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第7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 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耿飚这人，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毛泽东这么提到他： 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 毛泽东所说的“杨罗耿兵团”，也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领导的兵团。这个兵团是1947年7月在晋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是罗瑞卿，而耿飚为参谋长。 杨得志曾这样谈及他的“老搭档”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识多年了，我俩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到达哈达铺，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任大队长，他任参谋长。从此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打太原、攻兰州，进军大西北到宁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员，他任参谋长。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之中清醒的头脑，是许多老同志所称赞的。 耿飚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第一军团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时，耿飚是前卫部队红四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和参谋长。1944年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耿飚和叶剑英结下深厚友谊，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飚担任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副参谋长，与 叶剑英共事。所以，耿飚成了叶剑英的老部下。那时，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精明的耿飚居然在叶剑英住处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在地毯下的窃听器。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 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耿飚出任中共第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作为“杨罗耿兵团”的三巨头之一，转战华北、西北。耿飚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可是，后来耿飚却奉命“改行”，去当外交官了。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耿飚被打入“牛棚”。 当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时，外交部的中共党员们选耿飚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却有人借口耿飚尚在“牛棚”，还在接受“审查”，把耿飚的名字从代表名单中划掉。此事被周恩来获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把耿飚列入中共九大代表名单。这下，耿飚也就结束了“牛棚”生活。 于是，在1969年5月，耿飚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病愈后，经周恩来提议，任命耿飚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耿飚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江青。 本来，江青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一桩小事，使她领教了耿飚的脾气：江青此人，颇爱摄影，又爱出风头。她想在《人民画报》上开一个她的摄影专栏，不断发表“峻岭同志”的摄影作品。“峻岭”，也就是江青的笔名。 《人民画报》是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的杂志，属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属外文局领导，而外文局则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辖。由于江青的地位特殊，《人民画报》打了报告向外文出版社请示，外文出版社把报告转到外文局，外文局上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到了耿飚手中。耿飚认为，《人民画报》无此先例，江青企图凭借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消息飞快地传进江青的耳朵。江青为此大大地生了耿飚的气，以致有一回在春节团拜会上，江青逐一与参加团拜的领导人握手，等见到耿飚时却一扭头！站在耿飚旁边的李先念发觉了这一“细节”，问起耿飚来，方知为了《人民画报》的事，江青对耿飚竟一直耿耿于怀…… 当然，《人民画报》的事，只是小事一桩罢了。在江青看来，耿飚和外交界的姬鹏飞、黄镇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人马”。所以，江青对他们很恼恨。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叶剑英急调耿飚这位有着多年“文官”经历的武将。 耿飚后来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中这么写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 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采访时，也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夜晚的不平常经历，其中有的细节是《耿飚回忆录》中所没有的：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 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代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 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哪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 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巍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10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20名战士，10名由邱巍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10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 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 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3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5天。 到第6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华国锋和叶剑英是在和耿飚谈话之后，这才乘上红旗牌大轿车从中南海怀仁堂驶往玉泉山的。 耿飚只过了十几天“鞋袜不脱”的生活，而叶剑英原定是“保密两个月”。内中的原因便是本书一开头就写及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在 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遗孀被捕”，叶剑英再也无法保密了……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 在耿飚奉命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选派迟浩田将军紧急接管《人民日报》社。 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他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突然接到叶剑英的电话，说是派出专机接他立即回北京。 《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 众所周知，中国的“反右派运动”，是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派运动”的第一炮。 据吴冷西回忆，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前一天——1957年6月7日——毛泽东通过秘书胡乔木约他谈话： （在谈了一通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吴冷西取代邓拓，主持《人民日报》笔政──因为毛泽东早已不满于邓拓，批评他是“死人办报”。 对于《人民日报》来说，1966年6月1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明毛泽东正式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虽说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但是正式见诸《人民日报》，则是从 1966年6月1日这篇社论开始的。第8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3) 与1957年一样，在发表那篇重要社论的前一天——1966年5月31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率工作组，突然进驻《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据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他是在1966年5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紧急会议的。会上宣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笔者多次采访过陈伯达。他回忆说，他很匆忙进驻《人民日报》。进驻的最初几天，每天由他口授一篇社论。这样，通过《人民日报》，一下子就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点燃起来。 这一回，《人民日报》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叶剑英明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必须马上把《人民日报》的大权夺过来！ 叶剑英向《人民日报》派出了工作组。这工作组的负责人，便是迟浩田将军。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迟浩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迟浩田这名字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迟浩田在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中是后起之秀，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迟浩田生于1929年，山东招远人。他在1944年加入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之际，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便是迟浩田。 当时，21岁的迟浩田担任先头部队济南第一团三营七连的指导员，连长为萧锡谦。 