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些时候，我又见了一群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他们热衷于分析斯大林的地位，分析得比较深入也比较客观。当然，探讨的结论说不上成熟，但有一点已经明确地凸显出来：苏联在大国会议中呼风唤雨的快乐日子已经结束了，苏联统治阶层也没什么动力再将斯大林推上英美苏三方角逐的政治舞台了。这就要求明确苏联到底是由斯大林个人领导，还是由其他人以他的名义集体统治，而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这就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应该在这个时候退休。我同莫斯科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意见一致，我们认为此时的斯大林是否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独裁者是值得商榷的。我怀疑权力掌握在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核心的政治局手中，我想他们可能不但希望斯大林退出历史舞台，放弃他现有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而且莫洛托夫也不希望继续一次次亲自面对外国代表，他将会放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44]也许在选举之后，会有人接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 12月5日　　下午去见了大使。最后，经他同意，我不再负责行政事务。　　[9月在伦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不欢而散，此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采取了更柔和的姿态，他打算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并提议制定一项防止核军备竞赛的协定。与伯恩斯相比，凯南和哈里曼认为这种努力实际上是美苏在“二战”期间协作关系的一种延续，对其能否奏效心存怀疑。］● 12月7日今天早晨，我被召去斯巴索大厦（Spaso House）[45]，发现大使的情绪很糟糕。他刚刚接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大意是国务卿伯恩斯先生将在当天下午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召开（外交部长）会议，并提醒会谈的内容将包括原子能问题。而这一点之前并没有跟苏联人说过，大使担心他们会因此心生怨恨。　　● 12月12日　　阿特金森[46]上午来找我讨论会议的背景。我再一次感觉到，让一个像我这样对我们正在着手的重要事宜缺乏信心的人讨论这些真是太不合适了。　　● 12月14日　　热闹的一天。我们期待着国务卿一行的到来。猛烈的暴风雪肆虐，一大清早，我就给苏联气象部门打电话询问天气状况，他们回复说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不可能也不会有飞机降落。大约十二点，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年轻官员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国务卿的专机已于十一时从柏林起飞，但苏联红军和机场的人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下午一点半，我刚要去吃午饭，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进来说，他刚刚接到英国大使馆的通知，他们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已经折回柏林。我分析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所以就先回了家，悠闲地吃了一顿午饭。回到办公室后，看见同事正在接电话，是外交委员会的人打来的。来电者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说国务卿的飞机马上就到了，随时有可能在中央军用机场降落。我问大使在哪里，他们说他已经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城南某机场，因为他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可能在那里降落。我匆匆地找到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开着值班用车一起往中央军用机场赶去。暴风雪还在发威，地上白茫茫一片，让你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雪地，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我们到达机场时，无线电广播车已经悄悄停在那里了，还有很多苏联车辆。我们被带到机场边上的一栋小楼里，两三个新闻记者随后也跟着进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随后看见一架四引擎飞机掠过了小楼的屋顶。我们冲到外面的平地上，风雪减弱了一些，能见度也提高了。迪卡诺索夫[47]带着一名助理和内务部的一些人站在那里。有人举着两根铁杠子，上面悬挂着苏联和美国国旗。驾驶员想方设法让飞机平稳着陆，但飞机显然马力不足，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到我们面前。机场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在雪地架起旋梯，我们跟随着苏联接待人员一同迎过去。国务卿穿着鲜亮的外套，没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后站在深雪里向欢迎的人群问好，并通过扩音器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寒风呼啸着从人群中吹过。我迅速把国务卿带到距离最近的空车上，又载上本·科恩[48]和侍从武官，开往大使官邸。凯西[49]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热饮和汤羹，陪着他们应酬，直到大使从机场匆忙地赶回来。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理材料。　　国务院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激怒了我，电报中要求我们去邀请苏联政府参加明年3月的会议，解决降低双方关税的问题。我花费了一整晚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电，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不应该邀请苏联与会的原因。　　● 12月17日　　在大使官邸吃午饭，我与国务卿相邻而坐，这让我有机会向他陈述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波伦[50]和以赛亚·伯林[51]来吃晚饭，我们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毋庸置疑，伯林是莫斯科最见多识广、最聪明睿智的外国人，他说在这次访问中他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a）年长者和年轻人的观点仍然存在冲突；（b）对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感到在苏联体制下能得到充分的经济保障至关重要；（c）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对苏联人民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非常赞成我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从现在起，美国的政策要想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　　伯林坚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在制定政策时皆以此为基础。我问他苏联人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如果这种冲突爆发，那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和他们坚持认为冲突不可避免而导致的。他回答说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坚持认为是社会力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会说，也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和政治家以为自己对苏联很友好，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他们依然是存有敌意的，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　　● 12月19日　　下午应大使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会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变成了两次碰头会，每次时长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　　贝文[52]看上去对整个议程极其不满，他的表情告诉每个人：他不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来莫斯科，因为他知道这次会议最终会一事无成。苏联人了解他的立场，但仍然希望从他身上尽可能地榨取利益。至于伯恩斯，在贝文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不可靠的爱尔兰人，跟他做码头工人和工头儿时认识的那些人一样。伯恩斯经常忽视英国人的感受，对英美关系也漠不关心。他自己构思了整个会议的内容，随即与苏联联络，在此之前没有向英国人透露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告诉英国即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伯恩斯之前已经冒犯过英国一次了，因为他把埃瑟里奇报告[53]的副本直接送给了苏联而没有送给英国大使馆，而英国大使馆还曾向埃瑟里奇开放相关文件，当时埃瑟里奇正在莫斯科访问，那次访问在很大限度上是由英国人促成的。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来莫斯科后将一份关于核问题的文件交给了苏联，而那些跟美国一道保守核工业秘密的国家对这份文件一无所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艾德礼[54]访问华盛顿并与总统会晤的六个星期之后。