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将来，按照自然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节约，不很仔细，很会花钱，倒不是由于虚荣，也不是由于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经心。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我就宁愿她有些缺点，而不愿她有恶习，虽然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俩造成了更多的损害。我为她，也和当年为妈妈一样，操了许多心，想为她积蓄一点，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资源。我操的这些心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操心始终是白费了。她们两人都从不计算计算；尽管我万分努力，总归是来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荣丝穿得多么简朴，雷伊的年金从来也不够她穿的，我每年还得拿我的钱贴补她。不论她或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财主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一点算在我们的种种不幸之内。　　《社会契约论》印得相当快。《爱弥儿》就不是这样了，我是等《爱弥儿》出版后再来执行我所考虑的隐遁计划的。迪舍纳不时寄来一些样版让我选择；我选定了，他还不开始印刷，又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当我们最后对版本大小、对字体都完全决定好了，而且已经印出几页的时候，我在校样上稍微改动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样拿来重新开始。六个月后，进展连第一天都还不如。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兰印，也在法国印，两版同时进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还始终是反对在法国出版的；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在进行着，既然它为另外那一版做样子，我就必须注意它一下，看看样张，不要让人家把我的书弄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挥工作，他又时常写信给我，甚至为这问题还来看过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一会儿再谈。　　这方面迪舍纳跟乌龟一样爬，那方面内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实地把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在迪舍纳的行径里，也就是说在居伊的行径里（因为居伊代迪舍纳印刷）发现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约，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没有办法，对他就更爱莫能助了。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跟我见面，不断跟我谈这部书，但始终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这部书在法国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间。他为这部书行将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同时又仿佛怪我太不谨慎，而又绝不肯说出究竟不谨慎在哪里。他一个劲儿绕着弯子说话，左遮右闪，似乎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自己太保险了，所以还笑他在这件事上所用的那种圆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认为那是一种从大臣和官僚那里学来的癖性，因为他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时又深信它不但获得了主管官的同意与保护，甚至还值得受并且实际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照顾，所以我暗自庆幸我有勇气把事情做好，同时还笑我那些仿佛在为我担忧的胆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那么坚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护人的公正的话，我对他的正直与见识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样惊慌起来的。正当《爱弥儿》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里来看我，跟我谈起这部书。我就把《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很安静地听了，似乎还很欣赏。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书里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简直可以用国王的命令在卢佛宫里印呢。”“我同意你这种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你照顾我一点，别告诉任何人说你曾把这篇文章读给我听过。”这种惊人的措词使我愕然，却并没有使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很难设想他们两个人怎么在同一问题上所想的就那么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经四年多了，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的身体。虽然那里空气绝佳，水却很坏，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惯发的病痛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时候，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就没有一会儿轻松过。肉体上的痛苦被无数的忧虑加剧了，转而又使这些忧虑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时以来，有些朦胧而阴暗的预感扰乱着我的心曲，却又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收到一些相当离奇的匿名信，甚至还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巴黎议院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料后果绝不会好。请我指教他选择一条退路，到日内瓦还是到瑞士，好让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议院的司法院长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这个司法院——它当时与宫廷不和——草拟些备忘录和谏书，愿意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我有病痛的时候总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脾气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发作起来了，干脆拒绝了人家的要求。当然，我所引以自责的并不是这个拒绝本身，因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敌人所布置的陷阶，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违反我绝对不愿背弃的原则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绝，却粗声厉气地拒绝了，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另一方面，《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来，最后完全停顿了，而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写信给我，也不肯复我的信，我又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无法了解情况，因为马勒赛尔卜先生当时正在乡下。不问是什么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么加回 事，我就不会慌乱，不会气馁；但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少事实和情节都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印证这种疯狂的想法，使它显得活龙活现。啊！岂止是活龙活现！简直显得我那种想法有根有据，象明摆着似的。盖兰已经完全投向耶稣会教士了，我是晓得的。我就认为他以前向我要求结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当初敦促我跟内奥姆订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动的，他们就是通过内奥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头几负，后来他们又想办法把迪舍纳那里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许还夺去了我的手稿，以便从从容容地搞些鬼把戏，等我死了，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们的意思篡改后再发表出来。我一直感觉到，不管贝蒂埃神父怎样巧言令色，耶稣会教士全都是不喜欢我的，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全部观点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反他们的教义和威信，还因为无神的狂热和有神的狂热由于它们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还能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现在一起反对我也是这样；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则取消一切人对宗教信仰的管理权，因而就不让掌握这种权力的那些专断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对耶稣会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势，就被迫把他所曾保护的作品交给他们。我甚至从人们开始从头两卷给我找的那许许多多麻烦之中，看出了这种撒手的后果，因为在头两卷里，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两卷，人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满了极其厉害的话的，如果都象前两卷那样审查的话，就非整个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并且也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监督这部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到处都只看到耶稣会教士，而真没想到他们已经处在被取缔的前夕，正自顾不暇，哪还会跟一部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印刷问题找麻烦。我说“真没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这就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一知道我这种胡思乱想时就特意给我提出的一个反驳的理由。然而，一个人要想从他的隐居深处对他毫无所知的国家大事判断出其中的奥妙，必然是要乖谬百出的；我的另一个乖谬之见就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会教士真处于危境之中，我认为散布出来的这种谣言正是他们使出的一种障眼法，好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过去着着成功，从来就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他们会失败，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势力有那么一种可怕的印象，竟为议院行将垮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教士那里读过书，蓬巴杜尔夫人跟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跟宫廷宠幸和大臣们结成的同盟，就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论，对于双方也都一直显得是有利的。宫廷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受到严重挫折，那么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它的也不会是议院，所以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是有朕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一切传言里只看到他们的伪诈手法和他们布置的陷讲，认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什么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粉碎让赛尼优斯派，粉碎议院，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不受他们奴役的一切势力。到最后，如果他们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们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后，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气息奄奄了；我现在都难以理解，怎么我这种想法当时竟没有使我忧愤而死。我想到，我这部最有价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个身后名誉扫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为毁坏一个人的身后名声而布置的空前阴险、空前丑恶的阴谋正在毫无阻碍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那个时候死得泰然得多，因为我确信在我的许多作品里已经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证据，它迟早会战胜人们的阴谋。　　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动，这倒不会叫我怎样不安。我好几次看出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仔细些，把碉楼门锁上了，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个圈子。我比较注意了，就发现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让门大开着的时候被翻动得更厉害。最后，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都没法知道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当时和以后我都不曾对马达斯先生有所怀疑，我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俩都喜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长舌妇”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我知道他们虽然是让赛尼优斯派，却跟达朗贝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来。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间里，完全终止了和那两个人见面，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曾拿我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个人家招摇，这一卷是我一时不慎借给他们的。虽然他们还继续做我的邻居，一直到我离开为止，但是我从那时起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　　在《爱弥儿》之前一两个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决不要把我的任何著作偷运到法国，所以他就正式呈请主管官批准他把这部著作由海路运到卢昂进口。雷伊没有得到任何批复：他的包裹在卢昂搁了好几个月，原是打算要没收的，只因为他大张旗鼓地闹起来，只好又发还给他。有些好事者从阿姆斯特丹买来了几部，就在法国不声不响地流传开了。莫勒翁曾听说过这部书，甚至还看了一些，他跟我谈起时的那种神秘的口吻，很使我惊讶，如果不是我确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自觉无可谴责，用我那伟大的信条把我的心完全稳定下来的话，这种口吻甚至会使得我不安起来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早已对我垂青了，而我对他的敬仰又使我在这部书里对他有所颂扬，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恶意。　　我当然有理由在这时候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指望卢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时为我撑腰，因为他这时候所给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动人。在他复活节来旅行的时期，我因为身体太坏，不能去拜会他，他就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痛个不止，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来诊视；他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居然有勇气——在一个达官贵人身上，这种勇气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动手术，而那次手术既使我疼痛难堪，又费时甚久。然而，所谓手术不过是探测而已；不过我一直就没有被探测过，即使是莫朗，他试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轻又巧，无与伦比，他使我剧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插进了一根很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帅为我心碎。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并且把这结果告诉我了；第二次检查，他又没有探到那块结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细又准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时间很长，之后，他宣布说，并没有什么结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一样能实现的话，我的痛苦一时还结束不了呢。　　就这样，我先后就医那么多年，说的病不下二十种之多，其实我一种也没有，最后我总算知道了我的病是个不治之症，却又不是死症，它将拖得和我的寿命一样久。我的想象力从此便约束在这个范围里，不再瞻望我要在结石的痛苦中惨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里折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构成结石的核心了。对我来说，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实际的病痛还难受，现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对实际的病痛也就能较安静地忍受了。实际上也一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在我这个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减轻，完全得力于卢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为追怀死者而动容。　　我可说是又恢复了生命，所以也就越发想到我要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了，我只等《爱弥儿》一出版就去执行这个计划。我那时想到的是都兰地区，那个地方我到过，很中我的意，不但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和。　　 La terra molle 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abltator produce．　　我已经把我这个计划告诉过卢森堡先生，他劝我不要去；这次我又对他重新提起，说是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于是他就建议我住到距巴黎十五里约的美尔鲁府去，认为可能是于我相宜的一个去处，他们夫妇俩都乐于把我安顿到那里。这个建议很使我感动，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就约好日子，由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带车子来领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这事推迟，接着又来了些不凑巧的事，根本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美尔鲁那片地产不是属于元帅先生的，而是属于元帅夫人的，我没有去成，也就比较容易释然于怀了。　　最后，《爱弥儿》总算出版了，我没有再听说有什么改版，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困难。出版前，元帅先生向我要去了马勒赛尔卜先生与这部著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我对他们两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觉得很保险，就不会去考虑在索回信件这件事上有什么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给了他，只有一两封，我无意中夹到别的书里去了，没有退还。在这以前不久，马勒赛尔卜先生曾通知我说，他要把我在为耶稣会教士而惊慌时写给迪舍纳的那些信都收回来；必须承认，这些信都不会怎样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因此他尽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究竟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书的出版，没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莱夫人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理应给树铜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回；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著作决定了我的优越，应该把我放到全体文学家的领袖地位，信末却不署名，虽然他前此给我写的许多信没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为人真诚，但是很圆通，他很重视这部书，却避免用书信对我说；拉·孔达米纳抓住《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他的来信里也只谈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读这篇文章时所受到的感动，并且明明白白对我说这次阅读温暖了他那颗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赠送的这部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声地、自由地对大家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这部书公开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他又把这本书借给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看了。布莱尔先生有所别墅在圣格拉田，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时得便就到那里去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公开出售之前先谈到这部书。布莱尔先生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天就传到我耳朵里来了：“马达斯先生，这是部极好的书，但是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发笑，觉得那是一个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习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带点神秘色彩。种种令人不安的话，凡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都没有比这句话给我更深的印象。我远没有料到我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却坚信我的书既有益处，又写得好，坚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坚信——如我当时以为确有把握的那样——我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主管部门的爱护，所以我深自庆幸我是在节节胜利之中抽身，在压倒一切忌妒者的时候撒手，还以为我这个决定非常之妙呢。　　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良心的宁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愤慨地看到，人们为了不顾一切地维护王爷们的娱乐，就叫那些不幸的农民大遭其殃。