在进攻上海市区时，他们遇上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青年军204师占据着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苏州河上的咽喉──西藏路桥。双方打了十来个小时，仍难解难分。 5月25日子夜时分，迟浩田带了两名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决定孤军突袭青年军的师部。迟浩田三人在黑夜之中，游过苏州河，摸掉了对方的哨兵，潜入青年军204师师部。他们抓住了该师上校副师长，要他下命令缴枪投降。那位上校副师长在迟浩田铁枪的威逼下，只得下达了投降命令。当桥上的青年军奉命撤离，萧连长立即命令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 就这样，迟浩田创造了奇迹：三个人逼降了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师部和三个营总共1000余人！为此，迟浩田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此后，迟浩田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营教导员。1952年立一等功。回国后，迟浩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政治部主任。 1960年，迟浩田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担任师政委，后来，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为什么马上从唐山抗震现场急调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呢？叶剑英看中迟浩田，是因为迟浩田也有着“文官”经验： 那是1971年9月13日爆发“林彪事件”之后，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两报”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迟浩田一进《解放军报》，就感到颇为棘手，内中最为棘手的要算是“萧力”问题。 “萧力”何许人？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萧力”，也就是“小李”的谐音。李讷姓李不姓毛，其原因便是由于父亲毛泽东在中国如日中天，姓毛太不方便，而江青本姓李，所以女儿用李姓。但是，即便叫李讷，后来也广为人知。于是，在“文革”中用了“萧力”之名。 李讷于195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夏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在“文革”的浪潮中，1966年盛暑，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李讷在《解放军报》也“炮打司令部”。她以“萧力”之名，写了批判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的大字报。赵易亚下台了。“众望所归”，26岁的“萧力”成了《解放军报》总编辑。 “萧力”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不久，又被毛泽东指派为联络员，去做别的工作去了。不过，“萧力”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曾发生过所谓的“绑架”事件。这一事件被说成是“反‘萧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一下子使《解放军报》不少人蒙受冤屈。 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报》之后，便着手解决所谓“绑架”事件。他经过调查，认定那是一个假案。可是，要解决这一假案，却不容易，因为这案子是江青过问的，必须经江青同意才能解决。 迟浩田勇于负责。他把这一情况向《解放军报》当时负责人张志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作了认真的汇报。后来，又经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力争，终于闯过江青这一关，使《解放军报》蒙冤的干部得以平反。 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人们的称赞。可是，后来居然被打成“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左英雄”。 尽管如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却非常看重迟浩田。 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点将”迟浩田，派这位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将领前往《人民日报》。 于是，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 迟浩田一进《人民日报》，下令逮捕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迟浩田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领导层中宣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迟浩田是这样宣布的： 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迟浩田宣布： “《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不言而喻，迟浩田所说的“党中央”，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迟浩田严正警告：“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 迟浩田规定了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 ” 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总编辑达一年零20天。直至1977年10月28日才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庄记得，迟浩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日子里，上上下下都喊他“老迟”。迟浩田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李庄称迟浩田所率的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最后的一个工作组，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由耿飚、迟浩田进驻之外，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作为重要的“喉舌”，也撤换了领导。 由于耿飚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而他来自外交界（他原本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于是大批调集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进驻”宣传部门。 据原驻德国大使王殊告诉笔者，这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耿飚熟悉外交界的干部；第二，外交官们长驻国外，一般来说，跟国内“四人帮”体系没有太多瓜葛。 一时间，出现了“大使当总编”的“史无前例”的有趣现象。驻德大使王殊，便在那时当上了《红旗》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在1958年6月创刊时，总编辑是陈伯达。 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销总编辑之职。此后，《红旗》杂志虽然仍在出版，但是总编辑空缺。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殊于1977年1月起，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7年12月，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的曾涛，接替朱穆之，出任新华社社长。 1949年，新华社的首任社长是陈克寒。从1952年12月起，社长为吴冷西。吴冷西在1966年6月下台，由熊复继任。半年后，熊复下台，胡痴、王唯真曾先后担任过代社长。1972年9月，朱穆之被任命为社长。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虽说1976年10月6日夜晚中南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叶剑英规定要“保密两个月”，所以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昨夜的大事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保持沉默。 10月7日，中国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先播出当天新华社的两则重要电讯。这两则电讯，在 10月 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这两则电讯，其实是在10月8日作出的两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重要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1、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2、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这一决定，明显地违背了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华国锋明知毛泽东在 1956年作出过这样的建议，可是在1976年的特殊的情况下，却不能不作出为毛泽东保存遗体、建造纪念堂的决定。“文革”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他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就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以求“符合民心”。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的提问时，这么谈及关于毛泽东纪念堂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第二项决定是《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项决定指出“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其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工作在此前有过两起两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之后，曾经由陈伯达主持编选过一个待审的初稿。陈伯达曾经对笔者说，当时他报毛泽东审阅，因毛泽东“倦于看旧作”而搁置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本要在 1969年10月1日作为向国庆20周年的献礼书，也因毛泽东不同意出版而取消。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经由胡乔木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因“批邓”而中止。 这时，在原先两次编选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选，终于在1977年4月15日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有一句话是引人注意的： 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 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这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第一次这样公开见报。