当时贝文就对伯恩斯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在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之前，不能向苏联提交任何相关文件，伯恩斯答应给他两天时间，在今天——星期三——之前向伦敦提交这份文件，以便获得英国内阁的批准。贝文确信他得到了伯恩斯的保证，后者在此期间不会再把任何东西交给苏联，实际上伯恩斯的话也不能另作他解。然而就在星期二的晚上，伯恩斯在没有知会英国的情况下，就把文件给了苏联人。贝文只能把这次被骗的经历当成一场教训，为此懊恼不已。　　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向桌前倾斜着身子，嘴里叼着根苏联香烟。他扫了一圈在座的各国外长，双眼中闪着满意和自信的光芒。很明显，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各国与会者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面对娴熟、强硬、果断的苏联外交铁腕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个兴致勃勃的扑克高手，知道自己手中的同花顺马上就能将对手置于死地。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是唯一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愉悦心情的人。　　我坐在伯恩斯的后面，看不清他的表情。这次会议他只是一个听众，没有清晰的思路和预定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底线。他对自己的机敏和沉着颇有自信，希望能够抓住机会利用战略上的缺口有所斩获。本次会议上，他处理苏联问题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他将与会的主要目的仅仅定位在达成协议。他认为协议背后的现实问题与己无关，因为只有他毫不了解的朝鲜人、罗马尼亚人和伊朗人才会去关注那些问题。他只想要一纸协议，以便回国后扩大他的政治影响。苏联深谙这一点，他们将会看到，为了表面上成功的一纸协议，伯恩斯将在现实面前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会议结束后我跟马修斯[55]步行回家，他留下来吃晚饭。弗兰克·罗伯茨[56]和他太太也来了。马修斯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因为从罗伯茨那里听说的事情而非常沮丧，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就试着去逗他开心。向新来的人介绍苏联的现实状况通常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如实陈述现实；其次，帮助新来者调整心态面对这些现实。　　● 12月21日　　上午与保加利亚外长会谈。他首先指责反对派没有参加选举，声称是他们自己主动退出了保加利亚的政治舞台。我有点儿不耐烦，跟他说让我们烦恼的不是议会代表或者程序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动用警察镇压的政府，这种肆无忌惮的镇压以最残忍的方式挑战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权。我们认为在这种恐怖与威胁的气氛之下，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存活。这个问题让他非常兴奋，之后说起话来就坦诚多了，他承认虽然共产党只是少数派，但他们的愿望是最终获得和平，并将苏联军队赶出他们的祖国。　　与罗伯茨、卡多根[57]还有英国代表团的另外两三个人共进午餐。奇普也在，我俩打算用我们对付苏联政府时练就的那套技巧动摇卡多根的镇定。　　● 12月23日　　今天，去大使官邸参加了为莫洛托夫和贝文举行的午宴，来宾全是男性。我旁边坐着察拉普金[58]，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午宴期间，贝文和随员妙语连珠，俏皮话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他们的随便让苏联人坐立不安。当有人建议为国王干一杯酒时，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说“也为所有的码头工人”干杯。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玩笑。当哈里曼举起酒杯预祝未来的会议成功时，贝文表示赞同并补了一句：“并且希望我们大家伙儿回去的时候都不要被解雇。”午宴一结束，莫洛托夫就离开了。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又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一直忙了大半夜……　　今晚，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苏联排演的专场《灰姑娘》（Zolutchka）。直到傍晚我才听说，觉得应该去看一场，幸好还剩最后两张门票，这是专门分给大使馆的。我们到达剧院时，里面已经座无虚席，聚光灯对准了空空的上等包厢，那里是为外交部长们预留的位置。莫洛托夫和他的随员正焦急地在外面的大厅里等候。厚重的帘幕放下，剧场里面变得非常闷热，观众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扇风。管弦乐队已经就位，等候着演奏国歌。我和大使的助理，还有大使的一位私人秘书被安排在同一间包厢里。又等了大约十五分钟，我笑着对大使的私人秘书说，我猜国务卿把看剧的安排给忘了。私人秘书回答说：“哦，没有，他们正在大使馆的办公室里一边聊着天一边喝酒，没人敢进去打扰他们。”我立即走出包厢跑下楼去，找到剧院负责人的办公室给大使馆打电话。有人正在用电话，我站在拥挤的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想找机会赶紧打电话。轮到我的时候，我正要拨打大使馆的号码，一个身着亮蓝色便装的男人走进办公室，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秘密警察。他走到我身边，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对我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我返回包厢，果然五分钟之后伯恩斯先生到了，他让包括多名苏联政府高官在内的几千名观众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演出的水准绝对是一流的，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但观众的反应很平淡。我知道斯大林虽然没有坐在最高档的包厢里，但他肯定就坐在剧院的某个角落。据说除了外交使节团以外，其他观众几乎都是秘密警察的人，基于斯大林在场的缘故，他们显然不敢对演出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因为那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1] “D”指“达比”埃尔布里奇·德布罗，他是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朋友。　　[2] 　伯纳德·格弗勒，凯南长期的同事和朋友。　　[3] 　这段文字使用俄文书写。　　[4] 　1938年6月，美国黑人乔·路易斯（Joe Louis）和德国人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iling）在拳击赛中对战，这场比赛被视为具有种族意义和国际意义的史诗级赛事。最后，路易斯获胜。　　[5] 　扬·胡斯（Jan Hus）是15世纪的哲学家、神父，曾鼓励捷克人民反抗天主教会。　　[6]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父亲、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曾经以“实地调查”的名义将约翰派往欧洲。这个年轻人的所见所闻对他后来写作《沉睡中的英格兰》（While England Slept， 1940）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7] 　C太太指的是美国驻布拉格大使威尔伯·卡尔（Wilbur J. Carr）的妻子。　　[8] 　索尔韦（Solveig）是凯南家的保姆。　　[9]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心理分析师。　　[10] 《再见，奇普先生》是根据1934年詹姆斯·希尔顿的同名小说（James Hilton， Goodbye， Mr. Chips）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位充满爱心的拉丁语教师漫长的职业生涯。　　[11] 　凯南把写给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一封信抄到了日记中。　　[12] 　第五纵队这一名称出自西班牙内战，主要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人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译者注[13] 　纳粹党重要的宣传报纸。　　[14] 　凯南和他的司机。　　[15] 　凯南用钢笔写的这后半句话，可能是无意间少写了一个重要的词“the”。他可能打算写“it was the resistance that had produced the ruins of Rotterdam”。　　[16]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纽约：企鹅出版社，2011年。　　[17] 　瓦伦汀·帕扎克是德国纳粹党卫军在巴德瑙海姆的最高指挥官。　　[18] 　1942年至1944年，在多达七次的横渡大西洋飞行中，凯南阅读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9）。这使得凯南更加相信一个民族想要长期控制另一个民族是非常困难的。　　[19] 　凯南写成了“假设我们只坚持（a）和（b）”。　　[20] 　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R. Stark）。　　[21] 　本条为最后一项。　　[22] 　卡梅尔·奥菲，曾担任威廉·布里特的顾问，后为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工作。　　[23] 　塞缪尔·雷伯（Samuel Reber），昵称“山姆”，是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　　[24] 　凯南后来回忆，他从亚历山大·科克这位古怪守旧的外交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25]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是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总理。　　[26] 　《P. M. 