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说起来不像两宋那么积弱不堪，但自明成祖朱棣之后，明王朝面对北方蒙古族的后裔渐渐就采取了防守的姿态。再加上内政日趋腐败，后来就明显有点顶不住了。蒙古各部不用统一，也不用齐心协力，只要一个分支、某一个部落就能使大明朝疲于奔命。明英宗的时候，先是西蒙古的瓦剌，在土木堡大胜明军，甚至把英宗皇帝都给俘虏了。俘虏了英宗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挥兵直入，一举包围了北京城。要不是那位“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于少保坚决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明王朝的寿命就得缩短一大半儿。后来瓦剌逐渐衰落了，鞑靼族的俺答又猖狂起来，他占据了河套地区，对西北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长驱直入，又一次兵围北京城，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过，幸亏俺答性子比较糙，在大肆劫掠一番之后，风卷残云而去。除了西北的俺答，同时东北方向还有鞑靼的一支土蛮部落，也很强大，对明王朝的威胁同样巨大。张居正一入内阁，即分管兵部，而稳定国防也是他国富兵强改革思想的基石所在，所以他对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平定了南方的倭寇之乱后，张居正慧眼识英雄，当即安排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北上。当时朝廷上下很多人都认为戚继光这些人熟悉南方战场，不一定适合北方战场，再加上戚继光人很傲，跟兵部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反对的声浪很大。张居正力劝隆庆帝，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明史·戚继光传》），就是说这块好金子放在南边和北边都会发光，并以自己的前途来保荐戚继光，所以戚继光才得以率兵北上。对于这一点，戚继光一辈子也都非常感激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伯乐之功，并终其一生，对张居正都十分忠心。所以后来甚至有政敌说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家奴！这也就是平庸之辈，只能徒逞口舌之利，他们哪知道英雄慧眼相识、英雄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张居正把戚继光安排在北京正前方的蓟州一线，既阻俺答，又防土蛮。西北用谭纶、王崇古守宣大一线，东北用李成梁力克辽东诸蛮。这三箭齐发，布局可谓高妙。那么这个布局高妙在哪儿呢？高就高在张居正的识人之明。谭纶、王崇古是文官代领武职，原来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特别讲究智斗，所以在三娘子事件中，在张居正的领导下，圆满地与俺答达成了封贡互市，给了俺答一个顺义王的封号，就把俺答的心给稳住了。后来，王崇古又在张居正的授意下结好那位蒙古族有名的女强人、也是俺答的老婆三娘子，以至于后来俺答虽然死了，但三娘子在世的几十年里，西北一线，两下友好相处，并无太大的战事。中间的戚继光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既能打，又能和，对于张居正国防策略的布局和精神领会得最到位，所以打的时候打得特别狠，抚的时候又抚得特别顺，能放能收，能攻能守，张弛有度，那是一位武将中难得的儒将，又是儒将中一位难得的帅才。所以光兵书专著人家戚继光就出版过好几本，而且都是后来军事学上的经典教材，搁着现在，就凭这些军事学专著，那也能在国防科技大学评个教授的职称了。东北方向的李成梁，那是个世袭的武将。他们家原来是朝鲜族的，特别骁勇善战。李成梁自己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所以特别擅长打恶仗、打狠仗。土蛮本来可以算是蒙古各部中最凶残的，但碰到李成梁，愣是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后来被李成梁打得甚至也想学俺答，纳降请贡，让朝廷允许封贡互市。可张居正的态度呢？你大概想不到——竟然是坚决不同意！张居正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大明积弱日久，这不是汉武帝有实力北代匈奴的时代，所以明朝并没有力量远征蒙古各部，并真正达到一统或消灭蒙古各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一点看，如何保证北部边防的安宁与稳定那是根本。二，要保证北部边防的整体稳定，就要拉打结合，收放有度。俺答虽然糙一点儿，但一旦封贡互市了，他就轻易不会毁约；而土蛮生性残忍凶狠，现在他打不过你他就请求封贡，他哪天喘过气来，就立马背信弃义，那绝对是可以想得到、看得着的情况。