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受到了充分的教育,我的教师们对我也相当满意了。于是在迎圣体的行列的陪伴下,我被送到圣约翰总堂,以便在那里庄严地宣誓脱离新教,并且接受洗礼的一些辅助仪式,虽然他们实际上没有给我施洗。仪式和真的洗礼差不多,这是为了使人们相信新教徒并不是基督徒。我穿了一件专供这种仪式使用的带白花边的灰长袍。在我的前后各有一人拿着铜盘,两人用钥匙敲打盘子。人们按照各自的诚心或者对新改宗者的不同程度的关怀往盘子上放些布施。总之,天主教的种种浮夸的仪式哪样都没有略掉,以便这种盛典对公众含有更多的训导意义。对我则含有更多的耻辱。只有一项规定给略掉了,就是我非常需要的那身白衣服他们并没象给摩尔人那样给了我,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享受这种荣幸。 这还不算完。接着还要到宗教裁判所去领取异教徒的赦免征,举行亨利四世本人所遵照的、并由其钦差大臣代为举行的同样仪式,才返回天主教会。那位可尊敬的裁判神父的神气和举止绝不能消除我刚来时候的内心的恐怖。他问过了我的信仰;我的地位以及我的家庭以后,突然问起我的母亲是否已经下了地狱。当时的恐惧压住了我开始爆发的愤怒,我只回答说:我希望她没有下地狱,她在临终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上帝的灵光。这个神父没有吭声,但是,他作了一个鬼脸,好象完全不同意似的。 一切都办完了。我正在寻思可能终于会按照我的希望给我个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他们把我赶出了门,把收到的布施(约有二十多个法郎的零钱)给了我。他们嘱咐我活着要做一个善良的信徒,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最后他们祝我幸运,紧跟着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我的一切崇高的希望,就这样在一刹那间幻灭了,我刚采取的自私的行动,只给我留下自己是个背教者又是个傻瓜的回忆了。不难想象我的梦变得多么突然:原来怀着灿烂辉煌的计划,忽然坠入最悲惨的境地,早晨想选择我将要居住的宫殿,晚上竟落到露宿街头。有人会认为,我一下子陷入如此残酷的绝望之中,在悔恨自己犯了错误的同时,一定会狠狠地责备自己,埋怨一切的不幸都是自己亲手造成的。实际上决非如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幽禁了两个多月之久,所以我首先感到的,乃是重新获得自由的一种喜悦心情。经过长期奴隶生活以后,我现在又成了自己的主人了,又有了行动自由了,在这样一个繁华富庶、阔人很多的大城市里,我的天资和才干一被人发现,立刻就会有人接待我。此外,我尽可以等待一个时期,衣袋里装着的二十多个法郎,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可以不和任何人商量随自己的意思花这笔钱。这样富裕,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因此,我绝对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伤心流泪。我仅仅是改变了自己的希望,我的自尊心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我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自信和镇定。我仿佛觉得我已经走远了,并且完全是靠自己了,我感到自豪。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览全城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即使只是为着表现我的自由,我也要这样做。哨兵上岗我要看看,因为我非常喜好军乐。遇到教会迎圣体的行列,我也要跟着瞧瞧,因为我爱听神父的合唱。我要看看王宫,我带着畏惧的心情走向前去,看见别人往里面走,我也就跟着进去,也没有人拦我。这也许是因为我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包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当我出现在这个宫殿里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我几乎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久居在这宫中的人了。最后,由于我不住脚地到处走动,觉得身体疲乏,腹中饥饿,天气很热,我便走进一家乳食商店。人们给我端来奶糕、奶酪和两片美味的皮埃蒙特棒形面包,这是我最喜欢不过的,我仅仅花了五、六个苏,就吃了我有生以来最好的一餐。 我必须找一个住处。皮埃蒙特话我已学会了不少,可以让人明白我的意思,因此没有费事就找到了住处。我是谨慎地按我的财力,而不是完全按我的趣味选择我的住处的。有人告诉我,在波河街有一个当兵的妻子,家里留住闲散下来的仆人,每夜只收费一个苏。我在她家里得到了一张破旧的空床,便在那里安居下来。这位女人很年轻,新近才结婚,虽然她已经有五、六个孩子了。母亲、孩子和住宿的客人,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在她家住的时候一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她骂起人来非常难听,整天袒胸露怀,蓬头散发,但是她心地善良,勤勤恳恳,待我很好,甚至还帮了我一些忙。 好几天的工夫,我完全沉溺在无拘无束与好奇的乐趣之中,我城里城外到处游逛,东钻钻,西探探。寻找一切我认为稀奇和新鲜的事物去看,对于一个刚出茅庐从来没有见过首都的年轻人说来,什么都是稀奇和新鲜的。我特别喜欢准时去瞻仰王宫,每天早晨参加皇家小教堂的弥撒。能够和亲主及其待从待在一个小教堂里,我觉得美极了。但是,宫廷的豪华很快就全看了,而且老是那个样子,也就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时,我开始热爱音乐了。我每天必到王宫去,原因就在音乐对我有了最大的吸引力。撒了王当时拥有欧洲最好的交响乐队。索密士,黛雅丹,贝佐斯等大师都先后在那里大显身手。其实,要吸引住一个年轻人,用不着这么大的排场,最简单的一种乐器,只要演奏得好,能使人欢欣雀跃,也就够了。何况,我对于眼前令我惊讶的一切富丽豪华,只有一种呆子似的赞叹,并无羡慕之心,在这气象万千的华丽宫院中,我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看那里是否有个值得我尊敬的年轻公主,以便和她搞一场风流韵事。 我差点儿在豪华不及王宫的情况下搞起一场风流韵事,如果我能达到目的,我会感到妙不可言的、千百倍的愉快。 我的生活虽然非常节俭,可是我的钱袋却不知不觉地快空了。我这种节俭并非出于谨慎,而是由于我的食欲简单。就是今天,佳筵盛宴也没有改变我这种简单的食欲。我从前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有什么能比具有田舍风味的一顿饭更精美的饮食了。只要是好的乳类食品、鸡蛋、蔬菜、奶饼、黑面包和普通的酒,就能让我饱餐一顿。只要没有待膳长和待者围着我让我饱尝他们的讨厌的神气,我的好胃口吃什么都是香甜的。那时我总是花五、六个苏就能吃一顿非常好的饭,以后用六、七个法郎吃反倒没有那么好了。我饮食有节只是因为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是,我把这一切都说成饮食有节也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吃,我也是尽量享点口福的。我所喜爱的梨、奶糕、奶饼、皮埃蒙特面包和几杯掺兑得法的蒙斐拉葡萄酒,便可以使我这个贪图口福的人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的二十个法郎还是眼看就要完了。这一点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尽管我还处于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年龄,但由于前途茫茫而产生的忧虑不久就变成了恐怖。我的一切幻想部破灭了,只剩下找个赖以糊口的职业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也是不易实现的。我想起我从前的手艺来,但是我的手艺还不精通,镂刻师傅不会雇我,而且这一行的师傅在都灵也不多。于是,在没找到什么好机会以前,我就挨门挨户,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去自荐,愿意替他们在银器上镂刻符号或图记,工钱随便,满心想用廉价吸引主顾。可是这种权宜之计也很不成功。几乎到处都遭到谢绝,即使找到一点活儿也挣钱很少,仅够几顿饭钱。然而,有一天清早,我从公特拉诺瓦街经过,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风韵优美,相貌动人,尽管我在女人面前很腼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进去了,主动向她推荐我这小小的技能。她不但完全没有严词拒绝,反而让我坐下,叫我谈一下我的简短的经历,她同情我,劝我鼓起勇气,还说好的基督徒是不会把我扔下不管的。后来,在她叫人到一个邻近的金银器皿店去寻找我所需用的工具的时候,她亲自上楼到厨房给我拿来早点。这样开端似乎是个好兆头。其后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个兆头。看来,她对我的那点活儿还满意,而且对在我稍微安下心来后的那阵子海阔天空的闲聊更满意;由于她丰姿绰约,服饰华丽,虽然态度和蔼,她的风来仍引起了我的敬意。然而,她那充满盛情的招待、同情的语调以及她那温柔的风度,很快就使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我认为我是成功了,而且还会获得更多的成就。然而,尽管她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又那么漂亮,在外表上难免显得有些风骚,但是,她却非常稳重,再加上我生来腼腆,事情就很难有迅速的进展。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完成这项奇遇。每当我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些短暂时刻,就感到极大的快慰,而且可以说,我在那里尝到了宛似初恋的那种最甜蜜、最纯洁的快乐。 她是个富有风趣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她那美丽的脸上显示出来的天生和善的神情使得她那种活泼劲儿十分动人。她叫巴西勒太太,她丈夫的年岁比她大,醋意相当浓,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把她托给一个性情忧郁、不会讨女人欢心的伙计照管。这个伙计也有自己的野心,不过他只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表示罢了。他笛子吹得很好,我也很喜欢听他吹,但是他却非常讨厌我。 这个新的埃癸斯托斯一看见我到他的女主人店里来,就气得嘴里直嘟嚷,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我,女主人也毫不留情地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她甚至好象为了自己开心,故意在他面前对我表示亲昵,叫他难堪。这种报复方法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如果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也是这样,那就更合我的口胃了。但是她却并不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或者至少是方式不一样。也许是她认为我太年轻,也许她不知道该怎样采取主动,也许她确实愿意做一个贤淑的女人,她对我采取一种保留态度,固然这种态度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感到畏缩。我对她感觉不到象对华伦夫人那种真心实意、情致缠绵的尊敬,而是感到更多的畏惧,同她远不象同华伦夫人那样亲密。我又窘又战战兢兢,我不敢盯着看她,在她跟前甚至屏着呼吸;可是要我离开她却比叫我死还难受。在不至于引起她注意的当儿,我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她身上所能看到的各个部分:衣服上的花,美丽的小脚尖,手套和袖口之间露出的那段结实白皙的胳膊,以及在脖子和围巾之间有时露出的那部分。她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使我对其他部分更为向往。由于我目不转睛地看那些所能看见的部分,甚至还想看那些看不见的部分,这时我眼花缭乱,心胸憋闷,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在我们中间经常保持的沉默中暗暗发出非常不舒服的叹息。幸亏巴西勒太太忙于自己的活计,她没有理会这些,至少我认为她没有理会。但是我有时看到,由于她的某种同情以及她的披肩下面的胸膛不时起伏,这种危险的情景更使我神魂颠倒。当我热情迸发到几乎不能自持的时候,她便以平静的声音向我说句话,我便立即清醒过来。 有不少次我和她单独在一起,她总是这样,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带有过分表情的眼色,显示我们相互间有半点心心相印之处。这种情况使我非常苦恼。却也使我感到甜蜜。在我那天真的心灵中也弄不清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恼。从表面上看,这种短短的两人独处,她也并不讨厌,至少是她屡次提供这样的机会。当然,这在她那方面并不是有意的,因为她并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向我表示些什么,也没有容许我向她表示些什么。 有一天,她听腻了那个伙计枯燥无味的谈话,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我把我正在店铺后柜做的那点活儿赶完,连忙就去找她。她的房门半开着,我进去的时候她没有理会,她正在窗前绣花,面对着窗口,背对着门。她既不能看见我,而且由于街上车马的嘈杂声,也没听到我进去。她身上穿的衣服一向是非常考究的,那一天她的打扮几乎可以说是有点妖冶诱人。她的姿态非常优美,稍微低垂着头,可以让人看到她那洁白的脖子;她那盘龙式的美丽发髻,戴着不少花朵。我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整个面容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简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进门就跪下了,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我确信她听不见我的声音,也没想到她能看见我。但是壁炉上的那面镜子把我出卖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激情的动作在她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她一点也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一句话,只是转过半个脸来,用她的手简单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颤抖、惊惧、奔往她指给我的位置上,这三桩事可以说同时并进,但是人们很难相信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举动。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敢抬头看她,甚至不敢利用这个局促的姿势挨一挨她,在她膝上趴一会儿。我变成哑巴了,一动也不动,当然也不是很平静的;在我身上所表现的只有激动、喜悦、感激;以及没有一定目标和被一种怕招她不高兴的恐怖心情所约束住的热望,我那幼稚的心灵对于她是否真地会恼我,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她的表现也不比我镇静,胆怯的程度也不比我小。她看我来到她面前,心里就慌了,把我引诱到那里以后,这时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意识到那一手势的结果,无疑地,这个手势是没有经过考虑冒然做出来的。她既不对我表示欢迎,也不驱逐我,她的眼光始终不离自己手里的活计,尽力装出没有看见我在她跟前的样子。尽管我无知,也可以断定她不仅和我一样发窘,也许还和我有同样的渴望,只是也被那种和我相同的羞涩心情束缚住了。但这并没有给我增加克服这种羞涩的力量。她比我大五、六岁,照我看来,她理应比我更大胆一些。我想,既然她没用什么表示来鼓舞我的胆量,那就是她不愿意我有这样的胆量。即使在今天,我还认为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她非常聪明,一定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不仅需要鼓励,而且需要加以指导。 要是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真不知道这个紧张而无言的场面将怎样结束,也不知道我会在这种可笑而愉快的情况下一动不动地呆多久。正在我的激情达到顶点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厨房门开了。于是巴西勒太太惊慌起来,用激动的声音和手势向我说:“快起来,罗吉娜来了。”我赶紧站起来,同时抓住了她伸给我的一只手,热烈地吻了两下,在我吻第二下的时候,我觉得她那只可爱的手稍稍按了一下我的嘴唇。我一生也没经过这样愉快的时刻,可惜良机不再,我们这种青春的爱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可爱的女人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令人迷醉的印象。以后我对社会和女人了解得越深,在我心灵中,也就越觉得她美丽。如果她稍微有点经验的话,她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来激励一个少年。虽然说她的心是脆弱的,但却是纯朴的,她会无意中向引诱她的倾向让步;从一切现象来看,这是她不贞的开端,可是我要战胜她的害羞心情,恐怕比战胜我自己的羞涩心情还要困难。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却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与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到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其后两日,我尽力寻找能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未能如愿以偿。在她那一方面,我一点也看不出有想安排这种机会的意思;并不是她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而是她比以往谨慎了。我觉得她老躲避我的视线,唯恐她不能充分控制住自己的目光。那个可恶的伙计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恼了,他甚至冷嘲热讽起来,说我在女人跟前前途无量。我生怕一时粗心会泄漏了风声,我那点兴趣,到此为止,原用不着掩掩藏藏的,但现在我认为和巴西勒太太已经算是心心相印了,便想用一种神秘气氛把它隐蔽起来。这使得我在寻找满足这种兴趣的机会时变得比较谨慎了,我老想找十分安全的机会,结果一次也没有找到。 我另外还有一种迄今尚未医好的恋爱怪癖,这种怪癖和我天生的胆怯加在一起,就大大否定了那个伙计的预言。我敢说,由于我爱得太真诚,太深挚,反倒不容易得手了。从来没有过象我这样强烈却同时又这样纯洁的热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柔、这样真实、而又这样无私的爱情。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地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看她的名誉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即使我可以享受一切快乐,也绝不肯破坏她片刻的安宁;因此我在自己的行动上特别小心,特别隐秘,特别谨慎,以至一次都没有成功。我在女人跟前经常失败,就是由于我太爱她们了。 现在返回来谈谈那个吹笛人埃癸斯托斯吧,奇怪的是这个密探虽然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耐,但他显得更殷勤了。他的女主人从对我垂青的第一天起,就想法使我成为商店里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懂得一点儿算术,她曾跟那个伙计商量,叫他教我管帐,但是,那个坏家伙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他也许是怕我夺去他的饭碗吧。因此,我所有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做完了我那镂刻活计以后,去抄写几张帐目和帐单,誊几本帐簿,把几封意大利文的商业函件译成法文而已。可是,突然间,我那个对头又想重新考虑那个一度提出而被否定过的建议了,他并且说愿意教我记复式簿记,愿意使我在巴西勒先生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套在他手下做事的本领。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里的那种虚伪、狡猾和讽刺的成分,我无法细说,总之使我很难信任他。但是没等我回答,巴西勒太太就冷冷地对他说,我对他这种热心帮忙当然是很感激的,但她希望我的命运终于会使我有机会发挥我的才干,她并说象我这样有才干的人仅作一个伙计未免太可惜了。 她曾经多次对我说,她要给我介绍一个可以对我有所帮助的人。她的考虑十分明智,她感觉到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叫我离开她的时候了。我们默默无言彼此感到倾心的这件事是在星期四发生的。星期天她请了一桌客,其中有我和一位相貌和善的多明我会的教士,她就把我介绍给这个人了。这位教士对我非常亲切,对我的改教表示庆贺,并且问了不少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事情,从这儿我就知道巴西勒太太曾经把我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接着,他用手背在我的面颊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对我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有勇气。他还让我去看他,以便彼此更从容不迫地谈一谈。从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看来,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再从他同巴西勒太太说话时那种慈父般的口吻,还可以推定他是她的忏悔师。我也清楚地记得,在他那适合身分的亲切中,夹杂有对他的忏悔者所表示的尊敬和钦佩,可是这种表现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不如我今天回想起来时在我脑际留下的印象深。如果那时我更聪明一些的话,能够了解到,象我这样一个人,竟能使一个受到忏悔师尊敬的年轻女人动情,我将会多么感动啊! 由于我们人数较多,餐桌不够大,必须另外加一个小桌子,于是我就在小桌上和那个伙计愉快地对坐了。但是,从关心和菜肴的丰富看来,我坐在小桌上丝毫未受损失。往小桌上送来的莱真不少,可以肯定,这些菜并不是为了那个伙计送来的。一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女人们活泼愉快,男人们殷勤高雅,巴西勒太太以动人的亲切态度款待客人。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人们听到有辆马车停在门口,有个人走上楼来了,这是巴西勒先生。他走进来的那种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穿着一件带金扣子的大红上衣,从那一天起我对这种颜色就讨厌起来了。巴西勒先生身材魁伟,长得漂亮,风度很好。他脚步声音很重地走进来,脸上的表情好象要把大家都给吓住似的,虽然在座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抓住他的双手,向他百般表示亲热,而他却毫无反应。他向客人们打了一个招呼,有人给他送来一分食具,他便吃起来了。人们刚刚提到他这次旅行的事时,他便向小桌上看了几眼,用一种严肃的口吻问,坐在那边的小孩子是什么人。巴西勒太太直率地回答了他。他问我是不是住在他家里,有人告诉他说我不住在他家里。他接着粗野地反问说:“怎么会不呢?既然他白天可以在我这里待着,晚上当然也可以在我这里。”这时,那位教士发言了,先对巴西勒太太作了一番严肃而真实的称赞,也用几句话把我夸奖了一番。他补充说:他不仅不应该责备他太太诚意救济贫困的好心,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才对,因为这里没有丝毫越礼的事情。丈夫用一种愤怒的口吻反驳了一下,可是由于教士在场,总算把气压住了一半,但是这也足以使我知道他对我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而且也明白了那个伙计曾怎样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帮了倒忙。 客人们刚刚退席,这个伙计就奉了他的老板的指示,显出胜利的神气,通知我立即离开他家,永远不准再进这个门。他在执行这项任务时,还增添了不少冷言恶语,使这个任务具有很大的侮辱性而且十分残暴。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但是心里十分悲伤,我所以悲伤主要并不是因为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女人,而是因为叫这个可爱的女人成了她那粗暴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愿意听任妻子丧失贞操,当然是对的。