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他的建议呢？这原是可以使我们节省几百万英镑的。”　　“要执行他的建议就意味着做大量的工作。”　　“是这样吗？”　　“那就要多雇用很多人。”这个理由显然是胡说八道。我把这个看法对他说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　　“那您就把它驳倒。”他恿我说。　　“我显然无法这么做。”　　“正是这样。”他洋洋得意地回答说。　　我盯着他看。我已经突然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是吗？”我说。　　他微笑道：“当然啰。”　　“为什么？”他站起身来。　　“作为一个例子，”他说，同时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来表明如何对付一个特别委员会。”　　〔原先那个特别委员会在下一个星期会见了汉弗莱爵士。奥尔德姆太太就罗兹的揭发和建议详细追问了他。下面是当天记录的证词——编者。〕贝蒂·奥尔德姆太太：这固然不错，汉弗莱爵士，不过我们还是谈谈具体细节，比如说，那个有暖气的飞机库吧。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当然完全理解委员会的忧虑，但是赫里福德郡的冬天可能会非常寒冷，即使文官也不可能在零度以下的气候里工作呀。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我们不是说文官，我们说的是那些外边用保暖性能很好的塑料包着一卷卷铜线。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呀，但是我们的人员们整天都要在那儿进进出出的。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为什么？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他们要提货，退货，查验记录，安全巡逻，消防检查，清点存货，审查帐册等等。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么，他们不是可以戴手套吗？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可以戴的。这涉及雇员福利政策的问题。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哟，我敢说这项政策要使纳税人花掉好几百万英镑呢。（沉默）没话可说了吧，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该由我来评论政府的政策。你该去问大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但是给大臣当参谋的是你呀。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想我不可能透露自己是怎么为大臣出主意的，这一点主席是明白的。大臣应对政策负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好吧，我们会去问大臣的。那么在文具用品的节约方面，你又作何解释？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这会把相当多的政府照顾生意的权力下放到低级人员手里去。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买一盒回形针就等于相当多的政府照顾生意的权力？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政府的政策就是要严格控制用公款的人数。我确信你会同意这种做法是正确而适当的。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但允许人们去买他们自己需要的回形针却是简单的普通常识。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政府政策与常识毫无关系。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么，你不认为该对这政策进行修改了吗？（沉默）怎么样，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该由我来评论政府的政策。你应当去问大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但大臣建议我们来问你。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现在建议你去问大臣。　　艾伦·休斯先生：这样下去何时才能了结？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只要你们喜欢，任何时候都可以。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么，就来谈谈屋顶花园的事吧。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非常乐意。这是政府为了节约燃料而着手试验的各种屋顶隔热办法的一部分。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花掉七万五千英镑？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本来以为把花园里种的花和蔬菜卖了可以抵那笔开支。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抵消了没有？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没有。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为什么还不放弃这个花园呢？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唔，花园已经在上面了，而且的确使屋顶隔热了。再说我们已经不再另造这类花园了。　　贝蒂·奥尔德德姆太太：可是你们已经浪费掉了七万五千英镑了。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对所有节约燃料的建议进行试验是政府的政策。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以大量浪费纳税人的钱为代价吗？你是否也认为这笔钱是浪费掉了？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该由我来批评政府的政策。你应当去问大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你听着，汉弗莱爵士。不论我们向大臣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说这是行政性问题，应该问你。而不论我们向你提出什么问题，你又说这是政策性问题，该问大臣。