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秘书可能不行。”汉弗莱爵士轻蔑地说。　　“至少他们并没有等到轮到他们时再去干他们的事业吧。”我向他指出。　　“请看看他们的结局吧。”汉弗莱爵士显然认为他在这场小小的辩论中已经赢得了胜利。因此我决定让争论变得更有针对性。“请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吧，”我平静地说，“治理我们国家的不是才智横溢、精充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是一些精神萎糜、整天埋头例行公事、年约五十五岁的人，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　　汉弗莱冷冷地盯着我看。“您心目中是不是有这么个具体的人，大臣？”　　我笑了笑。“有……但又没有，汉弗莱。”我觉得本人已经赢了。　　汉弗莱爵士决定把辩论重新引回到具体问题上面来。他用他就事论事的方式告诉我说，萨拉·哈里森是一位优秀的文官，是未来的希望。但他重申她是我部年资浅的副秘书，因此他不能，也决不会提议让他晋升。　　他后一句话显然是个暗示——到头到，还得由他说了算，我应该少管闲事。　　我对他说，他是个女性歧视者。　　想不到他没有反唇相讥，奇怪的是，这句时髦的骂人话似乎深深刺痛了他。他被激怒了。　　“大臣，”他忿忿不平地抱怨道，“您怎么能说这种话？我是非常支持妇女从政的。女人，她们是了不起的人。萨拉·哈里森是位很可爱的女士。我是钦佩她的人之一。不过事实上，要促进妇女的事业，我们就必须运用策略，仔细而谨慎地从事。她是我们这里竞争高级职务的唯一女人。我们不要太急于把她推上去。　　您要知道，妇女对高级工作感到很难对付。”他确实是个女性歧视者。　　“你能听到你自己说的话吗？”我怀疑地问道。　　他竟毫不害臊，照样说下去。“假如女人能成为优秀的常任秘书，那早就会有更多的女常任秘书了，对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完全回避实质问题的答复真是闻所未闻。“不，汉弗莱！”我开腔了，但一时却又不知从何谈起。　　可是他仍继续往下讲，“我绝对不是反女权分子。我喜欢女人。我有几位好的朋友就是女性。我的妻子的确就是其中之一。”汉弗莱爵士如此声辩，我觉得大可不必。可是他仍是说个不停。　　“萨拉·哈里森经验不足，大臣，她的两个孩子还在求学年龄。他们可能会患腮腺炎的。”　　又是怪论。都可能因患病而暂停工作，不只是孩子生病。　　“说到这一点，你也有可能生疱疹，汉弗莱。”　　他没弄懂我的意思。“也许我真会生疱疹，大臣，要是照您这样说下去，”他恶毒地咕哝着，“可是如果孩子老是耽误她的工作，那可怎么办呢？”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这是否可能。我又问他如果她的孩子老是患腮腺炎，她是否能升到秘书的地位。我还向他指出，她是适宜担任这工作的人。　　他对此不持异议。但他气忿忿地向我提出警告，“大臣，要是您经常仅仅因为她们宜于担任某项工作，就去提升妇女，您会引起所有文官怨声载道。”　　“可是女文官们是不会有怨言的。”我指出。　　“哎呀，”汉弗莱爵士得意地说，“可是女文官人数这么少，起不了多大作用。”　　争来争去还是绕回原地。也许在文官圈子里这就意味着进展吧。　　〔那个星期稍晚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在文学俱乐部共进午餐。汉弗莱爵士同往常一样，在一张备忘便条纸上做了些记录——编者。〕说到妇女，阿诺德的看法跟我相同。和我一样——和大臣不一样——他清楚地看到她们跟我们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1．协同工作能力差：她们为协作者带来压力，因为她们的反应和我们不同。　　2．感情过分外露：不像我们那么理智。　　3．不能加以斥责：她们不是大发脾气，就是掉眼泪。　　4．能加以斥责：有些人可以斥责。但强硬得怕人，而且男人气十足，毫无吸引力。　　5．偏见：她们满脑子偏见。　　6．愚蠢地概括问题：她们经常这么干。　　7．老框框：她们用老框框来思考。　　我向阿诺德请教，他建议我就此事多多告诫大臣，使他感到厌烦，后对整个想法失去兴趣。　　这个办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哈克是不会轻易感到厌烦的。他甚至对自己也感兴趣。实际上他们都是这样。当然他们全都听着自己正在说的话。回头一想，则又觉得他们并非都是这样。　　反正哈克是不大可能厌烦的。他甚至把我们放到他红盒子里的大部分材料都读得津津有味！　　阿诺德还提出第二种常规手段：告诉大臣，工会是不会接受这种办法的。[9]我们觉得这办法值得一试。　　我们还从女性角度进行了商讨。他的夫人[10]赞成提拔那个哈里森夫人，而且很可能——根据我们对哈克夫人的了解——是这件事的幕后人物。不过她可能不知道哈里森长得十分漂亮，我肯定哈夫人和哈夫人从未见过面。这很可能会有效果。　　我指出，内阁会同意哈克的建议。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无疑能使内阁改变想法。他们就像许多女人一样相当容易改变想法。感谢上帝，他们可不会掉眼泪。〔阿普尔比档案37/6PJ/457〕〔把汉弗莱爵士充满自信的午餐会记录同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就汉弗莱爵士的报告所写的按语作一比较是颇为有趣的，按语是在瓦尔塞姆斯托文官卷宗里发现的——编者。〕告诉过阿普尔比，大臣从外界吸收妇女的打算没有打动我，虽则这种设想可能是新奇的。　　〔“没有打动”，可能是文官降低调门说法的一个例子。读者可以想象这句话背后的强烈感情。使用文官把人一棍打死的字眼“新奇”，进一步显示出阿诺德爵士的敌视态度——编者。〕提议叫大臣感到厌烦，以使他放弃这种想法。阿普尔比声称这行不通。可能他说得对。因此我又提了其他各种建议，例如利用工会，不妨对大臣说工会不接受。阿普尔比完全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他告诉我工会会欢迎这个办法。他也许是对的，但这完全离题了！　　我还提出为大臣的夫人指明正确方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确保内阁驳回这一办法。阿普尔比同意把这一切设想都试一试。但这些办法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使我感到不安。　　必须对汉·阿留神，是否要同首相商谈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阿·鲁　　〔当然，汉弗莱爵士从未看到过这些按语，因为除非情况特殊，文官是从不让看自己所写的报告的。　　同样，哈克当然也根本不知道阿诺德爵士和汉弗莱爵士在文学俱乐部共进午餐时的谈话。　　当时我们的民主制度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运转的。“谨慎”便是文官用来表明“保密”的代用语。他们争辩说，谨慎其实构成了勇敢的主要部分——编者。〕11月1日　　汉弗莱爵士今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定后，说出了一句我从未听他说过的使我大为惊异的话。　　“大臣，”他说，“我已经得出结论，您是正确的。”　　就职以来我自己除了正确以外就无关重要了，[11]而在快要过一年之后，他似乎才终于把我当作一回事。　　但我很快就产生了怀疑。我请他把话说清楚。实际上我一点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当然，请汉弗莱把话说清楚些往往会是一个大错误。　　“我彻底领会了您的想法，已经就此负起责任了。现在我积极反对不利于妇女的区别对待而积极赞成有利于她们的积极区别对待——我当然是指有差别的区别对待。”我想他大致上就是这么说的。反正我听懂了大意。　　