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去五百页左右的情书和日记。正当这个法兰西文坛的西西夫斯①搬运石头到山顶的时候，德·韩斯迦夫人却在意大利享受着她所“追求的甜密东西”。她和她的随行人员从这所旅馆转移到那所旅馆，进行日常的散步，请人给她画肖像，搜遍各种各样的商店，陶醉在威尼斯、福罗兰斯和拿波尔的所有艺术品里。她大量地占有巴尔扎克所缺乏的一切——金钱、空闲，以及这两者给她带来的娱乐——而他们的通信。也发现不了任何的迹象，足以说明她曾有任何的打算去中断她的休假，而急切地奔回情人的怀抱。我们猜想德·韩斯迎夫人主要的是对巴尔扎克这个人感兴趣，而不是他的情书。这些情书是她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命令巴尔扎克定期进贡的，然而她自己的回信却并不多、而且相当的疏远，虽然德·韩斯迦夫人并不是没有时间去复信，因而巴尔扎克常常抱怨她不多给他写信。在一年多的旅行中，她都希望在每一个歇却的地方收到他的一封信，而她的“农奴”也没有忘记服从威严的主妇的命令，忠实地给她写信。不过，他的情书的形式和语气都随着环境而改变。他已经不能像当时在埃维曹尼亚、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秘密地通信。意大利检查机关非常严格地按“信箱”较交邮件，而瑞士女教师太频繁地收到巴黎的来信也会引起最不善于怀疑的丈夫的注意。所以，巴尔扎克就不得不用德·韩斯迎先生可能允许接受的风格来公开给她写信。亲密的称呼“你”于是也就由客气的称呼“您”代替了，“爱情的情侣”也就变成了“夫人”，而且还常常彬有礼地请求“夫人”代他问候“乌克兰的大元帅，您的女儿安娜，保埃尔小姐以及家里的其他人“这里已经没有爱情的誓言和她忠实的“奴才”。他只是假装成他在日内瓦时发现他是一个喜欢文学的贵妇人和一个有着繁锐眼光的批评家而受到他的尊敬，因而觉得不能不写信向她报告他的生活琐事。在与他们一家一块儿生活的几个星期里，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员了，他不能够抵制给他们写信闲聊的诱惑了。然而，他的书信都包含有一条只有德·韩斯迦夫人才懂得的内涵。只要他表明自己是如何地热爱瑞士的风景，她就明白他向往瑞士的真正动机。这种富有诱惑性而也带有风险的游戏就这样的继续地进行着。巴尔扎克不但促使德·韩斯迦先生相信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友谊纯粹是出于文学上的共同爱好，他也期望向德·韩斯迦夫人保证她仍然是他的唯一爱人，即使她这样地远离他，他也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她。似乎她们之间约定好了在她的丈夫尚在人世的时候两人应保持平常的关系，也许是她的要求，他答应了她要在日内瓦事情之后恢复他所强力辩解的从前的贞洁。不管怎样，每一封接着一封① 系哥林多国王之子，无恶不作，死后被罚在地狱里把巨石搬至山顶，石头又不断地滚落下来，他也就不断地搬运。来的信都表明了他不但在白天而且夜里是多么的孤寂和忧愁。他常常提到他所过的是“修道院式的生活”并且声言“没有谁像我一样地孤单”或“我就像耸立在茫茫大海中的孤石”这一次他写道：“我坐在这里，我的孤单超过了任何一个渴求爱情的女人。”不过，德·韩斯迦夫人好像并不怎么相信他的保证。她在日内瓦已经觉察到他多么地不像他当初的通信里所描述的浪漫的气质，而且也十几次发现他的矫揉造作。他们在阿尔克旅舍房间里的幽会大概向她证明了，他在爱情的技巧主面并非他自吹的那样害臊，那样的没有经验，那样的陌生。无论如何，她似乎已经在他背后组织了一个相当出色的侦察队。他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她曾经给他介绍了许多居住在巴黎的波兰贵族，这种举动也许并非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波多基夫妇或基塞尼夫妇也一定向她报告过，使她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日夜坚持工作而哀痛他的朋友德·柏尼夫人的病。巴尔扎克是巴黎的名人，他每两星期两次固定地陪养某个交际花到戏剧去没有人不会知道的。他不能够继续骗她，他除了在卡西尼街的房子之外又在战争间租了一间房子。她一定曾经暗示过他，她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他欺骗的。