第三，你两边都轻易地给予封贡，两边就都觉得这个封贡就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搞不好土蛮最后反叛那是看得到的，而俺答这边的形势也会跟着混乱起来。明朝要对付两线危机，历史证明是没那个实力的，但对付一线还是可以的。所以与其好像两边做老好人最后又弄得两边都不讨好，还不如坚定的拉拢一个，同时坚定的打击一个。这也好起到分化敌人的作用，这样分而制之，既可稳收渔翁之利，又不用疲于奔命，而且边防上、军事上还不会长期松懈。这就是张居正所谓“东制西怀”的妙计，也就是制住东北方向的土蛮，怀柔西北方向的俺答。怀要怀得久，制要制得狠，这样再加上张居正的知人善用，左边戚继光，右边李成梁，我们套用苏东坡打猎时的豪放之语说，那真是“左继光，右成梁，千骑卷北方”啊！就是因为这条“东制西怀”的妙计，万历新政获得了最根本的历史契机，那就是一个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所以后来张居正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东制西怀，自有妙用”又说：“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张太岳集·答吴环洲》）那就是说我这条计谋堪比当年诸葛孔明之妙计安天下啊！但我们说，张居正这厢在北京“稳坐中军帐”，戚继光、李成梁那边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就是要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戚继光、李成梁虽然可谓是大明朝有史以来难得的军事奇才，虽然也都对张居正忠心耿耿，可二人也都有鲜明的性格缺陷，当碰到那些具体的矛盾与事端的时候，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左继光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戚继光治军最以军纪严明著称。张居正刚把他调到北部重镇蓟州一线的时候，当时兵部的领导与戚继光不和，看不起他，而蓟州当地的守军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带的这些南方的士兵没什么用。戚继光带领三千戚家军的亲兵到蓟州接防之后，列队训示，当地将领就口出不逊，说南方士兵身体羸弱，恐怕不适合北方艰苦的条件，军令执行起来不知道能行不能行。戚继光听了这话，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这时候正好平地起了一声闷雷，戚继光一抬头，只见西北方向乌云滚滚，眼着着就有一场暴雨要来。戚继光冷眼瞧了瞧那几位，突然回头手指身后的三千戚家军，说：“什么叫军令如山，你们且看这三千将士！”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大家看戚继光走了，都不明所以。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说平空里响了一声劈雷，瓢泼大雨哗地就下下来了。原来蓟州的那些将士不等下令，赶快一轰而散，都去躲雨了。唯独这三千戚家军，因为没有戚继光的军令，大家都纹丝不动。蓟州原来的将士一边躲雨，一边在远处看着，只见雨下得越来越大，这三千人个个就像雕塑一样，别说走开躲雨的了，就连一个动的也没有。那么有没有人站在那儿拿手擦一把脸上的雨水？或者把靴筒里的雨水倒点儿出来？你倒是想找着这么一位，可是愣是没有一个人动那么一小下！这还不算，说这雨也跟着剽上了劲儿，一下就下了一整天，直下到天黑雨才停。这三千戚家军就在雨中沉默地站立了一天，一个动的也没有，而且一个晕倒的也没有，那远远望去，就像是雨中的一片森林！这一下北方将校一看都服了气啦，《明史》说他们“自是始知军令”，就是说打这儿起，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军令了。所以《明史戚继光传》最后曾经总结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当然，威名不只是靠练兵，靠军令如山，还要靠真正的实战。戚继光刚到蓟州一线没多久，蒙古朵颜呼哩部率数万铁骑长途奔袭，直奔戚继光守军正面而来。戚继光带兵出塞而战。朵颜的董呼哩一听探报说新任蓟镇总兵戚继光带兵出塞迎敌，哈哈大笑，说“听说那个戚继光打仗如何了得，看来不过如此。平原地带，我数万铁骑，如风卷残云，他如何能敌？”也不怪董呼哩骄傲，看不起戚继光。蒙古人的骑兵确实厉害得很，要是不厉害，明朝也不用费劲儿地修万里长城了。有长城关隘的倚托，与骑兵一战，自然优势大得很，但你一出塞，以骑兵对骑兵，甚至以步兵对骑兵，这仗你怎么打啊？当时不仅蒙古人奇怪，连明军很多将领也不理解，说戚继光这不是自寻死路嘛。但戚继光自有他的道理：第一，只在家里防，你再厉害，也只能算防守成功，他董呼哩打不进来，转头就跑了，对他的有生力量也没什么伤害。他什么时候得空了再来，你老这么趴长城上防着，你不是永远被动嘛？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就算你永远不败，你也算永远没胜，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如果永远没有胜利的感觉，那还谈什么军魂啊！