迟于明天）取得承诺，特别是因为我将离去参加有关“政府和参与”的佛罗里达会议，时间临近而且紧迫。　　〔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政府高级官员习惯于在八月份用公费把自己送到气候宜人的风景点去开无谓的会议——编者。〕哈克在喝茶时间来和我们会面。我已决定吹捧他，以这个办法同政治家打交道总会取得成功。因此马·斯和我商定把这个职位叫做交通总管，这要比交通傻瓜更能吸引人。　　我也很小心，事先不告诉他这次会见的目的，部分因为我不希望他有机会与汉弗莱讨论这件事，部分因为我知道他会因被召到十号来而焦急。这肯定会是他更听话。　　事情结果完全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他对交通一窍不通，不可救药地支支吾吾。我们恭维了他一番，要求他担任这工作，他就欣然接受了。　　很幸运，今晚我将在汉弗莱得知此事之前到乡间去。　　〔把上述回忆录和哈克日记中对那一天事情的记述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编者。〕8月11日　　今天是极其美妙的日子，我的情绪更好了。　　我被召到十号去会见马克·斯潘塞。我自然是有点担心，特别是因为我知道，首相非常不喜欢听到玫瑰香水罐的事，尽管到头来并没有出什么乱子。我想我可能要挨一顿臭骂，因为我到达时受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的接见。　　然而这次会见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我被提升了。　　阿诺德开始说他们提议让我干一件十分体面的事。我一下子被吓坏了——我以为他们要对我说我将被踢到上院去了。这真是极其难过的时刻。可事实上他们打算让我负责一项新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　　他们问我对于交通问题的看法。我可没有什么看法，但是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看出这一点，因为我谨慎地请他们做进一步解释。　　我确信他们认为我只是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而已。　　“我们一直在讨论一项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他们说。　　“好，为什么不呢？”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你赞成吗？”阿诺德爵士立刻问道。　　我想他们要我回答“是”，但是我还没有把握，所以我只使自己显得有些高深莫测。我肯定他们现在深信我是可靠的了，因为马克爵士继续说：“你知道，现在公众对国营交通运输业不满的程度已使政府感到担心。”他又停下来等着我说话。“你能讲下去吗？”我问道他继续说，“我们需要一项政策。”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遇上当月有R字母时[2]，人们就责怪管理部门，而在其余时间里就责怪工会，这没有什么好处。”　　阿诺德爵士插话说：“不幸的是，现在他们都搞在一起了。他们都说这全是政府的过错——一切问题都出在缺乏一项全国性交通政策。”　　这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我认为我们是有政策的。事实上，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在写出我党宣言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就作出决定，我们的政策就是不去制定政策。我就这样说了。　　马克爵士点点头。“即使如此，”他咕哝地说，“首相现在却要一项积极的政策。”　　我希望马克爵士早一点这么说，不过我还是能够接受暗示的，现在还来得及。“嗳，首相，我懂了，”我又点点头，“嗯，我再赞成不过了。我自己也一直是这么想的。”　　阿诺德爵士和马克爵士显得很高兴，但是我仍然看不出它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交通部的事。阿诺德爵士纠正了我。　　“显然，交通大臣很想抓这项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同这事关系过于密切。”　　“由于只见到树而见不到林。”马克爵士说。　　“需要一个思想开明的人，思路清晰的人。”阿诺德加了一句话。　　“因此，”马克爵士说，“首相已决定委任一位总管来发展和贯彻一项全国交通政策。”　　一位总管，我问我是否是首相的人选。两位爵士点点头。我必须承认自己感到激动而且骄傲，真的被这一喜讯弄得不知所措了。而且随之还有更多的恭维话、“大家认为，”马克爵士说，“你具有开明的思想。”　　“而且思路清晰。”阿诺德爵士又加了一句。他们真的在卑躬屈膝地求我呢。　　我自然小心回答。首先，因为我简直想象不出这项工作需要我承担什么。其次，当人家需要你的时候，摆摆架子总是好的。所以我为这份荣誉向他们致谢，并附和说，这是很重要的、责任很大的工作，并且问它需要承担什么。　　“它旨在帮助消费者。”马克爵士说。不过阿诺德爵士费劲地指出，帮助消费者总是一个赢得选票的好办法，我坚定地提醒他，我所以感兴趣，纯粹是由于我认为去帮助人们是我的社会责任。　　在谈话过程中，他们的想法慢慢地清楚了。在过去，由于缺少一项应有的综合政策，各种各样的蠢事都发生过。马克爵士和阿诺德爵士关心的事现在大致可小结如下：1．公路规划：在规划公路时没有顾及铁路路线，以致现在有许多公路与已有的铁路并行。结果，国内有些地区根本不能用上公路。　　2．通用月票问题：例如，假定你要经常往来于亨利和伦敦市之间，你必须买一张到帕丁顿的火车月票，再买一张地铁月票到英格兰银行。　　3．时刻表：完全缺乏综合性的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　　4．与飞机场连接：很少，例如，有一条铁路西区线，离希思罗机场以北不到一英里——但是却没有连接机场的铁路线。　　5．联运：公共汽车和火车在整个伦敦没有联运。　　阿诺德爵士和马克爵士把这些问题简短地提纲挈领地说了。他们补充说，在伦敦意外，也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　　希望显然是很大的，并且一切都很激动人心。我建议在我接下这任务以前先和汉弗莱谈一谈，但是他们坦率地说他们要听我的意见并征得我的同意，而不是听他的意见，真的十分恭维，再有，这表明他们终于认识到我不是一个稻草人——不像某些大臣那样，我确实是自己在管自己的部了。　　再有，已经得知首相将在三十分钟内前往机场，去进行长途旅行，包括参加渥太华会议，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开幕式，再到华盛顿参加会议。　　