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克：不错。　　鲁多维克：但是这种成就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还不如说是宣传方面的，是吗？　　哈克：不，鲁多，我认为由于我们推动了日益增长的公众兴趣，地方当局已被迫正视需要做的事了。　　鲁多维克：这样说来您是同意了。　　哈克：同意什么？　　鲁多维克：您是在说您的成就只不过是宣传上的成就。　　哈克：好吧，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算是吧。但情况正在变化之中。　　鲁多维克：是在泰晤士·马什吗？　　哈克：啊，是在泰晤士·马什。正如我向新闻界指出的那样，他们确有一座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其中有一处是保留给市政务委员会领导人本·斯坦利先生的。而他却拒绝为别人建造避难所！你不以为这相当伪善吗？　　鲁多维克：但是大臣，为我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提供生存的机会难道不合理吗？不然的话，谁来管理呢？　　哈克：如果发生核灾难，还有比光是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人呢——医生、护士、消防员，以及所有管理基本服务设施的人们。　　鲁多维克：但是，例如首相和内务大臣，他们不是在政府的避难所里保留着自己的位子吗？　　哈克：啊，呃，嗯，但是……嗯，但那完全是两回事。　　鲁多维克：为什么？　　哈克：唔，总得有人管理……这你知道。　　鲁多维克：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受过急救和消防训练吗？您肯定会主张他们应该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医生和护士吧？您有没有对他们提出过这一点？　　哈克：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切不要，嗯，把一个重要问题视为无足轻重，鲁多维克。再举一个例子吧，我曾听说有一个自治市用纳税人的钱，派遣了一个政务委员会代表团，到加利福尼亚去参观一所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他们回来后却什么事也办不成，因为他们这次旅行花掉了整个民防系统三年的预算经费。　　鲁多维克：这不是很令人震惊吗？　　哈克：的确令人震惊。　　〔读一下哈克在电视采访那天晚上写下的简短感想是很有趣的——编者。〕3月29日　　电视采访进行得不错。但是我在本·斯坦利的掩体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我说了政治家没有医生那么重要之类的话。　　他问到首相在政府避难所中保留的位子。我本该料到会有这一下子。　　总的说来，我还是相当巧妙地摆脱了困难。反正我吃不准首相对此事是否高兴。　　幸而我还能讲出一则极其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批市政务委员会委员花了民防系统三年的预算经费到加利福尼亚去旅行一番的事。所以一切顺利。总的说来，当采访录像下星期播出时，会对我有点好处。　　3月30日　　这是令人担心的一天。我说的有关首相的错话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那关于市政务委员会委员到加利福尼亚去的该死的故事是造成麻烦的根源。我甚至记不起是从哪里获悉的——我想这事情见于民防系统理事会的一份简报中，是伯纳德于电视节目开拍之前转给我的。　　总之，汉弗莱问过我这件事。起初他不肯说为什么问这个。他仅仅说他确信我心里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　　他只在我干出骇人的糟糕事时才这样说的。　　接着他透露，我所谈的那个自治市包含首相的选区在内，而首相的竞选代理人就是那个带领犯错误的代表团的委员。　　起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不是。　　“十号几个星期来一直想不声张此事，”他说道，“哎呀，可真相总是会大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决不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是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这显得像人身攻击，而首相此刻对不忠诚是很生气的。我对汉弗莱说我们务必制止人们把采访录像播放出去。我看已别无他策。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就选中那一时刻起身告辞以结束谈话。　　“遗憾的很，大臣。我没有时间，我得走了。”　　我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走，这是应予优先考虑的事，我命令你。”　　“哎呀！大臣，正是您的命令打发我走的。”　　我想不出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您要把预先规定的衡量完成任务的指标强加于市政务委员会的计划是件很复杂的事。您要求立即提出建议，这事正在耗费我的分分秒秒。尽管我很想助您一臂之力……”　　他踌躇了一下，接着又似乎要提出什么建议似的，“在另一方面，如果实行完成任务指标的事不是那么急的话……”“您的意思是，”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您能阻止录像播放出去吗？”　　他的语气很谨慎。“大臣，我们不能去审查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但是……我碰巧明天要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政策部主任共进午餐，也许您愿意和我们一起用餐吧？”　　如果我们不能审查他们，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处。我也就这样说了，语气相当忧郁。　　但是汉弗莱的回答使我有理由抱有希望。“不，大臣，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播放出去并不符合大众的利益，我们总能设法说服他们自愿地取消节目。”　　“这不符合我的利益，”我坚定地说，“而我是代表公众的，所以也就不可能符合公众的利益。”　　汉弗莱看来感兴趣了。“这是个新奇的方法，”他说道，“我们以前没有在他们身上试用过。”　　3月31日　　今天和汉弗莱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政策部主任弗朗西斯·奥布里共进午餐非常成功。奥布里的面部表情老是显出焦灼不安的样子。他原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的开场白开得不好。我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坚定地阐述他的立场，“我很抱歉，哈克先生，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是不会屈服于政府的压力的。”他的刷子似的黑眉毛倔强地竖了起来。　　“好吧，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吧，好不好？”汉弗莱爵士圆滑地说道。　　我认为汉弗莱应该站在我这一边。　　“这可不行，”我开腔了，“我必须坚持……”但是他不让我说下去，我觉得他的度还相当粗暴，“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去吧，”他又说一遍，“对不起，大臣。”　　