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铁木儿亟请卜答失里皇后立太子燕帖古思为帝，但卜答失里因有文宗遗诏，不敢不从。于9月立明宗次子、年仅7岁的懿遴质班作皇帝，是为宁宗。即位之后，立即下诏尊皇后卜答失里为皇太后。卜答失里太后遂在御兴圣殿接受群臣朝贺，临朝听政。《新元史?后妃列传》记载：“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崩，丞相燕铁木儿请立燕帖古思，后不从。文宗大渐时，命传位于明宗子。……至是年十月，始以明宗次子懿遴质班留京师，白于后，宣遗命而立，是为宁宗，甫七岁，后同听政”。　　谁知宁宗无福，即位仅两个多月就因病而逝。宁宗死后，燕铁木儿再次请立文宗幼子燕帖古思。卜答失里面对几个月来围绕帝位发生的变故，有些心灰意冷，说：“天命如此，燕帖古思年纪尚幼，不应继位为君，还应另立为是。”燕铁木儿争辩道：“前日传位宁宗，已经履行了文宗遗命。如今宁宗既崩，自然非燕帖古思莫属，此外更有何人可以继统？”太后道：“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前居高丽，现居广西静江（今桂林），今年已经13岁了。可以立为新君。”燕铁木儿闻听大惊，心想，当初费尽心机，流放妥欢帖睦尔，就是怕他来争夺帝位；如今可好，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拱手让出帝位，无异于养虎为患，纵虎归山。遂恫言道：“先帝在日，曾有明诏，妥欢帖睦尔并非明宗之子。所以前徙高丽，后徙静江，况且流放他亦是您的主意，如今又要立他为帝，恐怕将来祸患，避之不及。”太后道：“与他约定，待他百年后，再立我子。”燕铁木儿道：“人心岂可预料。太后与明宗之后已有隔阂，安知皇侄日后不恩将仇报？还是自己的儿子放心一些。”太后答道：“祖宗不可欺，鬼神不可欺。我传位于他，总可以对得住明宗帝后了。”燕铁木儿还是摇首，不以为然。太后道：“我意已决，你不必另生异议。”燕铁木儿无奈地说：“这传位的问题，原是太后家事，太后既然主意已定，为臣者怎敢不从？”　　太后遂命中书右丞阔里吉思，自广西迎回妥欢帖睦尔。但燕铁木儿疑惧未消，因为燕铁木儿当初主谋害死明宗，总觉得如果立了明宗之子，将来定遭报复无疑。加上燕铁木儿去迎接妥欢帖睦尔时，与他并马而行，扬着马鞭，借机矜夸自己，并陈述了迎立的意图。但妥欢帖睦尔年纪虽小，却很有心机，对燕铁木儿所言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儿更加怀疑妥欢帖睦尔已经知道了谋害明宗之事。所以到京师后，借故一拖再拖，一直不愿立他为帝。因为国事都决于燕铁木儿，群臣也不敢过问。直到1333年6月，燕铁木儿因荒淫过度溺血而死，无人再与他作对，卜答失里遂与群臣商定，才立妥欢帖睦尔为帝，是为惠宗，即顺帝，是元朝的最后一任皇帝，蒙古号兀哈笃汗。并约定依武宗、仁宗前事，妥欢帖睦尔之后，再传位于燕帖古思。礼遇之隆　　　顺帝即位后，任伯颜为右丞相，燕铁木儿弟撒敦为左丞相，总理政务。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和伯颜弟马札儿台并为御史大夫。伯颜与燕铁木儿两家实际已成为朝中权势显赫的两大家族。顺帝只是一个傀儡，他的年龄和资历都决定他只能默默地忍耐。　　燕帖木儿有个女儿，名唤答纳失里。至顺四年（1333）八月，卜答失里因燕铁木儿平生功勋卓著，遂命顺帝将答纳失里册立为皇后。顺帝自然不敢违逆，只得奉命而行。册后之日，一切仪礼，悉循故例。又因皇后之故，加恩母族，封撒敦为荣王，食邑卢州。唐其势袭太平王爵位，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又封伯颜为秦王，命与荣王左丞相撒敦总理百官。一面命大臣议定改元，以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　　卜答失里以太后身份参与朝政，宠贵一时（元朝的皇后掌握有户口钱粮，有专设的下属职官，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1333年12月，顺帝为皇太后卜答失里置徽政院，设官属366员，专门管理皇太后日常生活事宜。元统二年（1334）10月，奉玉册、玉宝，上卜答失里尊号为“赞天开圣仁寿徽懿昭宣皇太后”。至元元年（1335）12月，顺帝为表示对卜答失里礼遇之隆，竟不顾部分朝臣的激烈反对，违背常理，下诏尊婶母卜答失里为太皇太后，并在诏书中盛赞卜答失里“承九庙之托，启两朝之业”的功绩。卜答失里闻诏喜出望外，仍临朝称制，即日在兴圣殿，接受诸王百官朝贺。　　顺帝尊卜答失里为太皇太后，可算是历史上的非常之举。在当初议论此事时，参知政事许有壬谏以非礼，顺帝不听。南台御史太不花也上书，认为尊叔母为太皇太后于礼不合。卜答失里初闻妄议，勃然大怒，旋即醒悟，说：“朝廷监察部门能有这样的大臣，可以算是谨守祖宗之法的了。”并赐给他金币，表彰了他的忠直。　　《新元史?后妃列传》：“先议尊为太皇太后，参知政事许有壬谏以为非礼，不听。时南台御史太不花亦奏，以叔母不宜加太皇太后的尊称，后初闻大怒，徐曰：‘风宪有臣如此，可谓能守祖宗法矣，’赐金币以旌其直。”　　由于受到权臣、后族势力的掣肘，最初几年，元顺帝“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就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因此，顺帝读了不少古籍，具有很深的汉文化造诣。也有相当的科技才能，曾自制金人玉女自动报时器以及头眼爪尾自行转动的龙舟。如果不误为人君，或许在科学技术上有更深的建树，可见权力误人。　　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左丞相撒敦病殁，伯颜执政，唐其势任左丞相。尝语其友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颜何人，位居我上？”此言传入伯颜耳中，内心很不快，遂上疏请以右丞相之职让于唐其势，奉诏不许。唐其势遂与撒敦弟知枢密院事答里，诸王晃火帖木儿等以伯颜跋扈专权，顺帝昏庸无能为由，密谋发动政变，拥立文宗子燕帖古思为帝。6月30日，唐其势率勇士闯入官廷。哪知事有不密，伯颜早有防备，与知枢密院事完者帖木儿、中书平章政事定住等张网以待，捕获唐其势。　　唐其势之弟塔刺海，尚未知其兄被擒，领了伏兵前来迎敌,被卫士一箭射下马来，生擒活捉而去。伯颜擒了唐其势兄弟，带入宫中请顺帝登殿审问。顺帝道：“逆谋已明，何用再问，照律办理。”伯颜即令卫士动手，将唐其势牵出处死。塔剌海年少胆怯，竟躲避在皇后座下。皇后答纳失里此时情关手足，心内不忍，撩裾遮蔽。伯颜喝令卫士从皇后座下拽了出来，亲自拔剑，一挥两段，一股鲜血直溅皇后衣裾，吓得皇后答纳失里，战战兢兢缩做一团。伯颜又启奏道：“唐其势兄弟谋逆，皇后亦应有罪，况袒蔽塔刺海，显系党恶，请陛下割爱正法，为后来之戒。”顺帝尚未答言，伯颜已饬卫士，扯皇后出宫。卫士不敢动手，伯颜大怒，竟走至皇后前，揪住皇后头发，拖落地下。皇后号泣道：“陛下救我！”顺帝至此，只呜咽道：“汝兄弟为逆，朕也不能相救。”七月，伯颜杀答纳失里皇后。燕铁木儿家族彻底败亡。　　顺帝又将燕铁木儿及唐其势引用的人员一并黜逐。自此，朝政全由伯颜（蒙古人多用这名字，非灭宋之伯颜）把持。伯颜得势之后，也就作威作福，贿赂公行。在元朝历代宰相中，伯颜权势之显赫，是少有的。他排斥蒙古诸王，仇视汉人，扬言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还下令废除科举，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开历史倒车。惨遭流放　　　元顺帝虽年幼，却心机颇深，深藏不露，伯颜跋扈；让他跋扈。太皇太后虚荣，让她虚荣。顺帝表面上对他们尊宠有加，可是实际上，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夺回大权，一刻也没有忘记父王母后被害以及自己流放边地、颠沛流离的往事，他在暗中等待时机。　　1340年2月，顺帝20岁那年，伯颜的侄子脱脱暗中得到顺帝支持，乘伯颜出外行猎，发动政变，将他贬黜。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顺帝起用脱脱为相，力图革新朝政，恢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政治一度较为稳定。大权在握后，开始对卜答失里进行无情的报复了。　　善于揣摩帝意的近臣们知顺宗之所想，于是摇唇鼓舌，朝夕怂恿，把太皇太后过往之事，及文宗在日的情形，也一古脑儿搬将出来，还加上了许多捕风捉影之言，说：“太皇太后离间骨肉，罪恶尤为重大。便是这太皇太后的徽号，也是从古及今所罕有的，名分俱在，岂有以婶母为祖母的道理。陛下若不明正其罪，天下后世，将以陛下为何主？”把顺帝心中的旧怨激了起来。遂不假思索，不与脱脱商量，就在同年六月，颁布诏书，撤销文宗庙主，削除太皇太后的徽号，流放东安州（今河北安次）。燕帖古思年幼无知，放逐高丽。诏书中历数文宗、卜答失里谋害明宗及八不沙皇后的罪行。《元史?后妃一?文宗卜答失里皇后列传》：“至元六年六月，诏去尊号，安置东安州，寻崩。”这诏书颁发下来，廷臣大哗，公推脱脱入朝，请顺帝取消成命。脱脱驰入内廷，当面谏阻。顺帝道：“你为国家而逐伯父，朕也为国家而逐婶母，伯父可逐，婶母难道就不可逐么？”说得脱脱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将太皇太后的私恩提出陈奏，不是太皇太后的内外保护，怎得嗣位？顺帝却置之不理。　　当下由顺帝的左右，口称奉了旨意，逼着出宫。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正在得意之际，对顺帝毫无戒备，突遭变故，一时束手无策，只有对着燕帖古思，母子二人失声痛哭。那些趋炎附势的监押官，见了这般模样，非但没有怜恤之心，反倒恶言催逼。太皇太后由悲生怨，哭泣着说道：“我不立自己的儿子，让他为君，他反如此待我，天理何在？良心何在？我要到朝堂之上，当着众大臣的面，评一评这个道理，然后触阶而死，使这个昏君蒙受千古不孝之名。”说着，便向外面奔去。　　那些奉命而来的近臣，如何肯由她前去，当即一拥而上，硬生生地把太皇太后和燕帖古思拖入预备下的车子，推出宫来，任他母子如何哭喊，也不理睬。刚出宫门，母子即被强行分开，不准同行。卜答失里面对生离死别，大声责骂顺帝不该如此对待她母子。那种凄惨的情形，真是目不忍睹。恰值御史崔敬由此经过，见了这般形状，大为不忍，急急趋入台署，奏请顺帝不要流放年幼无知的燕帖古思，顺帝坚决不允。太皇太后母子遂无法挽回，只得悲啼就道。　　太后到了东安州，人地两生，满目凄凉，旧日侍女也大半散去，只有老妪两三人在旁侍候，还是呼应不灵，直把她气得肝胆俱裂。一日三餐，还得自己操作，生熟不知，竟遭嘲笑。联想到昔日煊赫之势，禁不住悲愤交加，不久，便忧愤成疾，郁郁而死，年仅30余岁。临终时含泪说道：“我悔不该不听燕铁木儿的话，落得这种下场！”说到这里，又倚定床栏，向东呼道：“我儿！我已死了，你被逐东去，从此以后，母子再无见面之日了。”说到这里，已痰喘交作，不能出声。想要喝水，身边已无可唤之人。迁延了一会，双脚一蹬，遽尔长逝。还是好心的邻人，出一芦席，草草裹了安葬了事。　　燕帖古思被押解官押着东行，那押解官名叫月阔察儿，乃是个极蛮横凶暴的人物。燕帖古思年纪尚幼，离开了母亲，已经哭得半死。月阔察儿闻得啼声，便加威吓。燕帖古思自幼便做太子，娇养已惯，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从来无人敢违拗他。如今遇到月阔察儿不是痛詈，便是毒打，如何经受得住？因此不多几时，在流放途中即被折磨而死。卜答失里做梦也未曾想到，她在扶立顺帝时所打的如意算盘：“若武宗、仁宗故事”，竟是如此结局。　　从此文宗图帖睦尔的后嗣，已无孑遗了。　　顺帝既逼死了太后母子，余怒犹是未平，又命帖帖木儿将文宗的神主撤出宗庙。文宗在日所置的官属，如太禧院及奎章阁、艺文监等，也一齐革除。翰林学士承旨 ，见顺帝迁怒至此，便上章谏道：“人民积产千金，尚设家塾以训子弟，岂堂堂天朝，并一学房亦不能容，未免贻讥中外。”