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虚荣心和羞愧感阻止他在浪费金钱去装饰幸福街的房子时向别人去借钱。这房子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块金色的大马色布，并且门上嵌上或是镶刻上象牙。仅仅一个书架和一块嵌上金甲的家俱，便费去他一万五千法郎。在杜鲁奥旅馆拍卖时，甚至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出五百法郎去买此家具的人。楼梯上铺了贵重的地毯，任何空的地方都填上孔雀石的盆子和中国瓷瓶。但是他最得意的是“宽大的画廊”，也正因如此，他才选择了这所特殊的房子。保庄楼的地面布置得十分笨拙，画廊是一个长方形玻璃顶的屋子，墙上有金色和白色的油漆。各种的古董都陈列在紫檀的橱子里，十四个雕像围成一个圆形，显而易见的假古董和真正的艺术品渗杂在一起。墙上挂着组成巴尔扎克收藏物的六十六幅图画，包括他自称的毕恩宽诺·色巴斯提安诺的画，一张他毫不怀疑的称之为杜勒尔作品的画像，和更可怀疑的霍柏玛的山水画。个人的贫穷和愚蠢的奢侈之间的对照是家庭烦恼的来历。他常常找到新的理由去解释德·韩斯迎夫人和他婚礼不断延期的原因，从来不说实话。一次，他说他已直接写信给沙皇，却遭到沙皇的拒绝。或者说因为诉讼纠纷而妨碍德·韩斯迦夫人离开俄罗斯。他总伪造说她有严重经济困难，开始说因为她把自己的财产指定送给她的女儿，因此也就自己管不了了，后来就说她的收获受了火灾，烧毁了。他的目的就是在家中人的眼里降低他自己和德·韩斯迦夫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异。事实上，彼此双方的家庭都不同意。德·韩斯迦夫人的亲戚以罗沙利姨母为首，不断地设法劝阻外甥女不要嫁给那个法兰西作家，不要和那个不可信托的败家子来往，因为他结果只会连累她把她一家的财产扔进臭水沟中。老巴尔扎克夫人和女儿则认为他未来的新娘只是一个冷酷自私的，自夸的傲慢的贵妇，只会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在半个欧洲奔波，却不考虑他的健康状况。虽然巴尔扎克的母亲很克制地做了幸福街的看门狗，这需要老妇人的一切毅力和勇力以及无情，她并未幻想在家中安排停当，一对新婚夫妇舒适地住进新居后她能得到了什么报酬。她很清楚地知道在保庄楼的繁华世界中并没有她的一个地位，她会和最后一粒尘土一样被扫地出门。她甚至没有希望有权利去门口迎接新婚夫妇——并且时候一到，她的怀疑是不会出错的。德·韩斯迦夫人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从未写过一行问侯她的客套，也从未写过一个字感谢她的操劳。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她对未来儿媳的憎恨是否与日俱增。她总是不断地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她能否从幸福街坐车去苏尔斯纳斯去看望她的女儿。正当她监督别人为那个女人花费几万法郎时，两个苏丽开销地她个人的预算中已经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巴尔扎克尚未还清他欠母亲的钱，他和德·韩斯迦夫人都没有想到为她预备一笔养老金来尽他的义务。他的胡乱的理由显然瞒不了她韩斯迦夫人并不愿意和他结婚，她认为这是他骄傲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希望德·韩斯迦夫人会多愉快地等待着去巴黎，去和巴尔扎克的妹妹和母亲接触，更不用说到她其他中产阶级的亲戚了。巴尔扎克的浪费金钱的奢华的新居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享受。所有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中所想的就是：一旦房子准备好之后德·韩斯迦夫的头脑中总会有一个急速的转变，这种希望现在却被她无意于这种结合的愿望所阻挡，她也丝毫没有表示她要拿维埃曹尼亚的温雅去交换保庄楼的虚无缥缈的美景的意图。反正他在九月中再次去俄罗斯，并要在严冷的冬天到来之前动身返回，因为这一年的一月当他从乌克兰回巴黎的途中已尝到过寒冷的痛楚了。