他对她保证说轻浮和不忠都是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的。等到她已经知道他的罪过的证据时，他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写了一封简短的话语：“有些女人夸耀说能够影响我的生活，吹牛说经常来看我。”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谤谤和夸张其词。他确实曾经躲避在音乐里，但这也因为是他的极度的孤单：“听音乐，这意思就是说更加深地爱恋一个人，痴心地想念一个人。偷看一个人喜欢的双眼，听见一个人愿意听的声音。”可是她依旧不相信他，即使他有无穷的办法把它作出动听的合理的解释。她能对他深信不疑这一点很重要，这会决定他俩的关系。她什么也不怕，只怕他的疏忽。她已经开始保持审慎的态度，这使他非常不安。夏天又来了，德·韩斯迦夫妇结束了意大利之行，回到维也纳来度过冬天。明年的春天，德·韩斯迦夫人就要跟随她的丈夫回到遥远的乌克兰。巴尔扎克的北极星也就要永远地离开他，并且终生都难相见。因此，若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想办法再去看她。她是在没有防御的时候献身于他的，除非通过再次的个人接触，否则他就有失去她的危险。他必须到维也纳去一次，并且他很容易找到借口。他通知他的所有朋友，包括德·韩斯迦先生在内，说他为了完成他几年来计划写的一部小说《战争》，他必须到阿斯本和瓦格兰姆两个战场去凭吊。但是秋天早已过去，冬天也快要到尽头了，春天就紧接着来了。巴尔扎克还留在巴黎，总是被各种形式的障碍所阻挠。他不是去收取他的小说的版税，就是付清一笔小帐，以能够借到一大笔债。这时候，为了照看他已经有点星的炉火，他就一封接着一封地寄出保证他早日团圆的信。他想只要他到达了维也纳，这和煦的清风不久就可以把火焰吹旺到先前的白热程度。他的团圆希望差点被一个不幸的变故打破了。七月下旬，德·韩斯迦一家人到达了维也纳。因为他们上次呆在这城市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秘密通信都没有受到什么妨碍，巴尔扎克就想在几个月的压抑之后，就冒险给德·韩斯迦夫人寄去一封由“信箱”较交的、热情的、不能让她丈大看的信。这一次信里没有用客气的“您”和“夫人”，也没有给“大元帅”，西维琳小姐或保埃尔·亨利特的问候，只有向德·韩斯迦夫人发出的热情的赞美与称颂：“哦，我的天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这不得不保持的谨小慎微的方式真是太可怕了！我现在能够心照不宣地给你写信，这又是多么地快乐啊！”在这疯狂的冒险之后，他就宣布不久他将离开巴黎到维也纳附近的温泉去访问德·韩斯迦夫妇：“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你那里去。尽管我不能够先告诉你准确的日期，因为施行需要我好多的准备，真是累极了。但是我会超出常人般地爱你。”“六个月的苦苦相思”之后，他终于要去“吻那神圣的容颜，去抚摸我曾经这样仔细地用我的心摸索的美丽可爱的头发”。跟她呆在一起只要三天就能给他“一千年的生命和不可想象的巨大力量。”不幸得很，这封寄给他的“亲爱的白色小猫”的信（或许不止这一封信，可能有另外一封同样亲密的信）却落到了德·韩斯迦先生的手里，并且可能还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虽然我们不能马上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巴扎克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不得不推迟出发，并且不得不提笔写一封信向她残暴的丈夫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这封直截了当地向德·韩斯迦夫人宣布爱情的信。不用担心，巴尔扎克的发明无应付这样的事是绰绰有余的。正跟他上次向德·韩斯迦夫人解释他有两种不同的笔迹是因为他是为着应付不同情绪一样，他也厚着面皮没有丝毫的羞耻写了一封文笔流畅、有很强说服力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有一天晚上，他所认识的“最纯洁，最天真，最幽默，最神圣，最严肃，最富有哲理”的德·韩斯迦夫人曾经笑着对他说“她很想看看巴尔扎克先生的真正的情书倒底是什么样子”。