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　　“那么‘消息灵通人士’，你看行吗？”他提议说。　　这看来是个好主意。我有好几个星期没当“消息灵通人士”了。“行，”我说道，“就这么办吧。”　　沃尔特哈哈大笑。“不是很不正常吗？”　　“你说什么？”我茫然地问道。　　“把一个人说成是‘消息灵通人士’，而他的常任秘书却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　　他向我露出他的黄牙齿。我想他是在微笑，但我没报之以微笑——我只不过向他露出牙齿而已。　　3月31日　　安妮今天从选区来到伦敦。　　因此我把我们一直受到监视的情况告诉了她。我原以为她会像我一样感到愤慨，但她看来无动于衷。　　我力图使她明白这种勾当的严重性。“我们通话的每一句话，我们交谈的每一句话——全被记录了下来，被写成文字材料。真丢脸。”　　“是的，我明白……”她若有所思地说，“让MI5的人知道我们的生活乏味到什么程度，是有点丢脸的。”　　“什么？”　　“全都会暴露出来，”她说，“也许已经被暴露出来了。你在家里的言谈就像在向公众演说——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啊，国有企业的借贷需要呀，党代会议事日程草案呀……”　　我解释说，我不是指这类问题。我是指他们窃听了我们在家里所有的私人谈话。　　“天啊，是呀。”安妮说，“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一点……‘你有汽车钥匙吗？’……‘没有，我还以为在你那里呢’……‘不，我已经给你了’……天啊，这会使政府垮台的！”　　“安妮，”我恼火了，“你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仍然不了解我们的隐私权如何受到了侵犯。他们可能窃听到了我们在床上说的……话。”　　“那碍事吗？”她问，装出吃惊的样子，“难道你的鼾声里有密码吗？”　　我想，她是打算跟我讲点什么的。就在上星期，当她接受一家少女杂志采访时，她的谈话使我非常尴尬。她们问她，她和我上床的时候地球是否在动。“不，”她回答说，“连床也不动。”这也许是一次战役的部分内容吧。　　的确如此。她接着说：“哎，马上就是国定周末假期了。为什么我们不像过去一样离开两三天，去过一个长周末呢？”[2]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能去，但是又一想：为什么不去呢？我想不出一个理由。话说回来，即使政治家也需要度假呀。我同意了。　　“我们到金斯伯里草原去。”她说。　　“好，”我说，“它在哪里？”她盯着我。“亲爱的，就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　　真好笑，我竟忘了地名。我想去回忆该地的景象。　　“就是在那里，你第一次向我解释了你的关于流通速度对货币供应量净增值的影响的理论。”　　我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不错，这样一来我知道这个地方了。”我说道。　　安妮侧身转向她的床头灯。对着灯喃喃地说：“小伙子，你搞明白了吗？”　　〔翌日，情况有了惊人的发展。特工处告知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说他们发现一份恐怖分子的暗杀名单；在名单上吉姆·哈克列为一个潜在的目标。　　名单显然是由一个自称为国际自由军的组织制订的——编者。〕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谈话中）回忆说：我们难以想象竟然有人会打算暗杀哈克大臣。他总是与人为善。　　不过汉弗莱·阿普尔比和我一致认为，对大臣的生命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必须运用整套安全措施保护他。　　〔哈克的日记继续写下去——编者。〕　　4月2日　　今晨伯纳德犹如母鸡对待小鸡一样跟我打招呼。他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度极为关切诚恳。　　我想可能这是因为我迟到了几分钟上班的缘故。我睡得不太好，“我觉得像死一样难受。”我说道。　　伯纳德向汉弗莱爵士轻声说，“这样也好。”当时我不理解这话的含义，但现在我认为这很不礼貌。　　我其实情绪很好。我吹的风起了效果。《快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哈克着手制止电话窃听”。按照默契，我被称为消息灵通人士；沃尔特没有署名——消息“来自本报政治记者”。　　汉弗莱爵士纳闷地问，他们从哪里搞到这情报，并把目光盯着我。我自然不动声色。　　〔人们常说，国家这艘船是唯一从船顶漏水的船——编者。〕“不管怎么说，”我接着讲，“这一泄密更坚定了我要对这事采取行动的决心 。”　　汉弗莱问我，是否考虑过各种含义。这是文官的一般说话方式，其实是问我，我是否意识到我是在说胡话。就此事而言，我还不曾很好考虑到其中的全部含义，正如事的发展所证实的那样。　　我当即回答说，自由公民有隐私权，这是基本权利。　　我怎么会说这话呢？　　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仅仅在五分钟后就要获悉的情况。这些杂种没有告诉我。　　“假定……”汉弗莱爵士平静地提出，“假定MI5有理由疑这些自由公民——就举一个假定的例子吧——正密谋暗杀一位王国的大臣呢？”　　我发了一通议论。我谈到了英国人民的自由，以及这比几个大臣的生命更为重要。我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大臣们是可以牺牲的。“公务人员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狂妄之徒的攻击目标，一位大臣有义务把自己的生命视为草芥，挺身说‘我就在这儿，要杀就杀！’而不是被吓得屁滚尿流，躲在警察国家的电子设备和秘密话筒以及各种可怕的装置后面。”且看我和我这张留不住话的嘴。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面面相觑。前者想插话，但我明白表示，此事不容置疑。　　“不，汉弗莱，我不想再听到更多涉及此事的议论了。你总是躲躲闪闪，鬼鬼祟祟。但是一个自由国家里的政治家应该是显出自己是自由与真理的卫士。不要再为电话窃听辩解了——我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可以找到这类遁辞。”　　“其实，”伯纳德支吾着说，“斯大林从未写过回忆录。他异常诡秘，害怕人民读到这些内容。”　　汉弗莱成功地终止了我们的争论。　　“大臣，”他坚定地说，“您必须容许我对此事再说一句话。”我答应他可以说一句话，但须简明扼要。　　“特工处发现一份死亡名单上有您的名字。”他说。我想自己一定是听错了。　　“你说什么？”我问。　　“特工处发现一份死亡名单上有您的名字。”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莫明其妙。一份死亡名单？为什么是我？　　“一份死亡名单？”我问道，“你指什么？一份死亡名单？”　　“一份暗杀名单。”他说。　　他真是个傻瓜。“我当然知道死亡名单的含义，”我说道，“不过……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汉弗莱跟我一样给难住了。　　