你叫我们怎么才能弄清事实真相呢？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啊，我认为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因为尽管政府的政策一向是把制定政策看作是大臣们的职责，把管理看作是官员们的职责，而行政上的政策问题可以引起政策管理和管理政策之间的混乱，特别是当管理政策的管理职责和政策管理的政策职责之间发生矛盾或者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这不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话吗。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汉弗莱爵士：不该由我来批评政府的政策。你应当去问大臣本人。　　〔下面是伯纳德·伍利爵士的回忆——编者。〕正如汉弗莱爵士所宣称的，说大臣们是对政策负责的——在八十年代也是如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实际上，相对来说，大臣们很少对政策负责，因为一届政府的有效寿命大约只有两年。第一年是用来了解自己在野时作出的承诺一到执政时就无法兑现的情况。一届政府一旦上台就得对付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必然和当时的经济形势相关连，而经济形势又总是可怕的或者带有灾难性的，他们又必然要向全体国民，从而也向反对党掩盖经济方面可怕的具体情况。　　由于新政府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就会信赖经济学家和财政部。这就有点不幸了——因为经济学家总是处在一种智力混乱的状中。他们之间又相互争论不休，根本无暇为政治家出谋献策，而后者对经济则往往一窍不通。另一方面，财政部又是时运不济，六十多年来，他们对经济的预测简直没有一次是准确的。　　这样过了一年到十八个月，大臣们才开始对形势有了真正的了解。随后便是大约为期两年的可能是认真的治理——接着，下一届大选前的竞选活动又开始了。此时，政绩只能退居于赢取选票之后——或者不如说，赢得选票成了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后的两年就如同用功读书准备考试一般，不去做什么新的事情，只想通过考试。　　汉弗莱爵士再明白不过了，因此他所说大臣们负责制订政策的情况至多只适用于他们五年任期中的两年罢了。这次特别委员会的质询当然是在哈克上任的第一年中发生的。　　这番讨论还引起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大臣在五年中仅有两年是负责制订政策的，那么在其他三年里是由来负责政策呢？显而易见，我们这些文官就经常填补这一空白。这就会在大臣“认真治理”的两年期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对“认真治理”的注意力就经常被吸引到大臣的政策和部里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上。　　只有当一届政府以起作用的多数票再度当选连任时，才不会出现一届政府执政初期的这种十八个月的真空状。在八十年代初以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英国没有一届政府能够连任。这就是为什么说把文官笼统地归类为保守党或者工党是十分荒谬的。我们总是相信而且希望我们政府经常替换，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不受大臣的约束的大限度的自由，因为他们在位太久就会开始认为自己懂得如何管理国家了。　　10月13日　　今天我从报上读到有关汉弗莱出席特别委员会受质询的报道。他可帮了大忙！　　我们两个人都接到了通知，要一起回去接受质询，来收拾他造成的混乱局面。　　我把他叫进办公室，并臭骂了他一顿。　　他说他已经尽了大的努力。　　我对他说：“你大概是为了你自己尽了大力量吧。可是你什么也没有解决。后天我们俩将并排坐在一起，接受委员会的拷问。　　我们必须回答得得体，或者起码也要保持口径一致。”汉弗莱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我们的立场。　　“很好，”我同意道。“提出什么事实呢？”　　他对我很不耐烦。“我在讨论我们的立场，大臣——事实真相无关重要。”　　很公平。于是我请他概括一下我们的立场。　　他建议我们采用文官五条标准申辩理由来对付他们的指控。尽可能用不同的理由来对付各条指控。　　我从未听说过有五条标准申辩理由。汉弗莱准备如此公开地向我透露他的手法，可见他对目前的事一定是十分焦急的。　　我作了笔记。我根据所举的有关事例给每一条理由加上一个名称。　　1．安东尼·布伦特理由　　对一切都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由于安全而无法透露。　　2．综合中学理由　　只是由于大量削减人员和预算，使监督部门捉襟见肘以致于出纰漏。　　3．协和飞机理由　　这是一次现在已经放弃了的有价值的实验，可是却在它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和相当多的就业机会之后才把它放弃掉。　　4．慕尼黑协定理由　　这是在重要事实被披露之前就发生的，并且不可能再发生了。　　（上述重要事实是指希特勒企图征服欧洲。这件事其实已为人所知，不过外交部当然是蒙在鼓里。）　　5．轻型部队攻击理由　　这是某一个人的不幸失误，此事现在已根据内部纪律程序处理了。　　照汉弗莱的说法，这些理由已经把迄今为止的一切事都包括进去了。甚至把战争至少是小战争也包括进去了。　　我停止记录，对所记内容沉思了一会。如果我们能够应付过去看来就不错了。但我明白，没有汉弗莱我肯定办不到。　　我朝他笑笑以示鼓励。“好啦，”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得真正配合默契了。怎么样，汉弗莱？”　　“我们两人现在是合则站稳，分则垮台。”他颇为乐观地回答道。　　我正要把那份清单浏览一遍，看看哪些理由可以适用于哪一条指控，伯纳德却提醒我说，我必须于10分钟后到下院参加一个委员会的会议。“而且，”他紧张地补充道，“唐宁街十号来过电话。马克·斯潘塞爵士〔首相的特别政治顾问——编者。〕问您明天能否找个时间跟他一起喝酒。我对他说五点半您有空。”　　我向汉弗莱爵士指出这不是个好兆头。显然首相要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对特别委员会作出的解释那么软弱无力。　　“或许仅仅是约您喝酒而已。”汉弗莱爵士说道，语气中乐观多于理性。“别傻了，”我告诉他说，“十号绝对不会因为你口渴才邀请你去喝酒的。”我和汉弗莱讲定明天碰头，以便一起来编造一篇故事。　　“使我们的立场一致，大臣。”他纠正我说。　　“我说的是，”我答道，“编造一篇故事。”　　10月14日　　今晚我十分困惑。　　5时30分去唐宁街十号见马克·斯潘塞爵士。　　唐宁街十号给人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从外表看它只是一幢普通的带有大阳台的乔治王朝时代的房子——它很大，但又不是太大。