他当时就用同样的口气回答她“它有点像孟多兰写给维尔纳尔·玛利的一封信”，这实际上指的是他的小说《朱安党》中两个主要人物的风格。当时，他们都是随随便便地说笑，根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后来德·韩斯迦夫人曾在的里雅斯德给他来信时提及此事。她说“难道您已经忘记了维尔纳小姐吗？”这让他回忆起了他曾经答应过她一封他的典型的情书样式，于是他就寄给她两封此类的信。这就开始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一幕：恰好两封信都让德·韩斯迦先生给收到了，并且使他惊诧和引起他极大的愤怒。巴尔扎克指望像德·韩斯迦先生那样聪明的一个人去相信他这种解释，无异于通过这些话告诉这位戴绿帽的丈夫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精神病人。不过，巴尔扎克的下一个行动却是相当的机智。他坚定他说他的第一封信发出后不久——这就意味着此事发生在德·韩斯迦先生发现这封信之前——德·韩斯迦夫人马上就寄给他一封措辞强硬的极其愤怒的回信。他写道：“您决想象不出我的愚笨的玩笑的成功使我处于何等难堪的境地。她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回复了我的荒唐无聊的第一封信，然而在这之前，我已经把我的第二封信寄出了。”聪明无比的巴尔扎克在东窗事发之后，既不是向被欺骗的丈夫坦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去请求他宽恕一个不幸的玩笑，而是用绅士的风度去请求他与他自己一样帮着自己消除清白无辜的德·韩斯迦夫人的怒气。她大概忘记了他们曾经谈起的维尔纳尔·玛利的情书，这样就证实了她收到一封情书甚至是一个滑稽的有损于她的名誉的愚笨行为。“德·韩斯迦夫宽怀大度的原谅表现出我的行为是多么地疯狂。这足以表明她是一个多么圣洁的贵妇人，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而且他还恳请德·韩斯迦先生把他的《风俗研究》第三册井同原稿一起转交给他的妻子。不过，如果他们夫妻之中有哪一个认为不适宜收一个鄙陋的幽默家的友情的象征——书及原稿的话，“那么，就烦请您烧掉这部书及其原稿。”既使德·韩斯迦夫人完全地宽恕他的话，他也绝不会饶恕自己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这样一个尊贵心灵，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刻：“如果再也见不到您的话，我真不知道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要就我的愚蠢的冒失行为向您表示深深地道歉。您知道的，我没有多少情投意合的朋友，我简直无法想象失去像您这样高贵神圣的朋友，我会怎样地流泪。”巴尔扎克此举是明显地暗示德·韩斯迦先生，他对此事所能采取的态度就是，让巴尔扎克继续跟他的妻子通信，并且使他们的友情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德·韩斯迦先生是否这样天真地就相信了巴尔扎克这一篇虚构的合情合理的故事呢？他是否晓得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与她的情人就要相隔万里而采用了更高明的手法呢？这也许是德·韩斯迦夫人不想放弃做巴尔扎克“永远的情人”而说服她的丈夫让了步。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都是带着游戏的味道来采取行动，德·韩斯迦先生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和解的信，而德·韩斯迦夫人也大度地宽恕了她的情人，因为我们发现一个月后他回信说；“我以异常激动的心情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以一切尊称“贵美人”来称呼您，就像称呼‘殿下’‘阁下’‘大人’‘陛下’一样。”巴尔扎克的请罪被宽恕后，他又得到他高贵朋友的欢迎，继续拿他那没有什么意义的生活琐事来取悦他的朋友。高贵的女主人和她的丈夫甚至宽容地允许他在他们返回乌克兰之前到维也纳来给他们表示敬意。“不愉快的误会”已经彻底地消除了。他的朋友们正在等候着巴尔扎克的准时到达维也纳。然而冬去春来，在四月巴尔扎克因为遇到新的重重障碍的阻挠而始终离开不了巴黎。巴尔扎克已经身无分文了。