第二，这个最关键，就是戚继光已经有了平原战胜蒙古骑兵的方法，他要趁敌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其不意，趁这样一个大战役，杀蒙古人一个下马威。那么戚继光有了什么克敌之法呢？要说戚继光是员儒将那真的不假，他不仅熟读兵书，还熟读史书。他把战国时期的战车又拨弄回明朝来了。有些人会很奇怪，自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单人单骑的骑兵作战就逐渐代替了战车作战，怎么发展了两千多年，戚继光怎么又把这老古董给捣鼓出来了呢？别说戚继光复古，他把这最古老的东西弄出来，是为了和最先进的武器进行最合理的搭配。当时戚继光配备了最先进的火枪营，他把所辖士兵分为“骑、步、车”三个兵种，打仗的时候多兵种联合作战就是他制胜的法宝。董呼哩哪知道这些啊，听说戚继光出塞迎战，恨不得一战吃尽明军主力，所以率大军长驱直入。先锋部队接近明军的时候，突然都愣住了，为什么呢？只见前方出现一个大大的圆铁城。哪来得圆铁城呢？原来就是那些大号的战车围成了一个巨大的钢铁堡垒。这骑兵的威力就靠冲杀，但面对这么一个大铁疙瘩，你骑兵怎么冲上去呢？所以董呼哩的前锋部队不由得就停下来了。就在他们发愣的时候，只听得一声炮响，铁车阵突然撒开了无数个缺口，明军骑兵部队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冲了出来。这一下骑兵的冲击波优势完全就在明军这边儿了，不一会董呼哩的先锋部队就给打光了。董呼哩一看火了，催大军直上。看蒙古人全军而上，明军的骑兵部队迅速回撤，一下又都退进了铁车阵里。董呼哩一看，别管他什么铁车阵了，给我往上硬冲，我不信我这十万大军冲不开你这堆废铜烂铁！事实上，蒙古人要不冲也不行了，你总不能让骑兵愣在那儿再让明军来几个冲击波吧。说在骑兵作战的时候，铁车阵就已经由圆阵调整成了一字长蛇阵。现在看蒙古骑兵主力集中攻了过来，戚继光这边反倒一下偃旗息鼓、鸦雀无声了。就在蒙古铁骑快到铁车阵边缘的时候，突然阵中又一声炮响，只听得这一声炮响后爆响不断，火光不断，原来火枪营万杆火器早埋伏在了铁车阵的后面，只等蒙古骑兵贴近，就万枪齐发，杀他个人仰马翻。这时候的火枪跟后来的火枪还不一样，只有距离很近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威力。哎哟，这一下蒙古军这边惨透了，只听得战马唏溜溜地暴叫哀鸣，无数蒙古骑兵给掀翻在地，虽然也有那收不住势地，猛地撞上来，但马肉和人肉哪撞得过“铁肉”呢？所以倒有不少是给撞死的。前面人仰马翻，后面的还收势不住。当火器发射完毕之后，铁车后面突然上来了一排排的步兵，他们个个手拿特制的拒马器和竹制的锐利长矛，一字排开，这长矛和拒马器向前一伸，骑兵的马刀还没够得着他们呢，那马脚就给砍断了。我估计戚继光这招是向岳飞学的，当年岳飞用钩镰枪拐子队大破金兀术的铁甲连环马，这个拒马器估计跟那个钩镰枪差不多。这下蒙古大军可真受不了了，骑兵不仅队形大乱，也开始四下奔逃。这时候铁车阵完全撤开了，明军精锐骑兵全数杀出，把董呼哩数万大军冲得七零八落，董呼哩自己最后也被明军俘虏，戚继光一战而威震华夏！自此，戚继光在蓟州一线镇守十六年，这一条防线被他守得稳如磐石，在他身后不远的北京城再也没有当年的危机预警了。当然，戚继光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兵法谋略，也在于他和汉代的飞将军李广一样具有不怕死的“身先士卒”的战斗精神。明代王世贞称赞他“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弇州山人续稿 卷五十一 止止堂集序》）就是说他的功绩那是身先士卒、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这种人能与士卒共甘苦，但却很难与高层共谋事。为什么呢？和李广一样，有本事的人往往很傲。李广空有一身功夫，可就是因为处不好跟上层、跟同僚的关系，所以一辈子都大志难伸，不得不郁郁而终。戚继光也这种性格，但相比汉代的李广，戚继光的命运要好得多，因为他背后有个力挺他的张居正。戚继光在蓟州也经常会闹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蓟州原来的那帮官僚们经常跟他扯蛋。也不怪别人跟他不合，戚继光本人也是一个很容易居功自傲的人，再加上背后又有张居正这么一个大后台，一般的边关大员他也不放在眼里。张居正呢，一方面为戚继光理清各方面的障碍，“有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就是谁跟戚继光不合就把谁调走，后来索性把蓟州官员大换血，派戚继光的好朋友谭纶和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去和戚继光搭班子，这下两个人对戚继光那是大开绿灯，有求必应。另一方面，张居正也以好友的身份屡屡给戚继光去信，分析他在哪些事上做得过火，做得过份，警示他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这是张居正的劝告，所以戚继光才听得进去。