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大总统的权力之大，几乎和过去的皇帝差不多了。特别任命的国务卿，不过就是一个好看不中用的摆设罢了。进而改革地方官制，各省民政长官改称巡按使，负责监督所辖区域的司法、行政，下设政务厅，厅长一人，分设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各科，由巡按使自己直接任命负责官员。省下面是道，道下面是县，道设尹，县设知事。知事是一个县的行政长官，负责审理全县的民事、刑事案件。所谓的司法独立，不复存在。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文官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等。改革税务制度，取消地方税，只留国家税。也就是所有的税收，全都汇集到中央，交由袁大总统支配。民国3年5月26日，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解散。任命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参政人员约七八十人，大半是前朝旧官，小半是当今名流。袁总统援引新约法，令参政院代行立法权。黎元洪明知此事与共和相违背，不该当这个院长，但身在笼中，只好勉勉强强的担个虚名儿，敷衍度日。他连院中也不愿进去，万不得已去了一回，也是装聋作哑。袁总统也权当不知道，他的所有心思全集中到了谋求帝位上。只是做所有事情都需要钱，在自己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只好故伎重演，向洋人伸手借贷。通过运作，情愿加重利息，并且出让广东钦州到四川重庆的铁路权，终于向法国银行借得一万五千万法郎。袁总统于是聘用日本博士有贺长雄及美国博士古德诺做顾问，积极为加冕大典做准备。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大战源于欧洲的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本来和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公元1914年，即民国3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狄南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斯波刺死，战争爆发。接着，俄国出兵帮助塞国；奥国则与德国结为联盟；法国与俄国结盟，比利时、英国随后加入。当时的大国，日本与英国联盟，与德国绝交；美国宣告中立。中国的大国身份名不副实，也只好宣布中立。所谓弱国无外交，虽然宣布了中立，但在世界各国利益争夺那么激烈的时期，中国难道仅凭袁大总统一道保持中立的命令，就能安然无恙吗？中国山东境内的青岛，当时属胶州管辖。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两位传教士在曹州被杀，德国趁机出兵占领青岛。后经清政府交涉，把青岛租借给了德国，租期为九十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与德国绝交，乘机进攻青岛。大家想想，青岛是中国领土，德国人无力兼顾，就该由我国接收，怎么能让日本人来管闲事呢？无奈袁大总统一心称帝，有意亲近日本，竟然任由日本人在自家的院子里胡作非为起来！他全力忙于制定和完善一些新的法令和章程。不久，立法院组织法和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出台，看上去像是维护共和，其实是徒有虚名。到民国3年12月，《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也新鲜出炉了。这部选举法，名义上是为了推行民主制度制定的，实际却是缔造帝制最好的铺垫。其中，最重要、最明显的有两点。首先，大总统任期十年，且连选连任，要是连任几届，不死在任上才怪。其次，候选人由大总统提名，并且只准有三个，要是他提名的是自己的三个儿子，不就等于是家天下了么？隔了两天，袁总统又制定出《国玺条例》。国玺分作三种，一是中华民国玺，遇国家大典及国际交换国书时，使用此玺；二是颁爵袭职等使用，叫封策之玺；三是授予勋位勋章等使用，叫荣典之玺。此外还有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一时不便称玺，附入国玺条例中。改印为玺，不时帝制的前奏又是什么呢？民国4年（1915年）元旦，照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袁大总统同样对卓有功勋的文武大员予以嘉奖。同时，颁发特赦令。所有在民国3年12月前犯罪的人，只要向地方行政官署悔罪自首，就可获免罪证书，释放回家。