可是当你步入前门，顺着似乎有一百码长的宽大过道行走的时候，你就明白自己置身于一座宫殿之中。　　它是极端英国式的房子，外表特别简朴素雅。这房子的奥秘在于它是由三四幢房子拼凑而成的，而且房子的背面也连在一起。这样一来，你在唐宁街十号就不知道自己兜到哪里了。你沿着那些稀奇古怪的小梯子走上走下，从一幢房子跨进另一幢房子，用不了多久你甚至连自己在哪一层楼面也搞不清了。　　据司机的小道透露，这一点正好给非常熟悉这幢房子布局的文官创造性地利用上了。他们把自己的办公室安排在关键的房间里，从那里他们可以监视并控制楼里的所有出入活动。而且这些房间通常也是好的房间。事实上，一直有谣言说，每届政府里都有争夺房间的斗争。政治幕僚总是争抢那些离首相办公室近的房间——并且争着要把文官赶得越远越好。但是每当政府换届时，文官似乎趁新首相手下的人还没进来之前就利索地搬了回来，重新占领了失地。　　我由别人陪送到马克·斯潘塞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狭小而简朴的房间，设备不全，正是被常任文官用来安置临时兼职顾问的那种办公室。　　〔马克·斯潘塞爵士是一家有名的联号商店总经理，这家商店以高效率和高效益而有口皆碑。他被首相请进唐宁街十号向首相个人提供有关节约和提高行政效益方面的咨询。看来他迄今还在为自己谋求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而费神。如果不是首相本人赏识他的工作的话，他原是可能在瓦尔塞姆斯托找到一间办公室的——编者。〕我以前只见过马克爵士一面。他身躯高大，才智过人，讲话客气中听。他热情地欢迎我。　　“啊，请进，吉姆。喝苏格兰威士忌吗？”我道了谢。　　“情况怎么样？”他给我端上饮料，温和地问道。　　我告诉他情况不错。绝对不错。我说罗兹的那本书突然朝我们抛过来使我们有点吃惊，不过现在整个形势已处于控制之下。　　“汉弗莱和我今晚将会碰头，我们能够把一切说清楚。首相是不用担忧的。”　　我希望我的话足以使马克爵士放下心来，可是，我边听自己说话边觉得这话就仿佛是自我安慰。　　我停了下来，可是马克爵士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端坐不动，朝我望着。　　我发现自己又往下说，并且提出更多的理由来。“使我大惑不解的是马尔科姆·罗兹究竟怎么会弄到那么多信息。大多数情况都是在他那个部门以外发生的。我也很想知道是把那新书样本交给贝蒂·奥尔德姆的。首相准是发怒了。但这肯定不是我的过错。”　　我又停了下来。其实我在这个话题上也已经无话可说了。马克爵士显然觉察到了这点，因为他终于开口了。　　“你怎么会想到首相发怒了呢？”他问道，语气中稍带困惑。　　我倒没料到过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然为什么我会到唐宁街十号来呢？我盯着他看。　　“让我们合理地研究一下这个情况，行吗？”马克爵士建议道。　　“当然行。”我表示赞成。　　接下来他问了我一连串问题。起初我简直看不出他的用意何在。　　“在政府支出方面，首相一直谋求作出什么成绩来？”　　“当然是削减经费。”　　马克爵士点了点头。“为什么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呢？”答案又是明摆着的。“由于文官的阻挠。”　　“那么是否所有内阁成员都对这项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负有责任呢？”　　我拿不准这是不是针对我的指责。“我想是这样的呀，我当然负有责任。”　　他注视着我。看来并不相信我的话。接着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实际上没有一位大臣真正削减了支出呢？”　　“你知道，罗马并非一天之内造成的。”　　“不对。那是因为大臣们都被同化了。”　　“啊，我可不认为……”我话说一半。当时我正想表示异议，但是我刚才对马克爵士说什么来着？罗马不是一天之内造成的。这是文官在人家逼他们作出成绩时的一句标准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我本人并没有被同化。　　“文官把你们许多人驯服了。”他带着点苦笑说道。　　“嗯，或许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是这样吧。可我绝对没有被……”　　他打断了我的话。“听我说，如果一位大臣真想削减支出，那么他对一本揭露政府大肆浪费的书将会作出何种反应？”　　“唔，他会，他会，呃……噢！”我知道自己不能马上提出答案，“这要看……呃……”我一时间说不下去了。于是我干脆问他究竟想说什么。　　他没有回答，换句话说，他拐弯抹角地问道，“你知道文官们是怎么说你的吗？”　　我局促不安地摇摇头。　　“说和你共事非常快乐。”听罢此话，我只觉得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涌上来心头。首先是感到宽慰，接着感到高兴和骄傲。然后，突然意识到他刚才透露的情况之可怕。　　“这十足就是巴巴拉·伍德豪斯所写的关于她的那些获奖的长毛狗的情况。”他补充说。　　我就坐在那里，竭力思索着这些话的含义。我的头脑一片混乱。　　马克爵士继续用他那和悦的嗓子把我批评得体无完肤。“我甚至听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说过你这个人非常有价值。你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此话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我深感苦恼。“你的意思是说…… 我彻底失败了？”我说。　　马克爵士站起身来。拿起我的空杯子，并且说我看来似乎还需要一杯威士忌酒。　　他把酒斟满，又将杯子交给我。我一点一点地喝着，他便等着我再开口说话。　　“现在，”我喃喃说道，“我猜想首相对我在特别委员会面前的表现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能够把失败的事实掩盖起来。”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两眼望着天花板。他开始不耐烦了。“恰恰相反，首相是因为你掩盖得太好才不高兴的。”这使我更加搞不明白了。　　他解释道，“你正在庇护文官。你正在保护汉弗莱·阿普尔比。首相和我正全力以赴要揭露为什么政府支出一直没有削减——而你却帮助文官来公然违抗政府。”　　“是我吗？”我的头脑在晕眩。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　　“你知道贝蒂·奥尔德姆是从哪儿弄到那新书样本的？马尔科姆·罗兹又是如何搞到内部信息的？”他朝我笑笑，等待我的反应，我只是茫然地望着他。“你猜不到吗？”他终于问道，话音里带有怜悯之意。　　我突然明白了。“你的意思是……首相？”我轻轻说道。　　马克爵士显出震惊的样子。“当然不是……不是直接的。”　　“你是说，”我再一次轻声说道，“你自己？”他呷了一口酒，笑笑。　　原来如此。不论是否故意，马尔科姆·罗兹和贝兹·奥尔德姆是受了首相的特别顾问的指使才那么干的。因此实际上就是首相本人指使他们这么干的。　　