然而,尽管她很贤慧,并且是良家之女,她毕竟是个意大利女人,这就是说;多情而好复仇。在我看来,他是失策了,因为他对她所采取的手段,适足以给自己招来他所害怕的不幸。 这就是我第一次奇遇的结局。我曾经有两三次故意经过那条街,希望至少再见一见我心里不断想念的那个女人,但是我没有见到她,只看见过她的丈夫和那个认真当看守的伙计。那个伙计看到我,便用店铺里的大木尺向我做出怪样子,要说那种样子是在欢迎我,不如说是在向我示威。我既被如此严加防范,也就泄气了,我再也不到那条街上去了。我曾打算至少去拜访一次她给我引见的那位教士,可惜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曾在修道院的周围徘徊过好几次,希望能碰见他,但也毫无结果。最后,我因为又遇到了别的事情,便把我对巴西勒太太的动人的回忆丢开了。不久我就把她完全忘掉了。我甚至又象从前那样,恢复为纯朴和稚气十足的人,连看到美丽的女人也不动心了。 然而她的一些餽赠,稍稍补充了一下我那小小的行囊,虽然餽赠不多,却十足表现了一个聪明女人的细心。她注重整洁超过美观;她希望我不受苦,但不叫我去炫耀。我从日内瓦带来的外衣还不错,还可以穿;她仅仅给我添置了一顶帽子和几件内衣。我没有套袖,我也很想要,但是,她不肯给我,她认为我能保持清洁就行了;其实,只要我在她跟前一天,这一点是无需她嘱咐的。 这场灾难结束似后不多几天,我前面提过待我很好的那个女房东对我说,她可能给我找到一个位置,她说有一位贵妇人愿意看看我。我听到这话以后,就真的认为会有什么美妙非凡的奇遇了,因为我总憧憬着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位贵妇人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了不起,我跟随把我介绍给那个贵妇人的一个仆人到了她家里,她问了我几句话,仔细端详了我一番,没觉得我讨厌,便立刻叫我在她家里服务了,当然,不是作为她宠爱的侍从,而是作为她的仆人。我也穿着和其他仆人同样颜色的衣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上衣的边缘上有花边,而我的衣服上没有。由于这种制服上没有花边,就很象一个普通市民的服装。我的那些想入非非就出乎意料地结束了。 我就这样走进了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的门庭。她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她的丈夫是皮埃蒙特人;至于她,我始终认为她是萨瓦人,因为我不能想象一个皮埃蒙特女人能说那样好的法语,口音那么纯。她是个不老不少的中年女人,容貌非常高雅,又很有才华,酷爱法国文学,而且相当精通。她时常写作,写了很多东西,而且总是用法文写。她所写的函札,有赛维尼夫人函札的笔法,韵味亦近似,有几封信甚至分不出是她写的还是赛维尼夫人写的。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照她口述录下这些信札。我倒也很喜欢做这类事情。她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使她非常痛苦,不能亲自执笔。 维尔塞里斯夫人不仅富于才华,而且心灵既高尚又刚强。一直到她病死,我都在她身旁。我曾亲眼见她忍受病痛和死亡,她从役有表现出片刻的懦弱,从来没有显示出用力克制自己的样子,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妇女应有的仪态;她连想都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高深的哲学道理,因为哲学这一名词,在当时还不流行,而且她甚至还不了解哲学这两个字在现时代所包涵的意义。这种刚强的性格,往往近于冷漠无情。在我看来,她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大动感情,即使她对不幸的人做些善举,也不是出于真正的怜悯,而主要是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好事。我在她的身旁待了三个月,对她这种冷淡的性格是有所感受的。她对于一个经常在她眼前、而且前途颇有希望的年轻人难免会产生怜爱之心,在她感到自己要死的时候,一定也会想到在她死后这个年轻人需要帮助和支持,这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也许她认为我还不配受她的特殊照顾,也许因为纠缠着她的人们过于关心自己,叫她只想到他们,而没有容她考虑到我的问题,总之,她什么也没有给我办。 然而我记得非常清楚,她曾表现出某种好奇心,想对我进行了解。她也问过我几次;她很喜欢我把我写给华伦夫人的信给她看,跟她谈谈我的心事。但是,她为了解我的心事所采取的办法,显然不是好办法,因为她一向不肯暴露自己的心事。我的心是乐于倾诉的,但必须感觉到别人的心也乐意听我的倾诉。但她只是冷淡而枯燥地询问,对于我的回答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这就不能取得我的信赖。在我不了解我那好说话的毛病是使人高兴还是使人讨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恐惧,于是我就不大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而只是想到凡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以后我理会到,那种通过询问去了解别人的冷淡态度,是自以为有学识的女人的通病。他们想丝毫不暴露自己的心事,而达到洞悉别人心事的目的;但是她们不了解,这样做会打消别人向她们暴露心事的勇气。一个男人只要受到这种询问,马上便会提防起来;如果他认为这并不是对他真正的关心,而只是要套他的话,那么,他的反应不是说谎就是一言不发,或者更加戒备;他宁肯让别人把他当作傻瓜,也不愿意受那好奇者的哄骗。一方面隐瞒自己的心事,一方面要了解别人的心事,这终究是个坏方法。 维尔塞里斯夫人从来没有向我说过一句表示好感、怜悯和亲切的话。她冷淡地询问我,我也以有保留的态度回答她。我的回答非常谨慎,难免使她觉得乏味而感到厌烦。后来,她就不再询问我了,只有在叫我给她作点事的时候才跟我说话。她不是按照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来看待我,而只是按照她让我变成的那个样子来看待我。因为她看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结果就使我在她面前不能不以仆人的身分出现了。 我觉得我从这时候开始,便对使我一生不断深受其害的那种为了隐蔽的利己之心而耍的狡猾手腕有所领会了,因而对产生这种利己之心的事物本能地感到厌恶。维尔塞里斯夫人一个儿女也没有,她的财产将由她的外甥德·拉·罗克伯爵继承。罗克伯爵一直不断地逢迎她。除此以外,她的那些亲信家仆看到她已接近死亡,谁都忘不了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她献殷勤,使她很难有时间想到我。她家的总管,人称罗伦齐先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他的妻子比他还机灵,在女主人面前非常得宠,在夫人家里,她与其说是夫人花钱雇来的女仆,不如说是夫人的一位女友。她把她的侄女朋塔尔小姐介绍给夫人当了侍女,她的侄女是个极狡猾的女人,装出一副贵妇人的诗女的神气,也帮着她的伯母去控制女主人,以至女主人只通过这三人的眼睛来看人,只通过这三人的手来行事。我没有得到上述三个人的欢心,我服从他们,却不巴结他们,因为我想象不到在伺候我们共同的女主人以外,还得当她仆人的仆人。此外,在他们看来,我是个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他们清楚地看到我并不是个做仆人的人,这种做仆人的身份对我是不适当的。他们担心夫人也会有同样看法,生怕夫人对我的安排会减少他们分得的那部分钱。他们这种人太贪婪了,不可能公正无私,他们认为遗嘱上所有分给别人的一切遗赠,都好象是从他们的私产中抽出来的。因此,他们串通好了,设法不叫夫人看到我。她喜欢写信,拿她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本是一种病中消遣,他们却设法打消她这种兴趣,并且还叫医生来劝她不要写,说这会使她劳累。借口我不会服侍人,就叫两个抬轿子的粗汉代替我伺候她。最后,在她写遗书的时候,他们安排得那么巧妙,竟使我一个星期没能进她的房间。一个星期过后,我就又和先前一样出入她的房间了,而且比任何人都勤快,因为这个可怜女人的痛苦使我非常难过,她那种忍受痛苦的坚强精神使我对她产生了极大的钦佩和敬爱,我在她的房间流下了既没有让她本人看见也没有叫任何别人看见的真情的眼泪。 我们终于失去了她。我眼瞧着她咽气。她的一生是有才华有见识的妇女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位哲人的死。我可以说,看到她以恬静的心灵毫不松懈、毫不伪装地履行天主教徒的一切义务,令我感到天主教之可爱。她的为人本来是很严肃的,在她垂危的时候,竟显出一种快乐的表情,这种表情始终如一,不象是假装的。这纯粹是理智战胜了悲惨处境的表现。她只是在最后两天才躺在床上;就在这两天,她也没有停止安安静静地和大家谈话。最后,她不说话了,陷入了死亡的痛苦里,她放了一个响屁。“好!”她转了一下头说,“会放屁的女人并没有死。”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 她在遗嘱中给她的下等仆人们留出一年的工资作为遗赠。因为她家的人口簿上没有登上我的名字,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罗克伯爵给了我三十个利物儿,还允许我穿走身上那套新制服,要依罗伦齐先生的意思,是要从我身上扒下去的。伯爵甚至答应给我谋个事儿,并且叫我去找他。我曾去过两三次,都没能和他谈上话。我是个一碰钉子就泄气的人,以后就不再去了。我错了,我的错不久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逗留期间发生的事,我还没有说完!我离开她家时,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依然故我,但是和我进她家门的时候心情迥然不同。我从那里带上了难以磨灭的罪恶的回忆和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过了四十年还压在我的心头,我因此而感到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而加重了。谁相信一个小孩子所犯的过错竟会有那样可怕的后果呢?就是因为这种几乎可以肯定的后果,我才永远不会感到心安。我也许把一位可爱、诚实、可敬,而且确实比我高尚得多的姑娘,葬送到屈辱和贫困里了。 一个家庭瓦解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难免会丢失一些东西。然而由于仆人们的忠实和罗伦齐夫妇的周密照料,列入财产目录的东西一样也没缺。只有朋塔尔小姐丢失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子。其实我要拿的话可以拿到许多好得多的东西,可是偏偏这条小丝带把我迷住了,我便把它偷了过来。我还没把这件东西藏好,就很快被人发觉了。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拿的,我立即慌了神;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红着脸说是玛丽永给我的。玛丽永是个年轻的莫里昂讷姑娘,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因病停止请客而把她原来的厨师辞退以后,就由玛丽永作了厨师,这时伯爵夫人需要的是鲜美的羹汤,而不是精心烹饪的佳肴。玛丽永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有一种山里人所特有的鲜艳肤色,特别是她那温和质朴的态度,没有人见了不觉得可爱;她也是一位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姑娘。因此我一提她的名字,大家都感到惊异。但是人们对我比对她更不信任,所以必须弄清楚究竟我们俩谁是小偷。人们把她叫来了,大家蜂拥而至,聚集在一起,罗克伯爵也在那里。她来以后,有人就拿出丝带来给她看,我厚颜无耻地硬说是她偷的;她愣了,一言不发,向我看了一眼,这一眼,就连魔鬼也得投降,可是我那残酷的心仍在顽抗。最后,她断然否认了,一点没有发火。她责备我,劝我扪心自问一下,不要诬赖一个从来没有坑害过我的纯洁的姑娘。但是我仍然极端无耻地一口咬定是她,并且当着她的面说丝带子是她给我的。可怜的姑娘哭起来了,只是对我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象你这样。”两人对质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继续以同样的朴实和坚定态度来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骂我一句。她是这样的冷静温和,我的话却是那样的斩钉截铁,相形之下,她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简直不能设想,一方面是这样恶魔般的大胆,一方面是那样天使般的温柔。谁黑谁白,当时似乎无法判明。但是大家的揣测是有利于我的。当时由于纷乱,没有时间进行深入了解,罗克伯爵就把我们两个人都辞退了,辞退时只说;罪人的良心一定会替无罪者复仇的。他的预言没有落空,它没有一天不在我身上应验。 我不知道这个被我诬陷的牺牲者后来怎样了,但是,从此以后,她显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位了。她蒙受莫须有的罪名,这罪名是从各方面都使她名誉扫地的。偷的东西虽不值钱,但毕竟是偷窃,而且更糟的是利用偷窃来诱惑一个年轻的小孩子。总之,既撒谎又坚持错误;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把许多恶习集于一身的女人,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甚至觉得,我坑害她的结果的最大危险还不是穷困和被遗弃,以她那样的年龄,由于无辜受辱而感到悲观绝望,谁知道会使她落到什么地步呢?唉!当我追悔使她身遭不幸时,我心中已是悲切难忍,当我想到会使她变得比我更坏时,我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请读者想象一下吧! 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象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每当我的生活处于平静的状态时,这种回忆带给我的痛苦就比较轻微;如果在动荡多难的生活中,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很难再有以无辜受害者自居的那种最甜美的慰藉。它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在自己某一著作中所说过的话:处于顺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睡着了;处于逆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加剧了。同时,我从来未能在对朋友谈知心话时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减轻我心中的重负。最亲密的友谊也未能使我向哪个人坦白一下,连对华伦夫人也是如此。我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承认我干过一件应该谴责的残忍的事,但从来没有说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迄今丝毫没有减轻。我可以说,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 以上的叙述是十分坦率的,谁也不会认为我在这儿粉饰我的可怕罪行。但是,如果我不把内心的意向同时叙述出来,甚至因为怕给自己辩解而对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也不敢说,那就不能达到我撰写这部书的目的了。在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说起来这太离奇了,但却是事实。我心中正在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赖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这正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后来当我看到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痛心到了极点,但是,有那样多的人在场就把我的后悔心情压下去了。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把自己闷死在地下。不可战胜的羞耻心战胜了一切;羞耻是造成我的无耻的唯一原因。我的罪恶越严重,怕认罪的恐怖心情越使我变得倔强。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当面被认定是个小偷,是个撒谎的人和诬告者。群情骚动使得我除了害怕之外,不能有其他情绪了。如果容我冷静一下,我一定会毫不隐瞒地和盘托出。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再说,年龄问题也是应该注意的,我的童年刚刚结束,甚至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真正的卑劣行为,年轻时所犯的要比成年所犯的更可恶;但是仅仅由于软弱而做出的坏事,倒是更应该得到宽恕,而我所犯的错误,究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使我深感痛苦的与其说是我所做的坏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由于我所做的坏事而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件事甚至对我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唯一的罪行给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我认为我所以那么憎恨撒谎,大部分是因为我痛悔我曾经制造过这样恶劣的谎言。我大胆地说,如果这件罪行可以弥补的话,那么,我在晚年所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我四十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的诚实和正直,就是对它的弥补。再说,可怜的玛丽永在世间有了这么多替她报仇的人,无论我把她害得多么苦,我对死后的惩罚也不怎么害怕了。关于这件事我要说的话只此而已。请允许我以后永远不再谈了。第三章 我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时候和我进入那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是依然故我。我回到我的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期间,我由于年轻力壮,无事可做,常常心情烦闷。我坐立不安,精神恍惚,总跟做梦似的,我有时哭,有时叹息,有时希求一种自己毫不了解而又感到缺乏的幸福。这种处境无法描述,甚至能够想象出来的人也很稀少,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这种既给人以无限烦恼又使人觉得十分甜蜜的充沛生活,都在它尚未到来之前,便陶醉在渴望里,预先尝到了美味。我那沸腾的血液不断地往我脑袋里填了许多姑娘和女人的形象;但是,我并不懂得她们有什么真正的用处,我只好让她们按照我的奇思异想忙个不停,除此以外,还该怎样,我就完全不懂了,这些奇思异想使我的官能老是处于令人难受的兴奋状态中,但是幸而我的这些奇思异想没有教给我怎样解除这种不舒适的状态。只要能遇到一个象戈登小姐那样的姑娘并同她相会十五分钟,我真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嬉戏的时代了。羞耻,这个与恶意识为伍的伙伴,与年俱增,这就更加强了我那天生的腼腆,甚至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不论是在当时或是以后,对于我所接触的女性,虽然我知道对方并不那么拘谨,而且我几乎可以断言,只要我一开口就一定会如愿以偿;但是,若非对方首先有所表示,采取某种方式逼迫我,我是不敢贸然求欢的。 我的烦闷发展到了很强烈的程度,由于自己的欲望不能获得满足,我就用最荒诞的行为来挑动。我常常到幽暗的小路或隐蔽的角落去,以便在那里远远地对着异性做出我原想在她们跟前显露的那种状态。我要让她们看到的不是那淫秽部分——我甚至连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而只是我的臀部;我要在女人跟前暴露自己的那种愚蠢的乐趣是很滑稽的。我觉得这样距我所渴望的待遇只不过是一步之遥,我毫不怀疑:只要我有勇气等待,一定会有某个豪爽的女人从我身旁经过时会给我一种乐趣。结果,这种愚蠢的行为所闯的乱子几乎是同样可笑的,不过对我说来并不是很开心的。 有一天,我到了一个院落的尽头,那里有一眼水井,这个院子里的姑娘们常常到井边来打水。院子尽头有个小斜坡,从这里有好几个过道通往地窖去。我在幽暗中察看了一下这些地下通道,我觉得它们又长又黑,便认为这些小道并不是死胡同,于是我想,如果人们看见我或要逮我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安全的避难所。我怀着这种自信,就向前来打水的姑娘们做出一些怪样子,这与其说是象勾引,不如说是荒唐可笑的恶作剧。那些最机灵的姑娘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另一些只笑了一笑;还有一些认为受了侮辱,竟大叫起来。有人向我赶来了,于是我逃进了避难所。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慌了,我冒着迷失方向的危险一个劲儿地往地道里面跑。嘈杂声、喧嚷声、那个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追着我。我原来指望可以凭借黑暗藏身,谁知前面却亮起来。我浑身战栗了,我又往里钻了一阵,一堵墙挡住了去路,再也不能前进了,我只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不一会儿我就被一个大汉追上逮住了。那个大汉蓄着大胡子,戴着大帽子,挎着一把腰刀。他后面跟着四、五个拿笤帚把的老太婆,我在她们中间看见揭发我的那个小坏丫头,她一准是想亲眼看看我。 带腰刀的男人抓住我的胳膊,厉声问我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不难想象,我并没有准备答复的话。然而,我镇定了一下,在这种危急时刻从脑子里想出了一种传奇式的脱身之计,结果很好。我用哀求的声音央告他,求他可怜我的年轻和处境,我说我是一个富贵人家出身的异乡人,但有神经错乱的毛病,因为家里人要把我关起来,我就逃出来了,如果他把我交出去,我可就完蛋了,他要是肯高抬贵手,放了我,我有朝一日会报答他的大恩的。我的话和我的样子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个可怕的大汉的心肠软了下来,只责备了我一两句,没有再多问我什么,就让我溜之大吉了。我走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老太婆露出不高兴的神气,我认为,我原来那么害怕的男人对我倒有了莫大的好处,假使只有她们在场,我是不会这么便宜就走掉的。我不知道她们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但我并不怎样在意,因为只要那把腰刀和那个男人不管,象我这样敏捷强壮的人,可以放心,她们手中的武器和她们自己是对付不了我的。 过了几天,我跟我的邻居——一位年轻的神父在街上走,面对面地遇到了那个带腰刀的人。他认出了我,用嘲笑的口吻学着我的腔调对我说:“我是个亲王,我是个亲王;我也是个傻瓜;请您让殿下下次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此外,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话。我低下头逃开了,心里却感激他这样给我留情。我看出那些恶老婆子必定嘲笑他过于轻信。但是尽管他是个皮埃蒙特人,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每当我想起他时;内心里不由地产生感激之情。因为这件事是那么可笑,除了他,不管是谁,就是单单为了取笑,也会叫我丢脸的。这件冒险的事,虽然没有产生我所惧怕的那些后果,却也使我老实了很长时间。 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那段时期,结识了几个朋友,我经常和他们交往,希望有一天对我会有些好处。其中有一个是我常去拜访的萨瓦神父,人称盖姆先生。他是麦拉赖德伯爵家的孩子们的教师。他还年轻,很少交游,但是他非常富于理智,为人正直,而且有学问,是我相识的最高尚的好人之一。吸引我到他那里去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任何资助,以他本人的名望还不足以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对我一生都有好处的十分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健全的道德训诲和正确的至理名言。在我的癖好和思想的转换变化中,不是过于高尚,就是过于卑鄙;有时是阿喀琉斯,有时是忒耳西忒斯,有时成为英雄,有时变成无赖。盖姆神父苦口婆心地劝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使我正确地认识自己,对我既不姑息,也不使我败兴。在谈话中,他十分尊重我的天性和才华,但同时也给我指出他所看到的、影响我的发展的重重障碍;因此,在他看来,我的天性和才华与其说是使我走向富贵的阶梯,不如说是使我不慕富贵的保证。