农民出于无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以声响惊走野兽外不敢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蚕豆和豌豆田里过夜，带着铁锅、鼓、铃裆吓走野猪。我亲眼见到夏洛伊瓦伯爵对待这些穷人的那种野蛮的无情手段，便在《爱弥儿》的末尾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这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并使我后来为此还吃了亏。那时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田产上也同样残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这位亲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骂他叔父的那几句话误认为是骂他而见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诉我对这件事尽可处之泰然，我凭这点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这样做对了。至少，我从没有听说这位亲王曾稍微注意到这个段落——本来这个段落是在我荣幸地认识他之前很久就写出来了。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或之后不几天（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从我的第一卷里抽出来的，外加上若干无谓之词，穿插在这篇摘抄里。这部书上的署名是一个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赛尔；题下注明曾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金。不难理解，这个学院和这个奖金都是崭新的创造，为的是要在社会大众的眼里把剽窃行为掩盖起来，但是我也看出这里有我当时尚不理解的阴谋：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么被传出去的——原稿不传出去就不可能进行剽窃，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捏造出这个所谓奖金的故事，因为要捏造，总得要给它一点根据。只是很多年以后，我从狄维尔诺瓦漏出的一句话里才识破了这个秘密，约略知道了那些盗用巴勒克赛尔君名字的人们。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有个阴谋正在酝酿着，不久就要爆发出来。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这种程度：我远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甚至感到了灾难的效果还猜不透灾难的原因。人们先相当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好象我过去没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似的。看样子，大家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采取一些原来不愿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给了可乘之机。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反正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正直的、无辜的，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为真理而受苦的光荣，也就太可庆幸了。我绝对不怕，绝对不隐藏起来，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跟两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我们带了点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劲，由于忘了带酒杯，就拿麦秆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选顶粗的麦秆，争着多吸，以竞相夸耀。我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灭掉蜡烛，勉力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少睡意，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更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了。这卷史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议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下两点，她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乱感动了我。在这种意外的时刻，又是在半夜里，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担任可悲的角色。因为，我虽然感到有足够的勇气永远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于我有害，把我毁掉，但我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没有足够的坚毅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避免连累到她。这就使我决计为她的安宁而牺牲我的荣誉，决计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我的决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说了出来，绝不愿意要她付出代价来降低我这一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绝不会有所误解，然而她竟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我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颇为不快，以至犹豫起来，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到了卢森堡夫人所应该做的事。我被恭维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问题就只在于逃往何处和何时动身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匿名隐藏几天，好商量商量，比较从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没有采纳要我秘密跑到老圣堂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我感到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些隐秘的、强有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兰西，我还是应该走出国境，以保证我的安宁。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只消片刻的考虑，就打消了我去做这种傻事的念头。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还更有力量，如果它决计要困扰我，就绝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静些。我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里引起了仇恨心理，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现出来就越危险。最近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特龙香大医师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连巴黎也没人响应，它就自惭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怀疑，它这次既然觉得机会更为有利，就一定要尽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那么漂亮，心里却对我怀有一种隐秘的忌妒，只等机会一到就去泄愤。不过，爱国热忱召唤我回到祖国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毫不犹疑地这样做。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去避难，我就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靠近祖国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对我作出什么决定。人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犹豫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离开，他们一清早就对外面说，我已经动身了；拉·罗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连对戴莱丝也不肯说我是不是真的动身了。自从我决定将来有一天要写我的回忆录以来，我就积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来回好几趟才能拿完。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经挑选好的，都放到一边了，上午剩余的时间，我就忙着挑选其余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带走，剩下的一把火烧掉。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谁知需要的时间太久，上午没有做完，哪还有工夫去烧呢。元帅先生自告奋勇，答应由他负责挑选剩余的文件，把不要的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并把挑出来的寄给我。我接受了这个盛意，乐于摆脱这件差使，好跟我最亲爱的、行将永别的人们在一起度过我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他拿上我在放这些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且在我的恳切请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怜的姨妈我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又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一看到我，她就一声尖叫，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灵的契合，习惯，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一刹那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温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使我在近十七年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后，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离的锥心之痛。元帅看到我们这样的拥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叫她想到，她这时跟着我走是多么不便，同时她又是多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依惯例，每逢下令逮捕一个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开具衣物清单，并指定一个保管人。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善后事宜，对一切都尽可能作最妥善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就会跟我相会，元帅先生也保证我的诺言，但是我始终不愿对她说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便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毫无所知。我临别拥抱她时，内心里也感到一种异常的激动，在一阵激奋之中——唉！这激奋具有何等的预言意味啊！我对她说：“孩子，要拿出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乐，今后，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就要跟我共患难了。从此以后，等着你的只是跟在我后面受侮辱、遭灾殃。这个可悲的日子为我启开的命运是要把我逼到最后一息的。”　　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该是十点钟就来，我动身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们还没有到。我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马。我没有轿车，元帅先生就送了我一辆三轮小篷车，并且临时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伕，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难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吃午饭，也没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们就到我整天没有离开的那层底楼来跟我告别。元帅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神色相当悲凄，但是在这几次拥抱中，我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动辄拥抱我时的那种亲热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对我说了些很亲切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感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当时她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个非常冷淡、端庄而矜持的人，我觉得她还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很多的关注。也许因为我受宠若惊，便对自己着意抬高这次宠遇的价值，也许因为她在这次的拥抱里确实放进了一点凡属高贵心灵都生而有之的那种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有力的东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常作这样的猜测：她既然知道我注定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对我的命运动了一刹那的怜悯之情。　　元帅先生一直不说话，脸上苍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车，车子是停在饮马池边等我的。我们俩穿过了整个花园都没有说一句话。我身上带着花园的钥匙，我就用这钥匙开了园门，之后，我没有把钥匙放回口袋，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了。他接着钥匙，激动的神情令人吃惊，从那以后，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这种表情。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比这次别离更痛苦的时刻了。拥抱是长久的、默默无言的：彼此都感到这一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与蒙莫朗西之间，我遇到一辆租用的马车，里面坐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根据后来戴莱丝给我说的法院来人的面容、到达的时刻以及他们表现的态度，我绝不怀疑那四个人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又听说，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预告我的那样在七点钟发出，而是到中午才发出的。我必须直穿巴黎。一个人坐在敞开的篷车里藏得当然不会很严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几个人向我打招呼，样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个也不认得。当晚，我绕道从维尔罗瓦领地经过。在里昂，驿运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于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姓换名的人来说，可能是很尴尬的。我就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维尔罗瓦先生，请他设法为我免除这件苦差使。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结果没有用上，因为我没有经过里昂。这封信现在还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苦敦劝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是我宁愿重登大路，所以当天又走了两站路。　　我的车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赶路。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够威风，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国，大家都知道，要驿马感到鞭子，就非经过车快的肩膀不可。我以为多多塞钱给执疆人，就可以补充我言不惊人、貌不压众的缺陷，谁知结果更糟。他们以为我是当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驿车。从此我就只能得到些驽马，自己也成了车伕的笑料。我最后只好耐下性子，什么也不说，凭他们的高兴去赶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的。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对最近的一切遭遇来一番思索，弄个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没有这样的性格，也没有这样的心情。说来也真怪，已经过去了的灾难，不管它隔得多么近，我是很容易忘记的。当灾难还没有来到时，稍一想及就使我惊慌不知所措，可是灾难一旦发生了，对它的回忆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这个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断地使我烦恼，使我总想预防尚未发生的灾难，而且使我的记忆不能专注，不让我把已经过去的灾难再回想起来。对于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着再预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劳无益。我的苦难可以说在发生以前就已经叫我受尽了，在等待期间，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记也就越发容易；而与此相反，我总是不断地记住我过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说是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觉到，我就是亏了有这种绝妙的秉赋，所以从来就不晓得什么叫作记仇。这种记仇的脾气，由于对所受的侮辱耿耿于怀，所以经常在一颗好报复的心里发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尽痛苦，然而自己却先受尽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冲动时曾感到气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报仇的欲念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扎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会怎样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给我造成的损害，只是因为怕他再给我造成损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来害我，那么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便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常向我们说教，要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这当然是个美德，但对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灵能否抑制仇恨，因为它从来没有感到仇恨，同时，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宽恕他们的美德。我的仇人们为着叫我苦恼而自己就先苦恼到什么地步，这我说不上来。我是听凭他们摆布的；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还使用这个绝对的权力。只有一件事是超乎他们的权力之外的，并且我量他们也做不到：他们为害我而伤脑筋，却不能强迫我也为害他们而伤脑筋。　　从动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时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么议院，什么蓬巴杜尔夫人，什么舒瓦瑟尔先生，什么格里姆，什么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同伙，连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这一切而涌上了我心头的，就是我动身前夕所读的那一卷书。我也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这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些时候寄赠给我的。这两个念头老是浮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那样清晰，那样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给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歌咏田园的纯朴风格似乎是颇不适于写这样一个惨烈的题材的，同时我眼前的处境也不能给我提供多少欢快的思想来把这个题材写得活泼些。然而我还是勉力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车中消遣，绝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刚一尝试，就惊讶地感觉到，我的思想是那么温和，而表达时又那么得心应手。三天工夫就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成了，后来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点东西能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淳朴风尚，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贴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质朴；而这一切，并没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题材的影响，因此，除了其他优点以外，我还有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远是我所最喜爱的作品。我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重读这篇诗而不感到一种无怨无艾的心灵的欢乐——这个心绝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愤懑，却反而能自宽自慰，从自身找到一种东西来补偿它所遭遇的不幸。请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对他们并未经历的逆境显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都集合起来，把他们放到象我所处的这种境况里，让他们在感到荣誉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阵愤慨之中去写这样一部作品吧，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将怎样处理这部作品了。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曾决定到依弗东去，在我那善良的老朋友罗甘先生家里住下来，罗甘退休在那里已经有几年了，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听说到里昂去要走弯路，这就省得我路过里昂了。但是，不路过里昂就要路过伯藏松，这也是个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样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绕点路经过萨兰，托辞去看杜宾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里的盐场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着停留，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又继续走我的路，谁也没有盘问我一句。　　我一进入伯尔尼郊境内，就叫车子停下来，我走下车，趴下来亲吻大地，并在情感激动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眼就瞎了，满心信任了，老是把要成为我的灾殃的事物也热爱起来。我的车伕大吃一惊，以为我疯了。我又登上车，不几小时，就得到那既强烈又纯粹的快乐，紧抱在那可敬的罗甘的双臂之中了。啊！让我在这位贤主人家里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这里恢复一下勇气和精力，不久我就会找到使用这勇气和精力的地方的。　　