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作家。只有你自己和你堪比，但在你以外的其他的一切，都显得肤浅了。”她立刻接着说：“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加入我的声音，用以增强那些成千累万正唱着你的赞美诗篇的合唱。”这些话都是真实不虚的。一种确实无错的本能在指引着他。在为巴尔扎克的成功风靡一时，耸人听闻的因素提心吊胆：那正由于她深知他心地的伟大，正由于她受那“一直和善的心地”，而“把自己隐在一切纱窗帘，羊毛披肩和一些铜铸雕像的后面”的已尔扎克，以至于她担心他个性和天才方面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会从他在沙龙中所获得的社交上的成功，以及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的物质上的成功，生出来的。她为了他应该把他最高的潜在效力充分表现出来而焦虑：“那种要看到你成为尽善尽美的欲望把我弄得着了魔了。”这种尽善尽美并不是“一种沙龙的或时髦的成功。（那是我所痛惜的，因为它破坏了你的前途。）尽善尽美——你真正的名望必须建筑其上，那种未来的，我所仰慕的名望，它对我，正像我顶替了你的名姓，或者你我站得如此之近，以致它的光辉也会同样照射到我的身上是一样重要的。”她把他艺术良心的责任加到她自己的身上。因为，她虽然认识了他的美德与伟大，可是她却并非看不到他的危险的信号，在幼稚的虚荣驱使下向社会的馅媚低头。她冒着失掉他友谊的危险，（这友谊是她一生之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以极度的恳切向他陈述，她对他的忧惧并不亚于对他的嘉许，虽然她暗中意识到她那样的论调，违背了那些社会上的贵妇们和公主们对时髦作家的过分施与的阿谀。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得到比她的批评和判断更有见识的厂，甚至于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位炮兵上尉的妻子所述说的每一句非难或赞美的话语，都比圣提——柏夫和别的职业批评家的批评更令人信服。她赞许《查柏尔上校》、《蓝柏尔·路易》、《毕骆都·恺撒》和《葛兰德·欧琴妮》，但她对于过分地渲染了沙龙情节的，比如《三十岁的女人》，就有一种可怕的厌恶，很公允地称《乡下医生》是“过分陷于理障的沼泽”，并且因为《西拉飞达》的夸张怪诞的假神秘主义而惹她憎恨厌恶。她以惊人的清醒神智察觉到威胁他走向成功前途上的所有危险。当他打算进入政坛中，她焦急地警告他：“《笑林》比内阁大臣更重要得多。”当他将要倾向保王党时，她劝诫他道：“还是让那些在朝的人把持这种利益吧，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否则你将只是玷污你以前所曾经诚实地获得的名誉而已。”她大胆地宣称，她将永远地忠实于她对穷人的亲爱，那些如此忍辱地为富人们的贪婪所剥削和毁谤的穷人——“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从社会阶级来讲，我们诚然被当作贵族中间的，但是我们永远地保存了我们对那些被压迫受罪的人民们的同情心。”当她看到他在暴躁的仓促之中写作对他的作品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的时候，她警告他，说道：“在你写作的时候，正如有把刀子搁在你的脖子上，你就真正称那东西为文学吗？如果你连把作品写到纸上的时间都刻不容缓，你怎么会创造出一个真正完美的作品呢？为什么这样赶忙，难道仅仅为了提供你自己一种适于暴发户而不适于一个天才的奢侈吗？能够描写蓝拍尔·路易的人实不该一定要得到驾车的英国马不可！奥瑙利，看到你对自己的伟大不忠实，真令我忧伤。..！