顺宗这才有所收敛。　　脱脱当政，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大势已去，积弊难返。汉族农民纷纷进行起义，元朝中央政权风雨飘摇，各大汗国坐视不救，无人发勤王之兵。至正19年，又发生了皇太子爱由识理达腊与其母第二皇后奇氏欲迫使元顺帝内禅事件。至正28年（1368年），明军大将徐达迫近大都时，元顺帝率皇太子退避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元顺帝于至正30年在应昌病故，元朝中央政权瓦解。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攻破应昌，皇太子爱由识理达腊率轻骑数十远走和林，并在和林称帝，仍沿用大元国号，改元宣光，在位8年，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病故于和林，庙号昭宗。至此，元祚终绝。　　这真是历史的奇迹。想当初（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大将伯颜率20万大军，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其势何其雄也。但仅仅过了百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忽必烈的子孙就被朱元璋的大将徐达逐出中原，而徐达率领的明军也同样是20万。众所周知，蒙古是马背民族，蒙古人的武功一度所向披靡，改变了亚洲乃至欧洲部分地区的政治地理版图。然而，作为大一统的王朝，有如此煊赫之势，统治时间却如此之短，面对中原高度发达的文化、科技、政治、经济等格局，却有些水土不服，无所适从，恰如深入宝山，日落时只能空手而回，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太多让人思考的东西。不说别的，仅层出不穷的政治阴谋和宫廷斗争，就耗损了朝廷太多的精力，内部矛盾尖锐是元朝贯穿始终的主要特色，以致无暇扑灭各地如风而起的民族怒火。可以说，元朝皇帝更迭的历史，既短暂又残酷。往往伴随着骨肉之间的血腥杀伐，最终导致元帝国的灭亡。引　　言　　　明朝自始至终，边患严重，北方的蒙古、瓦剌、后金先后兴起，战争不断；而内部朝廷昏庸，不知危殆，宠信宦官奸臣，搞得社会一塌糊涂。特别是明朝末期，政治更加黑暗，盗匪横行、阉党猖獗、政争激烈。使朝廷内耗不歇，可谓内外交困。到崇祯继位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崇祯（1610～1644年）即朱由检，光宗第五子。即位后，罢奸阉魏忠贤，诛奸臣，欲挽狂澜于既倒，颇有新气象。但崇祯是一个具有神经质性质的人，性格特点是：多疑擅杀，而又刚愎自用；贪婪吝啬，刻薄寡恩，而又性情暴躁，急于求成……造成将士离心，不敢负责，最后只剩下了孤家寡人。所以明朝之亡，虽是国内外矛盾堆积的结果，是历史趋势的必然，但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也加速了明朝这辆巨轮向更深的深渊滑去。　　自己成了亡国之君不说，失去国家后最悲惨的就是末代帝王的子女了，因为他们生在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武侠小说中常伪托的长平公主，就是侥幸逃生的崇祯的长女，也是崇祯唯一存活的女儿。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崇祯帝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长公主昏绝在地。五天后，长平公主居然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顺治二年（1645），长平公主上书顺治皇帝，请求准予出家。顺治没有同意，为了统战的目的，将她许配给当初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府邸车马、金钱土地。但长平公主经历家破国亡之痛后，郁郁寡欢，次年逝世。多难帝王　　　崇祯贵为帝王，可命染黄连，是一个苦人儿。少时多艰，做帝王也了无生趣。他的生母刘氏，海州（今辽宁海城）人，是太子朱常洛（明光宗）的侍妾，封为淑女。不久生下了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皇帝。因为万历皇帝不喜欢他的父亲，而是宠爱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甚至几次起了废长立幼之念。先是封郑氏为贵妃，而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却还是一般的妃子，这是不合古制的。为了能使朱常洵将来承绪大统，他竟荒唐的不让朱常洛接受皇室教育，人为的使其愚昧，以堵大臣们的悠悠之口。然后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虽然万历皇帝用心良苦，但每次都遭到了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拥立朱常洛为太子。就这样，万历年间的立储之争，前后延续了十几年。正是政治环境的严酷，使得朱常洛的性情变得孤僻怪异，脾气狂燥，甚至歇斯底里。　　就在朱由检五岁那年，他的母亲刘淑女偶逆朱常洛意，朱常洛在暴怒之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刘淑女毒打一顿，甚至命令下人将刘氏往死处暴打，刘淑女痛不欲生，最后绝望自尽。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失光宗意，被遣，薨”。　　但刘淑女死后，朱常洛立马就后悔了。这并不是他念旧情，想起了刘淑女平时对他的种种恩爱，也不是想到儿子失去母亲后的可怜，他是害怕他父亲万历皇帝知道此事后，正好有了废立的借口。恐惧之余，朱常洛就要身边知情的太监宫女们保守秘密，或贿以金钱而诱之，或施以威逼而胁之。要他们统一口径，谎称刘淑女是病死的，将她以宫人的身份安葬在西山。　　朱由检10岁那年，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因为朱由检是天潢贵胄，被封为信王，其母刘淑女也母以子贵，被追封为贤妃。朱由检年纪虽小，知道了母亲屈死的实情后，想去祭祀自己的母亲，但又害怕光宗怪罪，只得私底下向太监打听，确定了母亲下葬的具体方位后，朱由检做些纸钱，委托亲信宦官去祭扫母亲。　　皇父朱常洛即位时间仅仅二个月，便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了。帝位由他的同父异母哥哥、16岁的朱由校继承，即天启皇帝。天启帝对做皇帝没兴趣，对做木匠活儿却兴趣盎然。因此，朝中大小事体均委托自己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处理，逐渐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并逐渐坐大，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采用特务手段，以皇帝的名义随便抓人，然后拷掠至死，搞得天怒人怨，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8月22日，熹宗朱由校无子早逝，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朱由检是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这一年他17岁。直到这时，朱由检才可以公开的到母亲的坟上致祭。他封早死的母亲为孝纯太后，将她从简陋的坟墓中迁出，与光宗合葬于庆陵。性格悲剧　　　登基之后的朱由检，是一位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狂澜于既倒，颇有新气象。在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段里，他以雷霆手段，一举摧毁魏忠贤集团。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彻底清洗，或处死，或下狱，或罢官，或削籍，或遣戍、或终身禁锢等。一时之间，朝野整肃，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又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而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的同时，崇祯帝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规定内臣不得结交外臣，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又严令禁止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他还积极整饬边防，起用抗金名将袁崇焕，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宝剑，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实际上等于把收复全辽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崇祯力图重振朝纲，实现明朝的中兴。　　但不幸的是，朱由检随后却又因对朝廷大臣不放心，又开始重用宦官。当初他试图严禁宦官干政，如今却自食其言，重蹈覆辙。因此，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行使监军之责，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户部、工部都被太监接管，两部尚书被闲置一旁，坐了冷板凳。致使太监权力日益膨胀，朝臣痛心，将士寒心。阉宦都是身体特别是心里残疾的人，一旦权在手，就会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非为朝廷出力，而是狭于私心，只图谋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且宦官们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于为伍。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初期短暂受挫外，终崇祯一朝，重用信任有加。宦官对军政事务和朝廷监察事务、地方政务的全面干预，对明末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步伐。　　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一方面破格选拔人才，一方面频繁地更换和滥杀大臣，这也是崇祯朝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崇祯在位17年间，内阁大学士如风吹流云一般，一拨一拨的换了50多人。变换之快，叫人摸不着头脑，致使机构多次出现停摆状态，也使属吏无所适从，应付了事。崇祯刚愎自用，性情急躁，迫不及待地想创造奇迹，且错误的认为重刑是创造奇迹的唯一的不二法宝。结果却适得其反，王朝人才断挡，形成更大的危机。特别是到了崇祯后期，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毫无治国良方，只能靠滥杀以竖其威。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念往昔之战功，也不管今日之高位，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其冷血如此。