在我上面的这一段叙述里，凡是我能想得起来的情节我都不厌其详地写了出来，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这些情节本身不见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阴谋的线索，这些情节就能照亮那阴谋的进程；比方吧，它们对我行将提出的问题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却大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假设为了执行以我为对象的那个阴谋，人家非要我走开不可，那么，一切经过就应该差不多象实际发生的那样，才能使我走开。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来所吓倒，不为她神色慌张所感动，而继续保持坚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里，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静静地睡到大天亮，我会同样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许多别的问题的解答都是以这个大问题为转移的，而要研究这个大问题，那恫吓性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和那实际逮捕令的下达时间都不是没有注意的价值的。这是一个粗浅的、却又明显的实例，说明在事实的陈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实的隐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细节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导你去用归纳法把隐秘原因揭发出来。第十二章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这个不幸的深渊里，我感到人家给我的打击，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看不见那只操纵工具的手，又看不见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仿佛自动地落到我头上来了，表面上还显然若无其事。当我这颗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的时候，我倒象个无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们，竟然找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社会大众都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我现在叙述与我有关的那许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种种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本穷源，找到那只发动的手，无法一面说出事实，一面指出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写下来了；一切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来了。但是，要说明这种种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许多离奇的事件，我是办不到的，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乐于深究这些秘密，发现真理，我就请他们仔细重读一下前三章；然后，请他们在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就利用他们掌握到的材料进行考查，由一个阴谋上溯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因素上溯到另一个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发动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研究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但是引导他们达到这个终点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无法摸清。　　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我还是放胆去听凭他摆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险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恶之情只能支配软弱的人，而对性格坚强的人——我一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断，按照他的统治艺术，遇到这样的机会是要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给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达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认定，卑鄙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可能胜过他对光荣的追求，而且，我设身处地去想，觉得他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胆敢私议他的人，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怀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这种信任的价值的；我心里想，让－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与高力奥兰并驾齐驱的地位，腓特烈还会不如弗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莱丝到来、安顿小家庭期间，就在她家里吃饭。　　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感到我从此就要在大地上东逃西窜了，所以我很犹豫，不敢答应戴莱丝来和我相会，共同度我自己认为注定了的那种飘零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大祸，我们的关系要变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对她的恩与惠，从此以后就是她对我的恩与惠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的灾难的考验，她会为我的灾难而伤心的，而她的悲伤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下来，她就会在我面前夸耀她的坚贞之德，把它当作是一种牺牲；而且，她将不会感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而只感到她不问命运迫使我到哪里她都愿意跟着我的那种美德。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我一到莫蒂埃，就写信给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我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种慷慨之情答复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维尔谷地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是个红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那种令人崇敬的风貌有力地感动了我的心，我们彼此之间登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一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贼趁我离远了他，就欺他老迈，把我的形象在他眼里歪曲得不成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是始终如一的。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笑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样的年龄，一般人的心都已经失掉它的自然热力了，而这位慈祥老人的心却为我燃烧起来，达到了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来看我，借口说是来打鹌鹑，在这里住了两天，但连一支枪也没有摸过。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友谊——这里说的友谊是名符其实的——以至两人谁也离不了准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离莫蒂埃有六里约路，我至多隔两个星期就去住上一昼夜，然后又象朝圣人一样走回来，一心只惦着他。我当年由退隐庐往奥博纳去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当然与此很不相同，但是它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府时所感到的滋味更为甜美。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那种慈父般的恩情、那种可爱的美德、那种温厚的哲学，时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泪啊！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这两个甜蜜的称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联系我们的依恋之情，但是还不能表示出我们彼此相求的那种需要和经常互相接近的愿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长时催促我定居在我临时去住的那套房间里。最后我告诉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宁愿一辈子都这样跑去看他。他很嘉许我这种坦率，从此就不再谈这件事了。仁慈的勋爵啊！我的可敬的父亲啊！我现在想到你，我的心还是多么激动啊！那班野蛮人！他们把你跟我离间开来，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然而，不，不，伟大的人啊，你对于我，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我也始终是一样的。他们欺骗了你，但是他们没能改变你。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我真想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这里避难，原来怀有不安情绪。不久就由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把我从不安中解脱出来了，我在元帅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辩护律师。国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经做过的事，并且还托他——我得把什么都说出来——送给我十二个路易。那仁厚的勋爵为这样一个使命颇感为难，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体统。他极力减轻这个侮辱，把这笔钱改成实物供应，通知我说，他奉国王之命为我提供薪炭，好让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来；他甚至补充说——这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国王很愿意为我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完全随我的意，只要我愿意选定一个地点。后面这一个馈赠使我很感动，并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馈赠的小气。这两个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我是那么真诚地对他表示好感，从此就对他的光荣感到十分关怀，正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样。在他不久后签订和约的时候，我用一个十分雅致的灯彩表示了我的欢欣：那是一套花环，我用来装饰我住的那所房子。在这套花环上，我的确是倾注了那种报复性的豪迈心情的，因为我花的钱差不多就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钱那么多。和约一签定，我就以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光荣既已达到顶点，他将会休养生息，振兴商业和农业，在国内开垦荒地并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邻邦保持和平，由欧洲的魔王一变而为欧洲的仲裁者，以争取另外一种光荣。他是很可以放下宝剑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相信别人将不会迫使他再把宝剑拿起来。我看他还不解除武装，就生怕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为这个问题，放胆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且采取象他那样性格的人所爱听的那种家常口吻，把这个神圣的真理之声直送到他的耳朵里去——这种真理之声是很少国王能有资格听到的。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于君耳。我甚至连元帅勋爵也不让与闻。我把致国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给了他，勋爵也就把我的信送了出去，没打听内容如何。国王对这封信没有答复；不多时后，元帅到柏林去了，国王只告诉他说，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应，我那一片热忱的坦自暴露被当作学究先生的才气了。实际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我说的不是我应该说的话，我用的语气不是我应该用的语气。我只能保证，我之所以动笔是出于我的一番苦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来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我既已完全抛弃了文学，就想只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过一种宁静而甜美的生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即使是在完全无事可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的想象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补起来，单是它，就够叫我闲不住。只有几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屋子里闲聊天，专门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辈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还罢了，至少脚和眼睛都还在做点事；但是抱着胳臂呆坐在那里，一个劲儿谈什么今天天气如何呀，苍蝇在飞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维我、我恭维你呀，这对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为着不过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学着编编带子。我带着我的坐垫去串门，或者和女人一样，坐到门口去干点什么活儿，跟过路的人聊聊天。这就使我能把无聊的废话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而不感到腻味。我那些女邻居有好几个都是相当可爱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个名叫伊萨贝尔·狄维尔诺瓦的，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相当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她得到我的友谊也颇不吃亏，因为我曾给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紧要关头还照顾了她；所以，现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她才有那样的头脑、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幸福。在我这方面，我也是亏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别是在一个凄凉的冬季，那时，在我的病痛和苦恼正日益加剧的时候，她经常来跟戴莱丝和我作长夜谈，她知道用她那隽雅的才智和我们互诉衷肠，使我们毫不感到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称她为女儿，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称呼着，希望这两个称呼将来对她和我永远留下亲切感人的怀念。为了使我编的带子有点用处，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当作礼物送给她们，条件是要她们将来亲自带她们的孩子。伊萨贝尔的姐姐就以结婚礼物的名义收到了一副带子，并且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伊萨贝尔也同样有了一副，在主观愿望上也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但是她不曾有如愿以偿的幸福。我送带子的时候，给每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传诵一时，但是第二封信就没有怎么轰传出去了：友谊本来是不需要那么夸张的。　　我在邻近地区跟许多人的来往，就不详细说了；不过我应该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关系。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这里来住。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认识，因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帅勋爵跟前都处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见勋爵的面。然而，因为他来看我，并且对我有很多客气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这种来往继续下去了，我们有时还彼此邀请在家里吃吃饭。我在他家认识了贝鲁先生，后来我跟贝鲁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谈谈。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苏里南的一个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人讷沙泰尔籍的尚伯里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寡居后，便带儿子到后夫的故乡来落户。贝鲁是独子，十分富有，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得到精心的抚养，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许多一知半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爱好，特别以长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学家的荷兰人的神气，他那黝黑的肤色，他那沉默而收敛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个思想家。他年纪虽轻，可是又聋又闹痛风，这就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很稳重、严肃；而且，虽然他很爱争吵，甚至有时吵得时间过长，但一般说来，他还是说话不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整个这副外表都使我肃然起敬，我心里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哲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朋友会是很幸福的。”为着彻底使我拜倒，他时常跟我说话，始终不带任何恭维语。他不大谈到我，不大谈到我的书，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他不是没有见解，相反，所说的话都相当正确、这种正确和准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没有元帅勋爵那样高超精细，但是有同样的朴实；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勋爵的代表。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慢慢地，这敬佩之情就带来了友谊。我跟他相处，完全忘了我当初反对跟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那句话：他太富有了；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错了。经验一直使我怀疑，一个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会真诚地喜欢我那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制订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很少见到贝鲁，因为我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来一次。为什么我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一种孩子气，不应该避而不谈。　　虽然我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总算避免了我在避难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师们的嘀嘀咕咕。自从法国向我发动攻击以来，谁要是不至少给我一点侮辱，就不能显得是好样儿的，人们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样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赞成那种做法。讷沙泰尔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集团，首先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对付我。这个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就去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禁了我的书。他是一有机会就要不客气地对待我的，他透出话风，甚至明白直说，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里，人们也是不会容忍的。牧师们在他们办的《信使》杂志里塞满了荒谬言论和最无聊的伪善之谈，这些言论，尽管使头脑清楚的人为之齿冷，却也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但是听了他们那些话，我毕竟还该感激涕零呢，因为他们能让我在莫蒂埃住下来，也算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恩典了——实际上，莫蒂埃是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以外的。他们恨不得用品脱量空气给我，要我付高价来买。他们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也是他们不断努力要给我剥夺掉的。最后，由于他们办不到这一点，便在尽力损害我、毁谤我之后，拿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个功劳，向我夸示他们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我原该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们生起气来，并且荒谬到决心不到讷沙泰尔城里去，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他们的态度，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终是受别人推动的。我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们了。再说，那批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地位、权力和金钱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对才智之士应该有所尊重，想不到谁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脸。　　有一个什么村长，曾因贪污撤职的，竟对我那伊萨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如何如何聪明，你把他带来给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当然啰，说这种话的人所表示的不满，是不会叫遭到这种不满的人怎样生气的。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　　这时，辱骂我的印刷品方兴未艾，它们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责怪权力机关对我太温和了。主谋者继续在幕后指挥的这种吠影吠声的大合唱，很有点阴森可怕的样子。我呢，让他们说去，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跟我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根本不信。这件事，索尔朋有什么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想证明我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吗？这又与它有何相干？操这种心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牧师了。看到那个文件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假索尔朋的名义把它传播出去，以便讥笑索尔朋的，读了那个文件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我不能再怀疑那个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千想万想都只想到这一点：应该把整个索尔朋的人都送到疯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为它来自我所始终敬仰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坚定，却惋惜他的行动盲目。