他完成了《高里奥老伯》、三部别的小说，以及一大批短篇小说，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文学上的成就和更多的稿酬。然而他勤奋的右手在积累钱财的同时，他的不听使唤的左手却把它毫不怜惜地挥霍浪费掉了。他刚刚偿付新的房租和购置家俱的费用。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说道，这房子并非为他自己，而是为桑都·儒尔准备的。《高里奥老伯》和其他新的著作的收入都先后进了珠主商、裁缝和家俱店主的腰包。他早已计算好了可以用五个月的辛勤劳动换取一个月的自由浪漫的生活，然而计算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为自己像一个受土地束缚的农奴一样地被沉重的债务捆绑住手脚而感到深深地惭愧。我现在不能够自由地指挥自己的行动，迟早有一天我会被钉死在我的放纵自任之上的。”德·韩斯迦夫人现在啰唆起她的丈夫来。她的丈夫坚持要马上就回乌克兰，她显然地是费了很大的努力用各种借口说服他留在维也纳直到春天。他们同意四月是最后的时限，但是因为巴尔扎克答应好了在《西拉飞达》脱稿之后就马上赶来，于是她又强求延期动身。如果他五月还不来的话，就再也不能等他了。无论他再提出什么理由来要求延期，这都是不可能的了。巴尔扎克非常明白这一时刻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巴尔扎克认为只有德·韩斯迦夫人年老的丈夫死了之后，他们的结合才是得以实现他幸运的希望的最后机会，只有这样，他的孤注一掷就不能算是冒险。虽然人家已经付给他《西拉飞达》的稿酬，并且这本书也没有脱稿，但是他可以在维也纳写这本书的最后几章。他没有钱，但是他并不为此发愁。他把他在卡西尼街家中所有的整套银盆都送到当铺里去了，又从出版家那里预支到一些钱，这样的名字又签在一两张借据的后面。他于五月九日离开巴黎而十六日就到达了维也纳。这次旅游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认识构成一个天才人物的脾性的若干成份。因为我们发现这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例子，它证明了就是一个最有理性的灵魂也会堕落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凡是光线愈强，它所投射的阻影也是最暗的。同样道理，在常人身上不会被注意到或者有可能引起同情的幼稚的弱点，如果在像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身上被发现，那就会显得可笑至极。就是最刁难的批评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天才，即将出版的小说的广告就能激起群众的热情去订购，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向他致敬。然而，尽管他清楚他已经取得了可流传后世的成就，但是他还有一个幼稚的野心，即他要拿他所没有的东西，同时却让民众认为他是在占有他绝对不能够占有的东西。他是农民的孙子，但他却要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贵族。他虽然负了一身的债，却要让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富翁。他从德·韩斯迦夫人那里了解到维也纳的人们是何等急切地等候他的到来。虽然维也纳的贵族对待贝多芬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天才的可贵之处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然而他却幻想他自己也是一个贵族而跟维也纳的贵族交往。埃斯特哈慈一家人，施瓦生柏尔格一家人以及卢米保斯基一家人绝对想像不到像巴尔扎克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竟然是属于受人雇用的从事低级鄙俗活动的小人物阶层。他尽最大可能把自己装扮成最高雅的人，然而实际上却只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形象，因为他有：“一支可以成为巴黎人谈资的手杖，一只炼金术士向观天象的光学家特别定制的小千里镜，一些由一个仙女在外衣上缝上的金扣子。”