我开玩笑地说：“下星期将有来管理这个国家呢？”可是阿诺德爵士看来对此并不感到很有趣。　　马克爵士问，他是否可以在去机场的路上把好消息带给首相，说我已经接受这工作了。　　我有礼貌地表示同意。　　哈克会后离开唐宁街。（伦敦通讯社）　　8月12日　　在上午的早会上，我告诉汉弗莱爵士我有好消息。“我有一项新任务了。”我开始说道。　　“哎呀，部里失去您将感到非常惋惜。”他愉快地回答说。或许有点过于高兴了。　　我解释说，这仅仅是一份额外工作，去发展和贯彻一项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这是首相特别要求的。我的常任秘书看来并不高兴。事实上，他似乎有点畏缩。　　“我明白了，”他回答说，“是什么好消息？”　　我想他一定没有听清楚，所以我又告诉他一遍。　　“我斗胆请问一下，”他冷冷地问道，“您怎样对坏消息下定义呢？”　　我要求他自己去解释。　　“大臣，”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您接受这项工作，您知道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吗？”　　“我已经把它接受下来了。”　　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您已经什么？”他气吁吁地说。　　“我已经接受了。”我接着解释说，这是一项荣誉，并说我们确实需要一项交通政策。　　“如果您说的‘我们’是指英国，那是完全正确的，”他承认道，“但是如果您说的‘我们’是指您、我和这个部，那么，我们需要一项交通政策就像需要在颅腔里开一个洞那样。”他接着把这项工作描写为一块钉板，一个刺冠和一个陷阱。　　起先我认为他只是愚蠢或是懒惰或是什么的。我可以理解这要给他带来一些额外的行政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往往能增加汉弗莱的管辖范围——更大的预算，更多的工作人员等等——而使他快乐。　　“不，大臣，问题是，您是唯一要冒风险的人。我的工作一向只是为了保住您的位子。我们从来没有过一项综合交通政策的原因是：除了制定这项政策的大臣外，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此。　　汉弗莱停了一会，眼睛望着天花板沉思着。“我怎样才能以合您心意的方式说明这件事呢？”他自己问自己。我等待着。伯纳德也是这样。“噢，有了，”他直朝我看，咕哝地说，“这是终会使人失去选票的事。”我给惊呆了，使人失去选票的事？汉弗莱爵士解释说，“您认为交通大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正要回答说交通大臣在业务上显然同这事关系过于密切，因而只见树不见林，汉弗莱却说：“他同这事关系过于密切，是吗？见树不见林？这就是他们对您讲的话吧？”　　“那你就告诉我另外的理由吧。”我向他要求说。　　“人家为何认为交通大臣使人想到掌玺大臣？人家为何认为掌玺大臣使人想到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人家为何认为他使人想到枢密院长？”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汉弗莱爵士毫不留情地继续说：“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背着我把您请到十号去？”我必须承认我从未想到过要回答这个问题。　　“大臣，三个星期来，这个可怕的任命，就像取掉安全栓的手榴弹，一直在白厅到处掷来掷去。”　　当然，他可能是对的，他经常听得到流言蜚语。但是我不打算在这一点上认输。我觉得汉弗莱的度有点酸溜溜——为我受到这样的殊荣而感到酸溜溜，还因为他们没有、我也没有与他商量过而感到酸溜溜。　　“如果我能完成这事，”我小心地说，“那将是我的殊荣。”　　“如果您把它完成，”伯纳德说，“那就不再是您的荣誉了。”我对他瞪了一眼，他脸红了起来，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鞋子。　　我的理由对汉弗莱爵士丝毫不起作用。他相信，如果我果真成功的话，在十年内没有人会感到自己因此得益，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都早已过去了。或者升级。或者卸任。　　“同时，”他继续说，“指定政策意味作出选择。一旦您做出一个选择，您博得您所支持的人们的欢心，但是您却把其他的人都激怒了。其结果会因得到一票而失去十票。如果您把一份工作给公路处，铁路局和工会就会大叫大嚷。如果您把它给铁路部门，公路院外集团就会把您搞垮。如果您削减英国航空的投资计划，他们就会在当天下午举行一次破坏性的记者招待会。而您又不能扩大机构，因为财政部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节约。”　　我说了一个小小的希望。既然我将当上交通总管，我的观点可能有点份量。　　汉弗莱无法掩饰他脸上轻蔑的神色，“恐怕文官之间通行的叫法是‘交通傻瓜’。您所树立的敌人都是操纵新闻媒介的专家、专业人员、工会工作者、受影响选区的议员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电视上诽谤哈克的法律，说您是全国的灾星。”　　他的态度激怒了我。我提醒他，是首相叫我完成这任务的。这使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我一直是尽我所能的，再有，马克爵士相信它会获得选票，如果是这样，我当然不打算对送给我的这匹马吹毛求疵。　　“我告诉您，”汉弗莱爵士回答说，“您是在对特洛伊木马吹毛求疵。”　　我吃不准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问道，“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匹赠给我的马，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装满了特洛伊人？”　　伯纳德想插嘴，但是我看了他一眼，叫他不要讲话。汉弗莱爵士坚持要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他的观点，并且建议安排一次会议，与交通部副秘书们——公路处、铁路处和空运处的副秘书们进行初步讨论。“我想它可能说明您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性质。”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安排这个会议，”我对他说，“但是我打算把这任务接受下来。如果我成功的话，这可能是我的福克兰岛。”[3]　　“好，”汉弗莱表示同意，“您可能成为高尔梯里将军。”