当时，国民党人无力捣乱；欧美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中国。只有近侧的日本，在攻占青岛后，屯兵不撤，而且不停的加紧行动，不但占去青岛领土权，就连街市上所有营业权、行政权，也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原来，青岛有个德华银行，老板是德国人，老袁在那儿存了一笔二千万马克的巨款，准备将来恢复帝制时提出使用。他听说日本人干涉营业，害怕他们将自己的钱侵占，很是着急。袁总统宁愿舍弃大好河山，就是舍不得这二千万马克，当即通告英、德、日三国，宣告撤销山东战域，要求日本撤兵。哪知牒文才发去，日本政府就有照会到来。说，君有大志，何必亲近德国，难道大日本帝国，就不能帮你么？袁总统心中有鬼，踌躇了好久，邀请有贺长雄秘密商议对策。然后托他电告日本政府，希望得到他们的大力赞助；一面让驻日公使陆宗舆疏通日本内阁。日本内阁首相大限重信，得到消息，认为奇货可居，很快在国内酝酿出二十一项条件，要求袁大总统日后照单给付相应的报酬。第二部 护国运动 6　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条民国4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亲自拜见老袁，奉上日本政府向袁大总统提出的二十一条。袁总统看了表示：“等我和外交总长商议后再行答复。”隔了两天，日置益又拜访外交总长孙宝琦，并交代，二十一条的内容，一定要严守秘密，以防其他国家知道。孙总长向袁总统请示，然后由袁总统乃召集国务卿等，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二十一条。大家突然看了日本的条件，全都面面相觑，不敢发言。只有段祺瑞激动地说：“绝对不能承认！不如马上还给他，免得耽搁时间。”袁总统说：“我国积弱不振，如果因此导致邦交决裂，酿成战争，却又如何是好？”徐世昌接口道：“我看应由孙总长出面，婉言解释，要他改换条约，以便磋商。”孙宝琦暗暗心急，忙说：“宝琦不才，恐怕难以胜任，请大总统另派贤能，宝琦情愿辞职。”第二天，袁总统调任孙宝琦为审计院长，改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和日本约定，2月2日在外交部迎宾馆见面谈判。当天，外交总长陆徵祥没有多说，只请日置益转达日本政府，改换条文。日置益不肯答应。过了三天，日置益又来外交部，和陆总长谈判多时，毫无结果。3月3日，已是第六次会议。日置益气焰嚣张，陆总长绵里藏针。日置益没得到任何便宜，悻悻离去。3月4日，日本政府将二十一条通告列强。按这二十一条的意思，不仅青岛、山东、满洲及东蒙古全落入日本之手，就连中国的主权，也大多沦丧。试想中国四万万人民，虽然愚弱的有一大半，究竟还是有几个热心的志士，勇敢的国民！看了二十一条，都认为是亡国的惨兆，于是奔走呼号，有刺血上书的，有断指演说的，有抵制日货的，有组织民团的，闹得全国天翻地覆。外国舆论，也统统斥责日本，说他们的要求不合理。只有袁总统，从容自若，毫不慌张。3月5日以后，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日置益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各省人民，每天都有雪片一样的电报传到北京，请求拒绝二十一条。江苏将军冯国璋联络了十九个省的将军，电告中央，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坚决抵制二十一条。并表示，军人以救国为天职，为保领土主权，不惜粉身碎骨。此外，还有长江巡阅使张勋、广东惠州镇守使龙觐光等，也通电政府，恳请拒绝在条约上签字。甚至就连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从中央电告各省，愤然主战。面对全国的激愤情绪，特别是十九省将军的恳请，袁总统不得不在数日内，接连几次电告全国，出面安抚人心。说的不外乎一些冠冕堂皇的好话，还说政府正全力和日本政府交涉，日本人已经答应作出让步等等。这样一来，一部分人的情绪总算控制住了，但很多人对事情的进展毫无所知，对事件的结果，仍保持高度戒备和怀疑的状态。事实上，陆总长和日本人的谈判，由于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而一直没有进展。特别是日本大使日置益，一直都是盛气凌人的架势，不肯有丝毫的回旋，让陆总长颇感为难。到3月9日，已经是双方的第八次谈判了。陆总长说：“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期和满洲的铁路权，可以商量。只有安奉铁路，另当别论。”日置益很嚣张地威胁道：“要是这样，只好诉诸武力了！”次长曹汝霖想缓和气氛，日置益却不依不饶。最后，陆总长说不便轻易答应，日置益竟然一时火起，离开了会场。过了两天，传来日本政府向山东、奉天增兵的消息。