他必须亲自拜访，再次地劝说他的执拗的情妇陪着他走上祭坛。出发以前，他又企图去碰碰运气，希望能够进入法兰西研究院。因为夏都勃里昂和别的一个已无人知晓的“不朽的人”的死空出了两个席位，于是巴尔扎克宣布他要成为研究院的评议员。依惯例，他要逐家地拜访三十八个剩下的评议员，要求他们的支持，但他却没去，因为他必须在冬天以前去维埃曹尼亚，于是他便听天由命了。结果《人间喜剧》的作者只得了两票。饰有棕叶勋章和神圣的座席被德·诺伊埃公爵和另外一个绅士所得，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却早被后世忘记了。我们应该赞扬巴尔扎克，因为他从容自若地接受了第三次挫败。他只让朋友去调查那两个支持他的人，因此他可以去向他们致谢。十月间，他又去了维埃曹尼亚，但这次，他的心情明显很低落。那里已不是天堂而是“沙漠”了。他写信给他母亲说：“噢，假如你来这里过两个星期，你将会发现幸福街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他十分痛苦地重点讲叙人家是怎样地热烈地欢迎他，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那种诚惶诚恐的口吻：“这里和我住在一起的人对我都很热情，但我到底只是一个麻烦来招待的客人和一个表面上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家中所有的人，并且特别关怀那些围困我的种种优愁，但是这对不可能的事又有什么帮助呢？”德·韩斯迦好像允许有一个母亲和妹妹生活的事实得到承认，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大公开的文字中看出维埃曹尼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所指的“不可能的事”大概是从德·韩斯迦夫人痛恨他为了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去住的房子而浪费了如此发狂的钱中所推理出的结论。她的态度并非不对，巴尔扎克开始批判他自己的任性。他写信给他母亲：“我如此说就足够了，那就是一个人即便愿意去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再说也不能所烦恼和劳累毫无理由地加在那怕是他最亲近的人身上。为了这幢房子而招来的无穷的久债也并非没有得到不好的印象，假如还有别的随之而来的困难，我的一生前途将会在某种情况之下发生了问题，”德·韩斯迦不是那样会隐瞒烦恼的人：“她为我花费了如此一大笔而恼恨。”她又得到了一个教训，必须控制巴尔扎克的投机计算。他开始估计那房子只花费十万法郎，但现在他却已花了三倍的钱，即使是德·韩斯迦如此一个富裕的女人也不能不感到不安。维埃曹尼亚的紧张空气带上了一种传染性。巴尔扎克用不耐烦的口气往家中写信，她母亲也以同样的笔调回信给他。当她的一封信落入德·韩斯迦夫人手中时，发生了一场风波，结果巴尔扎克就想办法把责备不能实现他的结婚计划的责任推到他家庭的肩上。人家都已经说到出卖幸福街的房子的事了：“她是一个被人敬爱的富裕的女人，她不需要任何东西，因此，她讨厌拿她的好环境去交换一个只能让她看到债务，烦恼，花钱和生面孔的环境。连她的孩子都在为她发抖。”巴尔扎克也渐渐地变得焦虑了，他也深深地感到节俭的必要。他忽然命令他母亲解雇一个女仆，由于他不能供给她食物和薪水。她仅能留下他的仆人弗兰苏看守他的财宝。甚于他走到了令人发笑的极端，给在苏尔巴纳斯的妹妹写信，询问她是否可以在他回巴黎后每个星期一都派她的厨子去他家，因而可以给他和仆人预备下肉，吃到第二个星期。他把预算降低到很低的数字：“我仅剩下了二百法郎，这些钱用完之后，除写剧本的可能收入以外，我将没有别的来源。即使在戏剧方面，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赚不到钱的。”这种沮丧我们从未在巴尔扎克的身上见到过，表明他的自信心已毁灭了。他已不是他自己了。他大大地减弱了活力。他的身体也在他所久经的紧张生活之下崩溃了。他忽视警告的承诺，一直到他的身体搞到再恶化一点便要完蛋的地步了。即使第二次去维埃曹尼亚的旅行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杜尔兰的儿子并不能习惯于俄罗斯那残酷的冬季。