没想到他又接着说，“据我了解，高当局正在形成一种看法，认为应当允许这么做。”我想他一定是指首相。好消息。　　他还出乎意料地问我，妇女机会均等的事为什么不应当既适用于文官，也适用于政治。我一下子给搞糊涂了。他解释道，在全体六百五十名国会议员当中只有二十三名是妇女，我表示同意说，这太令人遗憾了。可是，唉，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他说，这些数字说明各个政党都歧视妇女，他议论道，挑选候选人的方法显然在根本上带有歧视性质。　　我不知不觉地为政党辩护起来。这是一种反射作用。“既是也不是，”我表示同意道，“你要知道，妇女当国会议员是挺困难的——工作时间长，有时深夜还要辩论，不在家的时间又多。大部分女性都无法同时应付这事以及家务还有同丈夫的关系。”　　“还有流行性腮腺炎。”他帮我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他是在戏弄我。同时暗示，我也是个女性歧视者。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我明明白白地对他这么说了。　　我把我们的谈话引向具体的目标。我问他为了开始落实我们的计划，我们该做些什么。　　汉弗莱说，第一个问题是，工会可能会不同意这个定额。　　他这话叫我吃了一惊，我立刻建议请工会人士来谈谈。　　这建议使他很着急。“不，不，不”他说，“不，这会惹出麻烦来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会惹出麻烦来。汉弗莱不是对工会有疑心病，就是想吓唬我一下。我疑是后者。〔哈克长进多了——编者。〕我疑这是个诡计的理由是：他没有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该同工会领袖们谈谈而却突然换了个调门。　　“如果我可以建议我们对这事抱现实度的话……”他开始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说抱现实度，是不是说我们该放弃整个打算？”　　“不！”他激动地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也许我们应当暂缓行动，重新部署，在此期间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探讨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策略，有一段可供深思熟虑的时间……”　　我又打断了他。“对了，你的意思就是要放弃整个打算。”这次我不是在问话，而是在下结论。我以自认为典型的坚定度来处理此事。我告诉他我已经着手行动并且已经作出决定。“从现在开始，四年之内，在公开性机构中，妇女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作为第一步，我将提拔萨拉·哈里森担任秘书。”我想我当时的度是十分坚定的。　　他慌了手脚。“不，大臣！”他突然喊道，“我确信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这个人的反应真是惊人，他刚才见面第一句话还说我是绝对正确的呢。　　我强调我对这事的度是坚定不移的，因为这是原则问题。我补充说道，我要和我的内阁同僚们通通气，他们肯定会支持我的，因为在妇女权利问题上能争取到不少选票。　　“我原以为您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是选票问题呢，大臣。”　　他这回是聪明过了头。我高傲地解释道，我刚才说的是我的同僚们。对我自己来说，这的确是个原则问题。　　这次会议十分令人满意。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无法挫败我的。　　11月2日　　今晚我和安妮一起外出却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下午五点半她来办公室接我，因为我们要去参加党在中央大厦举行的酒会。　　我不得不让他稍等一会，因为当天后一次会议结束得晚，而且我还要签署许多信件。　　我要顺便提一提，签署信件是件很特别的事务，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伯纳德把信摊在我的会议桌上——每一边可坐十二人——从这一头排到另一头，排成三四行。然后我沿着桌边走去，边走边在每一信件上签字。我这样走动比移动信件快。我向前走时伯纳德就在我的背后把签过字的信捡起来，同时把第二行的信移到已经签名而且拿走的信件在第一行所占的位置，接着我又沿着桌子走回来，边走边签署下一行信件。　　实际上我并不细读这些信件，这说明我对伯纳德的信任。有时我想，假如实在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大有可能在任何信件上都胡乱签上名字的。　　今天伯纳德告诉我一则有趣的消息，“您还记得您在上面写上 ‘圆形物’的那封信吗？”他问我。　　“记得。”　　“唔，”他微微一笑说，“这信从汉弗莱爵士的办公室转回来了。　　他在信上写了批语。”　　他把信拿给我看。在页边空折上，汉弗莱写道：“朗德是谁？他反对什么？”[12]　　总之我离题了。话说回来，我在签字时，汉弗莱在他办公室里给安妮倒了一杯雪利酒。我想他真是不错，他原是可以坐5点59分的火车到海塞尔米尔去的，却这么费心地接待。说真的，我觉得他喜欢安妮，总之，他也许认为跟大臣的夫人聊上几句是策略的。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今晚安妮和我之间有异常的情况。她显得相当冷淡而且疏远。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她不愿说究竟是什么事情。也许我让她等得太久了，心里正气恼着，因为我知道她一向觉得汉弗莱这人极其讨厌，可话得说回来，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你就得承受这种惩罚。　　〔汉弗莱爵士日记当中有一段话揭示了哈克夫人心绪不宁的真实原因——编者。〕今晚同哈克夫人喝了点雪利酒。大臣签署信件的事被耽搁了，这并非完全是偶然的。我自然设法务使他先前的会议超出规定时间。我把谈话引到改革文官制度上来。不出所料，她果然对整个设想十分关心。　　她立刻向我打听提拔那个哈里森的事。“提拔吉姆常谈起的那个女人的事怎样了？”　　我非常热情地向她介绍了情况。我说大臣的确能赏识人才，而萨拉确实才气横溢，而且又十分讨人喜欢，是个极富魅力的女性。　　我这样谈了好几分钟。我说新一代的女文官同昔日悍妇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令我十分钦佩。我又说大部分新一代人物自然不像萨拉那么美丽，但都是富于女人气息的。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哈克夫人对提拔萨拉·哈里森的度也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不起劲了。她说哈克从未谈起过萨拉的相貌。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笑。我说也许他没注意到。虽然这叫人很难相信。我大大夸张了一番——把萨拉说得花容月貌，好比是来当女文官的伊莉沙白·泰勒。我说没有一个男人会不注意到她是多么漂亮，尤其是大臣，因为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如果她获得晋升，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些。　　我的感觉是，关于此事，大臣不可能再从家里得到进一步的鼓励了。〔阿普尔比文件36/RJC/471〕〔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显然确信他们能说动足够多的哈克的内阁同僚在他的建议提出来表决时投反对票。　　