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呢？一件有关田产的民事诉讼案。案子的主人公姓徐，叫徐什么倒无所谓，问题是他爹的名头比较响。他爹姓徐名阶字子升，正是高拱的仇人、张居正的恩师、退了休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徐阶自退休后，因为无权无势了，备受高拱的欺凌。当初自己还掌权的时候，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惯了。按道理说，徐阶倒台了，他的儿子们也该收敛些。但胡作非为这种习惯它是有惯性的。你看，习惯的“惯”就是惯性的“惯”，这恶习一旦成习惯，想一下子改掉还真难。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还是因为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儿。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知府把徐家老三告了。张佳胤本为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心里就犯开嘀咕了。心的话，谁都知道徐阶是张居正的恩师，都传张居正跟高拱闹矛盾，根子就是因为徐阶，所以现在这个徐家的案子可不好断啊！况且，官场上都在传，张居正马上就要对高派成员开刀了，自己是高拱的学生，恐怕本来就难脱干系，现在又碰到这样一个案子，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有心想袒护徐家老三，可又违反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但说要秉公而断吧，又肯定会遭到徐家的报复。罢了，罢了，与其这样为难，还不如洁身自好，回家写自己的春秋文章去吧！正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张佳胤心一横，写了一篇辞职报告递交内阁，自己这边打好了包袱，就等着走人了。张佳胤这边儿为难得很，他哪知道，张居正那边儿比他还为难。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的啊，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而且明里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深层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些官员心中有党派或者说是帮派之争的观念吗？所以，张居正没把这事儿当小事看，他要从张佳胤的身上给整个官场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他张居正虽然要用新人，但也不舍旧人！徐阶的信里是以师生之情要求张居正为他在高拱执政时期所受的冤屈拔乱反正，顺带着说了一下这个徐家老三的官司。那意思是恢复名誉这么大的事儿你张居正都不能耽搁，就更别提帮老三官司这件小事儿了。张居正这下就很为难了。一方面不能对不起一手培养自己的恩师、冷了徐阶的心，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冷了张佳胤这批高派中层官员的心。张居正确实为难，但张居正面对为难事儿的时候向来都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四个字：开诚布公。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后人很多人说张居正城府深，会耍手段，事实上我看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这样直截了当的效果有时反而会出奇地好。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给张佳胤的信写得就更有水平了。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当然，张居正这话也不是为了贪功、套近乎，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就是说，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这番话说得是出人意料，又直指要害。说是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张居正说的是句句在理啊，而且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在人家张居正的肚子里，那还不过只是一条小船。尤其张居正在信的最后又用了一大段美文把张佳胤的特点、才学推崇了一番，话说得是既准确，又漂亮，让张佳胤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没那么准确，所以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也努力工作，一心为民，后来终于在万历年间做到了兵部尚书，成为了万历朝的一代名臣。（以上引文俱出自《张太岳集卷二十五答张崌崃》）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的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可当大家都以为没事儿了的时候，张居正又突然下刀了，人事上的大清洗还是如期而至了。干事与说话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第二个用人艺术了，这就是：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张居正留住张佳胤这批高派官员的人心，那是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政系统内干事儿的人，但对于监察系统内原来的高拱的那帮手下，张居正可就不客气了。明代的监察系统和我们现在的监察系统不太一样，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们虽然工作职能也是监督与考察行政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只有一种，那就是——议论和弹劾！议论朝政、弹劾官员就是他们最常干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无聊的事儿。你想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好议论个是非，徒逞口舌之利，现在给他们专门设了这个平台，那还得了。所以明代文人最大习气就是争辩，最大的本事就是弹劾。为了一点小事儿，你弹劾我，我弹劾你，争吵个不休。还记得吧，我们以前说过，高拱之所以跟徐阶结怨，就是因为一个叫胡应嘉的给事中弹劾他上班时间回家忙着“植树造林”去了。人家高拱快六十了还没儿子，偷空回家“植树造林”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胡应嘉道听途说，就上本弹劾，弄得高拱以为是徐阶指使的，这才导致了两派政治力量的大决斗，几乎把隆庆朝的政治全败坏掉了。这就叫文人政治，因为好为议论的习气，文官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争吵上去了，国家也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争吵中萧条下去了。张居正也是一个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制度，但他深切认识到这种言官制度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朝廷养着一大帮只说不练的官员，这些人只说不练也就罢了，他们的“说”还要干扰干事人的“练”。所以，张居正决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举行“京察”，也就是提前举行本来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干部例行考察。利用这个机会，对监察系统的官员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开掉了很多人。当然，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来的手下。有人据此说，张居正还是不能容人，还是要对高拱原来的亲信挟私怨进行报复。事实上，张居正的考虑有两点：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个清洗。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挡路了。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才，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不只如此，为了让干事的人好好干事，不受说话人的干扰，他甚至走得很极端。他在任上曾经大力裁并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难免会议论是非，张居正就把他们的平台连锅端，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张居正对此倒并不在乎，只要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该下手时他绝对狠得下心来。