终张居正一生，戚继光在军事上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可以说，这不仅缘于戚继光的军功，也缘于张居正的保护与引导。后来，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成了落寞的英雄。不仅被剥夺了兵权，而且被彻底调离了军事第一线。戚继光，这样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最后竟大志难伸，在孤独与寂寞里郁郁而终。所以，对于戚继光来说，张居正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位“伯乐”啊！右成梁我们再来看李成梁。李成梁打仗的狠劲儿，在明军中，可以说是无人可出其右。万历二年，张居正刚刚重用李成梁没多久，他就率手下不过几千兵马攻破建州女真部，亲手斩杀了女真酋长王杲，并俘虏了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因为努尔哈赤打仗勇猛，合李成梁的胃口，所以他最后把努尔哈赤也提拔成了手下的一员悍将。至于努尔哈赤在后来的反明檄文“七大恨”里说李成梁杀了他的祖父，这是段扯不清的公案，我们在这儿不多做展开。李成梁打仗的狠劲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想不到。比如说万历六年（1578），土蛮部大军进犯辽东。才出发没两天，这边李成梁就探听到了消息。他也不跟别人打招呼，当天傍晚自己点齐五千虎贲军，天不黑就出发了。这一夜急行军，长途奔袭两百余里，一下就赶到了土蛮扎营的辟山营这个地方。李成梁也不让长途奔袭的部队歇口气，大概平常训练得就特别狠，所以他的部队士兵突击的能力也特别强，他大军一到劈山营，停也不停，摸着黑就冲进土蛮的大营一阵厮杀。土蛮心的话这离明军大营还远着呢，死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支明军主力当夜杀到，这种打法也太不常规，太不讲理了，这是比土蛮还要“蛮”啊！所以跟这种人没法打，所以当夜土蛮被李成梁冲得七零八落。第二天天还没亮，李成梁五千人马毫发无伤地完退了。套用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句式说，这叫——悄悄地我们来了，正如我们悄悄地走。我们挥一挥匕首，不带走一个活口！土蛮这个气啊，问题是也找不着人撒气啊。这仗还没正式开打就被搞得这么惨，土蛮也没心思打了，天一亮，自劈山营退兵。李成梁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个劈山营大捷。像这种非常规的打法，李成梁多得是，所以张居正的“东制”战略非李成梁不能执行得如此理想！但李成梁狠劲的第二个表现方面就让人感觉没那么理想了。是什么呢？是他喜欢杀人！他什么人都杀，敌人杀，平民也杀，杀起来不分青红皂白。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平民呢？因为他喜欢杀，没敌人杀的时候，就只好拿平民来杀。那位问了，有人天生喜欢杀人吗？李成梁倒不是天生喜欢杀人，他杀平民，是为了要冒功请赏。跟戚继光不一样，戚继光的缺点只是傲气一点，而李成梁的缺点则是贪婪成性。《明史》本传称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要过奢侈的生活，就得花银子，光靠工资不够咋办？办法古来都一样，一个字：贪！李成梁包揽了盐业、马政、政府采购等各种当地有油水的行业，他还嫌不够，如果好久没仗打，他就会虚报军情，骗一笔军费，再杀一些平民，用首级去换朝廷的封赏。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洞烛观火，向来不给李成梁好脸色看。比如说万历三年的五月，李成梁八百里加急公文，谎报土蛮大军二十万来犯，前锋已渡大凌河，要求赶快拔粮拔军费。《万历起居注》里记载说，李成梁“请兵请粮急于星火”。军情这么紧急，兵部一下也慌神儿了，一边筹集军费，一边急报皇上。这一来小万历也吓坏了，赶快吩咐找张先生来商议。张居正在大殿之上冷静地分析说，这时候正面临酷暑季节，又当雨季，骑兵碰到这种天最为头痛，土蛮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倾全力来犯呢？所以先不用着急。他一方面派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着当地行政与军事部门联合勘察敌情，务必要掌握第一手准确情报。结果没多久，两条线上的准确情况都回来了，土蛮根本没动静，纯粹是李成梁缺钱了想出来的鬼花招。打算得了军费之后再杀些平民来交差，反正山高皇帝远，谁也不知道。可他李成梁哪知道内阁里那位首辅张居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对他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搞得是清清楚楚的。过后，张居正怒斥兵部长官，并狠狠责罚了李成梁，确实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所以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就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是有所收敛的，但张居正一死，也就没什么人能管得住他了。