在我这方面呢，你固然能买车、买马，和波斯垂幔——可你不该给某种狡滑的人有机会对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用钱买动他！’”她爱他的天才，却担心他的弱点。当他放任自己被一些沙龙强加利用时，当他疯往地写作时，和当他为了打动她所轻视的“上流社会”而用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包围了自己，并且驱使他陷入负债时，她都在忧惧地注视着。她用一种近乎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恳求他说：“不要这样过早把你自己用尽！”以她强烈的法兰西的自由感，她愿意看见这一世纪里最伟大的作家，一切无所依靠，超乎舆论、毁誉、金钱的需要；但在她看到他接连不断地落入新的奴役里时，她被抛入失望之中了：“一个传教——那就是你所要扮演的角色。你把十个人的生命汇集成了一个，却在你的贪婪之卜耗尽了你自己。你一生的命运将成为唐塔腊斯①的命运。”这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评论！在这段时期里，当公爵夫人们和公主们用她们谄媚的甜言密语把他包围时，他不但接受了这些强硬的，而且往往是过激的谴责，还再三地感谢她的诚恳，这一点很能说明巴尔扎克的完全，他远比他能令人想像的少许虚朵心聪明多了。他写信给她道：“你是我的舆论，而我以认识你为荣，你带给我的勇气使我成全了自己。”他感激她帮助他“拔去我园中的杂草。每一次当我看到你，我部从你那儿获得一些令我终生受益的收获。”他知道她的警告没有卑劣的动机，没有智慧上的骄矜，没有嫉妒，只是因为对他艺术的不朽灵魂最诚挚的关怀所引起的。她同时在他的生命中给他指派一个特殊地位：“我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别的人可相比，也没有东西① 唐塔腊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位富有的国王，是宙斯的儿子，被责罚投于湖中，日渴时想喝水，水退了下去，饿时想摘果子，果子向上升去，受尽苦恼，现用以比喻巴尔扎克。能比得上它，甚至（没有东西）能和它相似。”即使在后来，当他把他的灵魂倾注于另一个女人——德·韩斯迦夫人——时，（他将她从乌克兰招来作为他个人自白的对象，）也不能动摇“在我心里永不改变的这种优先特许权。”他仅仅对他的旧友逐渐沉默起来，可能由于一种不安于某种秘密的羞愧感。在他向其他女人们和德·韩斯迦流露真情时，他传奇化了他自己，他的工作和他的债：相反，他知道他不能对卡罗·来尔玛说一句不忠实的话却不被发现，在他向她自白之时，他便不自觉地越来禁忌越多了。若干年过去了，他没有再去她家那间专为他设的安静书斋，却只有一次她来巴黎，——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他却写作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致于他没有拆她的信，却使她等待一个永远没有的答复。可是他终于过了十六年，把德·韩斯迦夫人娶过门那一年，在他死前不久，（那时他已是一个临到未日的人了），他曾经停顿了一瞬间去捡查一下他那过去的生活，并向自己承认，朱尔玛曾经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诚挚，最重要，和最友好的一个人。他拿起手中的笔给她写道：“我从没有停止过爱你，怀念你，甚至到现在停止过和你谈话。”巴尔扎克，这个永远浮夸者与妄言者，当他把卡罗·朱尔玛的关系放置于一切其他人之上，并且和那些人截然相反地看作她最纯洁的友谊时，他却没有一丝浮夸。一切其他的关系——除了他和德·韩斯迦夫人的订交，那控制了他的晚年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些偶然性。