支气管炎袭击了他的心脏，这是七年以前曾让他的医生摇头的那一种情形。即使他终于可以起床时，他也感到不能行动自由。他即使是说话都很吃力，他走一步便要喘一次气。他变成“和一八一九年一样的瘦弱”，他的病使他“和儿童一样的脆弱”，他已不敢想象去坐着写作。“我一年完全没有挣一文钱”。甚至他把他那和僧袍一样的袍子放在一边，这真是一个象征：“我生病时换上一件便装——这衣服现在将永远地代替了我的迦尔苏辛白袍子了。”即使是去基辅和莫斯科的计划都必须放弃，他没有想到在俄罗斯的冬季中回到巴黎来。他被两个德意志的医生克诺兹大夫父子来照顾的，因为他们设法进行柠檬治疗术，他们的治疗意见好像超过了他们的时代了。这只能暂时解除他的痛苦，由于很多身体器官受了影响。他的体温高了起来，他的眼睛又生了毛病，肺炎又复发了。虽然没多少的记载证实德·韩斯迦夫人在巴尔扎克病中是如何行动的，但是有一件事总是肯定的，以前她热烈致敬的作家，曾拿爱慕之情来奉承他的虚荣心的著名作家仅变成一个好玩的伴侣了。当他不能再用笑话来取悦她时，这个作家便只是一个累赘了。两个喜欢游玩的母女俩——八个月以来等待去观看其辅一年一度的大集市。她们已于城市租了房子，并派仆人送家俱和行李去了，她们为这一重大社交重新订制她们的皮袍。由于巴尔扎克的病，她们必须推迟她们的计划，虽然道路难走也是她们失望的原因中的一部分，她们和他的唯一欢乐也只是穿上新的衣服来让他躺在床上看一下而已。在他写的信中，他们仍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他的神圣的夏桂和她思想简单的女儿，他肯定感到一种孤单的压迫的凄凉的空气。他肯定感到他和这些只想到自私快乐的女人们一起住在一个异国的环境中，因为他突然开始回忆他的老朋友们。德·韩斯迦夫人几年以来占据了他的思想的最大地位。他差点停止给他所归心的最突出的最忠实的女人卡罗·朱尔玛写信，一旦他躺在病床上，他便想到她如何在他需要帮助时去看望他，回想她多情的挂念。她好久已不不存在于他的大脑中，甚至于他对她习惯称呼的“亲爱的”都不易于出现他的笔下，于是他便把书信的开头写成“我的仁慈而亲切的朱尔玛夫人”，似乎往日的恩情已变成了冷淡的平常友谊。但是没有一会儿他又使用以往知己的口吻，但他给她报告幻想和希望的文字中都沾染了一种悲哀的色调：“我从我妹妹和外甥女处两次得知你痛苦的信息，假如我没有写信的话，那是由于我不能再提笔了。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十五年中的过度工作导致的心脏病。以来的八个月，我由一个医生来照护，一直住在这里。令人惊愕的是，在乌克兰的旷野中竟然找到这样的医生。他和我住的房子的主人很有交情，他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因为一种可怕的“摩尔达维热病”，他给我的治疗中断了。这种病发源于多瑙河的沼泽地，散播到敖德萨并疯行于亚欧之间有荒原。我得的是叫做间歇脑炎的热病，已经两个月了。我复原到可以继续疗治我的心脏病的地步，仅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前天我收到外甥女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亲爱的朱尔玛，希望可以保留你在弗拉柏斯罗的房子，虽然您在那儿出售你的土地。‘卡罗夫人’和“弗拉柏斯罗’引起了我最强烈的所有回忆，虽然别人禁止我操劳，也包括写信，我要解释为何自从去年二月以后除了一些事务的通信以外我没有给你写信。我必须告诉您不要以为您的朋友已把你忘记，我愿让您知道我从未停止过爱您，思念您，甚至于在这儿说到你，在这儿他们从一八三三年便知道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保尔之处！..“站在五十岁高龄去观察人生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又如何经常地觉得离目的地很遥远啊！您还记得我如何送德斯洛勒斯长眠于弗拉柏斯罗吗？自那次之后，我又送了不少人去那儿安息。但自从那以后，我曾放弃了多少的幻想啊！我除了对你的感情还在增长之外，已没有什么进步了。恶运是如何迅速地展开的啊！有多少幸福道上的绊脚石啊！的确，生活给人家注满了多少的迅变啊！我费了三年时间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这已花费了我相当的财富——但这对占据巢的鸳鸯在哪里呢？