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由“舆论总管”姚文元把持的新闻传媒，从来不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例如：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 所以，从“党中央”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文件的不同提法，其实悄然地反映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不过，尽管《人民日报》和中国各报都在1976年10月9日醒目地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却没有多少细心的读者从中悟出中国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天天要出版，广播天天要播出，怎么也无法“保密”。 就拿林彪事件来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身陷囹圄，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居然在林彪出逃后的十来天，就知道了这一绝密的消息。 当时，严慰冰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便提审了她。不料，严慰冰竟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当时，连中国的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党内出了大事 一桩”呢？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慰冰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地看《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上，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她发现，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 她又听见狱中的广播喇叭里，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歌。严慰冰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她得出结论：“党内出了大事一桩！” 确实，“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便“透露”了“党的最大机密”！这篇社论是配合两个决定而写的，阐述两个决定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中这么一段不平常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社论中的这段话，显然在“有的放矢”！究竟谁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究竟谁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社论中特别令人不解的一句话是提到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究竟是谁呢？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看了这篇社论，也意识到中共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这篇社论上的几句话，泄露了中共的“最大机密”！社论中提到的“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围绕着一句“毛主席指示”，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连那位英国记者韦德也注意到了：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王洪文不安地从背后窥看华国锋的讲话稿，关注着华国锋的稿子上有没有那句“毛主席指示”。 这句“毛主席指示”，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 首先公开披露这句“毛主席指示”的，是1976年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9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4)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审讯时是这样解释的：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问：“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华国锋当时看了，却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的翌日──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 5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醒目的4个大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4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 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 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代：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 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 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代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 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他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 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 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了。李鑫还报告了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 上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8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以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 不过，也正因为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这句话，泄露了“最大机密”！第10章 华国锋确立了领袖地位 (1) 在万众欢呼声中，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从此戴上“英明领袖”桂冠。但是，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把邓小平写给他的信撂在一边，使人们大失所望。 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发表，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社论指出： 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就是说，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社论还指出： 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在这里，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特别是仍强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仍是“照过去方针办”！ 这篇社论，是华国锋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反映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初表达的政见。其实，这篇社论是根据华国锋 1976年10月8日的讲话精神写出来的。 那些日子，华国锋处于最忙碌的时刻。 华国锋在10月6日深夜至10月7日清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10月8日起至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 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等大区的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赶到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 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华国锋强调，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号召中共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华国锋对于“文化大革命”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因为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即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理所当然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10月8日的讲话以及两报一刊10月10日的社论，清楚地表明，肃清“四人帮”的“左”的流毒，远比粉碎“四人帮”更为艰难，从思想上铲除“四人帮”，远比从组织上清除困难。 毛泽东的去世，只在几分钟之中。拘捕“四人帮”，也只是在一个晚上。这两桩历史性的大事件之间，相隔又不足一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急转直下！ 毛泽东时代虽然结束，毛泽东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是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文革”的那一整套“左”的理论。华国锋遵奉“照过去方针办”，这“过去方针”，就是毛泽东的方针，内中也就包括了毛泽东晚年制定的一系列“左”的方针。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在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欢庆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之际，“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 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 就在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 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家中闭门不出。 邓小平获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是在1976年10月7日。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邓小平的，是叶剑英之侄叶选基。 笔者曾经多次采访叶选基，据他说，他的夫人吕彤岩是吕正操将军之女，在10月7日下午他请吕彤岩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打电话，说有要事相告。邓榕的丈夫贺平随即骑自行车来了。贺平得知之后，以极快的速度骑自行车到北京宽街邓小平住所。邓小平听到贺平报告的“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无限宽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 贺平又骑着自行车到叶选基那里，转告了邓小平的那句话。