趣味》是德国的一本左倾自由主义杂志。　　[27] 　文森蒂·维托斯（Wincenty Witos），波兰前总理。　　[28] 　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苏联杰出的新闻记者和小说家。　　[29]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　　[30] 　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f Mannerheim）和苏联达成停战协定，取代了曾同意与德国人合作入侵苏联的里斯托·吕蒂（Risto Ryti）。　　[31] 　图库姆斯，位于拉脱维亚西部。　　[32] 　“一个国际组织”，指联合国。　　[33] 　该委员会即由亲苏的波兰人组成的卢布林委员会。　　[34]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35] 　1943年10月召开了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德黑兰首脑会议在1943年11月末至12月初召开。　　[36] 　凯南于1944年10月8日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信。　　[37] 　斯大林斯克后来改名为新库兹涅茨克（Novokuznetsk）。　　[38] 　作为战时联盟举措的一部分，苏联政府允许美国大使馆发行介绍美国生活的精美俄语杂志。　　[39] 　关于此处，凯南回忆道：“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夜晚，我诚心诚意地成了苏联统治精英的一分子。”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273页。（Memoirs， 1925–1950，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67。）　　[40]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Stakhanovites）指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出工厂要求的苏联工人。　　[41] 　凯南和其他旅客都在机场外被困了一段时间。　　[42]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　　[43] 　埃夫里尔·哈里曼。　　[44] 　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领导秘密警察，莫洛托夫是外交部长，两人同是斯大林的长期追随者。　　[45] 　自凯南1933年—1934年帮助设立大使馆以来，这里一直是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官邸。　　[46]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是《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　　[47] 　弗拉基米尔·迪卡诺索夫（Vladmir Dekanozov），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48]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是美国国务院顾问，曾协助起草新政立法和创建联合国的协议书。　　[49] 　即凯瑟琳·哈里曼（Kathleen Harriman），大使的女儿。　　[50] 　查尔斯·波伦是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同事，曾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翻译，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中顶级的苏联问题专家。　　[51] 　以赛亚·伯林，政治家、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二战”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52]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英国工党领袖，外交大臣。　　[53] 　伯恩斯委派自由记者马克·埃瑟里奇（Mark Ethridge）去报道苏联压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问题。该报道中的批评之语对苏联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54]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首相，工党领袖。　　[55] 弗里曼·马修斯是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负责人。　　[56] 　弗兰克·罗伯茨是凯南的朋友，在英国大使馆工作。　　[57] 　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是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　　[58] 　谢苗·察拉普金（Semyon K. Tsarapkin），苏联外交官。　　　　第五章　　　　冷战（1946年—1950年）　　1946年　　1946年，凯南没有定期写日记。不过，这一年中，他留下了大量文字。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撰写了措辞优雅、情绪激昂的“长电报”，该文在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中间广泛传播，激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他们探寻苏联行为根源时最权威的参考资料。在这封长电中，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驱使，现在又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树立一个外国敌对势力来证明其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凯南坚信，与这样一个难以妥协的敌人谈判，收效微乎其微。美国在面对苏联政府时，既不能妥协，也不能诉诸武力。同时，华盛顿应该强化美国行政机构并重建西欧。　　凯南急于想唤醒更多的民众，曾考虑从美国国务院辞职。但他在别人的怂恿下重返华盛顿，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并成为华盛顿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1946年至1947年，凯南在那里给军事和政治官员讲解了与不久后的“冷战”相关的前景和问题。为了准备这些演讲，凯南阅读了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听取了战争学院政治和军事专家的座谈，反复推敲自己的想法。他甚至自学了核武器方面的科学知识。通过这些学习，凯南得出了最终的结论，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遏制政策”。　　以下文字是凯南在阅读书籍和在美国战争学院听取演讲报告时所做的笔记，没有标注日期。他利用这些笔记准备演讲，发展他的战略观念，这些观念也是他后来数十年思想的初步体现。　　5月，凯南回到了美国，家人也随之迁往华盛顿。每到周末，凯南和家人基本上都会去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的农场，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 读书笔记：伯纳德·布罗迪编，《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苏联人确信，他们有能力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尽管他们已经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与其行为相矛盾的承诺。他们也同样确信，通过在其他工业大国内布下的强大情报网，他们有能力刺探和揭露那些国家准备违背国际承诺的企图。他们明白自己能够利用那些国家的舆论力量遏制此类企图。苏联关于信息共享和共同放弃核武器的建议书，正是基于上述确信才得以起草的，目的是为苏联创造条件（尤其是在专业技术方面）制造核武器，同时制止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核武器……　　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上述情况去制定和实施战略部署，以强迫苏联政府要么接受对其不利的战争（这是绝对不可行的），要么遵守承诺改过自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牵制苏联政府，直至他们疲于这种游戏……　　核武器威力巨大，这难道不意味着为了避免互相毁灭，我们必须回归18世纪的战略政治思想？完全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1。在最好的情况下（苏联没有核武器，且缺乏向我们来使用核武器的相关设施），那意味着我们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并最终占领苏联领土；2。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那意味着我们双方要同归于尽。因此，我们的对苏战略政治目标应该受以下因素的制约：（a）防止苏联政府的势力扩张到对美国或英国来说关键或重要的区域；（b）维持与苏联人民的信任和友谊，同时向苏联国内误将苏联与西方世界看成战争关系的势力阐释清楚，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　　我们可以冒险放弃把解除或者摧毁苏联武装力量作为战略目标的想法吗？　　可以。我们必须放弃，因为无论是解除还是摧毁苏联的武装力量，都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承担起对苏联的政治责任。我们是否有能力或意愿为承担上述责任而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这让人怀疑；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在道德上也无法保证这会达到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必须让苏联人信服，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解除武装，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的。　　[在阅读了克劳塞维茨[1]的著作之后，凯南推断，在20世纪，全面战争的潮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关于全面战争）已成过去时的结论，得益于最近的两条启示：1。 核武器的出现，可以消除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2。 