他们的信心源于每周三上午的常任秘书非正式例会，这种会议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常举行，成为一种惯例。会议是在内阁秘书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没有议事日程，也不作记录——这在文官的各种会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常任秘书们总是“顺便来串串门”，提出大家都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这样他们便能充分了解他们的大臣们在星期四上午，也就是第二天上午可能面临的任何事情。常任秘书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问题的看法鼓励他们的大臣，或者给他们的大臣泼冷水。　　幸运的是，汉弗莱爵士的日记透露了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三举行的常任秘书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编者。〕我通知我的同僚们，我的大臣一心一意要使女性文官在公开机构内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定额，终要把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换句话说，就是要搞男女比例相等。　　开始的时候，同僚们认为这是个有意思的建议。　　〔“有意思”和“新奇”或者更糟的“有想象力”一样，也是文官的骂人话——编者。〕阿诺德为适当的反应定了调。他的看法是，公正平等地对待男女两性是正确的，也是恰当的。他说我们大家在原则上应当都同意定出这样的目标，并且予以实现。　　大家都立刻同意，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则上赞成这个极好的想法，并认为定出这种目标，并予以实现是正确而且恰当的。　　接着阿诺德依次征求了我的几位同僚的意见，以便看看他们是否能在自己的部门里落实这个绝好的建议。　　比尔[13]说，他理所当然地完全同意。他认为行政部门必须确立某种有利于妇女的积极的区别对待的制度。但他遗憾地感到自己必须指出，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这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他说，显然我们不能任命一位妇女担任驻伊朗大使，或者譬如说，驻任何穆斯林国家的大使。一般说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妇女权利方面不如我们先进——由于我们每隔三年要派遣外交官担任新职，并在国内接待许多伊斯兰显要，这个建议在外交部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如此，他仍希望表明自己热烈赞同这一原则。　　伊恩[14]说，他热烈赞同这一原则。他相信我们大家都能从妇女的影响中得益。而且，妇女在处理某些问题时要比男子强。他对此毫不疑，不过遗憾的是，内务部的情况将不得不作为一个例外：妇女不宜于管理监狱或警察。总之，她们极其不愿做这种工作。　　我们都认为这是很可能的。　　彼得[15]说，唉！国防部的情况也是这样。女人可不是管理所有这些陆海军将领的料，实际上也不可能任命一个女人当国家安全事务的首脑。　　我说，男的统统都得变成女的了。这话逗得满座的人都乐了一阵子。　　阿诺德代表我们大家表示同意说，国防部显然必须是一个男人的天地。就像工业部一样，还有劳动就业部，你得同那些工会大亨们打交道。　　约翰[16]采取了甚至更加积极的方针。他乐意地告诉我们，在卫生部较高级别的人员中已有相当人数的妇女了，目前白厅全部四名女性秘书中就有两名在卫生部。这两位妇女显然都轮不到当常任秘书，因为她们是副总医务官（总之，她们还由于其他原因，可能不宜担任常任秘书）。再说，在打字员这些级别里，妇女已占百分之八十，因此他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的部对待女性还不算太差。他补充说，他在原则上赞成让妇女升到高级别。　　阿诺德总结了大家表达的意见：会议无疑认为我们大家在原则上全都支持女士们的平等权利。问题只在于，各部都有一些各自的特殊问题。　　我再次提出了定额问题，并声明我反对这方法。　　全体与会者立即一致支持我。大家感到，搞定额不切实际，不是个好主意——实际上典型的政治家的主意。　　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必须始终有权提升优秀的人选，而不论其性别如何。　　我还明确表示自己是作为一个热诚的女权主义者在说话。我指出，问题在于招聘合适的妇女，有子女的已婚妇女容易离职，因为，坦率地说，她们不可能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没有孩子的未婚妇女则是一些对生活没有深刻认识、不够全面发展的人。　　大家一致认为家庭生活至关重要，而老处女则很难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我归纳了自己的议论说，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找到一个有着幸福家庭和三个孩子的、全面发展的已婚妇女愿意把她的几乎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政府部门，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17]，或者还不如说，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A项所规定的。这话又引得我的同僚乐了起来。　　阿诺德让讨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说明他重视这个问题。他在讨论结束时要求全体与会者务必使各自的大臣们在内阁中反对搞定额的想法，其办法是把各大臣的注意力转移到各自部门的特殊情况上去。但是他也要求与会者务必在各级机关表示赞许机会均等的原则。　　我通过会议主席提出了后一个意见。我的大臣认为提升妇女是使高层次文官的构成更多样化的重要手段。我请各位同仁在向他们的大臣通报情况时强调指出：坦率地说，也找不到比我们这些人更多样化的群体了。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构成了一个能真正代表全国各式各样人物的横断面。〔阿普尔比文件——41/AAG/583〕〔下面仍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11月4日　　今天出席内阁会议。会议的结果十分奇特。我建议使担任高级文官的妇女占有一定比例。　　所有阁僚都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们接着又说这在他们的部里却是行不通的。因此说到底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支持我。　　奇怪的是，我不再得到安妮的支持了。不论在具体的定额问题上，还是在提拔萨拉这件事情上都不支持我。我原先指望她至少是百分之百地做我的后盾的。可是我一提起这事她就避而不谈。实际上她现在看来是在拼命反对此事了。真是怪事。　　不过由于定额政策已经失败，看来我在这方面能立即办到的事情只剩下提升萨拉了。我已经安排明天由汉弗莱和我同她谈话。我决定办成此事。　　11月5日　　我的机会均等政策完全毁了，坦白地说，我为整个事情尤其是为妇女感到难过。或者至少可以说为某个妇女特别感到难过。　　今天见到萨拉之前，我告诉汉弗莱，我们今天至少能向前跨出小小而积极的一步。