“大臣，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得更清楚些。”他忧郁地说。　　显然，我想要他解释清楚，诸如，这是怎样的一份名单，是怎样得到的，为何我被列入名单之内这类问题——我的脑子里闪过几十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这就是我词不达意的原因。汉弗莱爵士试图回答他认为我正在问的问题。　　“直截了当地说，大臣，秘密调查发现了一些文件，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但若阴谋得逞，将使内阁产生一个空缺，并由此得进行一次补缺选举。”　　我仍然不懂他的意思。我问他。　　“您被列在一份死亡名单上，大臣。”　　我们在兜圈子。“……？”我唾沫横飞地问，“……什么？”　　“哦，”他说，“我明白了。它叫‘国际自由军’。大概是新成立的城市游击队。”我浑身酥软如泥。“他们对我有什么仇？”我轻声说道。　　伯纳德向我提醒——近隐隐约约谣传内阁要改组的事：有一两家报把我的名字和国防部联系起来。　　我就问这些城市游击队是何等样人。伯纳德和汉弗莱只是耸耸肩。“难说，大臣。可能是爱尔兰分裂组织，或者是巴德尔——迈恩霍夫分子，或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是黑九月分子。也可能是国内的疯子——无政府主义者，毛派分子。也可能是利比亚人、伊朗人、或者意大利红色旅，反正也说不准。”　　“不管他们是什么样人，”伯纳德补充说，“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络。这帮人也许只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杀人组织。特工处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　　我得说，这真令人鼓舞！我忘不了他们在谈论某些阴谋杀死我的狂热分子时冷漠无情的样子。　　我竭力去寻找后的精神支持。　　“是有一串名字吗？你说是一份名单？不光是我一个人吧？”　　“不光是您，大臣。”汉弗莱爵士肯定地说。　　我说大概名单上列有好几百个姓名吧。　　“只有三个名字。”汉弗莱说。　　“三个名字？”　　我觉得自己感到震惊。也许还是惊慌。两者必居其一。我呆坐在那里，无法思索，也无法说话。嘴唇干枯欲裂。　　当我想说句话——随便说些什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伯纳德接了电话。显然一个从特工处来的名叫福雷斯特的队长已前来向我通报。　　伯纳德去接他进来。他出门时转过身，和蔼地对我说：“大臣，该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被列入短短的暗杀名单总是件好事；至少他们知道您是位要人。”　　我投给他一个严厉的目光，他匆忙离去。　　汉弗莱爵士退到一边去。特工处显然通报了内务大臣（这是惯例），后者建议派侦探来保护我。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能保护我。侦探怎么能保护我不受刺客子弹的攻击？也办不到，这人人都明白。　　我跟汉弗莱说了我的这个想法。我原以为他会提出异议——但他没有。　　“应该这样看问题，”他答道，“即使侦探保护不了任何人，但在受害人被击倒后，他们无疑能使刺客得到应有的惩罚。”真是感激不尽！　　伯纳德把福雷斯特队长带进房内。他脸色苍白，瘦长个子，样子畏畏缩缩，有点紧张。他其实一点也鼓不起别人的信心。　　我决心装出好汉的样子，把头抬得高高地，努着上唇，精神抖擞，如此等等。我对领导素质曾发表过不少议论。现在我要向他们——也向自己表明——我是当官的材料。　　当这位队长准备向我通报主要危险和通常的防范措施时，我朝他笑了笑以使他放心。“我用不着对这事看得太严肃，对吗？”我问道，表现出骑士风度。　　“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这得由您决定。不过我们必须建议……”　　我打断了他。“哎，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被吓得惊慌失措，不过，唔，这是任务，对不对？这是一种例行公事。”　　福雷斯特队长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我钦佩您的勇气。”他的神气似乎在说，他其实认为我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白痴。　　我断定自己已经摆足了好汉的架势了。于是便让他说话。“好啦，开始讲吧！”我说道。这话说得很不得体。　　“请读一读这份文件，”他说，便把一份复印件塞到我的手里，“其中有您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把它熟读，牢牢记住，并且请勿外传。”　　〔承蒙苏格兰的大都会警察博物馆借给我们一份《安全防范措施》，也就是交给哈克的那份文件。其内容是不解自明的——编者。〕安全防范措施　　暗杀危险大体有四类：　　一、枪弹；　　二、炸弹；　　三、毒药；　　四、（所谓的）事故。　　还存在使用煤气、扼杀、刺杀、溺毙、勒毙、开膛破腹作祭品等手段的可能性，但在联合王国，相对而言，此类手段较不常见。　　一、枪弹　　枪手有各种可以隐蔽的地方：　　1．高层建筑物；　　2．同你的汽车并行的一辆汽车；　　3．在人群中悄然地向你挨近；　　4．作为不速之客站在你的前门口；　　5．藏身于一辆停放的车中；　　6．将手枪伸进你的车窗等等。　　防范措施：　　1．避开人群；　　2．勿靠近窗口（将在你家中和办公室里提供防弹网状窗帘）；3．勿在前门应客；　　4．紧闭车窗，驾驶汽车时紧车门车窗；　　5．遇上红灯勿停在人行道边；　　6．如有车辆横过来拦住你的汽车，切勿撞击其车身中部，应朝其任何一个车轴把它撞开。　　注意：特工处人员不仅为你开前门，还将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和掩护：警报器、选区当地警察部门二十四小时巡逻、专用锁、电话监听等。　　二、炸弹　　1．汽车炸弹——使用按规定发给的、装在长竿一端的镜子，每天早晨或在汽车无人照看后彻底检查汽车底盘的底面；2．信件或邮包炸弹——切勿亲自开封。注意：你的邮件暂时由他人转交给你。　　三、毒药　　1．对馈赠的食品、饮料、巧克力、糖果等要严加提防；2．早晨检查牛奶瓶盖有无针刺小孔；　　3．提防带伞的陌生人接近你——（用伞顶端戳进大／小腿以注入毒液的方法）。　　四、事故　　1．跌下　　切勿在下列地点的外侧行走：　　（1）人行道；　　（2）江河；　　（3）防波堤和码头；　　（4）铁路站台。　　尽量不乘地铁：在人流中暗杀者容易下手。　　2．触电而死　　提防下列家用设备：　　（1）电视机；　　（2）电锅；　　（3）烤面包电炉；　　（4）高保真收录机；　　（5）电热毯等（这些设备也可以用作饵雷炸弹的引爆装置）。　　3．窗户　　如果被人从高空窗户推下，其下面有铁横杆，设法坠落时头朝下，这样快些。　　我把文件通读一遍。看来我幸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我必须继续有勇气。　　在福雷斯特队长离去后，我问汉弗莱，警察怎样才能在恐怖分子找到我以前找到他们。这看来是我唯一的希望。　　汉弗莱爵士说，对各个嫌疑分子进行电话窃听和电子监视是发现这些杂种的有效的手段。　　“不过！”