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当时符合张居正所指的有哪几位藩王呢？一个是徽王朱厚爝，一个就是辽王朱宪火节。这两个人都跟着嘉靖皇帝在崇奉道教，而且也都挺荒淫无耻的。这下，张居正把宗室问题放在第一个的私下目的就不言而明了。但朱东润先生又分析说，嘉靖皇帝自己就迷信道教长生理论，像辽王朱宪火节迷信道教那完全是拍皇上马屁，因此聚了点儿众、闹了点儿事儿，嘉靖帝哪会当回事儿呢？所以这种上疏是根本动摇不了宪火节的。但我想，朱东润先生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位忠厚长者的想法，张居正这里完全可能只是一个伏笔，他并不是现在就要达到报复的目的，他是想要提出一个导向来，以便在将来可以痛下杀手。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十六岁他爷爷被害死的当年并没有表现出愤恨与不满来，因为他那时候除了愤恨与不满没有任何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进入了官场，而且在向往权力，他的复仇已经从一篇文章里露出了蛛丝马迹。后来，隆庆二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辽王朱宪火节倒霉的日子终于来了。不过，当时并看不出来辽王的出事跟张居正有任何关系，这也张居正的高明处。先是有御史弹劾辽王犯有十三条大罪，其中主要的罪状与张居正当年在文章里记录的都是一回事儿。因为有御史弹劾，所以朝廷便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副部长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儿。看到朝廷如此重视，这个虽然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本质上还是个纨绔子弟的朱宪火节被逼急了，他居然毫无政治头脑的干起了惊天动地的鸣冤的事儿，还在府中挑起了鸣冤的大旗。内容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反。于是当地官员迅速调集部队，把辽王府团团包围。后来，去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坚决不肯报朱宪火节是造反，但朝廷的结论还是废了辽王封号，将朱宪火节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火节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后来竟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当时人纷纷指责张居正公报私仇，张居正也无从辩解。后来甚至因为洪朝选当初不肯诬陷朱宪火节造反，万历八年，在张居正最当权得势的时候，洪朝选也被莫名其妙地陷害，最后死在狱中。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世人都说张居正是幕后的策划，但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事就是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那就是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和能力来看，他要是能施以援手，他的少年好友朱宪火节和那位洪朝选的下场都不会那么惨，所以他在这些事里毕竟是脱不了干系的。这就是具有天才之称的铁腕张居正，他面对落榜挫折固然表现出了宽阔的胸襟，但他面对个人恩怨，也有睚眦必报的手段。不过从人性的本来面目来看，人就是这样的，在心灵的世界里，不是善战胜了恶，就是恶一时战胜了善。大善者固然有小恶，大恶者也多少有些小善。从明代的历史来看，张居正的善应该是大善，而他的恶应该只是小恶。但当小恶的张居正碰到了大奸大恶的严嵩，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请看下集：《直面奸相严嵩》第四讲 直面奸相严嵩入官场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进入官场后，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那么会是什么呢？跟所有刚进官场的人一样，张居正要面临的是人事关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事关系，而是如何面对明代最大的奸臣严嵩的问题。为什么张居正一进官场就和大奸臣严嵩发生了关系呢？我们说他刚进官场的时候，肯定还只是个小官儿，事实上张居正确实在五品以下的位置上做了十几年，而严嵩一直都是内阁首辅，是宰相，张居正怎么跟他搭得上边儿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当的是什么官儿了。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47年，张居正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个什么官儿呢？当了个翰林院的庶吉士。这个庶吉士取自《尚书》里的“庶常吉士”这个词儿，是对青年才俊的一种美称。明朝设这个官职，其实是为了让那些刚进官场的青年才俊，先别急着折腾，先旁观、学习一下国家行政工作是怎么展开的，所以它只是一个见习的位置。这就像我们现在大学生分配工作之后到单位都有个见习期、试用期一样。等到三年见习期满，你就可以正式进入翰林院当编修了。张居正就是嘉靖二十九年正式当上了翰林院的编修。这个翰林院在明代那可是非常不一般的，它基本上相当于国家行政学院，《明史·选举志》（卷70）里说翰林院里的知识分子，官场上是“群目为储相”，也就是说但凡能进内阁的人，都要有过在翰林院的工作学习经历，所以这里的人都被当成是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宰相的。这样，翰林院其实就是一个国家高层干部的培养基地。