我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但是事后我认识到我低估了自己的常任秘书。　　他转向奥布里先生说道，“弗朗西斯，我可以提出别的事来谈吗？关于英国广播公司与政府作对的事，人家感到相当不安。”奥布里对这种想法一笑置之。“那是荒谬的想法。”　　“唔，是吗？”汉弗莱问道，他俯身到旁边一张空椅子上打开一只极大的公事包，不是他通常用的那只狭长的、上面刻着姓名首字母的皮包，而是一只鼓鼓囊囊的皮包。这只皮包极重，得由他的司机给我们拿进俱乐部来。　　我原先心事重重、忐忑不安，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就算我想到过这只皮包，也会认为放在里面的是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所以汉弗莱不管到哪里去都必须随身携带。　　结果证明，这里面装的原来是他打算给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个人看的档案材料。　　“我们一直在收集足以证明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节目中存在偏见的事例。”他递过一只文件夹，上面写着红色大字“偏见”，是用毡毛笔写的。弗朗西斯·奥布里放下他的刀叉，刚要把它打开时，汉弗莱又送上第二个文件夹，上面有“英国广播公司没有报道的有利新闻”的字样。然后他把文件夹一个接一个地递过去，一面指出里面的内容。　　“过分宣传其它国家反对英国的论点”——“尤其是我们的共同市场敌人，呃，我的意思是伙伴。”汉弗莱解释道。“反对首相的笑话”、“不必要地宣传反政府示威”，最后，他费力地递过一只比其他案卷厚得多的大文件夹，上面标明：“没有被采纳的大臣们提出的方案”。　　弗朗西斯·奥布里显然被一大堆说明英国广播公司有罪的指控和证据所震动。“但是……我……但是我确信我们对这一切都有过答复。”他的话听来比他的样子更坚定些。　　“英国广播公司自然是有答复的，”我对他说，“它总是有答复的。尽管都是些蠢话，不过它总有话可说。”　　汉弗莱采取一种较为冷静的方式。“英国广播公司固然有它的种种解释，”他用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过我刚才在想，我倒是应当警告你，此刻正有人提出一些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奥布里先生显得更加担心了。　　“唔，”汉弗莱若有所思地说，“例如，如果用电视播出国会开会情况，是否应该委托国际电视台来办。”　　“这话不可能是当真的。”他勃然大怒道。　　“还有，”汉弗莱仍然用平静而若有所思的语调说下去，“英国广播公司管理当局是否真的进行了政府已经忍受的人员裁减和使用场所的紧缩，是否应该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调查英国广播公司的费用开支？”　　弗朗西斯·奥布里开始恐慌起来。“那可是一场无法容忍的侵犯。”他想用虚张声势的办法来掩盖他那完全可以理解的恐惧。　　此刻我感到十分有趣。　　“当然，”汉弗莱爵士欣然同意，“还有在阿斯科特、温布尔登、上院、科文特加登剧院、漫步音乐会……的非同小可的包厢……”　　我竖起了耳朵。这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弗朗西斯说：“是呀，但这些对于播放和工程人员来说是业务上的需要，这你明白。”　　这时汉弗莱在他那只很大的但此刻差不多掏空了的夹层旅行包底部摸莱摸去，拿出一盒照片和剪报。　　“哼，”他笑了笑说，同时抛出他后一颗炸弹，“报告表明你们的播放和工程人员都举着香槟酒杯，并由他们的妻子——或者其他同等地位的女士作伴——他们十足就像公司的理事、董事和经理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我是否该把这个证据送到国内税收部门去。你意下如何？”他一面说一面把那盒照片递了过去。　　脸色苍白的弗朗西斯·奥布里默默地一张一张看下去。　　当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张10×8英寸的照片上时，汉弗莱把身子伸过去望了一眼，说道：“你照得非常好，不是吗？”　　我们大家有好一阵都不说话。奥布里放下照片，想再吃一点面拖板鱼，但是显然鱼在他嘴里已味同嚼蜡，他不吃了。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汉弗莱表演得十分精彩，我不想打扰或者妨碍他。　　汉弗莱静静地享受他那杯1973年雷奥维尔葡萄园生产的酒，他精心挑选了这瓶酒是为了吃炸牛肉的。味道很好，虽然对我说来随便挑哪一种葡萄酒喝起来都是一个味。　　汉弗莱终于打破了沉默，“记住，如果这些文件夹里的资料不再增多，我想我们还能控制住对公司的批评，这就是我为什么敦促我的大臣不要正式去处理民防系统规划这件事的原因。”　　弗朗西斯看上去走投无路了。他把自己的照片正面朝下放在那堆照片里。“瞧，你肯定明白我的立场的。英国广播公司不能屈服于政府的压力。”　　“当然不能，”汉弗莱说道。这使我感到惊讶。我想这恰恰是我们要想做到的事呀。但是我却没有估计到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虚伪性。要不，就把话说得更客气些吧，汉弗莱正为奥布里先生考虑顾全面子的办法呢。　　果然就是这么回事。他看着我。　　“我们不会要英国广播公司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是吗，大臣？”　　“不会吗？”我略为谨慎地问道，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暗示。“不，我们当然不会，”他说下去，“但是大臣和鲁多维克·肯尼迪的谈话所涉事实的确有些出入。”　　弗朗西斯·奥布里抓住了这一点为。他面喜色地说：“事实有出入？啊！那就不同了。我的意思是英国广播公司不会向政府的压力屈服的……”　　“当然不。”我们附和着说。　　“……不过我们极其重视事实的准确性。”　　“的确如此，”汉弗莱说道，同情地点点头，“而且，采访中的有些信息到播放时可能已经过时了。”　　“过时？”他热切地回答道，“啊，那可就棘手了。你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是不能向政府屈服的……”　　“当然不。”我们异口同声说。　　“但是我们不想播放过时的内容。”　　我看出我现在可以帮汉弗莱一把了。　　“自从录像以后，”我插话道，“我发觉自己无意中说出一两句可能涉及到安全的话。”　　“例如什么？”他问道。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训练有素，不至于这样问。　　汉弗莱出来解围。“他不能告诉你到底是哪些话。因为事关安全。”　　弗朗西斯·奥布里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好吧，对安全问题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我完全同意。如果是保卫国土的事，我们责无旁贷。我的意思是，英国广播公司显然不能屈服于政府的压力……”　　“当然不。”我们再一次热情地齐声说道。　　“……但是涉及安全的事，唔，你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是吗？”“你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我应声说。　　“你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汉弗莱喃喃道。　　“结果，这次采访总而言之并不很有趣。”一切都是以前说过的。我真有点想打呵欠了。　　弗·奥布里或者称他为可爱的弗·奥也无妨，因为现在我喜欢想起这个人——此刻显得高兴多了，双颊也有了血色。