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这势必对隐私权造成难以容忍的侵犯。”我仔细地考虑他的言外之意。　　接着我得出结论——略为不同的结论，我以为他也许误解了我早先说的话。　　我解释说，从另一方面来说，民选代表既然应当代表人民，那么对民选代表的任何攻击本身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攻击。其理由是明明白白的。这种威胁是从根本上打击人民受自己挑选出来的领导人管理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因此，我们必须以一切手段保护这些领导人，尽管我们对不得不这样做或者被迫采取这些措施表示极大的遗憾。　　我向汉弗莱解释了我的这些观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但我不喜欢他所用的字眼。“好漂亮的议论，大臣，”他回答说，“这正是我的观点，否则您会性命难保。”　　4月5日　　今天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尴尬事情。　　我的请愿书到了。　　是反对电话窃听和电子监视的请愿书，那是一年半以前当我还处于反对派地位和当《改革》杂志编辑时所发动的请愿书。伯纳德把一辆堆满着练习本和一叠叠纸张的大型手推车推进办公室。现在已有二百五十万人签了名。这是组织工作和献身精神的胜利。　　可真见鬼，我究竟该怎样处理它呢？　　现在我明白——当然是由于我现在有了在野时的无法获得的全部信息——监视是对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和犯罪进行斗争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武器。　　伯纳德善解人意。他提议把它存档。　　我还不敢肯定存档是否可行。我们已经告知代表团，说收到了这些请愿书——他们不会再要求去看这些东西了。他们会想象请愿书已置于可以信赖的人手中，因为我就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　　我命令他撕碎请愿书。“伯纳德，”我说，“我们必须确保也无法再到这些东西。”　　“那样的话，”伯纳德回答说，“我想好还是存档。”　　〔这样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1965年4月，内务大臣告诉下院说，重新调查蒂莫西·伊文思案件“毫无用处”。这是不顾反对党前座议员的一位领导人弗兰克·索斯凯斯爵士满怀激情的呼吁而说的，后者曾这样说过：“我对内务大臣的呼吁是极其诚恳的。我深信，假如我们曾对公正和我们的司法制度的声誉以及公众良心欠过一笔债的话……那么这笔债现在应该由内务大臣来偿还。”　　有趣的是，在发起请愿和提交请愿书之间举行了大选。结果，驳回弗兰克·索斯凯斯爵士为进行调查而作的充满激情的呼吁和请愿的内务大臣正是弗兰克·索斯凯斯爵士本人——编者。〕4月11日　　我刚度过了我生平糟糕的复活节周末。　　安妮和我像往常一样，一起动身平静地去度短暂的周末。　　嗯——跟往常也差不多。不幸的是，特工处人员随我们一起走。　　当我们下午去森林里安闲地漫步时，周围布满了警察。　　他们紧随着我们——保护得非常周到，可是这样一来，安妮和我除了谈天气之处就无话可聊。他们全都脸背着我们——但我得赶紧补充一句，这并非出于礼貌或对我们私生活的尊重，而是看看有没有潜在的杀手正跃过樱草丛向我们扑过来。　　我们去一家可爱的餐馆用午餐，而整个苏格兰场的人员似乎也去那里就餐。　　“几个人用餐？”我们进去时，领班问。　　“九个人。”安妮用尖酸的口吻说。这个周末过得使她大失所望。　　领班安排我们在靠近窗口的一张不错的供两人进餐的小桌旁就坐，但一位警察立即加以否定。“不行，那里不安全，”他对我低声地说，然后转身对他的一个同事说，“我们已经为目标选定那张桌子了。”目标！　　于是安妮和我就被护送到紧挨着厨房门的一个小角落里，坐在一张狭小的桌子旁。整个用餐期间，厨房门就在我们耳边乒乒乓乓地开关着。　　我们就座后，其中一位侦探对我说：“您坐在这儿，警官罗斯坐在那边监视厨房门——那是您外逃的出路。我们估计厨房工作人员中间不会有刺客，因为我们午前才在这里订了座位。我坐在窗口。如果您确实听到枪声，就钻到桌子下面，我会对付的。”我确信他这么说是要我们放心。　　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担心。随即我听到在靠近我头部的地方发出砰的一声，我立刻钻进桌子下面。　　真是极为丢脸的事——几秒钟后我探出头来，发觉是邻座打开了一瓶香槟。我不得不假装自己刚才只不过是在演习。　　到了此刻，什么外逃出路呀，什么厨房里的刺客呀等等这些话使我对菜肴完全失去了食欲。安妮也有同感。我们听到邻座的一位侦探点了一份波洛尼亚大红肠实心面条，又点了份带 T形骨的大排，外加青豆、豌豆，花菜与土豆片——而且竟然还点了一瓶1961年菲利普·罗特希德男爵种植园酿制的葡萄酒！但这也并没有吊起我们的胃口。　　他注意到我们在望着他，就笑容满面地解释说，他的工作使得他十分疲劳。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将近两天。星期六晚上我们去看电影，但这使安妮更加愤怒。她打算看《笼中疯女》，但后我们还是去看了一部詹姆士·邦德的片子——因为我知道警探中没有一个人喜欢外国电影，拖着他们去看一部印有英文对白字幕的法国电影看来没有道理。　　安妮气得脸都发紫，因为我把他们的需要放在首位。当她对我这样说时，我明白她的意思。其实我一向憎恶邦德的片子——全都涉及暗杀阴谋，我忍受不了。　　我们中途退场时，警探们对我们十分反感。　　终于回到了旅馆，躺在床上，人都紧张得快要僵住了，上厕所时仍然有人观察、跟踪、监听。我们听到卧室门外一段低声的对话。　　“他们还会出去吗？”　　“不会，他们已上床休息了。”　　“目标现在在里面了吗？”　　“是的，目标和他妻子睡在一起。”　　“他的假期看来过得不太愉快吧？”　　“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决定立即起床打道回府。这样我们就太平安静了吗？当然没有。当我们于星期天凌晨1时45分抵达伯明翰时，前花园里站满了身着蓝制服的警察，他们个个都想表明自己是尽职的。花坛里的花给踩坏了、探照灯不断地在房屋四周照射着、阿尔塞西警犬龇牙裂嘴吠叫着……乱哄哄的一片。　　现在躺在自家的床上，心情仍然紧张。在上厕所之前仍然得先由警察进去检查一通，仍然有侦探敲卧室的门，一边长驱赶入，一边说：“先生，请允许我检查一下窗户。”同时还增添了一些其他乐趣：警犬的吠叫声和每隔29秒把整个卧室照得通明的探照灯灯光。　　我不无伤感尽量随遇而安，跟安妮说，她会很快习惯于当要人妻子的。她默默无言。我想她多半宁愿当一位要人的遗孀吧！感谢上帝，我们过去还不曾在家里受到过监视呢。　　1994年信息自由法案通过后，新苏格兰场特工处公布的秘密照片，内容是4月12日哈克夫妇正躺在自家床上的情景。　　4月13日　　星期一是复活节次日，我睡了一整天，因为晚间我无法入睡。　　今天我回到办公室，试图跟可畏的沃尔特·福勒进行一次困难的谈话；他不知怎么的听到了一些有关请愿书的风声。看来他对于我将自己前年发起的请愿搁置下来之举感到大惑不解。当然啰，他不知道，事过境迁，我现在是用新的更清晰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监视问题了。　　“我不明白，”他抱怨说，“您说您要全力以赴制止电话窃听和其他窃听。