因为翰林院这么重要，所以按明朝的规定，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必须同时兼管翰林院，也就是兼任这个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这样作为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就和作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发生了关系：一方面他们可以算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另一方面他和严校长之间也有了一层师生的关系。我们常说，人很简单，事也很简单，但人事，就不简单了。张居正这样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一进入官场就这么靠近权力中心，所以他要在人事关系上做出考虑，并跟当朝宰相严嵩适当地套点近乎，这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当然，促使张居正跟严嵩发生关系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嘉靖朝那两场有名的政治斗争。一场是夏言与严嵩的斗争，另一场是严嵩与徐阶的斗争，这两场里严嵩都是个核心人物。在这两场历经数十年的政治斗争面前，张居正肯定要做出反应：第一，他要面临一个站队的选择，也就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加入哪一个政治集团的选择。第二，因为靠近权力中心，而他自己的官职又不太高，所以他不用过分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几场最为精彩的政治斗争里冷静、客观地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张居正在掌权之前，也就是在他的万历新政之前，明代嘉靖朝到隆庆朝，也就是明代第十到十一个皇帝之间，有名的政治斗争还不只这两场，嘉靖朝是严嵩的两起，隆庆朝还有两起，分别是徐阶跟高拱的斗争，以及高拱跟张居正的斗争。这四场斗争中，张居正的卷入程度越来越深，甚至最后也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并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我一直认为，张居正之所以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之所以能在后来的政坛上那么如鱼得水，一方面固然跟他的政治天赋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跟他在这几场政治斗争中所接受的“岗前培训”有关。那么在前三场斗争中，张居正是怎么介入的呢？他在这前三场的“岗前培训”中又学到了哪些斗争技巧呢？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第一场夏言和严嵩的斗争，到底给张居正带来了怎样的震撼。怪嘉靖张居正刚进官场的时候，夏言和严嵩分别是内阁首辅和次辅，也就是说夏言是正宰相，而严嵩是副宰相。但奇怪的是我们可以在《张太岳集》里找到这时候张居正跟严嵩的联系，但却根本找不到他跟夏言的任何一点儿联系。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张居正作为一个刚进官场的见习生，大概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发展与高层的人事关系，这个夏言就倒台了。说起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我觉得有个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在政治斗争中，一个人的姿态，也就是是高调还是低调，决定了一个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这在夏言和严嵩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嘉靖皇帝在明代皇帝中是个特别“特别的家伙”，所以，他的性格和习惯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不过话说回来，明代皇帝中除了朱元璋也没几个正常的，我们在第一将里不是说过吗，清人蔡岷瞻在《广阳杂记》里就评价过：“明只一帝，高皇帝是也”。也就是说他认为明代的皇帝里头就一个朱元璋还算是个正常人。这个嘉靖帝是半路上当上皇帝的，因为他的前一任武宗皇帝死了，这个武宗就是那个喜欢玩打仗，还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的那位糊涂皇帝。因为武宗没儿子，也就没继承人了，而武宗皇帝自己也是根独苗，所以大臣们就拥立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当了皇帝。当了皇帝之后，嘉靖反倒心理不平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给他自己死去的亲爹上个太上皇一样的名号。可大臣们不干。大臣们都觉得按照朝廷的礼法，那是没办法才让你来当这个皇帝的，你应该就像是过继过来的一样，应该还是跟着武宗皇帝，尊武宗的爹也就是嘉靖的伯父为太上皇啊。但这样嘉靖又不干。他心的话我都是皇帝了，也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啊，怎么着给自己的亲爹弄个好听点儿的封号也不算过分吧。况且，就算按逻辑来说，只要我是皇帝，我爹当然就是太上皇了，你说你们这帮大臣的逻辑学是怎么学的啊！这么着，他就跟这帮大臣们拧上了。明代的文人们都是倔脾气，就好扮个嘴、斗个气儿什么的，这皇帝不肯退步，他们还不肯了，整天就为这事儿在朝廷上闹个不停。这就是明代有名的“议大礼”事件。为了这个“议大礼”，嘉靖帝特喜欢一种叫“廷杖”的刑罚，也就是在朝廷之上把反对的人脱了裤子打屁股。谁跟他较劲儿，他就打谁屁股。