[4]　　8月15日　　今天当我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份伯纳德交来的奇特的备忘录。　　机密，仅供大臣亲阅　　兹就您今天和常任秘书开会时的议论敬进数言。您在会上就对综合交通政策这份礼物吹毛求疵的事问道，如果赠给您的这匹马是特洛伊木马的话（正如常任秘书所说，它可能证明是这么回事）它里面是否会挤满特洛伊人。　　我敬请大臣注意到，如果他对特洛伊木马吹毛求疵的话，他会发现里面有希腊人。　　其理由当然是：把特洛伊木马给特洛伊人的是希腊人。因此它根本不是什么特洛伊木马，而其实是希腊木马，从而大臣会记得（或者说，大臣要不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也肯定会记得），“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这句口头禅通常总是有点不很精确地被译成了“黄鼠狼向鸡拜年”。　　8月12日　　我口授一张回条给伯纳德，我说所有希腊陈词滥调都很令人感兴趣，对古典主义者无疑更是如此，但是它们对政府事务并不太重要。　　我补充说，那句口头禅的现代欧洲共同体翻版大概应该改为“提防带着剩余橄榄油的希腊人”。　　（那句话很好。下次我发表一篇反欧洲共同体的演说时，一定要记住用这句话。）　　今晚在写这段日记之前我惊讶地在红盒子里发现伯纳德的另一份备忘录。他一味毫无意义地卖弄学问，真是乐此不疲。　　就您对我关于古典口头禅问题的备忘录的回答敬致数言。您把“提防带礼物的希腊人”这句口头禅说成是希腊口头禅当然是大错特错了。　　正如特洛伊木马是希腊人的，您所说的这句希腊口头禅事实上是拉丁口头禅。其实只要您考虑到希腊人决不会叫别人提防自己这一点就不问自明了——这句话用上“bewaring”（提防）这样一个分词也能说明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句口头禅是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这并非因为“timeo”（拉丁文“提防”）末尾是“o”（因为希腊文第一人称也是以“o”结尾的）——实际上，如果我可以说到题外的话，就有那么一个希腊单词“timao”，它的含义是“我尊敬”——而是因为在希腊文里末尾“os”是第二变格的主格单数结尾，而在拉丁文里却是宾格复数。　　顺便提一下，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点，“Danaos”不单是希腊文中的“希腊人”而且也是拉丁文中的“希腊人”。　　8月15日　　我将把伯纳德的备忘录留给后世。他们清楚地说明应募者的优异学习成绩怎样使那些为行政部门招募行政训练班学员的官员们迷失方向。　　〔几天之后，哈克、阿普尔比和伯纳德·伍利同三位交通部副秘书一起参加了汉弗莱答应召开的会议——编者。〕8月17日　　今天我们开了一次极不寻常的会议，那就是汉弗莱答应安排的跟交通部副秘书们的会议。　　我记不起所有人的名字，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空运处一位、公路处一位、铁路处一位。会上争论激烈，他们普遍同意的唯一一点便是，我的建议的指导思想很不对头。　　来自公路运输处一个名叫格雷厄姆什么的，建议政府政策应该明确地把公路运输作为货运的主要工具。他的话立刻被一个叫做理查德的打断，他脸上满是皱纹，显得又瘦又疲倦，易于激怒——当你想到他大部分生涯都花在设法使铁路现代化以及同英国铁路公司、全国铁路职工工会和火车司机与司炉联合会斗争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带着最大可能的尊敬，大臣，我想这样一项政策，坦率地说，是短视的，令人不能接受。在任何明智的全国性政策之下，受人青睐的运输工具该是铁路交通。”　　来自空运处的一位和蔼的人皮尔斯很快打断别人的话，以致他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去说他那常用的彬彬有礼的但却毫无意义的客套话。“如果我可以请你宽宥片刻的话，大臣，我得说这两个提议都是灾难性方案。从长期考虑，绝对应该批准扩大空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格雷厄姆（公路处）放下他的铅笔，当它碰到仿红木会议桌时发出咔嚓一声。“当然，”他厉声说，“如果大臣准备大量增加预算……”　　“如果大臣愿意接受长期的、极其痛苦的铁路罢工……”理查德（铁路处）插话说。　　皮尔斯插话说：“如果能容忍一次大大高涨的公众不满情绪……”　　我举起手来打断了他们。于是他们只好各以强烈的敌意彼此怒目相视。　　“停一下，停一下，”我说，“我们代表政府，是吗？”　　“您的确代表政府，大臣。”汉弗莱爵士纠正了我。　　“所以，”我继续说，想找出大家意见一致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同一边，不是吗？”　　“的确是这样。”“完全如此。”“绝对没有问题。”理查德、皮尔斯和格雷厄姆几乎齐声说道。　　我耐心地继续说：“我们正在设法找出有利于英国的办法。”皮尔斯举起手来。我对他点点头。“大臣，”他说，“我不认为结束全国航空货运业务对英国是有利的。”我们的休战仅仅持续了二十秒钟。战争又继续下去。“我很难看出毁掉铁路怎么能拯救英国。”理查德激烈地说。　　格雷厄姆不甘落后，以明显的讽刺口气补充说，他不可能立即看出英国会从公路网情况的迅速恶化中得益。　　我再一次带个头。我解释说，我仅仅为政府本身货运的需要想审查一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从而我认为与几位朋友们、顾问们坐在一起初步谈谈可能会有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建议。　　我根本不必浪费口舌。积极的、建设性的建议原是料得到的。理查德迅速建议坚决支持铁路交通，格雷厄姆建议对公路建设进行大量投资，而皮尔斯则建议扩大空运实际能力。　　至此，我解释说，我的总任务就是要全面削减费用。　　“在那种情况下，”理查德狠狠地说，“只有一个办法。”　　“的确是这样。”格雷厄姆厉声说。　　“毫无疑问，是该采取什么办法了。”皮尔斯以冷冷的口气补充了这句话。　　他们都盯着别人和我瞧。我被难住了。汉弗莱爵士出来打圆场。　　“好，”他高兴地微笑说，“我总是欢喜在一片赞同声中结束会议。谢谢你们，先生们。”于是他们鱼贯而出。　　这是一次可在公报中称为“坦率的”会议。或者甚至称之为“坦率的、近乎短兵相接的”会议，它的含义是：清道夫得在次日早晨把血迹抹掉。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大臣对自己与三位副秘书开的会议感到困惑。这是因为他不理解文官在制定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那天早晨见到的三位副秘书实际上是受各种交通运输利益集团委托的代言人，来抵制任何可能不利于委托人的政府政策。　　