现在您收到了请愿书，有二百五十万人签了名，这对您的主张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现在您甚至不让我报道您的话，说您欢迎请愿活动。”　　我下定决心一言不发。无论我说什么话他都会加以报道的。你根本不能信赖新闻界。“您能否许诺实施请愿书中的主要建议？”　　我意识到不得不打破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了。“嗯，沃尔特，你瞧，”我以屈尊的度说，“事情不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他问道。“考虑到安全因素。”我说。　　“这因素一直存在着，”他说，“可您自己说过‘安全’是词穷理屈的官僚们的后一个借口。”　　这个令人讨厌的兔崽子。我决心再次保持沉默。　　接着沃尔特说：“那好。我想我将使这事成为更为轰动的新闻，‘大臣驳回自己的请愿’。”　　我的决心又一次动摇了。“且慢，沃尔特，”我脱口而出。“别那么傻。”　　“您接受还是拒绝请愿？”他问，要求我作出简单的选择。　　“不。”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接着真相大白了，他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我们的编辑要我问一下，您被列入自由军死亡名单后，是否多少改变了您的观点。”　　当然有了改变！显然如此！要是不改弦更新，那我真是个大傻瓜。　　“当然没有，”我说，“多么荒谬的念头！要不是你刚才提出来，我还不曾想到这一点呢。”　　他不相信，但也摸不出什么证据来反驳我。“但是除此之外，我又该怎样解释您度的这一突然改变呢？”　　这时我有点走投无路了。但感谢上帝，伯纳德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及时救了我。他说汉弗莱想跟我说句话。　　汉弗莱进了门。沃尔特赖着不走，直到我问他是否可以暂离片刻时他才离去。但他没有离开大楼——他说他要等在外面，一直到我们谈话结束为止。　　汉弗莱询问我周末是否过得愉快。这个幸灾乐祸的杂种。有一半特工处人员尾随着我——这些罗曼蒂克的警察腋下全都夹着史密斯和韦森斯牌手枪——他肯定知道我的周末过得怎么样。　　他同情地点点头。“是沉重的公务负担。”他说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为什么我的嘴就留不住话呢？　　“很高兴您这样说，”他平静地回答说，“因为不会再这样做了。”我目瞪口呆。“我们刚才从特工处获悉，对您的保护正在取消中。”　　取消？我毛骨悚然。我想他误解了我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警方的人员编制严重不足。”　　正当我想问是否有人受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人手不够。他是指人手不够！就由于警方人手不够他们就让我被人杀死？我不寒而栗。　　他继续说，“在明天举行的切克斯会议上，苏联总理将受到远为具体而危险的威胁呢。”　　远为具体而危险的威胁吗？也许对他是更具体而危险的。我搜索枯肠寻找一个要他们保护我而不是保护他的理由。“他是俄国人，”我说，“而我是英国人。”　　于是汉弗莱披露了对我取消保护的进一步的原因。　　“大臣，事实上，特工处确信对您生命的威胁已经减少了。”我自然迫切地希望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有把握“是通过监视，大臣。他们窃听到了一段谈话。”汉弗莱似乎不愿告诉我。我要他吐露真情，因为我有权利了解，我需要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他点点头，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开始说了一段晦涩难懂的话。天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可听不懂。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跟编者的谈话中）回忆说：我记得汉弗莱爵士的话，因为我当时做了记录，汉弗莱爵士解释说：鉴于哈克的职责在性质上有点含糊和不明确，并且鉴于哈克在政治进程中对关键考虑与决策所起的一种可争议的边缘和外围性质的影响，他们有必要对行动的轻重缓急重新安排，因此将清算哈克的决定从他们近的行动日程中剔除。　　因此我要求他用清楚的英语再说一遍。于是他说自由军显然已确认我并不十分重要，不值得暗杀我。　　他尽量把话说得委婉些，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便如此，这对我还是一种打击。当然这不是指他们决定不暗杀我，而是指对我的自尊心的一点打击。　　我问汉弗莱，他对这一新形势有何看法。“当然，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说。　　“你是说，”我问，“你认为我应该被暗杀吗？”　　“不，不。”　　“你是说，我并不十分重要吗？”　　“是的，不！我是说您确实相当重要，但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暗杀您。”他叹了口气，如释重负。　　不管怎样，看来我已脱离了危险；也许这总是好事吧。我指的是，当一个离开人世的重要人物是毫无意义的，不是吗？不过，既然恐怖分子疯子对我在政府中的重要性表示疑，那么，我显然还得应该立即着手去建立自己的形象。　　伯纳德问我，我是否愿意跟沃尔特·福勒继续会谈。我当然乐意。　　他被领了进来，我立即发话。我叫伯纳德吧请愿书用手推车推进来以便使沃尔特看到其数量之多。　　伯纳德问，“请愿书？可我以为您说过……”　　“是的，我说过，”我赶快打断了他。“你能把它弄来吗，伯纳德？”他依然显得茫然。“用直觉，伯纳德。”我解释说。　　他这次听明白了。“啊，是啊，的确如此，大臣，”他急忙说，“您是说，要我去拿您说过您很感兴趣的请愿书吧？”这小伙子学乖了。　　沃尔特要求我对他的各种问题一一作答。我叫他坐下，告诉他，我热烈欢迎请愿书。那并不是可以掩盖起来的事。　　伯纳德·伍立扶着成捆的请愿书，正在想如何把它们清理到箱子底下去。（行政事务部资料）　　“至于死亡名单嘛，”我作出结论说，“唔——大臣是可有可无的，但自由却是不可分割的。你说是不是，汉弗莱？”　　“是的，大臣。”我的常任秘书微笑着回答，完全听懂了我的暗示。　　* * *　　[1]MI5，英国安全局，是负责国内安全与反情报活动的情报机构。该名称始于1940年，当时它是“陆军情报局第5处”——译者。　　[2]长周末，是指星期五晚至下星期一晨之间的周末假期——译者。　　10．授勋　　4月23日　　我今天和各级秘书开了一次很不满意的会议，他们当中有秘书、副秘书及助理秘书。　　我向他们询问了包括办公设施、文具领取、园林管理、信息处理设备以及继续教育的预算等方面的节约情况。　　和往常相仿，我得到的只是那些懊丧的含糊的回答，诸如“不行，大臣。”“恐怕不行，大臣。”“我们已尽力而为了，大臣。”“哎呀，我们已经节约到顶了，大臣。”等等，等等。　　我大声自言自语说，既然外国学生得付他们的学费，至少那些大学以后不会使我们花这么多的钱了吧。　　“除非您把向您提出的一些情况作为例外处理。”有人说道。　　由于与会的其余人中没有打算提出需要作例外处理的情况，我也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理由去作出例外处理。