他不限一般人一样坐上平常的邮车旅行，而是定了一辆特别华丽的马车，上面印着德昂特拉格家的徽章，雇了一个穿号衣的马夫，甚至在路上尽量地装做一位侯爵。光这一笔开销就花了他五千法郎，虽然他很悲伤在他居留在维也纳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这一切。五星期的旅行，其中两个星期花在他那华贵的马车里，剩下的一半时间在他旅馆里的书桌上度过。这一次旅行共耗费他一万五千法郎。德·韩斯迦夫妇住在维也纳整齐的外交界区域里，他们就替巴尔扎克在附近的金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这真是一个凑巧的选择，因为拉苏莫斯基伯爵的秘书（同时也是伯爵的表嫂杜尔海姆·卢虏伯爵夫人秘密的丈夫）提利安·查利最近就是在这同一间房子里自杀的，当时，他右手握着一支手枪，左手拿着一本巴尔扎克写的小说。他明白了维也纳人是何等地崇拜他，即使他没有带来一个穿号衣的马夫，也没有在他的车门上印任何一位贵族家的徽章，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所受到的圣日耳曼镇和巴黎同行们的嘲讽打击，现在得到了补偿。奥地利贵族阶级中最著名的人物都争气恐怕地邀请他到他们的宫邸里去作客；欧洲最有权力的梅特涅亲王也请他到家里，而且还在一次长谈中告诉了他一个构成他的剧本《基罗·巴梅拉》主干的故事。遗憾得很，他不能够一切都接受雪片般飞来的请柬，虽然这正是符号他追求贵族名号的欲望，这是因为德·韩斯迦夫人把她召到自己的社会交圈里，偶尔也止他见到她最亲近的朋友，波兰的贵族，例如卢米保斯基一家人或兰斯可伦斯基一家人。除了东方学家汉穆尔——蒲尔格斯托尔男爵与小戏剧家齐迪里斯男爵以外，他就没有遇到过任何其他的作家或学者。前者送给他一个为他终生所保留的咒符，后者则被著名的巴尔扎克所唯一谈论的版税和金钱问题深深地震动。巴尔扎克登上了七层天。他在这外国的城市里享受着他的名望给他带来的一切果实，那些来给他到致敬的人也带给他不少、他自认为是有尊敬感觉的名字。在放纵的享受诱惑之下，他觉得自己差点离开书桌，上午的时间里，他坐在书桌上来完成他那篇神秘的、闻名世界的宗教小说《西拉飞达》。他校对了一些稿件，去参观阿斯本和埃斯林根两个战场并作了一些笔记为他的小说《战争》作准备。他多半的时间都花在向德·韩斯迦夫人的献媚讨好上，虽然在维也纳好像没有机会可以像在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进行偷情的可耻行径。发生了信件被截获的事件之后，她已经非常地谨慎，而巴尔扎克的声望也证明他是一个地道的卫道士。离开维也纳之前不久，他闷闷不乐地写信给她道：“几乎没有一刻钟甚至一秒钟是属于我们两人的。这些障碍使我浑身不舒服，并且让我意识到我现在所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立刻动身回到巴黎。”实际上，促使他早日动身的决不仅仅是不能拥吻德·韩斯迦夫人所带来的浑身燥热，而主要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即他不能偿付他的账。虽然他没有征得出版家魏尔特的同意就把账日记在他身上，可是他的钱包还是一天天地瘪了。六月四日他离开旅馆时而不得不向德·韩斯迦夫人借一个杜卜金币作为付给伺候他的仆人的小费。他迅速地就返回了巴黎。此后七年他才再次见到德·韩斯迦夫人。他的爱情小说的第一章和他的激动的心情该是结束了。正跟他在其它事情上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他为了能让他有更多时间去进行更急切更诱人的计划，不得不把这故事无限期地延迟。第四章天才的光荣和贫困第一节诉讼与抄家有时候自然界表现出特有的现象，两三股劲风从境界的相反角落里冲出来，在一个地点集结起来，并且集聚团结的猛烈力量冲破他。这种灾祸的方式正是巴尔扎克从维也纳回来之后所受到的。这种闲散轻松的日子得要他用增加重量的焦心去赔偿。首先把他所围困的苦闷就是又出现了家庭的老烦扰问题。德·苏维尔夫人，他的妹妹病倒了，而且在经济上他的妹夫又更加困难，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的弟弟一文既然莫名的带了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妻子从印度回来。因为他的弟弟以前很没出息，被别人送到印度去寻求生存之路。对于这个弟弟，巴尔扎克的母亲很是紧张地对待。