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作者：叶永烈第1章 序　　“你又去北京！”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问我。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开玩笑称我是“半个北京作家”。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为了创作《邓小平改变中国》，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22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的22部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40万字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50多万字。　　这部长篇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为了写《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在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有一回甚至采访到深夜11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总共采访了20多人，录了近40盒磁带，拍了3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仔细地审读了全书，给予热情的肯定。审读工作在1998年1月结束。这时，正好赶上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出版社以6天的高速度印出了此书。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评。其中，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 1998年第4期发表黄如军的长篇评论文章《关于党史、国史重大题材纪实作品的几点思考——兼评叶永烈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黄如军先生的评论指出：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尤为可贵的是，黄如军先生非常认真地逐一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本中的讹误。　　本书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补充了十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讹误之处，以崭新的面貌呈献给广大读者。考虑到《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一书名更加鲜明，所以新版本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在《光明日报》编辑部评选的“2008十大年度图书”之中，《邓小平改变中国》居首。　　《光明日报》编辑部对本书的推荐语是：　　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本书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真实记录了从1978年10月“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述了参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路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这次，作者对本书再度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本书更加臻于完美，更加反映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记述在1978年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叶永烈2012年4月19日于上海　　小引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今已经成了一句挂在中国人嘴边的话。可是，这次只开了五天的会议，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怎么会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呢？　　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这句话，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见；这句话，在人们回顾往事时，总要这么说；这句话，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　　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在中国知名度极高的会议，所以人们在讲话时，常常习惯于省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甚至省略为“三中全会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没有主词──“中共”——因为其他的党派也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于“三中全会以来”，当然更不准确，不仅没有主词，而且没有“届”──因为几乎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开过“三中全会”。　　尽管人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者“三中全会以来”不准确，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人们还是这么说着──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太著名了，所以谁都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至“三中全会以来”，指的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确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举行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每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数十次中央全会。光是1949年10月以来，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便已经召开了25次中共中央全会。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中共中央全会，其深远的意义　　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甚至超过了许多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57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晚　　年的“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的，到了十年“文革”达到了顶峰。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奉行“两个凡是”方针，仍继续着“左”的错误。直至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终于结束了这21年的“左”的迷误，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去。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遵义会议的：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中共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正因为这样，“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成了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的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怎样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本书以宏大的篇幅，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你细细记述这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以及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细细记述中国当代历史性的大转折，帮助你细细理解那句人人都说的“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刻内涵……第2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1)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关于“毛的遗孀”如何被捕，向来众说纷纭。本书作者采访了执行拘捕“毛的遗孀”任务的当事人张耀祠将军……　　“毛的遗孀被捕”震惊世界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国伦敦刚刚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位置，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　　华粉碎极“左”分子（眉题）　　毛的遗孀被捕（主题）　　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副题）　　报纸都很注重“抢”新闻，尤其是“抢”重大新闻。《每日电讯报》在全世界报纸面前，“抢”到了一个“第一”：第一次独家披露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在六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发生的。“毛的遗孀”——江青——连同三个“极‘左’分子”头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就是毛泽东生前称之为“四人帮”的那“四个领导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这一“粉碎极‘左’分子”的重大行动，是在“华”领导之下进行的。“华”，亦即华国锋。华国锋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华粉碎极‘左’分子”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便在“毛的遗孀”被捕之后，对外仍严格封锁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独家新闻，出自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 ·韦德之手。　　韦德具有极强的“政治嗅觉”，自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以来，他非常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　　早在20多天前，他便从中国电视的一个镜头中，捕捉到重要信息……　　那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全中国都在收看北京重要的电视实况转播。用中国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来说：“在辽阔的国土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8亿人民沉痛悼念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　　新华社的报道，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之逝：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引起了无限悲痛。　　几亿中国人收看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实况电视转播，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英国记者韦德却以他高度敏感的眼睛注意到了：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旁，当华国锋念悼词时，他不安地探过头去，越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的悼词稿子……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华国锋的悼词充满“文革”味：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 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　　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韦德高度敏感的耳朵，也同时注意到：华国锋所念的悼词中，没有提到两天前，即9月16日，中国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言”──“按既定方针办”。　　