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美国航空公司（或诸如此类公司）的空乘人员举行罢工，当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心烦到了极点。我对这个结果很失望，公司没有化解与员工之间的冲突，而是关掉了全国各地正在营业的网点。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啊。我想公众通过此事也应该明白了，飞机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最靠不住、最不安全、污染最严重、最不近人情而且价格最贵的旅行方式。　　我想，我应该是全国唯一为罢工平息感到遗憾的人。　　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吗？　　● 4月22日，农场　　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我愿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一个关于全球、地区间、民族间问题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当前流行的相对自由的文化观念截然相反，当然你我也身处这种文化观念之中。　　我无法指望通过发表文章来表达这一观点。我想说的话远非每日报纸上那几页专栏所能承载的，或许也没有任何杂志能承载，况且杂志的关注度太低。以书的形式？这些观点中，有一些在我多年前出版的《崎岖山路》中已经提及，受到的奉承最少，受关注程度最低的……就是这些观点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观点付诸纸上（不是为了让谁记住），只要能够成为一份政治或者文学遗产就行。不过仅靠手写的话，恐怕要连续几个星期不间断地工作才能完成。用打字机如何？那只能在家里完成。但是家里的生活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没完没了的干扰：接电话、接受邀请、接待来访、回复信件、阅读报刊，等等。老式的打字机放在家里最拥挤的衣帽间，跟电视机和电话放在一起。我会尽量努力，但是前景不容乐观。　　● 4月29日，普林斯顿　　约翰·卢卡奇前来拜访。他病了一段时间，我看他也有了一些变化。和他交谈与面对其他来访者不同，我们都能道出对方过去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并且还能举例说明，而这些成果以往从未获得评论家或广大读者的认可……　　邦尼·迪尔沃思（Bunny Dilworth）昨天下午给我送来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与我有关的材料，这是她过世的丈夫迪克（Dick）留下的。[25]在我们交往的那些年中，他将这些东西保存了下来。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这里面有迪克和我授权的传记作者约翰·加迪斯的谈话记录，都是涉及我个人和我的缺点的（看得出迪克比加迪斯更了解我）。谈话的主题纯粹是关于我个人的，完全没有涉及我写过的书籍或者我取得的成就。我想，在迪克抑或是他们两人的心目中，一个人比他的成就更重要。看到这些，我感到非常遗憾：一方面，人本来就有弱点；另一方面，这无疑能让我积极地去面对这种评价，并且变得更加谦逊。但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要比他这个人本身更重要。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永远无法配不上加迪斯为撰写我的传记所付出的努力。　　● 5月2日　　过去的两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尔沃思的谈话让我明白了，至少在当时，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与西方（法国和英国）政府，以及我与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间的分歧是何等重大，这种分歧标志了1948年—1958年这十年的时间。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我为我们的政府——实际上也是为整个西欧——应对斯大林晚期的苏联而倾尽全力。显然，所有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那时我原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学会了接受失败。1958年之后（里斯讲座最终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我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投入到学者生涯之中。那些年里，我孤独地抗争，反对西方对苏政策的完全军事化，但是有一点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说可能避免了庞大的开支，避免了危险，避免了随之而来的冷战前景的恶化。这本该让我们处于更好的态势，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每天都面临诸多难题。这场抗争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认真的传记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职业生涯中这番努力的意义，即我为战后立即到来的欧洲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别人很难意识到这些，我真是太难过了。　　● 6月6日　　约翰·加迪斯来访，我们留他在家里吃了午饭……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征求我的意见，他想马上开始撰写传记。在众多愿意提笔为我写传记的自荐者当中，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了他。当年我在政府里供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战后那些年的外交状况。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能将自己了解的全部状况叙述清楚，也能筛选出当年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至于说他是否有兴趣用同样的洞察力去挖掘我离开政府之后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个人生活主要记录在《生活随笔》中，政治和哲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崎岖山路》中——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比起其他传主，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　　● 7月23日，索伦霍斯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问，继续写这种日记还有什么用处吗？　　