在他所有认识的著名的女人中，当他特别地对高贵的戴丝波儿得——瓦勒摩儿·玛西琳亲昵时，他显示出他确切无疑的心理上的睿智。他把他那最伟大的作品中的一部奉献给她，到王宫中她的顶楼上去拜访她，忽视那一定会使他喘息的百级阶梯——对他的体重来说，这就不是小成就了。和桑德·乔治，①他招呼为“乔治兄弟”的，他却以一种毫无色欲的，诚笃的亲密气味的友谊和她交往——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了。他的自尊心保全了他，使他免于列入她情夫的名单中，被算作第十四或第十五个情夫，也没有沾到巴黎半个文坛（包括德·穆塞，桑德，萧邦，和圣提——柏夫在内）在她床弟之间的光荣。私下里，还有儿个为时甚暂，不著名的人物，例如一个不知为何许人的“玛利”和他有过一段私通，她可能给她生下过一个孩子；还有另一位“路易丝”，她的姓氏也同样不清楚。要说到他和女人们有亲密关系的地方，巴尔扎克在一种表面很坦然的喜欢多嘴的外表后面，却保持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谨慎。他和男人的关系则更加稀少了。那些和他亲密交往的人们，几乎全是不重要、不著名的平民。倘若他需要女人是为了能和他们休憩，那么他需要的男性朋友则是为了依靠他们。像贝多芬、歌德，以及大多数决定献身某种博大作品，有创造性头脑的人们一样，巴尔扎克并不选择一些有卓异智慧，可以在艺术的竞争和创造上督促和刺激他的朋友，他喜欢那些随时可以帮他忙的，在他工作的间歇中去找找他的朋友。他寻求的是一种亲如一家的朋友关系。我们对那位德·马尔冈先生所知甚少。在他撒彻的别墅里，有一间可供写作的舒适的屋子，那是在巴尔扎克很多次要离开巴黎时，提供给他随意使用的。而且，他真正的朋友却决非有拉马丁，雨果或萧邦那一类资格的人，（虽然他直接认识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铁器批发商人，一个无名的画家，一个医生，和一个小裁缝。小达伯兰翁自从在莱斯底居耶尔街的那① 桑德·乔治，巴尔扎克同时的法国女作家。些年，业已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朋友。波尔瑞·奥古斯都和他曾一度同住在卡西尼街的一间房子里。拿克加尔大夫直到他临终前都在照顾他的健廉，并且时时帮助他：不仅在他紧急之时用几百法郎来弥缝他口袋上那从未修补的漏侗，而且对他的小说提出一些专家性的意见。在利兹留街的那个小裁缝，布伊松，（他早在巴黎的批评家发现巴尔扎克的天才之前便知道尊敬他了，）不但允许他爱欠债多久便欠债多久，而且常常供给他钱用。当巴尔扎克没有一处别的地方可以躲避债主的追债时，布伊松还在家里为他预备下避难所。把钱借给一个像他那样有感激心的人，布伊松的生意并未亏本。无论欠债的数目多么大，我们这位可敬的小裁缝最终从《人间喜剧》中的两行文字得到充分的偿还：“一袭布伊松做成的衣服，足够使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沙龙里份演天家的角色。”如此小小的宣传，马上使布伊松成为所有要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人物的裁缝师傅了。除普通的用钱偿还以外，大人物们是另有一种偿还方怯的。他们可以把不朽和无形的价值赐予他们的债主。当巴尔扎克当初开始写作那些使他声誉大振的作品的时候，这个狭小的朋友圈子实际上已告形成。在他三十岁那年，他队外向内吸收的时期已告结束。他己不再需要讨论、博览、剪刺，新鲜知识，或新的朋友。他己准备好了一切，在智慧和天才这方面，他心须表现出的奋勉与热情，是属于他以后的工作的，他曾悦过，“一棵大树会吸干它周围的土壤。”为了使它可以开花结果，它把在它范围之内的一切能量都吸收到它的内部。虽然巴尔扎克拥有几百个相识，但是他以后不再把别的任何人置入他比较亲密的圈内——除德·韩斯迦大人之外，她是他生命的中心人物与真正焦点。