叶选基很快就转告叶剑英。当时的邓小平，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是仍保留中共党籍。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向中央反映，他要求看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文件。邓小平看了华国锋的讲话稿。10月10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信给华国锋并中共中央，坦言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并表示： 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的信，充满着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之情。信中，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华国锋不能马上解决邓小平问题，是有原因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共内部便开始传达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照过去方针办”只是其中的一句。 在 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所写的这三句话，成了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华国锋作为领袖来说，资历不深，在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亟须仰仗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华国锋出示毛泽东生前给他所写的三句话，作为“尚方宝剑”，显得非常重要。 内中的第二句话“照过去方针办”，通过报纸上反反复复批判“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亦即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已经变得家喻户晓。 这时，华国锋公布了毛泽东写给他的第三句话，既然毛泽东生前说“你办事，我放心”，这就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铁定”了！虽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针对当时让华国锋处理党政大事而言，但是此时华国锋拿出这六个字，已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接班的“放心”，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 不过，也正因为华国锋遵奉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既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定下的“方针”，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之下，他也就只能照办。 所以，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仍在强调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提到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四人帮”曾感叹：“我们手中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四人帮”很难从叶剑英手中夺得军队的指挥权，便在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 ──民兵。 这样，在1976年，上海民兵指挥部已经拥有30个师、7个独立团、2个高炮营，势力相当可观。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曾经去上海，要求上海的“第二武装集团”加强训练，做好“拉出去”的准备。 在拘捕“四人帮”之后，解决上海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10月7日清早，华国锋和叶剑英商量之后，决定让汪东兴出面，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要他们当天赶往北京开会。 这通知如此局促，使马天水感到有点蹊跷。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想摸摸情况，电话没有人接。给王洪文打电话，也没有人接。马天水又给北京的“四人帮”的“帮友”们去电话，也都没有人接。马天水意识到情况不妙。 终于，马天水拨通《人民日报》鲁瑛的电话。当马天水问他北京的情况时，他只说了一句“没有什么事”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下午，马天水满腹狐疑，和周纯麟一起飞往北京。 马天水一到北京京西宾馆，便被软禁起来，而周纯麟则被接往李先念那里，因为周纯麟曾经当过李先念的警卫员。当周纯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表示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表示上海警备区听党中央指挥。 这天，上海的“四人帮”党羽们惶惶不安。他们得知“四人帮”被拘捕的消息后，决定要“大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打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 ” 10月9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进行部署。 这天，在北京经过“打招呼”的马天水，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晚上，他奉命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和王秀珍。 10月10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不得不飞往北京。 11日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玉泉山 9号楼接见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 这时，徐景贤和王秀珍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打倒“四人帮”。 10月12日，从上海方面传来消息，那里的“四人帮”余党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要“决一死战”。 华国锋和叶剑英决定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表示“中央对你们几位是寄予希望的”。 10月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周纯麟同机回到了上海。他们先是来到东湖招待所──原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招待所——向中共上海市委一些负责人作了传达。 “四人帮”的一些“小兄弟”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心如刀绞。1980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的报道这样描述：“黄涛躺在沙发里，像抽羊痫风似的抖动；汪湘君哭得伤心异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陈阿大、叶昌明抱头呜咽，如丧考妣……” 10月13日下午3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样，中共上海市委的委员们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明白了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知道了“四人帮”怎么被打倒，也就制止了上海的武装叛乱。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中共中央在10月14日决定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因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大体上“稳”住了。 这样，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0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几百名海、陆军警卫战士护送下，进驻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真正地稳住了上海。内中苏振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海军政委，倪志福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冲为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 10月18日，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从此，“四人帮”的“基地”土崩瓦解，全国的局势明朗化了。 这时，“四人帮”的失败已成定局，亟须向全党、全国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 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须知，在整整一个月前──9月18日——正是北京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日子。才一个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中央的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中共中央的通知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揭露“四人帮”反党篡权的罪行。通知指出：“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第二部分则是公布毛泽东自 1974年 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第三部分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令人不解的是，通知把粉碎“四人帮”居然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四部分强调，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时，要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通知指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五部分规定，揭批“四人帮”，“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第六部分号召，要“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从 1976年10月6日起，中国终于从“天灾连着人祸”的悲痛阴影中走出来。 在中国的“龙年”，那条“龙”历经劫难，终于欢腾起来。第11章 华国锋确立了领袖地位 (2) 诗人贺敬之在欢腾的人群中又“放声歌唱”了，写下充满激情的《中国的十月》一诗。尽管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首诗已经落满时代的灰尘，但是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月的历史画面： 呵…… 1976年，严峻的十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已和我们永别…… 生前的遗志呵， 怎样实现？ 如何继承 他开创的事业？ …… 呵！ 1976年， 震撼世界的十月！ 我们的党 胜利了！ 北京的晨曦 向世界报捷。 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反党集团， 无产阶级的巨手， 终于捉住了这窝蛇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