在大国战争中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大国需要承担的政治承诺越来越多。对战胜国而言，发动一场毁灭性或颠覆性的战争会招致巨大而持久的政治责任，而这并非他们所期望的。　　就算是对“二战”中的德国来说，是否应该发动一场摧毁性的战争都是值得商榷的。（奇普说只能这样，因为美国不能去打一场政治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对苏联发动摧毁性或毁灭性的战争。要与之对抗，我们必须开展一场政治战争，一场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消耗战。我们的人民不适应也不理解这种战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得不预防自身可能遭受的致命打击，又不希望自己的对手遭受致命打击。我们不能打着“手执复仇利剑”的漂亮幌子走向一个极端。我们必须像豪猪一样，逐渐让那些食肉的猛兽认识到，把我们列为攻击对象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以下节选自演讲稿《战争以外的措施》，凯南在其中概述了一些策略和观念，它们为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些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2]　　行之有效的主要国家战略，不能像以往一样，只针对已经爆发武力冲突的地区，还要针对我们对手活动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虽然还没有出现直接的武力对抗，但确实存在具有发动战争意图的行为。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种意图？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法科学和精准地加以确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彻底放弃或至少制定一个初步假设。　　作为这样一个初步假设的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政策的一部分，战争行为是任何一种政策都可以采取的措施，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彻底毁灭或者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或者削减其国家荣誉和完整性。　　这一定义考虑到了不宣而战和公开宣战两种情况。　　同时，它也考虑了以下两种主要战争类型：　　（1）毁灭性的战争；　　（2）有限目标的战争。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要么诉诸武力，要么干脆不发动战争。很多时候，一些人不会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月，我们还非常明确地倾向于不使用武力的战争。我们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自卫，因为实际上德国是对我们不宣而战了，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彻底削弱我们国家的实力，这当然与我们的国家安全水火不容。　　现在，在这次演讲中，我必须谈谈不诉诸武力的行为。不过，我反对将它们称为“除战争之外的行为”，因为无论从目的还是结果来看，它们跟战争行为完全一样，跟大炮和空袭没有差别……　　极权主义者的心态犹如物种的基因突变。它就像国家肌体内常见的病毒一样，只有免疫力降低的时候，才变得危险起来。过去，它无法使用现代的方式实现极权——即便成功实现极权统治，也主要归功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观念，现代化警察武器的缺乏，以及保证权力架构所需的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依赖。　　因此，这就需要　　（a）极权主义的特征一直有所呈现；　　（b）旧有的精神和社会秩序崩塌；　　（c）能让个人产生具体社区概念的新秩序尚未建立；（d）具备实现专制的现代技术手段。　　[凯南在这里中断读书笔记，思考起地缘战略问题，并借此绘制了他的个人战略表格，表格如下。］● 笔记——个人生活你想要什么？丰厚的经济收入。一年当中能有部分时间在乡村生活。能去旅游。能拥有个人隐私，以及清心安宁的环境。能对当下的思想和文化生活有所贡献。能有选择的自由。　　[下面是凯南关于伯纳德·布罗迪演讲的笔记。］● 伟大战略还是把“伟大”一词删掉吧。　　演讲的题目应该叫作“战略理论：一个启示”。　　正文：马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灵魂人物。什么是实践训练？有人说：如果你想吸引人去上大学，就得教给他们通过考试的方法。战争是一所严厉的学校。海军战争学院具有实践性吗？　　由于缺乏对战略问题的深入和系统研究，我们已经退步了。马汉以海军上校的军阶服役了四十年，直到退休。他退休后的晋升遵循了例行程序。　　这是科学？这难道不是一种实践或者常识吗？　　要将战略和经济进行比较吗？　　“欲享受财富，必先创造财富”这样众所周知的道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没能领悟。因此，像战略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也一定不能被当作理所当然的……　　“战略的最高形态就是调动全国资源，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战争，如果不可避免，就要赢得战争。”　　寓意：作为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战略问题进行高水准的理论研究。　　[在听了大量的演讲之后，凯南草草记下了“自己的评论”。在下文中，他阐述了与1946年2月22日“长电报”相关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也见于1947年7月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国土安全”与“统治世界”之间的差别无法区分。　　2。 只有两种可能性可以缓解苏联的压力：a. 在一段时间内削弱苏联的潜能，导致出现与1919年—1920年类似的内部冲突。　　b.在外国持久有力的对抗影响下，苏联的政策渐趋柔和。但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且永远不会完结。　　3。 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西欧制定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计划，给予疲惫困惑的西欧人新的希望，为他们打开新的视野。我们现在还只是把西欧问题当作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潜在主题而已。　　1947年　　对凯南来说，写日记已经成了他在遭遇挫折和失望时宣泄情感的方式。很明显，在1947年，这种情感需求并不多。下面这首诗是他这一年中唯一的一篇日记。也是在这一年，凯南的事业达到巅峰。他成为美国最有声望的苏联问题专家，接受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任命，成为国务院新成立的政策规划室主任，5月7日正式走马上任。在一位忠心助手的协助下，凯南就各种问题精心准备了咨政报告。尽管他的建议并不总是被采纳，但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7月，《外交》季刊刊登了凯南以“X”为署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文中他把苏联的对外扩张比作一辆上了发条的玩具车，必须受到遏制。人们很快就知道是凯南写了这篇文章，他也由此在国内获得了声望。他的很多思想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根基。在巴黎，在争取巨额援助以重建西欧（包括西德在内）的谈判中，凯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凯南在个人问题方面的沉默，至少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沉默，也可视作他对这方面比较满意的表现。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 8月27日—9月5日，返航，黎明时分经大西洋中部，巴黎之旅步出这繁星与迷雾的变幻世界，黎明——已急不可待——　　如利剑刺穿云层，　　在浩瀚海洋上布下斑斓。　　莫让这渐明的光亮半球，　　诱惑闲居的朝圣者赶赴目的地：　　他也许不希望——与张扬的黎明相对——　　看着他的厄运如黑夜般隐去。　　他踏上这无休无止的航程，　　就不会再有安歇之地。也许，　　他内心的宁静源于一种满足：　　作为命运女神温和耐心的申索者，　　他听到时光女神的衣袂在窸窣作响，　　觊觎着摩挲女神那闪亮的裙裾。　　1948年　　尽管凯南已经跻身美国冷战时期首屈一指的战略家行列，但是从1948年开始，他与杜鲁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分歧。1947年，他就在非正式场合批评过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扩张政策。他认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问题上。虽然凯南提倡通过隐秘行动以及“黑色宣传”稳妥地控制局势，但他同时也将冷战政策视为有限的政策。与莫斯科的对抗应该限制在政治方面，而不应涉及军事领域，并且应该避免与其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等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开展对抗。此外，2月，凯南还建议，鉴于西欧地区已经显示出复苏的态势，这就意味着与莫斯科正式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论及最适合进行这一谈判的外交官时，凯南实际上是在毛遂自荐。总之，1948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凯南依旧是坚定的冷战政策支持者，但也开始寻求缓和这种紧张局势的途径。　　● 1月22日，华盛顿　　关于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问题。我们决定今年不在本届政府成员中提名候选人。我担心这种荣誉的归属问题总会带来很多麻烦。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不能说“和平”是一种特定的东西，每个人都渴望“和平”。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可以说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因为他比我们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和平。一定要问清楚：“是哪种和平？”“是谁的和平？”　　