张居正也没办法，要完成“东制西怀”的基本战略构想，李成梁这样的军事奇才又不能不用，只有尽可能的加以控制了，相对于国富兵强的改革大计来说，只有牺牲一些，才有可能换来更多的一些，这大概也是这位宰相在肚子里撑船的时候不得已的苦衷吧。因为左有戚继光，右有李成梁，再加上那条真正的万里长城，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王朝真的又有了些盛世的雄伟气象。既能远服四夷，又能内抚群臣，张居正不愧为一位真正的“治世之能臣”。可惜，边患可以治，经济危机也可以治，但有一样东西却没法治。因为这样没法治的东西，张居正面临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他甚至为此走到了所有的人、乃至整个时代的对立面。那么，是什么事会让如此聪明的张居正也难以应对呢？而如此难以应对的事，张居正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请看下集：《父与子的麻烦》第十九讲 父与子的麻烦得意通过前面几讲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居正作为万历新政的总导演、总策划，甚至是总设计师，在经过几年的布局和谋划之后，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果。到了万历五年的时候，政治上，张居正创立的考成法已深入推行，官僚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官场上已经呈现出一派勤政、敬业、爱民的良好风气。经济上，一条鞭法的试点工作已经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经济特区”取得了试点性的成功，张居正就等着找一个合适地机会向全国推开了；而作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基础，清丈田亩的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更不用说张居正利用考成法收缴了大量大地主阶级所欠的赋税，良好的财政状况也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坚实的物质基础。军事上，张居正“东制西怀”的策略可谓是大获成功，蒙古各部落中最凶悍也是最强大的几支都被搞定。俺答被招安做了朝廷的顺义王，而土蛮和泰宁等部落则被戚继光、李成梁打得抱头鼠窜，欲罢不能。北部边患已不足为患，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也逐步平定，真可谓是“四海一清平天下，万历新政逐东风”啊！张居正回头看看这几年的成就，也难免要春风得意。他曾经在一首《九塞称臣》的诗里颇有些自得地说：“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张太岳集卷四》）这诗是说，经过多年的布局与努力，国家终于不再像嘉靖年间那样危机四伏了，现在是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连胡儿说的大都是汉语，连大宛的汗血宝马长得都有点龙的形状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汉语在当时已经成了各少数民族的第一外语，而因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连汗血宝马的长相甚至都有点受华夏民族龙图腾的形状的影响了。这当然是夸张，那意思就是说我大明的影响力已经威震四方了。关键是这句“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干羽两阶”是《尚书》中的一个典故。《尚书·大禹谟》里有一句叫“舞干羽于两阶”，“干”就是盾牌，“羽”就是雉尾，也就雉鸡翎，我们看到京剧里武生背后总插着这东西，那是武将的一种身份的象征。传说治水的那位英雄大禹为了收服天下，就让手下拿着盾牌、插着雉鸡翎在各少数民族面前舞蹈。各少数民族被威慑、也被感化了，就都臣服了大禹。另外，“文德洽”的“洽”字意义非常丰富。它有沟通传播的意思，所以有个词叫“商洽”；它有广泛、广博的意思，所以有个成语叫“博识洽闻”；它有滋润的意思，所以中医上有个词叫“内洽五脏”；它还有和谐完美的意思，所以有个词叫“融洽”。所以“干羽两阶文德洽”，就是说我大明朝的文治武功有如春风化雨，滋润万物，现在天下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得到，所以这种功业足可以上天入地、笑傲古今了，所以才会有“九重端拱万方宁”盛世景象。那么，这种震古烁今的功业是谁建下的呢？张居正没说。其实也不需要说。因为舍我张居正又能其谁呢？