陕西省华亭县（今甘肃华亭）县令徐兆麟，到任仅仅七天，情况还没有熟悉，城丢了，也不加甄别地处斩了事。致使忠心尽失，人为自保，甚至与义军或盗贼串通一气。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其他六品以下的官员就更多了，冤死的不在少数。　　其中最冤的，当属袁崇焕。崇祯经常慨叹，安得岳飞那样的猛将，朕也就能有一夜安枕之福了。而袁崇焕就是一位岳飞，是大明朝的中流砥柱，只是崇祯不善识人罢了。这样说有些冤枉他了，只是他的猜忌心太重，对外臣的不信任，导致了袁崇焕遭到了和岳飞一样的下场，甚至比岳飞的死更悲惨，更令人唏嘘叹息。皇太极为了除掉忠心而又有军事天才的袁崇焕，便仿效《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模式，策划了针对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因为采取军事手段显然不会奏效，只能来阴的。当时，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故意让他们偷听到与“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便向崇祯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崇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无人能收拾了。因此，当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后，明王朝便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崇祯还不吸取教训，在崇祯十五年（1642），又密令孙传庭枉杀了大臣贺人龙。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同乡，镇压农民起义不遗余力，是明朝难得的悍勇且有谋略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起义军高兴得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耳！”崇祯帝的多疑、擅杀，自以为是的性格，把帝国拖入了绝境。　　为了应对内外两场战争，崇祯帝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夏秋两税征收之外的额外措施，带有强迫性和掠夺性。没有一定限制，唯依据军需而定。官吏贪暴，趁机中饱私囊，因此，数额直线上升，民间卖儿卖女也完不了这课税。史书记载：“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如此惨景，即使最善良的老百姓也要拿起武器，铤而走险，寻求生路，致使起义队伍日益壮大。　　崇祯做皇帝，比谁都努力，比谁都辛苦，但却面临着亡国之运，自己又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和个性，更何况明朝廷已如将倾大厦，社会的各种矛盾积重难返，已很难再扶立起来了。加之他的自相矛盾的性格的悲剧，他虽然倾尽全部力量，也不能让大明朝起死回生，而是加速了明朝这辆巨轮向更深的深渊滑去。星走月中　　　崇祯帝除了勤政，尚可誉之外，其它方面不可恭维。出台的政策是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而又不思检点，常委过于人。崇祯初年，他为了节省开支，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而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全国一大批驿卒下岗，这些驿卒失去了生活来源，为求生存不得不加入起义队伍。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就是这批裁减中的一名普通驿卒。可就是这名不起眼的驿卒，却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而崇祯帝裁撤驿站，据后人统计，也仅仅省下30万两银子，还不足皇宫一个月的支出呐！真是得不偿失。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崇祯帝向天问卜，得到的卦辞是：“星走月中，国破君亡”。果然，李自成在襄阳自称大顺皇帝的消息很快传来了。　　而国之将亡，妖孽频生。南京报称，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有不祥之兆发生：三更半夜，从孝陵深处，常有凄厉的哭声传出，吓得守陵军士逃之夭夭。　　正月，朱氏的祖籍凤阳发生地震；京城北京也出现了“星侵入月”的天象。　　接连不断出现的怪异现象，令崇祯恐惧万分，心力交瘁。而国库已经空乏，财政拮据，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崇祯在无可奈何之下，就想到向大臣们化缘，请求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踊跃捐出自己的家财银两，充作军费。　　其实，崇祯帝本身享有丰厚的内帑来源，这是不交国库的。这时候的情况是，皇帝富，国家穷，官吏富，民间穷。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国库已经是无钱可供军需了。在此江山存亡的关头，崇祯帝却和大臣一样叫穷，始终不肯把钱拿出来，犒赏将士，鼓舞士气。吝啬以致如此，古今罕有。试想，江山都没了，要钱何用；有了江山，还怕没钱吗？他却在那里坐而论道，要求大臣们廉洁、节俭，不要贪污。甚至要求他们毁家纾难，助饷募捐，保卫江山。大臣们肯定不服了，你自家的江山你都不上心，却让我们把保命钱拿出来，门儿都没有。　　结果，那些富得流油的贪官污吏们，个个叫苦连天，到处哭穷，末世的人心，末世的人情，人心之涣散，皇权之没落，由此可见一斑，大明朝已现出了覆亡的世情相了。悲夫！　　崇祯帝只得亲自出面，找到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谈话，因为谁都知道李国瑞富甲一方。崇祯要他拿出40万两银子助饷。李国瑞死活不肯拿出，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钱，居然别出心裁地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里的一应器皿什物，也都拉到大街上，公开叫卖，以示一无所有，也出了崇祯帝的洋相。崇祯帝自然是怒不可遏，将李国瑞下狱，削爵，后死于狱中。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群议汹汹，纷纷上书，指责崇祯帝妄顾恩情，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帝见众怒难犯，暂时搁置了这一议题。但军情紧急，人无利不往。民间已被搜刮一空，军费只能从这些贪官污吏手中出了。为了树立榜样，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带头捐献10万两。崇祯帝想，周奎是国丈，与皇家的利益休戚与共。没想到周奎一听说此事，就哭得如丧考妣，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勉强允下一万两，崇祯帝认为太少，最低不能低于两万。周奎便进宫去向女儿求援。周皇后帮他出了五千，并劝他要深明大义，为大臣们作出表率。　　但出自内府的这5000两银子，周奎到手后，也只捐了3000两，剩下的2000两银子，周奎雁过拔毛，入了自己的私囊。周奎尚且如此，那些富可敌国的大臣们，更是想出各种办法拖欠、推诿，实在抗不过去了，就装模作样的拿出百金应付。已经致仕的内政首辅陈演则，并为此亲自入宫自白，自己在任职期间如何清如镜、廉如水的。官员则是向李国瑞学习，纷纷在自家门上写着：“此房急售。”京城房价一时大跌。　　后来闯王入京，崇祯内帑尽为义军所有。刘宗敏日夜拷打明朝的大臣，收获无算。周奎被严刑拷打，交出现银60万两，家中的奇珍异宝、绫罗绸缎就拉了几十车。这真是搜刮来搜刮去，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了嫁衣。钱财身外物，淡定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苦命的崇祯皇帝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中最终做了亡国之君。后宫风云　　　崇祯的母亲身遭不幸，这段记忆对崇祯的人生影响很大，因此，崇祯很重视家庭生活，嫔妃也有限，他和子女妻妾的关系也很融洽。但因为身处末世，其宫廷生活也具有了末世才有的某种悲凉的气息。　　崇祯的皇后周氏，是前面提到的周奎的女儿，苏州人，后徙居大兴。明熹宗天启年间，选入信王府邸，封为王妃。崇祯继位后，便立周氏为皇后，同时册封田氏、袁氏为贵妃。　　田妃是陕西人，后随父亲田弘遇移居扬州。田弘遇是个商人，喜冶游，蓄歌妓，纵情声色。扬州乃风月之地，歌妓众多，一个个都是花容月貌，身怀绝技，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田妃浸淫其间，得到熏陶，田弘遇有意培养女儿的艺术才情，请来当时江南有名的艺师和歌妓，教授田妃各种技艺。田妃不但生得国色天香，而且聪明伶俐，凡所教习，一学就会，无不精进。十二三岁时，琴棋书画、刺绣女工，已是名重一时；吟诗作赋，立马可成，市井之人，无不重金求购，争相传诵。尤其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像她这样娉婷的女子，还善于骑射技术，飞马挽弓能射中靶心，而且箭箭中的，连发不虚。　　及笈后，她嫁给了信王朱由检，因为她姿色绝伦，妙解音律，大受宠幸。崇祯即位后册封田氏为妃，不久又进封为皇贵妃。田妃的容貌和才艺在后宫，无人能及，她也常以此自矜，素面朝天。少了脂粉之气，多了天然的韵味，使得崇祯帝留连忘返，说我得一美人而具双美。因此，他对于田贵妃的宠爱超过了其她的嫔妃。　　因为田妃受到了崇祯的格外宠遇，便渐渐有了些骄矜之色，就有些看不起后宫的嫔妃们了，甚至对周皇后，也不正眼瞧了。周皇后见她如此傲慢，在其她嫔妃的挑唆下，决定找机会打击一下她的嚣张气焰。　　适逢春节，按宫中旧例，田妃得去坤宁宫朝拜皇后。不料等了半天，也不见太监宣召，当时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她在如割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就叫太监再传，方知袁贵妃早已在坤宁宫了，正与周皇后说笑。直到袁贵妃退出，她才被召见，而周皇后这时却穿起了朝服，盛气凌人地坐在御座上，心安理得的接受田妃的跪拜，拜毕也不交一语，即令她速速退出。田妃委屈得只掉眼泪，仿佛受了极大的侮辱，气恼地回到了自己的寝宫。　　第二天见到崇祯，田妃即向崇祯泣诉，状告周皇后无母仪天下的风范，对她进行刻意的羞辱，说罢泪流满面，委屈得如雨摧海棠，风折兰树。崇祯听了心疼不已，极力劝慰，始自展颜。　　不久，春天到了，崇祯领着后宫嫔妃，去上林苑赏花。田妃见了周皇后，犹有余恨，也不答礼，扭转了脸看往别处。这明显的违礼之举，使得周皇后心中顿时火起，便向崇祯诉称田妃无礼。崇祯假装没有听见，周皇后继续絮叨，要崇祯给个说法。崇祯早就为田妃所受的委屈而心里怪罪周皇后，正想找茬呐，见皇后不依不饶，也顿时火起，不由分说，挥臂将周皇后打翻在地。周皇后没有防备，金钗散地，玉钿折断，人也跌倒在花丛中，宫女们急忙上前搀扶。周皇后哭泣道：“陛下初为信王时，因魏阉用事而日夜忧惧，唯妾与陛下，患难与共。今处和顺之境，要弃糟糠之妻吗？”说完转身回到了坤宁宫。崇祯遂想起以前，也深感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心里后悔，但帝王的尊严又使他不能放下架子。　　