还开了一个会讨论国务卿演讲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务卿的演讲安排。我觉得当前的安排让国务卿插手的事情过多，使他的话语分量减轻，降低了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大量的演讲占用了他处理其他要事的时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精力。我个人的观点是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出现必须由国务卿公布的新情况，否则他不宜轻易开口。我们应该有意营造一种氛围，即只要我们的国务卿开口说话，不仅全世界都想去解读，而且迫切想要透彻地去研究。其他人大多反对我的观点，但我还是成功地让国务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减少公开露面的时间。未来三个月内，国务卿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时间总和不会超过一个月。　　● 1月23日　　人们还是接连不断地来找我应付让人挠头的国会形势报告和媒体报告，这些报告对国务院的决策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坚决主张削减欧洲援助计划的数量，将其从国务院工作中取消。我并不反对组建一个新的行政部门，让它独立于国务院的常规架构，负责实施援助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首先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实施的。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对它的日常监管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脱离了国务院的有效控制，或者派驻他国执行计划的官员不服从该国负责人的协调和管理，那么最终只能指向一个后果，即让那些一直致力于为美国寻求有效对欧政策之人的愿望化为泡影。此外，如果缩减援助计划，使其本质上不再是巴黎会议[3]上提及的那个计划，那么它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也违背了制定该计划的初衷。一旦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我本人和积极参与制定美国政策的同事们，就再也没有理由继续参与政府框架内任何有价值的政策制定工作了。因为届时政府中任何人的直接行动都不能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到时人们最希望看到只能是公众的理解，理解这个国家在执行战后外交政策时为什么如此力不从心。这些理由会极大地影响到政府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公众和媒体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下午与约瑟夫·艾尔索普[4]谈话。针对国会目前的形势，他措辞尖锐地指责了我，并坚称国务卿从未以适当的方式向国会议员说明马歇尔计划所依据的战略现实。我向他详细说明，解释了我们在这些事务上对国会的教育责任有限。我从个人角度告诉他，我本来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要我代表美国的利益面对外国政府，这是我接受训练的方向，也是我准备尽最大努力去做好的事情，但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职责还包括代表美国政府去面对国会的质询。我的本职工作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免受外来的侵犯，而非去驳斥我们自己的民意代表。我不赞成国务院为了取悦美国人民而到国会面前充当说客，而且我认为国会对人民应该肩负的责任绝不比我们少，我们不是他们的守护神或者引领者；国会要像我们一样，自己去搞清楚那些需要搞清楚的事情……不过，我遗憾地意识到，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我们也许该看看能做些什么，以更明确地让国会议员们了解，需要他们做决策的问题的全部意义是什么。　　● 1月27日　　上午参加了一个会议，议题是向国会陈述我们如何对中国进行援助。　　会议争论的焦点如下：我们都知道，这种援助不可能为中国的事态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基于我们曾经的承诺，面对要求我们支援中国的压力，我们有义务将援助方案呈交国会。在这个方案中，如果我们说出真相，说南京政府因为自己的无能，注定要灭亡，说不管我们如何尽力援助南京政权，它最终都摆脱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那等于我们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中国立足的最后威望，这样会急剧加速南京政府垮台的进程，我们自己也要蒙受背叛、暗中破坏“蒋家王朝”的声誉[5]、亲手扼杀南京政府的指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还让国会抱有希望，让他们觉得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立场来讲，对中国的援助确实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也只意味着，今后几个月内我们会面对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既定目标不可能实现，到时我们会再次受到责难，批评我们怂恿国会迈进了另一个“决策上的死胡同”。　　● 1月28日　　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谈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分割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上的争议，其中没有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之语。噢，他们很显然是“无辜的”。备忘录给出的诸项解决方案，无一例外都将恶化我们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以及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推进此政策只能以牺牲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最终，对我来说已经很明显，这个时候为了完成分割计划（联合国决议不提倡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政府可能进一步做出的没必要的努力，几乎必然会让我们在这件事的责任上越陷越深，也让我们距离不得不依靠外力作为强制分割区域手段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很明显，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强烈的对抗情绪下，维护巴勒斯坦境内的局势，我们除了真正接管巴勒斯坦的军事和治安责任，几乎别无选择。我无法想象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因此，我看不到从那个方向入手会有任何收获。　　总而言之，我越来越怀疑，由外部势力做出对巴勒斯坦的安排，再由国际社会在现实或精神层面上执行的做法能否让人满意。除非巴勒斯坦的居民——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支持者，最终都能够在不受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被迫达成一致，并怀着最直接和坦白的责任心去权衡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后果，否则我想在制定解决方案时他们会继续做出不负责任的反应，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忠诚和合作。消极的美国政策可能会带来一场杀戮，但是我们美国人必须意识到，我们不是全人类的保护者和道德上的守护神，我们必须更加谦虚，承认我们只能承担有限范围内的责任。　　● 1月30日　　午饭时同一位刚刚从日本回来的先生聊天，他跟我谈起美国在日本经济方面推行过度民主化和分散化政策造成的后果，情况堪忧。　　二战开始之后美国政策的所有败笔中，从历史角度来看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我们没能切乎实际地处理好对战败国的权力责任，而这些战败国都是受我们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感召才投降的。[6]　　1949年　　凯南认为，除了继续保留有限的军事基地之外，四大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占领德国的状态应该结束了。他倾向于重新统一德国，而不是将其分割成对立的东德和西德，让双方分别与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他希望德国的重新统一能够为苏联从大多数东欧国家中撤军铺平道路。1949年1月，迪安·艾奇逊击败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凯南的上述想法遭到了艾奇逊和杜鲁门政府内其他成员的质疑，于是凯南赴西德考察政策前景。　　汉堡被战争摧残得破败不堪，几十年前这个城市曾以神秘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凯南。眼前的景象让凯南不禁扪心自问，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发动战争。这种反战的思想后来越来越强烈。　　● 3月10日　　献给一位女士——飞往欧洲的飞机在百慕大滞留了一整晚，邂逅这位过境旅客：百慕大——问候不要对这神奇的岛屿蹙起眉毛，美丽的朝圣者，看不见的精灵敲响了夜晚的钟声，不要轻易地离去，也不要轻蔑地笑我，　　在这奇幻般的岛屿上，　　耳边听到的，眼睛看到的：　　新鲜的草坪，黑色的香柏，明信片般纯净的天空，平静透明的海水，沙滩上奇特的物品，月光下白色的屋顶；遥远的海岸上，　　一丝光亮蜿蜒伸展，穿越黑暗的海洋，　　不要哀叹这一切——以及其他——　　仅仅因为它们处在恐怖的梦的海洋之中，　　真实如岛屿；真实——我相信——如我。　　它们就如——　　那远方的大陆。　　她的回复：　　你所见的蹙眉，轻蔑的微笑，　　梦想的离去和哀叹，一切皆非如此。　　这里的岛屿如此孤独，　　孤独不因其魔力，或者看起来虚幻，　　倒是因为这样欢乐的气氛，你却无法多停留片刻，就要被迫踏上征程，感到如此失落，可是你要说，“我不在乎”，这就是痛苦时分的悲哀，这就是终了却没有完结的旋律。　　● 3月12日，柏林　　深夜出去散步，走了很远。街道寂静而空旷，一片漆黑。这里曾经是达勒姆（Dahlem）的高档街区。躲过了轰炸的私人别墅，在黑暗中静静地伫立着。这些房子，昔日曾承载多少虚荣、多少热望、多少人对幸福和财富的憧憬？不管有过多少希望和计划，此刻都已化为泡影。现在，别墅在无声的黑暗和寒冷中战栗。如果还让德国人住在里面的话，他们得像意大利宫殿中的野蛮人一样在里面搭帐篷。