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的娘家亲属中有一位远房的表姐夫名叫毓璋，号子特。晚清时曾任清西陵守陵大臣，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总务司长。他的大女儿就是玉芬，属文绣的晚辈人，却较文绣年长几岁。她容貌美丽，为人老练有谋略，工于心计，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家世显贵。冯曙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纨绔子弟，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谓夫妻只是虚名。玉芬很为自己的婚姻担忧，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她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样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接触了很多女权主义者，长了许多见识，逐渐老练了，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更是有自己的心得和独到见解。 贫在闹市无远亲，富在深山有人知。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亲属们都断了往来，怕沾了穷气。玉芬也从未到过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的傅家。只是后来文绣平步青云，贵为皇妃，荣耀无比，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们也都频繁走动起来了。玉芬便常到北京地安门后海的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甚欢。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曾几次回到娘家看望母亲蒋氏，因此与玉芬结识。 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像迁徙的候鸟一样，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宫中寂寞，没有谈心之人，玉芬就成了她闺中密友，两人在津交往密切，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姗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1931年7月的一天，玉芬又到静园看望文绣。提起自己受到的折磨，文绣潸然泪下。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根本得不到满足。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如此不幸、处境如此悲惨时，一向追求思想解放的玉芬，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不再是过去的掌有生杀大权的宣统皇帝了，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控告他虐待妻子，请个律师，写状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并给她讲了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新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就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规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这便是文绣同溥仪离婚的缘起。 后来文绣回忆说： 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和她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玉芬这人说话在理，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略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利索！” 后来，我和文珊、玉芬三人一块前前后后地核计一番，至此我才下决心和溥仪离婚。外界都以为是我妹妹文珊的主意，其实是玉芬最先和我说起的。当时，这事除了文珊、玉芬和我三个人，再没有向谁露过口风，别人并不知情。过了几天，玉芬又来看我，我偷偷交给她银洋一千元。因为她认识的人很多，让她和文珊先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我还嘱咐她说，就按民国的新法律起诉，请律师与溥仪打这场离婚官司。 由于计划周密，文绣在出走静园之前，玉芬就已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她聘好的三位律师也早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出走致溥仪的信件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文珊家里，以备后来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的。由此足见玉芬的谋略，非当时女子可比。 1931年8月25日（旧历七月十二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24天，文绣选择这样一个关键时机，向溥仪发难，也算占有了天时！淑妃革命 再说太监赵长庆回到静园，将文珊和律师的信件交给溥仪，律师们在拟写的这几封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的委托，正式受理这桩离婚案件，并透露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氏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虽然文绣语气和缓，但溥仪阅毕大惊失色，不假多思，便派出大批太监、随从，赶去国民饭店寻找。