我对人生只有一些错误的概念,他给我描绘出一幅人生的真实图画;他给我指出,贤德的人怎样总能在逆境中走向幸福,怎样在逆风中坚持前进,力求达到幸福的彼岸;他向我指出为什么没有美德就毫无真正的幸福可言,为什么在任何境遇中都可以做一个贤德的人。他大力削弱我对达官显贵的爱慕;同时向我证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贤明,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幸福。他跟我说过一句至今我还时常回忆起来的话,大意是,假使每个人都能洞悉别人心里所想的,那么他就会发现,愿意退后的人一定会多于想往上爬的人。这种真实动人并且没有任何夸张的观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一生之中,始终是怡然自得地安于自己的地位。他使我对于真正所谓德行,有了一些初步的真切的概念,我原来那点华而不实的趋向都只从德行的极致去理解德行。他使我认识到,对崇高美德的热爱,在社会上是不大用得到的。他使我体会到,激昂太过则易转低沉;持续不断、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本分,所需要的毅力并不亚于完成英雄事业所需要的毅力。他还使我体会到:做好小事情更能获得荣誉和幸福,经常受到人们的尊敬比让别人赞美数次要强过百倍。 要确定人类的种种义务,必须追溯到它们的根源。再说,由于我所采取的途径,以及我因此所处的现状,我们当然要来谈谈宗教问题。人们已经知道,我在《萨瓦副主教》一文中所说的那个副主教,至少绝大部分是以这位道德高尚的盖姆先生作典型的。不过,明哲保身的观念使他说话极端小心,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谈得就不那么坦率了;但是除此之外,他的教训,他的见解,他的意见,都是相同的,甚至连劝我重返故里的话,都和我以后所公开发表的一样。因此,他所谈的内容是任何人都可想而知的,我就无需多谈了。我只说一点:他的教训是贤明的,最初虽未发生作用,却成了我心中的道德与宗教的萌芽,这种萌芽从未枯萎,只待有一个更可爱的手来加以培养,就会开花结果。 虽然我当时的改教还不太巩固。我却也不无感动。我决不讨厌他的谈话,反倒非常喜欢,因为他的活简单明了,特别是我感到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一种内在的关切。我的心原来就是很热情的,我对于那些希望我好的人比对那些实际上对我做了好事的人还要热爱,在这方面,我的感觉锐敏,不会使我看错的。所以,我真心热爱盖姆先生。我可以说成了他的第二弟子,这对我,就是在当时,也有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我无所事事的处境把我引向罪恶的下坡路的时刻,他使我回头了。 有一天,完全出乎意外,罗克伯爵派人来叫我。以前,我因为已经去过不少次,都没见到他,不免感到厌烦,就没有再去。我认为他不是已经把我忘了,就是对我印象太坏。其实我想错了。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我高高兴兴地在他姑姑那里工作,他甚至向她说过自己的印象。这件事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还一再跟我谈起。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对我说,他过去不愿随便说几句好听的诺言,开开玩笑,而是一直在设法给我找工作,现在已经找到了。他把我放在一条很有希望的道路上,至于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就全在我自己了。他要送我去的那个人家有权有势,又有名望,我不用另外找其他保护人就可以飞黄腾达起来;虽然一开始,由于我本来是个仆人,只能给以仆人的待遇,但是他说我尽可放心,只要人家看到我的见识和行为高过我的身分,决不会总叫我当仆人的。这段谈话的结尾大大冲淡了我开始时所抱有的美好希望。我在心里自怨自艾地说:怎么!老当仆人!然而不久这种想法就被一种自信心给打消了。我认为我这个人本不是为了当仆人而生的,用不着害怕别人老让我当仆人。 他把我送到德·古丰伯爵的家里。德·古丰伯爵是王后的第一待臣,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的庄严态度,使得他那亲切和蔼的接待更让我受到感动。他很关切地问了我几句话,我真诚坦率地回答了他。他对罗克伯爵说,我的相貌很可爱,一定很有才气;他认为我一定不会缺少才干的,但不能凭此就决定一切,还得看看其他方面;然后他又向我说:“孩子,凡事总是开头难,但是你的事,开头不算是太难的。要老实听话,想法叫大家都满意,这就是你目前唯一的工作。另外,你要有勇气和毅力;我们会照顾你的。”他立即把我带到他的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的房中,并且把我介绍给她,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这种开端我认为是很好的预兆。我已有足够的经验来判定:要是接纳一个仆役,是不会有这种礼数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我和管事的人一起吃饭,人们也没叫我穿仆人的制服;年轻而轻率的德·法弗里亚伯爵要我站在他的马车后面,但他的祖父禁止我跟随任何马车,禁止我随同任何人外出。然而,我还是得伺候别人吃饭,我在家里作一种和仆人差不多的事情;不过我相当自由,并没有指定我服侍某一个人。我除了在别人口述下写几封信,或者有时给法弗里亚伯爵剪几张画纸以外,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由我自己随意支配。我并没有觉察到,处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不是很近乎人情的,因为这样长期的闲散生活会使我染上一些本来不会有的恶习。 但是幸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由于盖姆先生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而且我对他的教诲是那样感兴趣,有时竟自偷偷地跑到他那儿去,再听听他的指导。我相信,那些看到我时常溜出去的人们,是决不会猜到我要上哪儿去的。他对于我的行为所给与的劝告,真是再正确不过了。我开始时的工作,的确是非常出色的,我所表现的勤勉、细心和热情,没有一个人不满意。盖姆神艾明智地教导我:最初的热情要适可而止,不然的话,后来一松懈下去,就显得太明显了。“你初来时的表现,”他对我说,“是人们以后所据以要求你的标准,你要善于使用你的力气,以便日后可以多作一些工作,但是你要注意,做事千万不要虎头蛇尾。” 由于人家没有注意到我那些小小的才能,只认为我有点天资,所以尽管伯爵曾跟我谈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话,看来他们现在还是不想利用我的长处。这时,许多事情又齐来作梗,我就差不多被人忘掉了。古丰伯爵的儿子德·布莱耶侯爵,是派驻维也纳的大使,当时宫廷所发生的动荡,也反映到家庭中来了,一直乱了好几个星期,对我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时间来考虑了。在此以前,我对工作并没有怎样懈怠过。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对我有利也有害的事情,一方面它可以使我摆脱外面的引诱,另一方面也使我对自己的职务多少有些不专心了。 德·布莱耶小姐和我年纪相仿。她体态优美,长得相当漂亮,肤色洁白,头发乌黑,虽然本质象棕发女郎,但是在她的面庞上却流露出金发女郎的温柔神态,这是我的心难以抗拒的。非常适合于少女的宫廷礼服,突出地显示出她那美丽的身段,露出她的胸部和两肩,特别是由于她当时正在服丧,她的肤色显得更加莹洁迷人。有人说一个仆人是不应该留意到这些事情的。当然,我不应该留意这些,然而,我还是留意到了,其实留意到的不只我一个。膳食总管和仆人们在吃饭的时候往往用很粗鄙的话谈论这件事,使我听了非常难受。我并没有糊涂到真想立刻当上恋人;我一点也没有忘掉自己是什么人,我安分守已,丝毫没有这种妄想。我喜欢看布莱耶小姐,愿意听到她说出几句有才气、有理智而且体现出高尚品德的话。我的野心仅限于服侍她时从中得到快乐,从不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在吃饭的时候,我尽量找机会行使这种职权。如果她的仆人暂时离开了她身边,我立刻就去替他,要是没有这种情况,我就站在她的对面,注视着她那双眼睛,看她需要什么,寻找给她换盘子的机会。我多么希望她肯吩咐我做点什么,向我使一个眼色,对我说一句话啊!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最难受的是她丝毫不把我看在眼里,我站在那里她一点也不理会。不过她的兄弟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和我还谈几句话。有一次他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不太礼貌的话,我向他作了一个十分巧妙十分委婉的回答,引起了她的注意,并且向我看了一眼。这虽是短暂的一瞥,却使我从心里感到激动。第二天,我又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很好地利用了。那一天,举行大宴会,我第一次看到膳食总管腰挎短剑,头戴礼帽,这使我十分惊讶。偶然间话题转到了绣在带有贵族标志的一面壁锦上的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词“Tel fiert qui ne tuePas”。由于皮埃蒙特人不熟悉法文,有一个人认为这句题词中有一个书法上的错误,说“fiert”这个字多了一个字母“t”。 古丰老伯爵想要回答;但是,当他看到我只微笑着却什么也不敢说的时候,就叫我发言。于是我说;“我不认为这个‘t’字是多余的,因为,‘fiert’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ferus’(尊大;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ferit’(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要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象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情的。这真是极其难得的时刻,它恢复了事物合情合理的秩序,并且替我那由于受到命运的欺凌而被轻视了的才能报了仇。几分钟以后,布莱耶小姐又抬起头来瞧着我,她用一种含羞而又和蔼的声音要我给她倒点儿水喝。人们可以想象,我决不会叫她久等的;但是,当我走近她身旁的时候,我是那样受宠若惊,以致浑身哆嗦起来,我把杯子倒得太满了;有一部分水洒在盘子上,甚至还洒在她的身上。她的兄弟冒失地问我,为什么哆嗦得这样厉害。这一问越发使我惶恐不安,而布莱耶小姐也脸红了,甚至连白眼珠都红了。 这段故事到此就算结束了。读者可以看到,这次的情况和过去巴西勒太太的情况一样,乃至和我此后整个一生中的情况一样,我的爱恋始终没有过幸福的结局。我空怀着满腔热情在布莱耶夫人的外间屋佇候着,再没有得到她的女儿任何注意的表示。在她出来和进去的时候,连一眼都不看我,我也几乎不敢抬起头来看她。我甚至愚蠢笨拙到这样程度:有一天,当她从外间屋经过的时候,掉了一只手套,我不但没有向我渴望狂吻的那只手套跑过去,自己反而呆着,没敢移动,竟让一个我恨不得要把他掐死的笨胖子把那只手套拾起来了。我看得出,我并没有得到布莱耶夫人的青睐,这更使我感到胆怯了。这位夫人不仅什么也不吩咐我做,而且也从来不接受我的效劳;有两次她看到我在她的外间屋等着,曾以非常冷淡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于是我就不得不离开这间可爱的外间屋;最初,我还觉得很惋惜,但是不久由于别的事情纷至沓来,我便不想这件事了。 布莱耶夫人虽然看不上我,她的公公待我的那番好心足以减轻我的烦恼,他终于看到了我的存在。他在我以上所说的那次宴会的当天晚上,跟我谈了半小时,看来他对这次谈话很满意,我心里也非常高兴。这位和善的老人也是个有才学的人,他虽然比不上维尔塞里斯夫人那样有学问,却比维尔塞里斯夫人热情,我在他跟前,诸事比较遂心。他叫我伺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说这位神父很喜欢我,并说如果我能很好地利用这种关怀,不但对我会很有益处,还能使我获得为了担任别人替我安排的工作所缺乏的条件。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快地跑到这位神父先生那里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叫我坐在他的火炉旁边,用最和蔼的态度询问我地立即看出我曾学过很多东西,但是哪一门也没有学到家。他尤其认为我拉丁文更差些,并打算进一步教我学拉丁文。我们说好我每天早晨到他那里去,而且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去了。这是我的一生中屡次遇到的怪事;在同一时间,我的处境既高于自己的身份又低于自己的身份,在同一个人家,我既是弟子又是仆人,但是在我为奴为仆的时候,却有一个只有君王之子才能得到的名门家庭教师。 古丰神父先生是他家最小的儿子;他家里要培养他能够升到主教的职位;所以他受的教育比一般名门子弟所受的普通教育还要高些。他曾被送到锡耶纳大学念过书,他从那里带来了造诣相当深的关于修辞主义的学问;致使他在都灵的地位,和从前旦茹神父在巴黎的地位差不多。由于对神学不感兴趣,他就致力于文学。这在意大利从事圣职的人们说来,是常有的事。他读过很多诗。他还可以写相当不错的拉丁文诗和意大利文诗。一句话,他有培养我的趣味所需要的趣味,也有足够的兴趣把我脑子里塞满了的杂乱东西披沙拣金地给整理一下。但是,也许是由于我的健谈使他闹不清我究竟有多大学问,也许因为他嫌初级拉丁文课本太没意思,一开始他就教我许多深奥的东西;刚刚让我译了几篇菲得洛斯的寓言之后,他就教我译维吉尔的作品,而我差不多一点都不懂。大家以后将会看到,这样就注定了我日后要时常复习拉丁文,同时也注定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好。其实,我在学习方面是十分热心的,这位神父先生诲人不倦的那番好意,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心中还十分感激。我早晨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和他在一起,他给我上课的时间和我给他做点活儿的时间各占一半;我给他做的活儿并不是伺候他,他从来也不容许我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我只是给他或在他口述下记录或抄写一些东西;我作秘书工作比我做学生受益还多。我不仅学到了纯正的意大利语,而且对文学也发生了兴趣,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鉴别好书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特里布女租书商那里是不会得到的,这对我后来从事单独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不仅没有荒诞空想、而且可以完全合情合理地指望自己能有所成就的时期。这位神父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并且逢人就说,他父亲更喜欢我了。法弗里亚伯爵曾对我说,他已经在国王面前提到了我。布莱耶夫人这时也放弃了她那轻视我的神气。最后,我在他家里终于变成了一个红人,因而也大大地引起了别的仆人的嫉妒;他们看到我有接受他们主人的儿子教育的光荣,当然就感到我不会长期和他们居于同等地位了。 听到别人在无意中透露出的一些有关对我的安排,我努力进行判断之后又好好地考虑了一下,我看出有意谋求大使职务并希望将来做上大臣的索拉尔家族,很想预先培养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个人由于完全依附于他们,日后可以获得他家的信任,并且忠心为他家效劳。古丰伯爵的这个计划是高尚、明智而伟大的,真不愧是一个仁慈而又有远见的大贵族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我当时没有领会到它的远大之处,对我的头脑说来,道理未免太高深了,而且要求屈从的时间也太长了。我那疯狂的野心是只想通过奇遇来谋求显达,我看见这里面既然没有任何女人的事情,就认为这种飞黄腾达的方法是缓慢、痛苦和不愉快的;其实,越是没有女人参与这些事情,我越应该认为这是更可贵更稳妥的方法,因为女人们所爱护的才能,肯定比不上我的才能。 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已经几乎争取到了每个人的重视:考验已经结束;这家里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最有出息、而现在正被大材小用的青年,人们正期待我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的适当的地位并不是由人给我派定的,我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的。现在我要提到我固有的一个特点了,这一点无需多加思考,只要向读者说明事实就成。 虽然在都灵有许多象我这样的改教的人,但是我不喜欢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接触。不过,我曾见到几个没有皈依天主教的日内瓦人,其中有一个叫穆沙尔先生,绰号叫歪嘴,是一个细工画匠,跟我还有点亲属关系。这位穆沙尔先生发现我在古丰伯爵家里以后,就带着我学徒时期的伙伴,一个名叫巴克勒的日内瓦人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活泼的人,满嘴诙谐的俏皮话,由于他年纪轻,那些俏皮话就显得格外受听。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甚至喜欢到了不能离开他的程度,但是他不久就要动身回日内瓦,这对我将是多大的损失啊!我觉得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至少我要充分利用他还没走的那几天,我简直离不开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离不开我,因为最初我还没有着迷到不请假就出门、以致整天跟他到外边去玩的程度。然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天天来找我,纠缠起我来就没完没了,于是,门房就不放他进来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除了我的朋友巴克勒以外,我什么都忘了,我既不去侍候神文,也不去侍候伯爵,家里简直看不见我了。他们申斥我,我不听,就用解雇来威胁我。这种威胁成了我堕落的原因。于是我起了一个念头:趁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巴克勒一块儿出走。从这时起,除了作这样一次旅行以外,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乐趣、别的命运和别的幸福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有说不尽的旅行的快乐。再者,这次旅行完了以后,我还可以看看华伦夫人,虽然这是十分遥远的;至于回日内瓦,我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山峦、原野、森林、溪流、村落,一样样接连不断地以新颖的动人姿态相继出现;这种幸福的行程好象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吸引去了。我愉快地回想起我到这里来时的同一旅程曾是多么动人。况且这次旅行,除了逍遥自在的魅力以外,还有另一种魅力。有一个年纪相仿。趣味相同的好脾气的朋友做旅伴,而且没有牵挂,没有任务,无拘无束,或留或去全听自便,这将是多么美妙啊!一个人,要是为了实现那些缓慢、困难、不可靠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牺牲这样的幸福,未免太愚蠢了。即使这样的计划终于实现,不论何等辉煌,也比不上一刻青春时代真正自由的快乐。 我脑袋里充满了这种旷达的奇想,我终于故意想办法使他们把我驱逐出来了,说老实话,就是让人赶走,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总管家通知我伯爵下令解除了我的职务。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不管怎样,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唐的。为了开脱自己,我又加上一个颠倒黑白、忘恩负义的想法,认为人家辞我,正好委过于人,因而对自己也就说得过去了。有人告诉我,法弗里亚伯爵叫我在第二天上午离开以前去和他谈话;他们看出我已经迷了心窍,可能不去,总管家于是告诉我,要在这次谈话以后才把主人准备给我的一点钱交给我,当然,这点钱我是很不应该得的,因为主人不肯叫我长期做仆人,并没有给我定工资。 法弗里亚伯爵尽管是一个十分轻浮和幼稚的青年人,这一次谈的话却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几乎可以说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是最亲切不过的,因为他以非常和蔼动人的态度向我详细述说了他伯父对我的关怀和他祖父对我的期望。最后,在他明确地指出我为了冒堕落的危险而要牺牲的那一切以后,自动向我提出和解,唯一条件就是和那个引诱我的小坏蛋断绝来往。 十分明显,他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他个人想出来的,虽然我糊涂得象瞎子一样,此时我也领会到了老主人对我的一片好心,因而非常感动。但是,那种可爱的旅行的景象已深深印入我的想象中,任何力量也不会摧毁它的魅力。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因而我更加固执起来,横下了心,我装出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傲慢地回答说:既然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我也接受了,话已出口就不能收回,再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一辈子也不肯在同一人家,让人把我赶走两次。于是,这个年轻人终于发了火,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骂了我几句该骂的话,抓住我的肩膀就把我推出了他的房间,紧跟着便把门关上了。我好象获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似的,大模大样地走开了。我怕再应付第二次战斗,便没有去向古丰神父先生感谢他对我的好意,竞卑鄙地不辞而别了。 为了了解我这时糊涂到什么程度,必须知道我的心一向是怎样为了最细微事物而狂热起来,以及怎样拚命想象吸引着我的事物,尽管那些事物有时是十分虚妄的。最离奇、最幼稚、最愚蠢的计划都会引诱我那最得意的空想,使我认为这种计划好象真有实现的可能似的。一个将近十九岁的青年竟把自己来日的生存寄托在一个小玻璃瓶上,有谁能相信呢?然而,请听我说吧。 前几个星期,古丰神父送了我一个玩具,一只非常精美的小型埃龙喷水器,我喜不释手。我和聪明的巴克勒,时常一边玩着这个喷水器,一边谈我们的旅行。有一天,我们忽然想到,喷水器对于旅行很可能有大用处,还可以使我们在旅途中多玩些日子。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埃龙喷水器还稀罕呢?我们所憧憬的幸福美梦就是建立在这种幻想上面。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就要把老乡们召集到喷水器跟前来。只要他们一看见这种玩艺儿,盛餐和美食一定会源源不绝地从天而降,丰富异常,因为我们都相信,对于那些收粮食的农人来说,粮食是绝对算不了什么的,如果他们不让我们过路人装满肚子,那就说明他们心眼儿不好。我们想,到处都是盛宴与婚礼,我们只需费点儿说话的气力,只凭喷水器里的那点儿水,就可以不花一文钱走遍皮埃蒙特,走遍萨瓦,走遍法兰西,甚至走遍全世界。我们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旅行计划,我们首先取道北上,与其说是因为需要在某个想妥的地方停留下来,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超过阿尔卑斯山的乐趣。 这就是我开始执行的计划。我毫不惋惜地抛弃了我的保护人、我的教师、我的学业、我的前途;我也不再等候那几乎是已经很有把握的幸福的到来,便开始了一个真正流浪者的生活。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还有我去年一路而来所盼望的一切奇遇!我带着喷水器和我的朋友巴克勒一起动身了。虽然钱袋里没有几文钱,心里却充满了喜悦。我一心想象着如何享受这次漂泊生活的幸福,从前那些宏伟的计划,我都忽然压缩到这种幸福上了。 这种荒诞的旅行的趣味,的确和我所预想的差不多,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的喷水器虽然在旅店里也能偶而博得女主人和女待们一笑,但在临走的时候该付多少钱还得付多少钱。我们并不感到烦恼,我们只想等到我们缺钱的时候再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东西来救急。一件意外事件使我们心宽了:快到布拉芒时,喷水器坏了;它坏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说出来,心里对它已经有点腻烦了。这种不幸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快活,我们大笑我们的轻率,大笑我们对已经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毫不在意,竟想依靠喷水器这玩艺儿来获得新衣新鞋。我们和出发时同样快活地继续我们的旅程,只不过是静悄悄地沿着距目的地最近的道路前进,因为逐渐空下来的钱袋迫使我们不得不径直走向目的地。 到了尚贝里后我就沉思起来了,我并不是考虑我最近所做的蠢事,因为从来没有人会那样迅速、那样确切地认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考虑的是华伦夫人将怎样接待我,因为我把她的家看作我父母的家。