袁总统和政府未免心慌，只得质问增兵理由，同时恳请日置益重回谈判桌。双方再度谈判，还是没有结果，一天，日置益骑马回去时，居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袁总统听说他摔伤，立即派曹汝霖前去探望慰问，态度极为殷勤。日置益则趁机把下一轮的谈判地点，由中国外交部改为日本驻华使馆。3月23日，陆、曹二人同往日本使馆，参加双方第十三次谈判。那天，日置益还高卧未起，两人忍气吞声，不得已到他病榻前进行谈判。也有人称之为榻前会议。榻前会议举行了几次，进展仍旧非常缓慢。转瞬已是4月6日，日置益足疾痊愈，双方重新到外交部谈判。到4月15日，已是第二十四次会议，仍旧没有最终谈妥。4月26日下午，日置益突然趾高气扬地来到外交部，大声对陆总长说：“奉本政府训令，所有全案已经加以修正，如果贵国再不答应，就毋庸多谈了。”说完，拿出日本政府的修正案，递给陆总长。陆总长接过来，看那些修正的地方，要么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变本加厉，更为苛刻。陆总长看完，对日置益说：“这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擅自做主的。”日置益说：“那就请快点转达袁总统，越快答复越好。”陆总长点头表示照办。于是，日置益起身离开。第二天下午，山东、奉天两个地方传来日本增派兵力的消息，还说有日本军舰在渤海口外游弋。于是，人心惶恐，谣言益盛。袁总统和陆总长召集人商议，决定有的地方不妨再作让步。但唯独“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的铁路，及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权，给予日本。”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同意。5月1日，中国政府的意见被提交给日本大使，陆总长还专门阐述了不能再让的理由。日置益看过之后，对陆总长说：“这是否是最后的答复呢？”陆总长回答说：“已经是最后答复了。”日置益狞笑着说：“我国的修正案，贵政府都还不肯承认，我国也只有采取最后的手段了。请贵国政府莫怪！”陆总长已经无话好说，只得告别。第二部 护国运动 7　袁世凯铁心卖国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日本就下了动员令，宣言关东戒严。驻扎山东、奉天的日兵，预备开战，渤海口外的日本舰队，跃跃欲试。各地的日本商人，纷纷回国，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其他各国公使，纷纷来外交部探听消息，劝中国政府和平解决，非万不得已不可开战。袁总统表面仍保持着镇静，可在5月6日夜晚，他却叫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个人名义，去拜会日本大使日置益。曹汝霖和日置益商议交涉，又承认了好几款。但日置益无动于衷。次日下午，日置益带人来到外交部，向陆、曹两人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通牒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在5月9日午后六时以前，作出让帝国政府满意的答复，如逾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特此声明。”陆、曹两人看完后目瞪口呆。过了半天，陆徵祥才对日置益说：“敝国和贵国，向来和睦。难道竟一点协商的余地都没有么？”日置益道：“通牒中已经说明，敝政府不能再让。就算我有意让步，也是爱莫能助了。”说完就往外走。曹汝霖追着送他出门，并巴结讨好说：“你是日本全权代表，凡事尚求通融一点。”日置益也只是稍稍点了点头。5月8日，日置益又到外交部，递交一封说明书，开列七条要求，同时在一些无关大体、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作出了轻微的让步。袁总统立即召集政府核心成员，连夜开会商讨应对良策。但众说纷纭，不得要领。第二天上午，会议继续进行，仍然没有结果。到下午二时，又召集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及参政院长黎元洪、参政熊希龄、赵尔巽、梁士诒、杨度、李盛铎等，开特别会议。大家计无所出，只有陆、海军总长和参政中的一些激烈人物，还是主张拒绝日本人的要求，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袁总统只是阴沉着脸，淡淡地答道：“山东、奉天一带，已遍驻日兵，倘或交涉决裂，他们立即长驱直入，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实力不足，空谈何益？与其战败求和，不如目前忍痛。