不过他越打屁股，这跟他较劲儿的人越多，最后弄得大臣们都以打过屁股为荣，没打过屁股为耻，这也成了明代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观。后来在这个事件里，夏言脱颖而出，因为他觉着这帮大臣都太迂腐了，嘉靖不就是要给他那死去的爹上一个太上皇的封号吗？说起来是个好听的封号，其实也不过就是个漂亮的外号。你说你们这帮大臣放着军国大事、经济金融不操心，为这事儿跟皇帝较什么劲儿呢？所以他就带了一拨人转而支持嘉靖“议大礼”。这一下嘉靖可高兴坏了，你一个人吆喝不行啊，再狠你也是孤家寡人，这下有了帮衬的，声势就不一样了，况且这还是竞争对手那边儿分化过来的人，他就特高兴，重用夏言，最后一直让他当了内阁首辅，后来他爹封号那事儿最后也按他的意思给搞定了。嘉靖经过这事儿之后，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心理，他老拿那帮大臣们当仇人，时刻提防着他们，所以他一直都对权力抓得很紧。他喜欢道教，天天想着求长生，平常也不上朝，也不管事，但他总喜欢偶尔出来杀个人、贬个官什么的，让大家对他心生畏惧。也就是说嘉靖是个很强势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也略微有些变态。可以说，夏言在“议大礼”事件上处理得是正确的。为了个虚名，怎么能耽误国家大事呢？所以就算是在道德立场上做出一丁点儿让步，我觉得那也是值得的。夏言任内阁首辅之后，还算是兢兢业业的，也能一心为国。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也是有才的人的通病，那就是太傲了。后来张居正在官场一直也很傲，但张居正那表现出来的是傲骨，所以人人都敬重他，可夏言这个人浑身冒出来的都是傲气，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所以这个夏言在官场上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他在嘉靖面前也往往很傲气，嘉靖本来也是个强势的人，所以潜在的矛盾就埋下来了。相反，像严嵩这个人就是傲气、傲骨都没有的人，他整个就是一副奴颜媚骨，我们说这肯定是小人，但有句话叫“小人得志”，这副相当低调的好脾气还就给严嵩挣到了不少分儿。嘉靖因为喜欢道教，所以经常要搞个什么祭天的仪式，他平常不上朝，也不住皇宫，他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整天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因为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是要火化青词。青词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这位嘉靖同学向玉皇大帝或者太上老君写的思想汇报。但这个汇报可不好写。要有隐语，因为天机不能明说；还要写得特别美，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所以特别难写。夏言也帮嘉靖写过，但写写他就烦了，后来他就随便糊弄。可严嵩不一样，他努力钻研青词的写作，后来终于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道教思想汇报来，所以嘉靖就特别喜欢他，再加上他又特别听话，后来他就成了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夏言看不起严嵩啊，觉得他没本事，靠拍马屁、写青词上来的。你要是写公文写得好也就罢了，你说你最拿手的是给太上老君写思想汇报，就凭这当上了副宰相，依夏言那么傲气的人，他当然看不上你了。而严嵩表面是个很低调的人，但骨子里却是睚眦必报的人。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成为严嵩的顶头上司，这让严嵩感觉很憋屈，所以他暗下决心要彻底扳到夏言，两个人之间的斗争就这么着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交锋夏言倒没想到要搞掉严嵩，因为他从来就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一个人你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又怎么会把他当成对手呢？他只是把严嵩很不当回事儿。《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这话也就是非常鄙视严嵩，什么国务公务，自己说了算，就当严嵩不存在。严嵩表面上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恨得要命，心得话当我是空气，我哪天还就爆炸给你看。严嵩扳倒夏言的手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叫做“离间”。离间谁呢？离间一切最高权力层跟夏言的关系。首先就是离间夏言与嘉靖之间的关系。嘉靖每天都热衷于神神叨叨地搞些道教的仪式，严嵩投其所好，但夏言对此敷衍了事，这下严嵩就有了可乘之机。说有一次搞祭天仪式的时候，嘉靖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做完仪式一高兴就把这又高又细的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结果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表示尊重，还在颤颤巍巍的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诶，你的呢？”夏言居然说：“哪有政府首脑戴那玩意儿的，况且还在朝廷之上，严嵩你个老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嘉靖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过后严嵩就单独跑到嘉靖那儿跪在地上哭，说夏言平常老欺负他了，今天这在班上嘲笑他戴这个“荷叶绿帽子”这事儿那还算是轻的。