不过，我马上回答自己，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写下去。从个人方面来说，偶尔重温一下这种记录，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包括缺点、抱怨、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期望以及每天的变化，进而鞭策自己做得更好，以免走向错误的道路而一无所获。　　● 8月27日，普林斯顿　　通过哈丽特和出版商，我了解到《纽约客》的编辑（别问我是如何了解到的）对我尚未校对的书稿印象非常好，之前他们已经看过一部分，近期还打算派人过来，为我做一期“特稿”。这让我纠结起来。毫无疑问，我非常沮丧。依我目前这种状况，我能否接待这位编辑呢？当然不能。但是杂志社对我的新书这么感兴趣，这让我非常高兴，拒绝来访显然非常失礼。然而，接受来访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他到达普林斯顿之前振作起来，并尽可能地找回自己的幽默感。　　● 8月28日　　我看了民主党大会的直播。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阿尔·戈尔的政见，可是从他深入人心的演讲中，我仍然能感觉到他最终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从他快速攀升的民意支持率中可以看出，和我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他选择竞选副总统让我很不开心，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拥有非常明显的政治优势。　　● 9月25日　　心脏病发作，不过很轻微。我能感觉到心脏发生了一些变化。人到了我这个年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稍一劳累，心脏马上就会提醒你，你很虚弱。可是如果什么都不干，日子又会很乏味，其实这是让每个人都苦恼的事情。在这种进退两难中，我继续着我的生活。　　2001年　　凯南决定降低自己对日记的要求。他告诫自己，不要再去费心记录那些有价值的事情或重要的想法。可实际上，他根本无法将视线从重大的国际事务上移开，更无法忍受将日记变成一本病历。　　2001年夏天，凯南最后一次到挪威度假。　　● 2月4日，普林斯顿　　一直以来，我力求把日记写得像文学作品一样精彩，现在，我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只想简单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并且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记事本，帮我保存那些有意义的情节和记忆。　　● 4月30日　　我清醒地意识到，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彻底垮掉了，因此我应该马上安排好相关的事宜，为我和安娜莉丝的晚年寻求最佳保障，这些问题要让医生和孩子们去决定（主要是克里斯托弗），我想我应该尽力帮他们保留一份健康记录，以便他们将来照顾我时参考。　　● 6月5日　　清晨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的状态会很糟糕，我彻底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了，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多长时间之后闭眼，我不知道（“人不会知道他自己的归期”），但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在此期间，这种意识将会支配我所有的决定和行为。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今天感到极度虚弱。上午，我去了一趟研究所的老办公室，把办公桌上剩下的文件全部批阅完毕，这样一来，就省得它们被原封不动地搬出办公室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至少，我的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完成得好坏，我无法知晓，也无须去问。　　[2001年9月11日，十九名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客机，并控制其中的两架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撞向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上的乘客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最终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旷野里。几个星期以后，乔治·布什总统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就是在那里接受训练的。凯南在日记中没有提及“911事件”。］● 11月20日，农场布什先生现在如此轻率地将我们带入一场复杂、危险而又毫无必要的战争，我不会再为此担心了。我就像一个乘船穿越茫茫大海的人，看见站在船桥上的人选择的路线是错误的，而我即使主动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受到欢迎和尊重，那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只要在内心里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并像大势已去、行将就木的俾斯麦那样无助地喃喃自语“上帝保佑我的子孙吧”就行了。　　● 11月21日　　在阿富汗战争的问题上，我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加倾向孤立主义了。我想，只要我们能从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产业，以替代中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重要地位。这一点，远比追求在那个特殊地区的地位重要得多。　　2002年　　凯南通过一个朋友暗示，如果国务院想就当前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就应该派代表正式与他谈。尽管国务院为此特别安排了一次会谈，他在日记中却没有提及相关内容。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这位资深元老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的愿望从未终止。　　● 3月22日，普林斯顿　　我突然产生一个奇妙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写一本小书，书名就叫《老男人的梦》（Old Man's Dream），以诙谐的手法写写我这个年纪的男人对公共话题的奇特看法。今天，我坐下来更加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件事。