当时有个大儒叫何心隐，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说起来还算是张居正的同学。但由于张居正认为他宣扬异端邪说，干扰了推行万历新政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张居正就主使地方官员秘密把何心隐给害死了。如果说这就叫“成大事者，不择手段”，这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居正做为一个政客的冷酷与专制的一面。稳重与极端说起来，张居正之所以不用说话的人，甚至对好议论的人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他想为能干事儿的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环境。但对于能干事的人，他也有一个区分，这就要说到他的第三个用人艺术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用人艺术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张居正上台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有人因此充满了信心，有人因此一直陪着小心。像张佳胤就是庸人自扰白担心的人，但像海瑞就是因此而充满信心的一个代表。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怎么排，从古到今看，他在历代清官龙虎榜上总能排在前三名吧。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历史上有关棺材的著名事件，往前数只有三国时庞德庞令名抬棺战关羽，然后就要算海瑞海刚峰抬棺骂嘉靖了。嘉靖当时气得要发疯，把海瑞的奏书才读到一半就气得大喊道：“快派人把这个混蛋抓住，千万别让他跑了！”结果旁边的太监说：“皇上，这人是抬着棺材来的，根本没打算跑。”嘉靖听了这话才冷静了些。嘉靖虽然气极了，可他反倒没杀海瑞，只是把他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上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后来，有一种说法是说嘉靖渐渐把海瑞给忘了，所以海瑞躲过了生死劫。其实，嘉靖脑子再健忘，也不可能把骂得他最狠的海瑞给忘掉啊。我觉得是因为海瑞骂得太狠、太透彻了，让嘉靖反而起了惜才之心。这就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谁骂他他就杀谁，可当时的大才子解缙写了篇《万言书》骂他，骂得狠了，朱元璋反而升了他的官儿。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道理，别动不动从早到晚给人挑刺儿，你要骂，就来个痛彻肺腑的，就来个经典难忘的，人家反而会感激你。海瑞这下出名了，再加上他以前反贪污的业绩，一下就成了天下闻名的大清官。等嘉靖一死，到了隆庆朝，海瑞就得到了重用。可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只要是他的审的案子，一定是穷人胜，富人输。这当然说明他有不惧权贵的公正之心，但也说明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作为地方官，你想的应该是如何让辖内百姓共同致富，可海瑞就像一个江湖侠客，只干杀富济贫的事儿。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工作上这样极端，生活上他也这样。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这样他的工资就不够用了。据说他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是个大孝子，非常孝顺母亲，而他母亲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说她从小对海瑞的教育就很严格，“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海瑞集》p578中华书局1962年版）“戏谑”就是玩耍，小朋友连玩耍都不让，所以搞得海瑞据说一辈子都难见个笑脸，小时候就一付小老头的模样。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这样，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两个女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海瑞也这样极端。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家里很穷，平常没什么多余的零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清代沈振辑的《野获编外补遗》和周亮工的《书影》都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一次海瑞发现他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原来张三看这小女孩儿饿得厉害，实在于心不忍，就上街要了块烧饼给她吃。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这些书上都说是女孩儿自己绝食死的，但我想这根本就是胡扯蛋，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面临饥饿，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力呢？八成是海瑞自己发疯，把女儿关起来饿死的。说老实话，这就有点儿太不人道了。孟子还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连孟子都认为，嫂子掉到河里，小叔子伸手救她上来，虽然两人拉手了，但也不算违反“男女授受不亲”。更不用说这个五岁的小女孩从男仆手里拿个饼了。所以你说海瑞这人有多极端吧。所以就在隆庆朝，海瑞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等到张居正一上台，很多人都开始推荐海瑞，说他是大明朝难得的清官。海瑞自己也颇有复出官场，一展鸿途之志。甚至连万历皇帝都说海瑞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用呢？可当权的张居正还就是不用海瑞。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张太岳集卷二十二答应天巡抚海刚峰》）这话说得很委婉，说我作为宰相不能用你这样的人才，那真是让我惭愧的事儿。但暗地里的意思却是再惭愧我也不能用你。为什么呢？你到哪儿作官，当地的人受不了，当地的官员受不了，当地的行政系统也受不了。张居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对文人政治的一种深刻认识了。中国的政治家一般都首先是文人，是文人就有文人习气。文人习气一般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低调，这种人远离是非，明哲保身；一个是高调，这种人生造是非，甚至是颇会作秀。比如说我以前有个老师，他有时气起来会当面骂我们，说“你们这些糟白！”开始我们还偷偷地笑他读白字，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词儿读“糟粕”，他是故意读成“糟白”的。你看，连读白字都成了文人个性的表现。后来，我们一直都记得这位把“糟粕”读成“糟白”的老师，甚至觉得他很可爱。但这种个性，这种表现方式，到了官场，到了高效运转的国家机构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他会因此显得很不和谐。对于讲究运转效率的国家机器而言，他会是一颗磨损机器、甚至使整个机器停止运转的“不规格零件”。而海瑞，就是这样一个“不规格零件”。要知道官场官场，既然称之为“场”，那就是讲究共振的，那就是一个讲究团队精神与团队意识的地方。你只知道单枪匹马，却不知道团队合作，那怎么成呢？像海瑞这人，不仅是单枪匹马，他还要把所有团队伙伴当仇人。因为张居正不用他，他就气愤地说了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海瑞集》p242中华书局1962年版）你只要想想女人在他们家的待遇，就知道他这话骂得有多毒了！这就是把官场上所有的人都骂了，这也反映了在他心里，他把整个国家机器都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这就像堂吉诃德了，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敌人，于是他会去跟风车大战一场。海瑞恐怕最后也得这样。所以，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是清官，张居正也不用。他要用的人是：循吏。循吏这个词儿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它是跟酷吏、污吏相对应的，就是指官场上的好官。当然，清官也算是循吏，但由于清官更重名声，所以后来循吏就更专指那些稳重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官吏。