谁知文绣姐妹早已有备，快速离开了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只有三位律师在等候他们，律师对太监们说：“文绣女士让我们转告各位，你们回去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 溥仪又让太监们前去老庆王府邸，但均无所获。溥仪顿感“皇帝”颜面无存，他堂堂一个“九五之尊”，居然被妃子牵着鼻子走，被妃子炒了鱿鱼！这可是圣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奇耻大辱。 他马上召集遗老旧臣召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文绣的出走，无疑是一发重型炮弹，出席会议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都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不能容忍，不能姑息迁就，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溥仪只得派代表去见文绣，要求文绣回到静园再说。律师们一口回绝，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别无他法。” 听到代表们的汇报，溥仪无计可施，更是焦急万分，只得立刻请来郑孝胥和胡嗣瑗面议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綮、林廷深，第二天先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最终目的是争取和解，不要闹上法庭。溥仪一方坚持不许离异，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一方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双方各持己见，差距很大，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未能达成协议。 谁知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即1931年8月26日，这桩天字第一号的新闻便泄漏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立即震惊了全国。当时革命是一个时髦的词，意味着进步和新潮，淑妃的出走，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妃子革命”。京津各报的显要版面，新闻标题差不多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争相报道这一空前绝后的妃子炒皇帝丈夫鱿鱼的千古奇闻，而妃子之所以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年，两人从来都没有过性生活。 “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文绣自民国十一年入宫，因双方情意不投，不为逊帝所喜。迄今九年，独处一室，未蒙一次同居。而一般阉宦婢仆见其失宠，竟从而虐待，种种苦恼，无从摆脱。” 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几乎都是声援和支持文绣的，大家奔走宣扬，使溥仪处于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但是，帝制虽已废除有年，仍有一些冥顽不化的遗老遗少们，视皇权为至崇。因此发疯般地围攻文绣，斥为大逆不道。 其中冲锋陷阵，最是猛烈的不是别人，正是文绣的族兄文绮！他接连给文绣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天津的《商报》上，极尽辱骂之能事。 其中一封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惠心二妹鉴：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世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吾妹何受人愚弄，牺牲自己，为她人作拍卖品也？即是死，也不可出此下策。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文绮的信虽然发散着腐朽思想的霉味，但见报之后，暗藏的封建余孽似受了鼓舞，立刻掀起一股遮天蔽日的围剿淑妃的妖雾。面对种种恶势力，文绣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毫不屈服，她充分利用中华民国的法律所赋予的人权法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她给文绮复了一信：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文绣的信写得有理有据有节，痛快淋漓地反驳了文绮的荒谬悖论！律师张士骏也站了出来，于9月1日郑重向溥仪的律师提出警告。 而全国各大报刊媒体，可谓泾渭分明，立场殊异，硝烟弥漫，热闹非常。支持文绣、呼唤人权的呼声和抱残守缺、维护皇权的封建卫道士们的叫嚣，此起彼伏。一时之间，如何对待妃子革命的是与非、功与过，就成了判断人们政治立场的标杆。其中最特殊的人物就是一向与文绣做对的婉容，也从个人的得失利益出发，以尊重人道为辞，支持文绣，日夜聒噪，要求溥仪给文绣以自由。政事家事，诸事不遂，溥仪内外交困，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皇家兴讼 当时，文绣、文姗住在一位法国律师的家中。平时不接见任何人。连文姗的丈夫都是经过可靠人的介绍，才能入内，这就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1931年8月28日下午，林綮、林廷琛受胡嗣瑗派遣，乘车按约定时间去接张士骏，然后同车去法国律师事务所。见面后文绣口气非常坚决地向溥仪提出了3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经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50万元。