他的双眼不再木然无光。现在他能够以重新获得的信心阐述英国广播公司的方针和做法了。　　“我的意思是，”他解释道，“如果内容令人厌烦，如果内容不确实而且会影响安全，那么英国广播公司就不会去播放它，这使情况完全改观了。”　　“完全改观了。”我愉快地说道。　　“播放出去，”他说下去，“就不符合公众的利益。但是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说清楚。”　　“是吗？”汉弗莱彬彬有礼地问道。　　“英国广播公司绝对不可能，”弗朗西斯·奥布里坚定地并明白无误地说道，“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我想现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4月5日　　今天下午汉弗莱爵士突然来看我。他刚接到消息，说英国广播公司已经决定拉掉我和鲁多维克·肯尼迪的谈话。他们显然认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他们当然是这样认为的。　　我向汉弗莱道谢，并请他喝杯雪莉酒。当我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事时，心里产生一个新的念头。　　“你知道，”我说，“我觉得不知怎么地好像是人家诱使我说出那些会使首相为难的话来。”　　“当然不是。”汉弗莱说道。　　“是的，”我说道，“我觉得自己正好掉进了陷阱。”　　汉弗莱嘲笑了我的话，说这是一种可笑的想法，并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我问他为什么鲁多设圈套引诱我是可笑的。　　“谁？”他问道。　　“鲁多。鲁多维克·肯尼迪。”　　汉弗莱突然改变了他的语气。“噢，鲁多维克·肯尼迪企图设圈套叫你上当，我明白了。是的，我相信他的确这么干的。”　　我们两人都一致认为，做大众媒介工作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你一点也不能相信他们。不过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时，不禁要问，我谈起鲁多时他为什么那么惊讶！他原以为我在说呢？　　话说回来，他又一次把我从可怕的无底洞中拉了上来。很清楚，该怎样报答。我不得不提议再不去管地方当局的事了。　　“必须承认，”我被迫让步，“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们——总的来说——都是些通情达理而又负责的人，而且他们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中央政府开始对他们发号施令之前必须十分谨慎从事。”　　“那么衡量完成任务指标怎么办？”　　“我认为没有这东西他们也能把事情办好，你说呢？”　　“是，大臣。”他满意地笑了。　　但是我并不打算从此不再提起这事。过了一段适当的时期，我还是要旧事重提的。我们毕竟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小小协议，一种不成文的缓和——但是没有人能用不曾说出来的不成文的交易来约束你，是吗？　　* * *　　[1]暗指斯坦利是共产党员——译者。　　17．道德标准　　5月14日　　我不是在伦敦自己的公寓或者在选区的家里，而是在英国航空公司飞向库姆兰石油酋长国航班的头等舱里写下这一段日记的。　　我们已经在前往波斯湾的途中飞行了约四个半小时，再过大约四十五分钟我们就要降落了。　　我很激动，以前我从来没有乘坐过头等舱，而头等舱就是不一样。他们一路上免费供应香槟酒以及一顿像样的饭，而不是通常那种味精加色素的东西。　　而且，当贵宾很不错——特别休息室、后登机、常规的红地毯待遇。[2]　　我们到那里是去认可一份涉及英国在中东获得批量大的出口订货之一的合同。　　但是当我说“我们”时，我并非仅仅指我和伯纳德以及汉弗莱。事实上，我事先就要求得到保证，务使我们这次出差不至于被指责为浪费大量政府钱财。汉弗莱向我保证组成尽可能小的代表团。我清楚地记得他还使用了“削减到骨头”这句话。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尽可能把我留在贵宾休息室里直到后一分钟的做法可能是别有用心的。　　当我实际登上飞机时，我可惊呆了。机上坐满了文官。这时我才得知，由于我们有这么多人要去，因此不得不特别租一架飞机。　　我立刻指责汉弗莱乱花钱包机。他看着我，就像我是个疯子似的，并且说如果我们大家都坐班机的话，那才是把钱花得更加没有底了呢。　　我完全相信这是实话。我的意见是针对我们这一行人的人数的。“他们是些什么人。”我问道。　　“我们小小的代表团。”　　“可是你刚才还说代表团的人数已削减到骨头了。”　　他坚称情况确是这样。我再度要求他告诉我，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对我说：有一个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小代表团。因为尽管这是行政事务部的任务，但除非是在他们监督之下，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不喜欢我们有什么人出国的。我实在弄不明白这一点，这次出差要解决的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我们要办的是去认可已由库姆兰政府和英国系统电子有限公司充分洽谈过的一份合同。　　总之，除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之外，还有一个贸易部的代表团和一个工业部的代表团。因为我们是到一个石油酋长国去的，所以还有一个能源部的小小代表团。（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说那和他们毫不相干——我想即使我们到瑞士去，能源部照样会要求享有派代表团的权利——他们也许会争论说巧克力会给你提供能量呢！）再有一名秘书带领的一批来自内阁办公室的人马，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小组，后还有行政事务部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我的新闻处、我的私人办公室的半数人员、与各部联络的官员、秘书、订立合同的那些来自法律部门的人员、监督合同的人员……没完没了的名单。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代表团人数肯定没有削减到骨头。我提醒汉弗莱（他坐在我旁边，像猪把嘴伸进饲料糟那样喝过了免费香槟酒，此刻已经打起盹来了）说，我们在密德尔斯布勒会见库姆兰人时，只有七个人和我们一起去。　　“是，大臣，”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但是提兹赛德在外交上也许没有库姆兰那么有意义。”　　“提兹赛德可选出过四位首相呢。”我说道。　　“库姆兰控制着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接着，我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问道。　　我把他回答的话误听做“纯粹由于我的免税意识”[3]，于是高兴地插话道：“免税？”　　他举起手来，要求允许他把话说完。“……由于我的责任感，我不作任何个人考虑。”　　然后，他可疑地迅速换了话题，递给我一份标题为“后公报”的文件，要求我批准。　　我还在默默地为这次公出中一百多名占便宜的文官而生气。他们的旅费都已付掉，而且还得要为之付出回程路费。而当问起安妮是否也能去的时候，却被告知她必须得到库姆兰国王的特许才能和我一起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还有，总而言之，我必须为她支付车旅费、住宿费等一切费用。　　