我刚到古丰伯爵那里的时候,曾经给她写过信,她知道我在那里的情况,所以在祝贺我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些明智的劝告,教我应该如何报答大家对我的恩情。她认为,只要我自己不犯错误毁坏自己的前途,我的鸿运算是已经走定了。当她看到我回来的时候,会向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她决不会把我推出门外,但是我很怕这会使她伤心。我害怕她的责备,这比我本身受穷还难受。我决心一声不响地忍受一切,要用一切办法来使她安心。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一个人了,得不到她的欢心我连活都活不下去。 最使我担心的是我的旅伴。我不愿因他再给华伦夫人添加烦恼,我担心不能顺利地摆脱他。最后那天,我有意早点和他分手,对他便冷淡起来。这个小滑头明白了我的心思,他是个荒唐人,可不是个傻子。我原以为他看到我改变了态度,心里一定会很难受,但是我想错了,我这位朋友巴克勒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们刚进安纳西城门口,他就对我说:“你这就到家了。”他拥抱了我,向我告别,一转身就不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们的结识和友谊前后总共不过六个星期,然而其结果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走近华伦夫人房子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猛烈啊!我两条腿直哆嗦,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阴云。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连一个人也辨认不出来了,为了让呼吸正常和恢复知觉,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停住脚步。是不是因为担心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接济而心慌意乱到这种地步呢?在我那样的年龄,我会因为怕饿死而如此惊慌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敢以真诚和骄傲的心情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因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的时候。在我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我常常无处安身,忍饥受渴,但我对豪华富裕和贫穷饥寒的看法却始终不变。必要的时候)我很可能和别人一样,或是乞讨,或是偷窃,但是从未惊慌到这种地步。很少有人象我这样叹息过,也很少有人在一生中象我流过那样多的眼泪;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贫穷或怕陷入贫穷而发出一声叹息或掉过一滴眼泪。我的灵魂,虽然饱受命运的考验,可是除了那些与命运无关的幸福和痛苦之外,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痛苦。所以,正是在我什么必要的东西都不缺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 我刚刚出现在华伦夫人的眼前,她的神情就使我放心了。刚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便颤动了一下。我急忙扑倒在她的膝下,在极端欢喜的狂热中,我把嘴贴在她的手上。至于她,我不知道她是否预先知道了我的消息,但是我看她的脸上并不怎样惊异,我也看不出她有丝毫忧郁的神色。她用温柔的口吻对我说:“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又回来啦!我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很高兴,事情至少还没弄到象我所担心的那种地步。”接着她便叫我谈谈我的情况,我的话不多,但十分忠实,虽然我省略了某些情节,可是在我谈话中,我既没有姑息自己,也没有给自己辩解。 现在该解决我的住处问题了。华伦夫人和她的侍女商议了一下。在她们商谈时,我屏住了呼吸,但是,当我听到就叫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看到有人把我的小行李送到指定给我住的房间时,我的感觉差不多象圣-普乐看见自己的马车被带进沃尔马夫人家的车棚时一样。我更加高兴的是,听说这种优遇并不是为时短暂的。在他们以为我心里正想别的事的时候,我听到华伦夫人说:“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既然上帝把他给我送了回来,我就决不能抛弃他。” 我终于这样安顿在她家里了。不过,这样安顿下来还不能说是我一生幸福时日的开端,而只能说是要过幸福日子的准备。虽然这种使我们真正体味到自己生命之乐的内心感觉是自然的赋予,并且也许还是人体机能本身的一种产物,但是还需要有具体环境把它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引发的条件,即使一个人生来就富于感情,他也会一无所感,不曾体味到自己的生命就茫然死去了。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如果我永远不认识华伦夫人,或者就是认识了她,而不曾在她身旁生活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她对我的那种温柔情感的感染,恐怕我可能永远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敢这样说:仅仅感受到爱情的人,还不能感受到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我有一种另外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没有爱情那么强烈,但却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它有时和爱情连在一起,但往往又和爱情不相关。这种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友情,它比友情更强烈,也更温柔。我并不以为它能够发生于同性的朋友之间;至 少,我虽然是一个最好交朋友的人,却从没有在任何男朋友身上有过这种感觉。这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以后会清楚的,因为情感只有通过它的表现才能说清楚。 她住的是一所相当大的古老的房子,其中有一间漂亮的空屋她留作外客厅,现在我就被安排在这里。它的外面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走道,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从屋内还可以望见小河和花园那边的田野。这种景色不会使住在这里面的一个年青人无动于衷的。这是我离开包塞以后第一次看到自己住室窗外有这样的绿色田野。我一向为墙壁所包围,眼前不是屋顶就是灰色的街道。这种新奇的景象该是多么优美、多么感人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对柔情的倾心。我把这种动人的景色也看作是我那亲爱的保护人的一种恩德,我觉得这种景色是她特意为我布置在那儿的;我想象着自己悠闲恬静地追随在她的身旁;在花红柳绿之间,我处处都能见到她;她的美和春天的美融合在一起,映入我的眼帘。我那颗到现在一直感到压抑的心,在这样的环境中舒展开了,我的呼吸在这果树园中间也更为自由了。 在华伦夫人家中,没有我在都灵所见到的那种豪华;但是这里令人感到的是整洁、庄严以及和浮华奢侈绝不相容的古老世家的殷实富足。在她这里没有什么银质餐具,没有瓷器,餐桌上没有野味,地窖里也没有外国酒,但是,不论是在厨房或是地窖里,都有很丰富的储存,可供大家食用,她还用陶制杯子,给客人盛优等咖啡。不论是谁来找她,她都要留他吃饭:或是和她一同进餐,或是让他单独进餐;不论是工人、信差、过路的人,从没有不吃不喝就离开她家的。她的仆人中间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侍女,是弗赖堡人,名叫麦尔赛莱;有一个男仆是她的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奈,关于这个人的事我以后再谈;还有一个女厨子和她出门拜客时雇用的两个轿夫,而她是极少出门的。两千利物儿的年金要应付这许多开销,实在不容易;然而在一个土地肥沃、货币值钱的地方,她这笔不大的收入,如果安排得当,原本是足敷应用的。可惜,节约从来不是她最喜爱的品德:她借债来打发一切开销,钱随来随用,手里一个都不剩。 她的理家方式,正好是我想要采用的方式;人们可以相信,我正乐得借此享受一番。使我稍感不快的,就是要在饭桌那儿呆老长时间。华伦夫人怕闻汤菜刚刚端来时的那种气味,一闻几乎就要晕倒,而且她这种厌恶的感觉要延续很久。她需要慢慢地恢复过来,这时候她只是谈话,一点东西也不吃。半小时之后,她才开始吃点东西。至于我,这样长的时间三顿饭也吃完了;通常,她还没有开始,我早就吃饱了。为了陪她,我还得再开始,这样我就吃了双份,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舒服。总之,我尽情享受着我在她身旁的幸福的甜蜜感觉,特别是在我对维持这种幸福生活的经济条件毫不担忧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甜蜜了。最初,我丝毫没有深入了解她的家底,我还以为她的家总是这样呢。就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她家里也感到同样的乐趣;但是,当我进一步了解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知道她已经预先动用了自己年金的时候,我就不再那样心安理得地感到欢乐了。对于将来的种种考虑总是妨碍着我尽情享受。我预料将来我要落得一场空,而这在我是无法避免的。 从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以后她的一生中,我们之间总是保持着这种关系。“孩子”是她对我的称呼,“妈妈”则成了我对她的称呼,甚至后来当岁月冲淡了我们二人间的年龄差异的时候,我们也仍旧保持着“孩子”和“妈妈”的称呼。我觉得这两个称呼把我们相互间交往的含意,我们彼此的态度的纯朴,特别是我们心灵间的联系都非常出色地表示出来了。她象最慈爱的母亲那样对待我,从不寻求自己的快乐,只求我的幸福;即使我对她的感情中掺杂有感官成分,但这种成分也不能改变感情的性质,而只能使它更有滋味,只能使我感到有个年轻美丽的妈妈的抚爱而亟思陶醉于这种情趣之中。我说“抚爱”这两个字是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的,因为她对我从来就不吝惜亲吻和最温柔的慈母般的抚爱,我也从来没有想滥用这些抚爱。或许有人说,我们最后却有过另一种关系,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要等一等,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说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刹那,是她真正使我动情的唯一短暂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也是由于惊讶而产生的。我那冒昧的眼光从来没有搜寻过她项中以下的部位,尽管这个遮盖得不够严密的丰腴的部位很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她的身旁既没有冲动的激情,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欲望;我只是处于一种迷人的宁静中,享受着一种难以解释的快乐。我可以这样在她身边待上一辈子,甚至永远待下去,也不会感到有片刻的厌倦。我同她单独在一起时从不感到枯燥无味,不象跟别人谈话那样,有时明明觉得十分乏味,但因礼貌关系,又不得不勉强谈下去,活象受刑一般。我们两个人的单独谈话,与其说是在谈什么事情,不如说是在没完没了地闲聊天,一定要有人来打断才会结束。因此,决用不着督促我说话,需要的倒是怎样使我不说话。她由于不断地在考虑自己的计划,往往想得出了神。好吧!就让她凝神沉思吧,我默默地望着她,感到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我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脾气,我虽不强求这种两人独处的优遇,却也不断地在寻找机会,并尽情地享受它,假使有个讨厌的人来扰乱了这个宝贵的时刻,我就会气得发狂。只要有人来,不论是男是女,我就嘟囔着走出去,我不能忍受自己待在她的身旁时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在她的外室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千百次地咒骂这些久坐不走的客人,我不能想象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话,因为我自己还有更多的话要谈。 我只有在看不见她的时候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热烈地眷恋着她。当我能看到她时,只不过心中快乐而已;可是她不在家的时候,我那惶惶不安的心情甚至变成痛苦的了。渴望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心清,引起我阵阵的忧思,甚至常常使我落下泪来。我始终记得:在一个大节日,当她上教堂去参加晚祷的时候,我自己到城外去散步,这时心里充满着她的影象和跟她在一起生活的热烈愿望。我自己十分明白,这样的愿望目前是不能实现的,我所享受的如此美满的幸福也不会长久的。这样一想,我的心中就增添了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使我沮丧,因为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希望把它冲淡了。那一向使我心弦颤动的钟声,那鸟儿的歌唱,那晴朗的天空,宜人的景色,那疏疏落落的田间房舍——其中有一所被我想象成我们的共同住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了强烈而又温柔的、怅惘而又动人的印象,使我恍若置身于美妙的梦境中;而我那颗心,在这样美妙的住处和美妙的时刻,既然有它所向往的全部幸福,便尽情地来享受,甚至没有想到什么感官之快。我不记得在任何时候,我曾象当时那样,用那么大的力量和幻想去憧憬将来。最使我惊异的是,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后,回想起来,竟和我最初所想的完全一样。要是说清醒的人的梦想有点象先知的预感,那一定是指我这个梦想说的。我的想象只是在时间长短上发生了错误,因为我想象有多少日子,多少年,乃至一生都在那种持续不变的宁静中度过,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唉,我那最实际的幸福原来也只是一场梦,差不多是它刚要实现时我立刻就醒了。 我要是把自己这位亲爱的妈妈不在眼前时,由于思念她而做出来的种种傻事详细叙述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当我想到她曾睡过我这张床的时候,我曾吻过我的床多少次啊!当我想起我的窗帘、我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她的东西,她都用美丽的手摸过时,我又吻过这些东西多少次啊!甚至当我想到她曾经在我屋内的地板上走过,我有多少次匍伏在它上面啊!有时,当着她的面我也曾情不自禁地作出一些唯有在最激烈的爱情驱使下才会作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块肉刚送进嘴里,我便大喊一声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她把那块肉吐到她的盘子里,我立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抓起来吞了下去。一句话,拿我和最热烈的情人来比,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差别了,但这也是根本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我的情况从情理上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从意大利回来同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恐怕在我这样年龄的人没有能象我这样从那里回来的。我所带回来的不是我童贞的心,而是我童贞的肉体。我觉得自己一年一年的大了,我那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示了出来,这最初的爆发完全是无意识的,使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感到惊慌,这比其他什么事情都更好地表明,我在此以前是多么纯洁。不久,我这种惊慌消除了,我学会了欺骗本性的危险办法,这种办法拯救了象我这种性情的青年人,使他们免于淫佚放荡的生活,但却消耗着他们的健康、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恶习,不仅对于怕羞的人和胆小的人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想象力相当强的人还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占有一切女性,可以使自己心里着迷的漂亮女人来助成自己的乐趣,而无需得到她们的同意。在我受到这种有害的便利的引诱之后,我就一直在摧毁自然赋与我的、多少年来才保养好的健康身体。除了这种不良倾向之外,还有我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住在一位美丽的女人的家里,她的形象无时不是索回在自己心中,白天不断地见到她,夜间又处在各种使我想到她的东西中间,而我睡的那一张床,我又知道她在上面睡过。多少东西刺激着我啊!读者要是从这些方面来想,也许认为我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事情恰恰相反,原来应该把我毁灭的,正好把我挽救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陶醉在和她同住的喜悦里,热烈地希望永远生活在她的身边,不论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做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可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始终都是这样看待她,总是这样,在任何时候,我思想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形象时时刻刻占据着我的心头,因此也就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地方。对我说来,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使我感受到的极其温柔的感情,不允许我的情欲有时间为别的女人而蠢动起来,这种感情对我是既保护了她本人,也保护了所有的女性。总而言之,我很老实,因为我爱她。关于这些事情,我交代得并不怎么清楚;至于我对她的依恋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谁要怎么说就让他去说吧。在我这方面,我所能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这种依恋现在已经显得十分出奇,那么后面所说的就会显得越发出奇了。 我以极快乐的心情来消磨我的时光,可是我每天所做的却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事。那就是草拟计划,誊写帐目,抄写药方;另外就是挑选药草,捣碎药料,看管蒸馏器。除了这些杂乱事务以外,还要接待许多过路客人、乞丐以及各式各样的来访者。我必须同时和士兵、药剂师、教士、贵妇人、修道院的杂役打交道。我嘴里骂着,嘟囔着,诅咒着,咒这群讨厌的乱七八糟的家伙叫魔鬼拉去。可是华伦夫人对什么都感到愉快,我的生气也能使她笑出眼泪来;她看我越生气,就笑得越厉害,这样我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爱唠叨的那些时刻也是趣味横生的时刻。如果恰巧在这样的争吵时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客人,她还会利用这种机会增添新的乐趣,那就是特意为了开玩笑而延长待客的时间,并且频频地瞟我,使得我真想揍她一下。只是当她看到我因受礼节的束缚不敢发作而用生气的目光望她时,她才勉强地收敛起笑容;虽然我气成那个样子,但当时我心里还是不由得感到这一切确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所有这些虽然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但由于这一切构成了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觉得很有趣了。总之,我周围所发生的事,以及人家叫我去做的事,没有一件合我的口味,却一切都称我的心。如果不是我对医学的厌恶提供了一些使我们不断开心的嘻笑场面的话,我想我终究还会爱上医学的。这也许是这种技术第一次产生愉快的效果。我自诩能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医书,而最有趣的是我很少弄错过。她经常叫我尝那些最令人恶心的药剂。我虽然一见就逃开或者不尝,但都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抵抗和做出怎样可怕的鬼脸,不管我怎样不愿意而咬着牙齿,但是,当我看到她那沾有药汁的美丽手指挨近我的嘴边的时候,我还是要张开口去尝一下。当她这一套制药的器皿都堆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如果有人光听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又跑又喊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我们在那里演什么笑剧,而不是在那里制作什么麻醉剂或兴奋剂。 我的时间并不完全消磨在这种嬉戏之中。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发现了几本书,其中有《旁观者》、普芬道夫的集子、圣-埃弗尔蒙的集子和《拉·亨利亚德》。虽然,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是个书迷了,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些书。特别是《旁观者》这种读物使我深感兴趣,也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古丰神父曾教我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我已经习惯于注意语句的结构和优美的文体,我学会了分辨纯粹的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我通过下面《拉·亨利亚德》里的两行诗就改正了我象所有日内瓦人一样容易犯的一个书法上的错误: Soit qu’un ancien respect pour le sang de leurs maitres Parlat encor pour lui dans le coeur de ces traitres. parlst这个字使我非常注意,我从这里懂得了在动词虚拟式的第三人称中需要有一个“t”字,在过去,不论是在书写或发音时,我都和直陈式的过去时一样地用parla。 我有时和妈妈谈我所读的书,有时在她身旁诵读: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尽量朗读得精彩一些,这对我也很有好处。我在前面说过,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当时正是她的才华大放异采的时期,有几个文人争着前来向她献殷勤,指点她怎样鉴赏优秀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她还有一点新教徒的趣味:她常常谈论皮埃尔·拜勒,并对那位早被法国忘却的圣-埃弗尔蒙极为尊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她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相当的了解,以及影响她的颇为独到的论点。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的,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萨瓦;由于经常和当地的上流人士交往,不久便丢掉了故乡伏沃那种矫揉造作的情调。在她的故乡,一般女人把说俏皮话当作上流社会的特点,因此只会说一些警句。 虽然她只是对宫廷匆匆地瞥了一眼,但这也够使她对宫廷有所了解了。她在宫廷里始终保持着一些朋友;尽管有人在暗中嫉妒她,尽管她的作风和她的债务引起了一些闲话,她始终没有失去她的年金。她有处世的经验,又有使她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这也是在她谈话时最得意的话题,对于象我这样爱空想的人说来,听听她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比什么都有必要。我们一起读拉勃吕耶的作品。她喜爱拉勒吕耶的著作甚于拉罗舍福果的著作;后者带有悲观色彩,读来令人惆怅,特别对于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青年人,感觉更是如此。当她谈起大道理的时候,有时说着说着就没边儿了,但我不时地吻一下她的嘴唇或她的手,这样就有了耐心听下去,对于她的长谈也就不感到厌烦了。 这种生活要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那可实在太美了。