算是点起一个火星吧。〔今天是盖依·福克斯日——编者。〕“甚至可以举起一个火把呢。”他答道，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　　不管怎样，萨拉进来了。我把情况向她作了解释，说部里有一个秘书空缺，虽然在副秘书当中她资历浅，但由于她是同级官员中的杰出人才，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告诉她，汉弗莱和我打算推荐她晋升为秘书。　　她的反应有点令人吃惊。　　“喔，”她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还笑了笑。　　我想象不出她在笑什么。　　“你没必要说什么。”我说。　　“只要简单地道谢一下就可以了。”汉弗莱说。　　她脸上仍带着微笑。接着她说出了出人意料的情况。“不，我是说——哎呀，天啊！这事挺别扭的——我是说，嗯，我本来打算下星期告诉你们的——事实上，我准备辞掉文官职务。”　　我大吃一惊。从汉弗莱的表情来看，他也大吃了一惊。　　我说了如“什么？”之类的十分机智而贴切的话，而汉弗莱则气吁吁地问道：“辞职？”　　“是的，”她说，“所以对你们的好意只好谢绝了。”汉弗莱问，是不是她的孩子出了什么事。　　伯纳德提出，可能是流行性腮腺炎。　　我叫伯纳德闭上他的嘴。萨拉说她要加入一家商业银行，去当经理。　　她的收入将要超过我。甚至可能超过汉弗莱！　　我试图向她说明这消息对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你瞧，萨拉，我——应该说是汉弗莱和我两人——把你得到提升的情况告知你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打一场没希望的打赢的仗，目的是使妇女有更多机会提升到高级文官职位上去。唉，你却将成为我的特洛伊木马了。”[18]　　她解释了她的理由。“说实在的，大臣，我想干的工作不是无休止地传递与正事无关的信息，而这些事情对于不感兴趣的人说来是无足轻重的。我要做有成就感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活动而已。我对把文件传来传去的工作感到厌倦了。我喜欢指着什么并且说‘是我完成了这件事’。”她的话带有极大的讥讽意义。我完全理解她的感受。　　汉弗莱爵士却不理解。他表情茫然。“我不明白。”他说。　　她笑了笑，“我明白。所以要离开。”　　我向她说明自己非常理解她。但我问她，她是否认为治理英国是不重要的。　　“不，”她说，“非常重要。问题在于我还没看见过有在治理英国。”　　她补充说，那种无意义的阴谋她已经看够了。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您利用我作为特洛伊木马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也许已经跟您说过，工会不会答应您提拔我。”　　我大吃一惊。有谁透露了消息吗？我问她，她是怎么知道的。听我这么说，她高兴起来，张大了嘴笑着。“喔，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的办事方式。”　　我们俩都盯着汉弗莱瞧，他的脸皮还不算太厚，看上去有点窘。　　我作了后一次努力来说服她改变主意。“你听我说，萨拉，”我严厉地说，“看来你并不感谢我为你大战一场了。”　　她的眼睛突然闪出了怒火。我第一次领教到几乎把她推上事业顶峰的顽强气质，还有她的气派和尊严。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不妥当的话。　　“哎，是吗？”她问道，“唔，我可没请您为我打仗。我并不乐于成为百分之二十五定额中的一部分。女人不比男人差，我也不喜欢得到垂青。恐怕您跟别人一样，也是个家长式、大男人主义式的人。我就要到别处去了，在那里我会被作为平辈，并依靠自己的优点，作为一个人，被人家所接纳。”　　我说不出话来。我显然得罪了她。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赢不了的。　　“我可以走了吗？”　　当然没理由再留她坐在这里了。我为冒犯了她向她道了歉，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她的。　　“别道歉，”她和气地说，“谢谢您——我知道您二位都是好意。”说着她就走了，留下了两个十分困惑的、泄了气的男子汉。　　“女人啊！”我说。　　“是的，大臣。”汉弗莱咕哝道，伤心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我早就跟您说过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全部了结。最近公开的文件透露，哈克继续为他的百分之二十五定额拼了一阵——总之，有好几个星期。正如哈罗德·威尔逊爵士所言，一星期在政界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汉弗莱爵士的机智又出来应付局面了。他警告哈克，种族关系委员会已经通过小道获悉了他提出的为妇女规定固定比例的建议。他告诉哈克，要是行政部门中有任何此类积极行动，那么在文官中就必须有一个黑人的定额。汉弗莱爵士解释道，此事关系到一个原则问题。　　哈克对这个新原则不怎么热心。他肯定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他清楚地知道，为妇女规定定额能争取选票，而为黑人规定定额却十之八九会失去选票。　　几天后，哈克提出了他所谓的“涉及所有少数派问题——妇女、黑人、工会工作者等等”。　　汉弗莱爵士向哈克解释说，妇女和工会工作者不是少数派，虽然他们同样具有作为任何少数派特征的多疑症。　　因此哈克最后提出了阿普尔比过去一直在提的建议，这便是，他们应着手为妇女和黑人创造均等的机会。在招聘阶段就开始这么做。　　他们草拟了一份授权事项书，以便让一个部际委员会就如何挑选恰当人选担任文官提出报告，报告将在四年后提出。到那时哈克肯定不再是大臣了——编者。〕〔11月初，吉姆·哈克显然买了一台微型电脑。他原是记者出身，对打字十分在行。在此后的3个月里，他所有的日记都通过文字处理软件输入了他的电脑。不幸的是，次年3月初，他意外地把软磁盘上的内容全部抹掉了。他从此放弃了文字处理方法，于3月10日重新向磁带录音机进行口述——编者。〕* * *　　[1]中央大厦，哈克所属党的总部。　　[2]混合隐喻，在英语中是不能被接受的比喻。指同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协调的隐喻。哈克说凯茜脸上“写满失望的神色”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在英语中完全可以说：“他脸上赫然‘写’着（显示）‘内疚’这两个字。”——译者。　　[3]上文提到有一百五十多名秘书，英文原文为one hundred and fifty odd Deputy Secre taries中的odd是“零头”之意，但也可以作“古怪”解——译者。　　[4]这是文官爱用的不详的谦语。　　[5]伯纳德·伍利一贯咬文嚼字，这一次却不够确切。补鞋匠是修鞋的，因此研究过哈克这部分日记的当代学者普遍认为，CGSM应是“一批老年鞋修理匠”的首字母缩写。另一种可能是伍利只不过故意诙谐而已，但学术界并不赞同这种可能性。　　[6]格鲁乔·马克思（1895—1977），美国喜剧演员马克思三兄弟中的老三——译者。　　[7]萨摩蜜橘：原产日本萨摩。橘子的英文叫法是Mandarin，该词也可作高级文官解。哈克在上文用的就是此词。伯纳德不解其意，故有此问——译者。　　[8]英文“明显”这个词也可作“表面上的”解——译者。　　[9]指向行政部门输送妇女担任高级职务一事。　　[10]指哈克的夫人。　　[11]正确一词指汉弗莱经常说的“是，大臣”——译者。　　[12]哈克的原文是Round objects（圆形物）。但是汉弗莱把 Round理解为人名，并把 Objects 理解为“反对”——译者。　　