韦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见分歧。不过，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国，活动深受限制。他设法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打听消息。终于，在10月10日，韦德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获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当天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中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两报一刊的社论虽然没有点明，但显然是有所指的。　　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最权威的地位。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韦德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遗孀”及其同伙。　　于是，韦德在10月11日写出独家新闻《毛的遗孀被捕》，并立即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韦德写道：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这一逮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1971年前国防部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翌日，当《每日电讯报》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韦德的报道，世界为之震惊了！　　10月13日，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使这家报纸和韦德出了大风头……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　　确实，“毛的遗孀被捕”，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成为结束“十年浩劫”的句号。　　从此，历史学家给中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下这样的时间“界定”：“1966年5月16日至 1976年10月6日。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起始日期定为“1966年5月16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那一天通过了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　　“毛的遗孀被捕”，是在一个晚上突然爆发的，可以说是“历史的急转弯”。人们把中国粉碎“四人帮”称之为“中国的十月革命”。　　对于这场“中国的十月革命”，人们只知道“革命”的结果——“四人帮”被捕——却并不知道这场“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进行的。　　中国当局对于“中国的十月革命”具体细节守口如瓶，云遮雾障。在当时，这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政界的“高度机密”。　　正因为中国当局从不透露“中国的十月革命”的具体细节，于是，也就给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和作家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能”的机会。　　首先对“中国的十月革命”绘声绘色，是在韦德发表那独家新闻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眼看《每日电讯报》一炮走红，便在1976年10月14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法新社记者乔治 ·比昂尼克的报道《毛的遗孀正在伪造毛的遗嘱时被捕》。《泰晤士报》还为比昂尼克的报道加了这样的大字说明：　　据北京的可靠消息，毛泽东的遗孀和30多名极左集团领导人在举行“阴谋会议”伪造毛主席遗嘱时被捕。　　《泰晤士报》所刊登的比昂尼克的长达2000字的发自北京的报道，详细叙述了“毛的遗孀”被捕的经过。这报道理所当然引起“轰动效应”，比昂尼克也一下子出了大风头。　　然而，比昂尼克那纯属编造的“新闻”，只不过是一堆耸人听闻的“谎言的泡沫”而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泡沫稍纵即逝。　　其实，像比昂尼克那样的纯属编造的报道，有过许许多多。就连美国号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罗斯 ·特里尔，在其1984年于纽约出版的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edong（直译应为《毛泽东夫人传》，中译本译为《江青正传》）一书中，也想当然地编造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虽说那时离“毛的遗孀被捕”已经整整8个年头，但是中国当局仍对那一事件保持沉默。　　特里尔这样“透露”道：　　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静悄悄地驶过北京动物园附近空旷的街道，来到一圈灰墙上的一座高大的铁制大门前──这是官园。8341部队第37支队中挑选出来的一位校级军官和两位尉级军官跳出了吉普车，他们有行动指令。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漆黑一片的官园，在经过认真研究地形图后，精确地知道哪个房间是他们突袭的目标。　　他们足登轻便橡胶底鞋，像猫一样轻巧，摸到了大卧室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一拥而入，冲进了硕大的卧室，自动步枪对准了卧榻。　　江青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吃惊地睁大双眼，睡袍四下飘起。“不许动！”士兵们齐声大吼。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似乎听到了阵阵回声。然后，江青瘫倒在地板上，大声悲号起来。压倒她那阵阵呜咽，校级军官粗声粗气地说：“你被捕了！”江青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搞政变！”　　其实，江青根本不是在北京官园被捕的，拘捕时也根本没有出动“摩托车”、“军用吉普”，更没有动用“自动步枪”。江青既没有“像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也没有“泪水模糊”。　　在这方面，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也绝不亚于美国作家。　　中国作家所国心著《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纪实》一书，是在“中国的十月革命”之后整整10年——1986年——出版的。　　在书的“开篇”中，作者这样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车队驶近中南海北门，赵营长从枪套里抽出了沉甸甸的五九式手枪，暗暗想道，今天哪个龟儿子敢不老实，我就……他大拇指一推，下意识地打开了手枪保险。　　“各分队注意！”他亮开嗓子发出命令。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迅速奔向三个不同的目标──江青、张春桥住宅和怀仁堂。各个小分队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了同样的战术。1。/3的兵力把守建筑物四周的路口，1。/3的兵力包围建筑物，其余 1。/3的兵力执行逮捕。　　这里不仅时间不对──不是1976年10月7日凌晨2时——而且根本没有出动“十几辆军车”。所国心这样“真切”记述在中南海张春桥住宅里拘捕张春桥的场面：　　张春桥还没有睡觉，在一盏宫廷式台灯下记日记。听到走廊上急促的脚步声，他仿佛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把推开了圈椅，站起身来，板起面孔对着走进屋里的警卫战士们。　　他眼睛燃烧着仇恨的光焰，紧紧抿着嘴一声不吭。他始终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直到两名战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时候，他还挣扎着威胁道：“你们不要太猖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跟你们算账的！”张春桥没有显出过度的惊慌，他紧锁双眉，从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装，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从容，他摸着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费了老大劲儿才将它塞进很紧的扣眼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他扣错了两个纽扣。他索性把纽扣全部解开，敞着怀，像个机器人似的，迈着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门，在汽车里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瘫倒在座椅上。　　其实，张春桥并不是在中南海住所被捕的，所以，这一切“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就子虚乌有了。所国心又如此这般描述了拘捕江青的情形：　　与此同时，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分队由赵营长率领，正在执行预料中最为艰难的任务──逮捕江青。江青住宅，赵营长来过不止一次两次，都是为公事而来。他常沿着摆满花草的宽大走廊，一直走到楼上的小会议厅，一板一眼地检查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整个环境从没让他看见过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险的东西。但是，这一次他却感到在走廊里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气氛，连走廊也变得陌生起来了。江青的住处平时戒备森严，赵营长首先同江青的内卫周金铭取得了联系，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是！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铭没有显出一点迟疑。这位奉命保护江青的内卫，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正义和良心促使他服从了更神圣的命令。　　他下令撤去住宅里外的警卫之后，带领赵营长进入前厅，转身进内室去叫江青。不一会，江青怒气冲冲地出来了，一照面就埋怨：“什么了不起的事，非 要我起来不可？”赵营长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读了中央的逮捕令。江青听了，怔了一会儿，又换了一副面孔。她又哭又闹，倒在法国式沙发上赖着不走：“这是阴谋，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这个30年代上海滩上的二流演员，在扮演其人生的末场戏。然而，演戏也是需要观众，需要剧场效果的。江青见对方（包括她的内卫）都冷冷地站着，无人买账，又自觉没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来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后，昂起下巴说：“告诉他们，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青固然是在她的中南海住所被捕，但是前去拘捕的不是“赵营长”，江青也没有“又哭又闹”。　　从法新社记者到美国作家、中国作家，都如此这般细细编织了“历史的谎言”；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毛的遗孀”究竟怎样被捕，中国政府一直未作正式的披露，于是，才会出现这些绘声绘色的“传闻”。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　　任何机密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密。　　虽说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内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笔者以为，如今从零零散散、陆陆续续的信息中，已经能够勾画出那真实的一幕……　　“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都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了张耀祠将军。