这一点我感觉到了,但由于担心好景不常,我目前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面开玩笑,一面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制订许许多多的计划,其实这些计划对我说来都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仅仅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喜好和我那小小的才能还不算完,还必须寻找或创造可以利用它们的机会,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作到的事情了。这位可怜的女人对于我的才干的偏爱,也拖延了它们得以发挥的时机,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使得她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点儿也不迁就。总之,由于她对我的评价相当高,事情的进行倒都合我的心意,然而,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再三地降格以求,这样一来,就使我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她有一个名叫奥博讷的亲戚来看她。奥博讷非常有才干,好要手腕,而且和她一样,具有作计划的天才,但他却未因此而破产——他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物。他刚刚向德·弗勒里红衣主教提出过一项发行彩票的详细计划,红衣主教未表示同意。于是他又向都灵的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结果被采纳了,并且付诸实施。他在安讷西勾留了一个时期,爱上了这里执政官的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到妈妈这里来的女人中间,她是我唯一乐意看见的。奥博讷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就跟他谈起我来:他答应对我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我适于干什么,如果他认为我还有才能,就为我设法安插一个位置。 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象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象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象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认辨,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都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 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象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地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付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委先生的药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楞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活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大小就这样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职业也这样被选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再次研究怎样履行我的天职。困难在于我没有正式入过学,我会的那点儿拉丁文连当个神父都不够用。华伦夫人想叫我到修道院去受一个时期的教育,她去和修道院院长商量。那位院长是一位遣使会的神父,名叫格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憨厚的人,一只眼半瞎、瘦弱、头发斑白,说他是我见过的遣使会的神父里最有才智、最少学究气的一个,并不算过分。 他有时到妈妈家里来,妈妈款待他,抚爱他,也戏弄他,她有时叫他帮着系好她上衣后面的带子,这是他十分愿意干的工作。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妈妈忽而去做这个,忽而去做那个,在房中到处打转。这位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跑,嘴里不断叨念着:“我说,太太,你倒站稳点儿呀!”这是一项十足的绘画题材。 格罗院长慨然同意了妈妈的提议。他答应按极少的膳宿费收留我,我的教育由他负责。问题就看主教是不是同意了。主教不仅同意,而且还愿意替我付膳宿费。他还允许:直到认为我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绩以前,可以照旧穿普通人的服装。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不得不服从。我就象赴刑场一样到神学院里去了。神学院真是一个阴森森的住所,特别是对于刚从一位可爱的女人家里出来的人,尤其阴森可怕。我仅带去了一本书,这是我恳求妈妈给我的,它给我以无限的慰藉。谁也猜不出这是本什么书:原来是一本乐谱。在她所研究的学问之中,音乐也没有被遗忘。她有一个很好的歌喉,唱得相当不错,还会点儿大钢丝琴。她很热心地教了我一些音乐课,我必须从最浅的地方开始学,因为我连唱圣诗的歌谱都不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八次或十次课,而且断断续续,不仅未能教会我依谱唱歌,而且连音乐符号的四分之一我也没有学会。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非常爱好,愿意自己一个人慢慢练习。我带去的这本乐谱并不是很浅易的,这是克莱朗波的合唱曲。我既不懂变调,也不知音节的长短,但是,终于把《阿尔菲和阿蕾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咏叹调的乐谱读了出来,而且还唱得毫无错误,人们可以想见我是下了多大的功夫,是怎样顽强地坚持了练习啊;当然,这首曲子是谱得准的,你只要按那歌词的节奏读出来,也就自然可以合拍了。 神学院里有一个可恶的遣使会神父尽找我麻烦,因而我连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厌起来。他有一头平滑而油亮的黑发,面包颜色的面孔,水牛般的声音,猫头鹰似的眼睛,胡须好象野猪鬃,微笑中带有恶意的讽刺,四肢一动好象木偶人。他那讨厌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我当时在走廊里遇到他的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彬彬有礼地拿他那顶沾满污垢的方帽向我摇晃,表示请我进他的房间,我觉得他的房间简直比监牢还可怕。这样一位教师和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宫廷神父对比起来,该有多大的区别啊!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神经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象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副主教”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象鼹鼠一样阴险,象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俱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仍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分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上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饮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校里所练习的一切曲子,合唱时所唱的一切歌词,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丽而华贵的法衣,神父的长袍,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个子的金栗色头发修士;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经楼去;我带着骄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长笛坐在乐台上,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奏完以后的盛馔,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情,成百次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无穷的愉快,可以说,和当时所感到的一样快乐,甚至比当时还要快乐。我对于以宛转悠扬的声音奏出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乐曲中的某一曲调一直怀有最缠绵的亲切之感,因为在降临节的一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正睡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当地教堂的仪式,在圣堂的石阶上唱这首赞美歌。妈妈的贴身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合唱赞歌,当时她的女主人是那样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这些,甚至连那位常被歌咏团的儿童惹得生气的好心肠的女仆佩琳娜,我都记得。这种对幸福的天真时代的回忆,常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不论谁都对我很满意。我自从离开都灵以后,就没有再做蠢事了;只要是在妈妈的眼前,我是绝不会作蠢事的。她引导我,而且一直是很好地引导着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心灵使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单一的情感吸收了我的全部才智,弄得我什么也没有学好,甚至连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学的音乐也没有学成功。但是,这也不怨我,我是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去学的。只是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总是出神,总是叹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为求进步,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可是,要让我再干新的蠢事,只须有人来引诱我一下就够了。这个人出现了,天造地设的巧遇促成了这样的机会,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疯狂的头脑又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听到有人敲街门。佩琳娜拿着提灯走下楼去,门开了,一个年轻人和她一齐走了进来,上了楼。他露着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到我们面前,并向勒·麦特尔先生说了几句简短而文雅的客气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勒·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题善良的心就真地被感动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客人,留他住宿;显然,这是客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没有怎样表示客气就留了下来。在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候开饭的时候,我对他作了一番观察。他的身材矮小,肩膀却很宽,我虽然看不出他的身体上有什么特别畸形的地方,却总觉得它有些不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膀的伛偻人,腿显得有一点瘸。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不算很旧,但却穿得破烂不堪,简直可以说会往下掉碎片儿。他的内衣非常考究,而且还有镶着花边的华丽袖口,已经很脏了,腿肚上绑着腿套,每只腿套里差不多都可以放进他的两只腿,腋下挟着一顶小帽子,是备遮雪之用的。然而,在这种令人发笑的装束中倒有几分高贵的气派,他的态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他的面貌清秀可爱,口齿伶俐,就是不太端庄。这一切都标志着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象一个讨饭的乞丐,却象一个滑稽丑角。他对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并且好象有点儿忘了他的音乐家身分,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的一个在国会里的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他知道所有的著名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似乎别人提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但是,一个话题刚刚开始,他就插科打诨,搅乱了谈话,让人大笑一阵,随后连刚才说的是什么都忘了。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在教堂里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请他去参加那里的演唱,他回答说:“十分高兴。”问他哪一个音部,他回答说:“男高音……”说完就立刻把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进教堂以前,有人把他要唱的歌谱给了他,让他先熟悉一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这种骄傲的态度使勒·麦特尔吃惊了,他在我耳边说:“你看吧,他连一个音符都不会。”我回答说:“我也真担心。”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同去了。音乐会开始了,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对他十分关心。 但是,很快我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不仅节奏准确,而且十分有味,另外,他的嗓音也非常漂亮。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喜过。弥撒后,汪杜尔先生受到了许多教士和乐师们的赞扬,他以谐趣横生的话作了答谢,态度始终非常动人。勒·麦特尔先生出于至诚拥抱了他,我同样也拥抱了他。他看到我非常愉快,因而似乎也很高兴。 我敢肯定,大家会认为,象巴克勒先生那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粗人,也还曾使我迷恋过,现在,这样一位既有教养,又有才能,为人机智,有处世经验,而且又可以被看作是位可爱的荡子的汪杜尔先生,当然更能使我为之倾倒了。事情正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哪一个青年,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象我这样爱慕如狂的;特别是一个人,越是具有赏识别人特长的能力,越是对别人的才能表示爱慕,就越容易象我这样行动。汪杜尔先生有这种特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有一种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极少有的特点,那就是决不急于显示自己的学识。不错,他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吹特吹,但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的还真不少——却一字不提:他在等待表现的机会;由于他并不急于显露自己,因此效果更大。由于他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是开一个头就不谈了,别人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是那样逗笑和诙谐,有时显得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又充满了魅力,他常保持着微笑,但从来不大笑,最粗鲁的事,他也能说得很文雅,让人听得顺耳。甚至那些最正派的女人,对于自己居然能忍受住他的话,事后也感到十分惊奇。她们明明知道应该生气,可就是没有生气的力量,要生气也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些淫荡的女人;我认为他自己不会搞些什么风流艳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生来是为了给那些有风流艳事的人添加无限乐趣的。他既具有那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不仅了解这种才能而且还爱慕这种才能的地方,要他长期把自己局限在音乐家的圈子里,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喜欢汪杜尔先生,其动机是更为理智的,结果也就没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虽然我这次对他的感情比上次对巴克勒先生的感情更激烈和持久一些。我喜欢和他见面,喜欢听他说话,他所作的一切我都认为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作神谕;但是,我对他的爱慕并没有达到离不开的程度。因为我身旁有个很好的屏障,绝不致发生越轨的事。再说,虽然我认为他的处世格言对他非常好,我总觉得那些格言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所需求的是另一种乐趣;关于这种乐趣,他完全没有想到,而我又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他准定要讥笑我。然而,我却愿意把我对他的爱慕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激情调和在一起。我非常热烈地在妈妈面前谈到他,勒·麦特尔先生也极口称赞他,因此妈妈同意让我把他引见给她。但是,这次会面毫无成就,他认为她装模作样,她却认为他放荡不羁。妈妈还为我有这样不规矩的朋友而担心,她不仅不准我再把他带来,还竭力对我说明和这个年轻人交往有多大危险;这样我才变得谨慎了一些,没再胡闹下去。好在以后不久,我们也就分离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我的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的兴趣很浓,他还好喝酒。虽然他吃饭的时候很有节制,但是,他在屋子里工作的时候,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仆很了解他这种爱好,只要他把作曲的稿纸放好,把大提琴拿在手中,酒壶和酒杯立刻就送了上来,而且还不时地喝完一壶又换一壶。虽然他从未酩酊大醉过,却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老实说,这真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十分活泼,连妈妈乎常都只叫他“小猫”。他喜爱自己的艺术,工作很繁重,可是,酒喝的也不少。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他的性情:他有时疑心重重,而且易于发怒。他无论对什么人,从没有粗言粗语,从不失礼,就是对歌咏团里的一个孩子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但是,他也不容许别人对他失礼。这当然是公平的。不幸的是,他看事不太清楚,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以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 过去很多王公和主教都以能参预其事为无上荣耀的历史悠久的日内瓦主教会,如今在流亡中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却还保持着它的庄严。参加者必须是一个贵族或索尔朋的博士。如果有什么情有可原的骄傲,那就是除了由于个人的功绩产生的骄傲外,还有由于出身而产生的骄傲。再说,教士们对待他们所雇用的俗人,都是相当骄傲的。那些主教会的成员们对待可怜的勒·麦特尔也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虽然一般说来是相当有礼貌的,但是由于对自己的高贵身份过于自满,他对待勒·麦特尔的态度,并不总是按照勒·麦特尔的才能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勒·麦特尔也不甘忍受他的这种轻蔑。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宴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作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说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正在特别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他突然走开,使那些专横无礼的人感到为难,这种报复的愉快他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困难,他想带走自己的乐谱,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乐谱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分量相当重,不是用胳膊一挟就能走开的。 妈妈做的事,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一定会做的,即使到现在我也会这样做。为了挽留他,她费了很大劲,后来见到劝说无效,他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便决定尽可能来帮助他。我敢说,她这样作是应该的,因为勒·麦特尔曾不顾一切为她效劳过。无论是在他的艺术方面,或者是在照顾她本人方面,他是完全听从妈妈吩咐的,而且,他按妈妈旨意办事的那种热诚,使他的殷勤效劳具有一种新的价值。因此,她现在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紧要关头对一个朋友三四年来零零星星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种总的报答罢了;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在尽这种义务的时候,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了结自己的一番心愿。她把我叫来,吩咐我至少要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并且跟我说,只要他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不管时间多么久,也要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她曾对我坦白地承认过,她有意使我远远躲开汪杜尔和她如此安排有很大的关系。为搬运箱子的事,她跟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了一下。按他的意见,不要在安讷西雇驮东西的牲口,因为那一定会被别人发觉的,最好是在天黑的时候抬着箱子走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里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冒险的了,因为那儿是在法国境内。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天晚上七点钟动身,妈妈借口给我拿路费,往那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添了一些钱。这真给他帮了不少忙。克洛德·阿奈和我尽了最大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邻近一个村子,在那里雇了一匹驴子把我们替换下来,我们当夜就到了色赛尔。 