说老实话，张居正在这诗里稍稍表现出了一丝自得和骄傲，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因为谁都有梦想，但光有梦想那是件快乐轻松的事儿，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那就是一件艰难甚至是残酷的事儿了。张居正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自己万历新政这一梦想的蓝图，这在当时足可以笑傲江湖、也足可以笑傲古今了，所以有这么一丝得意算得了什么呢？可我们说人在得意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啊？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事实上却是“人生得意须谨慎”啊！因为老天爷总是公平的，他在艰辛后会给你掌声，但在给你掌声的时候也会给你另一份磨难。就在张居正为自己的万历新政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而得意的时候，一份意想不到的巨大磨难竟突然来到了眼前。说起这个磨难到来之前，让张居正的得意的还不只是他的万历新政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就这么简单。万历五年，进入夏天以后，张居正又接连享受到了作父亲的幸福与得意。先是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一甲进士，在殿试中被小皇帝钦点为一甲第二名，也就是榜眼。张居正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马上也要进入翰林院了，也就是说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了，心里当然特别高兴。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张居正产生了一种作父亲的快感，他那个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学生小万历定了婚，明年春天就要举行结婚大典。张居正作为小万历的老师跟小万历情同父子，当然打心眼儿里为小万历高兴。而且李太后下旨，让张居正全权负责小万历的结婚事宜，这摆明了就是把孩子完全托付给了敬爱的张老师，所以张居正为此忙起来就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特别的兴奋在其中了。当张居正正在内阁里为小万历明春的婚庆大典忙活的时候，突然游七带着个家人急急地赶到内阁里来送信。张居正一愣啊，心的话什么事回家不能说，要把信送到自己上班的地方来？看来这事儿一定不小。张居正看着游七的脸色，心里就是一沉。他接过信来，只觉得这信虽然跟普通的信没啥区别，可放在手里却是分外地沉重。内阁里另外两位阁臣吕调阳和张四维看到张居正面色凝重，也不自觉地停下手上的事儿看着张居正。只见张居正坐回到椅子上，慢慢地打开了信，才不过读了一两行，张四维只见张居正刷地一下已经泪流满面了。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快凑上来，两人只踅摸了一眼，就知道麻烦来了。麻烦什么麻烦呢？张居正那个名叫“张文明”的爹给他带来的麻烦！我们在《背后来的冷箭》那一讲里讲到刘台案的时候，说过作为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经给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带来过两个大麻烦。一个是他在老家仗着儿子的权势作威作福、收受贿赂，这直接导致了刘台对张居正贪污受贿的指控。如果说这个麻烦是他带给他儿子的，这样说应该并不算冤枉他。但要说到他带给儿子的第二个麻烦，我估计张文明老先生躺在棺材里都会觉得冤得慌，因为他也不想给儿子带来这个麻烦，但这个麻烦他却躲也躲不开，因为这个麻烦就是——死亡！正是张文明的死，使张居正陷入了一场名叫“夺情”的伦理风暴，也让张居正陷入了万历新政以来最大的一个麻烦！那什么叫夺情呢？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伦理社会。儒家所谓的那套伦理纲常，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也是一种政治准则，这在明代几乎达到了顶点。明太祖朱元璋就亲自颁布过《性理大全》作为全社会的精神纲领。最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学就是在宋明两朝最为兴盛，所以我们平常都称之为“宋明理学”。儒家讲究“孝”，所以说“百善孝为先”，所以理学也特别讲究孝道，因为这样就可以由“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范推广到“君君臣臣”的政治规范了。这一来，大家对待统治者就像要对待父母那样，这谁还敢造反啊？你在心里也过不了那道感情关啊！这就叫“以孝治天下”。所以对于父母去世后的子女守孝，宋明理学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孔子在《论语》里头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儒家认为为父亲守孝至少要三年。