这就是八十年代文官在实际上如何工作的情况。事实上，所有政府部门——对外界来说，他们在理论上集体代表政府——其实是在位委托他们的压力集团向政府疏通。换句话说，每一个国家部门实际上都是被本该受他们控制的人们所控制的。　　为什么——比如说——怎么会在整个联合王国有了综合性教育呢？需要这种教育呢？是学生吗？是父母吗？并不完全是某一个方面的要求。　　实际压力来自全国教育工会，他们是教育和科学部的委托人。所以，教育和科学部就要搞综合性教育。　　每个部都为强大的局部利益集团工作，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永久性的关系。劳动就业部为英国职工大会疏通、而工业部为雇主们疏通。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巧的平衡。能源部为石油公司疏通。国防部为武装部队疏通，内务部为警察疏通等等。　　实际上，设计这制度是用于防止内阁执行其政策的。反正总得有人执行政策。　　从而一项全国性的交通政策就意味与整个文官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斗争。　　如果我可以把话题扯开一点，这个美国人会称为“牵制与均衡”的制度驳斥了所谓文官属于右翼、或是左翼、或是其他什么翼之类的经常反复出现的批评。国防部的委托人是军人，它——如你期望的那样——属于右翼。另一方面，卫生和社会保障部的委托人是穷人、基本权利被剥夺的人和社会工作者，它（可想而知）属于左翼。照顾雇主们的工业部是右翼——而劳动就业部（当然是照顾失业者的）则是左翼。内务部是右翼，因为它的委托人是警察、监狱和移民局的人员。而教育部，正如我们已经评论过的，是左翼。　　你可能要问：我们在行政事务部的人是偏于哪一方的？实际上我们既不右也不左。我们的主要委托人是文官本身，因此我们真正的兴趣是保卫文官来反对政府。　　严格的宪法理论认为文官应该致力于执行政府的愿望。而且只要政府的愿望是可能实行的，他们就该像样干。这其实是说，只要我们认为这些愿望是可能实行的，我们就该像样干。说到底，你还能怎样用别的方法来加以判断呢？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8月19日　　今天汉弗莱和我讨论星期三的会议。　　现在我明白我得从自己的承诺中摆脱出来，交通总管显然是一个不值得拥有的头衔。　　我对汉弗莱说，我们必须设法迫使首相表态。　　“你是用单纯的复数‘我们’——还是总管们现在用上了王者的代词呢？”[5]　　他正在幸灾乐祸呢。所以我正大光明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我们两个人，除非他希望行政事务部被这问题缠上。　　由于汉弗莱显然想不出办法来迫使首相表态，我就告诉他该怎么办。如果你不得不卡政治家的脖子，那么就到他的选区去。　　我叫伯纳德给我一张地图以及首相选区的当地市区指南。　　汉弗莱显得迷惑不解。他不明白我打算干什么。但是我不得不以令人能接受的委婉言词对他说：“汉弗莱，我需要你的忠告。执行一项全国性的交通政策会不会产生不幸的地区性反响？当然，对广大的全国利益来说是必需的，但是对于受影响的自治城市来说则是痛苦的。”　　他立即会意了。“啊，是呀，的确如此，大臣，”他回答说，“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他大大地高兴起来。　　“而如果受到影响的自治城市在议院中是由一位高级政府人员来代表的——政府中极其高级的人员——政府中高级的人员……？”　　汉弗莱严肃地点点头。“尴尬呀，”他喃喃地说，“非常尴尬。”不过他的眼睛露出了光芒。　　伯纳德及时取来了首相选区的当地市区地图和一本街道指南，他在商业指南中也发现了有关的内容。一旦我们研究了这张地图，事情就一帆风顺了。　　首先，我们发现了一处公园。汉弗莱注意到它靠近火车站，并提醒我全国交通政策的要求之一是要把公共汽车站设在火车站附近。　　因此，我带着深深的歉意作出我第一项建议：在夏洛特皇后的公园上建造一个汽车站。有人必须为全国性利益受点损失，唉！其次，我们发现街道指南提到一家大的公共汽车修理厂，我们看来，把公共汽车和火车的修理工作合并起来将会更经济，毫无疑问将会节省一大笔钱。所以，我们的第二项建议是关掉公共汽车修理厂。　　然后我突然想到首相的选区处于郊外，居民经常往来市区与郊区之间。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所乘的上下班火车是蚀本的，火车只是在上下班高峰时间才真正使用。这意味着：乘车的人实际上是得到补助的。　　“这公平吗？”我问汉弗莱说。他也认为这对于不经常往来于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人的确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提出第三项建议：经常往来城市与乡间的人在经济上应该付足全部车费。　　糟糕，这将使月票的价格提高一倍，但是有失才有得呀。[6]弗莱注意到首相选区有几个火车站——英国铁路的和地下铁道的车站。他提醒我说，有些人认为受到了适当铁路服务的地区不再需要夜间公共汽车服务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有道理的观点。因此，我们作出了四项建议：在下午六点半以后，停止所有公共汽车服务。　　于是我们接着去考虑在公共汽车站移入公园以后，如何利用余下的土地。　　我们不得不在这问题上绞了一阵子脑汁，但是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整个地区似乎十分缺少集装箱运货车的停车场地，尤其是在晚上，因此，我们的第五项建议是：让集装箱运货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场地上。　　很遗憾，在进一步研究中，这张地图揭示，建造一个集装箱运货车停车场就要拓宽出入通道。看来室内游泳池的西半部可能真的不得不填掉，但是我们找不到替代的办法。拓宽公共汽车站的出入通道便是我们的第六项也是后一项建议。　　我们靠着椅背坐着，考虑列举的这些建议。当然，这些建议自然与首相本人毫无关系。它们只是全国性总战略所带来的局部影响。　　不过我还是决定写一份报告送到唐宁街十号去，供首相本人阅读。首相无疑希望了解这事对自己选区的影响，而作为一个忠诚的大臣和尽责的同事，我尤其有责任让首相知道情况！　　汉弗莱提出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方面。“大臣，如果新闻界了解到所有这一切情况的话，那就不得了。毕竟还有许多其他城市也会受到影响的，全国都要哗然了。”　　我问他是否认为存在新闻界掌握这情况的危险。　　“唔，”他说道，“他们很善于打听这类消息，特别是如果有很多复印件的话。”　　好主意。大部分时间里，汉弗莱是个十分令人头痛的人，但是我必须说，在一场战斗中他是你这一边的一个好手。　　