于是我说，目前看来这是唯一有可能节约的地方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牢牢地抓住这方面了。　　会议刚结束，伯纳德又提醒我说，唐宁街十号专管授勋的秘书一直在询问我是否已经批准我部推荐的受勋人员名单。　　真奇怪，这已经是伯纳德第八次问我了。我用讽刺的口气问他，授勋是否已经成为行政事务部当前重要的事情了。伯纳德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讥讽，他回答说，对那些列在名单的人来说这的确是重要的事。“他们一刻也没有离开电话，”他悲伤地说，“他们当中有的人看上去已经三个夜晚没有睡觉了。”我有点儿吃惊。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大臣们是从不否决文官受勋的，是吗？”我问。　　“似乎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在理论上说是有可能的。他们都被这种拖延搞得六神无主了。”　　我突然意识到伯纳德刚才是告诉我，那些人已经知道自己名列受勋名单之上了。这怎么可能呢？卷宗上清清楚楚地标明“绝密”两字。　　当我向伯纳德提出这点时，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啊，大臣。”他回答道，同时朝我和蔼地笑了笑。　　我为自己的幼稚感到既可笑又难堪。所有精力都花在受勋上 ……要是他们把其中四分之一用于削减开支上就好了。我问伯纳德怎么样才能使本部人员以他们希望取得帝国勋章和高级巴思勋位爵士头衔的那种热情去节约开支呢？　　伯纳德眼睛顿时一亮。“唔，”他说，带点我从未觉察过的调皮的神气。“我一直在想……”说到这里他犹豫了。　　“说下去啊。”　　“不，不，不说了。”　　“你想说什么？”　　“不，没什么，大臣。”　　我感到焦急。我知道他有锦囊妙计。“说呀，伯纳德，”我命令道，“请快说出来。”伯纳德还是没说出来。但却试图解释说，他不宜于这样说话，而且他不愿把这提出来，又说他不可能作出这种建议，不过，“……唔……要是您拒绝推荐那些不能每年把自己的预算削减百分之五的文官授勋怎么样？”　　“伯纳德！”　　他立即打退堂鼓。　　“啊，对不起，请您原谅，大臣，我知道我不该说……”　　“不，不，”我急忙打消他的疑虑。伯纳德有的是好主意，但他需要更多的自信心，“这太妙了！”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我很得意，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控制文官的办法。大臣们不可能阻挠文官的加薪和晋升。大臣们不写报告，他们没有真正执行纪律处分的权力。但伯纳德说得对——我可以不给他们授勋！这太妙了。　　我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大大地谢了他一番。　　“是您自己想到这一点的，大臣！”　　我起先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你想出来的。”我宽宏大量地告诉他。　　“不，是您想出来的主意，”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请求您！”我明白过来了。我点点头，安慰似地笑笑。　　他看上去甚至比刚才更不安了。　　〔几天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被邀请出席他的母校——牛津大学贝利学院——举行的贵宾宴会。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提到了那次宴会及随后进行的讨论——编者。〕在贝利学院吃了一顿精美的饭菜，我与院长和财务主官一边喝葡萄酒、吃核桃仁，一边进行私下交谈。看得出，他们对削减经费忧心仲仲。威廉爵士[1]显出很疲倦的样子——而且，葡萄酒喝得有点醉了，他的脸红红的，头发已经雪白了，但那双蓝眼睛依然十分敏锐清澈。的确，相当富有爱国心。克里斯托弗[2]看上去仍然像个严肃的皇家空军军官——在成为大学学监之前他曾是空军军官，身材高大，衣冠楚楚，举止和谈吐都很严谨。　　我问院长感觉如何。他回答说，他感到自己老了。但他又笑着说，“我已经是个不正常的人了。我马上还会成为不合时代的人。我只想酗酒而死。”这话听起来非常古怪！　　格思里和维纳布尔斯一开始便告诉我，他们打算把剩下的1927年酿造的方塞卡卖掉[3]，我们此刻喝的正是这种酒。贝利学院还剩下两大桶这样的酒。财务主管对我说，可以卖大价钱。我不明白他们的话。我感到吃惊。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使人震惊的战术。接着，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他们将所有的画和银器餐具卖掉，他们就可能付清新建楼房全部抵押借款。　　他们认为——或者是希望我认为——贝利学院就要破产了。　　原来，毛病出在政府规定对外国学生全额收取学费的新政策。贝利学院的外国学生们向来是多的。　　财务主官对我说，他们不可能收取每年四千英镑的全额学费。因为几乎没人肯付。　　他说他跑遍了所有的地方！跑遍了整个美国，去筹集资金，向印第安纳州的波但克和衣阿华州的塞达拉匹兹的居民们推牛津大学的教育思想。　　但是，竞争是极其激烈的。非洲居然到处都是英国教授，他们拼命要把社会学课程硬塞给当地的学生，印度和中东也是这样。　　我建议他们去做无疑得做的事——请英国学生来填补学生空额。　　他们对我这一想法的反应相当冷淡，“我认为这不是很趣的事，汉弗莱。”院长说。　　他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招收本国学生！决不招本国学生！　　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学，贝利每招一名联合王国的学生只得到五百英镑。因此，必须招四百个本国学生才抵得上五十个外国学生。一个辅导班的学生人数就要增加三倍。师生比例就会由1：10变成1：34。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就我们所知，这可能意味着文明的结束，而且这将肯定意味着贝利学院的完蛋，将会发生寝室和教室的问题。于是这所学院将和沃姆伍德·斯克拉伯斯或者苏塞克斯大学没什么两样了。　　而哈克正是有权改变这一切的大臣。我本来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涵义，因为那是教育与科学部的决定。我们要作出决定就不需要阐明理由，我们只要转动行政轮子就行。[4]　　〔虽然汉弗莱爵士和吉姆·哈克负责执行经费削减，但奇特的是，教育和科学部没有和其他任何有关部门——如外交部或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或行政事务部——商量过就决定削减经费——编者。〕我建议我们应当让哈克相信贝利学院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必须邀请他来学院参加贵宾晚宴，并向他说明情况。　　院长明显地对哈克有所顾虑——他担心哈可这个人的知识水平是否能理解这一情况。　　我向他们指出这个情况对任何具有普通知识的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的。　　他们问我哈克是否属于此种知识水平的人。显然他们以前曾跟政治家打过交道。　　我能就此打消他们的顾虑。