看来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多大意义了。很难去评说这种摧毁是好还是坏，是罪有应得还是不白之冤。不管怎么样，那些死气沉沉的别墅，每一栋都代表了一个破碎的梦，代表了曾经怀揣希望和创造精神的人所经历的挫折。无论如何，此情此景，令人心生遗憾。　　回到会所，我无法入睡。在这个城市还一片繁荣的时候，我曾在这里生活多年，眼前的废墟深深刺痛了我。透过窗子，我看到了夜晚的景象。一拨拨儿客人乘着车，来了又走。终于最后一位客人，一个醉酒的陆军上校，也一头扎进他的吉普车。不久，乐师集合到一起，混杂着抱怨声和对迟到同伴的斥责声，挤进一辆严重超载的老爷车离去；看上去他们是不想要这辆车了。那些高大、光秃的白杨树，耐心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时代的变迁，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时代，从战争爆发到遭到轰炸，最后等到苏联红军的到来。它们站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直到破旧的地铁列车从几码外的空地上咔嗒咔嗒地驶过。天空开始发亮，又一个灰暗又沉闷的三月的星期天，降临在依靠空运补给的柏林。[7]　　下午，我们驱车环游。天空呈现出德国北部冬日里典型的阴沉景象。一阵疾风掠过街道的每个角落，在融化的雪水上吹起阵阵漩涡，也吹得街上的行人摇摇晃晃。城市看上去跟三年以前没什么不同。废墟依然透出强烈的凄凉感，丑陋地矗立在那里：大堆碎石滚落到人行道上，扭曲的铁梁和残留的墙体堆在碎石之上，残缺的房屋像舞台布景一样悬挂在半空之中。仅在少数几个地方，人们用专门修建的狭窄铁路把碎石运走并清理干净。职业技术高级中学那厚重的残垣断壁依然在阴郁地向眼前的空虚皱紧眉头。烧毁的夏洛滕堡歌剧院（Charlottenburg Opera），塔式门窗钢骨架依然高高地耸立，伸向附近建筑物之上的天空。街上毫无生气。这边，有几个人耐心地排队等待着进入电影院；那边，一群男孩子挤在一处倒塌的墙壁后面寻求庇护。在二十英里的行程中，我们只见过一辆公共汽车，遇见两三辆有轨电车。这些车都没有喷漆，外皮肮脏，玻璃窗也用木板条暂代。　　● 3月14日　　上午在办公室跟两位美国新闻记者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西柏林，毕竟现在这里只是一座孤岛，游离于国际主流事务之外。　　他们答不出，只能将其归结为最普通的原因，即柏林是个热点地区，总有一天会有情况发生，而且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察苏联人，有机会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但这个问题还是深深触动了他们。他们和我们这些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一样，有着相同的心理状态，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还在柏林保留大量的办公室和军事机构时，我们也无言以对，毕竟我们留在这里只能给空运增添额外的压力。我们只能回答说从未想过要离开，那样柏林人会认为我们抛弃了他们。　　● 3月16日，法兰克福附近　　今天起得很早，早饭之前出去散步，这让德国工作人员感到惊愕和担忧。一大片潮湿的阴云低低地挂在树木丛生的山间。我沿着车道，走出大门，进入村庄。这是一个郊区村庄，不是那种耕种式的农场。高高的栅栏后面是正方形的房屋，院子被当成了花园。木桩、园林工具、小鸡，去年割剩的甘蓝菜茎秆儿上还长着球芽甘蓝，一切都昭示着生命的活力，也显示出人们在多年饥饿和困苦的驱使下，在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园艺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虽然还是大清早，但人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脚步。家庭主妇们挎着菜篮走向市场；白领们穿着常见的大风衣，鼓鼓的公文包里装着三明治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身后留下关上临街小门时发出的叮当声；孩子们背着鲜亮的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他们的背包突然让我想起一种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了1912年，那年我只有八岁，夹在一群背着同样鲜亮背包的德国男孩中间，第一次去卡塞尔的学校上学。他们都非常率真地流露出对上学的新奇感，以及那种只有本地人才有的安全感，而当时的我既不喜欢也不理解这个地方。　　吃过早饭，回到法兰克福参加会议。这次是三方军事首长会议。正方形的会议桌只有三面坐着人。一位法国将军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席，和随从人员一起端坐在中间；英国人和我们分坐两边。　　这次会议充分展现了“分歧”一词的含义。担任会议主席的法国将军坐在那里，看上去简直跟拿破仑时代没落贵族家庭的军政长官一模一样。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微笑，但很明显那不是在对别人微笑，而是来自他内心欢愉的笑意，这种欢愉带着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嗜虐和傲慢的意味。这种微笑，我只在一战前欧洲部队的一些军官脸上见过。看到这个人，你不由得就会想起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不仅会纵容还会怂恿手下的士兵进行无耻的劫掠，投机豪取，从而让自己和亲信都过上奢华的生活。你能想象到，他会带着这种变态的微笑，对德国争取更理性、更有尊严的待遇的要求置之不理，对下属的请求给予傲慢的回应。在克莱将军[8]面前，他目中无人，冷漠无情。他毫不掩饰要将法方的异议上诉给几国政府，也非常自信政府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由于他的这种表现，我能想到，美国圈子内部在对德政策上的意见分歧都消失了；美国方面坦陈的每字每句都体现出诚信、谨慎以及对人的价值和责任的尊重，这让我心中充满感激和钦佩之情。　　● 3月18日，汉堡　　直到经过海港和商业区，进入阿尔斯特河（Alster River）东部大型居民区时，真正毁灭性的景象才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毁了，彻彻底底，没留一丝余地。主人告诉我，这是1943年三个日夜被轮番轰炸的结果，其间七万五千人命丧黄泉。直至现在，六年过去了，估计还有三千多具尸体掩埋在废墟当中。　　柏林的废墟，看上去有种悲壮的威严。柏林是一个无情的城市，一个帝国都市，傲慢骄矜，自命不凡。这样的城市招来了人神共愤。　　但是可怜的汉堡老城，这个舒适、温和的海港城市，像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一样，一心从事着常规单调的商业和工业活动——对汉堡来说，这样的毁灭实在太令人惋惜了。　　我第一次坚定不移地确信，任何暂时性的军事优势——即便是那些可能会存在的优势，都没有资格用如此彻底、无情的方式去摧毁无辜平民的生活，以及人类经过几个世纪辛勤劳动才创建的物质文明——这些文明跟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资格通过刺耳却毫无依据的推论“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突然之间，我仿佛感觉这些废墟具有一种无法争辩的象征意义，容不得我们西方人忽视它。如果西方国家一定要以追求更高的精神出发点为借口——像上帝赋予人类的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心，不但通过自身而且通过所做的事和所关心的事表达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像发动军事战争那样，进行道德上的战争，要不就干脆别发动战争。这是因为道德原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抛弃了这种实力，西方世界将不复为己，胜利也不是真正的胜利，最后能得到的最好下场不过是自己摧毁自己的神坛。军人会说这种想法很幼稚，会说战争就是战争，你一旦参与了战争就要不择手段，否则就会落个失败的下场。如果这种论调是正确的，可能就意味着，西方文明所肩负的义务，就是让自己的军事实力压过对手——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很艰辛，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就可以抛弃那些通过获得有限胜利来避免失败的做法了。　　● 3月20日，柏林　　不时下一阵雪，但总的来说天气比上周要晴朗得多。突然间你会感觉到春天与冬天的不同。天空不再是冬日里一成不变的色调。有乌云，也有白云；二者之间是透亮的天空，那是春日里特有的浅蓝色天空，在北方漫长而拖沓的冬日里，你简直不敢相信还能看见眼前的景象。　　就连孩子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遇到了三个孩子，他们在遛一只艾尔谷犬。“啊，你们看，”小一点儿的男孩说，“乌云是黑夜仙女，白云是白昼仙女。”小狗从男孩的语调中感受到希望和兴奋，热切地望着其他人，紧跟着孩子们，以表明它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分子，而且已经整装待发。　　（你说得对，小家伙，我自己也在想，是有一个白昼仙女和一个黑夜仙女，就像白云和乌云。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笼罩着你的会是哪片云——哪位仙女将向你挥舞魔杖——是个很大的问题。答案部分取决于你自己，因为只要不是一个彻底失去自由的囚犯，每个人都会有愿望和责任；但是更多要取决于我们美国人。我们赢得了大战的胜利，这使我们成了大国。我们也因此成为所有人中少数自由的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重要职责放在寻求答案上；任何人都可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一枚硬币就要求答案，游戏的规则要求我们必须给出答案。这种现实，你自己最终也会发现。根据我们给出的答案，你要么会受到白昼仙女的眷顾，要么会受到黑夜仙女的纠缠，她们会一直萦绕在你的未来之中。如果我是你，我愿意仔细考虑一下；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太确定，我也不愿意对我们答案的可靠性做出更大的承诺。[9]）　　很显然，如果通过某种内在的影响让孩子们看到健康和希望，如果在这个阳光中夹杂着飘雪的三月午后，让他们看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有自由、安全、工作报酬这样的东西存在，让他们感到还有机会走进人类广阔、美丽而温暖的精神世界，如果这些都实现了，那么这些仿佛邪恶巫师施法造出的废墟，将会在这些孩子身上失去作用，白昼仙女也将再一次回到人间。　　但这一切该由谁去给予？父母吗？父母一代已经宠辱不惊、麻木不仁，放弃了很多昔日的幻想，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困惑和落后的面貌，无法开阔狭窄的视野。要靠我们美国人给予吗？我们正在努力，但对于缓解该地区极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答案。