甲午战争的教训，大家难道都忘了吗？”可谓一朝被蛇咬，三年还怕烂稻绳。徐世昌也接过去说：“越能忍耻，越能成事。现在若能和平交涉，再卧薪尝胆，谋求自强，对国家和民族未尝不是好事呢？”渐渐地，主战的人越来越少，赞成接受日本政府条件的越来越多。随后，由袁总统主持，经再三讨论，形成答复文稿：“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答应除第五项五款（即前文提到的铁路问题）外所有各款，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及通牒中附加七条件的解释，即日承诺，使中日悬案，从此解决，两国亲善，益加巩固。中国政府爰请日使择日惠临外交部，整理文字，以便早日签订。此复。”然后派外交部官员施履本，送交日置益审阅。日置益审阅之后，提出要在其中加上“日后协商”四个字。施履本不能做主，又把原书带回，禀明情况。于是，复文被改为：“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除第五项五款，日后协商外，答应所有第一、二、三、四项各款，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及通牒中附加七条件的解释，即日承诺。使中日悬案，从此解决，两国亲善，益加巩固。中国政府爰请日使择日惠临外交部，整理文字，以便早日签订。此复。”5月9日，陆徵祥总长、曹汝霖次长，亲自前往日本使馆，把修改好的答复文件当面送交给日置益。过了一天，日置益赴外交部答谢。5月15日，双方在外交部迎宾馆开会，无非是照日本修正案，加入七条解释及各项来往照会，共同订定，作为中日合约。5月25日，万事齐备，双方在外交部迎宾馆签字。日方在条约上署名的，是大日本国大皇帝特命全权公使从四位勋二等日置益；中方则是大中华民国任命中卿一等嘉禾勋章外交总长陆徵祥。条约虽然签了，袁总统心里还是不踏实，主要是怕引发全国众愤。于是秘密电告各省将军、巡按使，命他们维持秩序、约束军民：“各省文武各官，一定要认真查禁，遇有乱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的，一定要立即严拿惩办。并随时让人民明白道理，不要轻易被愚弄和蛊惑。至于自强之道，希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前进，群策群力，就一定能成功。所有国民应各尽义务，对内则父诏兄勉，对外则讲信修睦，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的覆辙不远，大家一定要共戒共勉！此令。”此外，又有外交部通电，陈述和日本谈判的经过，陆徵祥称自己身任外交总长，奉职无状，一片爱国愚忠，没能表白于天下，特恳请大总统立即罢免，另选贤能等。参政院院长黎元洪，也发一长电，愿引咎辞去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陆军总长段祺瑞同时电告全国，称自己本来主战，奈何各部长及参政院诸公多半主和，以至有此结局。呈请辞职避贤，以免遭至积垢。其他人的书函，还有很多，实在难以一一叙述。总而言之，对此事件的和平解决，没多少人是把他当成好事看的。6月间，中、俄两国与外蒙古的代表在中俄交界的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外蒙古的“自治”，有的人会想，国家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袁总统要是惩前毖后，开诚布公，仿效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生聚教训，力图复兴，说不定也会有好的结果。可事实如何呢？总统府中，更加沉迷；京内外的文武官吏，依旧是攀龙附凤，歌功颂德。不仅让人看不到一点点振作图变的迹象，甚至于没过多久，居然有人炮制出一个筹安会来。要说出炮制筹安会的这个人来，大家也许并不会显得陌生。第二部 护国运动 8　筹安会风波发起筹安会的共有六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杨度是前清保皇党领袖之一，和康有为、梁启超齐名。孙毓筠早期主张革命，立有功劳。严复精通英文，翻译西方著作，很有名望。刘师培又名刘光汉，博通说文经学。李燮和是陆军中将。胡瑛，曾追随宋教仁，不知为什么变成了袁世凯的人。六人都是袁世凯新参政院里的参政，平常交往极为投机，又受总统府顾问、美国古德诺博士的影响，认为民主政体不如君主政体。几番酝酿，拟定了一份宣言书及入会章程。杨度被推举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然后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挂出“筹安会”招牌。一群痴心妄想的人物纷纷入会，都想趁此投机取巧，希望将来能荣华富贵。还有京内的一些报纸，如《民视报》、《亚细亚报》，附会鼓吹，极具声势。