并说明若能依此办理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文绣并拿出事先拟好的衣物清单递给溥仪的律师。淑妃一边流泪，一边诉说9年来在皇家饱受凌虐的悲惨境遇：第一、皇后不许她与溥仪接近，已断人生之乐，更无夫妻之情；第二、太监威势逼人，凡事均须仰其鼻息。某太监且谓：“皇上与汝且无恩情，汝惟有速死，皇上命汝死，汝不得不死”。在此种压迫之下，实觉难堪。说着淑妃还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当票来。她说：皇上常常不管她，没有钱花只好典当衣物，这次聘请律师实出无奈。 溥仪一方为了皇家的所谓声誉，坚持“不许离异”条款，遭到文绣的断然拒绝。且在支付赡养金问题上，沟壑依旧，谈判几次都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文绣的律师为了使文绣彻底脱离与溥仪的关系，故意作出诉讼的架势，制造舆论，迫溥仪就范。 8月29日，张士骏“知会”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提出诉讼，法院当即签发了传票。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通知他务必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时在法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当时双方正处在商议和解阶段，胡嗣瑗听说此事很是生气，即命律师林綮前往张士骏处诘问，为什么一边调解还一边告状？为什么不守信用？而这，正是律师的本意，即以调解为名，行告状之实，催逼溥仪允许文绣离婚。所以当天上午林綮奉命质问张士骏时，张士骏并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淑妃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当律师的不便干预。 果然，溥仪接到传票和“副状”，直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妃子要与皇家兴讼，“九五”之尊，对簿公堂，成何体统？而且当时正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帝业的关键时刻。溥仪不想节外生枝，要早早了断此事，便同意离异。双方从9月4日至10月2日，经过四次讨价还价，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统一在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 10月22日，其时正值旧历9月13日，溥仪与文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离婚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于当天下午1时许，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举行。文绣、文姗及双方律师最后一次来到律师事务所。互相验明彼此所拟条款，文绣逐一签字，之后两边无语告别。 协议书中写入自8月25日以来近两个月时间里，双方律师反复磋商、调解的成果： 1.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 2.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5.5万元（付款另有收据）； 3.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 4.履行2、3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 5.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 6.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声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 7.本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共缮四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至此，文绣才真正获得了自由。 在静园的溥仪接到有关协议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为挽回体面，即令手下拟旨：“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放归母家居住省愆。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溥仪读过两遍，细细思量，觉得措辞未免过苛，于是提笔勾去“放归母家居住省愆”一句，才正式颁发。10月23日，就在同文绣签订离婚协议的第二天，他不惜花费重金，把这条煌煌“上谕”刊诸京津沪三地报纸报头旁边的头条广告栏内，向世人宣布，总算是买回了皇家的脸面。这场轰动全国的“皇帝”离婚案至此不无幽默地收场了。 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必情颇不平静，回顾淑妃在皇家的九年生活，似乎感到真有点儿对不住她，遂把责任加在婉容身上，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龙凤分飞记》的文章，以记其事，对婉容多有责怪。 1931年11月10日，即他们宣告离婚后的第19天，溥仪在郑孝胥和郑垂父子以及日籍保镖工藤忠的策划、挟持下，离开静园，结束了在天津7年的寓公生活。他乘汽车偷渡白河，去到大沽口外，闯过守卫军粮城的中国哨兵，又登上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往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营口港，充当伪满洲帝国傀儡皇帝去了。所幸文绣先一步脱离了苦海，没有与溥仪一同背叛祖国和人民，从而也避免了坠入罪恶的深渊。 这桩离婚案了结之后，张士骏律师的亲友都为之松了一口气。谁知溥仪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衔恨在心。他在1934年坐了伪满“皇帝”后，立即派出亲信及日伪特务，多次到天津缉拿、行刺张士骏等3位律师。