第二节欢愉和挣扎突如其来的成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一八二八年，巴尔扎克只是一个靠文章糊口的人，穷困潦倒，债台高筑，是一个自己承认所以留在家里是为了省衣服的彻头彻尾的穷鬼。两三年之后，他成为欧洲最有名望的作家之一，杂志报章竟强索他的稿件。他被赞美的读者们的信件所压倒，被出版商谀媚。一夜之间，他年轻时的野心竟然实现，这“光荣”，这令人眩目的声誉拉着他的姓名在放射光芒的羽翼上环游世界。即使是一个比巴尔扎克头脑更清醒的人，尚且不禁被这种成功所陶醉，而且巴尔扎克还远远不是头脑清醒的人。他在穷困，晦暗，饥饿中生活得过久了，充满了不耐烦的失望。在嫉妒和羡慕的一刹那间，他观察到凡是那些获得成功，财富，女人，奢侈，和生活中过多邪运的人，从来是别人而永远不是自己。以他那种耽欲的天性，他急于利用他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品尝一下人世间可以得到的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他要吸纳已加在他身上的名誉，用手指触馍它，在舌头上品尝它，用他所有的感官去体会、感知它。他要感受到谄媚的芬芳令息，感受到向他喝彩的群众们那种安逸的亲热。世界发现了他的天才，他就要把自己呈现给世界。他已疲于若干年来的奴役与钱财的穷困，废于蒙耻于受挫，他准备屈服于与名誉俱来的甘媚引诱之前，屈服于浪费与奢侈的欢愉之下。他知道世界现在是他的舞台，他决定在他的欢众之前表演，并且份演社交中的一个角色。显而易见，和巴尔扎克当作家的天才同样，乃是他缺乏扮演社会名流这种角色的才能。人类脑子的特征就是：即使有极广泛的经验积累和极高度的智能，也不能克服一个人天生的无能。无论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气质上的很多观点看得非常清楚，却没有力量把它们除掉。诊断和治疗并非一回事。所以，我们可以一再香到，顶尖聪明的人是如何地不能驾驭他门那些成为别人笑柄的小笨蛋。这位能以一种贝多芬的漠不关心态度在国王与太子面前走路的人，这位出产了此一世纪最伟大创作的人，却患了一种想做贵族的荒谬的精神病。一位圣日耳曼镇的公爵夫人的信，对于他比歌德的赞美更有意义。他很可能宁愿做一个罗特弃德，住在一所宫殿里，有着马车、仆夫，和罗列着杰作的长廊，却不想获得不朽。而且为了一份由菲力蒲·路易国王签名的真正贵族特许证，他会出卖了他的灵魂。倘若他父亲能够从农民跨入富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为何他不该跨入贵族社会呢？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时代不过刚刚过去，但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它已完全结束？如果一个雨诺，一个穆伊，一个纳伊，这些车夫与手艺人的儿子们，或店主的孙子们，由于命令骑士们进攻或短兵相接，而成为公爵，倘若股票行里的倒把客，出纳员，和工业企业家们，都甚而被进爵加官，为什么他不该同样地能够升入社会的“更高”阶层呢？这种同样的资本，——它曾经在六十年前，促使他的父亲用拉·奴该瑞的草屋去换取巴黎更大的机会——现在则可能正在无意识地激励着他儿子更高地向上爬升。但是，他不以他自己创作的成就做较高目的。把进入一个前此不许外人擅入他的圈子做为他较高的目的，是荒唐可笑的。那不是一种能被合理分析的心理状态。一件不能理解的矛盾处于我们面前。他终生忍受多少耻辱，仅为了爬进一个“较高”的社会范围。他判定了自己去勉强劳作，只是为了生活奢侈。他把自己扮得神气很荒谬，却是为了显得风雅。