这些该死的文官把一切都在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情况下安排得妥妥当当。这次旅行花费了我好几百镑，因为安妮确实想去。她坐在我对面和伯纳德聊天，看上去好像玩得痛快极了。不管怎么说，这样很好。　　总之，我把话讲得离题了。我突然觉察到自己手里拿着的东西。汉弗莱已经在会议举行前写就了一份后公报。我对他说他决不能那么做。　　“正相反，大臣，会议以后您就无法写公报啦。我们要取得其他六个部、欧共体、委员会、华盛顿、库姆兰大使馆的同意——你无法在沙漠里于几个小时内办妥这事。”　　因此我粗略地看了一下，然后指出这公报内容毫无用处。是一些假想的、完全瞎猜的话——可能和我们实际所说的挂不上钩。　　汉弗莱爵士平静地笑笑，“没有哪份公报与您实际所说的话相干。”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份公报呢？”　　“这只是一种出境签证罢了。它使你通得过记者团。”噢！我忘了提起一桩事，这架巨型飞机后座第三排座位上挤满了醉醺醺的舰队街雇来的文人，也全都是免费的。除了我的妻子（我得为她付钱）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免费的。“新闻记者需要有，”汉弗莱爵士说，“以便他们为劳而无功、无足轻重的事所花的巨额费用作辩解。”　　我不能肯定我是否喜欢把自己前往库姆兰的贸易使命被说成是劳而无功、无足轻重的事。他显然看到我沉下了脸，因为他补充说道：“我的意思是，对您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所以对新闻界才是劳而无功、无足轻重的事。”　　他这样说就对了。新闻记者不喜欢报道成功的事。“是的，他们真正希望的是让我在正式宴会上喝醉。”　　“希望不大。”　　我问为什么不，接着就意识到我问了一个使自己蒙上罪名的问题。但是汉弗莱似乎没有注意到。相反，他忧郁地回答道：“库姆兰很干燥。”[4]　　“唔，它处在沙漠里，不是吗？”我说道，然后突然领会了他的意思。伊斯兰法律！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没有问一下？为什么他没有告诉过我？　　看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大使馆里喝上一两杯。但是正式招待会和晚宴是在王宫举行的。要足足进行五个小时。是滴酒不入的五个小时。　　我问汉弗莱我们是否可以在裤子后袋里放只酒瓶来应付一下。　　他摇摇头，“太冒险。我们只好苦笑着忍受。”　　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公报。里面全是些有关我们两国之间密切关系的惯用废话，什么共同利益呀，坦率而有益的对话呀，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话。汉弗莱在看《金融时报》。我想知道如果谈判与公报所说的相距太远以致无法签字时，我们该怎么办。假如在招待会上出什么外交事故，也总得与伦敦接触。我需要以某种方式同例如外交大臣或者甚至首相本人直接联络。　　我的脑海里随即闪现出这样一个想法。　　“汉弗莱，”我试探地建议道，“我们是否可以在宴会厅隔壁设立一个安全联络室？我的意思是，设在酋长宫里，有紧急电话和电传线路直通唐宁街。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从大使馆偷偷运来的成箱的酒装满这房间。我们可以在橙汁中掺酒，而且没有人会知道的。”　　他大为惊讶地盯着我看，“大臣！”　　我刚要为想入非非而致歉时，他却接下去说，“这真是天才之举。”　　我谦逊地感谢他的夸奖，并问这个办法是否切实可行。　　他沉思片刻后说，只有出现重大危机时才有理由设置一间特殊联络室。　　我指出，连续五个小时滴酒不入就是重大的危机。　　我们决定，由于英镑此刻正在承受压力，设立一间联络室是有道理的。　　汉弗莱答应对这项计划给予热烈的支持。　　该照片由外交事务部，中东处提供，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看来这个在外交上具有危险性的胡闹打算是他们一到库姆兰后就立即付诸实施的。英国大使馆的档案明确表明，设立一间英国外交联络室的命令在贸易代表团到达库姆兰的当天就发出了。穆罕默德亲王立即加以批准。一条通往唐宁街的电话热线很快就装好了。再加上一只扰频器和两台电传机等等。　　这个临时联络中心设在靠近宫中主要接待区之一的一间小小前屋里。英方人员于次日到达王宫。詹姆斯·哈克由他的妻子安妮作伴。库姆兰人感到难以拒绝，因为女皇陛下以前也在这座宫里受到过接待，从而创立一个允许特殊的妇女在特殊场合进宫的先例。　　宴会喝的是橙汁。宴会开始后不久，大家便把一只镶金嵌银的盛玫瑰香水用的大口罐赠给哈克，作为库姆兰政府对英国人表示敬意的一种象征——编者。〕5月17日　　昨天我们参加了穆罕默德亲王在宫中举行的忌酒宴会，但今天却得了严重的宿醉。　　遗憾的是，我记不清宴会结束的情况了，尽管我依稀记得汉弗莱爵士对阿拉伯人说我突然患病必须马上卧床。这话其实不假，即使并不完全都是真的。　　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首先，英国代表团实在过于庞大，而且还有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　　晚会或多或少是从向我赠送一件华贵的礼品以及这一天是多么愉快这类外交辞令开始的。后来与阿拉伯客人之一闲谈时才知道这东西是十七世纪伊斯兰艺术的一个精美代表作，也可以说，这便是他的原话。　　我问它原来是派什么用场的。他说这是一只盛玫瑰香水的罐子。我说我认为这意味着它是用来盛玫瑰香水的了。照这样谈下去已经渐渐无话可说了，幸而这时伯纳德来到我身边，带来当晚第一个紧急而富有想象力的消息。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开头并不很领会他说的话。　　“对不起，大臣，联络室里有紧急电话找您，是一位黑格先生打来的。”　　我以为他指的是黑格将军。但却不是。　　“我的确是指黑格先生，大臣——您知道，带着酒窝的那个。”我有点担心地点点头，傲慢地说道，“啊，不错。”向邻座的人表示歉意，便匆忙离开前往联络室。　　我得说汉弗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电话机、电传机、两名手持步话机的我方保安人员、破译机等，一概俱全。　　为了提防万一（这地方可能被东道主安装上了窃听器），我很谨慎，没有要酒喝，而是立即要黑格先生的信息。我们的保安人员立即在我的橙汁里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酒。橙汁看上去颜色更显得深一点，但没有人能真的发觉什么。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在库姆兰宫中举行的正式宴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首先，为掩盖哈克越来越醉的情况而大大紧张了一番。而且事实上还不止哈克一人。英国代表团中好几个成员都参与这个秘密勾当。可以看得出，他们杯子里的橙汁随着当晚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显出金棕色来。　　但是在那个晚上也发生了一连串极其不幸的、可能导致我的事业过早结束的事件。　　哈克夫人是出席宴会的唯一妇女。他们把她奉为当晚的上宾。当哈克离开去添酒时，她说那只玫瑰香水罐如果摆在她伦敦寓所门厅的屋角桌子上，一定十分好看。　　我有责任向她解释，这是给大臣的一份礼物。　　起初她不明白，还说那也是他的门厅呀。我不得不说明这是一份因大臣的身份而赠送给大臣的礼物，所以她不可以自己留下。我当然不会忘记托尼·克罗斯兰咖啡壶事件所引起的那桩近期丑闻。这事发生才不过几年而已。　　她想知道他们是否应把它退回去。当然不该这么做。我解释说，这会是一个非常带侮辱性的做法。