毕竟是患难夫妻，三日后，崇祯召坤宁宫的宫婢问周皇后的起居，宫婢回答说：“皇后已绝食三日。”崇祯闻之惊觫，也为之恻然，便将一件珍贵的貂裘，赐给皇后，歉意婉转。周皇后才心有宽慰，勉强进食。但崇祯的感情始终在田妃一边。　　崇祯没有知人之明，他所信任的首辅周延儒，贪生怕死。清兵寇边，周延儒带兵抵御，却只是饮酒自娱，根本不敢与清军正面遭遇。清兵进十里，他进十里；清兵退十里，他退十里，搞笑得很。明清时代，上层阶级流行玩弄妇女小脚的恶俗，女子的小脚，不但要裹得小，而且还要裹成角黍状，才符合时代时尚。在崇祯的三个皇妃中，田妃的脚最小，因此也最受宠，崇祯时常把玩，爱不释手。周延儒为了巴结崇祯，便走后宫门路，知道田妃最受宠，就送了一双精美无比的绣鞋给田妃，绣鞋上用金线绣有五字“周延儒恭进”。不料被崇祯帝发现，醋意大发，立刻沉下脸说：“你身为嫔妃，竟违制结交外臣！”　　田妃急忙叩头谢罪，崇祯竟不原谅，从此失宠，把她打入启祥宫幽居。　　田妃郁郁寡欢，而不久又更遭冰雪，自己所生的几个儿子都先后夭折，她悲痛交集，渐渐形销骨立，在崇祯十五年七月抱恨而逝。　　崇祯就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中，殚精竭虑，支撑着大明朝的危局。长平公主　　　也就在田妃去世的这一年，14岁了。崇祯对女儿异常疼爱，虽然国事繁重，但还是在这一年，选定周显为长平公主的驸马爷。但婚礼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北京城就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　　长平公主本名朱徽 ，生于明崇祯二年一月，虽然生平极其简单，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到后来，人们在她身上赋予的神话色彩便愈浓厚。　　长平公主是崇祯皇帝六位公主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据有的笔记记载，长平公主是周皇后的亲生女儿，而实际上周皇后只生过一个女儿，早夭，追谥坤仪公主。在明清易代之际，世事纷繁，各种稗官野史记载纷纭，莫衷一是，道听途说在所难免。这是时代的史料所限，理应厘清。仅从他们出生的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正史有明确记载，长平公主出生的时候，周皇后正面临着分娩，并于崇祯二年二月生下了太子朱慈 。所以，她不可能是长平公主的生母。　　而实际是，长平公主的生母名叫王选侍，原是周皇后的侍女，她生下长平公主后，因产后血崩而死，临死前获封为“顺妃”，年仅18岁。长平公主生而失恃，周皇后见她可怜，而自己又刚生产，奶水充足，就把她抱到坤宁宫，与皇长子慈 一奶喂养，周皇后爱如己出。所以，许多史书中就误认为长平公主为周皇后所生。在朱慈 周岁之日，崇祯册封他为皇太子，而封其姐徽 为长平公主，也有史书称长公主的。　　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女子多数没有名字，即使帝王之家的公主也如此，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公主仅仅以封号名世。因此，《明史》中并未见长平公主名字的记载，只有公主的封号。但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却明白无误的记载了公主的名字：朱徽 。这大概是与长平公主的特殊经历和悲惨身世有关了。　　她身为末代公主，一生行事，就像细雨落入池沼，不见波澜，除了身世悲惨，并没有什么可以大叙特叙的地方，但惟其身世悲惨，人们才一洒同情之泪。其后，有关她的种种民间演义便产生了，她也因此成为戏剧舞台上和小说创作中的艺术形象，而渐渐为人熟知。　　朱慈 比长平公主小个把月，是周皇后嫡出的长子，生于崇祯二年二月。他14岁那年，崇祯帝就想为他册定太子妃了，并且下了选妃的诏书。然而，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形势岌岌可危。在这一年，李自成和张献忠两路义军，在大江南北攻城掠地，明王朝如风中之烛，摇曳在风雨飘摇之中。长平公主与驸马周显的婚期便一拖再拖，始终没能举行婚礼。而太子朱慈 和长平公主一样，直到国破家亡的那一天，也没有确定太子妃。血溅宫闱　　　云条无复剩根芽，此夕摧残一剑加。　　惊魄与魂应共语：有生莫坠帝王家！　　这是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中发出的感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兵陷北京，大臣们都逃得无影无踪了，崇祯最信赖的重臣、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崇祯见大势已去，下了最后一道旨意，将周皇后所生的15岁的太子朱慈 与11岁的永王朱慈炯、田妃所生的9岁的定王朱慈 召来，让他们换上粗布旧衣，化装成难民，送出皇宫，暂时到外戚周奎、田弘遇两家避难。让周皇后、袁贵妃及后宫佳丽全数自裁。崇祯流着泪对周皇后说：“如今大势已去，你是国母，自当殉国。”周皇后跪下悲愤地说：“妾侍陛下18年，陛下未纳妾一言，致有今日，今陛下命妾死，妾不敢偷生。”说完后解下裙带自缢而死。崇祯又对袁贵妃说：“何不自尽？”袁贵妃也叩头泣别，横梁自挂。天启帝张皇后也隔帘拜了几拜崇祯帝后，自缢死。其余嫔妃也多数自尽，有几个不肯自尽的也被近侍杀死。袁贵妃自缢时，带子崩断，坠地未死，被崇祯抽刃刺伤左肩。崇祯此时就如喝多了酒的醉汉、也如输红了眼的赌徒，满紫禁城追赶他曾经幸御过的嫔妃，砍死砍伤不在少数，王朝覆灭，恰如日暮残阳，昏鸦凄厉，宫中一片哀嚎。　　这真是末世的凄凉啊，此时的崇祯帝心生绝望，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茫然无措，原来呼风唤雨的朝廷，如今只剩下了孤立无援的他，就这样提剑游走在偌大的紫禁城。面对即将落入敌手的嫔妃儿女，尤其是未嫁的公主，他害怕她们被俘后遭人污辱，为了保持女儿的清白，他来到了女儿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他决心手刃自己的女儿。年仅15岁的长平公主不愿就这样死去，求生的本能使她跪在父皇面前，扯住他的衣袂，惊恐地、涕泪交流地哀求父皇放她一条生路。崇祯帝仰天长叹，潸然泪下，说：“你为何要降生在帝王之家？”然后用左袖捂脸，右手挥剑向长平公主砍去。毕竟父女情深，崇祯帝因不忍而力微，利剑仅仅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长平公主昏绝在地。失魂落魄的崇祯认为女儿已死，没有再补第二剑。他转身又来到了三女儿居住的昭仁殿，年仅10岁的小生命就这样成了父亲剑下的冤魂。后来，清廷以其居所为名，追谥她为昭仁公主。　　尚衣监何新见长平公主昏倒在地，即与费姓宫女将她救起，负之而出，送入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府中。宫女费氏年纪只有16岁，长得十分美艳，她与长平公主换了衣服，藏在一口枯井中。李自成的军队入宫后，从枯井中搜出了费氏，便进献给李自成。费氏谎称自己就是长平公主，一副视死如归的烈女形象。李自成竟信以为真，欲纳她为妾。问及投降的太监，太监都说她不是公主，只是一名普通的宫女。李自成便将她赐给了部将罗某，罗某喜出望外，携费氏出宫完婚。费氏对他说：“我是天潢贵胄，义难苟合，将军应依礼，选择吉期聘娶。”罗某见说，答应了她的请求。到了迎娶的那一天，军中置酒欢会。费氏身藏利刃，趁洞房花烛之夜、罗某醉酒之时，力断其喉，军中大哗。费氏笑说：“我一荏弱女子，能杀一贼帅，与须眉比肩，我愿足矣。”不等被执，自刎死。李自成闻听大惊，下令厚葬费氏。　　袁贵妃被崇祯砍伤左臂，也没有死，后被内侍救去。宫女魏氏性情刚烈，跳进御河殉节，跟着她跳河的宫女有200多名。　　面对国破家亡，亲人离去，崇祯内心悲痛，饮了许多酒，在皇宫外的煤山上以发覆面，啮破手指在他的衣襟上写下遗书：“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然后在一棵树上自尽，太监王承恩从死殉主。崇祯死年35岁。　　李自成入宫后寻找周皇后的尸体，周皇后怕死后受辱，穿着金线绣龙的朝服，全身用针线密缝起来。据《爝火录》记载，义军将崇祯与周皇后的尸体拉到魏国公坊下，未刻时发钱二贯，遣太监买柳木棺收敛，头下枕一土块，停在东华门外的茶庵里，有两个僧人诵经超度，四五个太监守灵。之后，李自成命将崇祯与周皇后移到昌平的明皇陵埋葬。　　而五天后，长平公主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除了失去左臂，失去国家，天地换了新主人外，她也不再是昔日娇贵的金枝玉叶了。黍离之悲使得她万念俱灰。姐弟泣别　　　三兄弟逃出皇宫，首先想到的就是投奔自己的外祖父：太子和永王的外祖父周奎家、定王的外祖父田弘遇家。3月19日，李自成进城，下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20日清晨，周奎为投靠新主，邀功请赏，将定王、永王交出。太子也被大顺军搜获，太子挺立不屈。李自成见他器宇轩昂，心生怜悯。就赦他无罪，并封他为宋王。太子就要李自成满足他三个条件：1，不可惊我祖宗陵寝；2，速葬我父皇母后；3，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答应一一照办，这样，太子才归顺了农民军。4月13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太子、定王、永王随军前往。但李自成很快溃败，率部西逃，一片混乱仓皇中，三兄弟从此不知所终。此据《明史》。　　因为民间的反清力量巨大，所以，关于三皇子的传闻一直流言不断，他们成了明朝遗民复辟的希望，也成了清朝政府挥之不去的恶梦。此后的若干年里，数不清的人打着“大明太子”的旗号作为号召。然而，真正的太子慈 、永王慈炯、定王慈 ，他们的下落却是真假难辨，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和清初的公案。　　另据野史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11月，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这时候有一个与太子年貌相当的青年，自称皇太子，在一位老太监的陪同下来到周奎府中。　　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周奎举家也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身于一个豆腐店里。店小二知我是避难之人，让我换上旧衣服，在灶前烧火，又害怕我暴露身分，五天之后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无所依的孤儿。常侍（太监）来尼姑庵，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听说公主还在，所以特来相见。”说完，与公主哭别而去。　　后人多信这时出现在周奎府中的太子是真的，因为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养，乃是一奶同胞的姐弟。几天之后，太子又来了，公主告诫他说：“慎毋再至矣。”公主明白，既然周奎能把皇三子永王和皇四子定王交给李自成邀功请赏，这次也一定会把太子出卖给清朝，以换取更大的富贵和更多的顶带花翎。所以，她深为太子忧。果然，11月19日，当太子再来，周奎便留宿太子。22日，他要求太子自称姓刘，是一个假太子。这样，周奎就可以洗刷收留太子的罪名，退一步说，即使假太子，周奎也要告密，以此证明自己对大清朝是多么的忠心。经过亡国之痛的太子，已经成熟了，他洞悉自己外祖父的奸心，所以非常沉痛地说：“悔不从公主之言，今晚矣。”当晚，周奎将太子逐出门外。　　