严嵩这个状告得可真有技巧，他并没说夏言不戴这个“香叶冠”是对你嘉靖的不尊敬，他就像小孩儿诉委屈一样说夏言欺负他，你看，连告状都告得这么低调。可眼前的事儿却是因为嘉靖做的这两顶“绿帽子”而起的，所以嘉靖心里特不是滋味儿。结果严嵩这样告了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其次就是离间夏言跟内廷的关系。夏言连严嵩都看不起，对于那些内廷的宦官就更看不起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个传个旨什么的，他都会很热情的接待，不仅经常会塞钱贿赂，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的，所以皇帝在大内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的。这一点夏言刚好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按《明史·夏言传》的说法，他见到他们是“负气岸奴视之”（《明史》卷196），也就是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显得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再有就是离间夏言跟言官的关系。明朝的官僚系统内言官属于监察系统，他们的力量很庞大，言官的作用就是议论朝政，他们动不动就弹劾谁一下，所以离间了言官跟夏言的关系，就可搅得夏言不得安生了。在完成离间之后，严嵩第二种手段就更毒辣了。这种手段叫“借势”，也就是借一件具体事件的发展势头，把水搅混，然后趁机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这一招特别狠，夏言果然中计。这个过程，当时刚进入官场的张居正也有幸亲眼目睹了的一段。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但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他态度的变化，也没提防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了。说他还是趾高气昂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嘉靖二十六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想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就想用武力收复河套。在这一点上夏言很支持，嘉靖开始的时候也很支持。但明王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大政方针上，夏言是勇往直前的，但嘉靖却是反复无常的。夏言关键的失误是忽略了嘉靖的态度和嘉靖那种猜疑的性格。据说夏言的岳父也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而夏言的岳父和曾铣又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言就在这件国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可犯了国家公共事务操作办法的大忌，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政预政。严嵩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他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后来就在嘉靖要摇摆、要翻盘的时候，严嵩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实际上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你说这都是什么理由啊，但凡嘉靖脑子清楚点也不会相信啊，可嘉靖看夏言的岳父搀和在其中，就信了严嵩的话。到了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说刚到了通州，他就听到了曾铣被抓的消息。夏言突然意识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突然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严嵩的黑手在，所以他大呼了一声，说“噫！吾死矣！”就是说“哎呀，这下完了，这下我要被严嵩害死了！”这时候，他意识到他中了严嵩的奸计了，可一切都晚了，就在他喊出这一声猛然醒悟的话的时候，朝廷来抓他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后来一个堂堂宰相夏言，还有一个堂堂总督边关事务的大帅，都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被杀掉了。这一下朝野震动，而严嵩也就此取代了夏言，成为了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结交夏言的死，在当时实在太出人意料了。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考上进士、进入官场的时候，他还是当朝宰相；可张居正的见习期还没满，一个当朝宰相就莫名其妙地给杀掉了。北京的官场上，上上下下的官员都非常震惊，更不用说张居正这个刚刚进入官场、还在见习期内的庶吉士了。所以有关这件事情，虽然张居正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并没有交待过他当时的想法和看法，但作为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抱负的年青官员，张居正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受到过不小的震动，这从他在这件事后跟严嵩的接触上大概也看得出来。