事实上，如果一个官僚队伍里大多是循吏的话，那么，这个官僚团队那就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了。张居正起用循吏的人事观念可以说是极有远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官主政的政治环境里，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所以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官僚虽然还是官僚，但绝少官僚主义。各级官员踏踏实实的办事，这才导致了万历新政天翻地覆式的变革出现。这也可以从一个小个案看出些端倪来。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过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他相信不管是什么专业的问题，一定会有专门的人才，只是看你作宰相的能不能找得到。他打听到原来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潘季驯哪想到堂堂内阁首辅会跑到自己家里来登门请教，所以当时就被搞得晕乎晕乎的。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后来，张居正死后，长大了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潘季驯不避嫌疑，站出来坚决为张居正辩护。万历碍于潘季驯的盛名，才没有对张家赶尽杀绝。可以说，张居正的知人善用，不仅为万历新政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为自己的身后事预留了一份意想不到人情财富。所以说，人事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就看你主政者的心中存的是私心还是公心。张居正一片忠心为国，再加上他目光如炬，精擅这三条用人的艺术，所以他的万历新政能够顺利推行，那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儿了。但我们说，官僚队伍如此庞大，你一个宰相再目光如炬，也不能事无巨细全都照顾到。官僚机构拖沓、敷衍的工作作风，也就是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那不是换几个人就可以根本解决的。如果解决不了这一点，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还是一句空话。面对这个可以说是千古以来的难题，张居正这位聪明的宰相又会怎么做呢？请看下集：《神奇的考成法》。第十五讲 神奇的“考成法”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相信自己。这个不相信自己并不是不自信，而是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但凡有个什么事要做，或者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都不敢把它们完全交给自己的脑子，而是非要把它们写下来不可。所以我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交待要到超市买瓶酱油，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再照着本子上记的事情和日程逐条去做、去完成。这样的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考成簿”。有人会笑我，说你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啊，怎么记忆力就变得那么差了？买个酱油这种事儿还非得写下来，难道这你都记不住吗？您还别说，我这人的缺点还就是容易忘事儿，但这并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薄的主要原因。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喜欢用考成簿来记事儿，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习的一个绝招。这一招用过之后，我发现，这样做对我的生活确实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与改变。这个传授我这一绝招的古人是谁呢？他就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有人会说我这是故弄玄虚，说什么张居正传授，那本子还叫什么“考成簿”，其实不过就是记事簿呗，这种方法我们老早就在用了。这说的也倒不假，其实我这个考成簿，它本质上也算是个记事簿，但运用记事簿这一方法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源头倒确实起自于张居正。这就要说到我为什么把那个记事的本子叫作“考成薄”而不叫“记事簿”了，那是因为这个颇具创意的工作方法，在张居正创立它的时候，它的原名叫“考成法”。当然，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说起来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单了。那么，这个“考成法”到底不简单在哪些地方呢？难题说起考成法，就要说到张居正要推行万历新政时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了。第一个问题：官僚主义。虽然官僚主义是个外来词，但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扯皮推诿、人浮于事、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从古到今，倒是颇为盛行的。我记得《毛主席语录》里就有过一条，叫“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之所以谆谆教导，那就说明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也已经是个问题了。事实上，历朝历代，不论什么时候，要想做出点成就，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往往就是官场上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我们一般理解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扯皮推诿、人浮于事，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这些官僚之所以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干不了事。明代有首童谣，讽刺官场上的官员说：“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谬，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明官场弊事》）翻译成白话就是：考试交白卷的，总是出身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不懂天文的，刚好都进了天文台；五音不全的，正主持着国家乐府机构；写字难看、画画像鬼的，莫过于文华殿上的大学士们！明代的野史里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候偷了店家的一张席子。被店主人发现了，就扭送到衙门里了。结果县官要判偷席子的这位死刑。旁边师爷一听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这恐怕没有法理依据吧？哪知道这位县官一摇头，说怎么没有司法依据啊，孔圣人不就说过“早闻盗席，死可以”吗？师爷一听啼笑皆非，心的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真谛，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没有遗憾了。结果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以为是听到有人“盗席”，那这盗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个县官就这么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整个官场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见《笑海丛珠·官引法书》）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可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又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什么能充斥官场呢？从根本上说，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官场上，正派斗不过帮派，水平斗不过酒瓶，成绩斗不过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帮结派，机构随之臃肿膨胀。