同时，我们的观点也受到我们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的习惯、我们安逸的生活环境、我们作为征服者和占有者所持有的一些错误和腐朽的立场。　　● 3月21日，法兰克福附近　　最后一次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散步。相比柏林和汉堡那样的大城市，这里的生活无疑要好一些。小镇没有遭过轰炸。盟军在法兰克福周边建造了很多设施，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维持当地经济活动的正常高效运转。但是，即便怀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人看上去是体面的，战争似乎已经榨干了他们的青春和精力。大多数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你一眼便看得出来，都是和战前时期别无二致的小镇市民：公务员、退休人员、白领工人以及小商小贩。　　这些人是纳粹时代的顶梁柱。纳粹主义让他们变得恐怖，或者说将他们的恐怖释放了出来。现在，失败和挫折又让他们变得非常怪异。他们的脸庞瘦削苍白，身形单薄憔悴，穿着长长的随风飘摆的灯笼裤，戴着毛织的帽子，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些人总让我想起笨拙的老甲壳虫，在洪水和大灾难中幸存下来，依然倔强地在已经不属于它们的栖息地周围爬行。　　晚上，我驾车驶出村庄，前往法兰克福换乘火车去巴黎。今天天气很好，自从我来到德国，这是第一次碰上好天气。此刻，天色开始暗下来，但西边的天空依然很亮，星星也开始闪烁。村里人都出去散步了，享受入春以来第一个惬意的夜晚。沿路停满了轻便的车辆，大多数都是德国车。我想到，黑暗中，我们正经过美英占领区[10]；我仿佛能够听到这片历经多年打击的衰败土地上，重新对生活燃起希望的人们的低语和憧憬，他们重新适应了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与变化。这里有各行各业的数千万男女老少，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在传统、教育、气候、经济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必然需求。不管我们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让自己仅仅停留在思考和憧憬中无所作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再次寻找一个出口，让他们能从中追求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有效的和必要的。　　在这人类改革和意志的洪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曾让我们觉得讨厌和无聊的情感吗？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医生吗？我们的病人把痊愈和健康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理解之上，没有他们的痊愈和健康，西方世界就不会有团结和成功可言。面对这个曾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伤害的国家，我们能够克服反感的情绪，冷静客观地去研究这个庞大国家的整体结构和机理吗？我们能够把控方向，让其沿着合作和建设性的路线发展吗？我们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他们内心迫切需要的那种参与和被需要的感觉吗？还是说我们要怀着愤怒和厌恶拂袖而去，让他们再次自生自灭成为我们的敌人？就像歌德那句曾被德国共产党用作会议结束语的话一样：务必要统治，要胜利，要么就失败，被奴役，　　是逆来顺受，还是扬眉吐气，　　全凭你或为刀俎，或为鱼肉。　　郊区村庄黑暗的街道，喧闹的法兰克福火车站，车站月台上的灯光，当列车的玻璃窗闪过被劫掠一空的法国占领区时，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朦胧的黑暗笼罩在莱茵兰沉睡的村庄上空，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　　● 8月23日，华盛顿　　上午，美英关于英国财政困难的谈判终于提上日程。与国务卿讨论……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能否维持其卫星国地区的团结统一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远东的局势也格外紧张，情况不容乐观。[11]西方国家的自信心、内部团结、经济稳定和进步一旦遭到破坏，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如果不下一剂猛药来挽救英国的局势，那么灾难性的结局也注定不可避免。如果英国人一无所获，失望而归，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将会垮台，之后我国便会遭遇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反对声浪和更激烈的讨伐。在我看来，短期内我们很难帮上英国什么忙，因为鉴于国会目前的形势，任何需要立法通过的援助计划一年之内都无法完成，而我们能通过行政裁定方式给予英国的援助微乎其微。因此，不管我们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英国都将不得不继续采取一些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困难的措施，自力更生。　　不过，在我看来一切都有赖于英国人自己克服困难的决心。如果他们回去后，觉得此次会谈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觉得美国目前甚至长期之内都不打算继续援助他们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希望，让他们明白虽然短期之内我们无法提供帮助，但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去解决长远的困难，那么结果会完全不同。我认为英国的美元消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a）在英镑区它们被当成了银行，美元被大量兑换；（b）英国与美元区存在贸易逆差。对于第一点，我建议他们或许应该在一部分英镑区取消美元兑换业务，个别国家可以直接到美国来兑换所需要的美元。当然，这意味着我们的麻烦增加了；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在目前混乱的形势下提高透明度，增进公众的理解。至于英国的贸易逆差，这涉及英国经济适应北美经济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同意与英国共同委托一个咨询委员会，以便确定如果可能的话，如何进行三方（美国、英国、加拿大）关系的制度改革，从而使英国的适应过程更加顺畅，避免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并防止各国之间产生芥蒂。　　（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来到办公室跟我说）艾奇逊先生是一个好人，但是比较严肃，待人有些冷淡，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跟总统先生及其同僚有私人间的亲密接触。如果他想单打独斗，那就无法抵御总统身边其他人、路易·约翰逊[12]以及国会中一些人的攻击，那些人暗地里已经开始利用某些手段打击他了，以往这些手段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用在马歇尔将军身上的。他有时会好奇事情到底会变成怎样，国务卿表现得那么淡漠，又那么疏离于白宫圈子。还有，国务卿自己也感觉有些心力交瘁。　　● 8月30日　　晚上，我去国务卿在乡下的房子参加为奇普举办的晚宴。我们详细探讨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危机。奇普同意我的观点，尽管按常理应该禁止莫斯科以任何理由直接诉诸武力，但这件事情以最特别的方式出现，令克里姆林宫高层大为光火，所以一切都可能发生。　　● 8月31日　　午饭后（跟新闻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进行了一次非常尖锐的对话，话题是他哥哥乔参与多年的反对约翰·戴维斯[13]的活动。我告诉他，这些中伤活动已经导致戴维斯被调往其他部门，这只能说明我们可能在最关键的领域失去了一位最有政治思想的同事。回到办公室，乔打过电话来，激烈地就这个话题跟我交涉起来，电话打了整整四十五分钟。　　● 9月1日　　法国大使[14]足足黏了我一个小时。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因为他担心美、英、加三方会谈的结果是我们将建立仅仅包含这三方的体系，这就意味着“法国出局了”。他还担心这样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法国已经被盎格鲁-撒克逊大国抛弃。我努力安抚他的情绪，但很明显我的努力纯属徒劳。我一再向他强调，法国必须摆脱英国的扶助，带头在欧洲大陆发展联盟。　　我不禁为法国人如此缺乏理性而感到惊愕和恼怒，他们本该是最有理性的人。他们想参与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根本不需要他们参与的、让人苦恼的、棘手的事情。他们宁愿损人不利己地参与进去，也不愿意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让别人去做事情。哪怕稍微认清一些现实，他们也会明白，他们声称的恐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他们还坚持要别人认真对待这种恐惧。如果我们真的想放弃法国，为什么愿意将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投入到西欧的重建当中？为什么我们还要承受痛苦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谈判？为什么还要游说国会制定一份军事援助计划？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这样想问题，法国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 9月8日　　同约翰·戴维斯和多萝西·福斯迪克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杰瑟普先生及其团队的报告草拟了几点意见。[15]杰瑟普他们在报告中建议，应该鼓励中国向联合国提起申诉，要求制裁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协定》相关条款的行为。他们还建议，请求联合国成员国在这个时刻重申1921年签订的《九国协议》（《华盛顿协议》）的原则。我们的意见是反对这两条建议。