明眼人都知道是严嵩害死了夏言，《明史·夏言传》就说夏言临死前曾上疏嘉靖，指出是严嵩陷害他的。所以以夏言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这就太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时严嵩一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张居正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他也不知道严嵩与夏言各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严嵩现在是他的校长、是他的老师，而且还是内阁首辅；他只看到在收复河套这件国事上，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严嵩居然就把一个当朝宰相和一个边关的总督给放倒了。所以作为新进官场的年青官员，张居正很自然地与严嵩套上了近乎。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总共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其中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你看，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青的张居正代他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是比较欣赏的，要不然也不会让他代自己写文章了嘛。但我们不能说，这就代表着张居正要加入严嵩的政治阵营了。在“加入哪一个政治阵营”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我觉得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与政治天赋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首先，他知道在官场上，你可以孤芳自赏，但你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因为官场是最讲究团队合作的。“官场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场”的效应呢？所以他刚入官场，就在严嵩的权势面前，伸出橄榄枝来，这说明他是有了这个准备的。但其次，有了这个准备，并不代表就已经做出了必然的选择。张居正向严嵩伸出的橄榄枝，更象是一种政治触角，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可能性罢了。可现在不选择，不代表永远不选择。张居正水平再高，也终归要有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最坏的情况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没立场。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风雨中，张居正面临严嵩与徐阶两大政治集团，他到底是该向左走呢还是向右走呢？到底张居正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什么样的因素会成为决定张居正选择的标准呢？请看下集：《向左走向右走》第五讲 向左走向右走变故我们在上一讲里说到，张居正初入官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跟内阁首辅严嵩的关系，我们说他靠近严嵩、接近严嵩，但不等于说他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说起。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算起来已经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年张居正回江陵老家休假了半年，可是才回到家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为什么呢？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在家没呆几天就开始又往京城赶。那么，是什么时局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我们上次说过这只是个见习生的位置，好不容易三年试用期满，这才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有品阶了，但一来七品，不过是京官儿里最低的，二来翰林院编修也是个闲职，不过就是皇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而已，论职称，张居正当时也就是个助教，也没什么实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实践了，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着急、能让他挨得上边儿呢？这就要说到那句名言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牵扯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儿，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心急如焚地赶回了京城。原来，北方蒙古族的后裔鞑靼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来，在明英宗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这一下就对北京的防卫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前些年，他们还只是在边境上进行骚扰，随便抢点东西。