[13]即威廉·卡特爵士，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　　[14]即伊恩·辛普森爵士，内务部常任秘书。　　[15]即彼得·温赖特爵士，国防部常任秘书。　　[16]即约翰·麦坎德里克爵士，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常任秘书。　　[17]指事实上无法实现的规定——译者。　　[18]特洛伊木马，古希腊人围攻特洛伊，久攻不下，设计一空心大木马，将几个精兵埋伏于内，置于城外，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撤，便将木马拖入城内，夜间伏兵跳出，打开城门，希腊兵一拥而入攻克特洛伊——译者。　　16．挑战　　3月10日　　今天有一条奇妙的消息。昨天晚上我在家里接到电话，要我今天早上直接到十号去。　　我到了那里才听说要有一次政府行政部门的重新大改组，但不是内阁改组。我仍然在行政事务部任行政事务大臣，但给了我一项新权限：治理地方。这是件相当难办的事。　　〔那天晚些时候，哈克接受《四海一家》（这是一档风行于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的时事广播节目）的鲁多维克·肯尼迪的采访。下面是这次广播谈话的文字稿——编者。〕鲁多维克：本星期四下午的主要新闻是政府改组，授予行政事务大臣、下院议员吉姆·哈克阁下以日益扩大的权限。据说，您现在既是白厅先生又是市政厅先生，对吗？　　哈克：唔，鲁多，你这么说真是太恭维我了……　　鲁多维克：哈克先生，不是我这样称呼您，而是《每日镜报》这样称呼您的。我无非是想证实一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官僚。　　哈克：我明白了，唔，那当然是无稽之谈。英国政府相信应克服官僚主义。　　鲁多维克：我这里掌握的数字说明贵部人员今年增加了10%。　　哈克：绝对没有这么多。　　鲁多维克：好吧，那么您掌握的数字是多少呢？　　哈克：我想近的数字更接近9.97%。　　鲁多维克：您要知道，哈克先生，有人提出，您的部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添人员。　　哈克：不错，那不过是为了减少人员才增聘人员的。　　鲁多维克：请再说一遍。　　哈克：这是普通常识。你必须增聘医生才能治愈更多病人。你必须增加消防人员才能扑灭更多的火灾。你必须……　　鲁多维克：（插话）那您提出什么办法来消灭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呢？　　哈克：唔，这就是一种挑战了。我正在等待它的到来。　　鲁多维克：您是否同意那些比白厅存在着更大的官僚主义浪费？　　哈克：唔，是的，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挑战的原因。　　鲁多维克：那么您将怎样去面对挑战呢？　　哈克：嗳，唔，宣布计划细节还为时尚早。我毕竟才从十号直接到这里来的。　　鲁多维克：您的意思是9.97号？　　哈克：总的原则是在保留完整的公共设施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杜绝浪费。　　鲁多维克：这正是您的前任被任命时说的话。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失败了？　　哈克：请让我把话说完。因为我们必须绝对弄清这一点，而且我要对你十分坦率，事情明摆着，到头来，当选政府有权——不，有义务在下院保证政府政策——就是我们据此而被选出来以及因此被授权的政策，也就是人民投票赞成的政策——便是这样的政策——终，当国家这块大蛋糕被分享时——请允许我提醒你，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没有无限的财富，你知道，我们的支出不能超出我们的收入——便是这样的政策……呃，请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好吗？　　鲁多维克：我是问您是否也认为您的前任失败了？　　哈克：不，相反，恰恰相反。这项任务实在庞大，呃……　　鲁多维克：挑战？　　哈克：一点不错。　　〔次日，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收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一张便条——编者。〕亲爱的汉弗莱：　　听到你的那位仁兄昨天在电台上的谈话。听起来好像他要对你新治理的地方权限出什么花样。他一直称之为一种挑战。　　我要你清楚地认识：如果我想到过你会让哈克在这件事上插上一手，我就不会把治理地方的事交给你去办了。　　阿　　3月11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答复：　　亲爱的阿诺德：　　我确信他办不到，没有人办到过。　　汉·阿　　3月11日　　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复信：　　亲爱的汉弗莱：　　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过去曾发现，所有的地方政府改革反过来都影响我们自己。一旦有人想出办法在地方政府中省钱或裁员，你就会发现这办法同样也适用于白厅。　　如果他需要干些什么使自己不闲着，就上他去搞民防系统吧。　　阿　　3月12日　　〔同一天，3月12日，汉弗莱爵士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这些往来的便条——编者。〕收到两张阿·鲁写来的便条，他显然是担心哈克可能超出界限。我清楚地表示我明白自己的职责。　　然而，阿提出了一个极好的建议：让哈克过问民防系统，从而转移其注意力。他指的是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概念。众所周知，民防系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好是把它留给那些必然无力应付这问题的人——地方政府——去办。　　由于政府的高职责是保护其公民，已经作出决定把此事交给市镇政务委员会去办。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想法。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3月15日　　今天我遇到一位非常有趣的新顾问，理查德·卡特赖特博士。　　我们召开过一次由各部门官员参加的会议。他是与会者之一。我注意到我们彼此没有被正式介绍相识过。我认为这是由于某种疏忽造成的。　　但是，会议一结束，这位像大龄学童似的走路踉踉跄跄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用轻柔的兰开夏口音问我是否可以和我简短地说几句话。　　我当然同意，而且也有兴趣。他看上去与我的大多数官员略有不同——一件鼓出的粗呢运动茄克衫，双肘衬皮。淡棕色的头发往前朝厚厚的眼镜梳过去。他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十岁儿童。如果让我猜猜他的职业，我准会猜想他是个学龄前儿童的理科教师。　　“我谈的是我们被调到这个部之前就构想出来的一个建议。”他用令人感到安慰的尖嗓子说道。　　“那么你便是……”我问道，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他问我。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的，”我问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似乎给弄糊涂了，“什么？”　　现在我也给弄糊涂了，“什么？”　　“我是卡特赖特博士。”　　