所以……所以我该如何呢？我在特别委员会面前该如何行事呢？唐宁街十号需要的是什么呢？　　“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马克爵士神秘地补充了一句。“绝对忠诚。”　　“啊，”我说，接着我意识到我所担忧的事还没有全都得到解决办法。“可是，呃，要对忠诚呢？”　　“那得由你自己决定。”他说。　　我认为自己明白人家对我的期望。我是这么认为的。　　10月15日　　今天我们和特别委员会会面了，我可真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他们一开头便提起放在有暖气的货棚里的、外面包着塑料的铜线。汉弗莱的回答是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见面时已商定了由他来回答的一些话。他说，在一些重要事实被发觉之前，错误就实际上产生了，他可以告诉委员会说这种过失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了。　　他请我表示同意。　　我的回答使他吃了一惊。　　“是的，”我说。“汉弗莱爵士的回答完全正确。这是正确的官样文章的回答。”他迅速看了我一眼。“但从我们上次碰头以来，我一直深入思考（确实如此！）。毫无疑问，这个委员会的确查出了问题。”　　汉弗莱转身惊讶地凝视着我。　　“的确存在着浪费现象。”我谨慎地说下去，“尽管我们总是能为个别情况找到推托的理由，而你们却使我认识到我们整个度是错误的。”　　从汉弗莱爵士的脸部表情来看，显然可见他们并没有使他信服。　　但是，我仍然鼓足勇气，继续往下说，“大臣们和他们的文官总是掩盖和保护我们该去揭露并予以消除的情况。”汉弗莱爵士此刻完全目瞪口呆了。“我和那本极有价值的书的作者马尔科姆· 罗兹先生交谈过了。他同意在我即将举行的一次外界独立调查中提供内容广泛的证据。”我可以从眼角看到汉弗莱爵士用双手捧着自己的头。“它将检查整个政府的管理工作，首先从我的部开刀。”　　主席看来很满意。“汉弗莱爵士对此有何反应？”他问道。　　汉弗莱爵士把头从自己的手中抬起，想说话，却没有说出来。我马上代他回答。“他完全同意，我们在工作中配合得非常好，对吗，汉弗莱？”他无力地点点头。“我可以说，和他共事非常愉快。”　　在此同时，贝蒂·奥尔德姆陷入了困惑之中。她还在试图向我发起攻击，但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了。　　“可是，大臣，”她尖声抱怨道，“刚才所说的情况和你在华盛顿所讲对浪费进行无情斗争可完全对不上号呀。”　　我对此胸有成竹。因此我摆出极其屈尊的度来阐明我的立场。“唔，贝蒂，”我说，“我是个老派的人。我很相信忠诚这类的事情。不管你在私底下对他们说什么，你仍然在公开场合保护手下的人。是吗，汉弗莱？”　　汉弗莱此刻仿佛把我当作狂犬似地看着我。　　“这么说来，”奥尔德姆太太追问道，“你现在对他们不是很不忠诚吗？”　　“不，”我逗人喜欢地说道，“因为归根结底，一个大臣有一种更高的忠诚——那就是对议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多痛苦，这种忠诚高于一切。我的信念是这样：当证据尚不绝对充足之前，一个人必须忠于自己的部门和他的官员。但是我现在必须公开说出我私下一直说的话：那就是，改革能够实现并且将会实现，而且我知道自己将在汉弗莱爵士身上发现我可靠的支持者，是这样吗，汉弗莱？”　　“是，大臣。”我那可靠的支持者回答道，他那微弱又哽住的嗓音里充满着刻骨的仇恨。　　会见结束以后，汉弗莱、伯纳德和我迈步穿过白厅，来到了行政事务部。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河里吹来习习凉风。我对眼前的一切颇感乐观，虽然心里但愿自己不曾误解了马克爵士的意图。我感到自己对首相可算极度忠诚了，尽管我使汉弗莱爵士多受了点气。在回部的路上，汉弗莱一言不发。他太生气了。伯纳德也不说话。他可太受惊了。　　其实在回到我的办公室之前，大家都没说话。汉弗莱跟我进了屋，显然他有话对我说。　　我关上门，期待地望着他。　　“这是大大帮了忙，大臣。”他恨恨地开始说。　　“我尽了大的力量。”我回答说，并谦虚地微笑着。　　他注视着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会有刚才的举动。他准是认为我的脑子出毛病了。　　“您或许是为您自己尽了大的力量，”他说，“这就是您所谓的配合默契吗？真有趣，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说明一下，于是我开始说明自己不得不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可他却听不进去。　　“您不得不做什么？就这样求饶般地向委员会承认一切。您难道不明白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严重的灾难啊？”　　“我希望不是我的灾难。”我回答。　　他摇摇头，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伤感。“大臣，您的希望将会落空。部里的全体人员都将十分愤慨——他们今后再也不相信您了。至于说到唐宁街十号——嗳，对您当众承认失败，首相会有何反应，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坐在一旁，暗问自己是否犯了个大错误，伯纳德敲门进屋。他手里拿着个信封。　　“对不起，大臣，打扰了您。”他紧张不安地说道，“可这儿有一封首相的私人信件。”　　他把信交给我。汉弗莱爵士摇摇头。我把信拆了开来。在我看信的当儿，我听到汉弗莱的讲话声。　　“我确实警告过你，”这声音说，“伯纳德，或许你现在该考虑为大臣起草一封保全面子的辞职信了。”我看了首相的信。〔我们把这封信附在下面——编者。〕亲爱的吉姆：　　我们近很少见面。星期天你有空来契克斯别墅共进午餐吗？就家里那几个人。请你务必带安妮和露茜来。　　我万分盼望和你见面，也许我们还可以互通一些信息。　　首相　　10月15日　　然后我大声念了出来。　　汉弗莱的脸上充满迷惑的神。“我想自己并不十分……”他说，接着，他终于悟出了什么。“好一个预谋！”他对我嘘了一声。　　“和马克·斯潘塞的那次小酌，哼！”　　我只是笑了笑。这次赌博成功了。我把信又念了一遍。这是一次非凡的成功。“我们近很少见面……在契克斯共进午餐…… 就家里那几个人……”而且是亲笔写的。　　“你知道这封信值多少，汉弗莱？”我暗自得意地问他。　　“我想现行价格是三十枚银币。”他恶毒地回答。　　我摇摇头，“不，汉弗莱，”我极其自信地说，“这是对正直和忠诚的奖赏。”　　“忠诚？”他不屑地嘲笑说，“忠诚？”　　我禁不住指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难受。“是呀，汉弗莱，我便是照你支持我时一直使用的那套办法来支持你的，你说是不是？”　　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来回答。从他那咬紧的牙关后面发出了一种哼声。　　“你说什么，汉弗莱？”我客气地问道。　　“我想，”伯纳德说，“他是说，‘是，大臣。’”　　