我相当有把握地相信他具有那种知识水平。　　在离开牛津大学时，我深信自己必须设法让贝利学院由于其非同寻常的工作任务，（像帝国学院一样）被认可为一种特殊的学院。　　〔“非同寻常”，这个词形容得太恰当了！由于哈克生活中的这段插曲是和授勋息息相关的——不管一个人是否配得上这种荣誉，不管这种荣誉是不是赢来的——所以我们认为，读者们此刻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将授予竞争者的主要勋章：威廉·格思里爵士——功绩勋章获得者，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学会会员，哲学博士，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硕士（牛津大学）。　　克里斯托弗·维纳布尔斯空军上校——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硕士。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高级巴思勋爵士，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硕士（牛津大学）。　　伯纳德·伍利——硕士（剑桥大学）。　　詹姆斯·哈克阁下——枢密院官员，下院议员，学士（伦敦经济学院）。　　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高级维多利亚勋爵士，硕士（牛津大学）——编者。〕4月28日　　早晨，汉弗莱又缠住了我。　　“有两桩事，”他说，“第一桩是本部推荐的那份受勋人员名单的事。”　　我告诉他我们得把那件事暂时搁置一下再说。　　他变得非常紧张不安。我试图不流露自己感到有趣的心情。他说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因为我们已经接近那五星期的期限了，这很危险。　　〔至少要在公布前五星期通知所有的受勋人员。这样在理论上便于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是否拒绝接受这一荣誉。这种情况是难得发生的。实际上据悉，文官拒绝授予他的爵士头衔仅在1496年发生过一次。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有了一个——编者。〕我打定主意暂不批准部里的那份受勋名单，因为我一直还在进行某项研究。〔哈克的话几乎肯定是指有位党内助理研究人员进行了某项调查研究，而他本人则读过了调查报告——编者。〕我发现百分之二十的受勋人员是文官。而这一国家的其他人则要作出特殊贡献才能获得一枚勋章。要在他们有报酬的平时工作之余付出劳动，你或者我都必须干一些特殊工作。比如做低能儿童的工作。干了二十七年，每周干六个夜晚，才有可能获得一枚帝国勋章。可是文官们只要按份额分配即可得到爵士称号。　　这些勋章不管怎么样说，本身都是滑稽可笑的，就拿帝国勋章来说吧，据《惠特克年鉴》说，该勋章授予大英帝国受尊敬阶层的人员。白厅里边难道有至今仍不晓得，我们已经失去了帝国吗？文官们多年来一直从两方面得利。当艾德礼任首相时，他每年的薪金为五千英镑，而内阁秘书的薪金是二千五百英镑。如今内阁秘书的薪水比首相多。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文官以得到勋章作为自己长年累月忠于职守的补偿。他们薪水低，养老金低，特殊待遇少。　　而现在，他们薪水可以跟兴旺的私人公司经理的薪水相提并论（猜猜看负责这种可比性研究），他们享受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养老金、配有司机的汽车——同时他们仍然自动获得勋章。　　〔哈克是对的。文官无疑操纵了这种授勋制度，为他们本身的利益服务。就好像收入政策老是被那些控制它的人员操纵一样：例如，1975年工资政策为文官的加薪额及律师的手续费提供了豁免权。不用说，这一政策是由文官和议会法案起草人，即律师们自己起草制定的。　　问题是：quis custodiet ipsos costodes?[5]——编者。〕既然他们可以免受我们面临的经济生活中基本的威胁——通货膨胀和失业，文官们又如何能够理解我们的生活情况呢？　　文官们又是如何为他们自己创造这些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不受任何追究的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保持低姿，不知怎么的，他们设法让人们感到讨论这类事情是非常不高雅的。　　可是，那对我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我现在相信的是行动！我要汉弗莱给我解释为什么百分之二十的勋章要发给文官。　　“这是对他们忠于职守恰当的赞扬。”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为之献身的职业，我心里想。　　汉弗莱往下说道：“女王陛下的文官辛劳了一辈子，工资微薄，到头来则默默无闻，退休回家。勋章只是对他们一辈子忠心耿耿、自我谦让、兢兢业业、献身于女王陛下和整个民族的一个小小的补偿而已。”　　说得真漂亮！但却很可笑。“工资微薄？”我问道。　　“唉，是啊。”　　我向汉弗莱解释道，他似乎忘了他一年可挣三万多英镑，他比我多拿七千五百英镑。　　他承认这点，但却依然坚持说这点工资还是比较低的。　　“跟比较？”我问。　　他一下子被难住了。“唔……比如和伊莉莎白·泰勒相比。[6]”他回答。　　我觉得有必要向汉弗莱爵士说明，他决不可能跟伊莉莎白·泰勒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差别的确很大，”他同意道，“她没有获得牛津大学古典人文学科大考第一名。[7]”　　接着，他百折不挠地重又问起我是否批准了那份名单。我采取了行动。　　“不，汉弗莱，”我快活地回答，“我是不会赞成把勋章发给本部门任何一个不曾赢得该荣誉的人的。”汉弗莱显出一付绝妙的茫然神色。　　“您说‘赢得’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做出了配得上它的成绩。　　他算是弄明白了。于是大发雷霆。“但那是前所未闻的。”他喊了起来。　　我安祥地笑笑。“可能是的。但我的新政策就是对所有那些没能把自己部门预算每年削减百分之五的文官停止授勋。”汉弗莱没话可说了。　　所以，过了一会我说：“我是否可以把你的沉默理解为同意呢？”　　他迅速回答，“您不能这么理解，大臣，”他显得十分气愤，“您哪来这么个荒诞的主意？”　　我朝伯纳德望了一眼，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打量自己右脚上的鞋带。“是我想出来的。”我说。　　汉弗莱气急败坏结结巴巴地说道，“这太荒唐了，这是不可能的，太不可思议了。”汉弗莱一旦开了口，就像河堤决了口一般。　　“整个主意……危及根本……这是完蛋的先兆……这是楔子的尖口……是贝恩的解决办法……〔大概是由于“楔子”一词使他想起贝恩[8]——编者。〕——要做到什么程度呀？难道要废除君主制度吗？”我叫他别发傻，这话使他更加恼火了。　　“毫无道理”他说道，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理由去改变一个一直行之有效的体制。”　　“可是这体制并不有效。”　　“我们必须公正地对现行体制进行考验。”他声明道。表面上这话倒是很在理。