我说的是巴黎总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必须予以答复。我可以答复得不失身份，这和我当年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严的条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击我的人能不辱没我的打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教士的手笔，虽然他们当时自己已经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这份训谕里还看得出他们打落水狗的那个老信条。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条行事：一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一面给作品以致命的打击。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相信干得相当成功。　　我觉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终老于此，只缺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来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个新家，一切家具，卖的卖，丢的丢，再加上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费，我原来的计划全给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笔小资金一天天在减少，再有两三年就会把剩下的那点钱消耗净尽，而除了再去写书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积起这样一笔小资金，而写书是个不祥的职业，我又早已放弃了。　　我深信，形势不久会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转变的，社会大众从他们的疯狂中觉悟过来之后，会使权力者也为自己的疯狂而感到羞惭，所以我只想设法把我的生活资源维持到那个时来运转的时候，将来有了这种转变，我就能在各种送上门来的生活资源中加以选择。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乐辞典》。这部辞典，我费了十年工夫，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后的修改和誉清。不久前别人给我寄来的我的书籍为我提供了完成这个工作所需的资料；同时寄来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够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从此以后，我要集中精力专搞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转抄到一个集子里，以便引导我的记忆力，弄清事实与时间的顺序。我早已把我要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选择好了，次序的衔接差不多十年都没有间断。然而，当我清理转抄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漏洞，很使我惊讶。这漏洞有近乎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记得我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等的许多信都挑选出来了，这些信正好填满这个漏洞，而现在却找不到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卢森堡公馆里的那几个月当中有人动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曾看到元帅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因为有好几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罗的信都没有日期，又因为我曾被迫凭着记忆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还以为我曾把日期弄错了，特意把无日期的信或经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来，—一加以检查，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真找不到应该填补这个漏洞的信件。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实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谁偷去了呢？为什么要偷呢？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几场大争吵之前、在我为《朱丽》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时候写的，跟谁也没有利害关系。内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罗的一些纠缠、德莱尔的一些挖苦、舍农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时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一些友谊的表示。这种信对谁又有什么用呢？拿去干什么呢？七年之后，我才猜想到这一盗窃的丑恶目的。　　这个缺欠查实了，我就检查文稿，看看是不是还会发现其他缺欠。我又发现了几个，而这几个缺欠，又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还会有其他的缺欠。我发现《感性伦理学》的草稿没有了，《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提要的草稿也没有了。这后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认，使我有些怀疑是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从拉·罗什寄给我的，我想天下也只有她能关心这点废纸；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还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么值得她关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个人怀有恶意，也不能利用来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伪造。至于卢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对我的友谊也是真实的，我不能有一时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这种疑心就落在元帅夫人身上。我为寻找这个窃犯伤了很久的脑筋，最后觉得只有一个想法比较合理，就是把这个偷窃行为归咎于达朗贝。他那时已经钻到卢森堡夫人家里去了，很可能想了个什么办法去看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东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给我添点麻烦，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东西据为已有。我想，《感性伦理学》这个名称可能迷惑了他，以为是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的纲要。大家都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种纲要来对付我。我深信他细阅草稿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想错了；而且我既已决定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于这次扒窃，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这次的扒窃已经不是同一只手所犯的第一次，过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没有发过一句牢骚。不久，我就不再去想这种不老实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过这种事一样；我就开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专心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里违反教会法的地方会提出抗议的。可是一切都平静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普遍的不满，只等机会一到就表现出来。我的许多朋友，或者自称为朋友的人们，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催我去领导他们，保证公众会纠正议会的过失。我怕我一到场就会引起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是忠于我过去的誓言的，永远不插手我国的任何内乱，所以我宁愿让侮辱继续下去，在祖国以外流亡，而不愿用暴烈而危险的手段返回祖国。诚然，我原来期待市民方面对一个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会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领导市民阶级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机会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在暗中捣鬼，却默不作声，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们、假虔诚和自称虔诚的人们吵翻了天，这些人都是议会推出来打前阵的，为的是使无知的小民觉得我丑恶不堪，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看作是出于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来对非法的裁决程序提出抗议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后，我作出了决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了，就决心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本来我就一直没有在祖国生活过，也没有得到祖国的任何好处、任何帮助，而作为我努力为它争光的报答，我竟被这样卑鄙地对待了，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对待，那些应该说话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就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委员——我想就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正式放弃我的市民权，不过在这封信里，我还是顾到了礼数，保持着克制。敌人的残暴常迫使我在灾难中做出豪迈的举动，而我在做出豪迈的举动时始终是注意到礼数和克制的。　　我这种做法终于使公民们睁开了眼：他们感觉到，他们为自身利益计也大不该放弃对我的保卫，因此他们就起来保卫我了，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他们还有别的一些不满，都拿来和这项不满合在一起，构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见书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议会自恃有法国政府做后台，便予他们以严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绝，这样一来，他们越发感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也就越发扩大意见书的范围，加强意见书的份量。这种反复争辩曾产生出各种小册子，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时，都毫无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是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无限巧妙，国民代表这一派被它弄得哑口无言，一时算是被打垮了。这个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传世佳作，出自检察长特龙香的手笔。特龙香是个聪明的有知识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国的政体。Siluit terra。　　国民代表派经过一度气馁之后又打起精神来了，便想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写得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认为我是唯一可以跟这样一个对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的旧同胞们认为他们这个困难是为我而引起的，我有责任拿我这支笔来给他们帮忙。我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驳斥《乡间来信》；我把原作的名称戏改为《山中来信》，用来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这个工作，我计划并且执行得那么秘密，以至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专门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答辩纲要拿给我看了，我却一字不提我的答辩；这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在莫蒂埃，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张像给勒·穆瓦纳，让他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那是为驯服我而想出来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断，一个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一定是饱读过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学说的，他一定爱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这种想法当然很难不诱惑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急于要给我帮点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在他生平所读的那几本书里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图书室，倘若有，对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纳做的，并且还在上面雕了一个奇丑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宣扬它，仿佛这个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我觉得似乎是出于爱好我的见解和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队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当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出过风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他曾在我大祸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爱。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并且，也许是想阿谀我，也许是读《爱弥儿》真读得晕头转向了，告诉我说，他要脱离部队，过独立生活，并且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团队里当上尉，是母亲的唯一宠爱对象，母亲是个过分虔诚的信徒，不晓得是由一个什么伪善的神父教导的，对小儿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说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关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说过的那条路，为的是做个小“爱弥儿”。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劲儿就着慌了，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心转意，经过我苦口婆心的敦劝，他总算听了我的话。他对母亲又恢复了子职，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辞呈收了回来。他递了这份辞呈之后，上校总算审慎从事，当时没有作任何处理，好给他留下进一步考虑的时间。圣布里松从他那些怪念头里醒悟过来之后，又动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头，要当作家。他接连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并不显得作者是个无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鼓舞人心的褒奖，使他继续搞下去，所以我于心无愧。　　不多时之后，他来看我了，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给我一点消息。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关系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但是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而他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来的一种把戏：实际上倒很可能是这样的。　　从日内瓦方面来看我的人也只多不少。德吕克父子就先后选我当了他们的护士。父亲是在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动身时就病倒了，两人都住在我家里休养。什么牧师呀、亲戚呀、伪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象从法国来的那些人是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来，他们是为着责骂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时候。在所有那些人当中，最有耐心、最固执、把我麻烦得不能不听任摆布的，是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国难民，和讷沙泰尔的检察长是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特意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趟，接连好几天在我家里从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话，凡是我的事情都要问一问，而在他与我之间却又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识。我怀疑他一辈子任何一类书也没有读完过一整本，甚至我的书里谈的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对于这种消遣并不爱好，一路上他没有一句话对我说，我也没有一句话对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地方的一个小酒店里跟我对坐三整天，我还以为让他觉得无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么使我厌烦就会促使他离开小店的，而这一切竟始终不能挫败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畅并真正关切的一个：那是我跟一个匈牙利青年的关系。这个匈牙利青年来到讷沙泰尔住下了，又从讷沙泰尔住到莫蒂埃来，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的事。当地人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被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面目可亲，待人接物恳切和蔼。他逢人便说，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为我才到讷沙泰尔来的，目的在和我交游，好趁年青时修养品德。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所说的话相符，象这样一个青年，我看不出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又怀着这样可敬的动机来找我，我若闭门不纳，当然会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职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晓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彼此难舍难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去，元帅也对他百般抚爱。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跟我说话，给我写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回答他。尽管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我们两人的交谈依然进行得十分流畅，十分生动。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遭遇，又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处得极其亲密的那将近两年之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一切考验，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浑身上下都十分整洁，一切谈吐都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觉得他太可钦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欢他。　　在我们过往正密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叫我提防那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一个密探。这个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说有人在窥伺我，在设法把我诱到法国境内，好在那里对我下手。　　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无聊的警告专家闭口无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释。一到蓬达里埃，我就把狄维尔诺瓦的信给他看，然后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是善于知人的。”这一拥抱真是甜美，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绝对领略不到而又不能从被压迫者手里夺去的那种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远不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的时候，他竟有勇气经常把他的心关得紧紧的，用种种谎言来蒙蔽我。他给我胡诌了一个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国。我劝他赶忙动身，他就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到了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里给一个家庭搞出了纠纷，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见面，便写信给我，我也不遗余力地劝那个妻子重归妇道，劝索特恩行为要端庄。当我以为这一男一女已经完全撒手的时候，他们俩却又跑到一块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么殷勤，把那个青年人再请到他家里住下；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发现那个所谓男爵是用一大堆谎言骗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个头衔，是人们在端士称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男爵自称，但是我并不怀疑他是个真正的小贵族，元帅勋爵是很识人的，又到过匈牙利，他一直认为他是贵族，把他当贵族看待。　　他刚一离开，他在莫蒂埃经常去用餐的那个小客栈的女仆就宣称怀孕了，说是他搞出来的。那女仆是个邋遢货，而索特恩在全区，由于行为笃实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尊敬，同时他又特别讲究清洁，所以这种无耻谰言叫大家听了都起反感。当地的那些最可爱的女人曾极力挑逗他都没有成功的，这时都气极了，我也愤慨得不得了。我尽力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说我愿意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告诉他，我深信她那个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来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装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我要他回到这个地方来，当面折辱那个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谣的人哑口无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么软弱，使我大吃一惊；他还写信请那个邋遢货的教区牧师设法把事情压下去。