* * *　　[1]英语p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直译为“把旗帜钉在船桅上”，其含义是“公开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这里用“裤子”代替“旗帜”，有讥讽之意——译者。　　[2]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任首相——译者。　　[3]比利·邦特是英国作家查尔斯·汉密尔顿所写的系列小说里的一个学童——译者。　　15．机会均等　　10月23日　　在选区里，今天算是一个相当安静的星期六下午了。我们当政已满一年，我觉得不管是怎么干的，反正我干得还不错：我在有生以来首次担任官职的一年之中没有出过大乱子（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出过什么我们无法这样那样地挺过来的乱子），而且我感到自己终于开始渐渐懂得了我们这台行政机器的奥秘。　　也许你会认为，我作为行政事务部名义上的首脑竟需要花一年时间去摸清部里的情况，时间未免太长了点。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在当了一辈子新闻记者和工科大学讲师后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在先前没有过管理大企业经验的情况下，仅仅一年后就彻底明白了这家大企业的运行机制，那么人们还是会认为我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这些政治家跌跌撞撞地闯进了白厅，好比是婴儿进了大森林。除了当开业医生，开律师事务所，或是在某家政治刊物工作以外，我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担任过管理工作——可是突然之间我们都当上了拥有两万到十万名雇员的一部之长。　　总之，我认为我们干得很不错！〔那天哈克正是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中同意让凯茜·韦柏采访他。凯茜是哈克自己选区内一所综合中学的四年级女生——编者。〕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位少年老成的中学女生代表校刊在喝午茶时间对我的采访，稍微有点冲淡了我对自己任期第一年所抱的热情。　　她首先问我是怎样取得目前的显赫地位的。我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政治经历，后我故意显出谦虚的度，小心翼翼地说：“当首相由于某种原因认为邀请某人参加内阁是适宜的时候，唔，这里就有这么一个人选。”我不希望被人看作是个傲慢不逊的人。根据我的经验，年轻人对这一点是特别敏感的。　　她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我解释道，如果一个人作出选择——就像我所做的那样——将其一生致力于为公众服务，也就是为他人服务，那么责任就是他必须承担的事情之一。　　我从凯茜的眼神看得出来，她对我充满敬仰。“可是这么大的权……”她咕哝道。　　“我明白，我明白。”我回答道，想要显出一个对权力已习以为常的人所常有的那种满不在乎的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大得吓人的权力。可是，实际上，凯茜……（我自然特别注意到要称呼她的教名，因为这能表明我并不认为自己凌驾于我的选民之上，哪怕是中小学生，他们毕竟是未来的投票人啊）……这种权力真的使人变得相当谦虚！”　　安妮急急忙忙走了进来，打断了我的话，房子另一处的电话铃刚响过。　　“伯纳德刚来过电话，嗳，谦虚的人。”她说。我但愿她不要在别人面前这样学着我的腔调来打趣，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挺有幽默感的人，但凡事总得有个分寸呀。　　她接着告诉我，中央大厦要我观看某个电视节目。[1]是英国广播公司二台播出的。　　我记得那个该死的节目，而且在笔记中记下不去看它。　　“喔，老天爷，”我说，“国会议员莫琳·沃特金斯，我们的后座议员之一——她可不是我喜欢的女士，而是个横冲直撞的女权主义者，我才没有这份心思去看呢。”　　正在这时我发觉凯茜在记笔记。于是我不得不向她说明，我这句话“不在记录之列”。她对这概念似乎感到有点难以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们能在大部分时间里同那些训练有素的议会新闻记者打交道真是件幸事。　　她总算把记下来的东西划掉了。可是我没想到她竟发了一通为莫琳·沃特金斯辩护的言论。　　“我喜欢她，”她说，“你不认为妇女仍在受剥削吗？我们4B班的同学全都认为妇女不论在工作中也好，在家里也好，都是被剥削者，这个世界仍是一个为男人的方便而由男人设计、男人管理的世界。”　　这一席话叫我有点惊讶，听上去不完全像……是自己想出来的，要是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　　凯茜准是猜透了我的想法，因为她很爽快地加上一句：“你知道，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我得说，我对所有这些女权主义的胡诌开始有点厌烦了。今天你哪怕是赞美一下某位女士的外表，人家就会说你是个女性歧视者。这种可怕的女子同性恋式的游说如今到处都能听到。　　因此我决定向小凯茜说清这个问题。“现在情况肯定不再是这样了，”我亲切地微笑道，“无论如何，莫琳·沃特金斯在下院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谢天谢地。”　　“在下院里她也许不是，”安妮插嘴说，“那里多的是男人。”我因为我的宝贝妻子给我帮了腔而向她道谢，然后重新朝凯茜微笑，问她是否还有其他事情想要了解。　　“只剩后一个问题了，”她说，“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大臣，你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我很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这看来容易回答。　　“成就？”我边考虑边重复着说，“嗯，各种各样的成就，枢密院成员、党的决策委员会委员……”　　她打断了我的话。看来她想问得更具体些，她要了解的是，我实际上做了哪些使他人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事。　　哎呀，当然啰，这使我十分狼狈。孩子们总是提怪问题。正像我们的美国盟友常说的那样，完全偏离了正道。以前肯定没有人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我重复了一遍。　　“对。”她说。　　“为了他人？”我拼命地思索着，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试图边说边考虑，“肯定有不少事情，我是说，我整个工作就是为了这个，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每周工作七天……”　　趁我错误地吸口气的一瞬间，凯茜打断了我的话。