太子出门后，恰巧被守候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原侍卫太子的10名锦衣卫来辨认，异口同声皆言太子是真。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周奎以真太子为假太子，欺骗朝廷。周奎等人竟然说：“真假无从断定，但总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个假太子，也不要漏网一个真太子，这是为国家除害呀！”这位昔日的国丈，其无耻、冷血、卖身求荣到如此地步。结果，太子被押于监狱，不久即被处决。大概是清廷怕再激起汉人的愤怒吧，就伪称太子是假的，凡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处以绞刑。这件事情详细记载于《甲申传信录》中，与《明史》中李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的情节稍有出入。　　所以当南明小朝廷出现了“假太子案”时，清廷极力引导舆论，誓言出现在南京的太子是真的。而弘光帝为自身的政权着想，不顾兄弟情谊，宣称由北方前来投奔他的是假冒的太子，并把他关进了牢狱。也正好给了清廷以口实。而南京军民当时只是一心想着为明朝复仇，也不去理性的辨伪，对弘光帝大加挞伐，一时舆论哗然。也因为南明朝廷太腐败了，老百姓痛恨朱由崧的弘光政权，所以宁愿相信太子是真的，以中伤弘光政权。由此可见，弘光政权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结果自然可知。所以当争执尚未结束时，清军已兵临南京城下了。弘光帝南逃，将狱中的“太子”丢了下来。清军经过再三验证，确认少年不过是驸马都尉王 的孙子王之明而已。真正的崇祯太子、永王、定王，早已在乱军中遇害，这点清廷是清楚的。即使三位皇子能侥幸躲过清人的屠刀，大概也只能隐名埋姓，藏匿民间了。许为婚姻　　　长平公主住在周奎府中，身体依然虚弱，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排除周奎阖府上下有意对她封锁消息，因此，对太子已被她的外祖父出卖给了清廷的事，自然无从知晓，或许心中还抱有希望，认为太子已逃出了生天了呢。　　而清廷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下令，五月初六至初八，为崇祯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端皇帝，后来又改称庄烈愍皇帝。与此同时，将他和周皇后的棺木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葬在昌平明皇陵区银泉山田贵妃陵寝内，改称思陵。　　《明史》为此曾生发这样的感叹：“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这是对崇祯34年人生的总结，也正因为崇祯正当亡国之运，焦劳瞀乱，独自承担起了明朝276年来历代帝王累积的罪孽。所以，他的帝王做得很努力，也很辛苦，但又摆脱不了亡国之君的命运，令后人深为同情，惋惜。　　看着父母终于入土为安，长平公主在国破家亡的深痛中，总算得到了一丝慰籍。她现在最操心的，就是三个逃亡弟弟的命运了，她虔诚的祈祷他们有一个好的结果。　　可是，天不遂人愿，越是期望着美好的东西，越是带给人最可怕的结果。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终于得知自己的弟弟、“太子慈 ”在南京被堂兄朱由崧监禁的消息，这消息如五雷轰顶，她万念俱灰，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伤心绝望之余，她向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上书：“九死臣妾， 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请求清室批准，她要出家为尼，因为人世间有太多的悲苦，她希望用这种方式，彻底了断尘缘。　　然而，她是前朝的长公主，是统战的最好招牌，清廷为了延揽人心，巩固统治，自然不会答应。相反，为了更加彰显弘光帝残害骨肉同胞的恶行，顺治帝诏命厚赏长平公主，让她与早先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待遇比照清室的公主。清廷之所以对长平公主如此礼遇之隆，而不像对太子一样防范加害，主要是因为长平公主是女流之辈，人们不会拥她为帝，也便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所以对她赏赐有加，以示皇恩浩荡，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但长平公主始终郁郁寡欢，几个月后，清军攻陷了南京。长平公主得知狱中的“朱慈　　”乃是假冒太子的消息后，原来一直希望着的、也是苦苦支持她的精神支柱彻底垮了，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在公主的心里，她仍然忘不了明朝覆灭时的那一段日子，仍然忘不了父皇绝望而冷酷的眼眸。忧郁加上恶梦，公主终于积郁成疾。长平公主就在这种万念俱灰的哀怨中，带着满心的伤痛猝然病逝，这时她结婚才刚刚一年，死时尚有五个月的身孕。时为顺治三年，长平公主还未满18岁。清廷将她的遗体厚葬于广宁门外。诗人吴伟业曾作《思陵长公主挽诗》：　　贵主徽音美，前朝典命光。　　鸿文垂远近，哀诛著兴亡。　　对长平公主的早逝表示出沉痛的哀挽。在此我们假设如果长平公主生在太平年间，长平公主也许会像明朝绝大多数的公主一样，会在锦衣玉食中度过一生。也会像大多数的平凡人生一样，默默无闻的消失在天地之间，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过客。而国难成全了长平公主，使得人们一洒同情之泪，从而也使她在青史和野史的册页里把自己的名字镶上了金边。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或许是最后的命运在国破家亡中给予她的一点温情吧！但时运不济，生于末世，长平公主也摆脱不了这严重的宿命，与其说是她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的悲剧。　　《明史》列传第九是这样记载长平公主的生平行状的：“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日，长平公主复苏。大清顺治二年上书言：‘九死臣妾， 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诏不许，命显复尚故主，土田邸第金钱车马锡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赐葬广宁门外。”独臂女尼　　　长平公主身世凄凉，命运不堪。因此，人们用各种方法表达着对于长平公主的同情。长平公主因而成了民间传说中的武功超凡的了，而民间传闻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冀。因为国破家亡，她被父亲砍去手臂后，流落民间。长平公主怀着复国的深仇大恨，遍访名山，拜师学艺，终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誓言要为父母报仇雪恨，江湖人称独臂神尼九难。　　民间还传说，独臂神尼九难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了因、黄仁父、李源、周浔、白泰官、路民瞻、甘凤池、吕四娘。长平公主这八个徒弟，个个身怀绝技，武功不凡，威震天下，人称“清初八大侠”。而吕四娘最为人们熟知，她在后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她的师傅,殊不知她师傅就是长平公主。吕四娘是长平公主即独臂神尼的关门弟子，尽得师父真传，她后来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最为民间乐道。长平公主虽然没有直接报家国之仇,但吕四娘刺杀了雍正皇帝，也算间接的为师父报仇了。而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这一传说兴趣盎然，演绎不断。　　如古本戏剧集《倚睛楼七种曲》就有《帝女花》剧目，说的是天上有一对金童玉女，私相爱慕，欲结连理，于是相约一同下凡人间。于乱世风云中，寻寻觅觅，至死不渝。玉女后来幻形为长平公主，金童则投生为状元郎周显（居中用名为周世显，下同）。未成婚而明朝亡国，崇祯剑刃帝女。公主未死，投身庵堂避难，巧遇郎君周世显来庵堂祈愿。两人乱离中相逢，都感慨两世为人，便重续前缘。但尘世已凄凉，家国已化尘烟，在人世上，两人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因此，最后为了爱，双双殉情而死，到天国继续金童玉女的生活。　　现代粤剧中也有一部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帝女花》，是在古本《帝女花》剧目的基础上演绎而成的，故事大同小异，讲的也是长平公主的故事。说她在明亡后，心灰意冷，出家为尼，后来又被清廷找到，要她与驸马完婚。长平公主便向清廷提出要求，安葬父母，以及将弟弟们释放出狱，清廷出于统战的目的，满足了她提出的条件，她便答应了清廷的安排。但在洞房花烛之夜，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有感于家国之痛，发誓不食周粟，双双服下了毒药，以死殉国。两剧目结局都很悲壮，只不过前者是浪漫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　　而现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所著小说《碧血剑》，也将长平公主的形象演绎成一位侠女模样。长平公主相貌极美，气质高贵，一身村姑装扮，飘摇若仙，行走江湖。在这本小说里，更多关注的是她的乱世情缘。而金庸的另一部小说《鹿鼎记》，则关注的重点是她的正义的化身这一方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长平公主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的独臂神尼形象，她神功盖世，除暴安良，颇有仙迹。令后人羡慕、敬仰不已。　　长平公主身世凄凉悲惨，令人哀怜同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人们仍然会以极大的热情演绎长平公主的事迹，因为长平公主的侠女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随着影视剧的快速传播，相信长平公主将会被越传越神，必将成为人们寄予美好理想的化身。这正是：　　可怜如花似玉女，生于末世帝王家。　　国破家亡烽烟起，飘零沦落梦天涯。引　　言　　　公元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享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又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清朝定鼎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但明朝在南京的统治格局还依然存在，他们很快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年号“弘光”，建立了最早的“南明”小朝廷，成为全国抗清的政治中心。南明政权之所以能很快定都南京，是因为这里仍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无须另起炉灶。