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为在他小说中所表明过很多次的定律的话的证据：——在某个领域里的一位专家，当他冒险进入另一个对他来讲并不相宜的范围时，他竟能是一个蠢货。巴尔扎克按他在社交里所要扮演的角色装扮他自己。首先，他不能仅以巴尔扎克的形象出现。在圣日耳曼地方，那听了会觉得太小布尔乔亚味儿了。在自己的权威之上，他加之以贵族头衔，从《驴皮记》开始他的作品都用“德”，巴尔扎克·奥瑙利的姓名出版了。若谁敢否认他对这个头衔的使用权，谁就要倒霉了。他将会对有怀疑的人如此说明：因为他乃是德·昂恃拉格侯爵的后裔，所以他只称呼自己“德·巴尔扎克”实在由于纯粹谦逊。为了使那说法格外可信，他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章及刻在他的剑上和画在他的马车上。其次，改变整个生活方式。他这样辩论；只有他生活得和他的名望相符号，人们才会相信德·巴尔扎克·奥地利是伟大的作家。在一个只有外表才算数的人世里，若一个人想得到很多，那么他必须得表示出他有很多，“对于有的人应该给他”。倘若德·夏都勃里昂先生能够拥有一幢别墅，查宁·儒尔或须·欧贞能够享有一辆马车，吉拉尔丹能够保有两匹乘马，则德·巴尔扎克·奥瑙利之所以应该驾一辆双轮马车，后面带一个穿制服的跟班，乃是有着更多的理由了。所以人们才不至把他视作第二流的作家了。在卡西尼街赁了一所房子的二层搂，他又买了丰富的家具，而且没有一个责族子弟能说他的衣服比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更贵重更阔绰。那位可敬的布伊松赊给他丝织品和绵缎的背心，同时他特地为他的蓝色礼服作了镂花的金扣子。就如此，他把油涂上厚重的头发，把一只小眼镜拿在手里扭捏作态地取着平衡。于是，这位新长羽毛的作家跨入巴黎的那些沙龙，他使自己成了名——似乎他的名誉在他当代和将要到来的时代中尚未十拿九稳。结果，巴尔扎克跻身巴黎社交界的活动非常令人失望。而且这对他做作家的名望有所损害。他想把自己造成一个贵族子弟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生涯中的这阶段中，他出入的沙龙，并非圣日耳曼镇的沙龙，也不是大的公使馆，他所去的地方，仅限于瑞卡米耶夫人和盖·戴尔梵夫人母女的“文艺客厅”，而那些女太太们是想用一些培养贵族文学的方式来和不跟人交往的官场贵族竞争的。但是，即使在那些并不崇高的圈子里，巴尔扎克这种外观美丽的风雅，他的影响就是一个大灾难。无论是金扣子，无论是沙领带，无论是布伊松的手艺，都不能够遮掩这个粗肥，矮胖，红脸蛋儿的平民。他不让别人在旁边岔一句嘴，用如此大的声音谈话，而且像他的大炮弹似地突然地闯入屋子。因为气质过分的丰饶，以至于他不能用一种出之于不自然的慎重节制的态度来约束住它。二十年之后，德·韩斯迦夫人有足够的理由去抱怨他：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把刀子伸进嘴里，而已他那种聒噪的夸张，把那些最诚恳地急于赞美他的人们的神经都震乱了。他那种带有回响的轰笑，那种把别人的话语都淹没于其泛滥之中的“辩才的激流”，令她更加慨叹不已了。除了只注意外表和有闭的人，才有耐性和时间，永远地呈现着奕奕丰采的外表——这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但巴尔扎克，却很各易让人看破他那种为一件特殊事件而装饰自己的匆忙。他仅仅把自己从工作中拖出来一个多钟头而已。德拉古瓦对他衣裤上不相配的色彩设计失望了。但是当他的手指甲肮脏不堪时，一个金单照拿在手中又有何用呢？他的鞋带松散了，拖曳在他松弛的丝袜子上。在他热的时候，脂垢会从他涂了油的头发上滴到衣领子的花边上。巴尔扎克就像一个小厮穿制服一样修饰他的丰采。他的嗜趣愈来愈不倾于慎重而倾向于奢侈。他令贵重物品都看着像一些廉价货。他还给奢侈加以夸张的外表。正如被那些以他为题材的讽刺文所证实实的，这种混合而成的影响，甚至常常迫使着他那些女性的赞美者，在扇子后隐藏一个微笑。