我想我已经谈过,我有时是那样不象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色赛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是圣彼得修会的成员,所以也认识勒·麦特尔先生,因此,他是勒·麦特尔最应该躲避的人之一。可是我的意见却相反,我主张去拜访他,找一个借口要求住宿,就仿佛是得到主教会的同意去那里的。勒·麦特尔很欣赏我这个主意,因为可以使他的报复既有嘲弄意味,又能令人绝倒。于是我们就厚着脸皮去见雷德莱先生了,他很好地接待了我们,勒·麦特尔对他说,他是受主教的委托到贝莱去指挥复活节的音乐演唱的,还说几天后回来时还打算从这里路过;而我呢,为了支持这个谎言,又穿插了很多假话,而且诌得头头是道,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孩子,对我大表好感,百般抚爱。我们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雷德荣先生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佳肴招待我们才好。分别的时候,象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约定在回来的时候还要多住一些时间。刚一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大笑起来,我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还忍不住大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说假话会说得这么好,而这个恶作剧会这样成功。要是勒·麦特尔先生不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满嘴胡说,还发了两三次老毛病的话,这件事会使我们笑一路的。他那个老毛病后来常发作,很象羊痫风。这种情况可叫我十分为难,也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就想到最好想个办法尽快摆脱开他。 我们真象对雷德莱神父所说的那样到贝莱去过复活节。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却也受到了乐队指挥和所有的人的极大欢迎。勒·麦特尔先生的那一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也真不愧是个受人尊重的人。贝莱的乐队指挥对于自己最好的一些作品是很自负的,竭力争取这位优秀的鉴赏家的称赞,因为勒·麦特尔先生不仅是个行家,而且公正无私,不嫉妒人,也不低声下气地奉承人,他比那些外省的乐师要高明得多,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而把他看作自己的指挥。 我们在贝莱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四五天以后,便又动身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事情以外,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到了里昂以后,我们下榻于圣母旅馆,同时等着我们的乐谱箱子,因为我们用另一个谎言托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神父打发人把它送到罗讷河的船上去了。在这个时候,勒·麦特尔先生去拜会他的朋友,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加东神父,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谈,有里昂的伯爵——多尔当神父,这两人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他们揭穿了他的谎言,下面就要谈这件事;他的那步好运在雷德莱神父那里算是走完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正从离下榻的旅馆不远的一条胡同经过的时候,勒·麦特尔先生的病又发作了,这一次闹得非常厉害,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大叫起来,呼喊救人,并且说出了他所住的旅馆名称,请求大家把他送到那里去。随后,正当许多路人向一个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倒在街中心的人围拢起来急忙进行救护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的朋友竟把他抛弃了。趁没有任何人注意我的时候,我溜到胡同口,一拐弯就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可把这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写完了。假使我还有许多象这样的事要坦白的话,我就只好放弃我已经开始的这本著作了。 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在我所住过的地方都留了一些痕迹,但是,下一章里我要谈的,差不多完全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干的最荒唐的一些事情,幸运的是,它们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时,我的脑子里好象响起了一种外来乐器的调子,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音调。它是自动地恢复正常的,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己的荒唐行为,或者至少是只干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本性的荒唐行为。我青年时代的这段时期,是我的回忆中最模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发生一件打动我心弦的事,足以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时候,经过那么多的来来往往和接二连三的迁移,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方面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足资证明的日记和文件,也没有使我能把事情回忆起来的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好象刚发生时那样清楚,但是,也有一些脱漏或空白,我只好用象我的模糊的回忆一样的模糊叙述将它们填补起来。所以,有的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实的材料以前,我可能还要写错,但是,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是正确而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完全做到这一点,读者尽可放心。 我一离开勒·麦特尔先生,我就打定主意再回到安讷西去。当初我们动身的起因和秘密,曾使我对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这种担忧有几天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转移了我的回家的念头;但是,当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那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就又恢复过来了。任何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任何东西也引诱不了我,除了希望回到妈妈身边外,再也没有别的心思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是如此真挚而情意绵绵,因而铲除了我心里一切空想的计划和一切荒诞的野心。除了生活在她身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幸福,我每远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这种幸福远了一些。所以,我一有回去的可能,马上就返回安讷西了。我这次回来是那样匆促,我的心思又是那样恍惚,虽然我对于所有其他次的旅行都存有饶有趣味的回忆,而对这次回来的情况却连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从里昂动身和到达安讷西,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请大家想一想,我对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忘得干干净净吧!我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看到华伦夫人。她已经到巴黎去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这次旅行的秘密。我确信,如果我追问她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的;但是,没有比我这个人更不愿意打听朋友的秘密了。我只考虑眼前,眼前的事情充满了我这颗心的容量与空隙,除了可以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那些过去的欢乐以外,我心里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从她对我所谈的一点情况来推测,这是由于撒丁王的退位在都灵引起了混乱,她怕这时候没人再注意到她,因而想利用奥博讷先生的暗中活动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同样的利益。她有几次亲口对我说,她宁愿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接济,因为法国宫廷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她不致受到令人不快的监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而且始终不断地领取她的年金。有不少人认为,她是负有秘密使命去的。不是受了主教的委托去办一件本来应由主教本人到法国宫廷去办的事,就是受了比主教更有权势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以后才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使节的人选是很不错的,当时还年轻和美丽的华伦夫人是具备从谈判中取得胜利的一切才能。第四章 我回到了安讷西,但是却没有见到她。可以想象,我当时该多么惊讶,多么痛苦!这时候我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当我听到他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我心中更加懊悔了。他那乐谱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为了抢救这个宝贵箱子,我们曾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一运到里昂,多尔当伯爵就吩咐把它扣留了,因为主教会事前曾把这当作秘密携物潜逃写信通知了伯爵。勒·麦特尔先生对于他的财产,他的生活之道,他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这只箱子的所有权问题,至少应该经申诉讼来解决,可是并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这件事就按照强者的法律作了决定,于是,这位可怜的勒·麦特尔就失去了他艺术天才的果实,早年的心血,晚年的财源。 当时我所受到的打击沉重得无以复加。但是,在我那个年纪,我是不会过分忧愁的,我不久就想出了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得到她的消息,虽然我不知道华伦夫人的住址,她也不知道我回来。至于我抛开勒·麦特尔这件事,总地说来,也算不得是多大罪过。勒·麦特尔先生逃走的时候,我帮了忙,这是我能为他效劳的唯—一件事。即使我同他一起住在法国,我也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保住他的箱子,除了给他增加开支外,对他没有一点帮助。这就是当时我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是不这样看了。在刚干完一件丑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但在很久以后,当我们想起它时,它还要折磨你,因为丑事是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 为了得到妈妈的消息,我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等待。巴黎地方那么大,到哪儿去找她呢?再说,拿什么当路费呢?想要迟早打听到她在哪里,没有比安讷西更稳妥的地方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然而我那时的行为却很不好,我没去拜访那位曾经照拂过我并且还能继续照拂我的主教,此时我的女保护人不在他旁边,我怕他谴责我们私自逃走的事。我更没到修道院去,因为格罗先生已不在那里了。总之,我没去访问任何熟人。说真的,我倒很想去拜访一下执政官夫人,但是我一直没敢去。比这些事做得更不对的是:我又找到了汪杜尔先生,这个人,虽然我非常欣赏,但是自从出走以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过他。别后重逢,他在安讷西已经是个赫赫有名、到处受欢迎的人物了,贵妇人们都争着招待他。他这种成功更使我晕头转向了,那时我只知道有汪杜尔先生,他甚至使我连华伦夫人也要忘掉了。为了便于向他请教,我提议和他住在一起,他也同意了。他住在一个鞋匠家里,这个鞋匠是个谈吐诙谐和好逗乐的人,他用土话叫他妻子“骚娘儿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称呼,这个名称对她说来也还算恰当。他和她时常争吵,这时汪杜尔就站在一旁,看来象是在劝解,实际上只是使他们吵得时间更长一些。他用他那普罗旺斯口音向他们说些挑逗的话,经常收到极大的效果:他们越吵越凶,让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整个上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了二三点钟,我们才吃一点什么;然后汪杜尔便到他常去的交际场中。并在外面吃晚饭,我则独自一个人去散步,心里想着他那出奇的才干,羡慕和赞美他那稀有的本领,同时诅咒自己的厄运,为什么不让我也过他那种幸福的生活。我对生活是多么不了解啊!如果我不这么愚蠢而懂得怎样行乐,我的生活将会快活百倍的。 华伦夫人出门时仅带走了阿奈,而把我前面谈过的那个贴身使女麦尔赛莱留在家里,她仍住在夫人的那套房间里。麦尔赛莱小姐比我稍微年长一些,长得虽不怎么美,却相当可爱,是一个毫无坏心眼儿的弗赖堡人。她除了偶尔有点不听女主人的话以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缺点。我常去看她。我们算是老相识了,由于我一看到她,就联想到一个更爱的人,所以我也就爱她了。她有几个女友,其中有一个叫吉萝小姐的日内瓦姑娘,活该我倒霉,爱上了我,她总逼着麦尔赛莱领我到她家里去。我因为喜欢麦尔赛莱,又因为在那里还有几位我很愿意见的年轻姑娘,也就听任她领我去了。吉萝小姐对我百般挑逗,但是,我对她简直腻烦透了,当她那张干瘪而又被西班牙烟草染黑了的嘴唇凑近我的脸时,我真忍不住要吐她一脸唾沫。但我竭力耐住性子,除这点不快而外,我很喜欢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她们也许是为了讨好吉萝小姐,也许是为了讨我的欢心,每一个人都争相对我表示好感。所有这一切,我只当作是友谊。自那以后,我有时在想,当时只要我愿意,是可以把这些看作是比友谊还深一步的表示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心思,我也想不到这些。 再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各人有各人的幻想,我的幻想一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的想法不同。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要比较大方,谈吐要比较优雅,衣裙要比较精美,剪裁得比较得法,鞋要比较小巧玲珑,丝带、花边和头发的颜色陪衬得要比较美观。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一些,我也是偏爱她的。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 真想不到,这种良好的条件居然又出现了,是否能够享受仍然要看我自己了。我是多么喜欢不时地又突然回到青年时代那种快乐的时刻啊!这些时刻是多么甜蜜!又是多么短促、多么难得、而我却是多么容易地享受到了啊!哦!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时刻,心里就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我正是需要有这种快乐来恢复我的勇气,以便忍受得住晚年的烦恼。 有一天,黎明的景色十分美丽,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野外去看日出。我尽情地享受了这种快乐,那是圣约翰节以清的那个星期。大地披上了华丽的衣装,花草遍地,色彩斑斓;夜莺啼春已近尾声,唱得仿佛格外卖劲;百鸟用大合唱送别残春和迎接美丽夏日的降临。这是我这样的年纪不可再见的一个美丽的日子,是我现在居住的这块凄凉的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天。 我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城市,暑热不断上升,我沿着一个小山谷的树荫下踽踽独行,有一条小溪从旁流过。这时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她们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那尽情的欢笑声并未有所收歙。我回过头来,听见她们正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两位姑娘: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她们骑马的技术并不高明,不知怎样让马涉过小溪。葛莱芬丽小姐是个十分可爱的伯尔尼姑娘,因为在家乡作了一些在她那种年龄易于做出来的蠢事而被赶了出来,她便效仿起华伦夫人的榜样。我在华伦夫人家里见过她几次。她可不象华伦夫人那样领有一份年金,不过她的命运总算不错,得到了加蕾小姐的欢心。加蕾小姐和她很投机,请求母亲同意她在没有找到职业以前给自己做做伴。加蕾小姐比葛莱芬丽小姐小一岁,而且比葛莱芬丽更美些,她的举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娴雅大方,同时她还有一副发育得很好的优美身段,这是一个少女所拥有的最大魅力。她们情致绵绵地相爱,而且,从两个人的温柔性格上说,要是没有情人来干扰她们,这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一定会保持很久的。她们对我说,她们要到托讷去,那里有加蕾夫人的一个古堡,她们自己不会驱马过河,求我帮帮忙。我想用鞭子从后面赶,她们怕我被马踢着,又怕自己给摔下来。于是我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我拉住加蕾小姐的马经绳,牵着它过了河,另一匹马也毫不费事地就跟着过来了,但我的衣服却因此湿过了膝盖。完事以后,我想和两位小姐告别,然后象个傻瓜似的走开。但是,她们俩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以后,葛莱芬丽小姐就向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放你走,你为了帮我们,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给你把衣服弄干,那是过意不去的,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盯着加蕾小姐。她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笑着补充说;“是呀,是呀,战俘,快上马,骑在她的后边,我们要拿你去做个交代。”“不,小姐,我不曾有幸认识您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接口说:“她的母亲不在古堡,除了我们俩以外,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到时候你再和我们一块回来吧。” 这几句话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比电还快。我跳到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的时候,欢喜得浑身在颤抖。而且,为了能够骑得稳,我不得不搂着她的腰,这时,我的心跳得那样厉害,连她都感觉出来了。她对我说,她因为害怕掉下去,自己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拿当时我身子的位置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邀请我摸一摸她的心是不是果真在跳,但我始终没敢那样做。一路上,我只是一直用我的两只胳膊给她当腰带,勒得的确很紧,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挪动。有的女人读到这里,也许很想打我几个耳光,这是有道理的。 旅行中的快活,少女们喋喋不休的谈话,也大大刺激了我好说话的毛病,因此一直到晚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片刻住过嘴。她们尽量不让我拘泥,于是我的舌头和我的眼睛全都说起话来了,虽然这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只有那么一阵儿,在我和这一位或那一位姑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才有点儿不太自然,不过,离开的那一位马上就会回来,始终没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彼此发窘的原因。 到达托讷以后,我先烘干自己的衣服,接着我们就吃早点。随后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准备午饭。两位小姐做饭的时候,不时地丢下自己的工作去吻佃户们的孩子,我这个可怜的帮手怀着难以忍受的心情只好在一旁瞧着。吃的是早就从城里送去的,做一顿丰盛午餐的东西应有尽有,尤其是点心更丰富;美中不足的是忘记把酒带来了。对于不大喝酒的小姐们来说,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却感到遗憾,因为我还指望喝点酒壮壮胆子。她们对此也深感不悦,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我不相信是这样。她们那种活泼而可爱的高兴劲儿,简直是质朴、天真的化身;再说,她们俩和我还能出什么事呢?她们派人到附近各处去找酒,但是一点也没有找到,因为这个地方的农民非常俭朴和穷困。她们向我表示歉意;我对她们说,不要为此过分为难,她们不用酒就会把我灌醉的。这是我那天敢于向她们说的唯—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调皮姑娘一定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是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往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难,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这一天完全是在无拘无束的嬉笑中度过,但是,我们却始终规规矩矩。没说一句暧昧的话,也没开一句冒失的玩笑,而且我们这种规规矩矩决不是勉强的,而是十分自然,我们心里怎样想,也就怎样表现出来。总之,我十分拘谨(别人可能说我这是愚蠢),以至我由于情不自禁而做出的最大的放肆行为就是吻了一次加蕾小姐的手。说真的,当时的情况正好使这种小小的优惠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呼吸感到急促,她也不抬头,我的嘴没有说话,就匆匆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她轻轻的把我吻过的手缩了回去,望着我并没有显出一点怒容,我不知道当时我还能对她说出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女伴进来了,在这一刹那间,她在我眼里显得丑了。 最后,她们想起不该等天黑再往回走,这时剩下的时间刚够我们在天黑前赶到城里,于是我们就象来的时候那样起程了。我要是大胆一些,一定会变动一下原来的位子的,因为加蕾小姐的那一眼强烈地搅动了我的心,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改变位子的建议又不能由她来提出。在归途中,我们说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可惜,不过,我们绝对没有抱怨时光大短,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既以种种游戏充实了这一天,我们就已经获得延长这一天的秘密了。 我几乎就是在她们遇到我的那个地方和她们分手的。