伯纳德选中这个时刻插话，“我是否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圣公会的。”卡特赖特博士迷惑不解了。　　“不，”伯纳德耐心地说，“我想大臣的意思是，你在这个部里担任什么职务。”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卡特赖特博士的话声显出有点吃惊。　　“是的，我是知道的。”伯纳德说，“现在是大臣想知道。”　　“噢，”卡特赖特博士说道，我们这才弄明白了。没有人会相信这是权势走廊里的忙人彼此间的交谈方式。　　“我是个职业经济学家，”他解释道，“地方行政统计部门的主任。”　　“这么说来，你便是我们接管以前的地方政府理事会的负责人了？”　　他对我的问题一笑了之。“天呀，不。”他悲伤地摇摇头，但显然并无恨意，“我只是个副秘书级。戈登·里特爵士才是常任秘书。　　恐怕我是不会再晋升了。”我问他为什么不会。　　他笑笑，“唉，我只是个专家！”　　〔值得注意的是，白厅如此重视通才，以致专家只能心平气和、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二等公民的角色——编者。〕“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所有方面。”他谦虚地说，然后递给我一个卷宗。我此刻正坐在这里看卷宗，简直是一包炸药。这是一项控制地方政府开支的计划。他提议，每个负责一项新项目的政务官员都必须列出衡量成败的标准之后才可获准动手干。　　起初我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但我和安妮讨论后，她对我说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我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些东西，因为我早年学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而“科学方法”显然意味着，要进行实验，首先得建立一套衡量成败的方法。这建议书这样说：“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或者“超过估定费用”或者“雇用多于此的人员”或者“效果达不到那些预定的指标”，那计划就算是失败的。　　好极了，我们得马上照此干起来。唯一的困难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3月16日　　今天上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卡特赖特博士，并询问他。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不理解。我好几次提出过这个设想，而且人们总是对它表示热烈欢迎。但是一当我们要讨论这事时，戈登爵士似乎总是另有更紧急的事要办。”　　我对他说，这次找对地方了。然后把电话挂上。　　接着，伯纳德突然进来了。他看来相当焦急。他显然在他的分机上一直监听着，而且记下了笔记。　　〔这是习以为常的事，也是私人秘书公务的一部分——编者。〕“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不是吗，伯纳德？”我问道。　　他突然默不作声。　　“你看过报告了没有？卡特赖特的报告？”　　“看了，大臣。”　　“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噢，这个，呃，就是说，呃，想法很不错，大臣。”他的话意很清楚。　　“汉弗莱会着迷的，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故意作弄他说。　　伯纳德清了清嗓子，“唔，我已和他约好明天为这事碰一次头。　　我肯定他会对您说出他的看法的。”　　“你在说什么，伯纳德？说出来吧。”　　“好的，唔，我是说，”他唠叨了一会儿，“嗯……我觉得他会认为这报告，嗯，字打得……很漂亮。”接着，他令人惊讶地咧嘴笑出来。　　3月17日　　今天我和汉弗莱碰了一次头。预定讨论有关我们在治理地方方面的新职责问题，但是我务必使讨论涉及卡特赖特的计划。　　一开始我们就像通常那样相互接不上头。　　“地方当局，”我开始说道，“我对他们该咋办？”　　“唔，可以在三个主要方面采取行动：预算、设施和人员配备。”我为他确切地指出问题所在而向他祝贺。“说得好，汉弗莱。　　那就是问题的症结。”　　他搞不明白了，“问题？”　　“是的，”我说，“尽管有了那些讨厌的政务委员会，预算、设施、人员配备全都不断增加，漫无止境。”　　“不，大臣。”他又以他那种傲慢的口气说话，“恐怕您弄错了。我指的是部里的预算、设施和人员。显然，由于我们有这么多额外的任务，这些现在都得增加了。”　　我回答的语气甚至更为傲慢。“不，汉弗莱，恐怕是你弄错了我的意思，”我对他说，“地方治理工作现在是一团糟。我是在问我们要怎样去加以改进，使它更有效率，更节约。”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犹豫片刻后，想用恭维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大臣，这项新的权限给您带来更多的权势，而且提高了您在内阁中的地位——但是您不必为它多做工作或者多担心。否则就是傻瓜了。”　　如今我觉得自己能轻易地抵挡住他的奉承。我固执地反复重申我们必须制止眼下所有这一切巨大的铺张浪费。　　“为什么？”他问道。　　我有点动摇了，“为什么？”　　“是的，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我们是政府，我们是被选出来治理国家的。”　　“大臣，你当然不至于打算干扰自由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代表的民主权利吧？”　　汉弗莱对民主的新产生的兴趣使我稍感吃惊。我一时想不出如何对听起来完全合理的论点作出答复，接着才明白过来。在地方政府与威斯敏斯特之间没有竞争可言——地方当局的权力是由威斯敏斯特授予的。他们必须照办。议会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生活于议会民主之中，而且这事有它的另外一面。　　“这些地方政务委员会一点儿也不民主，”我说道，“地方上的民主是一出闹剧。没有人知道是政务委员会委员。大多数人在地方选举中不投票。那些投票的人只不过把它当作对在威斯敏斯特的政府的一种民意测验罢了。实际上，政务委员会委员不对任何人负责。”　　他显得一本正经地说：“他们都是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公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业余时间。”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诘问道。“当然见过，而且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见到这些人的。”他回答道，这样的老实话难得出自他的嘴。　　“我可见到过好多这样的人。其中一半是追求个人名利、妄自尊大、爱管闲事之辈。另一半是为了能捞到好处才参加的。”　　“也许他们应该进入下院。”汉弗莱说道。　　我觉得我准是瞪了他一眼，因为他匆匆地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让他们看看正常的立法机构是怎样工作的。”　　我断定我们兜圈子已经兜得够了。于是对汉弗莱说我打算要抓一下地方政务委员会。并且宣称我有一套计划。　　他傲慢地一笑，“您有一套计划？”　　我对他说我坚持要任何一名市政务会委员在提出一项费用超过一万镑的项目时，都必须连带提出完成任务的衡量指标。　　“提出什么？”　　“提出书面声明，”我说道，“说他的项目如果没有收到某些预期的效果或超过规定的时间、人员或预算限度的话，那就算失败。”