但是我提醒他说，崇高的嘉德勋章是在1348年由爱德华三世创立的。“毫无疑问，这个体制的考验期快要结束了。”我说。　　于是汉弗莱另想出新花招。他说在推行节约运动期间去阻挠授勋活动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他所谓的“危险的先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去干一件正确的事，那么下次我们就会被迫去干另一件正确的事。以此进行推理，什么事也别干才是正理。〔确切地说，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却不能去做任何带头的事情——编者。〕我对他说我不会收回我的主张。于是他采取了公然说谎的办法，他说他完全了解我的意图，并将要负起责任，竭尽全力予以贯彻。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会实施我的政策。他向我推出了他通常的建议。我现在已能背出他的提议。他建议我们设立一个有广泛调查权的部际委员会，以便我们终能彻底考虑所有的含义。并且根据从长远考虑的成熟意见作出决定，而不是仓促采取轻率而且可能是考虑欠周的行动，因为那种行动很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换句话说，还是不同意——编者。〕我不打算再上这种废话的当。我对他说，我现在要的是行动。他的脸顿时发白了。我向他指出，就我的情况而言，受勋基本上是不对的。一个神志健全的人是不会要这种东西的，勋章引起奉承、势利和嫉妒。“而且，”我坚定地补充道，“让文官取得所有勋章是不公正的。”　　汉弗莱又争辩说，“我们作出了某些成绩，有资格领取勋章。我们是文官。”他说。“你就喜欢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几个字母来炫耀，[9]”我讥讽道，“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字母代表什么，你就无法使人钦佩了。比如，KCB是什么意思呢？还不是‘浴室高级的骑士司令’[10]？”真傻，他们还以为你是个水暖工呢。我想该把到出水洞口高级骑士团为止的所有这些封号统统取消。　　汉弗莱一点也没有被逗乐。“说得太离奇可笑了。”他傲慢地说。“我认为您也喜欢在您的名字后边加上几个字母，”他继续说下去，“枢密院官员、下院议员，还有您的学位——经济学学士。”他讽刺道，同时还略略皱起他那典雅的鼻子，仿佛嗅到了什么臭味。　　“那学位至少是我自己赢得的，”我对他说，“不像你的硕士学位。你在牛津大学得到学士学位后，他们白送你一个硕士学位。”　　“并非白送的，花了四个几尼。”他恶狠狠地说。　　我对这种孩子气的争吵已经厌烦了。我已使他全线溃败。我告诉他，我的方针已定，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问。　　汉弗莱由于授勋名单一事大受震惊，一时记不起另外的事了。　　稍稍过了一阵以后，他又想起来了。　　由于对外国学生的教育补助费有了新的规定，牛津大学的贝利学院似乎将遭到严重困难。　　汉弗莱说，贝利学院极其乐意招收英国学生。这话显然是真的。但是他解释说贝利的外国学生的比例是高的，这样就会在热带病医学系和国际公法系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同时，阿位伯语系可能不得不全部停办。　　我对这些情况表示同情，可是困难的情况会造成不合理的法律。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继续花费英国纳税人的钱去教育外国人。　　“这不单单是外国人的事，大臣，”汉弗莱解释说，“如果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地方给新人员接受阿拉伯文化的熏陶，其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外交部可能终变成亲以色列的。那将对我们的石油政策产生何种后果呢？”　　我说他们可以把新人员派往其他地方去。　　“还有什么地方？”他紧紧追问道，“可以让他们学习阿拉伯语？”　　“不是可以去阿拉伯吗？”我提议道。　　他一下子给难住了。此时，伯纳德插了进来，“大臣，贝利学院的确办得非常出色。多年来，它使英帝国监狱人满为患。”　　这听上去并不像是什么赞美的话，我请伯纳德作进一步解释。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他说，“字母jB代表英联邦的高荣誉。”　　“我不懂。”　　汉弗莱急切地说道：“JB是jailed By the British的缩写字母（被英国人囚禁的意思）。甘地、恩克鲁玛、马卡里奥斯，本-古里安、肯雅塔、尼赫鲁、穆加贝……这些世界领袖人物的名单长得没有尽头，其中还包括我们的一些校友在内。”　　我们的校友？他说是我们的校友。这就完全清楚了。　　我和蔼地笑笑。“你上的是哪所学校，汉弗莱？”　　“嗯……这与本题无关，大臣。”　　他今天的日子不好过。“我喜欢谈题外的事，汉弗莱，”我说，“就迁就我一下吧。你上的是哪所学校？是否恰恰是贝利学院呀？”“恰巧是的，”他傲慢地承认道，“我是从贝利毕业的，但跟这个问题没关系。”　　我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脸说这种话。他真的把我当作十足的白痴吗？这时，蜂音器响了，使汉弗莱免于再丢脸。这是下院分组表决的通知。因此我得赶往下院。　　在我出去时，我明白应该问一下伯纳德，我该投赞成票还是投反对票。　　“投反对票，”他回答道并且向我作了解释，“那是一个反对党的修正案，第二读……”　　但是未等他讲完我已经离开了办公楼。他这个人真是个笨蛋。　　辩论什么无关重要，我只是不愿走错门而已。　　〔此时，有关哈克打算把节约和授勋两桩事联系在一起的传闻已经通过白厅的两大新闻小道——私人秘书和汽车司机迅速传开了。没过几个钟头，这消息便传到了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耳朵里。于是汉弗莱被请去和阿诺德爵士谈话。接下来便是一次富有启发性的会晤——不单单对汉弗莱爵士有启发，而且对那些历史学家也有启发，后者由此了解到，虽然内阁秘书在理论上是他同辈中的居首位者，其实他的地位是极高的。表面上所有的常任秘书都是平级的，但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则比其他人的地位更“平等”些。　　阿诺德爵士在汉弗莱爵士的报告上面所作的批示，是在瓦尔塞姆斯托的文官档案里发现的，那些档案当然是根据国家档案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供公众查阅的规则而在前几年公布的。　　汉弗莱爵士本人从未见过这些批语，因为文官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本人不许看他们自己呈上的报告——编者。〕我告诉阿普尔比说，他的大臣把授勋与节约两桩事联系在一起使我很不安。　　阿普尔比说他找不到有效的论据来反对这个计划。　　我表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出大乱子。这是贝恩的解决办法。我问他这事终将做到什么程度？　　阿普尔比说他同意我的观点并且已经把这些观点向大臣再三强调过了。他令人不解地补充道，那个计划是“不可容忍的但却又是不可违抗的”。　　我对此抱悲观度。