我一看这种情形，也就不再过问了，心里总觉奇怪，这么放荡的一个人，居然能如此自制，竟能以其矜持的态度，在与我最亲密的关系中把我欺蒙过去。　　索特斯海姆又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机会，结果找到的只是穷困。他写信给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们旧日的友情，内心为之感动，就寄了几个钱给他。第二年，我路过巴黎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差不多还是同样的穷困，但是已经成了拉利奥先生的至交了，我也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也不知道是旧交还是新识，两年后，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从那里还写信给我，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以上就是我们两人关系的简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面怜惜这个不幸青年的命运，一面却仍然相信他是个世家子弟，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这样的交游与结识得有多少才能补偿我在这个时期所遭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医生长期折磨之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风，而医生们绝不承认，硬当作一种他们认为能医得好的病来治。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帅勋爵。他没有去世；但是他倦于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讷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还健在，并且，亏了他，我在尘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尘世上究竟还剩下一个人配享有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但是我已经失掉他的友谊所给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从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爱慕却又不再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人之列了。他那时正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订好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和对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样甜蜜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里定居下去，我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太称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实现。他后来并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是怎样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会的。　　他在动身前就预料到人们开始煽动起来反对我的那场风暴，所以他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这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驱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又效法总督的榜样，给了我一份入会证，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是君主也无此权力了。但是，对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从来就是不经合法途径的。　　我相信我不能把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这时期所受到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所以和他有过若干交往，但是从来就不怎样亲密。我还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从我获得比他更大的名声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但是只是在《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的恶意的表现。人们在日内瓦传诵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这封信里把我这部作品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叛乱的叫嚣。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容许我有一时一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信是他写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说，人家都说是他写的。他却不给我任何答复。这个沉默使我诧异了；但是，请大家想想，当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并且说，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该诧异到何等程度啊！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他说得有理，但他那种既没有人强制又没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对之表示好感而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在其灾难最深重的关头一棍子打死，而且还干得那样兴高采烈，他又怎样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拼凑起来的。我读着这本书，就感觉到作者对我是下定决心的了，从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险恶的敌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写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从事圣皮埃尔神父作品的摘录工作，免得有那么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保持事件的顺序，越难前后衔接了。我在余生中所受到的纷扰不让我有时间在我的脑子里把那许多事件排列起来。这些事件为数太多、太错综复杂、太令人不快，不可能叙述得有条不紊。它们留给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盖事件原因的那种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这种可悲的境地。我的叙述从此只能胡乱进行下去，脑子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我还记得，就在我谈的这个时期，我正忙于写我的《忏悔录》，又轻率地把这件工作对什么人都说了，万没想到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力量对我这件工作横施障碍。即使我相信会有这种事的话，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谨慎些的，因为我生来就不可能对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丝毫有所隐讳。据我判断，这件工作一被别人知道，就促使人们掀起一场风暴，要把我赶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这件工作的人们的手里。　　我还有一个计划，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人所同样仇视的，就是编印我的全集。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许多书籍之中，确认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会大众能把这些作品从我的敌人为破坏我的名誉、贬损我的价值而搞出来的那些伪作中区别出来。除此而外，编印全集也是为我保证面包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正当的方法；而且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已经放弃写作，我的回忆录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别的任何方式也挣不到一文钱，而开支又始终未减，我最后几部书的收入一花完，生活来源就要枯竭。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乐辞典》拿了出去；而它当时还不够完整呢。这部书使我得到一百个路易的现款和一百个埃居的年金。但是，一个人一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这一百个路易当然很快就会花光的；而那一百个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被乞儿穷鬼象麻雀一般扑上来的人说来，简直就等于零了。　　这时来了一伙讷沙泰尔的商人，要承揽印刷我的全集；又有里昂的一个印刷商或书商，叫作雷基亚先生的，不知怎么也跑来了，钻到那伙商人中间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订的，同时也很满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够出四开版六卷；此外，我还负责照管编印。为此，他们应该给我一笔一万六千法国利物儿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订好了，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那一声对准这万恶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发的骇人的爆炸，可真吓坏了那伙书商，全集的编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倒很想把这部作品的效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比，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险的同时，还给我至少带来钦佩和尊敬。而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十分诧异，怎么还会让我这样一个怪物活在人间。小议会在法国代办煽动下，在检察长指使下，针对我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宣言，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个作品不但得由刽子手拿去烧毁，还带着一种近乎滑稽的语调说，人们连答复、乃至提到这部作品时都感到自己丢脸。我倒很想把这篇妙文在这里转录出来，只可惜手头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我热烈盼望我的读者中能有人激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热忱，愿意把《山中来信》从头到尾再读—遍；我敢说，他在人们横施于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残酷的侮辱之后，一定会感到弥漫在这部书里的那种斯多噶派的克制工夫的。但是，他们既不能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辱骂，又不能驳斥论点——因为我那些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就决计做出万分恼怒的样子，不愿有所回答；有一点倒也是真的，如果他们把无法驳倒的论据当作辱骂之词，他们也可以认为是遭到强烈的辱骂了。　　那些国民代表们不但没有对这个丑恶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诉，反而循着宣言给他们指出的路子去走；他们不但没有把《山中来信》举起来作为胜利的标帜，反而躲了起来，把它当作自己的盾牌。他们竟那么怯懦，对这部为保卫他们并应他们的请求而写出来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说一句公道话，既不引用，又不提及，虽然他们暗中从这部作品里汲取了他们的全部论据，虽然他们准确地遵循的这部作品结尾的那个忠告是他们的安全与胜利的唯一原因。他们要求我尽的这个职责，我把它尽了；我曾为祖国、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到底。我请他们在他们的争执中把我的问题撇开，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就真照我的话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们的事情，完全是为着不断地敦促他们去求得和平解决，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固执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法国完全打垮的。后一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这里不说出来了。　　《山中来信》发表后，在讷沙泰尔最初引起的反响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给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气气地接受了，读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时他也和我一样生着病，病愈之后很友好地来看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然而，风潮开始了，我那本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焚毁了。骚乱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移到讷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维尔谷地来了。在特拉维尔，甚至在宗教界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之前，人家就开始用隐秘的手段煽动民众了。我敢说，我是应该受这个地方的民众爱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过的地方都受人爱戴一样，因为我大把地掏钱布施，不让我周围有一个赤贫的人得不到救济，我对任何人都不拒绝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义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同时我尽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顾。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无知小民不知道在谁的秘密策动之下逐渐对我愤激起来，直至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在大白天就公开对我进行侮辱，不但在乡间、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处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还在继续接济的人，他们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就暗中煽动别人，好象要用这种办法来洗雪他们向我感恩的耻辱。蒙莫朗装着什么都看不见，暂时还不露面；但是，当某次圣餐礼快到的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了，劝我不要去领圣餐，并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恨我，他是决不会扰乱我的。我觉得他这番客套话很离奇，他还给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我就不明白，我领不领圣餐究竟跟谁有那么重要的关系。由于我认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让步，就是一个怯懦的行为，而且我不愿意为民众提供这个新的借口，让他们叫嚷我不信宗教，所以我干脆拒绝了牧师的劝告；他不高兴地回去了，暗示说，我将后悔莫及。　　他不能一人作主就拒绝我去领圣餐，得由以前接受我领圣餐的那个教务会议作主才成，只要教务会议没有说话，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前去，不怕遭到拒绝。宗教界交给蒙莫朗一个任务，要他传唤我到教务会议席上去交代信仰，如果我拒绝，就开除出教。这种开除出教的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办理，并且要经多数通过才成。但是以老教友名义组成这个会议的那些乡民是以牧师为主席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是受牧师操纵的，当然不会跟他持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懂得的比他更少。因此，我被传唤了，我决定去出席。　　如果我善于词令，如果我的笔是在嘴里的话，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对我又将是多么大的一个胜利啊！我会以多么优势的力量，多么轻而易举地在他那六个乡民中间把那个可怜的牧师击败啊！统治欲使新教的牧师们完全忘记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为了提醒他们这些原则，迫使他们哑口无言，我只要把《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作一番解释就成了，而他们竟还那么愚蠢，居然根据这几封信来攻击我呢！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要稍加发挥就能叫那家伙无地自容。我是不会傻到采取守势的地步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势，还要他们丝毫觉察不到，或者无法预防。宗教界的那些末流教士既无知而又轻率。是他们自己把我置于我能取得的最有利的地位，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他们压倒。然而，可惜！要能说话才成呀，并且还要能即席发言。一遇必要，就能登时想出主意，找到合适的语句，找到恰当的字眼，始终清醒，经常镇静，永远一点也不慌乱才成！我痛感自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对我自己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我在日内瓦，在一个完全袒护我。已经决定同意一切的会议面前，还被弄得哑口无言，丢尽了脸。这次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我碰到了一个捣蛋鬼，他以狡诈代替学识，他会给我布下一百个圈套而我连一个也看不出来，他是决计不惜任何代价要抓我的错儿。我越考虑这种形势。就越觉得危险太大，因为我感到不可能应付好，所以就想出另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我预先拟了一篇演说词，到教务会议席上去宣读，根本否认它的处理权，以免除我回答的义务。这事是很容易办的：我就把这篇演说词写好，满腔热忱地把它读熟。戴莱丝听到我咿咿哑哑的，不断重复那同样的几句话，想把它们塞到我的脑子里来，便取笑我。我希望最后能把我的演说词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一定会参加教务会议的；又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样耍手段，请吃酒，大部分老教友都还对我抱有好感；而且，我又有道理，又有真理，又有正义，又有国王的保护，又有邦议会的权威，又有与这种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有利害关系的善良爱国者的愿望做我的后盾——一切都在配合起来鼓舞着我。　　到期的前夕，我把我的演说词全记住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脑子里默诵。可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来了，每背一个字我都要迟疑一下，我以为我已经是在那个大名鼎鼎的会议席上了，我慌张，说话吞吞吐吐，而且头也昏了；最后，差不多就在要去的时候，我的勇气完全消失了。我就在家里待了下来，决定给教务会议写封信，仓卒提出些不去的理由，我的借口是身体不适——在我当时的健康情况下，我的身体的确也是难以让我在那次会上支持到底的。　　牧师接到我的信，颇感为难，便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在这期间，他自己和他的爪牙百般活动，想诱惑老教友中间的那班宁愿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办事、因而不愿照奉教界和他的意志提出主张的人们。不管他从酒肉招待中得出的论调对那班人多么有力量，除了那两三个已经投靠他为虎作伥的以外，他没有能买通其余任何一个老教友。那位国王的官员和皮利上校——上校在这件事里极表热诚——把其他的老教友都掌握住了，使他们无亏职责；当那蒙莫期要进行表决开除我的时候，教务会议便以多数票干脆拒绝了他。于是，他就只有采取那破釜沉舟的办法，煽动愚民了。他跟他的同事和另外一些人公开活动起来，并且做得那么成功，以至尽管国王曾多次颁发严厉的诏书，尽管邦议会曾三令五申，我还是不能不离开那个地方，以免那位国王的官员为保卫我而自己遭到暗杀的危险。　　关于这桩公案，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想起了几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照它们浮现到我的脑际那样，零散地、孤立地记载下来。我还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谈判的中间人。他诡称人们是怕我以写作来搅乱地方的安宁，怕别人会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自由自在地乱写。他暗示我说，如果我答应放下笔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来对自己已经许下这个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对宗教界也许下这个愿，不过有个条件，只以不写宗教问题为限。他要求作些改动，并要我立下字据，一式两份。我的条件后来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据：他只还了我一份，借口搞丢了，把另一份扣了下来。在这以后，民众在牧师们公开煽动下，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无法无天了。在宣教的讲坛上，我被宣布为反基督的人；在乡间，我被当作狼精驱赶。我的阿美尼亚服装，对于无知小民，成了一种便于辨识的标志，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极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掉这种服装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决心改装，仍旧穿着我的长外套，戴着我的皮圆帽，安安静静地在当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骂，有时还有小石头掷来。有好几次我从人家屋前走过，只听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这时我并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们却更加怒不可遏了。不过他们始终限于恫吓而已，至少枪是不敢打的。　　在这场骚乱中，仍然有两件很令我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是借元帅勋爵的关系，我能受到值得感激的对待：讷沙泰尔所有正直的人都为我所受到的虐待和针对我的那些鬼祟活动而愤愤不平，他们非常憎恨那些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只做了一些暗中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生怕我这事会造成一个恶劣的先例，导致真正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地方官员们，特别是继狄维尔诺瓦先生之后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都尽了一切努力来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只是个平民，却尽力更多，收效更大。就是他，想方设法使老教友们恪守职责，使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因为他有声望，所以他尽量利用这种声望去防止暴动，但是他只能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来对付金钱与酒肉的势力。双方的力量不是对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蒙莫朗就战胜他了。然而，我对他的照顾和热心还是感激的，很想以德报德，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他这笔情分。我知道他切盼得到一个邦议员的职位，但是在珀蒂皮埃尔牧师的案件里，宫廷认为他表现不好，他在国王和总督面前都失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冒险写信给元帅勋爵，为他关说，我甚至大着胆子提到了他所企求的那个职位。真太侥幸了，与任何人所预料的相反，这个职位差不多立刻就被国王批准了。命运就一直是这样，它一面把我捧得太高，一面又把我压得太低，这会儿又继续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到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无知小民给我涂满了污泥，另一方面我还能使人当上了邦议员。　　我的另一件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我；她是带女儿到布尔朋矿泉疗养回来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家里住了两三天。她对我的关切与照顾，终于把我对她的长期反感克服下去了；我的心被她的爱抚征服了，充分回报了她长期以来对我表示的友好。她这次来这里旅行很使我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我是极端需要友谊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的。