他们何时才能进去安住呢？时光流逝了，我们也变老了，一切的东西开始凋零了，甚至我的巢中的家俱。亲爱的，您瞧得见即使那些表面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人们的方面，也不是一切的东西都是玫瑰色的..”他也常给帮他还债的，他却没有正当表示过谢意的德兰诺瓦夫写信，似乎一个下意识的欲望在作怪，要求他不要太晚去表达他的情意和感恩戴德。也许，他也感觉到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第三节秘密婚礼不论巴尔扎克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他的医生们都认为他绝不可能恢复健康，我们也可以假设他们已经把意见转告了德·韩斯迦夫人。当确实地知道他们的婚姻生活只会有短促的时间时，她于是决定答应这个追求了她多年的人的最后的欲求了。他已没有纵容他的败家子的天性和放纵他的赌博本能的危险了。’好巴尔扎克”已变成“可怜的巴尔扎克”了，她也受某种礼贤下士的同情心所驱使，就像一个伟大的贵妇人会去同情一个为她效忠并变衰老的门客一样。结婚典礼订在一八五○三月间举行。这个婚礼将在最近的城市柏尔第契夫举行。接着，他们动身去巴黎，去居住一切已预备齐全的等待着他们到来的保庄楼。没有比巴尔扎克的详细急躁地指挥他母亲准备一切去迎接他的新娘进入她的新家庭中更为典型的了：“您可以在客厅隔壁第一个房间最高一层的棕色橱子上的中国瓷盆中找到一个仓细莉茜街的花商的地址。他曾在一八四八年来拜访过我，说到如何用花点缀房子，一次大约耗费两个礼，并且告诉我每年定购花多少钱。大概每年六七百法郎。我离开巴黎时、把这个方案搁置了起来，这为只有等我有钱，等和这位有关的贵妇人情愿同意时才考虑的。我知道她喜欢鲜花。一旦这个商人来负责装饰的话，你跟他交涉时便会有个底的。您必须让他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注意他提供的确实是好看的漂亮的花。“您必须想办法搞定下面几种装饰。首先，第一个房间中的一张花桌；其次，有圆顶的那间房子中的两个花架子；再次，日式客厅中的一张花桌，接着，楼梯顶上的两个大花瓶；然后，屋顶下的那个灰色房间的壁炉上的一些非洲木的小花池；最后，弗兹尔在两个盆子中布置的木制小花插子。”这是巴尔扎克在他结婚之前下达的命令，是在他希望可以在跨入新房之前的几个星期发出的。虽然他生看病，却和从前一样记忆性很强，他的记忆保留着一种摄影术一样的特征，以致于他可以追思一切的细节。每一个花瓶，每一个家具，每一个花架子都映在他脑子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每个东西的具体位置。归家的长途旅行和婚礼还要等待。但他的思想已振动了翅膀，他却已在清醒的梦境中安居在幸福街了。巴尔扎克和德·韩斯迦夫人在三月十四日于乌克兰柏尔第契夫城的圣芭芭拉礼拜堂举行了婚礼。历为他们不愿引起别人的注意，典礼因此十分秘密。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客人。这是早晨天色还带灰黑天色的七点钟时。预备来证婚的齐社米尔主教仍未到来，但巴尔扎克至少也很满意有一个查鲁伯斯伯爵和一个贵族教士，来参加庄严神圣的婚典。教士的一个亲属和梅尼齐克伯爵是唯一的证人，而伯爵现在已成为了巴尔扎克的女婿，典礼结束以后，这一对夫妇就马上回维埃曹尼亚，并在当天晚上十二点钟筋疲力尽地到达。两三天以后，巴尔扎克便坐下来写最大的最后的胜利的公告。幸福好像恢复了他的健康，他便给他的母亲，妹妹，拿克加尔大夫和卡罗·朱尔玛写信。他并且向朱尔玛保证：“当别人问到我从前的老朋友时，您总是我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接着用下面的话报告他已结婚的喜讯：“三天之前，我和我所爱的唯一女人，我要比任何时候都爱的女人，我要继续爱到死的女人结婚了。我相信这一次的结合是上帝保留给我的赏赐，用来补偿我多年的磨难，我所遭受却经过我的克服的这么多年的困苦。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的春天并没有用花朵来点缀，但我现在要收获一个灿烂的夏季和一个丰收的秋天。从这个观点看来，也许我的幸福的婚姻可以带给您一点安慰，因为这桩婚姻向您证明在长期的困苦以后，上帝的确会把宝库藏起来，等待最终的赐予。”