她将来在英国广播公司肯定大有前途，这孩子！“您能举出一二个例子吗？要不我的文章就可能有点乏味。”　　“举例子。是的，当然能够。”我说，但却发现实在举不出来。　　她手里拿的铅笔期待地悬在有横线的练习簿的上面。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一番解释了。　　“唔，”我开始说，“你瞧，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政府工作有不少是集体决定的，是我们大家凑在一起，由全国机灵的头脑反复推敲来完成的。”　　她看来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　　“嗯，”她疑地说，“可是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能在事后回顾时说‘这就是我干的’？你知道，就像一位作家回顾他的著作那样。”顽强的小捣蛋！　　我开始向她解释政治生活中的事实。“是的，唔，政治是错综复杂的事，凯茜，”我再次留心称呼她的教名，“有许多人要发表见解。办事需要时间。罗马不是一天功夫就能建造起来的。”　　我瞧她的脸，可以看出上面写满了失望的神色。〔鉴于哈克使用的隐喻往往是混合隐喻[2]，我们由此能窥见他处于心神昏乱的状态，因此只要不影响表达，我们保留了这些隐喻——编者。〕我开始对自己有点失望了。我明白自己无法恰当地回答她的问题。我也开始感到相当恼火了，这个讨厌的孩子竟使我感到自己不够格。　　适可而止吧，采访该结束了。　　我指出时间过得真快，而我还得去审阅红盒子的文件。我一边把她打发出门，一边强调我是多么喜欢这次小小的谈话，同时叫她别忘了她已经答应在她的文章付印以前，先让我过过目。　　我回到房间里，重重地坐到心爱的炉边沙发上。感到十分沮丧。　　“那孩子真聪明。”安妮评论说。　　“今后我再也不接受校刊采访了，”我回答道，“她向我提了一些伤脑筋的问题。”　　“没什么伤脑筋的，”安妮明确地说，“只不过是天真罢了。她认为你的活动该有某种道德基础。”　　我困惑了。“但是的确是有道德基础的呀。”我回答道。　　安妮笑了。“吉姆，别傻了。”　　我可不觉得有趣。我忧郁地凝视着圆木状煤气炉里排得整整齐齐的未燃尽的木块。　　“你为什么唉声叹气呢？”安妮问我。　　我想解释一番。　　“我有什么成就？”我问道，“凯茜是对的。”　　安妮提议道，既然凯茜和我都认为我有那么大的权力，我就该立即去搞出点成就来。她总是出这种笨主意。　　“你知道，我只是个内阁大臣罢了。”我厉声说。　　安妮微微一笑。“这真的使你变得谦虚了。”　　我的谦虚本来就不成问题，从来就不存在。问题在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改变意味着在议会通过某些法案，而今后两年里议会的时间表都已经排满了。　　安妮对我的话无动于衷。　　“你为什么不去改革一下行政部门呢？”她提议道。　　她的话听起来好像这仅仅是简单小事而不是需要毕生为之献身奋斗的厮杀。她心里想到的主要是什么样的改革呢？无论如何，正如我向她指出的那样，任何针对行政部门的真正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想出五十项重大改革，可是来实行呢？”　　她立刻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文官。”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她同情地点了点头。可是她并不轻易罢手。　　“好吧，”她建议说，“不要谈五十项改革了，就一项吧。”　　“一项？”　　“如果你对行政部门进行一项重大的改革——那就很了不起了。”　　了不起？那可要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问她想提出什么建议。　　“使他们把更多妇女推上高级文官职位。妇女占人口的一半。为什么不能把一半常任秘书职务让妇女去担当？有多少妇女担任高级职务？”　　我试图思索一下。肯定不多。我几乎一个都没碰到过。　　“机会均等，”我说，我喜欢这句话被念出来的声音，它听上去很悦耳。“我来试试看，”我说，“为什么不呢？这关系到一个原则。”　　安妮可高兴了。“你的意思是你单纯出于原则而打算干些什么吗？”　　我点了点头。　　“啊，吉姆。”她说，话声中充满爱情和钦佩。　　“原则，”我说，“是争取选票的极好手段。”　　过了一会，安妮觉得头疼，很快就上床去了。我本想继续跟她谈下去，可是看来她已经不感兴趣了，真怪！　　10月25日　　今天我对行政部门中机会均等或者缺乏机会均等的情况稍微有了点了解。　　说来也巧，我跟行政事务部唯一的女副秘书——萨拉·哈里森碰了一次头。　　她确是个优秀人物。长得漂亮，又很聪明，大约三十九岁或是四十岁吧，这个年纪当上副秘书算是很年轻了。我认为她对诸如会议之类的事情处理起来总是很利落，稍微有点男子气概，尽管如此，她又显得很富有女性的魅力。　　她交给我一份很难处理的抗议书，是反对党一名前座议员写的。内容涉及选区的事。与特别开发区内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特权有关。我一点都不懂这里面的名堂，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我什么事也不用做。她向我解释说，抗议书提出的情况有的不符事实，其余的问题则是法律所要求的，因此不管怎么样我总是拿不出其他办法来的。　　文官的这种建议使大臣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不需要你作任何决定，甚至也用不着辩解。实际上是无所事事，真妙。　　我叫她起草一封复信，她已经写好了。她把复信递给我的办公桌让我签字。写得真是无可挑剔。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们不任命更多像她那样的副秘书，同时我想到现在正是搞清原因的机会，因此我问她，文官中有多少妇女担任高级职务。　　她给了我一个现成的回答。“当常任秘书的一个也没有。在一百五十多名秘书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我心里纳闷，是否有不怪的秘书呢？[3]大概没有，等到他们当上秘书就成了怪人了。　　我又向她了解她那一级——副秘书的情况。不出所料，她知道确切的数字。　　“嗯，我们共有二十七人。”这似乎还不错。　　“总共有多少副秘书？”我问。　　“五百七十八名。”　　我大为震惊。简直骇人听闻。我奇怪她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至少她看上去并不像吃惊的样子，她就照平时那样，高高兴兴，就事论事地回答这些问题。　　“你不觉得这骇人听闻吗？”我问。　　“不怎么觉得，”她微笑道，“我觉得滑稽。可话得说回来，整个行政部门都是滑稽的。说到底，它是由男人管理的。”　　作为一个打算致力于女权事业的男子，我觉得自己应当高出一筹。我站在她这边。　　“关于这情况你能做些什么？”我问道。她显出茫然不解的表情。我换了一个方式来表达我的话：“关于这情况我能做些什么？”她直视着我，眼神沉着而清澈，她的眼睛具有一种美丽的深蓝色，她身上散发出上好的香水气味。　　“您是当真的吗，大臣？”我点了点头。　　“这容易，”她说，“把专业人员和工商界中的妇女能人直接请来担任高级职务。