因此她相当合情合理地说，如果她无法据为己有而又不能退回去，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解释道，官方的礼品成为政府的财产，存放在白厅某个地方的地下室里。　　她看不出那么做有什么意义。我也看不出来，除了是因为大臣们被允许接受昂贵的礼品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点之外。我解释道，一个人至多可以保留价值约五十镑的礼品。　　她问我如何知道礼品的价值。我说会进行估价的。然后她用一种使我难以拒绝的方式奉承我。她要去估个价，并说如果估价低于五十镑那就“妙极了”，因为这东西“好看极了”。她还对我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不知道如果没有我他们会怎么办。　　我上了当，答应她去看看有什么办法，真是懊悔莫及。　　就在这时，哈克派出去办一件事。他刚从我们设立的临时中心回来（他进进出出去过好几次了），大声对我说有位来自苏格兰事务部的约翰·华克尔来电话找我。[5]注意到我们讲话很容易被人家听到，我便问他是否指苏格兰事务部。　　我离开时，非常想喝点威士忌酒，哈克夫人问有没有什么给她的口信。　　“当然有，亲爱的，”大臣殷勤地回答道，“如果你把杯子给他，他会为你收集信息。”我向他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后，他才继续说道，“如果你把杯子给他，他也会给你弄到一些橙汁的。”　　在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紧挨大臣身旁坐着，这是对的，因为他不断说些不机智的话。有一次他要找汉弗莱爵士，我便把他带去，汉弗莱爵士和一个叫罗斯（属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人正同穆罕默德亲王谈话。　　很不幸，当别人从背后望过去时，罗斯和汉弗莱爵士都十足像是库姆兰人，因为他们两人都穿戴着全副阿拉伯衣袍和头巾。当汉弗莱爵士转过身来时，尽管穆罕默德在场，哈克仍然掩饰不住他的震惊。他问汉弗莱到底为什么这样打扮。　　穆罕穆德王子与汉弗莱·阿普比爵士——非常感谢盎格鲁-阿拉伯友好联盟资料受托人出借汉弗莱爵士解释道，这是一种对东道主表示敬意的传统外交礼节。罗斯证实这是一段短小的电视插播节目。穆罕默德亲王说他确实把这看作热烈、亲切的赞誉。然而哈克还是把汉弗莱拉到一边用不够轻的声音说道：“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成了什么样子，阿里·巴巴？”我的确也觉得这样子真是滑稽透顶。老汉弗莱开始解释说，“在罗马的时候……”[6]等等。哈克拒绝接受这个理由。　　“这儿不是罗马，汉弗莱，”他严厉地说道，“你看上去很可笑。”无可否认，这句话没错。但是汉弗莱觉得这样对他说话使他很不好受。哈克还不罢休，“如果你在菲济，你难道也穿条草裙吗？”　　汉弗莱骄傲地回答说，外交部认为，由于阿拉伯民族是很敏感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表明我们站在哪一边。　　哈克说道：“这话可能使外交部感到吃惊，你应该站在我们这一边呀。”　　我认定他们的谈话应该在私下继续进行才对，因此我打断了他们并对汉弗莱说苏联大使馆来电话——是一位斯密诺夫先生打来的，然后我对看来显然很口渴的哈克说英国大使馆大院有信息给他，有关学校的事，是教师代表团。　　他立即高兴起来，匆匆离去，说了些赶在钟声响起之前马上去欢迎教师之类的可怕的双关语。[7]　　穆罕默德悄悄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评论说，我们大家都不断地接到许多紧急电话，他眼睛里没有异样的光芒，没有迹象表明他已觉察到所有英国人杯中的橙汁已变成越来越暗的棕黄色了。可是，我却吃不准他心里是否觉察到了正在进行的勾当。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仍然一点也不知道。　　我不愿意继续谈话，就悄悄地走开了。此时我发现自己正同一位笑容可掬的阿拉伯人面对面彼此相望。他曾在晚间早些时候我和安妮·哈克谈论玫瑰香水罐时坐在我的旁边。接下去的谈话及其致命的后果是那个夜晚永远铭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原因。　　这位面带笑容的阿拉伯人尽管身穿传统的阿拉伯服装，却说得一口极好的英语，并且显然对西方了解得一清二楚。　　“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道，“不过，我禁不住偷听了你们有关礼品估价的谈话。也许我能帮上忙呢。”我既吃惊又感激。问他是否知道礼品值多少钱。　　他笑笑，“当然，一只十七世纪玫瑰香水罐真品是很值钱的。”　　“天啊！”我说道，想起安妮·哈克要失望了。　　“你不高兴吧？”他自然有点惊讶。　　我赶紧解释道，“是的——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太值钱，大臣就不能保留它。所以我不希望它值钱。”　　他立即心领神会，更显得笑容可掬了。“是啊，嗯，我刚才说，一只十七世纪玫瑰香水罐的真品是很值钱的，不过这是件复制品，尽管制作十分精良，但总不能和真品相提并论。”　　“那好，值多少？”　　他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打量了我一会，然后说道，“我倒乐于听听你是怎样猜的。”　　“稍低于五十镑？”我满希望地问道。　　“高明，”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地道的收藏家。”　　我问他是否可以签发一份估价证明。他同意了。但他说我们英国的习俗很怪，“你们对一点点礼品那么认真，可是你们的电子公司给了我们的财政大臣一百万美元以报答他协助取得这份合同。这难道不奇怪吗？”　　当然，我完全被他吓坏了。我说我希望他的话意并非如我所认为的那样。　　他咧着嘴笑，“当然，我在财政部工作，我也得到我的一份钱。”　　“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闭嘴。”　　我感到似乎从现在起随时都有人会从他那里把那笔钱要回去。我尽快得体地借故离开。我在人群中匆匆挤过去寻找汉弗莱爵士。由于他还是本地人装束，不容易把他辨认出来。　　我发现汉弗莱偏偏正在和大臣说话。我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可以同汉弗莱爵士私下说几句话。哈克对我说我尽可以毫无拘束地谈。因为我要吐露给汉弗莱爵士听的消息事关重大，我一时感到为难。我用傻瓜也会干的办法把哈克从这间屋里支开两分钟。　　“大臣，”我说，“联络室里有人找您。是税务人员。”[8]他显得茫然。　　“有关您1969年收入的事。”他肯定是已经喝得过多了，因为他只是盯着我看，好像我疯了似的，直到我被迫说道，“1969年的大缸。”　　“噢，噢，是的。”他说道，高兴地转身而去，撞到在近旁徘徊的亲王身上，使喝剩的酒都泼掉了。　　“伯纳德，”汉弗莱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很快把我拉到一边，“我渐渐感到大臣收到的紧急信息几乎够他应付了。”　　他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这使我感到高兴。我立即急切地说出我刚才发现的可怕的事：就是说，合同是靠贿赂得来的。　　出乎意料，汉弗莱爵士竟完全无动于衷。他不仅仅知道，而且告诉我，在库姆兰签订的所有合同都是靠贿赂得来的。“这事没有不知道。只要没有人知道，什么事也不会有。”　　我确信大臣不知道这事。我提议把情况告诉他。　　“不行，”汉弗莱爵士告诫我。　　“可是如果人人都知道的话……”　　“除他之外的所有人，”他坚定地说，“你没有必要让大臣知道别人都知道的事。”　　在我们讨论的关键时刻，有两个人从不同方向朝我们走来。右边来的是费萨尔亲王殿下，左边来的是大臣，看上去样子很疲惫。　　“啊，阿拉伯的劳伦斯，”哈克边嚷边东倒西歪地向汉弗莱爵士走来，“联络室里有电话找你。”　　