张士骏预先得知消息后，只得被迫迁往天津异国租界多年，才算幸免于难。皇妃再嫁 文绣与溥仪离婚那年22岁，她从天津回到北京，但已无处可去。母亲蒋氏早在几年前就已去世，赏赐的那所四合院也被一个本家私自卖掉了。妹妹文姗此时也与夫家脱离了关系，姊妹俩只好租房居住。虽说文绣拿到溥仪给的5.5万元的赡养费，但支付过律师的酬金，宾馆的房费开支以及酬谢亲友的人情费，中人的佣金，加上玉芬巧立名目所报的假账等，三不扣两扣，到文绣手中已是所余甚少，仅剩2.6万元。文绣又不善理财，回到北京没多久，生活就陷入了穷困潦倒之中。 1932年夏秋之交，文绣开始了新的生活，她恢复了傅玉芳的原名，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小学，谋得一个教师职位，教授学生国文和图画，这是文绣离开溥仪，自食其力谋得的第一个职业，心情特别愉快。她要把整个身心和爱献给孩子们，她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文绣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教师，她的字写得很好，嗓音清亮，一口京腔京韵，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没想到几个月后，她的皇妃身分暴露了。有人查知新来的女教师傅玉芳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出身满洲贵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皇妃，在宫中称做淑妃。立刻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四处宣扬，顿时引起轰动。北京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尔后即以绯闻艳事登载于报端，几乎使家喻户晓了。于是众多好事之人，前来四存中小学门前等候，都想观瞻昔日皇妃的风采。来人越聚越多，使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也使文绣处于极度的难堪处境中。后终因不堪忍受好事猎奇者的骚扰，不得不于1933年底辞掉她心爱的教师职业。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一笔钱，在北京德胜门内刘海胡同买了处九间房子的小院居住，还雇了四名佣人，与妹妹文姗一起隐居下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京沦陷，文绣更加不得安宁了。倚仗日本人势力耀武扬威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文绣敲诈勒索钱财，逼迫她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文绣虽坚持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大节不污。但如此几年下来，生活日渐贫困，陆续辞退佣人，又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文绣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遂沦落而寄身于昔日母亲曾周济过的一个穷亲戚之篱下借住。 后来文姗改嫁，另安新家，独自居住的文绣开始向皇室后人——画家傅儒专心学习国画技艺，生活才有了寄托，也有了乐趣，绘画技艺日臻完美。不久，一些军官、官僚与富商，以为皇妃乃是难得的奇货，暗想家中必定有众多天价的文物古宝，便相继以求婚为名，骗色骗财，文绣都以巧妙的言语或强硬态度拒之门外。 为了生活，文绣不得不替人在家里以糊包装用纸盒挣钱度日；为了生活，她一度还去到瓦工队里当苦力，以出卖体力劳动讨生活，因经不起重体力的劳累，她曾晕倒街头；为了生活，她甚至在驸马大街的街头巷尾，以叫卖香烟为生。她虽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但她无怨无悔，因为她精神上自由了。 1945年，抗战胜利，36岁的文绣经友人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因工作认真尽职，外加才学出众，深得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张社长非常同情文绣苦难的一生，出于关怀之情，亲自出面将文绣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刘振东做妻子。 刘振东是河南人士，为人爽直，本分善良。生于穷苦人家，读过几年书。17岁时入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义气为先，由小兵一直升到少校。因戎马倥偬，40多岁了仍未成家。当时刘振东任北平行营长官李宗仁部下的少校军需官，负责管理中南海库房。文绣与刘振东经过半年的了解与相恋，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婚，并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了三间房屋安家度日。婚后夫妻感情融洽，文绣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圆满的家庭生活。这段军官太太的生活，也是文绣度过的最稳定的日子。 1948年底，李宗仁去南京当了副总统，文绣鉴于时局动荡，劝导刘振东退伍从商。刘振东就用退伍费，开了一个只有8辆平板车的货运车行。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刘振东心中害怕，想要逃往台湾找军中的熟人谋生。文绣劝他留下来，刘振东便没有跟着国民党撤退。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令，凡是原国民常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人员，都要进行登记。刘振东在文绣的劝导下，如实地进行了登记并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决定不对刘振东追究刑事责任，不逮捕、不关押，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管制。