风气一旦形成，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官僚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第二个问题：变法观念。我们知道，万历新政本质上是一场改革变法运动。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变法运动一样，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因循守旧的官场与百姓接受变革的新观念。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他变法运动的自觉抵制。为什么会抵制呢？历史书上当然都说是他的变法触动了以司马光这些人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要知道，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里虽然是个“反对派”，但他不是“反动派”啊！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啊！他也是个一心为国的忠臣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考虑，只是他考虑出的治国方略跟王安石不同罢了。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阻挠王安石变法的呢？从阶级论的角度来简单的下一个总结那当然是容易的，但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实情情况远比一句“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旧之争上的，也就是新法变革与祖宗成法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在中国文化里，“祖宗”这两个字的文化意义那可不一般。汉字讲究象形会意，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一直认为，所谓的薪火相传，“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而这个“薪”，对于我们汉文化来说，那就是汉字。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华夏文明；没有汉字，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华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至今。汉字有“六书”之说，就是指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还有形声，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生活里大多是把它当贬义词来用的，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汉字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望文”便生出“义”来的。比如说“祖宗”这两个字。“祖”从“示”字旁，这个“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这样，宝盖头底下是个“示”，就是“祖”字的偏旁，当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这个宝盖头，我们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时期，也就是甲骨文时期，这个房子主要功能并不只是给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陆游不是有句诗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家”这个字的下面才是一头猪，“豕”指的是野猪，是当时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头猪，道理就在这里。这样看，“祖宗”两个字代表的就是远古以来的祭祀文化。要知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也不论何种文明形式，大多都是从祭祀文化发展来的。华夏文明尤其是这样，所以对“祖宗”尤其要放在顶礼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们就骂他“数典忘祖”，而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也说：“宗，尊祖庙也。”一个“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我们扯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学与文化学的闲篇，是为了要说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古代文人脑海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变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无疑问要与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触，这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环境里就显得尤其困难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论哪朝哪代，变法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他怎么办的呢？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究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变法的观念性争执的问题呢？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觉得当初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断语真是太有远见，甚至是太伟大了。正是少了观念之争，实践才真正成了检验改革真理的唯一标准。回头看，张居正变法的成功起点也在这里。他不仅通过“京察”来裁减言官，封了这些好议论的家伙的嘴；还想了一个绝招，一下就堵住了所有反对变法的那些文官的嘴。什么绝招呢？就是这个“考成法”。考成说起来这个“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创新，但他自己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张太岳集奏疏三》），这名字有点长，意思就是请皇上颁布实行考成法的上疏。在这篇上疏里，张居正首先表露了要进行官僚体制改革的决心，认为这才是解决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危机的关键所在。但他话锋一转，却说起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说我这个看法其实太祖皇帝早有远见卓识地分析过了，并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我因此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太祖皇帝亲自定下过这样的行政工作规则：“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又说：“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大明会典》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行政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个备案，这其中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表章，就更得有个核查与备案了。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当时法律条文以皇帝名义签发那只是一个形式，可能就是哪个司法部门的提议。但张居正可不管这个，有“钦此”两个字，那就说明这是太祖皇帝定的规矩，虽然这规矩后来没怎么执行，但不能说没有啊？于是，他以“祖宗成法”坚起了官僚体制改革的旗号。这个旗号他自己给取了个名字，就叫“考成法”。具体内容上，他全方面丰富了《大明会典》里这几句话的原始构想。他规定六部所有工作必须以实事登记。就是计划要干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的具体数据、具体时间都要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儿，也必须登记清楚。这样一个登记成册的本子，六部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当然自己得有一个，另外，还得同样再抄录两本。一本交监察系统，也就是与六部相对应的六科；另一本则交内阁。这叫登记备案。这个登记备案的本子就叫考成簿。比登记备案更重要的是考核与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