后来因为明王朝国防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们就一次次地逐渐深入。嘉靖二十九年初夏，鞑靼的首领俺答再次率兵深入内地劫掠，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蒙古人眼见着就打到北京城下了，这可是国都啊，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是算是亡国了。你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张居正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地赶回京城，就是要在这国难当头做些什么。但能做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站在政府当权者的面前，表明态度，积极进言，哪怕贡献一丁点儿个人的智慧那也是好的。那么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凭什么能到执政大臣面前说话、表态呢？张居正他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呢？这是因为，他和当时政坛的两位当权人物的关系都还算不错。一个就是严嵩。我们上一讲说过，在严嵩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把友好的政治触角伸向了严嵩，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说严嵩虽然没重用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另一个就是徐阶。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同时，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他才是张居正真正的老师。我们以前讲过，张居正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说“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但嘉靖二十九年这个国家兴亡的危急时刻，张居正自己并还没清楚他到底是要走向哪个政治阵营。所以这个从湖北急急赶回北京的年青人，这时候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就要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选择人活在世上，大概都面临过这个看似简单却又困难的难题，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选择”。关于选择，先秦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战国时魏国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他有一天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面对着面前的三岔口，突然放声痛哭起来。旁边的人就问他，说“诶，这位，您哭什么呢？”这杨朱倒也老实，直接就回答说：“唉，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旁边这人听了直摇头，说“嗨，弄半天你就为这个哭啊，挺大个人，你又不是小孩儿迷路找不着家，你值当的吗？”结果这个杨朱鄙夷地看了看身边这人，眼泪还没抹干，却带着满脸的忧愁说：“你哪里知道，人生到处都是这样的三岔路口啊！”这就是有名的“杨朱临路而泣”的故事。杨朱是先秦有名的哲学家，他的临路而泣实际上是种面临选择时的人生感慨。台湾作家几米用漫画的形式也演绎过这种“临路难”的选择情结。后来还拍成过一部特好看的电影，名字叫《向左走，向右走》。说实话，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名字，觉得起得特棒、特形象。不只是我，我想448年前，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夏天，那个站在北京十字街头的年青人张居正如果听到了这个名字，也一定会觉得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说法特棒，因为他当时正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人生选择。向左走，是进菜市口的丞相胡同，那里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府第；向右走，穿过两条街，到槐树胡同，那里则是礼部尚书徐阶的府第。按道理要找最高的当权者，那应该向左走去严嵩家，因为严嵩是内阁首辅，是宰相啊。徐阶虽然是礼部尚书，但跟宰相还是没得比。从要向高层汇报思想、提建议的角度，当然应该去严嵩那儿；另外，从要加入某个政治阵营的角度说，严嵩这边儿也更有势力啊，加入进去个人也更有发展前途。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个“择木”俗话里就是“攀高枝”，宰相这边儿明显比礼部尚书那边是比较高的“高枝”，所以怎么看张居正也没必要犹豫，他的选择应该很明确：向左走，去严嵩那儿。但张居正还就是犹豫了，他虽然没像先秦的杨朱那样“临路而泣”，但他在北京酷热的十字街头皱着个眉头还就是不抬脚。说实话，要我们现在的人来帮张居正做选择，那也是很容易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严嵩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大奸臣，《明史》上都把他列在《奸臣传》里的，张居正怎么能跟他去同流合污呢？