不料，隔了几天，《顺天时报》竟然刊出一篇贺振雄送呈肃政厅的文章，直言中国四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罪恶，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是振兴中华的唯一希望所在，痛骂筹安会的人是祸国殃民的妖魔鬼怪。并希望民国袁大总统立即命令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等人，明正刑典，以谢天下！仅过一夜，《顺天时报》又登载一篇李诲给检察厅的呈文，称大总统宣誓就职时曾郑重声明，不让帝制在中国复活。国贼孙毓筠、杨度、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组织筹安会，主张变更国体，势必危及国家，罪不容诛。恳请检察厅代表国家遵照民国3年11月24日政府令，马上将杨度、孙毓筠等人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这贺振雄、李诲都是湖南人，贺振雄曾加入革命，颇有文名，但未被袁政府重用。李诲是李燮和族弟，与李燮和志趣不合，上书弹劾，居然有大义灭亲的意思。两人主张民主，反对帝制，先后向政府递交意见书，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消息，同时，又把自己的意见书抄录几份，分别送到各报馆。谁知《民视报》、《亚细亚报》等，非但不登载原文，反而发表评论，嘲讽他们不识时务，迂腐可笑。只有《顺天时报》，是由外国人开办的。一字不漏地刊登了他们的原文。过了一日，石驸马大街筹安会的门前，突然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对接近这里的可疑人物严加盘查，好像是对筹安会的人，进行特别保护。贺振雄无权无力，只好成天坐在家里长吁短叹。李诲曾任湖南省议员，又因族兄位居显要，于是再次上书内务部，反对帝制，恳请内务部依照法律，严惩筹安会的罪魁祸首。他的呈文送出，好几天都没有音信，犹如石沉大海一般。只是过了不久，传来总检察厅长罗文干辞职离京的消息。原来，罗文干平时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听说筹安会成立，已暗骂杨度等人为误国贼。他有心要凭借自己手里的权力，惩治杨度等人，正巧李诲的第二封呈文送到他的手里。他读着李诲的进言，一字一句都正中心坎，到后来，竟然激动得不能自已。很快，罗文干来到司法部，拜见司法总长章宗祥，将李诲的呈文奉上。章宗祥看完，冷笑说：“我老实对你说，你我只是各尽职务罢了。昨天，内务总长朱启钤也接到李诲呈文，他说李诲多事，马上把呈文撕毁了。罗兄，你想这事该怎么办呢？”罗文干哑口无言，随即告辞回家。他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床，写好一封病假申请书，派人送到办公处，自己带着家眷，连夜出京，飘然而去。他这么一走，鼓吹帝制的风潮，愈演愈烈。究其根本，还在于袁大总统和袁大公子克定。就连袁世凯一家的妻妾，见到他时，竟行出三跪九叩的礼，分明已经把他当皇帝了。杨度第二天来总统府，袁总统交给他二十万两的取款凭条。杨度出来，便邀集孙毓筠、严复等人，正式成立筹安会。贺振雄、李诲，不知实情，还上书叫老袁惩治他们，只能令杨度等人暗中偷笑。听说贺振雄后来落魄无聊，反而被笼络进去，每月给六十块钱的薪水，让他做了筹安会的办事员。前国会议员谷钟秀、徐傅霖等，在上海发起共和维持会；周震勋、邹稷光等在北京发起治安会；还有古伯荃发表《维持中华民国意见书》；梁觉、李彬、刘世驺等纷纷弹劾筹安会会员。另外，参政严修，是老袁的患难至交，出面劝阻，几乎声泪俱下。机要局长张一麐，也是老袁十多年的心腹幕友，同样反对帝制，极力进谏阻止。国务卿徐世昌和袁世凯相交多年，眼见袁世凯想作皇帝，自己就要俯首称臣，面子上感觉过不去。一天午后，徐世昌前去拜见袁总统，问他说：“总统以为究竟是民主制度好还是君主制度好？”老袁也很狡猾，反问徐世昌：“你以为哪个好呢？”徐世昌：“以我国的国情，适合采用君主制。但人心倾向民主。”见老袁面无表情，他索性接着往下说：“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惹发非议，也是因为时候太早。”老袁不禁变色，很不高兴地说：“杨度的意思，无非是研究政体，反对筹安会的议论，实在是无理取闹。再说，反对他们的，不过几个人而已，怎么能代表公论呢？我的本意，并不想做什么皇帝，就是这总统位置，也是因为全国推戴，不能脱身。”徐世昌说：“你我相交多年，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但杨度等人鼓吹帝制，外人不明原委，还以为是总统主使，以致以讹传讹。其他人就不说了，就是段祺瑞等，跟随总统多年，也未免生疑。还求总统明白表示，安定人心。”老袁勃然大怒，说道：“是芝泉么？他自从中日交涉以来，时常反对我，我也不晓得他是什么用意。