“哦？”汉弗莱爵士说道，“这回又是呢？”　　“拿破仑。”[9]大臣声称道，格格地傻笑，然后倒在地上。　　〔哈克的日记继续写下去——编者。〕　　5月19日　　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办公室。因时差而感到相当不舒服，我常常纳闷我们政治家是否真的能在国外旅行回来后立即为国家作出英明的决策。　　今天《经济时报》登出一篇非常不幸的消息。是根据法国新闻界消息报道的。　　对英国电子集团进行贿赂的指控　　据《世界报》称，英国电子集团近与库姆兰签订的合同是靠贿赂赢得的。　　据巴黎来的消息说，这是一连串丑闻中新的一桩，其中洛克希德和诺斯洛普是为人所知的两个例子，从而揭露了由西方工业国与第三世界政府所形成的骇人听闻的贿赂网，它在现代文明上面留下了污点。　　我把消息指给伯纳德看。这有屁用！　　“蜘蛛网并不形成污点，大臣。”这是他的意见。　　“什么？”我说道。　　“蜘蛛没有墨汁，您知道，只有墨鱼。”有时候我觉得伯纳德是完全精神错乱了。蜘蛛并没有墨鱼呀。我一点也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疑他说些蠢话的目的是否在于避免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哈克日益警觉的另一个迹象——编者。〕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对发表这种指责英国电子集团的毫无根据的消息，他有何看法？　　他喃喃地说，这很可怕，而且同意我的看法，说这个贿赂公行的肮脏世界和我们的本性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毕竟是英国人。”我说道。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说，我们到底是英国人。　　但是他的态度有点躲躲闪闪，所以我不轻易放过这个话题。　　“不过，”我说道，“除非背后的确有些情况，《经济时报》是不大会去发表这种消息的。”　　然后我看着他，等他说话。我觉得伯纳德似乎故意装出一副不关心的样子。　　“背后没有什么情况，是吗，伯纳德？”　　他站起身来，看着报纸，“我想背后一版就是体育新闻，大臣。”　　显然，消息背后是有情况，而且显然有人不许伯纳德开口。明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和汉弗莱碰头。我打算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　　5月20日　　我和汉弗莱碰了头。　　我一开始就把《经济时报》那篇文章指给他。不过我想伯纳德肯定早已让他注意到这件事了。我对他说我要知道事实真相。　　“我不认为您想知道真相，大臣。”　　“你能回答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吗，汉弗莱？”　　他犹豫了一会。“大臣，我强烈地奉劝您不要提直接的问题。”　　“为什么？”　　“这会引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答复呢。”　　我昨天就明白伯纳德知道了一些内情。我觉得他没有向我开诚布公。所以今天我要迫使他当着汉弗莱的面作出正确答复。这样他就不能对他的大臣来一套而又对大臣的常任秘书来另外一套了。〔哈克这一出色之着击中了整个私人秘书制度的要害——编者。〕“伯纳德，说老实话，你多少知道这件事的情况吗？”　　他像只受惊的兔子似地看着我，眼睛向汉弗莱眨一下。汉弗莱——也像我一样——正盯着他看，（但却缺乏信心地）希望他会说出恰当的话。　　伯纳德显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足以证明他知道一直在进行的不明不白的事。　　“唔，我，呃，这就是说，有，呃，有人……”汉弗莱急忙插话说，“有许多流言蜚语，就是这些。谣言，道听途说。”　　我不理会汉弗莱。“说吧，伯纳德。”　　“唔……唔，有一个库姆兰人的的确确对我说过他得到，呃，有人付给他……”　　“道听途说，大臣。”汉弗莱愤怒地大声嚷道。　　我指着伯纳德说：“是道听途说吗？”　　“是的，”汉弗莱强调说道，“伯纳德听到他说的。”　　显然我无法进一步从伯纳德那里得到什么了。但是他已经说出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了。　　“汉弗莱，你是不是要对我说英国电子集团是通过贿赂才得到合同的？”　　他看上去很痛苦，“我希望您不要用像‘贿赂’这样的字眼，大臣。”　　我问他是否喜欢用像小费、增甜剂或者牛皮纸信封这样的字眼。他傲慢地告诉我，在他看来，对于充其量只是具有创造性而已的谈判说来，这些字眼是极其粗暴而卑劣的。“这是普通的做法。”他断言说。　　我问他是否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毕竟是我亲自真诚地认可这份合同的，“而且我在那份公报中向新闻界宣称这是英国通过公平的较量而赢得的成就。”　　“是的，”他沉思道，“我的确对此有点纳闷。”　　“而现在，”我恼怒地说，“你对我说我们是靠行贿得来的。”　　“不，大臣。”他坚定地回答道。　　隧道终端似乎出现了亮光，我的精神一振，“啊！”我说道，“这么说，我们的确没有靠行贿得来这份合同了。”　　“我不是这么说的。”他谨慎地说道。　　“好吧，那么你说了些什么呢？”“我说我并没有告诉您说我们是靠行贿得来这份合同的。”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彻头彻尾的诡辩了。隧道尽头并没有出现亮光。或者说，即使出现了亮光，也只是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迎面来了火车。于是我便问他对支付的款项作何解释。　　“您的意思是指合同上是怎样说明的吗？”他问道，借此表明他在任何情况都决不会不加以说明的。　　长话短说，伯纳德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列出支付这些费用的非正式准则。这是一张只在大的跨国公司之间流传的高度机密的清单。　　1．十万镑以下：　　预付律师费用　　个人捐赠　　特别折扣　　杂项开支　　2．二十万镑至五十万镑：　　管理附加费用　　经营费用　　优惠支付款项　　代理商费　　政治性捐款　　合同外支付款项　　3．五十万镑以上：　　介绍费　　佣金　　管理费　　行政开支　　分红预支　　在我看来，贿赂的规模要比进行贿赂的这个事实更为可怕。〔这是典型的哈克式反应。显然，对哈克来说，小额贿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在后来玫瑰香水罐事件中就变得清楚了——编者。〕我问这些钱一般是怎样支付的。　　“从瑞士银行的账号直到从先生们的门缝里塞进去的一把钞票。”　　他对这种事毫不在乎。他不明白这种事多么令人震惊。总而言之，他说他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我气急败坏地、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贿赂和腐败是罪孽，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　　“大臣，”他耐心地朝我一笑，“那是一种狭隘的地区性观点。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们的看法就大不一样。”　　“汉弗莱！罪恶并不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分枝！”　　可是他却争辩说罪恶确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枝。在发展中国家，“合同外支付款项”的多寡表明你对这笔交易的认真程度。当一家跨国公司作出一项巨大的“政治捐赠”时，就简单地表明它期望得到巨额利润。　　〔这就像出版商预支稿费给作者一样。