“哎呀，”我回答说，“这倒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得把这便条复印，分发给我所有的同僚。他们的选区当然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的。”　　汉弗莱要我放心。他说我们必须抱大的希望。因为有这么多的复印件，如果这事情泄漏出去，没有人能够发现是泄漏出去的，恰巧今天他要和《泰晤士报》的彼得·玛特尔一起吃饭。　　这很使人放心。　　我告诉他别去做我不要做的事情。他告诉我可以信赖他。　　我确信我能信赖他。　　我不知道他怎样去进行。　　〔汉弗莱爵士关于自己与彼得·玛特尔吃饭情况的描述已在他私人日记中找到了——编者。〕与印书馆广场的人一起吃饭，并提到最近关于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的谣言。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对这老掉牙的问题感到厌烦。这的确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当我暗示有谣言说这政策可能有些不受欢迎的副作用时，他变得感兴趣了。　　1．火车终点站的合并带来的失业。　　2．联合修理车间带来的失业。　　3．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失业。　　4．减少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服务班次——导致失业。　　彼此明白这可能大有文章好写，特别是鉴于谣言说受损失大的地区之一是首相自己的选区。我无法想象这些谣言是怎样传开去的。　　他要求提供过硬的事实。而我对他作了劝说。但是他坚持要，并解释说报纸不像政府——如果它们作报道，他们就必须能证明这些报道是真实的。　　他逼着我告诉他关于白皮书或者绿皮书的消息。我没有帮忙。但是我的确不得不证实有一份哈克给首相的机密通知，他还把类似的通知分发给所有二十一位内阁同事。“噢，那就可以了，”他高兴地说，“是你让我看这文件，还是我向你的随便哪一个同事去取？”　　我责备了他。我解释说这是一份机密文件，把它泄漏给任何人都将是一件很不正当的事，更何况是泄漏给一位新闻记者。　　他可能获得这样一份文件的唯一办法将取决于有没有人把它随便错放在什么地方。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当然是很少的。　　〔从汉弗莱爵士的叙述看来，他似乎甚至把日记写得使别人无法利用它作为证据来反对他，但是，彼得·玛特尔只在一天之后就发表了这份机密通知的全部详细内容，这说明汉弗莱爵士不小心地把他自己的一份复印件留在附近了——编者。〕8月22日　　汉弗莱把工作做得很好。我为首相选区制定的计划在星期六的《泰晤士报》上全文刊载了。我必须说我对此开大笑了。早晨十点半，我接到预期的召见通知，要在十号同马克·斯潘塞爵士谈话。（首相还在国外。）　　今天早晨，我去了，马·斯马上谈到点子上。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首相不很高兴，”他对我挥挥星期六的 《泰晤士报》，“是这篇报道。”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是呀，真令人震惊。我也很不高兴。”　　“显然消息被泄漏出去了。”他喃喃地说，眼睛盯着我看。　　“真可怕。现在无法信任任何一个内阁同僚了。”　　我想当时我表示完全同意的话使他一时失去了警惕。“你说是呀？”他问道。　　我压低了声音解释说，我不愿指名道姓，不过，至于我内阁同僚中的个别人嘛……嗯！我就不说下去了。有时候，表情比语言更能说明事实。　　他不想到此为止。“不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立刻缩回去。我感到十分有趣。“嗯，”我说道，“当然，可能不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我的确把文件送到这里来过——你想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地方出纰漏？”　　马克爵士不高兴地说：“首相办公室是不会泄漏消息的。”　　“当然不会，”我赶紧说，“但愿没有这种事。”　　当然，我们都在透露消息。那便是议会新闻记者上那里去的目的。不过我们都喜欢把这叫做“试探舆论”。　　马克爵士继续说道：“不仅是泄密的是令人不安，而且还在于这些建议的含义。”　　我同意这些建议的含义的确令人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给首相写就了一份特别报告。我认为，全国交通政策势必带来令人不安的有牵连的情况。他不同意。他坚持说，全国交通政策不会有这种情况。　　“会的。”我说道。　　“他不会有。”他说。这就是可以在政府内部发现的智力搏斗。　　“你看了它上面说的吗？”我问道。　　“它上面说的不是将来会发生的事，”他非常坚定地回答说，“我想你也许喜欢看到这个吧。”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是伦敦郊区周刊之一。　　他是首相选取的当地报纸。　　首相插手制止重新组织交通体制的建议　　诺曼·波特　　关于本选区内各项服务事业及工作机会会受到威胁的谣言已经戳穿了。首相显然已经对交通总管吉姆·哈克发出明确的指示了。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条新闻。　　“我还没有接到首相的指示。”我说道。　　“现在有了，”一种多么奇怪的取得首相指示的方式呀，“恐怕这条走漏的消息不论来自何人，都是一篇完全照首相在渥太华口授的机密备忘录逐字抄录的报道。这样看来，似乎全国交通政策将需要重新考虑，是不是呀？”　　这次泄密是首相作出的一次巧妙的反动作。我开始向马克爵士解释重新考虑这项政策会有困难，但是他无礼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认为，首相觉得大臣们就是要做困难的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留任大臣的话。”　　话说得很强硬。我明白了意旨。　　我急忙向他保证，如果这项政策需要重新考虑，我会重新考虑它，直到把它考虑得真正完善为止。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这次泄密怎么会上报的，而且是登在首相自己家乡的报纸上。他向我保证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首相办公室是不会泄密的。　　“但是，很令人震惊，不是吗？”他加了一句。现在你可不能信任任何人了。　　8月23日　　同汉弗莱又开了一次会。看来我们又回到了原地。　　我有点精神不振，因为我似乎仍然被这可怕的工作缠住。令我惊讶的是汉弗莱的情绪很好。　　