我们分手时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又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约定再次见面啊!我们一起消磨掉的十二小时,在我们心里不亚于几个世纪的亲密关系。对这一天的甜蜜回忆不会给这两个可爱的少女带来任何损失;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温馨的情谊,胜于更强烈的肉感乐趣,而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我们毫无秘密、毫无羞愧地相爱着,而且,我们愿意永远这样相爱。纯洁的品行里有其特有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亚于另一种肉感之乐,因为它不会松弛,不会中断。至于我,对这样一个美好日子的回忆,比我一辈子所享受过的任何欢乐都更使我感动,使我心醉,使我留恋。我不明白自己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到底有什么希求,但是我对她们俩都非常关心。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由我自己来安排,我的心对两个人是一样的。我的感情上稍稍有一点偏爱;要是葛莱芬丽小姐作我的情人,那固然是我的幸福,然而,如果完全由我选择的话,我更愿意把她当作自己的密友。不管怎么样,在我离开她们俩的时候,我觉得我随便少了哪一个都是活不下去的。可当时谁能说,我今后再也见不到她们,而且我们那短暂的爱情就此结束了呢? 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当他们发现所有我的爱情奇遇,经过那么长的序幕之后,其中最有希望的,也只不过是吻一下手就算完事,他们对此一定会大笑特笑的。哦!读者们,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而告终的爱情里,我所得到的快乐,比你们最低限度以吻手开始的恋爱中所得的快乐还要多。 汪杜尔昨夜睡得很迟,我回来没多久,他也回来了。往常我一看见他,心里就高兴,这回可不一样了。我加意小心,没对他谈我这一天的经过。那两个小姐谈到他的时候,是有点瞧不起他的,而当她们知道我和那样的坏人有交往,就显得不很高兴;这样便减少了我心中对他的尊敬,而且,不论什么事,只要能分散我对这两位小姐的爱慕之心,都会使我感到讨厌的。可是,当他跟我谈到我目前景况的时候,立刻又使我想到他,也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开支很少,可是我那一点钱已经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妈妈没有一点消息,我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看到加蕾小姐的朋友要论为乞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 汪杜尔对我说,他向首席法官先生谈了我的事,并打算第二天带我到法官那里去吃午饭。据汪杜尔说,这位首席法官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帮助我,再说,和这样一个人认识一下是件好事,他不仅聪明,而且还很有学问,对人和蔼可亲,他自己有才干,也喜欢有才干的人。随后,象平常好把最正经的事和最无聊的事混在一起谈论那样,汪杜尔把来自巴黎的一首叠句歌词拿给我看,并且谱上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穆雷的歌剧里的一个曲调。西蒙(这是首席法官的名字)先生非常喜欢这首歌词,甚至想按照同一曲调和一首。他要汪杜尔也写一首;而这个有着狂妄念头的汪杜尔也让我作一首,他说,等明天叫人们看到这些歌词就象《滑稽小说》里的马车一样络绎不绝而来。 夜间,我不能入睡,就尽我所能来写歌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诗句,总算写得还可以,甚至还挺不错,至少可以说,要是让我前一天晚上写的话,就不能写得这样有味道,因为歌词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情致缠绵的场面,而我这颗心这时正沉浸在里面。早上起来我把写好的歌词拿给汪杜尔看,他认为词句很漂亮,但没说他的那一首是否已作好就把我这一首装进口袋里了。我们一同到西蒙先生家里去吃午饭,他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们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读过很多书的有才干的人谈起话来,当然不会没有意思。我照例演着我的角色,即一言不发,只听他们说。他们俩谁也没有谈到写歌词的事,我也丝毫没有提,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一直都不曾谈过我写的那首歌词。 西蒙先生对我的举止表示满意:在这次会见中,他在我身上观察到的几乎就是这么一点。他在华伦夫人家里已经见过我几次,但对我没有怎样留意。所以,我只能说,从这次共餐我们才认识。这次相识,虽然没有达到当时的目的,却使我以后得到别的好处,因此,当我想起他时,仍是很愉快的。 我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外表。由于他的法官身份和他自命不凡的才华,如果我一点不提,人们是想象不出他的外表的。首席法官西蒙先生身高肯定不过二尺。他的腿又直又细,甚至是太长了些,如果他挺直站着,他的两条腿一定显得更长;然而他的两腿却是斜叉开的,好象大大张开的圆规。他不仅身子短小,而且还很瘦,从各方面看都小得不可想象。如果他赤身裸体,一定象个蝗虫。他的头却和一般人的头一样大小,面孔长得很端正,很有上层人物的神气,眼睛也相当美,这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假脑袋装在一个树桩上似的。在装束方面他大可以不必花什么钱,因为他那副大假发就能把他从头到脚完全遮盖起来。 他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谈话的时候,始终夹杂在一起,而且形成鲜明的对照,起初,让人听着很有意思,不久就使你非常讨厌。一种声音是庄重响亮的,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那是他的头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清晰而尖细刺耳的,那是他身体的声音。当他平静而从容地谈话时,呼吸均匀,他一直能用低噪音,但如果稍微激动一点,就会露出一种比较热烈的声调,逐渐变成吹口哨似的尖音,要再恢复他的低音是非常费劲的。 我所描绘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夸张,尽管如此,西蒙先生却是个风雅人物,很会说些动听的话,服饰极其考究,甚至到了轻佻的程度。由于他想尽量利用自己的优点,他愿意早晨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接见诉讼当事人,因为人们看到枕头上的漂亮脑袋,谁也不会想象他的全部漂亮仅只他的脑袋而已。不过这有时候也惹出了笑话,我相信,全安讷西的人直到现在都还不会忘记。 一天早上,他在被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等待着诉讼当事人。他戴着一顶非常秀丽、洁白的睡帽,上面还装饰着两个粉红色的丝带结。一个乡下人来了,敲他卧室的门。女仆恰巧出去了。首席法官先生听见接连的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进来吧”,由于他喊的声音有些过高,发出来的是他的尖嗓音。这乡下人进来后,向四下张望,寻找这女人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的人戴着的是女人帽子和女人丝带结时,就连忙向夫人表示歉意,并打算退出去。西蒙先生生气了,声音越喊越细。那个乡下人越发认定床上躺着的是个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反唇相讥,骂那个女人说,看样子她不过是个破烂货,又说首席法官在家里也不做出点好榜样来。首席法官怒不可遏,因为手边没有找到别的东西,就抄起夜壶,正要向那个可怜的乡下人扔过去时,女仆回来了。 这个小矮子,身体方面虽然受到大自然的冷遇,但是在智慧方面却得到了补偿。他生来便很聪明,又特别努力使自己的智慧进一步丰富多彩起来。据说,他是个相当出色的法学家,可是他并不喜欢他的本行,而致力于文学,并且小有成就。他从文学里特别吸取那种华丽的外表和漂亮的词藻,使他的谈吐趣味横生,甚至在女人面前也颇受欢迎。他把“文选”一类书籍里的所有警句都背得烂熟,甚至有独到的技巧能把这些东西运用得非常得当,把六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说得那样动听,那样有声有色,就象是昨天才发生似的。他懂得音乐,还会用他那男人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声,总之,作为一个法官来说,称得起是多才多艺了。由于他不断阿谀安讷西的贵妇们,他在她们当中就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他甚至还吹嘘自己有过某些艳遇,从而使贵妇们听得十分开心。有位埃巴涅夫人曾说,对象他那样的人,吻一下女人的膝盖就是能给予的最大恩惠了。 由于他读过许多杰作,又喜欢谈论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谈话不仅有趣味,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益处。后来在我潜心读书的时候,和他过从很密,这事对我大有裨益。我住在尚贝里期间,有时从尚贝里跑去看他,他很赞扬我好学不倦的精神,并且不断鼓励我,在选读书籍上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指教。他这些指教使我受益不少。不幸,这个赢弱的肉体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几年以后,不知什么事使他终日忧伤,因而死去。真可惜,他的确是个矮小的好人,一个人起初会觉得他可笑,最后会喜欢上他的。虽然他一生和我关系不深,由于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益,我认为,为了表示感谢,应该写这段文字纪念他。 每当我空闲的时候,就跑到加蕾小姐住的那条街去,希望在那里看看出入她家门的人,就是看看某扇开着的窗户也是愉快的。可是,连一只猫也没看见。我在那里等了许久,那所房子门窗始终紧闭着,好象从来没有住过人似的。那条街狭窄而寂静,只要有个人在那里徘徊逗留,就很容易引起注意;偶尔有人,也都是从左右邻舍出来进去的人。我站立在那里,感到十分狼狈:我觉得人们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这样一想,我越来越不好受。因为我虽然在追寻欢乐,但我更尊重自己心爱的人的荣誉与安静。 最后,我不愿意再当这种西班牙式的情人的角色了,而且我又没有一只吉他,于是便决定写信给葛莱芬丽小姐。我本想直接寄给她的女友,可是我不敢;我觉得还是先写给葛莱芬丽小姐比较好些,因为我是先认识她的,经她介绍才认识了另一位,而且我和她也比较熟悉。信写完了,我就送到吉萝小姐那里去,这种通信办法是这两位小姐在我们话别时想出来并约定的。吉萝小姐以刺绣为生,有时到加蕾夫人家里去作活,所以有进出她家的便利。然而,选中这位信使我并不认为十分妥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对人选过于挑剔,她们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再者,我又不敢说她对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居然也象那两位小姐一样把我看成对象,我是会感到羞辱的。最后,我想有这样一个递信人总比没有好,我只得孤注一掷地去碰运气了。 我刚一开口,吉萝小姐就猜中了我的秘密;其实这并不怎么困难。先不说托她给一位少女送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单凭我那愚蠢和为难的样子就把我的一切秘密都暴露了。大家可以想象,托她去办这件事,是不会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的,可是她接受了,而且忠实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她家去,我得到了回信。我是多么想马上跑出去读这封信,并且尽情地来吻这封信呀!这都用不着说了。应当多谈几句的倒是吉萝小姐当时的态度,我觉得她所表现的安详与稳重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以她那三十七岁的年纪,一双兔儿眼,齉鼻子,尖嗓门和黑脸蛋,和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相抗衡,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她既不想破坏她们的事,但也不愿为她们尽力;她宁愿失去、也不愿为她们而留下我。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前不久就有意回弗赖堡去。现在在吉萝的敦促下,终于做出了决定。吉萝不仅劝她回弗赖堡,而且还提醒她最好找个人把她送到家,并且建议要我送她。年轻的麦尔赛莱并不讨厌我,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们俩当天就象事情已经完全决定了似地来和我谈。我对于这样随意支配我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我认为,走这一趟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天的事情。吉萝小姐却有她的一套想法,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得不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她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麦尔赛莱答应担负我的路费;而且为了把担负我的费用节省出来,她还按照我的建议,决定先把她的小包裹寄走,以后我们就把旅程分为几段慢慢地步行。后来就这样做了。 我在这里谈到有那么多少女在爱我,心中很过意不去。但是由于我不能吹嘘自己在这些艳遇中得到过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真实情况谈出来。麦尔赛莱比吉萝年轻,又不象她那样什么都懂,从来也没有公开对我说过调情的话。但是她却模仿我的声音、我的语调,或者重复我的话,她对我表示了我理应对她表示的关切。而且,由于她天性胆小,一路上她最关心的事就是到晚上我们必须睡在一个房间里,显然,这种亲密的安排,对于在一起旅行的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来说,很少能停留在这一点上。 然而这一次正是停留在这一点上。虽然麦尔赛莱并不令人讨厌,但由于我过分单纯,一路上我心中不但没有搞点风流艳事的打算,甚至根本没起过这样的念头;即使稍稍有这么一点念头,我也傻得不知该怎么办。我想象不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睡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担惊受怕的安排需要几个世纪的准备。如果可怜的麦尔赛莱想用担负我的旅费的办法得到什么报答的话,她就失算了。我们和从安讷西动身时一样,规规矩矩地来到了弗赖堡。 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谁也没有去看望,但是当我在桥上的时候,心里觉得异常难受。每当我见到这个幸福城市的城墙,或进入市区的时候,没有一次不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几乎不能自持。在自由的崇高象征使我的灵魂上升到美妙境界的同时,平等、团结、优良风尚的象征也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一种强烈的后悔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后悔自己不该失去这种种幸福。我曾陷入多大的错误啊,可是,我这种错误又是多么自然的啊!我曾经料想在自己的祖国可以看到这一切,因为我心里老怀念着这一切。 尼翁是我们必经之地。难道我过家门而不见见父亲吗?如果我真敢这样做,我以后会后悔死的。我把麦尔赛莱留在旅店,不顾一切地去看了我的父亲。唉!我以前的恐惧是多么没有道理呀!他一看到我,就把充满了他内心的爱子之情完全倾泄出来了。在我们互相拥抱的时候,流下了多少眼泪啊!最初,他还以为我是永远回到他身边来了。我对他谈了我的情况和我的打算。他只稍微劝了我一番,他向我指出我可能遭到的危险,并对我说少年的荒唐时期总是越短越好。不过,他并没有强留我的意思,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对。但是,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尽其所能把我留下。这也许是由于他看出我已不能从我走上的道路回过头来,也许是由于他不知道对我这样年岁的孩子到底应当怎样办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的旅伴有一种十分不正确的、远离事实的看法,但这也是自然的。我的继母是个善良而稍微有点圆滑的女人,做出要留我吃晚饭的样子。我没吃;不过我对他们说,回来的时候我打算和他们多团聚些日子。我把由水路寄来的一件小包裹寄存在他们那里了,因为我觉得带着太累赘。第二天一清早我便动身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并且有勇气尽自己的义务。 我们平安到达了弗赖堡。当旅行快要终了的时候,麦尔赛莱小姐对我就逐渐不那么殷勤了,及至到达目的地以后,她对我就显得相当冷淡,再说,她父亲的生活并不富裕,也没特别招待我,我只好去住小店。第二天我去看他们,他们请我吃午饭,我也接受了。我们毫不依恋地道别。当晚我回到小店,第二天就走了,至于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在我一生中,这是又一次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过幸福日子的机会。麦尔赛莱是个很好的姑娘,虽无动人的姿色,可是长得一点也不难看,不十分活泼,却很聪明,有时也闹点小脾气,但是哭一阵子也就完了,从来不会因此而起更大的风波。她对我的确有意,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娶她为妻,并承袭她父亲的职业。我对音乐的爱好也会使我喜欢他的职业。这样,我便可以在弗赖堡安家立业;这个小城虽不太美,但居民都是十分善良的。毫无疑问,我会因此失去很大的享受,但我一定能够过一辈子平静的生活;而且我应该比谁都清楚,在这项交易中是没有什么可踌躇的。 我不想返回尼翁,而是要到洛桑去。我想欣赏那个美丽的湖,因为在洛桑看湖水,可以饱览无遗。支配我行为的内心动机大都不是很坚定的。远大的志向,在我看来总是那么渺茫,致使我难以行动起来。由于我对未来没有信心,总认为需要长期执行的计划是骗人的诱饵。我和任何人一样,也会抱有某种希望,但这必须是无需费劲就能实现的希望。如果这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我就办不到了。所以,唾手可得的一点小小快乐对我比天堂的永久幸福的诱惑力还要大。不过,我对于事后一定会感到痛苦的快乐是不追求的,这种快乐引诱不了我,因为我只喜爱那些纯粹的快乐,如果准知道后来要追悔的话,那就不能算做是纯粹的快乐。 不管是哪儿,我急需找个落脚的地方,而且越近越好。我由于迷失了路,晚间到了木东;在那里,陈留下了十个克勒蔡尔以外,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完了,第二天吃了一顿饭,那十个克勒蔡尔也光了。那天晚上,我到了离洛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我走进一家小旅店,进去究竟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饿极了,就装出大大方方好象完全能付钱的样子要来了晚饭。吃完了饭,我什么也不想就上床睡觉,睡得十分安静。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和店主人算了算账,共计应付七个布兹。我想把我的短外衣押给他,那个好心人拒绝了,他对我说,感谢天主,他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衣服,也不肯为七个布兹破例,他要我留着我的外衣,等有了钱时再来还账。他的善心感动了我,但是,当时的感动实际上还不够,也远不如我以后回想起这事的时候感动得深。不久,我就托一位可靠的人把钱给他送去并向他致谢;可是,十五年以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竟忘记了那个旅店和店主的名字。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去拜访他并以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正快乐向他提起他那时的善行,还向他证明他那番好心并没有被忘掉。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给人帮忙,就是比这再大,也不如这个老实人毫不浮夸、朴实而又厚道的行为更值得感激。 快要到达洛桑的时候,我心里就考虑自己所处的窘境,怎样设法摆脱穷困,不叫我继母看见我这副潦倒的样子。我把这次徒步旅行中的我比作刚来到安讷西时的我的朋友汪杜尔。我对这个想法十分兴致勃勃,不考虑我既没有他那样善于辞令,也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就硬要在洛桑做一个小汪杜尔,把我自己还不懂的音乐教给别人,自称我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根本没到过巴黎。在这里,没有一所能使我在其中谋到个下级职务的音乐学校,而且我也不愿冒险混入内行的艺人中间;为了执行我那美妙的计划,我只好先打听哪里有既能住宿又花钱不多的小旅店。有人告诉我,有个名叫佩罗太的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这个佩罗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非常周到地接待了我。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套假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给我找学生,并且对我说,等我挣到钱以后才向我要钱。他定的膳宿费是五个埃居。这个数字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说来就很可观了。他建议我开始时只入半伙。所谓半伙就是午餐只有一盘相当不错的浓菜汤,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到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晚餐。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太以最大的好心肠百般关怀我,凡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事无不尽力而为。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 我在洛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把我的小包寄来了,并附了一封充满忠告的信。我理应从他的教诲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有时候我的理智竟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乱状态,使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下面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要了解我晕头转向到了什么程度,我使自己汪杜尔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我这时干了多少荒唐的事就够了。我连歌谱都不认识就当起音乐教师来了。固然,我曾和勒·麦特尔一起呆过六个月,我受到过一些教益,但这六个月是不够的,何况我又是跟这样一位大师学的,注定是学不好的。我这个日内瓦的巴黎人,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认为必须更名改姓,就象我曾经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总是在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和所模仿的那个人物相似。他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于是我便把卢梭这名字改拼为福索尔,全名为福索尔·德·维尔诺夫。汪杜尔虽然会作曲,却从不夸耀这个;我本不会作曲,却向人人吹嘘自己会作曲。我连最简单的流行歌曲都不懂,却自命为作曲家。这还不算,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位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我想给他一个可以显示我的才华的样品,于是我竟冒失地装出真会作曲的样子,为他的音乐会作起曲来。我为这一优秀作品一直干了两个星期,誊清、标定音部、满有信心地划分乐章,好象这真是一出音乐艺术的杰作似的。最后,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可却是真的:为了漂亮地结束这个卓越的作品,我在末尾加上了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这段曲子在大街小巷流行一时,也许现在许多人还能记得下面这几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歌词: 多么善变! 