我着一线希望，但愿他会认为这是我的想法，但是这种运气并不存在。　　“大臣，”他问道，“这一套危险的，乱八七糟的东西是出的点子？”　　我明白需要对卡特赖特博士加以保护。“是部里的一个人。”我闪烁其词地回答。　　他勃然大怒。“大臣，我以前警告过您关于同部里人谈话的危险性。我恳求您不要走进地方政府这个布雷区，那是政治坟场。”伯纳德出来说话了，就像自然界不容许真空那样，伯纳德不喜欢混杂隐喻。“实际上，汉弗莱爵士，”他以说知心话的口气解释道，“布雷区不会有坟场，因为所有的尸体都会……”他作了一个含糊的姿势来比喻爆炸。汉弗莱瞪了他一眼使他住口。汉弗莱本来一直宣称治理地方的任务是他给我弄来的，为什么现在却说这是布雷区和坟场呢，这使我更加感到关注，难道这便是友好的举动吗？　　“那么，我该怎么办？”我问道。　　“嗯……是的，唔……老实说，大臣。我原本就认为您不会去做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您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　　我不理会这些侮辱的话语和抱怨，我对他说，我马上就要他提出具体建议并制订近期规划，以便使地方当局执行完成任务的衡量指标。我不明白他对这事为什么那么激动——接着便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完成任务的衡量指标也可以适用于白厅。　　我刚要顺着这条思路说下去，汉弗莱在无意之中说了一句立即引起了我注意的话。　　“大臣，如果您坚持干扰治理地方工作，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积极的建议？它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赢得选票的办法。”　　我总是会腾出时间来听取积极建议的。　　“治理地方工作有个迫切需要人们去注意的方面——民防系统。”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建议。人人都把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当作笑话来看待。　　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大臣，此刻您可能认为这是笑话，不过政府的高职责便是保护它的公民，而地方当局却在拖他们的后腿。”　　“有些人，”我说道，“认为建造避难所使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　　“有核武器，就该有避难所。”　　“我觉得你说得对，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需要核武器。”汉弗莱爵士大为震惊，“大臣，难道您是一位单方面裁减军备论者吗？”　　我对他说道，有时候我吃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他对我说，如此说来，您应当辞去政府之职。我对他说，我还不至于是那样的单方面论者。　　“但是，汉弗莱，”我说道，“美国人毕竟会保护我们不受俄国人攻击的，是吗？”　　“俄国人吗？”他问道，“在谈论俄国人？”　　“好吧，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他打断我的话，“是用来保护我们免受法国人的攻击。”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国人？听起来难以令人置信，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想法。我提醒汉弗莱说他们是我们的盟国，我们的伙伴。　　“他们现在是，”他表示同意道，“但在过去九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就非拥有不可！”　　他这句话的深刻道理只要花几秒钟想一下就明白了。它突然变得并非完全不可信了——真的，这不过是普通常识罢了。如果核弹是保护我们免受法国人攻击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显然必须拥有它。你不可能信赖法国佬。这件事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而且，毫无疑问——公众变得越来越关注核弹的事了。如果大家看到有人在这方面出点力，这在政治上就会对此人大有裨益。　　我还从英国广播公司得知，鲁多维克·肯尼迪正在拍一部有关民防系统的电视纪录片。它对当前情况必然持批评度。所以如果人家见到我在采取决定性措施……　　“我们什么时候着手进行？”我问汉弗莱。　　我有一个现成的建议。“隶属于伦敦的泰晤士·马什自治市在民防方面所花的钱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当局都少。”　　这是个极好的起点。泰晤士·马什是本·斯坦利主管的自治市。这个留一撮小胡子的讨厌的死硬派，新闻界都恨他。　　因此我要伯纳德去安排这次访问，并且务必让新闻界充分了解情况。“对他们说，”我指示他说，“我夜不成寐地为泰晤士·马什毫无防卫的公民担心。”　　“您真是这样吗？”伯纳德问道。　　“从现在起我会这样的。”　　3月23日　　今天我到泰晤士·马什市政厅作了一次正式访问。新闻界出动人数之多令人非常满意。我注意到摄影记者特别多。　　我在大厅的前阶上遇上了一个所谓“欢迎委员会”。闪光灯闪个不停。我被介绍给市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人。　　“你就是斯坦利先生吧。”我说道。当然这是我准备好要说的话。但是这话却引起聚集在那里的唯命是从的人员的一阵哄笑。　　随后在市长客厅里边喝着茶、吃着粘乎乎的果子面包边进行的谈话简直算不上是思想交流。但是我提出了必然会产生效果的意见。我确信这话一定会全文见报。如果不是这样，也无疑会通过其他什么方式泄露。〔换句话说，哈克会把它泄露出去——编者。〕斯坦利用挑衅的口气同我说话，问我凭什么能够从白厅闲荡到泰晤士·马什来，对他们指手划脚，凭什么来干涉他们自治市的管理，从而挑起争端。　　作为回敬，我客气地问他，为什么在保护他的选民方面，他的工作比英国任何其他自治市都做得少。　　“很简单，”他说道，“我们弄不到钱。”我建议他设法去找钱。这却引起他一阵暴怒，他的话里夹杂着相当多自以为是的道理。　　“啊，真妙呀，”他厉声说道，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与他恶毒的圆圆的小眼睛出奇地不相调和。他那抽动的小胡子上还粘着市长的巴顿堡蛋白杏仁蛋糕的碎屑，“啊，真妙啊，学校停止供饭？不买教科书？把领取养老金的人赶出门外去受冻？”　　我对所有这些廉价的竞选废话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这与年迈的养老金领取者无关。　　“如果你要钱，”我厌倦地说，“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上哪里去弄。”　　“你行吗？”他嘲笑地说。　　“行。”我说道。我叫卡特赖特对他说，因为他拿着文件夹子。　　于是卡特赖特把我和他都同意的一张清单念给他听。　　泰晤士·马什节约计划　　1．取消要办的计划：　　（甲）新的发展中心；　　（乙）人工冲浪斜坡；　　（丙）喷水浴池。　　2．关闭：　　（甲）女权主义者戏剧中心；　　（乙）市政务委员会周报；　　（丙）每月出一斯的杂志；　　（丁）享受福利权利研究部；　　（戊）安乐死中心。　　3．减半：　　（甲）成员娱乐津贴；　　（乙）管理部门娱乐津贴。　　4．出售：　　市长的第二辆载姆勒牌轿车。　　5．推迟：　　建造新的市政厅。　　6．取消：　　二十名市政务会委员到牙买加去旅游以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　　这些建议可在五年内节省二千一百万镑的基本投资和七十五万镑的年支出。　　