他如不愿做陆军总长，尽可以和我商量，何必背后捣鬼！你是我的老朋友，就请你去劝劝他，大家吃碗太平饭便好了。”说完，端茶送客。第二部 护国运动 9　王士珍无奈出山段祺瑞从湖北调回北京，虽然还担任陆军总长，兵权却已经没了，他为此怏怏不乐，几次想辞职。到中日为二十一条展开谈判，他又通电各省，几番主战，袁总统对他更加猜忌。现在听了徐世昌说的话，袁总统心里更是坚定了罢免段祺瑞的决心，只是一时想不出好的接替人选。一天，袁克定向袁世凯报告，说筹安会通电各省，已经得到几个地方的回复，赞成改变政体。言语之间，得意非常。老袁看了一些地方上发来的电报，一点高兴的神色都没有，反倒是阴沉着脸说：“你以为各省军官复电赞成，就是天大的喜事？哪知我的身旁，就连统领陆军的段祺瑞，都不肯助我。你想事情有那么容易成功么？”袁克定对段祺瑞本来就有气，此时就说：“陆、海军的军权，已经归属大元帅。将老段免了，不就没事了吗？”老袁说：“我正为此发愁呢。如果把他撤了，由谁来继？我可不希望因此而闹出什么兵变来？”袁克定提议说请王士珍出山，老袁被点醒，连称大妙。这王士珍祖籍直隶，和段祺瑞一样，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培养出来的著名将领之一。在清朝的时候，王士珍的官阶和名声都高出段祺瑞，当时有王龙段虎之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王士珍无意为官，避居不出。袁克定奉了父亲命令，来到正定县王士珍的老家，以子侄的身份求见，礼数非常周到，然后再转达父亲的心意，请王士珍立即上京，出任陆军总长。王士珍很是意外，知道这山芋烫手，急忙推辞。袁克定说：“芝泉先生身体有病，多次提出辞职，家父挽留不住，只得请你出山。还怕你不屑屈就，特命小侄来此劝驾，还望你千万不要推辞。”段祺瑞根本就没病，他这样说，显然是平时受到了父亲的熏陶。但无论如何，王士珍就是不肯答应。继而，王士珍设酒席款待袁克定。酒过几巡，兴酣耳热之际，袁克定老调重弹，一定要王士珍随自己一同进京。王士珍不为所动，说：“不是我有意要拂逆尊翁美意，实在是我自问老朽，不能胜任。”袁克定叹息道：“你不肯枉驾，想必是小侄来意不够真诚。我回京后，再由家父亲自写书敦请就是了。”袁克定返回北京，把经过告诉老袁。老袁于是亲自写书，言辞极为恳切，说什么也要他出山相助。袁克定只在京里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带上老袁给王士珍的亲笔信，急急忙忙往王士珍的家里赶。王士珍听说袁克定去而复返，不敢大意。等看了老袁的来信，对袁克顶说：“尊翁雅意，我很感激。我这就写信回复，表明自己的心意。以免公子为难。”袁克定不等他说完，立即从座位上起身，竟然跪在了王士珍的面前。王士珍防不胜防，急忙躬身去搀扶。不料他扶了几下都扯他不动，只得说：“老朽不堪当此重礼，请公子快快起来！”袁克定假装哭泣的样子说：“家父有命，这次如果不能请回先生，一定要重重责罚小侄。况且国事如麻，先生就算不为小侄考虑，不为家父考虑，也应该替天下老百姓考虑考虑。”王士珍见状，只得婉言说道：“请公子起来，再行商议。”袁克定说：“老伯若不答应，小侄情愿长跪不起。”到了这个地步，王士珍不答应也没法了。但就在王士珍答应之后，袁克定竟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乐得手舞足蹈起来。袁克定立即回京复命，王士珍则打点行装，准备上京。第二天，老袁已经下令，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职务，由王士珍继任。老袁得到王士珍出山相助，除去军界的后顾之忧，剩下的就只是操心钱的事情了。恰在此时，又有一人挺身而出，替其分忧。这人就是梁士诒。梁士诒原来是总统府秘书长，足智多才，很受老袁器重。而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把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人们叫他“梁财神”，历届财政总长几乎都是由他保荐。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和梁士诒不和，势力极大，老袁向来好猜疑，一会儿信梁，一会儿信杨，害得梁士诒最后连秘书长一职也弄丢了。但梁士诒凭借自己杰出的理财能力，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在老袁图谋帝制已经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梁士诒的毛遂自荐，不啻是锦上添花。原来，京城里有中国、交通两家银行，由政府管理，梁士诒动用自己的脑筋，为袁总统献上的第一条妙计，是命令两家银行滥发纸币，而把两家银行的所有准备金，供袁总统挥霍。不久，梁士诒又为老袁献上一条妙计，称可以利用“民意”聚集钱财。老袁似懂非懂、半信半疑。不过对梁士诒的理财能力颇为看重，就由他去谋划办理了事。梁士诒领命，立即邀请沈云霈、张镇芳、那彦图等人秘密商议。