这三年里不能干别的事儿，只能守着父亲的墓地读读书什么的，不能听音乐，不能会客，甚至不能露笑脸，也不能上班。这样，原来在上班的也得辞职回家，政府官员为守孝辞职为家，这在古代，就叫“丁忧”。后来，假道学们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实在有点熬不住，就打了个七五折，说每年按九个月算，这样守二十七个月也就算守孝圆满了。后来，又对文官和武官区别对待，认为武官一般不需要“丁忧”，但文官必须“丁忧”。之所以会有这个区别，这大概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大多是一种文人政治，文官一般在骨子里都是不太瞧得起武官的。但武官既然可以因为战事紧张、局势严峻等理由而不“丁忧”，那么文官也有特殊情况啊，所以碰到特殊的情况，尤其是在朝廷需要、皇帝特别下旨的情况下，文官也可以不“丁忧”，或者缩短守孝时间，很快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就叫“夺情”。意思就是因为特别需要，夺了理学认为最重要的孝道和情感。事实上，讲究孝道是对的，通过守孝来表现父子间的情感也是对的，但理学太极端，特别注重一些虚头八脑的形式，所以到最后搞得文人都喜欢以形式为标榜，士大夫们都认为“丁忧”是一件能够体现文人品格的事儿，而“夺情”对应着来说，就有点儿让人丢份儿了。虽然有点丢份儿，但“夺情”自唐宋以来，在朝廷里那也还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是明代，前朝的内阁大学士里也不乏“丁忧起复”、也就是“夺情”的事儿。所以夺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而理学家们在道理上也能说得通，因为君臣之理还要大于父子之情嘛。可一条道理是否说得通，那得分跟谁说、在谁那儿说。在张居正这儿，在因为锐意改革而得罪了n多人的张居正这儿，士大夫们的“夺情”道理一下可就难说得通了。父亲当然，张居正在内阁里读到父亲去世的家信，在第一时间里热泪奔涌，那说明他还没有考虑到要不要夺情的问题。其实政治家也是人，越是大政治家，越具有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张居正在第一时间流下了热泪，心里主要还是对父亲的思念与歉疚。思念我们懂，可为什么要歉疚呢？一般人会以为张居正作为一个孝子，大概是因为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没能给父亲送终而感到歉疚。但事实上，张居正要歉疚的原因要比这儿大得多。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城浑然忘我，努力打拼，而这一打拼，竟已经十九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也就是十九年没有见过自己的老父亲了！而如今，父亲一旦离自己而去，这十九年累积起来的歉疚之情那就可想而知了。又有人会说，张居正就是再忙，也不应该十九年没有回乡看过父母啊？再说，他爹那么大年纪，应该不是猝死，那也有个生病体虚的阶段，难道张居正就不知情？就不能回去探望一下吗？这说的也倒不假。事实上，张居正曾经不止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想回家探亲、侍奉双亲的愿望。他甚至还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一起住。可问题是他爹张文明不同意。我们在前面的刘台案里说过，张文明和自己的儿子性格不太一样。张居正“沉毅渊重”，少年老成，是一种很沉稳的性格。而他爹张文明呼朋引伴、任侠张狂，倒是有几分老顽童的性格。张居正小的时候，张文明四处求学，但科举考试考了二十多年，乡试一连考了七回都没考中，这都赶得上那位范进了。到了四十岁，看看实在考不上，张文明就放弃了，还是拿钱买了一个府学生员的名份，这最后还不如那位发了疯的范进呢。而他儿子张居正十二岁就是湖广乡试的第一名了。也就是说张文明四十岁了，还没到他儿子十二岁的水平。好在张文明这人很乐观，他看儿子有出息了，自己也就把功名看开了。后来儿子的官越做越大，张家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他也就乐得在老家声色犬马，逍遥快活。儿子要他搬到北京去住，他哪肯啊？就儿子那性格，到那儿还要受拘束，这哪有在老家作个土皇帝快活呢？对于老爹的心思，张居正也明白的很。他老人家想在老家自个快活，那就让他快活好了。可问题是他这个爹豪放有余，谨慎不足。尤其日子久了，仗着儿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张居正也写信劝过父亲，但张文明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在封建时代，张居正作为一个儿子，他就是再有本事，也不敢对他爹说什么过分的话啊。要是这样的话，在古代那叫“忤逆”，那算是一条刑事犯罪，也是被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所以张居正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同时还得跟当地地方官打招呼，说老父亲这性格他也没办法，还要请请大家多多包涵。