工资待遇对妇女来说是不错的，假期长，还有同物价指数挂钩的养老金。会有大批佼佼者来应聘的。”　　“这里的工作她们干得了吗？”我问。　　“当然干得了，”她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尽管我对阁下尊敬之至，[4]我的意思是，要是您能让一个记者出身的国会议员一下子当上大臣，为什么您就不能让一家第一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当上秘书呢？〔哈克在成为政府大臣以前的确曾经当过记者，编辑过《改革》杂志——编者。〕只需要通过大约两次普通考试就能胜任这里的大部分工作。”　　伯纳德走进来提醒我下一次约会。他送走了萨拉。“伯纳德。”我说。　　“是，大臣？”他像往常那样回答我。我试图跟他建立一种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已经快近一年了，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拘泥于礼节呢？　　“我希望你叫我吉姆，”我抱怨道。“至少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你可以这样称呼我。”　　他恳切地点了点头。“我要想法记住，大臣。”他答道。真是不可救药！　　我把萨拉跟我谈话时交给我的文件挥了挥。“萨拉说这抗议书完全是胡闹。”我告诉他，“她已经写好了回复。”　　伯纳德很高兴，“好极了，我们只要CGSM就行了。”　　“CGSM？”我问。　　“这是文官的代码语言，”他解释道，“它是‘一批老年鞋制造商’的首字母缩写。”我等着听他解释。“一大堆屁话。”他大有帮助地加上一句。[5]　　我把文件从他手里拿回来。　　“我并不是文官。”我高傲地说。“我要写上自己的代码。”我在页边空白里写上“圆形物”。　　10月27日　　今天我同汉弗莱爵士碰了头，谈了机会均等问题。我很小心，事先没有透露什么——伯纳德已经在他的工作日程表里写上“人员配置”。　　他走了进来，面带笑容，信心十足，和蔼可亲，一副贵族气派，看上去轻松自如，一无牵挂。所以我决定当场吓他一下。　　“汉弗莱，”我开始说，“我已经作出决策。”　　他就要坐上他的椅子了，听到我的话却一动也不动地僵住了，那姿势有点像格鲁乔马克斯。[6]他用噘起的嘴唇警惕地盯着我瞧。〔哈克的意思大概是说汉弗莱爵士警惕地盯着他，而同时他已经噘起了嘴唇——编者。〕“一项决策，大臣？”他很快就恢复了常，假装出一副乐于听到这消息的模样。　　“是的，”我神采飞场地答道，“我打算就文官中的妇女人数做些工作。”　　“可没那么多妇女呢？”他显出茫然的神色。　　伯纳德急忙解释。　　“大臣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妇女。”　　“大批妇女。”我坚定地补充道。　　这一下汉弗莱真的吃了一惊。他的头脑在急速翻腾。他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可是我们的编制其实已经很满了，打字员、清洁工、办公室端茶小姐……”他说不下去了，只好请别人帮他说下去，“你有什么想法，伯纳德？”　　“嗯，”伯纳德帮他说下去，“临时秘书比较缺少。”显然伯纳德也没有把要点搞明白。　　“我说的是常任秘书。”我说。　　汉弗莱爵士马上愣住了。他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所以我又接着说下去。　　“我们需要一些女性高级文官。”汉弗莱爵士脑子里还是一片混沌。他毫无反应。伯纳德看来也完全给搞糊涂了。他要求我说明。　　“是不是……那种萨摩蜜橘[7]，大臣？”他焦急地问道。　　我老是吃不准伯纳德到底是个异常聪明的冷面滑稽呢，还是有点傻。所以我只叫他坐下来。　　“目前，”我问汉弗莱爵士，“有多少常任秘书？”　　“我想是四十一名。”这是个精确的回答。　　“四十一名，”我愉快地表示赞同。“有几名是妇女？”　　汉弗莱爵士似乎突然丧失了记忆，“唔，这只是约略人数，我手头没有确切数字，我不能肯定。”　　“哦，有大约的人数吗？”我引他回答。　　“唔，”他谨慎地说，“大约一个也没有。”　　相当接近但不完全准确，这是我们的美国盟友爱说的话。正确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汉弗莱爵士其实是完全清楚的。〔哈克是对的，常任秘书们形成了一个只在名义上不存在的排外性小集团，从而一个新任命的常任秘书实际上可能被拒之门外。这会成为一种他们政治上司所不完全了解的但却相当有效的“非正式”程序——编者。〕我开始觉得很有趣。“我想我们总共有一百五十多名秘书。”我继续高兴地说，“你知道其中有几名是女性吗？”　　汉弗莱爵士避而不答。他要么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要么就是知道了故意不说。他只能回答道，“这很难说。”这回答使我惊讶。“为什么难说？”我倒要问问清楚。　　伯纳德又想来帮忙了。“哎，男人当中有不少老年妇女。”我没理他。“四名，”我对汉弗莱说，“确切地说一百五十三名秘书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竟然有这么多人，这似乎使汉弗莱爵士颇有感触。“真的那么多吗？”他微微睁大了眼睛说。　　我觉得自己小小玩笑已经开够了。现在我要单刀直入提出我的建议了。自从我第一次同萨拉谈话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　　“我打算宣布，”我宣布道，“在今后四年内要使女性秘书和常任秘书达到百分二十五的份额。”我想汉弗莱爵士一定着慌了，但这也难说，因为他非常圆滑。　　“大臣，我完全赞同您的目标。”他说。这话自然增加了我的怀疑。　　“这好。”我说。　　“让更多妇女担任高级职务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我们大家都十分关注这种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我注意到他巧妙地用了“明显”这个字眼。[8]“可是这种事需要时间。”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要立刻采取行动。”我答道。　　“我全心全意地赞同，”汉弗莱爵士起劲地答道，“我建议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马上干起来……”　　他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需要那老一套的拖延战术。　　“这事需要用大锤子，”我宣称，“我们必须把繁文缛节通通砍掉。”　　该死的伯纳德又突然尖声说起来了。“砍繁文缛节可不能用锤子，这样只会……”他说着做出一个像是挥锤子砸东西的姿势。　　我很狠瞪了他一眼他才不作声了。　　汉弗莱因为我指责他搞拖延战术，似乎不高兴。“大臣，您冤枉了我，”他抱怨道，“我没想搞拖延战术。”　　也许我真的冤枉了他。我向他道了歉，等着他出主意。　　“我只是想建议，”他带点痛心的口气轻声说道，“如果我们要有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妇女定额，在招聘阶段我们就得吸收多得多的人选。这样终才能在高级岗位上有百分二十五的妇女。”　　