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刘振东表现较好，解除其监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清扫公共厕所。有了工作挣到工资，一家子生活有了保障，文绣和刘振东也搬迁到清洁队附近的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居住。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解放后的一段平凡而幸福的平民生活，直到1953年9月18日晚10时，文绣因心肌梗塞死于家中，刘振东始终守在她的身旁。文绣终年44岁，一生未有子女。虽然说文绣离婚后的生活并不比离婚前好，可是她在心灵上获得了解放，她拥有一个重获自由的灵魂。后来溥仪感叹万分：“现在想起来，文绣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生活的起点。” 文绣死后，刘振东向清洁队要来了四块木板，打了一口木板薄棺，在两名队友的协助下，将一代皇妃额尔德特?文绣埋葬于北京安定门外的土城义地里，坟前没有立墓碑，一 撮黄土掩去了文绣的棺木，也掩去了文绣由落魄贵族女到末代皇妃、再到平民百姓的悲凉一生。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先后出现了219位“真龙天子”，这些人间帝王都有权广置“后宫佳丽”。这些皇后皇妃大多是被污辱者、被践踏者和被玩弄者，她们的下场是悲惨的。在中国那么多后宫嫔妃里，也只有她最有勇气和主见。所以文绣能在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之下，勇敢地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它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至今还让人称道不已。后人称这一事件为“妃子革命”。虽然2004年，前清皇室后裔为追忆昔日的风云，追封溥仪谥号为愍皇帝，两位妻子（婉容、李淑娴）及其两位妾侍（谭玉龄、李玉琴）也都有封，而独没有追封文绣。也可能是在离婚之后，文绣已除皇籍，原则上已成为庶民了。但更重要的是，她使皇家最后的一点面子荡然无存，对于溥仪和整个大清皇室来说，是一种耻辱。显然对于文绣而言是解脱，更是中国女性打破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开端，这或许就是她想要的最好结果了。如果有来生，我想，文绣宁愿选择一个平凡人家，过夫妻恩爱的平淡日子，也不会去追求那种浮华的泡沫，文绣后来的选择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轻读历史的流光中感悟历史的沉重分 我平日喜读史书，剑走偏锋。别人读史喜欢正统的大一统王朝的史书，我却更偏重于一些风雨王朝的历史趣闻，从历史的册页中，寻觅王朝的影象，洞见历史的风云变幻。历代统治者向来强调“君权神授”，“天命所归”，所以常常为所欲为，不顾民瘼。生活骄奢淫逸不说，行为又十分荒唐。所以不管是怎么曾经显赫的帝国，到头来无不陷入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凄凉境地。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中华帝国的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系于帝王一人之手，帝王的好恶与明暗，决定着山河的破敝与壮丽。蒙昧、暴力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奴役、独裁的专制社会，悠悠千古事，在循环往复之中，往往跳不出一个变幻着的怪圈，是冥冥中注定的宿命吗？这或许就是中国社会最神秘反常而又可悲的特点。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中国的历史，无不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和思索。 像北齐高氏王朝一样的短命王朝，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其灭亡的过程也相似乃尔。如北齐的几代帝王，都是淫恶荒诞的人物，所作所为超乎常理，给历史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他们崇尚暴力，对乱伦乐此不彼，又热衷于以杀人取乐。高洋是其中最典型的暴君中的暴君，动辄痛殴嫔妃。但对于自己的妻子李祖娥，高洋却十分敬重，言听计从，也是一桩怪哉之事。在残酷的血腥中，正因为有这温情的一面，才不至于使高洋冷血的人生，呈现铁板一块的暗褐的颜色。由此可见，大恶之人，偶尔也会闪现出人性之光的，那怕是一点点，世道总有希望。高氏一门仿佛中了魔咒，王朝短命，君王昏暴，几代帝王都没有活过40岁，大概是天谴吧。也有历史学家分析高家患有家族性遗传精神病，代代相传，不能自控。再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其行为就更加放诞，不可思议。一个比一个接力赛似的为所欲为的荒唐，悖逆、乱伦、淫荡、嗜血，贯穿了这些帝王们的全部人生。行径几与禽兽同，就连他们的母亲娄太后也痛恨的大骂道：“英雄的父亲怎么生出这些禽兽儿子！”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北齐王朝的灭亡，非天要亡，而是历史淘汰的必然结果。 而最悲惨的，就是这些帝王之家的妇女们了，一个比一个凄惨，不是出家为尼，就是血溅香魂。更有胡太后、穆皇后坠身青楼，冯小怜为奴做婢。尤其李祖娥，先是被强奸，接着被逐于空门，后流落长安富家为奴，直到隋朝建立，才回到自己的家乡赵郡（今河北赵县一带）。她遭遇了人世的一切苦难，甚至比苦难人的苦难还要痛苦三分。两世为人，一切都心灰意冷了，只以一个蹒跚老妪的姿态，在北方寒冷的天空下，行尸走肉一般，熬过人生最后的黄昏。 还有陈叔宝的风流误国，最惨的也莫过于他家的女人们了，因为他们生在帝王之家，特殊的身分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她们都成了隋朝的战利品。除了家国之痛，还有身体之辱。崇祯皇帝在自缢之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亡国后受辱，曾先后砍死砍伤了自己的两个女儿。武侠小说中常伪托的长平公主，就是侥幸逃生的崇祯的长女，崇祯帝流泪对她说：“汝何故生我家？” 这些帝王之家如花似玉的绝世美眉，留给后世的是惊世的哀伤和绵绵的感慨。 