结果就是，我说服自己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想法，它实在不切实际，愚蠢透顶。我已经没有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事了，一旦努力过，结果却失败了，我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 6月22日　　今天早晨，很早就醒了，我在想，只要身体允许，我会重新拾起日记……　　现在我的所写所作（如果这种努力能够成功），与早期有所不同，不会再为自己寻找任何借口，不会再矫揉造作。之前的日记缺乏深刻的思想，缺乏符合逻辑的结论，缺乏对文学色彩的追求。无论好坏，现在的我超越了这一切。我的思想就像一锅杂乱无章、极不协调的冲动和反思的大杂烩。就让它们自然退去吧，就像流水缓缓漫过沼泽地。　　● 7月6日　　我发现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急剧衰退。我能不能依靠意志力和理解力来阻止或者延缓这种衰退，现在还无法确定。如果不能，最终的结果无法预知，但我希望结果能早日到来。　　不过这个过程是不是能够证明，通过意志的力量，我们至少能减少不体面的事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努力有什么价值吗？这是一种难获成功的努力，是一种笨拙的努力，是一个高龄老者的努力，它还会有什么价值吗？这些问题令我深感畏惧。　　● 7月13日　　都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年龄了，还敢奢望坚持记日记！……　　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上播出的一档政治辩论节目，希望总统能够立刻站出来为他深重的罪过承担责任。如果他不站出来，那就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理由是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最终被认定为伪证。］● 9月15日，华盛顿至少有一个朋友劝过我，再写一篇类似署名“X”的文章，说服政府多些耐心，避免采取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伊拉克。这涉及……敌我双方谁率先公然动用武力的问题、核武器问题，对此我有几点意见愿意提出来。　　但是我不能在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让自己卷入公开论战，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 12月16日，普林斯顿　　现在，我和孩子们一样，不愿意听到大家对一个患病的老年人给予过多同情。我能感觉到，最近几个月轮流关照我的两位优秀的医生（韦医生和麦卡恩医生）也有同感。两个人都给我做了检查。无论是心脏、肺部、泌尿系统还是消化系统，都没有查出什么严重的毛病。那我还抱怨什么？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这几天，我尽量小心不去打扰两位医生，两位医生也没来打听我现状如何。　　我现在的状况，用最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孤独着，不安着，而我只能学会接受。　　2003年　　2003年的日记证实了一个年逾百岁的老人在智力方面的陡然下降。到了12月，他绝望地试图通过标记每个小时的流逝来保持清醒。尽管如此，2003年初，凯南还是记录了他对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强烈反感。他也利用在华盛顿面对大批记者的机会，阐述了他为什么要反对战争。　　● 3月18日，普林斯顿　　布什总统已经告诉我们，现在距离伊拉克战争开始，距离第一次冷血的射击，只有三十六个小时了。　　● 7月31日　　现在，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时间了，换句话说，我连日期都弄不准了，更别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我搞不清时间的原因是，我无法相信对伊拉克战争及其直接后果，真的发生在今年4月到7月之间。　　至于我自己：从一整晚离奇凶险的梦中完全醒来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与周围的人之间痛苦的关系，准备把一些想法形成文章，以便在拾起长期被冷落的日记时能强迫自己记起这种联系……　　每次我向其他人抱怨身体不适时，得到的回应都是充耳不闻。所有人——医生、孩子们和朋友们——都在逐渐把我当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忧郁症患者来看待。这是他们的一致结论，我除了接受别无选择，这样做至少是为了迎合他们。他们都不是傻瓜，持这种看法一定有他们的原因。我必须竭尽所能地刻意将自己身体的不适隐藏起来，独自承受痛苦。　　但是这个决定会给他们和我自己带来一些限制。他们千万不要让别人来看我，也不要问我（或者怂恿他人问我）这个问题（除非他们想让我撒谎）：“今天感觉怎么样？”那样的话，我有可能会实话实说，我感觉非常糟糕。　　● 12月17日　　我经历了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个夜晚，严重的头晕和虚弱带给我无尽的痛苦，几次努力着想站起身来，结果都失败了。　　下午晚些时候，我顺利地刮完胡须之后，痛苦再次袭来，历时半个小时之久，我相信这种痛苦会不时出现。现在，还是让我记录一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吧：（a）我现在能够有效工作的时间是六十分钟，如果身体不那么难受，还可以再连续工作一个小时，但不能再多了。　　（b）这一个小时，如果身体和精神上没有不适，那么我可以忍受并顺利地度过。问题是，每隔半个小时就会难受一次。　　（正常来说，我每天的努力应该从九点半就开始了。可是此时此刻，房间里的时钟指到了十一点半而不是九点半，差了两个小时。是什么让我的心愿无法实现呢？）　　● 12月18日　　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我的心愿怎么办？也许，应该重新开始。那又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马上要到中午了。安娜[26]就快到了，我不想让她来，可是她尽心尽力地准备着，不厌其烦地陪我聊天。不跟她聊吗？那样的话，我就更没事可做了。算了，还是坚持下去吧。　　● 12月19日　　每小时都要发作的眩晕此刻正折磨着我。我决心继续与每小时定期来袭的病痛做斗争。　　2004年　　凯南拼命维持着日渐模糊的记忆力。2月6日的日记是他口述的，看上去打字员曾稍作润色。他想把这些年每个阶段的职业和生活都记录下来，但是制作一份年表对于智力明显减退的他来说太吃力了。他中途放弃了年表的制作。　　● 2月6日，普林斯顿　　为了便于记忆，我制作了一张一览表，向我这些天来经历的痛苦宣战，所有这些都记录在“近期记忆中的现实与非现实”这个标题下面。虽然不够全面，但也能够体现它的初衷。　　几天前，我看到报纸上说总统要向各方记者公开发表言论。早晨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部分……不过，我原以为他会继续就这些事件长篇大论……看到具体内容之后，我发现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发表的东西不可能如我认识的那般深刻。　　