多么不公平! 怎么!你的克拉丽丝 欺骗了你的爱情!…… 这支配有低音的曲子是汪杜尔教给我的,原来的歌词非常猥亵,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这个曲调。我删去了原来的歌词,便把这个小步舞曲和配好的低音部做了我那作品的结尾。我就象对月球上的居民说话一样,硬说这个曲子是我自己的作品。 大家聚会起来演奏我的作品了。我向每个人说明了乐曲的速度、演奏的风格、各音部的反复等注意事项,简直把我忙坏了。大家校音的五、六分钟,我觉得象有五、六个世纪之久。最后,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用一个漂亮的纸卷在指挥台上敲了几下,意思是:注意。大家都安静下来。于是我严肃地打起拍子,开始了……真的,自从有了法国歌剧以来,谁也没有听见过这样难听的音乐。不管大家对我自以为了不起的艺术天才有什么样的想法,反正这次演奏的效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坏。乐手们简直忍不住要笑;听众睁大惊愕的眼睛,直想堵住耳朵,可惜这办不到。我那些要命的合奏乐手,又故意开玩笑,弄出些噪音来,连聋子的耳膜都能刺破。我一直坚持着,当然,大颗的汗珠往下直滚,但是颜面攸关,我不敢一跑了之,只好听由命运摆布。我所得到的安慰,听到我近旁的一些听众在低声说:“简直受不了!多么疯狂的音乐!这真是魔鬼的聚会啊!”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残酷的时刻,你一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你的音乐将在法兰西国王及其整个宫廷的出席下演奏,并将引起强烈的喝采和赞美,那些坐在包厢里的迷人的女人将会窃窃私语:“多么动听的音乐啊!多么迷人的声音!这真是扣人心弦的旋律啊!” 但是,使全场的人乐不可支的是那支小步舞曲。刚刚演奏了几个小节,就从各处传来了人们的大笑声。大家都对我的歌曲的韵味表示祝贺;他们说这个小步舞曲一定会使我名声大震,说我一定会到处受人欢迎。我无需叙述我的烦恼,也不用承认我这是自作自受了。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托尔的乐队队员前来看我,他为人非常好,没有祝贺我的成就。由于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愚蠢,我羞愧、懊悔,对自己竟落到这种地步感到难过和失望,我不能再把这一切憋在心里了。于是我把心中所有难以忍受的痛苦都向他倾诉出来,同时我的眼泪也籁簌落下,我不仅在他面前承认了我对音乐的一无所知,而且还把所有的经过都跟他说了,要求他保守秘密,他也答应了,至于他怎样信守诺言,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天晚上,全洛桑的人都知道我是谁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出知道了这件事的样子,就连那个好心的佩罗太也没有因为知道了底细而停止供应我食宿。 我继续生活下去,但非常苦闷,这样一个开端,其结果不会使我在洛桑愉快地住下去。学生没有几个,一个女生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是本城的人。只有两三个拙笨的德国学生,他们的笨拙一如我的无知;这几个学生使我讨厌得要死,在我的指导下,决不会成为大音乐家的。只有一家人请过我,那家有个狡黠的小姑娘,她故意拿出许多乐谱叫我看,而我连一个也不懂,她却狡猾地在老师面前唱了起来,叫老师看看应该怎样演唱。对于一个乐谱,我是不能一看就马上读出来的。这和我在上面所谈的那次堂皇的音乐会上,一直都未能随上演奏,不能断定演奏的是不是和我眼前摆着的、我自己的乐谱一样,这次的情况也和那次相同。 在这种令人难堪的生活环境里,我不时从我那两位可爱的女友的信息中,得到了甜蜜的安慰。我一向是从女性身上找到巨大的慰藉力量,在我时运不佳的时候,再没有比一个可爱的姑娘的关心更能减少我的痛苦的了。可是,这种通信不久就终止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但那是我的过错。我换了住处以后,忘了把新的地址告诉她们,而且由于我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自己的事情,很快就把她们完全忘记了。 我很久没有提起我那位可怜的妈妈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也把她忘了,那可是大错特错。我始终怀念着她,并希望能再找到她,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是由于自己心灵上的需要。我对她的依恋,不管是怎样强烈,怎样一往情深,并不妨碍我去爱别人;但这是另一种爱。别的女人都是以姿色博得我的爱慕,一旦姿色消失,我的爱也就完了。妈妈尽管可能变得又老又不好看,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是不会因此减弱的。我这颗心最初是尊崇她的美,而现在已经完全转为尊崇她个人了。所以,不管她的容颜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还是她自己,我的感情是始终不会变的。我很知道我应该感激她,但实际上我没有想到这些。不论她为我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我对她总是一样的。我爱她既不是出于义务感,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是由于方便的动机。我所以爱她,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为了爱她的。当我爱上别的女人的时候,坦白地说,我的心也会分散一些,想她的时间也少了,但是,我始终是以同样愉快心情去想她的,而且,不管我是否正在爱着别的女人,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总是觉得,只要和她不在一起,我就没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我很久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了,但我绝不相信我已真的失去了她,也决不相信她会忘掉我。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过着流浪生活,那时,她自然会告诉我一点信息,没问题,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这个时候,能住在她的故乡,穿行她踏过的街道,走过她住过的房前,对我都是件乐事。然而,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我有一种古怪的傻劲儿,除非绝对必要,我不敢打听她的事情,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敢提。我觉得一提她的名字,就会把我对她的一片痴情暴露出来,我的嘴就会泄露心里的秘密,在某些方面难免对她有所不利。我甚至觉得这个想法里还包含几分恐惧,我怕有人对我说她的坏话。关于她离乡出走的事人们谈得很多,对她的品行也谈过一些。与其听别人说我不爱听的话,不如什么也不谈。 我的学生不占用我很多时间,她的出生地离洛桑又不远,不过四里约的路程,我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到那里游玩了一番,那几天,我始终怀着一种最愉快的心情。日内瓦湖的景色和湖岸的绮丽风光,在我心目中老有那么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这种魅力不只是由于风景之美,而是由于一种我自己也说不出的、使我感动、使我兴奋的更有意味的东西。每当我来到这伏沃地方的时候,就引起我许多感想,使我思念到:这是华伦夫人出生的地方,是我父亲住过的地方,是菲尔松小姐打开我情窦的地方,也是我幼年时期做过多次愉快旅行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一切更神秘更强烈地使我心情激动的原因。每当我热烈希望享受我生来就该享受、却又老得不到的那种幸福安适的生活,因而引起我的幻想时,我的幻想总是留恋在这伏沃地方,留恋在这湖水之滨,和这一片片景色宜人的田野之中。我一定要在这个湖畔有一处果园,而不是在别处;我要有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个可爱的妻子,一座小屋,一头乳牛和一只小船。将来我有了这一切的时侯,我才算在世上享到了完美的幸福。单只为了寻求这种想象中的幸福我曾向那地方跑过多少次,我自己也对这种幼稚的举动不禁感到可笑。在那里,我感到惊异的是:那地方居民的性格,尤其是女人的性格,和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据我看,那是多么不相称啊!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我始终认为是极不谐调的。 在我到佛威去的途中,我一面沿着美丽的湖岸缓步而行,一面沉浸在最甜蜜的忧郁里。我这颗满怀热情的心渴望着无数淳朴的幸福;我百感交集,唉声叹气,甚至象一个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有多少次停住了脚步,坐在大块岩石上痛哭,望着自己的眼泪滴到了水里。 我在佛威投宿在“拉克莱”旅店,两天里谁也没去拜访;我对这座城市发生了感情,我每次旅行时都不禁心向往之,终于使我把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在这里。我真愿意向一切具有鉴赏力和富于感情的人说:“你们到佛威去吧,看看那个地方,观赏一下那里的景色,在湖上划划船,请你们自己说,大自然创造这个优美的地方,是不是为某个朱丽叶、某个克莱尔和某个圣普乐创造的,但是,可不要在那里寻找他们。”现在还是来谈我的事情吧。 我既然是个天主教徒,又毫不隐晦,我就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遵行我所信奉的宗教的仪式。每逢星期日,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离洛桑有两里约路的亚森去望弥撒。我通常是和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常和一个以刺绣为业的巴黎人一起跑这段路,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不是象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一个头号的巴黎人,他敬畏天主,为人憨厚,倒象个香槟省人。他太爱自己的故乡了,以致不愿意怀疑我不是巴黎人,唯恐一说穿就失去了可以一块儿谈谈巴黎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库罗扎先生有一个园丁也是巴黎人,但是为人就不那么和气了,他认为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巴黎人的荣幸,而竟敢冒充巴黎人,就是损害了他故乡的荣誉。他经常带着确信抓住了我的破绽的神气质问我,然后流露出恶意的微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我胡诌了一通,这是可以想象的。如今,我在巴黎已经住了二十年,对这个城市应该熟悉了,可是在今天要是有人用同样的问题问我,我还会象当时那样很难回答的,而看见我这样为难,人们同样可以推定我从来没到过巴黎,因为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人们也往往会根据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在洛桑究竟住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准了。这个城市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我就到讷沙泰尔去了,在那里过了一冬。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顺利的;在那里我收了几个学生,我的收入足以偿清我欠那位好心朋友佩罗太先生的钱。虽然我欠了他不少钱,我走后他还是诚心诚意把我那件小行李寄来了。 在教别人音乐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了音乐。我的生活十分舒适,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对此会感到满足的;但是,我那不安静的心却要求着别的东西。星期日或其他闲暇的日子,我常跑到野外和附近的树林里去,不停地在那里徘徊、冥想和叹息。只要一出城,难得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在布德里走进一个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下身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给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 e sangue 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把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听。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我们从伯尔尼动身到了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装进的多花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我呢?不管骑马还是徒步,我都同样高兴,如果能这样旅行一辈子,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命运已经注定,我达不到那样远的地方。 到达索勒尔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法国大使。我的这位主教可真不幸,这位大使就是曾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德·包纳克侯爵,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必定完全清楚。主教的晋谒历时不过十五分钟,没有让我一同进去,因为这位大使懂得法兰克语,而且他的意大利语至少说得和我一样好。当那位希腊人出来后我正要跟他走的时候,我被拦住了。现在轮到我去拜见他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应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劝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我要求作一次个别谈话,要求被接受了,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并且锁上了门。于是我就在那里跪在他的脚下实践了我的诺言。即使我没有许下什么诺言,我也不会少谈一点的,许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我的心事倾诉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活早就跃跃欲出,既然我已经向乐手路托尔毫无保留地谈了一切,我就决不想在包纳克侯爵面前还保守秘密。他对我讲的这段短短的经历和我谈话时流露出的那种激情,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大使夫人的房间,把我介绍给她,并简单地向她叙述了我的事情。德·包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说不应该让我再跟那个希腊教士到处乱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在没有把我安置好之前,我暂且留在使馆。我本想去和那个可怜的主教告别——我们的感情还不坏,但是没有获得准许。他们把我被扣留的事情通知了他,十五分钟后,我那点小行李也有人给送来了。大使的秘书德·拉·马尔蒂尼埃先生看来好象是奉命照拂我的,他把我领到给我预备好的房间里,对我说:“当年,在德·吕克伯爵的庇护下,有一个和你同姓的名人住过这个房间,你应该在各方面都能和他并驾齐驱,有那么一天,当人们说起你们时,得用卢梭第一、卢梭第二来区别。”当时我并没有想和他说的那人相比的念头,如果我能预见到每天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他的话更不会使我动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读以前住过这个房间的那人的作品。由于受了别人几句夸奖,我也以为自己有写诗的才分,作为试笔,我为包纳克夫人写了一首颂诗。但这种兴趣未能持久。我有时也写些平庸无奇的诗句,这对于运用优美的措词和把散文写得更漂亮些倒是一种很好的练习。但是法国诗歌对我从未有多大的吸引力。足以使我献身于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打算看一看我的文笔,要我把我向大使谈的详情写出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听说这封信后来保存在长期在包纳克侯爵手下做事的德·马利扬纳先生手里,在德·古尔代叶先生任大使的时候,马利扬纳先生还接任了拉·马尔蒂尼埃的职务。我曾请求德·马勒赛尔卜先生设法使我得到原信的一个抄件。如果我能从他或别人手里得到这封信的话,人们将来可以在作为我的个《忏悔录》的附册的书信集里读到它。 我逐渐取得了一些经验后,浪漫的想法也就开始减少了。举例说吧,我不仅没有爱上包纳克夫人,而且立刻感到在他丈夫这里自己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是现任秘书,马利扬纳先生可以说正在等候补他的缺,我所能希望的,充其量不过是当一个助理秘书,这对我是毫无吸引力的。所以,在有人问我愿意做什么的时候,我表示非常希望去巴黎。大使很赞成我这个愿望,因为我一走,至少可以摆脱我给他添的麻烦。使馆的翻译秘书梅尔维叶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高达尔先生是在法国军队中服务的瑞士籍上校,这位上校正想为他的一个还很年轻就服役的侄子找个伙伴,梅尔维叶先生认为我很适当。这个意见不过是随便提出的,却马上被采纳了,于是就决定让我动身;在我这方面,能够到巴黎去做一次旅行,心中当然十分愉快。他们交给我几封信和一百法郎的旅费,同时还给了我许多忠告,随后我就动身了。 这次旅行用了两周光景,这是我一生中所过的最快活的日子。我当时年轻力壮,而且满怀希望,手边钱又充足,又是独自一人徒步旅行。不熟悉我的性格的人,看我把后者都算作乐事,是免不了要感到惊讶的。我那些甜蜜的幻想始终伴随着我,我那火热的想象力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这么辉煌的幻想。如果有人请我坐上他车子里面的一个空座,或者有人在途中和我交谈,从而打乱了我在步行中所筑起的空中楼阁,我是会感到气愤的。我这一次所想的是军界生活。我要隶属于一位军人,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军人,因为人们已经决定让我作军官候补生。我觉得我已经穿上了军官制服,军帽上还有个漂亮的白色羽饰。一想到这样的气派,我就心花怒放了。我对于几何学和筑城术是懂一些的;我有个舅舅是工程师,所以我多少可以说是军官家庭出身。我的近视眼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难不倒我,我完全相信我的沉着和勇敢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从一本书上读到森贝尔格元帅的眼睛就非常近视,卢梭元帅为什么就不能近现呢?我越这样胡思乱想,心里就越兴奋,以至我眼前所看到的只有军队、城防工事、堡垒和炮队了,而我自己则置身于炮火与硝烟之中,手拿望远镜,指挥若定地在那里发号施令。然而,当我走到风景如画的田野,看到树林和溪水的时候,那种秀丽动人的景色又不禁使我心中惆怅而叹息。于是,在我的辉煌的功勋中,我又觉得这种充满破坏性的混乱场面对我这颗心是很不相宜的。因此,我在不知不觉中又很快回到我那可爱的牧场,而和战神的功勋永远绝缘了。 快到巴黎近郊时,我所目睹的情景和我想象中的可差得太远了!我在都灵所看到的那种壮丽的市容、华美的大街、排列整齐而对称的房屋,使我认为巴黎一定还会更有一种风味。在我的想象里巴黎是一个美丽壮观的大都市,巍峨庄严,到处是繁华的街道和金碧交辉的宫殿。但当我从圣玛尔索郊区进城的时候,我所见到的是遍地垃圾的小路,丑陋污秽的房舍,一片肮脏和贫穷的景象,到处是乞丐、车夫、缝衣妇以及沿街叫卖药茶和旧帽子的女人。所有这一切,一开始就给了我这样强烈的感受,使以后我在巴黎所看到的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都未能消除我这最初的印象,而在我内心里一直蕴藏着一种秘密的反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可以说,自此以后,我在这里居住的整个一段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过于活跃的想象就带来这样的结果:它把人们所夸大的再加以夸大,使自己看到的总是比别人所说的还要多。在人们对我大肆吹嘘巴黎的时候,我简直把它想象为远古时代的巴比伦——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描绘出来的巴比伦,倘若见到真正的巴比伦。我恐怕也会同样扫兴的。我到巴黎的第二天就到歌剧院去了,我对歌剧院也有同样的感觉;后来我去参观凡尔赛宫,也是同样的感觉;再以后去看海的时候,又是这样。每当我亲眼看到人们向我过分加以渲染的事物的时候,扫兴的感觉无不相同:因为要想使自己所看见的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丰富,这不仅是人力所不及,大自然本身也是很难胜任的。 从我拿着推荐信去拜访的那些人对待我的态度来看,我认为肯定要交好运了。接受那封最恳切的推荐信的人对我抚慰最少,他是苏贝克先生,他于退役后,在巴涅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我到那里去看过他好几次,他连一杯水都不曾请我喝过。使馆翻译秘书的弟妻梅尔维叶夫人和他那位担任近卫军官的侄子对我的接待比较亲切:母子两人不仅殷勤地接待了我,还叫我在他们家吃饭,因而我在旅居巴黎期间常去打扰他们。据我看,梅尔维叶夫人当年一定很漂亮,她长着深黑色的美丽头发,旧式的发鬟紧贴在两鬓。她有一种不与美丽容颜一起消失的非常惹人爱的才气。看来,她喜欢我的聪明,她尽了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支持她,最初人们曾表示对我关心,不久我也就从这迷梦中清醒过来了。不过,对于法国人也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信口许诺,他们的诺言差不多都是真诚的,不过他们往往做出一种关心你的态度,这比语言更能欺骗你。瑞士人说的那套笨拙的恭维话只能欺骗傻子;法国人的态度之所以更有魅力。就是因为比较单纯些,往往使你觉得:法国人不愿意把他们要为你做的事都告诉你,为的是使你将来能有意外的快乐。我还有进一步的看法:在他们感情流露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虚伪的东西;他们的天性是乐于助人,待人宽厚亲切,甚至,不管别人怎样说,他们比任何民族都更纯真,只是他们有些轻浮,有点儿变幻无常。他们向你表示的感情就是他们心里存在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来得快,也消逝得快。在他们和你面谈的时候,他们对你满腔热情,但一旦离开你,他们马上就把你忘了。他们心里不存事,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 因此,我听了许多好听的话,所得的实际帮助却不多。我是被安排到高达尔上校的侄儿那里的;这个上校是个讨厌的老吝啬鬼,他虽然很有钱,但是看到我当时那种潦倒的样子,便想白白使唤我,他想叫我在他侄子身边做一个不挣工资的仆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辅导人。做他侄子的随从,当然可以免服兵役。但我只能靠军官候补生的薪饷,换句话说,也就是靠士兵的薪饷来过活。他十分勉强地给我缝了一套制服,他要我就穿部队里发给大兵的衣服。梅尔维叶夫人对于他所提的条件十分愤慨,劝我不要应允;她的儿子也有同样的意见。大家为我另谋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我的处境渐渐有点窘了,我那一百法郎的旅费花了一路,剩下的维持不了多久。所幸大使又给我寄来一点钱,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想,当初如果再多忍耐一下就好了,他是不会把我弃置不顾的。但是苦恼、等候、恳求对我说来是办不到的事情。我陷于绝望中了,哪儿再也不出头露面,于是一切就此结束。我没有忘掉我那可怜的妈妈,但怎么去找她呢?到哪里去找她呢?知道我的经历的梅尔维叶夫人帮我打听了许久,但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她告诉我,华伦夫人两个多月以前就走了,只是不知道她是到萨瓦还是到都灵去了;也有人说她回瑞士了。这点消息就足够使我决定去找她,因为我深信,不管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到外省去寻找,总比在巴黎到处打听要容易些。 在动身之前,我施展了一下我的新发现的作诗天才,我给高达尔上校写了一封诗体信,淋漓尽致地嘲笑了他一通。我把这篇游戏文章拿给梅尔维叶夫人看,她看了我那尖锐的讽刺,不仅没责备我,反而哈哈大笑,她的儿子大概不喜欢高达尔先生,也大笑起菜;说老实话,这个人也实在不惹人喜欢。我打算把我写的这封诗体信寄给他,他们也鼓励我这样作,于是我把信封好,写上了他的住址。由于当时巴黎还不收寄本市信件,我就把它放进衣袋里,在路过奥塞尔的时候才把它寄了出去。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他读这篇把他描绘得维妙维肖的颂词时会作出怎样的鬼脸,我就觉得好笑。这篇颂词开头两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