我生怕她为我从愚民方面所受到的侮辱而有所感触，很想不让她看到那种情景，免得她为我痛心，但是这是我办不到的，虽然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有她在场就能使那班横蛮无礼的人稍事收敛一些，可是她仍然能看出许多迹象，足以使她判断出平日的情形如何。甚至就在她住在我这里的时期，我夜间在住宅里受到了骚扰，她的侍女早晨发现我的窗台上落满了石块，都是人家在夜里扔上来的。一张笨重的石凳子，原来是在街上靠我的门边摆着，并且固定在底座上的，竟然被人卸下了，搬来靠到我的门上，如果不是有人发现，谁第一个开门出去，一定就会被石凳子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全都知道，因为除了她自己看到的以外，她的一个心腹仆人在村子里交游广阔，跟什么人都接触，甚至还跟蒙莫期谈过话。然而她对我所遭到的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她跟我既不谈蒙莫朗，又不谈其他任何人，我有时跟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国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极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我还写了另外一篇作品，写得比较用心些，手稿还存在我的文件中，我应该在这里谈一谈这篇作品的来由。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显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朋友凡尔纳以真正神学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些攻击我的信件，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但是不怎么高明，虽然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插手其间。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一谈到我，便仍然是褊狭的正教思想。当然，我是无意于答复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里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插进了一个揶揄备至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狂吼，据狄维尔诺瓦告诉我说，他已经气得六神无主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张无头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写的。这张帖子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我抱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我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好听的话。我当然不难看出我的对头是谁。我读到这个谤书的时候，眼看一个一辈子没有跑过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点始终是怯儒羞惭如处女，而现在竟被人家称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说我害着杨梅大疮，而我不但终身没有得过这一类病，甚至内行人还说我的体质生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痛切地问一问，人世上的一切所谓名誉、声望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真正价值。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个谤书，最好莫过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个城市里去印刷出来，于是我就把它寄给了迪舍纳，叫他照原样印出，加上一个按语，我在这个按语里把凡尔纳先生的名字点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几则短注，说明事实真相。我还不以把帖子印出为满足，又把它拿给好几个人看了，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同我互相通信。这位亲王、贝鲁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怀疑凡尔纳是这个谤书的作者，怪我把他点出来未免过于唐突。我经他们一说，良心不安起来，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印刷品取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照办了；我发现他说谎次数太多了，这次多说一个谎也算不了什么奇迹；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不可能透过黑暗去识破任何真象了。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而在他发出那样的狂怒之后还能如此温和，那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他还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从我的复信里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细，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短信，内容冷酷、严峻，而措词则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看出他是想保持长期通信关系，我就不答复了，于是他求狄维尔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确有把握知道谤书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真是我弄错了，我就该亲自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狄维尔诺瓦转告他说，如果他能把谤书的真正作者给我指出来，或者至少他能给我证明他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保证叫他满意。我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充分感觉到，如果归根结蒂，他的确是无辜的话，我是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的；所以我又决计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写在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请一个凡尔纳所不能拒绝的公断人来评判一下。人们是猜想不到我所选的那个公断人是谁的——他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宣称，如果议会在审阅了备忘录，并作了它认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诚地不再相信他是谤书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脚前，向他请求宽恕，直到取得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的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种对正义之爱的信心，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份合理而又动人的备忘录里表现得更充分、更明显了，因为我在这份备忘录里毫不迟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敌拿来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公断人。我拿这备忘录读给贝鲁听，他主张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劝我等候凡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候了，我今天还在等候着呢。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将终身不再说话，让人家骂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状栽到凡尔纳头上，但是我内心里现在仍旧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确信他是谤书的作者。我的备忘录现在还在贝鲁先生手里。万一有一天它得见天日，人们将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我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时，我希望，人们也将可以从中认识让－雅克的灵魂，这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一直不愿意认识的。　　现在该谈谈我的那场莫蒂埃之灾了，该谈谈我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最恶劣的待遇之后，怎样又离开了特拉维尔谷地了。这个不愉快的时期的详细情形，我无法清晰地回忆，但是这些情形，人们在贝鲁发表的那篇记事里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更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认真把我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我的周围乱滚，不过扔得还算太远一点，砸不到我。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里受到攻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半夜，我听到哐啷一声，响声是在沿着屋后那道长廊里发出的。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原来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始还汪汪地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听到声响就赶快起来，我正要出屋门到厨房里去，这时由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来；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有意引我出来的，扔的石头是要给我拦门一下。我一个箭步就到了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奔来。我们俩赶紧靠着墙，避开窗户的方向，以免挨到石头，并且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因为出去呼援就正好让人家砸死。幸而我楼下住了一个老头，他的女仆听到声响就起来，奔去喊领主先生去了——领主先生跟我们住的是门对门。领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时就带着警卫队跑来了，因为有集市，警卫队这一夜正在巡逻，当时近在咫尺。领主看到破坏的情况，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见满廓都是石头，便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在查看下面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想从走廊上钻到屋子里来。大家研究为什么警卫队没有看到或阻止这场乱子的发生，结果发现，虽然那夜的巡逻任务已经轮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它巡逻。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就下令给他，叫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检举肇事者，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在破案之前，用国王的公费，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连我的房子的领主的房子外面设置卫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员狄维尔诺瓦和他的父亲，总之，地方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了，并且一致敦促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个教区。我甚至看出，那位领主被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们迁怒到他的头上，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以便解除他保护我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自己也可以脱离这个教区——我走后他真的这样办了。因此我让步了，甚至心里还有些难过：因为民众的那种仇恨情绪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选择的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以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为爵士的华尔蒲尔先生，说这位华尔蒲尔先生对我十分热心，要在他的一份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她把这个地方给我描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怎样居住，怎样生活，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华尔蒲尔爵士的这个计划是跟她精心商量过的。元帅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这对我说来，诱惑力更大了。他新近还向我转达国王跟他谈到我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种邀请；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认为我这次旅行已经是翘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写信给我，促我顺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边住上若干时候。但是我对瑞士又太留恋了，我舍不得离开瑞士，只要我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执行我数月来就考虑着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了免得打断我叙事的话头，我一直还没能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贝鲁一起徒步旅行时，曾游览过这个岛屿，当时它把我迷住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里去住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岛归伯尔尼人所有，而伯尔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驱逐出境，态度极其恶劣；再说，人家那么不客气地对待了我，我还要回到那里去住，不但我的自豪感受不了，还怕人家不让我在这个岛上有片刻安静，比在伊弗东时还厉害。我以前曾为这事请教过元帅勋爵，他也和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伯尔尼邦人会乐于看到我囚居在这个岛上，乐于把我当作人质扣留在那里，作为我将来可能写的东西的担保；所以他托他的科隆比埃府的旧邻居斯图尔勒先生去就这一问题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了该邦的领袖人物，根据他们的回答，向元帅勋爵保证说，伯尔尼人对他们自己过去的行为很感惭愧，很乐意看到我定居在圣·皮埃尔岛上，绝对不来骚扰我。我为了慎重起见，在冒险去住之前，又托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下，夏耶上校向我证实了那同样的说法。当住在岛上的医院出纳员获得他的上司让我住进该岛的允许之后，我就觉得，伯尔尼邦的最高当局和岛的所有者既然都默许了，我住到出纳员家里去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说默许，因为我绝不能指望伯尔尼邦的首脑诸公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那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不能指望他们会违反一切掌权者的那条最不可侵犯的原则。　　圣·皮埃尔岛在讷沙泰尔被称为土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心，风围约半里约；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它提供了生活必需的一切主要产品。岛上有田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这一切，由于多变的地形和起伏的丘陵，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布局：岛上的各部分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盘托出，使人一览无遗，而是互相掩映，使人觉得这个岛比实际要大。岛的西部是一片很高的平台地，面对着格勒莱斯和包纳维尔两镇。在这个平台地上，栽了很长一排树，中间留了一个“大沙龙”，葡萄收获季节，人们每星期天都从邻近的湖岸聚集到这里来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大，很方便，就是出纳员住的，坐落在一片低地上，风刮不到。　　从这个岛向南五六百步是另一个岛，这个岛小得多，既未耕种，又无住户，仿佛是从前由于风暴的袭击而从大岛分离出去的；在它那沙砾之中只生长些柳树和春蓼，但是那里却有个高墩，细草如茵，极可人意。湖是近乎规则的椭圆形，湖岸虽比不上日内瓦湖和讷沙泰尔湖那么富丽，却依然构成一片相当美丽的景色，特别是西岸，人烟十分稠密，山脚下一串葡萄园，有点象是在科特－罗蒂，不过出产的酒没有那么好就是了。在湖西，由南向北走去，有圣·让司法区、包纳维尔镇，还有比埃纳和位于湖的尽头的尼多，这些市镇中间还点缀着许多村庄，景色十分宜人。　　这就是我早就为自己布置下的那个去处，我决计在离开特拉维尔谷地时就到那里去安家。这一选择太符合我对平静的爱好和孤僻而又疏懒的性格了，所以我把它算作我所最衷心热爱的那种甜美梦想之一。我觉得住在这个岛上，就更与世人隔绝，更能避开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忘却，总之一句话，我就更能沉醉于闲散与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了。我恨不得在这个岛上将自己彻底禁闭，与世人不再有任何往来；当然，我也就采取了一切可能想象出来的措施，以摆脱与世人保持接触的必要。　　生活问题来了；在这个岛上，粮食既贵，运输又困难，生活费用很高，此外，住在岛上就要完全听从出纳员的支配。这个困难，由于贝鲁惠然跟我商订了一个安排，总算克服了，他代替了那批先承揽后又放弃印行我的全集的书商。我把出版全集的一切材料都交给他了，我自己担任整理和安排这些材料的工作。我还答应他，将来把我的回忆录也交给他，让他担任我的全部文稿的总保管人，不过明文规定一个条件，他只能在我死后加以利用，因为我一心要安安静静地了却余生，不愿再叫社会上想起我。根据这个安排，他负责给我的那笔终身年金就够我维持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产业之后，要送我一笔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我只是把金额减掉一半之后才接受了。他要把年金的本金交给我，我婉辞了，因为存放困难，于是他就把这笔本金交给贝鲁，到现在还在贝鲁手里，贝鲁就按他和馈赠人商定的标准支付给我年金。这样，把我跟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是要在我死后支付给戴莱丝的）以及我应由迪舍纳手里支取的那三百法郎的年金都加在一起，我是很可以指望把生活过得象个样子的。即使在我死后，戴莱丝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把雷伊的年金和元帅的年金加在一起，我留给她七百法郎的年金了：总之，我就不必要怕她将来没有面包吃，也不必怕我自己没有面包吃了。然而，宿命却注定了荣誉是会逼我拒绝幸运和劳动送到我手边来的一切财源的，注定了我死时是要和在世时一样贫穷的。读者可以想一想，除非我甘心做一个最无耻的人，我是否能接受别人处心积虑要使我屈辱、断绝我其他一切生活来源、迫使我同意做丢脸的事的那种安排？他们怎能料到我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所采取的选择呢？他们一直是拿他们自己的心来揣度我的心的。　　我在生活方面安了心，在其他任何方面也就无忧无虑了。虽然我把整个世界都让给我那些仇敌去为所欲为，我都在贯穿我的全部写作的那种高贵的激情中和我的思想原则的那种永恒的一贯中，为我的心灵留下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完全符合发自我的天性的全部行为。我不需要别的辩护来驳倒我的那些诬蔑者，他们尽可以在我的名字下面描画出另一个人来，但是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心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拿给他们去进行彻头彻尾的批判，我确信，通过我的许多过失和软弱，通过我不能忍受任何羁绊的本性，人们总会发现一个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他无怨无艾，不忌不妒，勇于承认自己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更易于忘记别人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只在缠绵温厚的感情中寻找他的全部幸福，对任何事都真诚到不谨慎的程度，真诚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　　我这就算是向我的时代、向我的同时代人告别了，我要一辈子禁锢在这个岛上而与世长辞；我的决心就是如此。过闲散生活的伟大计划，到那时为止，把上天赋予我的那点活动能力用尽了都没能实现，现在我打算就在这个岛上最后实行起来。这个岛就要成为我的巴比玛尼岛——那个可以酣眠的幸福之乡：　　 这里还更进一步，这里可以无所事事。　　这个“更进一步”对于我完全够了，因为我一向不惋惜我不能酣眠：我能无所事事就成了。只要我无事可干，我宁愿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盘算的年龄过去了，荣华富贵的云烟曾使我头昏脑胀，并没有使我心旷神怡，剩下来的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希望能无拘无束地在永恒的闲散中过生活。这是天国里有福之人的生活，从此我要把它当作我的无上幸福而在人间享受。　　说到这里，责怪我有那么多矛盾的人们一定又要怪我自相矛盾了。我曾说，社交场中的闲逸使我感到社交场不可忍受，而现在我倒恣意干闲逸而追求孤独的生活了。然而，我就是这样的，如果其中有矛盾，那也是大自然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实际上这里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所以始终是我。社交场中的闲逸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宾客满堂时，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无所事事的。我得呆在那里，钉在一张椅子上，或是直挺挺的象个哨兵那样站着，不动脚，不动手，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叫，也不敢指手划脚，甚至连梦想也不敢。闲逸的极度无聊再加上受拘束的极度痛苦使我不得不注意听所有的傻话和所有的恭维，并不断绞尽脑汁，以免失掉机会，轮到我时也把我的哑谜、我的谎言插上去说说。而你们就把这个叫作闲逸！这是地道的苦役犯的劳动啊！　　我所爱的闲逸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闲逸，游手好闲者是抱着膀子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是脑子和四肢都无所作为的。我所爱的闲逸是儿童的闲逸，他不停地活动着，却又什么也不做；是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而身子却在呆着。我爱忙些无所谓的小事，什么都做一做，却什么都不做完，我爱随兴之所至东奔西走，我爱时时改变计划。我爱盯住一个苍蝇看它的一切动作，我恨不得搬起一块岩石，看看底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爱满腔热忱地捡起一个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十分钟后又毫不惋惜地把它丢掉，总之，我爱整天东摸摸、西看看，既无次序，又不持续，一切都只凭一刹那的高兴。　　我心目中的植物学，开始成为我的癖好的植物学，正是一门闲人的学问，适于填满我的闲暇时间的全部空隙，既不让想象力有发狂的余地，也不让绝对无所事事的苦闷有产生的可能。在树林和田野里漫不经心地遛跶，无意识地在这里那里有时来一朵花，有时折一个枝，差不多遇到什么就嚼点什么，同样的东西观察个千百遍而永远怀着同样的兴趣，因为我总是看过什么马上就忘记掉的——这就足够使我历千万年而不会感到片刻的厌烦了。植物的构造不论怎样精细，不论怎样奇妙，不论怎样种类繁多，是不会吸引一个无知者的注视而使他产生兴趣的。在植物的组织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恒常的类似与无穷的变化，只能使对植物界有若干知识的人为之叫绝。别人看到大自然这许多宝藏，只能产生一种愚昧的、单调的赞美，他们细看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因为他们连该看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整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各种关系与组合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其万千神奇奥妙而使观察家感到无限惊奇的。由于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处于这种神妙的状态：我掌握的必要的知识，使我对一切都能够感知。那个岛虽小，却分成种种不同的土壤，而我面前的草木也就有相当多的品种，够我终身研究和消遣了。我不愿在岛上漏掉一根草而不加以分析，我已经在准备用无数有趣的观察来辑成一部《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叫戴莱丝把我的书籍、衣物都带来了。我们就寄宿在岛上的出纳员家，他的妻子有几个妹妹住在尼多，她们轮流来看她，给戴莱丝做做伴。