他先把自己的计划详细讲给他们听，大家并不反对。他于是又对沈云霈说：“现在的参政院完全代替立法院，是一个纯粹的民意机关。你是参政院的翘楚，只要你出面提倡，事情就好办了。”沈云霈内心领会，说：“彼此都是为了‘公事’，我自当尽力。”梁士诒又对张镇芳说：“现在最好的方式是组织公民请愿团，无论官学商工，不管男女老幼，声势越大越好。你是贵戚，应该比别人更热心。”张镇芳说：“筹安会已经在各省设立分会了。”梁士诒说：“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哪里还要空谈学理？”沈云霈等人都觉得梁士诒言之有理，齐声附和。于是，梁士诒又分别交代，然后大家分头去行动。过了两天，梁士诒邀集一大帮人开会。结果，沈云霈被选为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为副会长。谢桓武为文牍主任，梁鸿志、方表为副主任。阮忠枢为会计主任，蒋邦彦、夏仁虎为副主任。胡璧城为庶务主任，权量、乌泽声为副主任。郑万瞻为交际主任，袁振黄、康士铎为副主任。大会不仅选举了机构，还宣读了宣言书。第二部 护国运动 10　袁党荒唐的政治秀就在梁士诒一伙人准备把宣言书公开发表时，突然听说湖北都督段芝贵回京，这人是袁世凯的“御干儿”，他突然回京，肯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相传老袁当初小站练兵时，段芝贵地位卑微，他想方设法投到老袁麾下，但仍旧没有受到重用。再后来，段芝贵结交老袁的幕僚阮忠枢，由阮忠枢给他设计了一个好办法，倒是极为有用。当时，天津戏院很多，长得漂亮的歌妓、女伶也很多。阮忠枢常去寻乐，有一位相好的歌妓叫金红。金红又有一位姊妹叫柳三儿（杨翠喜），色艺冠绝，无与伦比。阮忠枢知道老袁心性，一天晚上带着老袁微服私会柳三儿。不料老袁有了这一夜的欢情，竟然对柳三儿难以自弃。此后，只要一有空闲，老袁就会悄悄地化装去会柳三儿，日复一日，更是缠绵难舍。本想替她赎身，又怕因为她的出身惹人非议，影响前途。正在老袁左右为难之际，阮忠枢替段芝贵想到一个晋身的妙法，叫他只需如此这般，定能得遂所愿。段芝贵依计而行，到戏院替柳三儿赎了身，先收藏在自己家中，再经阮忠枢从中介绍，悄悄地将她送进老袁府中。老袁得此佳人，喜出望外，很快让他作了自己的四姨太，段芝贵也因立此大功，渐渐得到老袁的赏识和重用。段芝贵对老袁，仿佛也很有知恩图报的意思，不仅交代的事情极力办好，让老袁满意；更难得他每日早起，都会向老袁问安。一天，老袁对段芝贵说：“我听说只有子女对父母亲，才会每天早晨问安。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如此。”段芝贵说：“父母生我，您栽培我，恩谊相同。如蒙不弃，愿作义子。”老袁轻轻一笑。段芝贵见他没有拒绝，就当是他答应了，立即拜倒在老袁膝前，叫老袁为父亲。老袁来不及推辞，受了四拜。段芝贵拜老袁为干爹的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确认了。后来，老袁被清廷罢官，段芝贵也因柳三儿被牵连革职。老袁复出，段芝贵又受重用，因平定二次革命有大功，在继段祺瑞之后出任湖北都督。这次听说京中筹安会提倡改革政体，实行帝制，段芝贵赶忙邀集朱启钤、周自齐、唐在礼、张士钰、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顾鳌等人，离开湖北，赶往京城。段芝贵进京的本意，是不希望拥戴之功不让筹安会全部占去；可进京之时，恰好遇上梁财神组织请愿团。两人分析形势，权衡得失，竟然一拍即合，共同组织成立了请愿联合会。当时，请愿团的宣言书和组织章程都已经拟定，段芝贵对此并不关心，他只是问：“正副会长，选出来没有？”梁士诒就把选沈云霈为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以及其他人员组成告诉段芝贵。段芝贵说：“这样就好。我还有事需要回湖北，很多事情就有劳大家了。”沈云霈说：“其他事都不难，就是招集各省官民，恐怕要费一些时间。”段芝贵笑道：“各省官吏，谁不想趁机上达？只需一封密电，就可以达到目的。至于公民，就叫各省官吏以公民的名义，再凑合几个有声望的绅士，就可算是民意代表了。你难道真要四万万人都来请愿么？”梁士诒说：“我认为还有更简单的办法。京城的官僚，大多是各省的阔佬，只要让他们加入请愿团，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添上几十个名字，就可算数。难道他们的亲友，还会来京城辩解吗？”说完，哈哈大笑。然后，他们又就争取新闻报纸的宣传、组织各省长官的推戴书等事宜进行了讨论和落实。无数的请愿书就这样递入参政院。参政院因为有沈云霈从中运作，自然是来之不拒。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本心反对帝制，但自己已是身不由己，只好装聋作哑，对一切充耳不闻，任由他们瞎折腾。得到梁士诒、杨度等人的各种报告，老袁很是欣慰。