这就要追溯到明初的一段特殊历史了：朱元璋开国时定都南京，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迁都北京，把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六部”、“国子监”等统治机构，事实上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治中心。这样，北京政权灭亡后，南京便自然肩负起了延续明朝国祚的重任。可惜所立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是个酒色之徒，整日追欢逐乐，得过且过，毫无家国之危，军国大事，悉遵马士英的佞心。还常自得地说：“天下事，有老马在。”自己则沉醉于一帮奸臣和宦官的拍马溜须的奉承之中，怎么荒唐怎么来。南明政治先天不足，又君昏臣佞，各逐其利。清廷兵锋正盛，南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自是不断，却不知危殆，又闹起了一桩桩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大臣们借机倾轧，互相抠鼻子挖眼睛，加速了弘光小朝廷的灭亡。其中最小的乱世王妃“童妃案”，竟使得明末赫赫有名的东林党和复社彻底归于失败，而抗清士人从此志消。皇族飘零　　　在说童妃之前，我们得先说一说福王。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虽为藩王，其实他的身世还是相当显贵的，他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非常喜欢他的父亲朱常洵，几次都想立他为帝，都因为东林党人的反对而作罢，最后只得出藩为王。1641年，洛阳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大难临头，父子、夫妇也不能相顾了，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朱由崧和他的母亲邹氏以及其他宫眷，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墙而逃，虽然星散到各地，但总算都能得以保全了性命。老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由崧袭封了福王的虚衔。可起义军纵横中原，朱由崧不敢到洛阳封邑就食，只得流落他乡，岌岌如丧家之犬，成了破落王孙。据明人《罪罹录》记载：“世子（指朱由崧）以宫眷，裸奔怀庆（今河南省焦作市）。及怀庆陷，与母邹太妃及继妃李氏出奔；半道失，单身依潞王卫辉”。可见其逃命时的狼狈境况，与乞丐无异。当时的皇室藩王是农民起义军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在战乱中都争先恐后地各自逃命。潞王也只得放弃卫辉，向南窜奔。朱由崧跟着潞王到了河南尉氏，住在一个馆舍里。虽然是在逃命，但朱由崧风流王孙的性情依旧。在尉氏，朱由崧遇到了原开封周王朱恭 王府里的一位童姓宫女，当时尉氏县挤满了很多逃难的人们，童氏举目无亲，得知福王就在尉氏县，思虑好歹都是皇族，总能获些照应，就决定投奔福王，或许是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吧！童氏拜见了福王，向他述说了周王府蒙难细节和自己的身世经历，咸唏嘘不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作为天涯沦落之人，福王感动于童氏的忠心，也被她的美貌所打动。就在简陋的馆舍里，册封童氏为王妃，人们便称她为童妃。　　童妃陪伴着福王，也算凄苦中捡拾的一丝温热的炭火，使福王度过了最难堪的一段岁月。日子虽然清苦困顿，前路渺渺，又缺衣少食，但他们相亲相爱，贫寒中也有快乐。童妃是美女加才女，吟得诗文，度得小曲，在福王绝望的时候，童妃都想着法子逗福王开心。福王多次感激地对童妃说：等将来形势好转了，一定举行告庙仪式，隆重的、正式的册封童妃。　　福王在尉氏羁留了40天，几乎都忘了战火中的家国，陶醉在爱情的醇醪之中。只是后来风声渐紧，北兵逼近。他们才不敢久留，又开始向较为安定的南方逃难去了。　　一路颠沛流离，受尽了苦寒，两个月后，他们来到了远离战乱的许州。在这里，他们很幸运地遇见了福王的母亲邹太妃，一家人他乡相遇，悲喜交集，也算乱中的一点慰藉。童妃这才享受到了王妃的待遇，分配到了几个女婢伺候她，饮食也好起来了，也有了上下尊卑之礼，稍稍恢复了点皇家的气象。在许州住了八个月，童妃生了个儿子，福王兴奋异常，说是皇室的血脉，看来天不绝嗣。可上天残忍的地方，就是往往在温情面纱的遮掩下，把最大的悲剧撕裂给人看。还没等福王收拢起漫溢的笑意，刚满月的孩子就染病死了。这还不算，更大的不幸又接踵而至。不久，从北边又传来了京城失陷、皇帝自尽的消息。举国扰攘，武人用事，他们又被乱兵趁火打劫。岁月就在这种不尽的悲哀和叹息中，不管不顾的任意流逝，他们不得不又开始了逃亡的动荡生活。但悲剧还在前面等待着他们，一家人在逃亡的路上，又被农民起义军截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邹太妃、童妃和福王在慌乱中被冲散了。从此劳燕分飞，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关于这段逃难的生活，《罪罹录》是这样记载的：“遇周王故宫人童氏，呼共逆旅，客尉氏者四十日。童氏有娠，誓富贵毋忘。已而胎不举，与奔许州；得遇母太妃而李氏竟失。寻被劫，世子弃许复南奔；太妃、童氏再失”。也够凄凉的了，一点王府家眷的尊贵也没有。童妃和太妃就各自寄人篱下地过着乞怜的日子，完全沦为一个乞丐。南明朝廷　　　“甲申三月，帝殉社稷”，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但与此同时，南京留都的政治地位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选立新君以作号召。在飘零的皇族中，也只有福王、桂王、惠王三个藩王的血统最近，而其中又以福王最具优势，在三个藩王中年龄最长，并已到了淮安（南京附近），而其他的两个藩王还远在广西，自然是楼台近水者先得月了。但大臣们各怀心事，一时议立不决。　　这朱由崧虽然占有天时、地利，但他的人望太差，不能服众。据当时人所写的《南渡录》记载：“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朱由崧害怕自己不被拥立，一方面写信给马士英的部将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请求协助，另一方面，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藩王玉玺、金印、文书文件等，统统带给马士英，传达了自己已到南京的信息。　　当时南京的实权人物，一个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个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马士英收到朱由崧的藩王玉玺后，野心骤然膨胀，认为是“定策拥立”的绝佳机会。便送书信给史可法和兵部侍郎吕大器，“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是请尊朱由崧监理国事。但江南士绅，尤其是朝中的东林党人，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他们属意的人选是潞王朱常 ，因为“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　　这里又不得不提起一段历史的隐情：原来朱由菘的父亲福王朱常洵，因为万历皇帝宠爱其母郑贵妃，所以也就把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恩宠逾于诸皇子。万历皇帝甚至几次起了废长立幼之念。但每次都遭到了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虽然东林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最后迫使万历皇帝不得不于公元1600年，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出封洛阳为福王，成为万历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所以东林党人早已和福藩结下了不解之冤。为防止福王登位后的报复，以钱谦益为领袖的东林党人，便以立贤为名力主潞王承继大统。潞王虽有贤名，但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双方意见都汇集到当时握有重兵的史可法那里，但史可法对福王不满，对潞王也有顾虑。“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意，面折大器”。成功地拉拢住了吕大器，这样砝码就向福王一方倾斜。　　在此情况下，马士英为了抢得定策元勋的头功，首先向朱由崧表白心迹，不等史可法的信来，便先斩后奏，决定武力拥立，造成了既成事实。“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成为从龙文臣的第一人。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史可法此时还蒙在鼓里，他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还在诉说朱由崧有“七不可立”的理由。没想到此信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这也是后来史可法在朝廷遭到排挤的重要原因。随即，马士英便带领江北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见大势已定，虽满腔愤懑，但为了避免朝廷分裂，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　　朱由崧借助三镇的军事实力得以跃登九五，但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江北诸镇军阀常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变得飞扬跋扈，不可节制。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　　1644年4月，福王开始正式监国。5月15日，正式由监国登基，即帝位，改1645年为弘光元年。成为“南明三朝”（弘光、隆武、永历）中最早建立的王朝。圆了老福王追求一生都没有实现的帝王之梦，虽然只是破碎的山河，但承绪的毕竟是曾经辉煌的大明帝国的宝座。　　但他和他的老爸又是一个德性，一生都尊奉享乐主义的哲学。他即位之后，一共做了两件事：酗酒和猎色。除了醉酒，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完全彻底地交给了女人；而一离开女人，就又在酒中长醉。　　先说喝酒。朱由崧被灌输最多的就是他父亲的讲话集《朱常洵训言》三卷，其主体思想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因此好酒的趣闻也多。近臣刘宗周曾劝他戒酒，朱由崧不管内心怎么想，表面上说得还是十分动听：“先生这是为我好，为大明朝好，以后便不喝了。”见皇上如此真诚，刘宗周有些过意不去。帝王是天下至尊，怎能一点酒都不喝，况农夫多收了三五斗，还要自酿几坛老酒。刘宗周怪自己一时性急，没有把话说清楚，就进一步补充说：“当然也不是这么绝对，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不算什么。酒能健身。”朱由崧忙说：“照先生这么说，喝酒总不全是坏事。