“这要多久？”我问道。　　他还没有说出我就知道他的回答了。“要二十五年。”　　“不，汉弗莱，”我还是面露笑容耐心地说，“我想你没完全搞懂我的意思。我是说现在。”　　汉弗莱终于搞清楚了。“噢，”他吃惊地说，“您的意思是——现在！”　　“马上就办，汉弗莱。”我答道，并露出极其赏脸的笑容。　　“可是，大臣，”他圆滑地微笑着说，“现在干什么都快不了。”他也赏脸地用微笑来回敬我。他那么快就恢复常，真不简单。　　这老一套的废话我快听了一年了，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是啊。”我说，“文官有三项信条：迅速行动花时多，节约办事花钱多，秘密活动更民主。不行，汉弗莱，我已经提出四年功夫解决问题。这段时间够长了。”　　他伤心地摇着头。“哎呀，不，大臣，我说的不是政治时间，是实际时间。”他又舒舒服服地靠在他的椅子背上，仰视着天花板，然后悠闲地继续说下去。“文官就好比橡树，是要慢慢成长的，同芥菜之类的东西不一样，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开花、成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装腔作势的胡话。可是他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他们是慢慢地酿出来的，就像……”　　“就像你那样吗？”我打断了他的话打趣说。　　“我本来要说，”他尖酸刻薄地回答我说，“他们慢慢地酿出来，好比是陈年美酒。”　　“也许是格里姆斯比酒吧？”　　他一本正经地微微一笑。“我是认真的，大臣。”　　他当然是。除了对自己的重要性十分认真对待之外，他还认真地想要用他那套鬼话来迷惑我，使我对自己的新建议——或者说我的新决策——失去信心。我决定直接使出杀手锏。　　“我预见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我坚定沉着地说，“因此我建议从行政部门外引进一批高级女性来充任高级职务以解决这一问题。”汉弗莱脸部表情耐人寻味。他完全惊呆了。脸色发白。　　“大臣……我想我不太……”当他要说“明白”的时候，声音轻得让人听不见了。　　我感到非常有趣。　　“看着我嘴唇动的样子吧，”我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嘴巴对他大有帮助地说。“我们……要从……外界……把妇女……引进来！”我说得又慢又仔细，有点像是个精神错乱的语言矫治专家。他坐在那里，两眼直瞪着我，就像老鼠看见了猫，吓得一动也不动。　　他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可是，”他开始说道，“我们体制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的廉洁、纯正，在于它不受外来影响的污染。”　　我可看不出这种陈词滥调到底有什么道理，我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了。“人们在企业界从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汉弗莱——文官为什么就该不一样呢？”　　“就是不一样。文官要求精细……”　　“要求谨慎。”伯纳德说。　　“忠于职守。”汉弗莱说。　　“可靠！”伯纳德说。　　“可靠！”汉弗莱爵士强调地重复道。“说得好，伯纳德。可靠。”伯纳德显然说出了文官词汇中的一句关键的赞美话。　　〔不用说，这次谈话对伯纳德·伍利来说是利害攸关的。哈克从外界吸收妇女的方针如果得以实施，很可能会不利于像伍利这样的一般文官的晋升。如果可以从外界吸收妇女来担任高级职务，也就同样可以吸收男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德的前途又会变得怎样呢？——编者。〕汉弗莱爵士接着说，文官必须有无穷的耐心和无限的理解力。他们还必须随着政治家改变主意而能够经常在紧要关头改弦更张。也许是我的猜想吧，反正似乎感到他在说到“主意”这个词的时候，语气特别重些，像是加上引号——似乎是说“随着政治家改变他们所谓的‘主意’”。　　我问他自己是否具备所有这些才能。　　他谦虚地耸了耸肩膀答道，“唔，只是一个人要适当地经过……”　　“酿造，”我接住话头说，“就好比是格里姆斯比陈年美酒。”　　“训练。”他紧闭着嘴唇勉强微笑着纠正我的话。　　“汉弗莱，”我说，“你扪心自问，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妇女担任秘书呢？”　　“她们老是要离开，”他以心平气和说理的样子解释道，“因为要生孩子等等。”　　我感到这种解释过于荒谬，“为了生孩子所以要走？快要五十岁的人？绝对不可能！”　　可是汉弗莱爵士似乎认为确有其事。他拼命推卸责任，声称对情况不了解。“说真的，大臣，我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我站在您这边。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妇女来担任高级职务。”　　“那好，”我断然答道，“我可不想等上二十五年。我们这里有一个秘书空缺，是吗？”　　他立刻警觉起来，谨慎地想了想才回答我。　　“是的。”　　“很好。我们要任命一个女性，萨拉·哈里森。”　　他又大吃一惊，或者说吓呆了，要不就是惊恐万状，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总之他是绝对不高兴的。但是他仅仅以安详克制的口气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没有说别的话。　　“萨拉·哈里森？”　　“对，”我说，“我认为她挺能干。你不认为这样吗？”“很能干，对一个女人来说。不，对一个人来说。”他毫不犹豫地纠正了自己。　　“而且，”我补充道，“她有主意，是个能独立思考的人。”　　“恐怕您说对了，”汉弗莱爵士表示同意，“但她并没让这影响到她的工作。”　　我问他对她有何意见。他坚持说自己对她毫无意见，他是完全支持她的。他肯定她是个优秀的工作人员，并且指出他一贯大力支持她，实际上就在去年他就主张把她晋升为副秘书，以她这个年龄担任此职算是很年轻的了。　　“你认为她是一个出色的副秘书吗？”我问他。　　“是的。”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这么看，”我说，“总的说来，晋升她是个好主意啰。”　　“总的说来？是的……但又不是。”　　我告诉他这不是明确的回答。他说这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回答。说得对。接着他又解释道，在他看来，她还太年轻，还轮不到她。　　我赶紧抓住了他的这句话。我早就在等候了。“行政部门的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讲才能，不看成绩，论资排辈！而优秀人才应该升级，越快越好。”　　“说得对，”汉弗莱爵士同意道，“一轮到他们就立刻升级。”　　“胡说八道。拿破仑三十多岁就统治欧洲了。亚历山大大帝二十几岁就征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