“一切进展得好极了，大臣，”他解释说，“现在我们将提出另一种没用的提案。”　　我问他有何考虑。　　“费用高、编制庞大之类的提案。现在我们建设成立英国全国交通局，设有专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当地办事处、联络委员会等全套机构。八万名工作人员以及十亿英镑的年预算。”　　“财政部要大吃一惊了。”我说道。　　“正是这样。于是整个工作就肯定会交还给交通部了。”　　我欣喜若狂，要他给我弄一份包括全部人员编制和费用的详细清单以及一份年度预算表样本。　　他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立即从他的文件夹中拿出这份正需要的文件来。“在封面上有一页摘要。”他沾沾自喜地微笑，嗯，他完全有资格沾沾自喜。　　我对他说他真出色，他说算不了什么。　　我背靠在椅子上把这份建议通读一遍。的确搞得好极了。　　“天哪，”我沉思地说，“要是新闻界得到这份……又会怎样？”汉弗莱笑道：“他们将很快进行另一次泄密调查。”伯纳德立刻担忧起来：“不会吧？”　　“肯定会。”　　“不过……那不是会令人尴尬吗？”　　我为伯纳德不知道泄密调查游戏的规律而感到惊奇。泄密调查从来不会令人尴尬，因为它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可能任命了调查委员会成员，但是他们很少开过一次以上的会。他们当然也从不提出报告。　　我问伯纳德：“你记得有多少次泄密调查曾经指名道姓地提出犯有过失？”　　“就举个大略的数字吧。”汉弗莱补充说道。　　伯纳德想了一会。“唔，如果您要整数的话……”他又想了一下说，“根本没有。”这个答案很正确。他们不可能提出报告。其原因有两个：1．如果是文官泄密，把他公布出来就不公正。挨骂的该是政治家，这是他们职责所在。　　2．如果是政治家泄密，把它公布出来就不安全，因为他就会很快地把他所知道的涉及内阁同僚的的其他泄密事件都一一揭露出来。　　我把这一切都对伯纳德作了说明。　　接着汉弗莱插话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而且这还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公布调查结果之所以过于危险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秘密消息是从十号走漏的。国家这只船是唯一从顶部泄漏的船。”汉弗莱当然是很正确的。既然这问题多半出在一位爱泄密的首相身上——就像这件事一样——那就不容易取得证据，而且即使你要公布也不可能办得到。　　事情巧得很，在这天上午我们开会后不久就有一位新闻记者来看我。汉弗莱十分周到地把一份我们新的耗资极大的建议复印本随便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也十分心不在焉，总是把纸张到处乱放，事后就忘记放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果在新闻记者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后，我怎么也找不到我那份多余的复印件。这的确很不寻常。　　8月25日　　今天一切都成熟了。　　汉弗莱和我——这次一起——被召到十号去开会。我们被领到内阁秘书办公室，阿诺德爵士和马克爵士坐在这长房间的另一端。我想他们是试图恐吓我们。不过汉弗莱和我都不是轻易吓得倒的。　　我们欢欢喜喜地向他们打招呼，我就坐在谈话区的一只沙发上。作为王国的大臣，他们都是我的仆人（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因此他们不可能坚持在桌边会见我。在我的建议下，他们同我一起坐在阿诺德爵士的沙发上。是由他开始发球的，“又是一次泄密，”他说道，“性质极其严重。”　　“的确又是一次泄密事件，”我表示同意，“我不能想象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今天早晨，各报都登出了我们耗资巨大的建议。”汉弗莱和我都真诚地表示同意说，这次新泄密事件的性质的确极为严重。　　“这事几乎接近违纪的程度了。”阿诺德爵士说。　　“我完全同意，”我说道，“汉弗莱，你同意吗？”　　他使劲地点点头，“真的，对犯错误的人说来，只要被察觉，事情就将是非常严重的。”　　马克爵士尖声地说起话来，他说他在这件事上可以帮忙。他认为如果他使用自己的影响，就可以使《泰晤士报》说出他们是怎样获得我们原来的交通计划的。　　我自告奋勇要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这使汉弗莱更为振奋。　　“您有把握吗，大臣？”他话里带有警告的味道。　　“有呀，”我说道，“事实上我深信自己能够发现新闻界是怎样获悉关于首相反对我们原计划的机密消息的。当然，如果得知是首相自己的办公室泄密的话，那性质就要比在内阁大臣私人办公室里泄密更为严重了，你说是不是？单就安全方面所牵扯的问题而言……”　　我只把那句威胁的话说出一半，让对方去体味，同时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啊。”马克爵士说。　　大家有好一会不说话，都在考虑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我感到自己掌握了主动，因此继续说道：“事实上，或许我们应该召来警察或者MI5——在十号发生的泄密事件所牵涉的问题毕竟在性质上确是非常严重的。”阿诺德进行反击。“不过我们要优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该是调查初的泄密事件。”他想坚持下去。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进行反驳，“不，我们的首要问题该是去追查牵涉到首相的泄密事件。”　　他其实无法争辩。所以他没有争辩。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坐着，望着我。所以过了一会儿，在赢得泄密调查这场战斗后，我就转而谈到交通政策问题。　　“总之，”我把情况小结一下说，“你将体会到，公众对这些泄密事件的抗议声使我很难在行政事务部内制订一项全国性交通政策。”　　汉弗莱爵士极力表示同意说：“时间还不成熟，气候不佳，气氛也很不利。”　　“而且，”我点点头说，“唯一的两条解决问题办法现在都遇到了阻力。”　　大家又是一阵沉默。阿诺德和马克爵士又一次盯着我看。然后他们又相互凝视着。明明白白摆在他们两人面前的是失败的命运。阿诺德终于不得不向无可避免的结果低头。　　不过他仍然设法把这事说得漂亮一点。他提起那古老的主意，似乎这便是他的新灵感。“我在想，”他对马克爵士说，“把整个事情仍然交给交通部去办是否可能更为明智些呢？”　　我抓住这个建议。“哟，阿诺德，”我尽量吹捧他说，“那可是一个出色的主意呀。”　　“我但愿自己也想到过这一点。”汉弗莱以一种渴望的口气说。　　