我如果拒绝就显得太不近情理了，就照先生的意思，以后就只喝一杯罢！”显得非常无奈又委曲求全似的样子。没想到以后喝酒，太监就给他准备了一只像大海碗一样的特制金杯。每次喝酒，只喝一半，旁边的人就赶紧给他斟满，并打趣说，没见底就不算一杯。　　再说朱由崧的好色。他即位之初，朝廷规模还不具备，他就迫不及待地纵情声色，一心一意地享乐起来。他派太监到处收罗美女以充宫掖，闹得苏杭一带鸡飞狗跳，吓得有女儿的人家赶紧把女儿一嫁了事，使得民间嫁娶一空。直到灭国前两个月，他还忙于计较后宫妃嫔的数量之少。据清初史学家谈迁笔记记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日裹骸出”。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一样变态，以奸淫幼女为乐，甚至强奸至死，纯粹是一个变态的色情狂，实在骇人听闻。　　朱由崧苟且偷生，一点也不以国事为念，把政事都委托马士英处理，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他还自得地说：天下事，有老马在。　　朱由崧如此昏庸，外镇军阀又不听节制，他也不管，只在酒色中快活一时是一时。自然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东林党人对朱由崧被立为皇帝本身就怨气十足，他又这么自甘堕落，正好南明朝接连发生了“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童妃”案，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拿来为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服务。东林党人便借机质疑朱由崧继统的合法性，使得文武官员和百姓疑窦满胸，于是党争又起。斗争残酷又激烈，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童妃之案　　　童妃与福王失散后，虽然沦落民间以乞讨为生，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福王的努力，盼着和他团聚。　　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打听到了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的消息，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她急忙去寻找邹太妃，哪知一到太妃的住处才知道，太妃已经被皇上接走了。童妃就又回到自己的住处等候，也冀望南京能派来使者接她进宫。可是左等右等，南京方面始终没有传来一点信息，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她只好毛遂自荐，自己跑到南明河南巡抚陈潜夫官邸，自报名号，称自己是当今圣上的原配妻子童妃。曾与福王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战乱而离散了，现千里寻夫。并将何时嫁给福王，何时逃出等情事说得详详细细，不由人不信。她最后强调说，有已被迎进南京做了皇太后的邹太后为证。　　陈潜夫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不敢怠慢，备了皇后仪仗，并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吹吹打打地将童氏从河南先送到湖北汉口，再有镇守荆楚的左良玉护送。一路旌旗飞扬，冕旒秀发，牙樯锦缆，直到金陵水门停泊。所过州县，早有地方官员争先以皇室之礼迎候。　　据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记载：童氏也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人就是这样，得意时往往忘形，而很少想起先前的艰难。所有人无不认为童妃就是当今圣上的妃子，巴结还来不及呢，也便没人计较，也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大概就是皇后脾气吧！　　文武官员们如此热烈隆重的礼遇，不料弘光却无动于衷，态度与冰霜一样，甚至听了怒不可遏，弄得这些文臣武将们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进退了。　　当时弘光皇帝安于江南一隅，整日纵情淫乐。他招了不少秦淮歌妓，从晨至夕，唱着缠绵悱恻的江南小曲，在靡靡之音中挨过时光。大臣们终于觑着机会，撺掇越其杰上前呈报：“陛下，童妃已经到了南京，可否安排相见？”　　弘光皇帝眯着那双酒意正酣的双眼，不耐烦地道：“何来妖妇？我不认识她，交锦衣卫处理就是了。”　　朱由崧拒不召见，并要把童妃交付锦衣卫审理，这大出大臣们的意料，一个个狐疑满腹，也不敢再问。只可怜了童妃孤身一人，几经辗转，受尽了战乱之苦，千里跑来投亲，满以为从此便可以跟随皇帝享皇妃之福，重温昔日夫妻恩爱的旧梦，哪知竟被押到锦衣卫监狱来了。　　自从童妃到南京后，虽然弘光表面上不承认，可内心里还是焦躁不安。他知道，自己作福王世子时曾娶黄氏为妃，黄氏不久去世。后又娶李氏为妃，李自成兵陷洛阳，李妃不知去向。就在他继承福王王位时，又封了一位童妃，曾生一子，但没养活，在逃难战乱中又与童妃失散多时，现在哪还把童妃放在心上了。　　越其杰将童妃交给锦衣卫指挥都督冯可宗审理。毕竟是皇妃，冯可宗一点也不敢马虎。他将童妃安排在监狱里最好的房间，送最好的食品。这童氏虽然玉颜憔悴，云髻欹斜，但童妃与生俱来的体貌与大家举止，自非平常凡俗女子可拟，首先生了怜悯之情。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说你是皇妃，有何物证？”　　童妃委屈而凛然地说：“没有什么物证，只有患难的夫妻之情。见了皇上，他自然知道我是不是童妃了？”童妃心生悲哀，说完忍不住伤心的大哭起来：“我与他乱世相逢，患难与共，他竟然忘得干干净净，我来投奔他连面都不见。早知道一到南京就被送进监狱，还不如在河南被叛军抢去或杀了。做一个妇人，嫁着了皇帝还是这样结果，那平民百姓不知要怎样受尽凌辱呢！”　　冯可宗听罢哭诉，很是同情，极力安慰，表示要尽力向皇上如实禀报。因为童妃识文断字，冯可宗便拿来了纸笔。童妃就将自己和弘光皇帝之间的往事，包括相逢的时间和恩爱的细节，他们流散的过程，天气的冷暖变化，都一一写得详细。冯可宗仔细地看了一遍，感觉非身临其境者，是不能为之的。况且童妃字迹隽秀，文采斐然，是确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冯可宗更加相信了童妃所言非妄。　　当冯可宗拿着童妃的书信，呈给弘光时，弘光脸色陡变，看都不看就丢到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　　冯可宗看皇帝不耐烦还斗胆多了一句嘴，问了一句，您不看她的书信，能否召童妃进宫，确认一下真假？皇帝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非常气恼地说：“这个人自称是童妃，真是妖妇，她全是一派胡言乱语，若明天来一个张妃，后天来一个李妃，朕是不是都要相认？”　　很明显，皇帝是铁了心的不认童妃了，可冯可宗还这样不识时务，自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弘光正式下令，撤销冯可宗的审讯官之职，查他的背景，改由太监屈尚忠审理。　　冯可宗只得委婉地托监牢的看守转告童妃，皇帝不认识她了。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童妃终日在狱中哭骂，绝食抗议。本来长期的颠沛流离童妃的身体已经染病在身，加上在南京的精神打击，几天功夫，绝望的童妃看上去都脱了人形，像骷髅一般的难看。太监见皇帝不认她，也索性施加凌辱。　　见此情景，刘良佐等朝臣，上疏力争：“童氏必定不是假冒。”极言皇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灭绝。　　连马士英也认为：“如果不是关系真情，谁敢自称是陛下的王妃?”　　但弘光始终既不见面也不回应。　　弘光为堵住悠悠之口，便下一道手谕：　　朕元妃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夭逝。继妃李氏，又已殉难。登极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闻知？童氏不知何处妖妇，诈冒朕妃。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若果真实，朕于夫妻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夫妻之情，又岂群臣所能欺蔽？宫闱攸关风化，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议。　　屈尚忠可不像冯可宗那么有耐心去辨明真伪，见皇上不认，就动用大刑，严加拷讯。童氏始终矢口不移，坚称自己就是童妃。最后实在被折磨得不行了，只好改口说，自己是假冒的。满希望以自己的妥协换取一条生路，谁知屈尚忠在得到了供词后，便于1644年7月1日的深夜，密令狱卒将她勒死在狱里，此案算是了结了。　　也有记载说，她是在备受酷刑、精神失常之后，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　　也有记载说，她是绝食而死的，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温睿临的《南疆遗史》）。　　总之，这桩案件，使得一时之间“中外哗然”。信任危机　　　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真正的妃子。既然童妃是真正的妃子，那么，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对于弘光皇帝来历的怀疑了，从而引发了南明王朝最严重的一场。　　人们不禁要问，弘光皇帝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拒绝承认童妃的身份呢？是不是他有难言之隐？或是怕她看出什么破绽？南明王朝，从官到民，从朝到野，不少人心里都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们把当初迎立福王时的种种蹊跷联系起来了。据当时最广泛的说法，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急于拥立新君，曾与幕僚密谋，拥立藩王，抢得头功，这样以后朝廷的事情才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挟其私心，马士英便派其私人顾问杨文聪，“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就这样，福王被马士英接在营中，能证明福王身份的，也仅仅是一个王侯的印玺。　　人们普遍推测，其实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因为福王从许州出奔之后，有好几个月时间，他的履历行状记载不详。自然也不排除有不逞之徒，杀死福王夺得印玺，从而冒名顶替福王，承继大统。因为皇位这个东西，金光灿灿，十分诱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豪杰枭雄，拼却了性命都不可得，而仅凭一个王侯的印玺，就可轻而易举唾手得到，天下没有比这种风险更值得一冒，更有价值的了。这样一个冒名顶替者，自然难以逃过曾经是他亲密爱人的妻子的法眼。　　当时的东林复社党人鼓动最力，他们得知童妃下狱后，如获至宝，大造舆论。他们质疑弘光皇帝的合法性，闹得朝野一片喧哗。在他们看来，福藩继统，就等于承认自万历以来，他们在残酷的党争中是最后的失败者。