作为他的哥哥，伟大而有权力的巴尔扎克必须为他找一份工作，而这个时候，是他应当付还他短久她的一些债务的时候，更糟糕的是巴黎的一些恶意的报纸告诉读者们巴尔扎克离开巴黎是因为他不能够偿还债务又在这时候刊出。如果巴尔扎克的母亲不顾他的困难向他索取债务或是对他责难，他一贯的作法就是到他的朋友德·柏尔尼夫人那里去求得一份安慰，这位朋友如同母亲一般对待他。但是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他却要去安慰她了。德·伯尔夫人得了重病，同时一个亲爱的女儿一虽然精神错乱却受人喜欢——却夭折了，她虚弱的心脏更加受到严重打击，更加严重危险。她所处在的不妙位置已不可能给他别的什么帮助了。她甚至把给他校对稿件的好意服务都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她的力量己不允许能干别的事了，巴尔扎克虽然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只能反过来扮演安慰她的角色了。在这个时期，他处在比任何时期都艰难的位置。他却到处向别人借债，这是他的惯例，而且又赶不上他的工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活动，坚持要求出版商预付一段日期的报酬，他会在将来规定的时间里如期交付书稿。朋友们都尽力地劝告他，不要再维持这种毫无保证的走一步看一步的生活。最坚持的是卡罗·珠儿玛，她经常性地劝告他最好不要追求一些表面奢华的小东西，这可是用匆忙间的出品来降低他的天才。虽然如此，他的这种固习却是不可改变的。对于他来说，他所有的也是唯一的本钱就是在他在文学中声望，而且他对于这种可以逼迫出版家们来买他的文学作品的权力也是快乐的享受着。他卖给他们那些只有书名而内里一字无成的小说，可能他认为他有这种必要，可以鞭策自己能够汲取最多的体力脑力劳动之前来强迫自己写完一部规定日期的小说。在出身去维也纳之前，他费尽心思地到处预支他可以对付到的钱。他不但把一本言情小说重新出刊的权利卖出了，这是以前用圣·沃盘的假名写的。还把他的一本新书，《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卖给了《两世界杂志》。其实这部书还没有开始写，而还在等待《西拉飞达》最后几章的布洛斯也催了好几次，这已在几个月前分期登载了前部分。对于《西拉飞达》的稿子，巴尔扎克并不怎么发愁，他计划在金梨旅舍里用八天或八夜的时间之内完成它，根据他的计算，那部《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估计也不会超出他计算的两周的时间。而且在回到巴黎之后，他还可以把他的书稿重新抵押。虽然这样，对于他所规定的时间表，他却第一次不能够认真恪守。他所安排的日历已没有假期的存在，他已向打破他的计划的社会诱惑在维也纳屈身。他在奥在利或波兰贵族的客万里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或者和德·韩斯迦夫人一起驾着马车闲转，而且让清淡的快乐剥夺了必须坐在书桌上工作的静静夜晚时间。因此，对于不能完成的《西拉飞达》，布洛斯也被迫停刊，对于此，订户们也不以之为怪，原因是他们对它的瑞登堡派的神秘主义以及那种洗炼的文风并不太感兴趣。更为严重的问题，至此巴尔扎克对《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还只字未动，而且这本书他已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又在构思另外一部小说——《幽谷白合》这是他在前往维也纳的路途中突然想出的，这种旅行经常飘来许多灵感。他把这部新书答应布洛斯去代替他曾经许诺过的另一部书，而且他在维也纳时就把已完成的第一段稿了寄给了布洛斯。对于这个办法，布洛斯也同意，《幽谷白合》的第一段也就要正式印出来了，但他认为他在巴尔扎克的《西拉飞达》中受到的损失他有权利去恢复。那时候一种《外国语杂志》在圣彼得堡出现了，这个杂志有一个政策，即要求法文作品在巴黎出版的同时或是在这之前应该贡献给俄罗斯的读者。这家杂志社同布洛斯定下了合同，同意这家杂志社刊印那些作家们提供给《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的稿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洛斯就把校稿卖给了这家杂志社。当时，俄罗斯人最欢迎的法国作家便是巴尔扎克，布洛斯觉得把《幽谷白合》送给这家杂志社赚点钱也没什么不可。因为，毕竟巴尔扎克还欠他许多钱，大概不会因此合他争吵的。