他托梁士诒去让黎元洪把所谓的民意整理上报，希望得到正式的凭据。不料黎元洪不肯照办，还上书请求辞去参政院长及参谋总长职务。此事虽然没能完全顺了老袁的心意，但段芝贵回到武昌之后，已经和各省将军联络成功，并发来电报，恳请变更国体，实行君主政体。恰在请愿团声势浩大地欲把老袁捧上皇帝宝座之际，突然有一篇文章横空出世！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却又字字珠玑，淋漓爽快，每每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乃大文豪、前司法部总长梁启超。他在国内学术界和政坛的影响，都绝少有人能够企及。假如他也参加到请愿者的行列，帮忙倡导改变国体，那么老袁登上帝位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可惜啊！可惜！他的文章恰好站在了老袁的对立面。他怎么会站在老袁一边呢？想当年，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推行戊戌变法，要不是老袁故意相欺，中国说不定早变了样。后来，老袁成了民国的总统，组织新政府，借重梁启超的声望和影响，将他安排在司法总长的位置上。他显然对这个司法总长了无兴趣，在认清袁政府的真面目后，便卸任而去。后来，老袁又继续邀请他作参政院参政。他仍不从。梁士诒、杨度等人见了梁启超的文章，感觉关系重大。他们也是识文断字的人，想要以同样的方式反驳。跃跃欲试之际，才自认力所不能及，只好作罢。文章辗转传到老袁耳中，老袁对梁启超恨得牙直痒。可惜不便发作。他想重用对付宋教仁的手段，但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杀手。无可奈何之下，老袁就和梁士诒等人商量，先将参政院的请愿书汇总。等请愿书送了上来，又派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代替自己发表政见。几乎让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是，杨士琦的发言，竟然是极力反对帝制！人们都不明白老袁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第二部 护国运动 11　花样百出的请愿团杨士琦奉袁总统命令，到参政院发表政见。有一些消息灵通的人，早知道他是来代表袁总统发表宣言，反对帝制的。人们都觉得好奇，自觉不自觉的纷纷赶来参加，想看老袁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就连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听到消息，也前来列席。袁总统的宣言不长，大致说，我受国民托付，做了四年的民国大总统，虽然自知能力有限，每时每刻都希望有人来接替。但既然身在其位，就有救国救民的责任。维持共和国体，就是我应尽的本分。最近听说各省国民，纷纷向立法院请愿，要求改革国体，对此，我是一定不会同意的。只是我的大总统是国民选举的，应该倾听国民的心声。立法院是独立的机关，不应受外界的牵掣。改革国体是一件大事，以我所见，绝不能草率从事。请立法院的诸位先生多多思考。杨士琦一口气读完袁总统的宣言，退下演讲坛，坐回代表席。黎元洪起身对杨士琦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是至理。”话音未落，梁士诒已经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顺从民意。现在民意是倾向君主立宪，纷纷请愿要大总统正位定分。所以，本院主张应当尊重民意。”说到这儿，响起一片掌声。黎元洪说不下去，只好退回原位坐下。沈云霈说：“大总统既然有了宣言书，本院自当宣布。如果国民体会总统本意，不再来请愿，那就算了。但假如请愿书仍然络绎不绝，就得想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了。”梁士诒说：“依我看来，不如尽快召开国民会议。”沈云霈说：“国民会议刚开过，再次召集恐怕一时赶不及呢。”梁士诒先向他递了一个眼色，然后说：“事关重大，若不经过国民会议，大总统也不会轻易承认哩。”说完，又是一片掌声，算是全院通过了。黎元洪怏怏出门，乘车回去。其余的人也陆续散了。此后不到数天，请愿的声势更加高涨。除筹安会和公民请愿团外，还有北京冯麟霈、上海商周晋镳发起的商会请愿团；北京梅宝玑、马为珑等人发起的教育会请愿团；北京恽毓鼎、李毓如发起的社政进行会等。甚至北京的人力车夫、沿街乞讨的乞丐，也居然选举出代表上书请愿。真是无奇不有。接连还有一个妓女请愿团出现，为首的叫花元春。此女是京中阔妓，与袁大公子克定相好。一天，大公子对花元春：“他日我父亲做了皇帝，我就是东宫太子，到时候把你选入宫中，封个贵人，比你现在可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