东林复社党人自然不承认这种失败，正像童妃案给阉党一派提供机会一样，也给东林复社党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童妃事件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弘光朝廷越描越黑，朝野上下，都认为童妃是真的。这事一直折腾到南明小朝廷覆亡，才算罢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邹太后不出来证明一下真伪呢？在此引用二则古人的记述，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一则是黄宗羲的记载：“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弘光趋迎，屏人密语者久之，遂为母子”。与此大同小异的，是林时对在《南都三大疑案》的记载：“（弘光）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同享富贵。”　　有以上史料可知，太后明知是假，但为了富贵和性命，只得保守秘密。那么人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如法炮制，反正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完全可以做童妃的工作，也让她守口如瓶，不去戳破，从而拥有皇后之名，岂不两便？这你就不清楚后宫斗争的血腥了。况且弘光是一个苟且偷安、追求享乐的人，而后宫佳丽历来善妒，认下童妃，就等于自己成了童妃手中的人质，还能为所欲为？而最干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杀了童妃，如此方可永绝后患。　　总之，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了重大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东林党人言之凿凿，断定弘光帝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而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 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居心叵测，是古来大奸。弘光皇帝和马士英一派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展开反击。于是，朝中党争前所未有的激烈起来。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就在这种内耗中，亡国无日了。党祸之争　　　当初，马士英以定策元勋自居，独揽朝中大权，也不把精力放在抗击闯军和清军之上，而是用在排挤异己上。他首先打击史可法，史可法只得离开南京督师扬州。而后又把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排挤出朝。与此同时，他起用魏阉党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等职。马士英的倒行逆施之举，遭到了朝中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以及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　　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唯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首先，阮大铖把从北京南下的东林党人说成是叛徒，并且鼓动江南士民对他们的激愤，还禁止他们进入南京。史可法在扬州得知情况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做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南明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 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南下干部受到怀疑并被严惩。这种状况使得这些老干部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加速了南明政权的覆亡。　　其次，阮大铖还为魏阉翻案，重颁《三朝要典》，兴起大狱，罗织清流。由于弘光帝在其内部的党争中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使东林党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东林党人在道义上获得了民间的支持，对阉党的威胁继续存在。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童妃案，马士英认为是天赐良机，就想借此机会再一次搬倒政敌。所以一改起初对童妃的支持态度，把她变为打击对手的利器。他令司法部门深挖此案背后的主使人及附和者，意欲再兴冤狱。　　这样，陈潜夫就以参与了童妃的“阴谋”而首当其冲了。因为陈潜夫与东林党人关系很好，而东林复社人士依附镇守重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而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向来来往密切，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他们互为声气，文攻武卫，这就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　　小小的童妃案为阉党和东林党人同时提供了一个借口，童妃的真伪与否，成了左右朝廷的关键。　　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这样，就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产生了摩擦。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没有得逞，他又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这个来自贵州的越其杰，曾是同知，因为贪污而被流放。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起初，越其杰得到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的支持。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南阳全境。当萧应训之子萧三杰向越其杰报捷时，越其杰反指责他们父子是土匪。因此，当越其杰通过南阳时，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城门以示抵制。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南阳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和利益的再分配，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此时童妃案发，童妃案就成了马士英搞掉陈潜夫的棋子，童妃的真假此时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童妃必死。而作为童妃发现者号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牵连，他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马士英、阮大铖为防左良玉，调江北四镇兵力西守。而使北方空虚，直接把河南、安徽暴露在清兵的兵锋之下。弘光元年即1645年初，宁南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浮江东下，同东林、复社党人遥相呼应，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马士英派黄得功抵御。清军趁着南明朝廷内乱，于1645年旧历四月，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清兵攻打江北重镇扬州，史可法率众死守，损失惨重。史可法急忙向弘光小朝廷求援，弘光帝忙于内斗，无暇北顾，对他不理不睬。终因寡不敌众，于1645年4月25日，扬州沦陷，史可法殉难。清军对扬州进行了10天血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这才着急起来，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唯知饮酒作乐。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直扑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均逃走，后均被清军俘杀。朱由菘也慌忙收拾起行装，不做任何抵抗，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从通济门潜出，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黄得功内心虽不胜感慨，但仍决定以愚忠报国。第二天，清军追到，黄得功安排朱由菘与爱妃避入船中。自己率部与清军展开水战，不幸被冷箭射死。其部将田维、马得功谋劫朱由菘及其爱妃，降清邀功。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由菘的双脚，生怕他跑掉。朱由崧痛哭流涕，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他便撕咬田雄的脖子，以致血流满衣。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次年5月，以“谋为不轨”之罪，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年仅39岁。　　朱由崧少年膏粱，以乃父的享乐主义至上的主张为主张，只可惜刚刚转入盛年，就突遭变故，只得南北流窜。昔年的钟鼓馔玉生活对他来说，成了渐行渐远的一场春梦。绝望是难免的，在乱世能够苟全性命，或许就是他最大的奢侈了。谁能料到这个破落王孙，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得以登上庙堂。而此时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渴求，算是撞上了突破口，一如喷泉上涌，释放出了它的最大峰值，使他迫不及待的、不顾一切的要挥霍自己，似乎要用这种加倍的努力把先前的所有损失都补偿回来，这里边或许多少有对自己在落魄中饱受冷眼的恐惧与轻视的报复，以及对前程未卜的不自信。一日快活胜百年，至尊无上的皇权宝座，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恢复本该曾有的温柔富贵的工具而已。他只知道享乐，所以才有童妃的悲剧。而他在醉生梦死之中，也浑然忘却了在风光无限的权力背后所隐藏的重重杀机。南明小朝廷的昏君佞臣们从一开始出演的就是一出闹剧，同时也是悲剧，在秦淮河畔香风细雨的浸淫中，他抵挡不住南京城外北来的寒风，只能成为遗落于历史夹缝中的宿命的叹息，戛然落下它畸形的黑暗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