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第3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2)　　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的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　　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 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她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的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拘江”　　在1985年6月，汪东兴则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起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行动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决定的，晚上我找华国锋谈了，他表示同意。我们就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办，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　　关于中共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在1984年6月15日的谈话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道：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这就是说，作出在1976年10月6日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决定的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侄子、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作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叶剑英又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代。”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漏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华国锋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然而在三人之中，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抓捕“四人帮”呢？最初，很多人以为，第一个提出抓捕“四人帮”的是叶剑英。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　　。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按照《叶剑英传略》的说法，是叶剑英“多次试探（华国锋），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叶剑英固然在粉碎“四人帮”这一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中有着巨大贡献，但是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的是华国锋。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华国锋已经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去世的，华国锋在9月 11日就开始部署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他的第一步，就是密访李先念，托李先念带口信给叶剑英……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笔者很想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第4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3)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张根生与华国锋接触比较多。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　　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近几年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　　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以下是张根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引者注：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除了张根生记述了华国锋本人的谈话之外，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这里对具体时间的叙述，与上下文的“13日”有出入——编注），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则在自述里说：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　　问：“公事、私事？”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 3位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是华国锋在 1976年9月11日到李先念家，请李先念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转告叶剑英。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也谈及华国锋主动找李先念的情况：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叶剑英虽然没有留下口述史料（或者说迄今尚未披露），但是熊向晖之女熊蕾在《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一文中写及：　　（1976年）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 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　　也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商议的那一天，华国锋还直接找了汪东兴。据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一书中回忆：　　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976年9月）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从以上重要的史料可以看出，在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一方面托李先念联络叶剑英，一方面找汪东兴商议，从此形成“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铁三角”。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 90周年》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陈云、邓颖超、王震积极支持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时，注意到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地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　　在本书初版中曾经写及，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　　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上的描写：第5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4)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 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 8月，则是这样回答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吴德说出了内幕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　　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当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　　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吴德说，他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毛泽东去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江青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囚。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毛泽东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　　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　　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意即，用东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　　所以，只要毛泽东健在，就很难江青这只“老鼠”。　　所以，中国能够在 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泽东在 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认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认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　　法国总理雷蒙 ·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 ·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 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仍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随着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离世，也就使江青从“第一夫人”变为“毛泽东遗孀”。虽说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江青连见一下毛泽东，都不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却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开场合处处高喊：　　“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我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　　自从江青变为“毛泽东遗孀”，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胡耀邦在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第6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1)　　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北京玉泉山夤夜开会，一致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使中共中央“群龙有首”。尽管中共中央对粉碎“四人帮”严格保密，但是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却“泄露”了这一重大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　　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还有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9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西山来。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之前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 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 ”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1974年12月 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华国锋提出要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对此，华国锋曾经回忆说：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去世后的“群龙无首”的局面。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　　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