付出最多预支款的人就是想得到最大销售额的人——编者。〕“难道你是对我说，”我问道，“对贿赂视而不见是政府的政策吗？”　　“当然不是，大臣！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决不会是政府的政策，不过是政府的做法罢了。”他的双重标准使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没有先例的谈话进行之际。〔并非如此——编者。〕新闻处来电话了。他们要一份针对库姆兰贿赂指控的声明。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好。我要汉弗莱帮忙。“我确信新闻处能够起草令人信服而又毫无意义的东西，”他恳切地说，“毕竟，他们拿工资就是干这个的。”　　我说他是个可怕的玩世不恭者。他把我这话当作是恭维话，并说玩世不恭者只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用来描绘现实主义者的一个词罢了。　　我从他关于新闻处的话中意识到他希望我在必要时帮他掩盖一下。这是令人震惊的提议。或者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暗示，因为他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建议。而我也明白自己有个代替的办法。　　“我要说出真情来。”我突然说。　　“大臣！你在想些什么？”　　“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要为从未同意过的事辩护呢？”于是他就端出老一套的话，说合同关系到数以千万计的英国人的就业机会、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出口贸易呀，我们不能因为手续不合规范等等小问题就把这一切抛弃掉呀。　　我又一次解释道，这不是手续不合规范的小问题，而是贿赂！　　“不，大臣，只不过是几笔没有订在合同里的预付款项罢了……”我已经听够了。　　我不得不对他说政治不仅仅涉及安排和操纵的事。这里有一个道德标准。　　“当然，大臣。是有道德标准。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　　“所以，”我说下去，“如果这个问题在下院提出，或者新闻界开始提出疑问，我就将宣布进行一次调查。”　　“绝妙的主意，”他同意说，“我将非常高兴来进行此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汉弗莱，不是内部调查，而是一次真正的调查。”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大臣！您不可能是动真格吧！”　　“一次真正的调查！”我加重语气重复道。　　“不，不，我恳求您！”　　“这里有道德标准。”现在该是本届政府把道德问题再度作为工作重点的时候了。我就是去执行的人。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哈克威胁要举行一次关于库姆兰交易的真正调查。就在那天过后不久，我顺路到哈克的伦敦寓所接他去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作一次正式访问。那里迫切需要振奋士气。由于安装旨在节约劳力的计算机造成了拖延，以致不得不雇用数以千计的人员来处理混乱状。现在看上去有必要花费相当多的公款来购买更大的计算机了，这部分地是为了控制当前的形势，还部分地为了避免我们去解雇现在在那里工作的额外雇员。由于在萧条地区即特别开发地区 [10]创造就业是我们的战略中心，给这些人找些事干是重要的。哈克显然无法在那个地区作出什么有用的贡献，不过汉弗莱爵士感到大臣的友好访问会使情况暂时缓和一些，而且这会显得，正当我们都在绞尽脑汁，试图去设想怎么办时，的确也正在采取一些措施！　　总之，长话短说[11]，我站在大臣家中的前厅与哈克夫人闲谈，一面等候大臣打扮时，我看到了从库姆兰带来的玫瑰香水罐，并说它确是精致极了。　　哈克夫人热烈地表示同意，并说她的一位朋友那天偶尔来看她，也极其感兴趣。　　“真的吗？”　　“真的，”接着她透露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它叫詹妮·古德温——是从《卫报》来的。”　　“《卫报》？”我说，暗暗吃惊。　　“是的，她问我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一位记者？”我吓呆了，一面喃喃说道。　　“是的，唔……反正是《卫报》吧。她问这东西值多少钱，我说大约值五十镑。”　　“你说大约值五十镑？”我浑身无力，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热一阵冷，我几乎不能说话了。我只是努力设法使谈话继续下去。　　“是的，五十镑，”此刻她诧异地看着我，“真有趣，她以为这是真品呢。”　　“她认为这是真品。”我重复着说。　　“是的，伯纳德，你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只应声虫。”我向她道歉。　　接着哈克夫人告诉我说，那位叫詹妮·古德温的记者问她是否可以打电话到库姆兰大使馆去了解一下这东西究竟值多少钱。　　“去了解一下这东西值多少钱。”我绝望地咕哝道。　　她盯着我看着，“这只不过是件复制品，不是吗？伯纳德？”她问道。　　我只好说“就我所知”，以及“因此我相信”之类的话。随着大臣匆匆下楼来，我才暂时幸免了。但是我明白一切都完了，我的前途正处于危险状中，我的脖子已经放在斩首的垫头木上了，我的下一个职务很可能是设在霍斯赞里路上的职业服务中心。　　我唯一的希望是当真情曝光时大臣会出面为我辩护。毕竟我是一直尽我所能为他工作的。我想自己不大可能期望得到汉弗莱爵士多少同情和帮助。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把一切情况向他和盘托出。　　〔第二天早上，伯纳德·伍利特地要求紧急约见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汉弗莱就此事作了记录。我们是从保存在瓦尔塞姆斯托的本部卷宗中发现这份记录的——编者。〕BW请求紧急会见。他要和我谈话，我答应了，并等他开口，但他不说话。所以我就对他说，我答应过有事尽管说好了。　　他还是不说话。我注意到了他在出汗，可是天气很冷。看来他的精神处于相当痛苦的状，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　　我提了几个一般的问题。我以为也许伍利把大臣带到不该去的地方去赴宴，或者向他提供了错误的演讲稿——最糟的不过是——让他看了我们不打算让他看的一些文件。　　他默默地摇摇头。我料想情况甚至比这更糟。所以我让他坐下，他感激地坐下了。我等他说话。　　事情渐渐显露出来了。原来库姆兰赠送给大臣的那只精致的玫瑰香水罐是问题的根源。显然，大臣的夫人喜欢它，这并不奇怪，BW向她交待过几条规定，于是她显得十分扫兴。她们总是这样的。然后她问这东西的价值是否真的超过五十镑，还说如果不值五十镑那该多好呀！看来BW答应过“帮忙”。　　我明白他的动机，可是这毕竟是一只十七世纪的罐子呀——唉，也真是！　　BW接着解释道，有一个“极其体面的库姆兰生意人”，这家伙显然把它当作一件复制品而不是当作真品来估价。估出来的价钱是49.95镑。　　这是非常合适的金额。　　我问BW，他是否相信这个人，他动摇了。“我……呃……他说他是专家……唔……他的阿拉伯话说得好极了。所以我，呃……真诚地接受了他的估价。伊斯兰教毕竟是一种极好的信仰呀。”　　我觉得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我对他说，他冒了极大的风险。幸而没有人提出过什么疑问。　　我打算不提起这件事，只在他的报告上批上一句告诫的话就算了。但就在这时，他却对我说有一名《卫报》记者在哈克家中见过这只罐。