年历　　为了庆祝凯南百岁寿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于2004年2月18日举行宴会。凯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亲自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宴会上，他一再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五十年来他一直没有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研究所却一如既往地将他作为正式教员对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凯南已经无法记日记。约翰·卢卡奇曾在凯南去世前夕见过他一面：“他的头靠在枕头上，整个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几乎说不了话，连简单的吐字都变得越来越困难。”2005年3月17日，凯南在自己的家中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他过完一百周岁的生日正好一年一个月零一天。安娜莉丝在三年后去世，不过在凯南还在世时，她就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凯南从十一岁就开始记录的日记至此结束：在这个简单的小本子当中，记录着我逝去的岁月；　　这样，当我日后再次翻看，　　就能想起往昔的快乐时光。　　——乔治·凯南，十一岁　　[1] 　《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1993年。　　[2] 　伊文捷琳·布鲁斯（Evangeline Bruce）是外交官戴维·布鲁斯的夫人，为人高贵典雅。　　[3] 　弗兰克·威斯纳（Frank G. Wisner），商人，外交官，战略情报处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威斯纳之子。　　[4] 　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凯南前女友埃莉诺·哈德之子。凯南曾与埃莉诺订婚，后解除婚约，与安娜莉丝结婚。　　[5] 《人类本性及其群体》（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1965年。　　[6] 《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1993年。　　[7]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在结束新闻界的职业生涯后，成为专门负责美国与俄罗斯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　　[8]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之子，历史学家，文笔犀利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他于1918年出版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An Autobiography）是文学领域不朽的著作。　　[9] 　约翰·海伊（John Hay），在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担任国务卿。　　[10] 　莱斯利·格尔伯（Leslie Gelb）以前是新闻工作者，也曾经在国务院和国防部任职，后来成为外交关系协会主席。　　[11] 　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苏联问题学者，美国政府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埃夫里尔·哈里曼苏联高级研究所（W. Averell Harrim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the Soviet Union）创始人兼主任。　　[12] 　凯南给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信，1995年1月20日，弗里曼·戴森文件（私人收藏）。　　[13]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最高法院极有影响力的法官，也是多位总统的临时顾问，尤其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赏识。　　[14] 　《历史的目击者，1929—1969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1973年。　　[15] 　“中国通”指国务院里精通中国事务的官员。凯南指的是像小约翰·佩顿·戴维斯和柯乐博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当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等人为1949年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寻找替罪羊时，对这两个人施加了不公正的打击，艾奇逊没能保护他们。　　[16] 　戴维·格根（David Gergen）之前做过白宫顾问，后来成为电视台的记者，时常就公共事务发表评论。　　[17] 　凯南指的是《崎岖山路》。　　[18] 　经过调查，官方推测环球航空公司航班坠毁事故不是恐怖行动，而是由电线短路引发燃油蒸汽爆炸造成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炸弹爆炸事件则是国内恐怖分子所为。　　[19] 《美国家庭》（An American Family），诺顿出版社，2000年。　　[20] 　1948年，冷战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作为前美国共产党成员，公开指控德高望重的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在20世纪30年代末将秘密文件泄露给苏联特工。尽管希斯在1950年被认定犯有伪证罪，但关于他是有罪还是清白一直争论不休。　　[21] 　调查显示克林顿总统在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中说了谎。　　[22] 　苔莉·布拉姆雷，凯南的秘书和助手。　　[23] 　理查德·乌尔曼是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教授，也是凯南的朋友。　　[24] 　凯南指的是《美国家庭》这本书。　　[25] 　理查森·迪尔沃思（J. Richardson Dilworth）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法律顾问，他的遗孀邦尼是凯南的朋友和邻居。　　[26] 　安娜是一名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