回到巴黎时，巴尔扎克尽一切办法才打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象一头发狂的雄狮一样扑向布洛斯的后颈。为了尊重他的名望，他的暴怒我们不应当说是由于金钱的问题，而应该说他作为艺术家的纯洁受到污辱。但是，《幽谷白合》第一次校稿已被布洛斯送到圣彼得堡去了，而《外国语杂志》早把这一段逐字印出来了却没请示巴尔扎克一句话，向来巴尔扎克把第一次排稿当做是他的草稿，并且经常要求《两世界杂志》在付印书稿之前要他校对五六次乃至七八次。所以，在他收到一份《外国语杂志》之后，他见到以粗制形式出现的新小说，并且带有许多从技巧上说的缺点和一些笨拙的文句，这些都是他不愿让读者们看到的。他的愤怒我们是能够猜想到的。他感觉到布洛斯在欺压他，利用他的出名来欺压他，他立刻决定同布洛斯脱离关系，同这个污辱他艺术家良知的心灵的罪人脱离关系，并向法院对《两世界杂志》提出上诉。在听到巴尔扎克的决定后，他的朋友们都感到惊慌。因为布洛斯的势力很大，他是两个法兰西最有影响的杂志的总裁，他的势力大到可以成就或毁掉一个作家的名声，巴黎许多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大约有五分之四要直接间接地受控于他。此外，对于一些大的新闻报纸的编辑他都能够施加压力。如果巴尔扎克和他公开冲突，可能他会让巴尔扎克找不到任何一个报纸来帮助他，甚至于一个同工来为他作证。除了他和同工作家们的交情不深外，他们起来反抗布洛斯的起码勇气也也没有，许多朋友劝说巴尔扎克，布洛斯会不择手段地来对付他的，会千方百计破坏他的声望，会在报纸上骂他，会恐吓他的出版商，甚至会控制书商。所以，是不能和布洛斯打官司的。就算能够胜诉，从实际上讲从开始巴尔扎克就受到损失。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战胜这个巨大的势力集团，因为这颗势力大树的根须已插向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巴尔扎克是孤身一人同其斗争。但是，在艺术家的纯洁希望受到伤害时，巴尔扎克就不会有恐吓的颤抖。在维也纳期间的逗留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力量，帮助他了解了他的真像在本国中被隐蔽到什么程度。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挫折和困难会更加增强他夺取胜利的坚决性，他对个人的攻击一向是不屑于回答，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想到对于整个无赖狡猾的巴黎新闻界，他都要尽全力去反抗时，就像和一群狂叫的流氓斗争时的愉快一样。他回绝了任何的调停，勇敢地向布洛斯起诉，布洛斯也反诉他没有履行契约。这种争辩也就当然地从法院闹到新闻界和文学界里去。布洛斯动用了一切他可转动的石块，在《巴黎杂志》上用最野恋的话语来谩骂巴尔扎克，揭出他的私人生活，并且对他贵族的头衔进行嘲笑，泄露一些少年时代他写过的出卖身份的作品，并倒处得意洋洋地泄露他短缺人家的债务，并对他的品格进行讥讽。布洛斯还把他的全部文学家臣武装起来，一些作家受到他的利诱，都谎称把一个作家的稿子卖给外国杂志而不再给作者稿费这是很常见的事。因为《巴黎杂志》和《两世界杂志》供应他们吃喝玩乐，布洛斯又打了他们一棍，他们马上就对此大加认可。一些应有同工友谊的人也不和巴尔扎克站在一边，像仲马、阿力山大，须·欧贞，戈慈兰、查宁·儒儿和其他十来个人，最后却出来作证反对巴尔扎克。只有雨果和桑德·乔治始终高贵地抬着头，不去下贱地吮敌布洛斯的脚掌。最后终审结果出来了，从精神上巴尔扎克赢得了胜利。对全世界文学来说，法院的判断是一桩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不能够强迫一个作家去赔偿一个出版家或编辑人，如果因为作家没有兴趣或是能力来完成曾许诺的工作而没有交稿。法院判决巴尔扎克把他从布洛斯手中支取的预稿费付还。这是精神的胜利，却是物质上损失重大的胜利。跟律师们打交代、出庭，对付辩论，巴尔扎克付出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光，那些巴黎的新闻无赖到处在搜寻他，在这种长期与敌作战的紧张状况中，就是最强的人也会熬不下来的。从这次诉讼中，巴尔扎克得到了一个人生的教训。他也明白了他让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