寄出这些信以后，他头脑只有一个意念——尽可能地和他们会合时，走进他的家门去。他却仍不可以在信上附上一段他妻子的问候，因为即使现在，他仍不能说服他的妻了对他的母亲表示一点小小的礼貌，他只好吞吐吐地搪塞：“我的妻子想在信后加上几句话，可是信差总在等待，但她却起不了床。由于她的手因湿气肿了起来。她将会在我的第二封信中向您致敬。”巴尔扎克必须为他新得的快乐付出代价。那时，道路积雪很深，交通断绝，因此，他也不能动身回巴黎。即使没有这些障碍，他也不能在目前的健康状况下长途旅行。他给幸福街的房子订购的花太早了。他那脆弱的身体必须经受别的考验：“我的肺炎和心脏病又严重地复发了。以前的治疗好像令我有相当的进步，但我现在却损失了当中的一大部分。..我的眼睛被一块黑帘所遮挡，总不肯散去，挡住了所有的东西，令我不能写字..自从晴天霹雳之后，今天我第一次提起了笔。”现在起码可以希冀他的妻子利用这机会给他的母亲写几行信，平息她对儿子的忧虑，但巴尔扎克却机敏地加上一句：“我的妻子没有一瞬间自由的时间，除了她的手如此可怕的肿胀之外。这是潮湿的结果..”四月十五日，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努力地写信给他母亲：“我的眼睛事实上已到了阻止我阅读和写字的状态。我写字的时候根本难以辨别字母。”他又必须给病在床上由老母亲照护的妹妹假造一个支吾的理由，虽然他也附带地说他的妻子请他“向您致敬”。他说到他自己的情况：“我并不很好。我的肺部和心脏都患了病。我每走一步都要喘一下气，我说不了话。最终，他们决定出发了。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旅行。在过波兰国境一个叫布罗第的地方，巴尔扎克疲惫不堪了。他出了过多的汗，不想吃饭，他的力气更加弱减了。那时见到他的老朋友差点认不出他了。五月十一日，他从德勒斯登报告：“平时只要走六天，这次我们却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才到达这里。我的生命不只是一次，而是一百次地遇到危险。我们经常需要十五六个人来帮助，拿东西把我们从一直埋到车窗的泥坑中拉出来。但我们到底到达了这里，并且都活着，虽然我们生病了，疲乏了。这样的旅行让了老了十年。您可以想得到老是害怕我们中的一个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怀抱中是怎样的味道——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地相互深爱的时候。”在一半失明和万分疲劳的状态下，他设法一直坚持着到了德勒斯登。他爬不动台阶了，开始怀疑他到底是否有力量继续去巴黎。“我的状况太险恶了..这惊险的旅行令我的病更加恶化了。”虽然他已双目失明，他还得亲手地写这封信，他又替他的妻子解说：“她十分高兴您在信中所讲到她的一切地方，但是她的肿的手却汉有让她提笔亲自给您写信。”令人奇怪的是，她的风湿病却并没有阻止她去德勒斯登的珠宝店，她在那里花二万五千法郎买了一只漂亮的珠宝项链，但是她的肿胀的手指却并未妨碍她用清晰的圆润的笔迹写信给她的女儿，详细叙述她购买珠宝的情形。当巴尔扎克躺卧在旅馆的床上时，她竟然能把思想集中在珠宝项链上，只能表明她的无情，但她在信中称他为“这位亲爱的朋友”，也是很特殊的。她忍受着他的负担，因为她知道他不会再麻烦她多少时间了。我们仅能猜测他们在住在德勒斯登时一定闹了意见，但是巴尔扎克必须坚持到底。他指示他的妹妹说：“我只有依靠您了。您一定要设法让母亲知道我到来之时她不要留在幸福街。”他十分害怕地想到两个女人碰面时的情况，他用拙劣的借口解释说：“假如母亲在场，帮助我们提行李时，她的自尊必定会受到损伤的。”老妇人的担心不仅仅是对的。几个月来，她随时睁眼看守着他们的财宝，照顾平常事务，监督家中的人员，虽然她肯定俄罗斯的高傲责妇希望她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这房子。她还有一件事要去办。一旦安排好一切花朵去迎接这对新婚夫妇时，除了轻悄地在背后关上门以外，她将别无事情可做了。弗兰苏可以站在门后，引导他的新主妇进入这王宫。进阶和各房间的灯火都应当起来，以便去迎接新娘，但老母亲知道那里没有她插足的余地，办完事情，她便去了苏尔纳斯。即使在归家时，剩下的苦命也没有释放巴尔扎克，掉在命运上的一点一滴都要向他盘剥勒索。