按说，皇后公主们都是天之骄子的帝王血脉，金枝玉叶，一生富贵无忧。历代史家也都在帝王勋戚之后列有公主传，其尊容无比。可细读历朝历代史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不少的历史细节证明，绝大多数皇后公主们的生活，特别是感情生活甚为悲苦，她们的经历和结局都不大好。西晋惠帝皇后羊献容五次废立，隋朝炀帝皇后萧氏五为王妃。她们远离政治，最后又无不是政治的牺牲品。古代的女子，为国效力的机会并不多，似乎婚姻是唯一的形式了。北魏武威公主就是属于这种形式，她成了政治婚姻的筹码，不但无爱，而且危险。唐太宗李世民最小的女儿新城公主，也死得很是悲惨不说，而且牵连到无辜的东阳公主。使得关心她的这位嫡姐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就像一粒尘埃一样，沦落底层为民。在她们这种悲苦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她们只是男权社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男权社会中，这些命途多舛的奇弱的女子，虽然只是作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陪衬，但她们离奇的身世和绝无仅有的命运，又无不是一个时代宫廷史和王朝史的精彩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气息。 中国历史的特点，是高者扬之，低者抑之。让好的更好，让不好的更不好。好的一面用加法，不好的一面用减法。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力避其弊，尽可能的做到从历史的正确视角，洞烛幽微，公正的最大可能的还原历史事件的本质。通过这种还原，来描绘乱世之中人与事、生与死的悲壮与沉沦。反思历代皇权的变异之路，从而厘清众多的历史疑问。从历史夹缝中钩沉的文字，虽有较强的故事性，但历史细节的真实准确，更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我反对哗众取宠，更摒弃制造噱头；因此，在对历史事件的细致解读的过程中，更多注意的是对社会规律的宏观分析。美国历史学家爱默生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由此可见，要深刻地了解现实，面向未来，就应当自觉地学习历史，追溯历史。能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知人论世，观古今兴衰之变。 本书选取了历朝历代22位流落民间的皇家女性，记叙了这些皇后皇妃公主们的生平行状以及在乱离之中高岸变深谷的生活际遇、家国之痛以及大悲大喜后的人生感悟。她们的命运相似，而流落民间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有父兄荒淫误国的，有欲望膨胀在权力斗争中失宠的，有不慕荣华主动辞阙的，更有红颜乱政自取其咎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她们个人的身世之悲，无不是家国之悲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只不过这种亡国的大悲痛，让一个女子来承担，则更具浓厚的悲剧意味，更能让人深长思之。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我们怎样才能从历史书籍中汲取智慧，形成个人不同凡响的历史见识，这就需要我们培养起长期的阅读史籍的习惯和史学训练，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轻读历史”的流光中，感悟出人生悲喜命运的沉重分量。 本书虽仅写了22位皇族女性的命运，但稽古钩沉和爬梳、甄别工作却不轻松，使用古今史料相当广泛，因为它涉及到了中国古代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宫廷生活史、政治斗争史以及王朝的兴衰史。另外，在撰写过程中，也参考了当代部分史学前辈的著作和网友的文章，尽可能多的采纳和吸收广为接受的史学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明示，在此谨致谢忱！本书的图片由大汉图片库提供，个别图片未能与著作权拥有者取得联系，望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国家规定标准稿酬。责任编辑姚劲华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在此也一并致谢！ 杨府 2007年5月于北京参考书目 孟世凯：《夏商史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年版 明?无名氏：《株林外史》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唐?房玄龄等《晋书》 中华书局 1973年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年版 顾诚：《南明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版 杨巨平：《三晋人物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 中华书局 1973年版 陶懋炳：《五代史略》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民国?许啸天《唐代宫廷艳史》 古籍出版社 1977年版 梅毅：《历史总是叫人惦记》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张志君：《帝王后妃宦官私生活揭秘》 民族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赵传民：《夏姬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年版 丁肖晓：《中国皇帝传》 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3年版 熊肖春：《公主是怎样生活的》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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