我在那里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这种甜美的生活中度过我的一生，而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又只有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马上就要随之而来的那种生活的苦涩。　　我一向是热爱水的，一见到水就沉入那滋味无穷的遐想，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目标。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一起床总是忘不了跑到平台上去呼吸早晨那清新而又有益健康的空气，极目眺望美丽的湖对岸的天际，湖岸和沿湖的山岭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我觉得对神的崇敬，没有比这种由静观神的业绩而激起的无言的赞美更恰当的了，这种赞美不是具体的行动所能表达出来的。我懂得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他们见到的只是墙壁、街道和罪行；但是我就不懂得为什么农村里的人，特别是与外界隔绝的人，会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目击着种种神奇，他们的灵魂怎么能不每天千百遍地悠然神往这些神奇的创造者呢？至于我，特别是在起床之后，被一夕无眠弄得疲惫不堪，但由于长期的习惯而能这样心醉神迷，是绝不需要有思索之劳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我的眼睛必须接触到大自然的那种动人的景象。呆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祷告得比较少，比较枯燥；但是一看到美丽的景色，我不知为什么就感到心弦颤动。我记得有本书上说，一个明哲的主教巡视他的教区，发现一个老太婆在祷告的时候只会说声“呵！”，他就对她说：“好大娘，你永远这样祷告吧，你的祷告比我们的都好。”这个最好的祷告也就是我的祷告。 早餐后，我就皱紧眉头赶着写几封倒霉的信，热烈企盼着不再有信要写的那种幸福时刻的到来。我又在我的书籍和文稿的周围绕上一阵子，是为着打开包，整理整理，而不是为着读它们。这种整理工作，在我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织的布了，它予我以消磨时间的快乐；然后，我厌烦了，就扔下这工作，把早晨剩下的那三四小时都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林内乌斯的系统，我对这个系统产生了一种难以摒弃的癖好，即使在感到它的空疏无谓之后，也是如此。这个伟大的观察家，据我看，是到现在为止唯———还有路德维希——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但是他在标本室和植物园里研究得太多，而在大自然中研究得却不够。我呢，我把整个岛当作一个植物园，需要进行观察或验证一个观察时，就跑到树林里或草地上去，我的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到了那儿就在要研究的那个植物旁边躺下，以便从从容容地就它长在地上的状态去考察。这个方法对我大有好处，使我能认识在未经人手培植或改变性质之前的处在自然状态的植物。有人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透彻认识御花园里的全部植物，并且都说得出名字来，但是一到乡间就显得那么无知，什么都不认识了。我正好和他相反，对大自然的作物倒略知一二，而对园丁栽培的作物就一无所知了。　　下午的时间，我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我那闲散疏慵的性情，听随当时的冲动去活动，毫无规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离开餐桌就独自跳上一只小船，一直划到水中央；这是出纳员教会我用单桨划的。到我随水漂流的时刻，我就快乐得浑身打颤，我说不上也不明白我这样快乐是什么原因，也许那是暗自庆幸我就这样逃出了恶人们的魔掌吧。然后，我就一人在这湖上荡漾，有时也接近湖边，可是从来不上岸。我时常让我的船听凭风吹水推，自己则沉醉于无目的的遐想之中，这种遐想，尽管是难以捉摸，却并不因此而不甜美。有时我心头一阵发软，就叫将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好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就这样，我一直漂离陆地有半里约之遥，我恨不得这个湖是一个汪洋大海。然而，我的狗可不象我，它是不喜欢这样在水上长期停留的，为了迎合我那只可怜的狗，我通常总是有个游览的目的，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那里遛跶一两小时，或者躺在土墩顶上的那片绿茵上面，饱享观赏湖内外风光的乐趣，考察和解剖我手边的各种植物，象是又一个鲁滨逊那样，在这个小岛上为自己建造一个幻想的幽居。我非常喜爱这个小山丘，每当我能把戴莱丝和出纳员的太太以及她的姊妹们带到这里来散步的时候，我是多么自豪地做她们的桨手和向导啊！我们郑重其事地运些兔子到这里来繁殖，这又是让－雅克的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小群居民使我感到这个小岛更加有趣，从那时起，我就到那里去得更勤，乐趣更浓了，为的是研究那些居民发展的迹象。　　除了这些消遣之外，在一定的季节，我还有另外一种消遣，它使我回想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那就是收获蔬菜和水果。戴莱丝和我都以能和出纳员的太太及其全家一起劳动为乐。我记得有次一个名叫基什贝尔格的伯尔尼人来看我，发现我跨坐在一棵大树上，腰带上系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苹果已经装得那么满，我简直没法动弹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其他类似的几次相遇，并不感到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亲眼看看我是怎样利用我的余假，不再打算扰乱我的安宁，让我在孤寂中太太平平地居住下去。我真是宁愿他们主动把我幽禁在这种孤寂的生活里，这比由我自己主动还要好得多，那样，我就会更加保险，不怕有人来扰乱我的休息了。　　这里又是我预先就料到读者不会相信的那种自白了，读者虽然在我整个的生活过程中已经不能不看到我千千万万的内心感受都与他们的毫不相同，却总是固执地要以己之心度我之心。更奇怪的是，他们既不肯承认我会有他们所没有的那一切好的或不好不坏的感情，他们却又经常准备把一些坏到根本不能在人心里产生的感情硬派到我的头上。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我放到与大自然直接矛盾的地位，使我成为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他们想给我抹黑的时候，就觉得任何荒谬绝伦的话都是能使人相信的；他们一想到要说我好，就觉得任何不同凡响的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信不信，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仍然要继续忠实地暴露让－雅克·卢梭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事，想了些什么东西，对他的思想感情上的奇特之处，丝毫不加解释，绝对不予以辩护，也不去研究别人想的是否跟他一样。我太爱圣·皮埃尔岛了，在岛上居住实在太中我的意了，我把一切欲念都寄托在这个岛的范围以内，打定主意绝不再走出岛外。我对不得不到邻近地区去进行的拜访——去讷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等地，一想起来就感到厌倦。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等于我的幸福被扣除了一天，出了湖就是如鱼离水。而且，过去的经验已经使我胆寒了，随便一个什么好的事物，只要是能称我的心愿，我就得作很快要失掉它的思想准备。所以，想在岛上了此一生的那种热烈愿望，是和怕被迫迁出的那种畏惧完全不能分开的。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天天晚上跑到沙滩上去坐，特别是在湖上有风浪的时候，我看着波涛在我的脚前化作泡沫，便感到一种奇特的乐趣。它使我觉得这正是人世的风波和我住所的宁静的象征，我有时想到这里便觉得心头发软，直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怀着热爱享受着的这种安宁，只有唯恐失之的那种不安心情在搅乱它，但是这种不安的心情是那样强烈，竟至损害了它的甜美。我感到我的处境太没有保障，实在靠不住。“啊！”我心里想，“我多么愿意拿离开岛的自由去换取永远留在岛上的保证啊！这个自由我是连想都不愿意想的。我多么想被强制留在这里，而不是蒙恩和被容忍而居住在这里啊！仅只因为容忍而让我住在这里的人们是随时可以把我撵走的，我能希望那些迫害者看到我在这里很幸福就让我幸福下去吗？啊！人们只容许我生活在这里是不够的，我真想人们判决我住在这里，我真想被迫留在这里，以免又被迫迁出去。”我以艳羡的眼睛看着那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安静静地呆在阿尔贝的城堡里，只要他想得到幸福就能得到幸福。最后，由于我老是这样想，老是有令人不安的预感，觉得有新的风暴时时刻刻准备扑到我头上来，所以我竟至盼望，并且以一种非常热烈的心情盼望，他们干脆就把这个岛作为我服无期徒刑的监狱，而不只是宽容我在这个岛上居住。我可以发誓，如果只凭我自己作主就能叫人家判决我住在这里的话，我是会以最大的喜悦心情这样做的，因为我万分情愿被迫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绝不愿有被驱逐出岛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事实了。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我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是属于他的司法区的）；他以这封信向我下达了邦议会诸公的命令，要我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我读着这封信简直以为是在做梦，没有比这样一个命令更不自然、更不合理、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来对我的那些预感，一向只看作是一种惊弓之鸟的不安情绪，而不看作是具有若干根据的预见的。我曾采取种种步骤以得到管辖机关的默许，人们又让我那么安安静静地搬到岛上来安家，还有好几个伯尔尼邦的人以及法官自己都曾来访问过我，而且法官对我又殷勤备至、优礼有加，再加上季节又那么严酷，在这时候驱逐一个衰老有残疾的人出境，未免太惨无人道了。这一切使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相信，在这道命令里必然有些误会，完全是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特意趁这葡萄正在收获、参议院正在休会的时期，给我突然来这一下打击。　　如果是依我一时气愤去行事的话，我一定当时就走了。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入冬之际，既无目标，又无准备，既无车伕，又无车辆，怎么办呢？除非把书籍、衣服、全部什物都一概扔掉，否则我就得有点时间，而命令里又没有说给不给时间的话。连绵的灾难已经开始消磨我的勇气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我天生的那种豪迈之气在窘迫的压力下低下头来，我心里尽管愤愤不平，还是不能不卑躬屈节地请求一个期限。命令是由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我就请求格拉芬列先生解释一下。他的信显示出他对这道命令是极不赞成的，他只是以万分歉仄的心情把它下达给我；我觉得，信里充满的那些痛心和钦仰的表示，仿佛都是在和蔼地敦促我敞开心跟他谈谈：我就这样做了。我甚至绝不怀疑，我这封信一定会使那班无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们自己的野蛮，即使不收回这样一个残酷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一个合理的期限的，也许还会给我一整个的冬天，好让我去准备退路，选择一个地点。　　我一面等候回信，一面就开始考虑我的处境，盘算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到处都看到那么多的困难，忧愤又太伤我的心，此刻我的健康情况又很坏，所以我竟不由自主地灰心到了极点，而我灰心的结果就使我的脑子里剩下的一点智慧也丧失净尽了，没法子对这种可悲的处境作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安排。很明显，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我都逃脱不了人们为驱逐我而采用的那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一种方式是用暗中活动的办法激起无知小民来反对我；另一种就是用公开强制的办法驱逐我而不说出任何理由。因此我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一个安全的退路，除非是到我的力量和当时的季节都似乎不能容许我跑得那么远的地方去找。这一切又把我拉回到我方才那些念头上来了，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希望，去建议，宁可让人把我管制起来，禁锢终身，也不要叫我在大地上不断流浪，一再把我逐出我所选定的那些避难的处所。我写出第一封信的两天之后，又写了第二封信给格拉芬列先生，请他为我向当政诸公提出这个建议。伯尔尼邦对我这两封信的答复，是以最明确、最严酷的措辞写成的一道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岛屿和该共和国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远不得重来，否则定予严惩。　　这个时刻是十分可怕的。我曾感到比这更苦的焦虑，却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但是，最使我痛心的还是被迫放弃那个我盼望能在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正是时候，应该补缺一下这件命定的憾事了。这件事使我的灾难达到顶点，并且拖着一个不幸的民族跟我一同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初生的美德本来已经预示它有一天会与斯巴达和罗马争光的。　　我以前在《社会契约论》里曾提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是欧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为之立法图治；我还说明，人们应该对这样一个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个资明的导师的话。我这部作品被几个科西嘉人读到了，他们对于我谈到他们时的那种赞扬的态度，深有所感。他们当时正致力于缔造他们的共和国，这就使他们的领袖们想到来征求我对于这一重要工作的意见。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该地的望族之一，当时在法国的王家意大利团队任上尉，曾为这个问题写信给我，并且给我提供了好几种文件，都是我为了解该民族历史和当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一项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却仍然相信，将来掌握了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后，我就不能拒绝贡献出我的力量来共襄这个伟大的善举。我对他们两人的来信都是照这个意思去答复的，这种通信一直继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时候为止。　　正在这时候，我听说法国派兵到科西嘉岛去了，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一切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已经觉得，为一个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绝对安静的，而在这个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时候去致力于这种工作，当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对布塔弗哥先生并没有隐瞒我这种不安的想法，而他却劝我放心，向我保证说，如果那个条约里有损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规定，象他那样一个好公民是绝对不会继续在法国军队里服务的。事实上，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图治的那种热忱，以及他与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种密切关系，都不容许我对他本人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我听说，他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尔先生有些联系，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结论来，只有相信他对法兰西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而他只让我去心领神会，不愿在信上公开说明。　　这一切总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法国这次为什么派兵，想不出理由来证明法国兵派到那里是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单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够反抗热那亚人并进行自卫了。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安下心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实的证据、知道那一切并不是人家在戏弄我之前，就当真插手去搞那个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极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见一次面，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况的办法，他也使我感到会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怀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来和我相见的计划，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我那些灾难一定也会阻止我利用他那个计划的。　　我越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越对手里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觉到，为之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应该与之适应的种种关系。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从远处获得指导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说我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到科西嘉岛去，我却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在考虑这次旅行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向达斯蒂埃先生谈了，他是应该了解这个岛上的情形的，因为他以前曾作为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儿做过事。他极力劝我休作此想，我承认，他把科西嘉人和他们的乡土给我描写得那么可怕，使我原来想到他们中间去生活的念头冷了一大截。　　但是当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想到离开瑞士的时候，这个念头又复活了，因为我希望最后能在那些岛国之民中间找到人家到处都不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旅行感到胆怯，就是我将不得不过一种紧张的生活，而我对这种生活始终是不能适应而又极端憎恶的。我生来就是为着独自一人在闲暇中进行沉思默想，而不是为着在大庭广众中说话、行动和处理事务。大自然给了我第一种才能，就拒绝给我另一种才能。我感觉到，我将来一到科西嘉岛，尽管我不直接参加公务，还是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热情活动之中，并常常跟领袖们开会、商讨问题。我此行的目的本身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求隐遁，而是到那个民族的怀抱中找我所需要的知识。很明显，我将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我既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我生来就不能适应的那种事务的游涡，就会在这漩涡中过一种与我的爱好完全相反的生活，而且我在漩涡中的表现将只能于我自己不利。我预料到，我的著作可能曾使科西嘉人觉得我有些能力，我一到那里就会使他们感到见面不如耳闻，因而我在科西嘉人心目中的声望就会降低，同时他们对我原有的信任就会丧失，这于我固然是损失，于他们也同样是损失，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就不可能把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做出成绩来。我确信，我这样越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既于他们无益，也使我自己不幸。　　好几年来，我被各式各样的狂风暴雨震撼着、冲击着，横遭迫害，到处奔波，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痛切地感到休息的必要，可是我那些野蛮的仇敌却偏以使我不得休息为乐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我一向就极端羡慕的那种可爱的清闲、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之后，我的心就一直把这种清闲恬静看作唯一的无上幸福。我怀着恐慌的心情瞻望我行将承担的那些任务和行将陷入的那种纷繁生活；目标的伟大、美妙和意义固然激发我的勇气，可是一想到我冒险犯难而不能获得成果，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若论所耗的精力，我独自默想沉思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纠缠中紧张生活六个月，而且还一准是劳而无功。　　我想起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顾到的权宜之计。我既然每逃到一个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诡计阴谋钉住不放，既然现在我只看到一个科西嘉岛还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那么，我就决计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当我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为着能在那里生活得安静，我又决计至少要在表面上放弃那立法的工作，而只限于就地写科西嘉人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话，我也不声不响地作些必要的调查，以便我对他们能有更大的用处。这样，我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而且这不需要我放弃我那心爱的孤独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强接受一种我既不能忍受、又无能力应付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次旅行，依我当时的处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用达斯蒂埃先生跟我所谈的科西嘉岛的那种情形，除了自己带去的东西之外，在那里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会找不到的，内衣、外衣、锅盆瓢碗、纸张、书籍，什么都得随身携带。我要带我的女总督迁居到那里去，就得超过阿尔卑斯山，并且把整个一大套行李都拖在后面走上二百里约的长程，还得穿过好几个统治者的国境。并且，看全欧洲当时已经形成的那种风气，我当然还要预料到在我的灾难之后我到处都会碰到的障碍，会看到每个人都要幸灾乐祸地予我以新的打击，在我身上违犯一切国际法与人道的准则。象这样一次旅行的巨额耗费和种种疲劳、危险，也使我不得不预先就料到并且仔细衡量一下各种困难。以我这样的年龄，最后落得孤身一人，束手无策，举目无亲，托命于这个象达斯蒂埃先生所给我描绘的那样野蛮而剽悍的民族，这种前景，当然要使我在执行我的决定之前深思一番。我热烈盼望我和布塔弗哥的会晤，我等待晤谈的结果，以便把我的计划最后确定下来。　　正当我这样犹疑不定的时候，来了莫蒂埃的迫害，逼着我去逃难。我那时并没有为长途旅行作好准备，特别是到科西嘉岛去旅行。我是在等候布塔弗哥的消息时逃到了圣·皮埃尔岛，到入冬的时候，我又如上文所说，被驱逐出岛了。这时，阿尔卑斯山上盖满了雪，这种迁徙计划根本就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那么急促。说真的，象这样一道命令，其本身的荒唐就使它不可能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僻之区的中心搬出去，从命令下达时起，只有二十四小时来准备，又要找船，又要找车来离开岛屿和整个国境，即使我长了翅膀，也是难以应命。我把这种情形写信告诉了尼多的法官先生，作为对他的来信的答复，接着我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无义之邦。以上是说明我怎样迫不得已放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不能求得人家对我就地实行管制，就接受了元帅勋爵的邀请，决计到柏林去走一遭，让戴莱丝守着我的衣物、书籍在圣·皮埃尔岛上过冬，同时把我的文稿都交到贝鲁手里。我处理得那么快，第二天早晨就从岛上动身了，到比埃纳还没有过午。由于一个意外的插曲，我几乎在比埃纳就结束了我的旅行，这个插曲也是不应该略而不谈的。　　我奉命离并避难所的消息一传出去，邻近地区来拜访我的人便络绎而至，特别是伯尔尼邦人，他们以最可恨的虚情假意来恭维我、敷衍我，并向我保证，人家是利用放假的时期和参议院休会的时候草拟和下达了这道命令的，据他们说，二百人议会的成员对这个命令都感到愤慨。在这一大堆安慰者里面，有几个是从比埃纳市——比埃纳市是个小自由邦，圈在伯尔尼邦里——来的，其中有个青年人，名字叫韦尔得勒迈，他的家庭是第一流望族，在这个小城市里享有最大的威信。