于是我们大家取得一致意见。　　不过马克爵士仍然表示担忧。“还有泄密问题没有解决。”他说道。　　“的确是这样，”我同意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严重的事情来处理。因此，我有个建议。”　　“真的吗？”阿诺德爵士问道。　　“你是否向首相建议，”我以我慎重的口气说，“立即进行一次泄密调查？”　　阿诺德爵士、马克爵士和汉弗莱爵士都以感激的口气齐声响应我的话。“是，大臣。”三位骑士一致回答说。[7]　　* * *　　[1]通常约略译为：“要提防希腊人送礼”。　　[2]有R字母的月份指一、二、三、四、十、十一、十二月份——译者。　　[3]指英国对阿根廷进行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即福克兰岛）战争，结果英军获胜——译者。　　[4]马岛战争中阿根廷军队的指挥官——译者。　　[5]在英语中，帝王自称“我们”，相当于汉语的“朕”——译者。　　[6]原话是弗雷德里大王，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说的。　　[7]“骑士”是爵士的封号——译者。　　19．酒徒教士　　9月4日　　重大而且令人不安的事情才刚刚发生过。是发生在星期天晚上。安妮和我很早就从选区回到我们在伦敦的公寓里。　　我进门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我不知道是打来的。对方只说他是一个陆军军官，有要事相告，但他不愿在电话里说出来。　　我们便把约会安排在今晚晚些时候。安妮在阅读星期天报纸，而我则在看我爱读的书籍之一——《在野岁月》。　　这人很迟才来赴会。我开始想，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来到时，我已经幻想很久了——或许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吧。　　“你记得丘吉尔吧，”我对安妮说，“他在野时就从陆军军官那里获得所有关于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和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的情况。所以当他在野时，就一直向报界透露消息，使政府感到尴尬。那就是我能做的事情。”　　我在说时，认识到自己使用了不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当安妮说“不过，你是在政府里呀”的时候，我感到有点好笑。　　她肯定明白我的真意了。　　不管怎样，这个人终于来了。他自称名叫桑德斯。他年约四十，身穿合乎常规的细条子蓝西装，有点过于宽大而且破旧。就像所有这类人一样，他看上去很像一个身材过于高大的预备学校的学生。　　在开始时，他并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谈的人。或许只是因为会见像我这样一位政治家而有点胆怯吧。　　我把他介绍给安妮，并请他喝杯酒。　　“谢谢。”他说。　　“苏格兰威士忌酒？”　　“谢谢。”　　我请他坐下。　　“谢谢。”　　我对他说没有必要谢个不停。　　“谢谢，”他说，然后他自己更正说，“对不起。”安妮对他说也没有必要道歉。　　“对不起，”他说，“我的意思是多谢了。我的意思是……”我的显赫名声显然正使这个人感到畏惧。　　安妮提议让她走开以便我们私下谈话，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看来很希望她留下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总之，他问安妮是否可以留下来，我当然同意。　　“我对安妮没有什么秘密，”我解释说，“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　　“有好几次呢。”她高兴地补充了一句。　　我确实希望她别这样开玩笑。别人可能还以为她是说真的呢。　　我决心要搞清楚，事实上有没有必要把会晤的气氛搞得有点鬼鬼祟祟的。“这件事情是否高度机密的？”我问道。　　“唔，相当机密。”他回答说，语气很紧张。显然，“相当”是带一点英国传统的有克制的说法。　　“我是否需要打开无线电？”我提议说。　　他似乎感到惊讶。“为什么——开了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对这些军人教了些什么。我解释说，我提议开无线电是避免被窃听。他问道，我们是否有可能被窃听。对这问题知道如何回答呢？不过安妮提醒我说，由于我是负责窃听政治家们谈话的大臣，因此这是不大可能的。　　尽管我对他说清楚，在会晤中如果有必要我是会作笔记的（这件事的确需要这么做），但是桑德斯很明白自己是不希望让我们的谈话记录下来的。他开始说，他是在私人基础上向我告知情况的。　　我问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喜欢把话说清楚。　　“我只告诉你个人，”他重复说道，“不是把你作为行政事务大臣。”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我的确是行政事务大臣呀。我要求他作进一步的说明。　　“是的，我知道你是行政事务大臣，”他说道，“但是，我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向你告知情况。我是把你作为一位新闻记者而告知你的。”　　“你是新闻记者吗？”我感到惊奇。“我原以为你是一位陆军军官呢。”　　“不——你才是新闻记者。”　　“我是大臣。”　　“但是——在你成为大臣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作为角逐十号的参赛者，是无可比拟的能手。”安妮开玩笑似地插话说。她老是看电视，看得太多了，而且老是傻乎乎地迷上了班伯·盖斯科因，只是因为他漂亮、聪明。　　总之，我现明白桑德斯的意思了。我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使我们两个人都明白我们彼此说的话。　　“你正在告诉我，你正要告诉我的事情——顺便说一下，我还不知道你正要告诉我什么，但是不论你告诉我什么——是把我当作《改革》杂志的前任编辑而告诉我的，是吗？”　　“是的，”他回答说，“你是一位很好的编辑。”　　“这我不敢说。”我谦虚地说。　　“你经常这么说的。”安妮说道，又在开她那该死的玩笑了。有时候，她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打岔。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基础以便使我聆听他的机密消息。因此，我好像不得不继续谈论我们的谈话。我想了解，“我怎样才能使自己不知道你把我当作一位前任新闻记者而告诉我情况呢？”