还有一个项目等着加在他的幻灭的总数之上，因为他回到幸福街的保庄楼中正好遇上一个值得他花费笔墨去描写的可怕的一幕。坐火车是最后的一段旅行，但是火车误点了。深夜时分他们的马车才赶到家门口。巴尔扎克急于察看灯火和花朵是否照他的指示安排结束，弗兰苏是否站在门口，手中拿着一个分枝的烛台。最后，马车停了下来。弗兰苏听从了他的吩咐。全屋从上到下灯火通明。巴尔扎克拉了门铃，却没有人来开门。他多次地拉铃，但房子中却依旧在明亮的窗户后保持寂静。几个邻居聚集过来。巴尔扎克向他们询问，却没有人能答复他。他的妻子仍然端坐在马车里，车夫于是急忙去找锁匠。房门终于打开了，一幕惨像暴露在他面前。他的仆人弗兰苏藏在他的一间房子里——完全发疯了。命运选好了主人归家时来剥夺他的理性，人家在午夜时分将他送进疯人院中。当发疯的弗兰苏被人强制带走时，巴尔扎克正好引导他的新娘跨进了他为她特意预备的家。第四节永远安息的灵魂约束巴尔扎克的定律是自始至终产生效力的。他的梦想不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事实，只能在他的著作中实现。他用了悲痛的牺牲，不可言传的烦恼和炽烈的热望去准备一所可以让他和那位终于屈从了他的追逐的妻子消磨最后“二十五年”的房子。他在一切准备齐全之后搬了进去——却进去等死。他已经给自己准备一个完美的书房让他去完成他的《人间喜剧》，他已计划了另外五十部书的内容，却一行也未写出来。他双目完全失明，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封从幸福街写给高提埃·提奥飞尔的信其实是他妻子的笔迹，只在信后让巴尔扎克勉力潦草地写了一行：“我已经不能阅读或写字了。”他已布置好了一间美丽的图书室，但他却从未来翻开一本书。他的客厅挂有金色的大马色布，准备去招待巴黎社会，他却从未招待过。当人们看到他能搜集一个无比的收藏时，他那可爱的画廊应该轰动全巴黎，他应当把藏书排列起来，一件件地向作家们，艺术家们或朋友们去解释，但当雨果到来时，他却得请求他的妻子去向他的朋友说明和指示。他曾梦想过一座王宫，但这王宫却变成了监狱。他孤单地一个人躺在大房子中，然后他母亲害怕得像鬼怪一样地飞进房中去照顾他。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的妻子表现和他们从维埃曹尼亚回来，停留在德勒斯登时同样的残忍而漠不关心，同样的缺乏纯正的忧虑。她的态度可以从她那时写给女儿的家书中难以否认地证实。她快乐天真地闲读珠宝，花边或衣服，我们很难从那里找到一行对她快死的表示真诚恳切的焦虑的话语。即使到了现在她还用他拿笑话来取悦她一家人时人家给他加上的绰号来指称他：“玩艺儿到达这里的时候比任何时候身体都要糟糕，他已经不能走路，却发出衰弱的痉挛了。”见到他的人们都确信他的死期临近了，他自己却拒绝相信。别的人只看到死的必然性，但他那乐观主义却认为有复原的希望。他习惯于嘲笑困难，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他并未放弃他的挣扎。他偶然嗓音有些好转时，他便聚集他衰减的力量，和一位客人谈话，表示他有信心不久便可再次走路，讨论政治问题，正如说服自己一样去说服别人，他还保留着他老当益壮的精力。最终，以前的精神的火焰甚至随时有可能迸发出来。仲夏以前，医生们公布了他们的诊断书。路易大夫，拿克加尔大夫，卢大夫和福基埃大夫四个医生联合诊断的报告书详细清晰地说明现在他们只能设法缓解他的痛苦，偶尔地给他加一点轻微的麻醉剂。至于别的方面，他们都似乎觉得毫无希望了。巴尔扎克自己也开始发愁了。他悲痛不能完成《人间喜剧》，又讲他死后他的著作将会发生的情况。他逼迫拿克加尔大夫明确地告诉他他还能活多久，并从他老朋友的脸上得到了答案。有人曾传播过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是真的，据说当他思想混乱时，他曾呼换过他在《人间喜剧》中用来说明科学奇迹的毕安仓·霍拉斯的名字：“假如毕安仓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救我的！”死亡的程序飞快行进着。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他最后一次访问将死时巴尔扎克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