巴尔扎克越感到他附庸风雅的企图的失败，便越想作得夸张一些。倘若他不能崭露头角，至少也要轰动一时。倘若他不能用一种不刺目的卓异神色，制造出引人注意而愉快的效果，最低限度他的放荡不羁应该变得和他用来获得声誉的作品同样地驰名。假使他要变成别人嘲弄的笑柄，他最少会给他们充分去嘲笑的理由。当他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发明了一种怪诞的策略，也就像他戏谑所说的，这将使他比他的小说更加地出名。他买了一根镶着蓝宝石像杠子一样粗的手仗。他散布了一个关于手杖的最荒诞的谣言，比如说，他在手杖的柄头上弄了一个神秘的情妇的小照，其实这个女人属于贵族中最高圈子里的，打扮成“夏娃”的装束。当他走入意大利剧院的“老虎”包厢时，黑尔居尔的棒子始终破他握于手中，（这东西破费他约七百法郎，其实他一直没付钱。）所有的观众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地凝视着他。并且德·吉拉尔丹夫人还受了这件事的启发，写了一本小说《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但是一直没有治好贵妇们的幻火，而且没有一个女人选这个曾经歌唱她们的赞美诗的浪漫诗人为她的保护者。他所深深地赞许的那拉迪额和凡尔赛的原型的巴黎的名流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担心这个新的侯补人为了光荣而做出的愚蠢的竞争了。在文坛上，巴尔扎克与他的同事们相处，没有得到较大的成就。那些人看着这条出现在他们鲤鱼池里的梭小鱼，而且是肥梭小鱼，显出一种不宁贴的态度。他们中许多人仍记得清楚他突然成名以前暧昧的过去。如果不是他的多产的干扰，他们被他的天才所震惊，他们肯定已有准备，把巴尔扎克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来看待了。但巴尔扎克拒绝了他们的接近。尽管他对别人成就的大方的热心和他的好脾气，可是他，尤其对文坛的同道们，故意地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没有接受他们给他的友谊，却以无礼、粗暴的态度对他们。他头上戴着帽子进屋，并拒绝把自己和他们置于文坛上的相同地位。他大声疾呼，他坚持地反对把他和德·柯克·保罗，仲马·亚历山大，须·欧贞桑那，或查宁放进一堆去，却没有放任他的同道作家们满足于他们的小虚荣心。他夸大了他所能博得的报酬而得罪了他们，而且他讲价时又触怒了新闻记者。很少有作家这样地不重视新闻记者可以控制的舆论和善意批评的可能性。正像他想用他那很粗俗的装束的浮夸，把自己造成社交上的与众不同一样，他让他们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的恩惠。在他鲁莽和质扑的真诚之下，他多次强调他不能以衡量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许他怀着游戏之昧的善意心情，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在可能想像的不重视的态度下这样地做出来，但巴黎人都认为他的行为带有挑衅性。巴尔扎克的显著弱点，足够让那些人得到敏捷心智和恶意上的无数的可攻击之点，而那些入将准备利用这些的。同时他受到报纸上全用嘲讽的幽默向他大肆地起哄。这位当代最伟大作家，竟和讥仙的短评与无礼的讽刺文很得人缘。没有比一个既轻视社会却又不能脱离它的人，使社会给予他的报复更严酷了。巴尔扎克并没有受到失败的特别影响。他只是过于精神充沛，过于元气旺盛，再加上一种自我优越感，于是他不注意一些小刺激。他对那些势利的女学究们或油头粉面的讨厌人物的热骂冷嘲，报以一种喧嚣的拉伯莱式的敞笑。就是在盛怒之下，他也是富有创造性和宽宏大量的，对于那些被触怒的文学界小文物们和新闻记者们的怨嫌，他并不用小器的理论，而用在《幻灭》里描绘文坛恶德的伟大壁画来向他们加以足够的反击。