斯坦利看了这张清单，便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沉默。后他作了回答。　　“这很愚蠢。”他说道。　　我问为什么。　　“因为，”他费劲地说道，“这剥夺了对穷苦人必不可少的服务。”　　“你指喷水浴池吗？”我天真地问道。　　他深知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改变了防线。　　“你瞧，”他完全放弃了泰晤士·马什搞不到钱的这种论点，说道，“我才不管我们是否花得起建造防止放射性尘埃避难所的钱，这是一个主张单方面裁减军备的自治市。我们不相信核战争会打到泰晤士·马什来。”　　“斯坦利先生，”我谨慎地回答道，“我也不相信核战争。神志正常的人都不相信。但是建造防止放射性尘埃避难所是政府的政策。”　　“这不是泰晤士·马什的政策。”他咆哮说，“泰晤士·马什没有同苏联吵架。”　　“我们怕的不单是苏联，倒可能是法……”　　我及时住口，如果我说出这个词，我可能早已引起了这十年来大的国际政治事件上。　　“您指？”他问道。我脑筋动得快。“那该死的中国人。”这是我一时所能想到的话，不过还管用，这场危机就算过去了。随后我继续说话，我觉得我还是说下去为好。并不是谈下去有什么困难，而是联合王国每个自治市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这种想法实在荒谬绝伦。职工大会、各个行业大会、现在每个自治市都各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这样下去将如何得了？不久他们都要求有自己的外交部了。——好像我们现有的一个外交部所引起的问题还不够多似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任何机构，即使是政府，都不可能有它自己的外交政策。外交部是在华盛顿、北约、欧共体以及英联邦秘书处的协助下照管这事的。　　因此我试图向他指明他正患了妄自尊大、想入非非的毛病。　　“如果俄国人真的侵入我国，”我挖苦地提出，“我料想他们将在自治市的边镜线上停止前进，并且还说：停住，我们没有同伦敦的泰晤士·马什自治市打仗。同志们，向右转，把切尔西占领下来吧，会是这样吗？”　　这场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事后新闻界的报道会把它说成是“坦率地交换意见”——编者。〕可是就在此刻，伯纳德介入了。他一面为打断我们而道歉，一面递给我一张小便条。这张便条给我极大的启发，我立即利用了它的内容及其政治含意。　　我看着本同志。[1]“啊，斯坦利先生，”我强忍住不笑，说道，“看来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响应号召去作崇高的牺牲了啰。”“您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其实对我的话意十分清楚。　　这张便条包含这样的信息：泰晤士·马什市政厅下面有一座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其中有一处是保留给市政务委员会领导人专用的。我问这情况是否属实。　　“我们没有建造过这座避难所。”他被迫处于守势。　　“但是你们是不是在继续养护这个场所？”　　“这只是一座很小的避难所。”他绷着脸喃喃说道。　　我问他是否在里面有一席之地。　　“我非常勉强地听从劝告，认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是必要的，这符合泰晤士·马什纳税人的利益。”　　因此我问他对其他必要人员：医生、护士、救护车人员、消防人员、民众救援队、紧急电台及电视台服务人员提供了哪些安全措施，“人民几乎和市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样重要。”我挖苦地说道。　　“其中有一个人是药剂师。”　　“啊，了不起，”我说道，“要医治一场核灾难，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一片阿斯匹灵呢。”　　〔那个星期的的稍晚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在文学俱乐部共进午餐。汉弗莱爵士照常为这次会晤留下了一份备忘录——编者。〕阿诺德说我的大臣泰晤士·马什之行在为个人宣传方面取得不少成就。他似乎很高兴，这使我感到惊讶。　　只要这位大臣取得不管什么样的成就，我总是忧心仲仲。他自以为有了成就就必然引起麻烦。　　阿诺德则认为大臣们自以为取得成就是好事。他认为：这使日子好过得多，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一阵安静，我们也不必忍受他们发的小小脾气了。　　另一方面，我担心的是他又要提出另一个主意了。　　阿诺德获悉我们有一位有两个主意的大臣后，非常感兴趣。他记不清我们上次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大臣。　　〔当然，哈克其实并没有什么主意，一个主意是伯纳德的，另一个想法则是卡特赖特的——编者。〕阿诺德想了解这个新的主意。我不得不对他说那是卡特赖特的愚蠢计划，要对所有超过一万镑的市政务委员会项目推行一套预先规定的衡量成败的指标，并提交给一名官员负责。　　阿诺德自然是知道这个计划的，它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但他（就像我一样）认为戈登·里格早已把它否定了。我想阿诺德为了卡特赖特把这计划提交给了哈克有点不高兴，但看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加以阻挡，因为卡特赖特现在已经调到行政事务部来了。不过他毕竟只是用不标明发信人的信封私下塞给大臣的。这是一种龌龊勾当。　　阿诺德坚决要求制止这件事。他是绝对正确的。一旦你事先具体规定一个项目应达到什么目标以及应由负责使它做到这一点，整个体制就要垮下来了。正像他所说的，这样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由专业人员管理的肮脏世界了。　　阿诺德提醒我（好像我还不知道似的），我们每两三年就调动官员的工作，以防止这种个人承担责任的胡闹。如果卡特赖特的计划行得通，我们就必须每两周把每个人调动一次了。　　很清楚，我们必须使大臣明白，他治理地方的新职责是为了取乐，不是真正要去执行。　　我对阿诺德说，明天哈克将重温一番他的小小胜利，与鲁多维克·肯尼迪一起拍摄一套有关民防系统的电视采访纪录片。　　阿诺德大声地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如果我们让哈克看一份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如何奇特地花费他们的民防系统预算经费的档案材料，那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使我无法真正预料这会有什么好处。但是阿诺德却有个主意……　　也许他应该当个大臣。〔阿普尔比文件30/HIT/188〕〔据悉哈克因被邀请在鲁多维克有关民防系统的电视录像片上露面而感到高兴，尽管他早就预料到了。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能让他谈谈一个大臣的成就。事实上，据说在录制前他开玩笑地问过肯尼迪，这是否说明英国广播公司的政策有了转变。　　以下是这次采访的文字记录。它表明这次采访的做法不合哈克的口味。这当然是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出主意的结果——编者。〕鲁多维克：大臣，最近您一直在宣称，您就民防系统一事与地方当局打交道时，取得了某些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