韦尔得勒迈代表该邦公民，恳切劝我到他们那里去选择避难处所，说他们热切盼望能在那里接待我，将以让我住在那里忘掉过去的种种迫害之苦为一种光荣和义务，又说我在他们那里不必害怕伯尔尼邦人的任何势力，说比埃纳是个自由市，不接受任何人的法令，全体公民都一致抱定决心，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得勒迈看他一个人不能打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来帮腔；这些人，有的是比埃纳市和邻近地区的，也有的就是伯尔尼邦的，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退居瑞士以来就一直要跟我攀交，而同时他的才能和思想也使我感到他这人很有意思。但是，比较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时也比较更有分量的，是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的敦劝，他跟韦尔得勒迈一起来看我，极力怂恿我接受韦尔得勒迈的邀请，他对我显示的那种热烈而好心的关切，真令我吃惊。我本来一点也不认识巴尔泰斯先生，然而，我看他说的话倒很热情恳切，觉得他是真心实意要说服我在比埃纳市住下来。他在我面前把这个城市和居民夸得冠冕堂皇，他表示他和他们相处得太亲密了，以至他好几次竟在我面前把他们称为他的恩主、他的父老。　　巴尔泰斯的这番交涉可把我原来的一切推测弄糊涂了。我一直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是我在瑞士所遭到的那一切迫害的暗中主使人。驻日内瓦的法国代办的行径，驻索勒尔的法国大使的行径，只能肯定地证实我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邦、日内瓦、讷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由法国在暗中施加影响，同时我不信我在法国除舒瓦瑟尔公爵一人外，还有什么有势力的仇人。那么，我对巴尔泰斯的拜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显出的那种好心的关切，又能作何感想呢？我历次的灾难都还没有磨灭我的心灵所自然具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经验也还没有使我学会能在爱抚下随时看出陷阱。我怀着惊诧的心情寻思巴尔泰斯这种盛意的理由，我倒不那么傻，认为他办这个交涉是出于主动，我在他那番交涉中看出他有意张扬，乃至矫揉造作，这正说明他别有用心，我确实从来没有在这种小幕僚身上发现过我当年在类似的岗位上常使我的心灵沸腾起来的那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里就多少有点认识波特维尔骑士，他也曾对我表示过若干美意。从他任大使以来，他还表示他依然记得我，甚至还邀我到索勒尔去看他。这个邀请，我虽然没有接受，却令我颇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于接受身居高位的人这样客气的对待。所以我猜想，波特维尔先生在有关日内瓦事件的问题上是不得不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的，然而他心里却同情我的不幸，所以他以特殊的照顾，为我布置下比埃纳市这个避难处所，好让我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他的庇萌之下。我很感谢这种照拂，但是并无意加以利用，我已经最后决定到柏林去旅行，所以我只热烈地盼里着与元帅勋爵会晤时 刻的到来，深信从此以后，我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我从岛上动身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里看到韦尔得勒迈和其他几个比埃纳人在迎接我下船。我们大家一起在小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去找辆轿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吃饭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又重申前请，要留我在他们那里住下，而且要求得那么热烈，又保证得那么动人，以至，尽管我已最后决定，我这颗向来就不会抗拒爱抚的心，到底还是让他们的爱抚给感动了。他们一看我已经动摇，便越发加倍努力，我终于被他们战胜了，同意在比埃纳留下，至少留到开春。　　韦尔得勒迈立刻忙着给我找房子，把一个丑陋的小房间在我面前吹得象个意外的新发现似的；这个小房间是在四层楼的后楼，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供我赏目的是一个麂皮商人的一汪臭水。我的房东是个矮子，一脸贱相，相当狡猾，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荡子，又是个赌徒，在地方上名声很不好；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更无仆役。我凄凄凉凉地将自己关在那个孤寂的房间里，可以说是身在世界上风景最佳的地域，而住的却是不到几天就能闷死人的小屋。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尽管人家对我说当地居民怎样热心，要留我作客，我打街上过的时候，却在他们的态度中看不到一点对我客气的表示，在他们的眼光里也看不到一点亲切的神情。然而，我已经完全决定要在那里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也看到而且还感觉到该市正酝酿着一场针对我的可怕的骚乱。有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来通知我说，明天就要以尽可能最严酷的方式给我下达一道命令，限我立刻离开国境，也就是说离开市境。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了，所有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韦尔得勒迈不见了，我也听不到人家说巴尔泰斯了。而且他在我面前给自己拉上的那许多恩主和父老，似乎并没有因他的嘱托而对我怎样关照。有个叫什么伏·特拉维尔的先生，他是伯尔尼邦人，在本市附近有座漂亮的房子，他倒请我到那房子里去避难，据他对我说，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免于被人用乱石打死。这个优点似乎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使我在这个好客之邦继续遗留下去。　　然而，这一耽搁，就是三天过去了，伯尔尼邦人为了使我离开他们的领土而给我的那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经超过很多了。我领教了他们的狠心，当然免不了感到若干焦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让我穿越他们的国境。这时，尼多的法官先生来了，正好为我解决了困难。他对当政诸公那种粗暴的做法公然不赞成，所以，他以慷慨好义的精神觉得应该向我作一个公开的表白，证明他在这件事里绝对不曾插手，并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区，跑到比埃纳来拜访我一次。他是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来的，不但不是微服出访，而且还要故意张扬一下：坐着自己的专车，带着他的秘书，in fiocchi（穿着盛装艳服）而来，并且送给我一份以他自己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自由自在地穿越伯尔尼邦的边境，不怕有人刁难。他的拜访比那份护照还更使我感动，即使这个拜访的对象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还会为之感佩不止的。为着支持一个横受欺凌的弱者而及时做出的勇敢行为，我真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任何事物能在我的心头产生更强烈的印象。　　最后，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轿车之后，我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这个杀人的乡土，没等要派来抬举我的那个代表团的到来，甚至也没能等到跟戴莱丝见面——本来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的，所以通知她来跟我相会，这时却没有时间给她写几个字把我这次新的灾难告诉她，叫她不要前来了。如果我还有力量再写第三部的话，人们将在那里看到，我原先是怎样想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到了英国，一心摆布我的那两位夫人又怎样在使尽诡计阴谋把我赶出瑞士（我在瑞士还不算是在她们掌握之中的）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的手心里了。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我的朗读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默默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一人，我觉得似乎受到了感动：她明显地颤抖，但很快又镇定下来，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我从这次朗读和我的声明中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附录《忏悔录》的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　　我常注意到，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识人的人中，每人也几乎只认识他自己，要是真有人能认识自己的话。因为在不和任何事物作比较的情况下，单凭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关系，怎能很好地确定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然而这种对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却是我们用来认识他人的唯一方法。人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因过分看重自己而产生两种错觉：或是把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地位时我们会怎么行动的动机强加给他们，或是在这同一种假设下，不知已处于和自己处境很不相同的另一处境中，对自己的动机作了错误的解释。　　我作这些观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我不是按照我对别人作的判断（这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按照别人对我作的判断。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动机的判断几乎总是错的，而一般说来，作这类判断的人越有才智就越错得厉害，他们衡量的事物越广，他们错误的判断和事物间的距离也越大。　　由于注意到这些，我决心使我的读者在识人方面更进一步。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使他们从这总是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唯一而又错误的尺度中解放出来，同时相反地，为了认识自己的心，须经常光了解别人的心。为了使他们学会评价自己，我愿尽力使其至少能有一件可与之相比的事物，使其能认识他们本人和另一人，而这另一人可以是我。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有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推测，照自己的幻想来描绘，毫不害怕别人会用原型来和自己的涂抹相对照。怎样来使我们了解这一原型的内心呢？描绘别人内心的人无法看到这个内心，而看得到这个内心的人又不肯把它暴露出来。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象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假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惜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一个比蒙田更自负、但比他更直率的人是加尔丹。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加尔丹也是如此疯癫，旁人无法从他的遐想中得到任何教益。再说，谁肯在十卷对开本的狂言书里觅取如此少的教益呢？　　因此，可以肯定，要是我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好事。但愿大家不反对我以下所述：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写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我说更能吸引人，这是指对一事物的观察和经验而言，我处在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也许是最有利的处境。我没有社会地位，然而却熟悉一切等级，曾在除王室外的最低至最高的各等级中生活过。大人物只认得大人物，小人物也只认得小人物。小人物看大人物只从他们那令人仰慕的身分地位去看，而自己则身受不公正的蔑视。在这极其疏远的关系里，双方具有的那个共同本质——人，却失去了。对我来说，细心地除去这种假面具后，我到处都能认出这一本质。我考虑和比较过他们各自的兴趣、意愿、成见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我既无奢望，也无足轻重，我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研究他们也很方便，当他们不装假时我就能作人和人之间、身分地位和身分地位之间的比较。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既不使人为难也不使人厌烦；我进入各界而无所留恋，有时早晨和亲王共进早餐，而晚上则和农民分享晚饭。　　我没有显赫的门第和出身，但却有另外一种我所特有的、化了重大代价换得的显赫，即我的人所共知的厄运。有关我的议论传遍欧洲，才智之士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为之痛心。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对这个科学和哲学的世纪，我比他们认识得更为清楚，我已看出，他们以为早已消灭的盲信只不过伪装起来而已；我早在它除去伪装之前就说过这话，可我没料到是我使它去掉伪装的。这些事件的经过值得塔西陀大书一笔，而我的笔也该使其稍添兴味。事件是公开的，人人都能知道，问题在于要去了解形成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所以要把它公诸于世，就得写出我一生的历史。　　我曾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事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情，见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在那么多境遇中生活过，所以要是我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话，五十年的生涯对我来说就象过了几个世纪似的。因此，就事件数量之多及种类之繁而言，我都有条件使我的叙述饶有兴味。尽管这样，我的叙述也许并非如此，不过，这决不该归咎于题材，而是作者的错误。即使在叙述最杰出的人的生活时，这类缺点照样也会产生。　　要是说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同寻常，那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处境也极为罕见。在我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其名在欧洲为人所共知而其人则越少为人知晓。我的书传遍各大城市，而我这个作者却在森林里隐居。大家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评我，都在议论我，但是我却不在场。我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些议论。人家说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每人都按自己的想象来描绘我，也不怕这原型会出来戳穿他。上流社会里有个卢梭，而另一个与前者毫不相似的卢梭却处于退隐状态。　　总起来说，我对公众对我的议论不应有所怨艾，他们有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们也往往把我恭维得无以复加。这取决于他们在评断我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成见于我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在褒贬时都不再注意分寸。当人们单凭我的著作来评断我时，他们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把我看成是一个每发表一部著作就改变一次面貌的怪人。但一旦我有了敌人，他们就根据各人的观点想出种种妙计，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无法败坏的我的名誉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一点也不显出他们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谴责我有什么坏的行为——不论是真有还是捏造。即使他们谴责我，他们也把这些坏事归之于我的坏脾气，这样仍然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出于轻信，所以还是会说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责备我的心地不良。他们在装作原谅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在攻击我的感情，在显得是从称赞的角度看待我时也知道将我暴露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下。　　采取这样巧妙的语调是合适的，他们在好心好意抹黑我时神气也相当憨厚，他们友情洋溢，但却使我变得可憎，在向我表同情时又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他们表示对事实可以不予追究，但却无比严厉地批评我的性格，做到赞扬我而又使我面目可僧。役有什么能比这幅肖像和我本人更不相象的了，我不比人家要求的更好，我是另外一个人。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们都没有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在把我不具备的美德归于我时是在使我成为坏人。与此相反，做了无人知晓的坏事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更好地判断我来看，我可能会失去平庸之人而赢得才智之士，而我向来也只求后者的赞同。　　以上这些不仅是我从事这一写作的动机，也是我写作时的忠实保证。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下去，我决不愿自己有虚假的名声，也决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决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象我自己。当我想到我将名传后世而感到快慰，这得有些比我的名字更站得住的事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很少有人能比我做得更精，也从没有人象我谈论我自己那样谈论他自己。和承认卑劣低级的行为相比，承认性格上的缺点则更易接受。可以相信，敢于承认这些行为的人会承认一切。这也就是对我的真诚的一种难堪而可信的考验。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象我向公众所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大家只要一读我的作品，立即就会发现我愿意遵守诺言。　　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因为要澄清如此纷繁、如此矛盾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情，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作呢？这类感情有些往往很卑劣，但有些有时又很高尚，为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事，多少痛苦我不该暴露？为了追随我心中隐秘的活动，为了说明我心中留下痕迹的每一印象初次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令人厌恶、猥亵、稚气而常是可笑的细节我不该涉及？当我一想到自己要谈之事而脸红时，我知道有些冷酷的人还会把作最难出口的自白时感到的屈辱称作恬不知耻。但还是得说出来，或仍然装假，因为如果我不把某事说出来，人家就无从认识我。在我的性格中，一切都相互关连，成为一体，为了很好揭示这一怪异奇特的混合体，要求我把一生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　　要是我象别人那样精心写部著作，那我就不是描绘自己，而是在给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个与我的画像有关而不是与一本著作有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我象在暗房里工作一样，那里不需要其他技巧，只需要把我所见到的相貌准确地描绘出来。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都选定了，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怎样感受的，怎样看到的就怎样写。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时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我的文笔自然而多变化，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尽管这一著作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这也总是一本因其内容而使哲学家感到可贵的书。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份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的参考资料，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资料。　　以上是我要说明的我在写一生经历时的意图，大家也应本着这一意图来读我的书，并加以利用。我和好些人的关系使我谈到他们时不得不象谈论自己那样，很随便。只有当我使人同样认识他们时我才能使人很好认识我自己，人不该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隐瞒起不能不说之事而不影响我该说的真话。我会对别人比对自己作更多照顾。对牵累任何人都会使我非常不快。在生前决不让这一回忆录出版的决定正是出于在不影响我计划执行的同时对我的仇人的尊重。我甚至将采取最可靠的措施，使这一著作只在事件所涉及的人由于时光流逝已不再引起公众注意时才出版，同时我将把它存放在非常可靠的人的手里，以使它永不会被人利用去作任何泄露内情的用途。生前发表此书对我来说会使我较少受到责难，我也不在乎那些在读完此书后可能蔑视我的人。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有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这是合情合理的，我在保住名声的愿望促使下所犯之罪应以我的名声去抵偿。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象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要是他敢这样，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这样说：“我比那人要好些。”远方译　　 安德烈·莫洛亚为一九四九年法国勃达斯版的《忏悔录》写的序言　　对很少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在一个所有作家都由社交活动造就的时代里，他们一步步从十七世纪雍容华贵的贵族文体发展到十八世纪的马里佛文体，再发展到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阶段。这位既非法国人又非贵族的日内瓦公民，毫无贵族的风采可言，却多愁善感胜过风流情种，乡间的孤寂较之沙龙更常在他心头萦回。他使我们饱览瑞士和萨瓦地区的景色，使文坛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　　夏多布里盎的《勒内》优美和谐，其主人公的思想言语莫不得之于卢梭。如果没有他，我们在《墓外回忆录》里就不会听到贡堡燕子的呢喃和树叶上淅沥的雨声，也不会听到布瓦丝蒂安小姐所唱的歌了。复多布里盎之所以产生这一构思，是由于读了《忏悔录》里关于苏森姑姑唱歌的那段“亲切的充满家庭气氛的”描写。“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卢梭这样写道，“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　　勒内，这是改写后的卢梭，是一个“骑士、贵族，一个到过很多地方的人”，是爱上印第安姑娘和西尔菲德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一个雕刻师的徒弟，一个小偷小摸的仆人，一个向成年妇女献殷勤的人。要是夏多布里盎没有读过《忏悔录》，那么他的《回忆录》里那些极其美丽的迷人的描写就不会出现。正如圣勃夫所说，卢梭是第一个使我国文学充满青翠的绿意的作家。夏多布里盎和娜塔莉·德·诺亚伊一起度过的那种富有魅力的、迷人而极度兴奋的日子，不免使人想起卢梭在华伦夫人身旁时也产生过的那种热烈、温柔、悲伤和感人至深的感情。是让－雅克给勒内定下了基调。　　司汤达也没有少向卢梭学习。这不单表现在感情的强烈以及有勇气承认这些感情方面，如果没有卢梭这一先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连于连·索瑞尔这整个形象也是向卢梭的《忏悔录》学来的。于连在木尔侯爵家的情景就是卢梭在古丰伯爵家的情景，一个对玛特儿的轻视非常生气，另一个则想博得布莱耶小姐的垂青。就象于连一样，卢梭也是以他精通拉丁文而使大家对地刮目相待的。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要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象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一段难道不象是从《红与黑》里摘出来的吗？　　而且，要是卢梭不曾提供这样一种供认不讳的光辉先例，那么在一百年之后，纪德在写《如果种子不死》时能如此坦率地表现他那种形式的情欲吗？在纪德的笔下有着更多的保留，在卢梭的笔下有着更多的得意和自满。这是因为纪德是“一个上层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让－雅克则是一个资产阶级下层人物的儿子。在卢梭之前，爱真诚以及一心追求真诚并不是人的天生的感情。在古典作家身上，体面较真实更为作家所重。莫里哀和拉罗什富科都把自己的自白美化了，伏尔泰也不作什么自我表白，所以到了卢梭才出现一个以把一切都说出而引以为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