另一方面，他的真正朋友，看到一个具有巴尔扎克天才的人，竟因为他的小小的势利心的弱点而被置于一种可耻的地位——这地位一时证实了这种以他为目标的侮辱——而痛苦了。卡罗·朱尔玛，虽在她那遥运的乡镇里，却比他更早地了解了：他所希望在巴黎的社交场合中采得的天堂的果实，将会很快在他嘴里化为乌的。并且她恳求他：不要“在一个求之于你的要比偿还给你的多一百倍的世界里”作演员了。她以友谊的真诚的劝诫的态度给他写信，说道：“奥瑙利，现在的你已是驰各世界的大作家了，但是你命中注定要干更高的事业。小小的名誉对于你来说是毫不足道的。你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如果我有勇气，我会对你说：‘为什么你因为纯粹的爱慕虚荣，用这样愚蠢的方式，在糟蹋你那种不同寻常的智慧呢？放弃了这种附庸风雅的生活吧！..’”但是，巴尔扎克不能在早期成名的陶醉，渐渐进入对他自身的定律有个清醒的认识以前，得到这个痛苦经验的教训。他的定律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精通两个范围：命运不希望他转眼即逝，被那些男男女女们很快地在他忘掉的世界中高视阔步，却希望用这世界的深度和高度，由他的笔的创造力，来让这个世界变得不朽！”我们可以浏览一下那时人对当时的已尔扎克的无数的描述。有些是藐视的，另一些则是恶意的或甚至是恶毒的：有些是好玩的，另一些则是诙谐的；但是他们都用巴黎新闻界和社会的谬误的狭隘的观点去看他。他们使我们看到的：是携着嵌宝石的笨重的大棒，穿着带镂花的金扣子的蓝色外衣的巴尔扎克；是穿着拖鞋的巴尔扎克：是赶着双轮马车，带着跟班和车夫的巴尔扎克；是顺着马路游弋，浏览着所有店铺的招牌，去为他书中人物寻觅姓名的巴尔扎克；是出版商的阎王爷，是排字匠的鬼怪的巴尔扎克；是古董搜集者，怀着花十二苏就买到一双本维挪托·克林尼制的碗，或用七法郎拣到一张郎布兰特的画的希望去涉猎古玩铺的巴尔扎克；而一面又是一个换女人比换衬衫还勤快的情郎的巴尔扎克；是向人说教所谓纯洁乃是创作先决主要条件的愚弄人者和大言不惭者的巴尔扎克：是一顿能吞下三十六个牡蛎，接着又吃一只鸡和一块肉排的饭桶的巴尔扎克：是谈到他将从他的暖房里，矿里，生意利润里，赚出好几百万，却自己连一度因为连一千法郎的支票部支付不了，必须用假名字躲匿起好几个星期的梦想家的巴尔扎克。那些遗留给我们的巴尔扎克的写生，有四分之三只是漫画却不是肖像；他不曾留下一部重要而精确的传记，却让那些同时代人物记载了无数关于他的掌故轶闻。这些不仅仅是偶然。巴黎人对于巴尔扎克的人格的印象，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天才，这从一切情形看来都很清楚。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判断得很正确。他肯定以怪人的模样出现在人群里，就“怪人”这个词的本义来讲，而是因为他！他一旦离开他的写字台，他的屋子，他的工作，他就越出了他的生活轨道了。那个真正的巴尔扎克，对魏兰特，戈兹兰，和杳宁他们，对马路上的漫游者和游手好闲之辈，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他创作孤独中的二十三点钟里认识他，而是在他所给予世界里的“每天一分钟”的时候。当他出去到同伴们之中的时候，好像是记一个囚犯在狱中天井散步以吸些新鲜空气时的放风时一样，像幽灵在午夜的钟最后敲响的时候，必须回到它出来的那块黑暗地带一样。同样地，巴尔扎克必须在他那脱去拘束，精神充沛的休息以后，回到他的工作中去。没有一个沉溺于嘲弄巴尔扎克的人，知道他工作是在严苛的规律之下完成的；或知道那工作的伟大。本质的巴尔扎克乃是在二十年后的一个，除了无数短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