后来，到了万历五年，七十四岁的张文明折腾不动了，生病卧床。张居正本来是要请假回乡看望父亲的，可正好碰上了要准备小万历明年开春的结婚大典。这件大事，李太后交给别人也不放心啊，但听说张先生的父亲病了，所以就派太监不远千里带了大量御赐的礼品到江陵来看望老爷子，以示慰问。这样张居正就更不好请假了，只得表示等明年开春小万历结婚大典完成后再回家探望父亲。对于儿子的苦衷，张文明倒是非常理解，他写信给儿子说：“肩巨任者不可以圭撮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寻常论报。老人幸见未衰，儿无多没不然之虑，为老人过计，徒令奉国不专耳。”（《张太岳集先考观澜公行略》）你别说张文明虽然是个落第的秀才，这话说得还很有文才。那意思是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受国家大恩的人应鞠躬尽瘁报效国恩，哪能那么儿女情长呢？你爹我就是生点小病，你别放在心上，一切以国事为重。千里迢迢来回跑干什么呢？耗时费力的。所以你只管尽忠报国，就算是对我尽孝了。因为张文明的劝阻，也因为面临皇上的结婚大典，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也确实走不开，所以张居正只好打算等到明天万历的婚礼结束再回家探亲。哪知道计划总不如变化快，上个月老家的家信来还说父亲的病情渐渐好转了，现在突然就接到了父亲病逝的噩耗。所以张居正在内阁里读到父亲去世的家信，不禁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忙安慰、解劝，但张居正这时候哪还听得进去什么呢？他抹去眼泪，对吕调阳、张四维说：“居正此刻，心中已乱，阁事唯有烦扰二位。”说完一拱手，张居正匆匆地就赶回家去了。按道理，张居正应该马上赶回湖北老家奔丧，但因为他是朝廷大员，所以按规定他得先向朝廷辞别，也就是要先请假，所以这得有个手续，有个时间。而这段时间，作为孝子，一般在当地就得为自己的父亲布置一个临时的灵堂，所以张居正匆匆地赶回家就是要先为父亲布置一个灵堂。张居正死了爹，这对当时的万历王朝来说，那可绝不是一件小事。所以第一时间里，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北京城。反应各方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非常强烈的。先是小万历第一时间听到内阁的汇报，说首辅张先生刚刚得到父丧的家信。小万历这时候虽然十五岁了，但说到底还是个孩子啊。他一听，心里也挺悲伤，但除了悲伤，他也并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什么严重性。人都有生老病死嘛，虽然出了这事让人挺伤感的，但这种事避也避不了的，张老师过一段时间大概也就能挺过去了。他正在那儿琢磨着呢，突然听到冯保尖细的嗓门喊道：“太后驾到。”这话音还没落呢，小万历一抬头，只见冯保陪着自己的娘李太后已经走进了大殿。小万历一看母亲就吓了一跳，只见母亲一脸愁容，身上还只是穿了便装，这说明是急匆匆赶过来的，所以小万历一看母亲这样就有点紧张，赶快请母亲坐下。李太后皱着眉头，看着小万历就问：“皇儿知道张先生父丧之事了吧？”小万历赶紧回答，说内阁吕调阳刚刚报知此事，我也正想召见一下先生安慰安慰他呢。李太后点点头，说：“是该安慰一下先生。但先生马上要奔丧丁忧，皇儿意下如何？”小万历下意识地就说：“一切当然凭先生的意思办。”听了这话，李太后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声地说了句：“皇儿好糊涂啊！”小万历听母亲这一嗓子，吓了一跳。只见这位素来威严的母亲对着小万历连声问道：“各府题本章奏，你现在会亲自批阅了吗？百官贤良与否，你心里都有数了吗？朝政事无巨细，你都能有主见了吗？至于荒年灾异、边衅民变，你都能有解决办法了吗？”这一连珠炮地问下来，小万历立刻傻眼了，只得老实地回答说：“孩儿不能。”李太后听了这个回答，嗓门更大了：“我知道你不能，但你作为一国之主，即然不能治天下，那如今天下的形势为什么能从风雨飘摇的危亡中渐渐好转呢？”小万历反应还挺快，接着就说：“那是多亏张先生的辅国之功。”李太后点头说：“是啊，我的儿啊，若不是有张先生殚精竭虑、忠勇任事，我母子哪能有这般太平的天下！”李太后这话说得的确是发自肺腑了，所以她接下来直奔主题就说：“你现在若让张先生回乡丁忧，先生此去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我母子依靠谁来？这三年国家要是有个变故，你又该如何处置？这三年要是有乱臣贼子祸国殃民，你又如何来辨识忠奸？要是祖宗的基业在你手上有个闪失，你又如何能面对我大明列祖列宗？”这话说得已经是上纲上线了，李太后也是越说越激动。小万历毕竟还小，他虽然明白母亲的意思，可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接着说：“儿也不愿先生去，只是这丁忧守制，可是祖宗定的规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