哈克夫人说这是一件复制品，所以人家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　　新闻界对这种事如此疑，这是个大悲剧。但是我对BW说，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报告大臣。　　〔哈克的日记继续写下去——编者。〕　　5月23日　　星期五，汉弗莱交来了一份请示报告，（听起来好像在摔跤，不是吗？）换言之，他呈交给我一份文件，提出各种不声张这桩贿赂丑闻的办法。　　显然，我并不打算多花力气加以揭露，但是我同样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允许自己来掩盖丑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质询，我就打算宣布进行一次由王室法律顾问主持的完全独立的调查。　　我在这天早上与汉弗莱会晤时，就向他作了这样的解释。他开始说合同价值三亿四千万镑，“做我的后盾吧，汉弗莱。”我说道，并提醒他政治上的道德标准。这份合同也许值三亿四千镑，但是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更值钱。　　但是汉弗莱对我说伯纳德有事要对我讲。我等他开口。伯纳德显得很不安，他终于清了清嗓子结结巴巴地开始说话了。　　“呣……您知道库姆兰人赠送给您的那只罐吗？”我记得很清楚，“是的，我们收下了，放在家里，精致极了。”我等着。显然他正为什么事而担忧。　　“我对哈克夫人说过，把它留下没有什么问题，”他说道，“因为我已经对它估过价了，价钱不到五十镑，但是我不敢肯定……估价的那个人非常友好……我对他说哈克夫人非常喜欢这只罐……但是他也许，呃，故意装出帮忙的样子。”　　我仍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说不必担心，不会有人知道。事实上，我甚至鲁莽地祝贺他很有胆量。　　接着坏消息来了。“是的，但是您瞧，今天早上哈克夫人告诉我，有一位《卫报》记者去串门，开始提出多种问题。”　　这真令人害怕！我要看估价单。它写在菜单的背面。〔财政部对写在菜单背面的估价单一向是不满意的——编者。〕我问这只罐真正值多少钱。汉弗莱对行情了如指掌。如果这是件赝品，估价大体正确。但是如果这是件真品——五千镑。　　而我已经据为己有了。　　如果我没有一两天的时间来考虑，这事不会有问题。对情况编造一套站得住脚的解释并不困难，能使我和伯纳德都脱险。　　就在这当日，新闻处的比尔·普里查德突然闯进来。他带来甚至更糟的消息。《卫报》打电话给他。他们也打过电话给库姆兰大使馆，说我的妻子把库姆兰政府赠送给我的这件非常值钱的十七世纪古董说成是件赝品。由于这话暗示库姆兰政府赠送给我一件不值钱的礼品从而侮辱了英国，库姆兰政府对此极为恼怒。（尽管我不明白把一件得永远存放在地下保险库里的值钱礼品赠送给我有什么意义。）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打电话给比尔，对他说这件事正变成自从“公主之死事件”以来严重的外交事件。　　我原以为今天听够了坏消息。可是不。他还补充说，《卫报》的詹妮·古德温正在私人办公室里，要求立即见我呢。　　我认为安妮一直把詹妮·古德温看作她的朋友。这算什么朋友！我就是不信传播媒介！全是一批探听丑闻、好管闲事的卑劣家伙，老是到处打听，设法弄到真实情况！　　伯纳德以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但是我显然别无选择了。“我的责任是清清楚楚的，”我用我的邱吉尔式的声音说道，“我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吗？”伯纳德尖声说道，就像小猪面对大象一样。　　我的话清楚地表明我的确别无选择。我的妻子并没有要求他谎报礼品的估价。他承认她没有这么要求过。我向伯纳德解释说，我充分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是伪造文件却是不可原谅的。　　他申辩说他没有伪造，但他自然是在诡辩。　　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口。我随即开始发表了一篇非常自以为是的冗长讲话。我对他说，我不能让人家以为是我让他这么做的。然后我转向汉弗莱，对他说，我不能让人家认为我会容忍在我们的商业往来中出现贿赂和腐败。“应该适可而止，”我说下去，毫不手软地自掘坟墓，“如果这位记者向我提出关于这些事的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我就必须直截了当地回答。这里有个道德标准的问题。”　　由于汉弗莱看上去十分镇定自若，我本该意识到他的衣袖里一定藏着一张王牌。我没有去猜，于是他就把牌打出来了。　　“我赞成您的意见，大臣，我现在才明白每件事都有道德标准。要不要我对新闻界说出那间联络室的事，或者还是由您自己来说？”　　这是讹诈，真令人震惊，但说的是事实！他的话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把（甲）贿赂和腐化或者（乙）玫瑰香水罐的事——两者都不是我的过错——归咎于他或者伯纳德或者任何人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的话），他就会把我抖出来。　　我猜想自己大概只是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吧。总之，他迟疑了一会，叽哩咕噜地说些有关道德标准的话。真是个伪善的杂种。　　我试图说明联络室完全是两码事。实际上完全不同。喝酒与腐化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汉弗莱不答应。“大臣，我们欺骗了库姆兰人。我正受罪孽的折磨。我们在他们的国家里违反了他们神圣而庄严的伊斯兰法律，因此深感痛苦。我们迟早必须承认这一切都是您的主意。”　　“不是我的主意。”我绝望地说。　　“是的。”他们异口同声说道。　　我原是会否认的，但此刻是他们在否定我的话。有会凭一个区区政治家的话去否定一位常任秘书和一位私人秘书的话呢？汉弗莱爵士不断增加压力。“打五十鞭还是一百鞭？”他问伯纳德，后者看上去似乎高兴了一点。　　在那似乎无比漫长的停顿不语的片刻中，我仔细考虑何去何从。我越想就越找不出办法来。我终于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后，比尔说我必须会见那位记者，否则她准会写出什么吓人的报道来。我无力地点点头。汉弗莱和伯纳德踌躇起来。我明白我面前只有一条走得通的路。那便是进攻！进攻永远是防御的佳方式。与新闻界打交道时尤其是这样。　　和新闻界打交道毕竟是我的看家本领，我的拿手好戏。　　〔这是大臣们最擅长不过的事。当时大臣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他那个部的总公关人员——编者。〕她进入办公室时我匆匆打量了她，动人的嗓音，稍为带点不太整洁的样子。身穿长裤，完全是想象得到的《卫报》记者——典型的雪莉·威廉斯式的反应机械的自由主义者。　　她进来时，我的脑海中立即形成了粗略的对策。我显得很讨人喜欢，但却很冷淡。给她一个我相当忙碌，没有很多空闲时间的印象。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让他们认为你把他们看得很了不起，那就更加使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什么。　　所以我就像家庭医生那样，使用一种尖刻的语调说话。“出什么麻烦了？”我以最佳的临床态度说话。　　“有两件事，”她说道，“都是公众想知道的。”　　她竟敢代表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公众说话，只要我做得到，公众就永远也休想知道内情。　　她一开始就提到法国人指控英国电子集团进行贿赂以获取库姆兰人的合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