我告诉阿普尔比说，虽则我毫无训斥他的意思，我却要他保证不使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他听到不加训斥显得非常震惊。　　〔文官部门约定俗成的规则：在这么高级别的人士中，只要仅仅提到训斥这个词就已经意味着相当严厉和深深刺痛人心的批评了。这表明内阁秘书完全不顾“好同仁原则”——即“一个好同仁不会教训另一个好同仁；一个好同仁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阿诺德爵士显然在暗示：汉弗莱爵士够不上一个好同仁——编者。〕阿普尔比无法向我提供我要求的保证。他只是说，希望哈克不要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我觉得有必要向他指明，单单靠希望是不够的。如果行政事务部把授勋和节约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政府其他各部也都会引起连反应。　　我再度恿他说，我们可以指望他去制止这个计划。但他只说他要去试试看。真是软弱无能！我别无选择，只是极其严肃地警告他说，虽然我相信他是懂行的，但这件事会使别人疑他究竟是不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这个可怜的家伙看来对这句话感到很难受，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束会晤之前，我提起了我们母校贝利学院的院长已来过电话。我说我深信阿普尔比一定会使哈克把贝利学院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看来，阿普尔比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把握，虽然他告诉我说已经安排邀请哈克出席一次学院捐助人宴会。我赞扬他此事办得干练，可这并不使他高兴多少。于是我开始认为阿普尔比至少已经不再能左右哈克了。　　也许阿普尔比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内阁秘书的头号人选。他并不是真正在各方面都很在行。也许更宜担任一些不那么艰难的职务，比如当个清算银行的董事长或者一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官员。　　阿·普　　〔把阿诺德爵士的报告和汉弗莱爵士本人对那次会晤的叙述加以比较倒是饶有趣味的——编者。〕去内阁办公室会见阿诺德。我们像往常一样谈得很投机。他对于哈克把授勋和节约联系一起的主张甚为关心，并且似乎同样关注着贝利学院的前途。我当时处境不妙，但总之，还能使他相信我对这些难题能不负众望地善加处理。〔阿普尔比文件31/RJC/638〕〔哈克的日记又继续了下去——编者。〕　　5月4日　　今天牛津大学贝利学院举行了捐助人宴会。我认为，宴会开得非常成功。　　首先，在去牛津的路上我便从年轻的伯纳德口中听到一连串有用的闲话。　　汉弗莱爵士显然于昨天被召到内阁秘书那儿去。据伯纳德说，汉弗莱遭到了非常严厉的训斥。由于伯纳德把节约和授勋联系在一起的锦囊妙计，内阁秘书真的把他骂得无地自容。　　有趣的是伯纳德继续把这说成是我的办法——当时因为我们正坐在公家的汽车里，司机罗伊肯定在悄悄地记住我们说的每一件事，以便日后做买卖。他无疑可以把汉弗莱遭到训斥的消息在车队卖个大价钱。不过我想，这条宝贵的消息在交易中应该抵得上好几条内部小新闻。这样用不到三两天功夫，罗伊就该得到一些有用的内幕消息，到那时我得记住从他嘴里套出来。　　我问伯纳德，内阁秘书实际上是怎样教训像汉弗莱这样的地位显赫的人。　　伯纳德告诉我说，“通常，话是讲得相当客气的。不过，这一次显然是无所顾忌的。阿诺德爵士对汉弗莱爵士说他并不是真正在训斥他。”　　“有那么严重？”　　“他实际上的意思说，”伯纳德往下说道，“有些人可能不认为汉弗莱是个可以信赖的人。”罗伊正竖起耳朵听着。　　“我明白了，”我满意地说，“这下子他可果真挨揍了。”　　阿诺德爵士竟然被这事搞得如此烦恼，以致于使我疑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个人的利害关系，但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我只能假定他必定是非得到他的份额中的全部勋章不可。　　我问伯纳德，阿诺德是否已经有了G，他点头称是。〔你得了 K以后方才能获得G。G是大十字勋章的缩写。K是爵士爵位，各部门有自己的勋章。行政事务部颁发的则是巴思勋章——汉弗莱爵士此时已是二等高级巴思勋爵士，他本来企求获得G——这样他便可成为大十字勋爵士。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颁发的是三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CMG，KCMG以及GCMG，外交部在其余所有行政部门中颇不得人心。人们普遍把 CMG理解为Call Me God（称我为上帝）；把KCMG作为Kindly Call Me God（请称我为上帝）；并把GCMG作为GoD Call Me God（上帝称我为上帝）——编者。〕不过伯纳德透露说，尽管阿诺德爵士已经得到了G，他仍然希望取得其他勋章，比如，贵族爵位，OM〔功绩勋章——编者。〕或者CH〔荣誉三等男爵士勋章——编者。〕、嘉德勋章、蓟花骑士勋章等等。　　我问起有关蓟花骑士勋章的事。“他们把蓟花骑士勋章颁发给？给苏格兰人还是驴子？”我俏皮地问道。　　“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伯纳德回答，老是外交官的口气。　　“你不可能碰到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我闪电般地反应道。我不在乎罗伊那高高竖起的耳朵。“他们是怎样颁发蓟花勋章的？”我问。　　“由一个委员会审查通过而决定的。”伯纳德说。　　我请伯纳德介绍这次大学举行贵宾宴会的情况。“汉弗莱真的以为我会因此改变政府对大学财务方面的政策吗？”伯纳德笑了笑说，听人讲贝利学院的宴会极为丰盛。　　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牛津。四十号高速公路是条非常好的公路。我想到四号高速公路也很不错。我不由得有点纳闷，为什么我们有两条这么好的公路直通牛津，却没有一条好公路通往南安普敦或者多佛尔或者菲利克斯托或者任何其他港口。　　伯纳德解释道，几乎所有的常任秘书都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何况牛津大学的大多数学院又请他们大快朵颐。　　这似乎难以置信——不过这话听来有一定真实性。“但是内阁就这么纵容他们？”我问。　　“噢，不，”伯纳德进一步说，“他们对此是坚决不同意的。他们说，除非先造一条公路让内阁大臣们去猎狐地区打猎，否则就不许造高速公路让文官们去牛津赴宴。这就是为什么五十年代建造一号高速公路时只造到莱斯特郡中部便终止的原因。”　　这个论点看来有一处谬误。我指出十一号高速公路才刚刚完工。“剑桥大学各学院难道不请你大吃一顿吗？”　　“当然啰，”伯纳德说，“不过那是交通部有了个剑桥出身的常任秘书以后好多年的事了。”　　〔把哈克对那次宴会的描述，同伯纳德·伍利爵士的回忆比较一下是相当有趣的。首先请看哈克的描述——编者。〕宴会本身进行得十分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