但我们现在这样看那纯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所有的选择回过头来看都清楚而简单的很，但在当时，在当局者迷的情况下，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于绝大数人与绝大多数情况而言，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凭着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他也意识到了这一转身向左还是向右，完全可能会对他自己造成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于是他决定要往左走，因为他觉得他虽然不太了解这位严嵩严首辅，但自从他为严嵩写过几篇庆贺生日还有代严嵩写过几篇为朝廷表贺的文章之后，严嵩还是蛮喜欢他的。而严嵩这会儿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对于渴望掌握最高权力的张居正来说，严嵩对他的重视程度完全会决定一个时期内他在官场上的发展。但张居正临到转身又不自觉得犹豫了一下，这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他虽然不了解严嵩，但在直觉上又觉得不能跟严嵩靠得太近，因为张居正从骨子里感觉到严嵩虽然是个权臣，但跟他心中所想像的政治家的形象总还有不小的距离，反倒是他的老师徐阶，一身正气，一心为国，虽然权势这时远不如严嵩，但总让张居正觉得那才是他发展的方向。于是，他又决定抬脚向右走。这时候，张居正的随从游七在旁边说：“老爷，你怎么老在这路口愣着啊，咱们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啊，您怎么大老远赶回京城来咋不先回家呢？”原来张居正回到京城还没回家呢，他本来最直接的选择应该既不是向左走也不是向右走，而是应该直接向前走先回家。但张居正听了这话，瞪了一眼旁边的游七，一转身，走向了右边的街道，直奔槐树胡同徐阶的府第去了。交谈见着了徐阶，和自己的老师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才知道，嘉靖帝虽然想抵抗，但京城这会儿根本没什么可以抵抗的力量。因为长期不打仗，也不训练，京城附近实际兵员只有五万多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而外地勤王的部队还没赶到呢。这会俺答的部队已经在北京城下大肆抢劫了，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攻城呢。而内阁首辅严嵩的态度居然是投降、献贡，省得城被攻下后，后果会更惨。张居正一听这话就火了，当时一拍桌子就站起来，说严首辅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卖国嘛！他说了这话，看看徐阶徐老师并不吭声，就试探地问：“尚书大人总不会也向皇上这样建议吧。”徐阶看看激动的张居正，心想年轻人还是好冲动。但他还是不露声色地问：“那你张居正要是在严首辅这位置上，你又会怎么办呢？”张居正坐下来，想了一下说:“当然是坚壁清野，拼死抵抗，然后等待各地勤王的援军的到来。”徐阶笑着摇摇头，说：“拼死抵抗固然勇气可嘉，但以现在京城的兵备情况，你看抵抗得了吗？等到各地勤王的部队赶到，北京城大概已经被攻下来了。”张居正一听这话又站起来了，这一下他真的有点激动了，“这么说，徐大人的意思也是和严首辅一样，也是要降喽？”张居正这话已经很不客气了，就差没把卖国说出来了。徐阶并不生气，微微一笑说：“做事靠的是动脑子，而不是凭意气，作为身担国家命运的大臣就更应该是这样。”这话已经是在含蓄地教训张居正了。徐阶看着又坐下来的张居正说：“你看俺答年年劫掠边境，每次满载而归，这一次虽然一直跑到皇城根儿这儿来了，但他毕竟还是为了抢东西，我看就算是他们打下北京城，也没有在这儿一统山河的志向，俺答肯定也是在北京抢劫一番再回他们老家去。也就是说，这俺答并没有想改朝换代的志向，他只不过是一个要抢东西的强盗和贼而已。”徐阶这么一分析，张居正立马觉得思路开阔了许多，这会儿他不再激动了，而是完全以一种学生的口吻在请教老师：“经尚书大人一说，俺答确实是这样的情形，但毕竟兵临城下，俺答的逼降书都已经送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徐阶说：“我看了俺答的逼降书，发现他们是用汉字写的，也就是不是用蒙古文写的，我觉得这倒是可以做文章的。我已经建议皇上，先派使臣跟他们说基本上答应他们所开出的各种利益条件，但他们用汉字书写逼降书这不符合外交礼节，是否可以请他们退到长城以外，再用他们的蒙古文写一份这样的外交文书来，我们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这样的话，勤王的部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赶来了。皇上已经决定按老臣的说法去做了。”听了这话，张居正不由得疑惑起来：“那俺答会同意吗？”徐阶又微微一笑说：“换了别人这招可能行不通，但俺答这个人，从他开出的条件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目光短浅，只知道盯着财宝与利益的人，这样的人最适合用细节上的东西去干扰他的，行不行，你也可以瞪大了眼睛看下去嘛。”从徐阶那儿回到家之后，张居正觉得是深有感慨，原来治国不仅要有治国之志，更关键的还要有治国之术。看人家徐老师这一招，看似微不足道，但细想还真有玄机。一来想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可操作的办法，二又没得罪严嵩，三还让皇上觉得可以依赖，实在是“心机眼力”不同寻常。过了几天之后，徐阶的缓兵计果然奏效，俺答只在京郊地区大肆劫掠了一番就真的退回到长城以外去了，各地勤王的部队也赶来了，除阶用一招看似绝不可能的“拖刀计”达到了当年于谦“北京保卫战”的效果，而且还兵不血刃，张居正简直对徐阶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在政治倾向上，张居正算是彻底与严嵩决裂，走向了徐阶的政治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