我实在不理解，假如我知道了情况又如何不让大臣知道。　　“我想他是指有关帽子的问题，亲爱的，”安妮说道。当然是的。完全清楚。我没法掩盖我的怒气。　　“很好，”我笑笑说道：“今晚我没有戴大臣的帽子。这我明白。但是……”说到这里我想他已知道王国政府的高级职务是庄严的，“……我必须警告你：如果我有必要把你正在告诉我的事告知我自己，我会毫不迟疑地尽自己的职责，并且务必使自己充分了解情况。”　　“好。”桑德斯少校表示同意。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开始谈话的基础了。于是我屏息以待。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把杯子稳稳地放在咖啡桌上。他那充血的眼睛盯着我看。“负责把英国武器卖给外国人？”　　“啊，哈克，伦敦经济学院。”安妮说。我狠狠瞪了她一眼，叫她别作声。然后，我等待桑德斯讲下去。他要求会晤，原来因为他有事要告诉我，而不是要问我什么。　　桑德斯明白还得由他先开腔。“你在《改革》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把英国武器售给不受欢迎的外国买家的文章。”　　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称它为“可怕的交易”。在这篇文章中，我争辩说——像我一直争辩的那样——尽管为我国国防，甚至为盟国的国防制造武器是完全爱国的，即使我们有些盟国并不值得赞颂，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出售英国武器去支持王国的敌人或者纳粹式的独裁者。我向桑德斯重复了我那篇文章的主旨。他点点头。“对恐怖份子又该怎样呢？”他问道。　　“或者恐怖分子。”我坚定地补充说。　　他又点点头。我开始感到自己好像被一位能说会道的审问者或者检察官引到某一点上去了。不过我还不知道他要告诉我的消息是如何骇人听闻的。　　“你知道，”他开始解释说，“最近我刚从罗马回来，”他已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到那里去的，“在那里，他们给我看他们袭击一个恐怖分子总部时搜到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计算机控制的炸弹引爆器。这是十分新式、极为秘密、而且有极大杀伤性的东西。”　　“是给你看的？”我问道。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绝对保密的。”　　我对这件计算机控制的引爆器尚感兴趣，并请他说下去。　　“你调整这种设置，使它计算出受害者的体重，汽车的速度等等以保证干掉他。调整以后，你还可以用无线电从远距离重新给它编制程序。”　　“啊呀，”我说道，并且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认为意大利人同这项技术有关？”　　“它并不是在意大利制造的，”他马上反驳说，“它是在这里制造的。”　　我过了好一会才搞明白他话里的全部含义。　　“在这里吗？”　　“是的。是按照国防部的一份合同制造的。”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告诉我的情况。事实上，我仍然觉得不可信。真可怕。英国武器正被意大利红色恐怖分子所利用。　　我问他，他们是怎样获得这些武器的。　　“那便是我要了解的事了。”他回答说。　　我问他还告诉过。他说没有，因为他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正式报告上级的话，我就得暴露消息来源。但是我认为假如我告诉接近政府高层的人士……”　　“在高层的人士。”我坚决地更正了他的话。　　他停顿一下，点点头，然后继续解释说，在他看来，政府高层的人士能够查出这些武器是怎样提供的。因为调查工作必须从英国这里开始，而且要在高层开始。　　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该由我来干这件事，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个人基础上把情况告诉我的。　　他把事情向我交待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现在你个人已经知道了，即使你没有以官方身份获悉此事；你可以运用你个人所知情况去开始官方调查以使个人的疑得到官方的证实，到那时候你无论以个人身份或者以官方身份都将知道目前你个人知道的但不是以官方身份知道的事了。”　　在政府中工作一年后，我现在能理解而且记得这些话。或许再过一年，我自己也会那样地说话了。　　“你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有没有亲属关系？”我半打趣地问道。可是没有。这不是家传的才能，这是统治阶级的语言，因为他们——一向——要把一切事物都说得模棱两可。　　桑德斯如释重负叹了一口气，把剩下的威士忌喝掉，并且说他总得把情况告诉某一个人。　　“绝对有必要。”我以理解的口气表示同意地说，“噢，现在我懂了。以个人身份。”有两个人才能玩这个游戏呀。　　“好极了。你是准备对这件事采取行动吧。”“我真的预备这样做。”我坚决表示同意说，“是呀，一定要这样干。”　　“立刻就干吗？”　　“立刻。”我以坚决的度说。　　“你准备怎么干？”　　我其实还没有料到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不明白那件事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把事情告诉我，已经尽了责任了。现役军官不该质询王国的大臣。总之，那种令人恼火的问题一般是由后座议员以及其他难应付的、爱管闲事的人向你提出的。他们这些人一直想了解政府在干什么。　　然而，他和安妮两人都坐着等待我的回答。我不得不讲几句话。“唔，我准备把你告诉我的事情考虑一下。”看来这话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深的印象。“立刻就考虑！”我坚定地补充道。　　“以后呢？”真是个固执的家伙。　　“以后，我准备毫不耽搁地去考虑各种行动方针。”　　他坚持要我作具体说明，也可以说企图逼迫我遵守诺言，“你将毫不耽搁地采取行动吗？”　　“我将毫不耽搁地考虑采取行动。”我想我好把这点讲清楚。　　“你跟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有亲属关系吗？”安妮问道。　　我比他更胜一筹呢，我不睬她，——并请桑德斯少校再喝一杯，他谢绝了，站起来准备离开，并要求我向他保证，说他可以信赖我处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我当然向他作了上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