反对第一条建议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中表现出对满洲的尊重，只是想向莫斯科表明，我们想把他们在满洲的地位恢复到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如果按照报告中的建议鼓励中国去申诉，就会因为我们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彻底扰乱和破坏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我们反对第二个建议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对我们不利，因为《九国协议》对我们的束缚要比对苏联多得多，那样只会再次暴露出联合国的无能为力。　　● 9月13日　　今天上午，我向一位官员了解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他已得到授权专门向我报告此事。之前有迹象表明苏联境内发生了核爆炸。这位官员说，目前正在对搜集到的有效证据进行研究分析，几天之后我们就能揭开谜底。　　……杰布[16]仍然怀疑我的观点，我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的联合应当分成两部分进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一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为另一部分。杰布认为处理英国和西欧诸国之间的关系并非难事：一座大厦正拔地而起，我们犯不着为了另一些还在蓝图上的大厦而牺牲眼前这座。他还认为，东欧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无法摆脱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我认为他其实并不希望东欧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只会让西欧国家间的联合变得更加复杂。英国佬这种充满试探、过于务实的独特思维方式，混合着猜忌和各种假设，主要适用于解决短期的问题。　　我还是无法赞同他的观点。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让美国和加拿大去分享，又把东欧国家排除在外，我看不到这么做有什么未来可言。　　● 9月19日　　这个部门（政策规划室）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在国务院的正规程序启动之前，有能力为国务卿或者副国务卿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份独立的判断。如果国务院的高官不希望有这样独立的判断存在，或者对我们所做的判断缺乏信心，那么我想问问，这个部门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　　我想这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当国务卿伯恩斯要求艾奇逊-利连索尔[17]团队为他准备一份有关国际原子能管控政策的意见时，他没有强调在他读到相关报告之前，这份意见必须取得各部门的一致认可，或者经过助理国务卿的审批。同样地，当国务卿马歇尔第一次要求政策规划室就欧洲复兴问题拿出方案时，他想看到的就是规划室的意见，而非规划室与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记录。　　今天下午，大家都知道，对苏联是否进行核试验的相关证据所做的分析已经有了结果，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核爆确实发生了，而且他们确信那是一枚原子弹。韦伯认为总统先生可能想在明天发表声明，公布此事。时间比较仓促，我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人开始工作，就这样一份声明肯定会被问及的各种问题，为整个行政机构制定出一份答案。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一整套标准的答案，为政府机构的所有官员通用，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控制总统声明所带来的影响。　　于是，晚上我安排三四个人到家里来，顺着这个思路反复推敲，最后敲定了一系列问题和答案。　　● 9月21日　　想来真是匪夷所思，谈判桌上的人数竟然会对谈判结果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他们可能都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各方人员之间的关系都是亲密无间的；可是如果谈判桌上超过六个人，气氛就会变得犹疑、尴尬和拘谨起来。　　● 9月22日　　上午，《读者文摘》的保罗·帕尔默先生（Paul Palmer）来看我，说他在城里跟各路人见面，对他们的“先发制人心理”印象深刻……他发现五角大楼里有这种心理的也大有人在。他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跟他谈了十五至二十分钟，然后他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他们愿意将其作为深度文章发表在《读者文摘》上，另外支付我五千元稿费。我原本应该拒绝他，因为在国务院任职的官员当中，没人愿意将政府的观点在这类媒体上公布。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有关苏联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不久就会公之于众，我想我还是先不要一口回绝他，应该说服当局同意发表这样一篇文章。除非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或手段，否则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新闻会导致先发制人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进一步蔓延。　　● 9月24日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来看，公众对苏联原子弹爆炸声明的反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少数人轻率地给出结论，将其定性为极端和危险的行为，这对理解现实形势有害而无益。大多数人都表现得很冷静，媒体选取的报道角度恰到好处。　　● 9月26日　　中午十二点半，韦伯先生带着我以汇报原子能谈判进展为由去拜见总统。总统看上去有些疲惫，但依然展现出一贯的和蔼。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与下属建立起无比忠诚的关系。仔细想来，我很庆幸自己跟总统之间没有过多的亲密接触，因为我不希望由于个人的忠心义气和私人感情的关系，迫使我对时下外交政策的明显问题视而不见，昧着良心去附和这种混乱无效的工作方式……　　美国人似乎很少习惯于这样去思考，即我们的安全主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愿，而不取决于他们的实力。人们的思维倾向于一种病态的执念，认为苏联确实有能力将原子弹丢到我们的国家来，而不去考虑这样做对苏联是否有利可图。至于欧洲人，从其外交部长[18]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也依然苦苦纠结于这种类似的战争恐惧当中，对其国内共产党发展所带来的严峻形势和切实威胁视而不见。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对并不存在的苏联入侵惶惶不可终日，恰恰给身边的共产党人制造了可乘之机。　　法国人已经成功地将自己逼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导致今天上午有很多工作需要办理。法国总理召见了布鲁斯（Bruce）[19]，称上周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美国即将采取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大意是从此以后美国人只会和英国人、加拿大人一起行动，而把法国人孤零零地扔在欧洲大陆上与德国人为伴。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还列举了之前发生的几件事，包括国务卿对舒曼[20]发表的声明、英国货币贬值以及我们就英镑和美元问题和英国讨论，等等。恰巧今天早晨的《邮报》刊发了沃尔特·李普曼的一篇文章，内容正是指责政府不该制定这样的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李普曼还援引了奥尔索普兄弟的文章，引述了我支持美、英、加三国建设特殊关系的观点。很明显，李普曼的文章受到了在华盛顿的法国人的启发。我不禁觉得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对我的不满，因为上周我爽了他的约。　　对这种事情，我唯一的反应就是烦躁和厌恶。经过多年的工作和付出，我们协同政府的行政机构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又在执行军事援助计划。除了上述工作，我们还要负责时不时地去说服法国相信美国不会放弃他们，这真让人郁闷至极。　　● 9月28日　　我们讨论了有关日本和平条约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都有一种感觉，即我让其他人感到非常失望和气馁，因为他们的想法在国务院其他部门受到表扬，在我这里却得不到赞同。我不赞成我们把台湾事务交给中国处理，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意味着未来几十年里台湾岛民要生活在不公和暴政之下。当我得知我们并没有强烈要求日本履行自己签署的诺言时，我认为我们就不应该坚持要求日本做出这种实行民主、尊重人权的承诺。　　今天下午跟韦伯先生谈起我的打算，我告诉他，希望明年6月能辞掉政府这份差事，并请他允许我这段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我说我想要辞去政策规划室主任一职。他不同意我这样做，但他保证尽可能地让尼采[21]多承担一些任务，让我当前的工作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 9月30日　　上午接到新的任务，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我的时间和精力势必要倾注于此了。尼采和韦伯都认为，在莫斯科大力发展原子能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美国政策重新做出评估。[22]（政策）规划室要完成一份美国对欧洲联盟立场的研究报告。面对这些任务，我不得不取消今年秋天访问联合国的计划，只能安慰自己，每次想离开华盛顿，带来的麻烦总是比好处多。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知道在未来几个月里的工作中，我是既不会有热情，也没有干成什么事的希望了。　　● 10月4日　　（与驻印度大使罗伊·亨德森的谈话）让我非常担忧，让我觉得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想与尼赫鲁总理以及印度人民建立良好关系，都显得力不从心。傲慢和无知让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极其糟糕，他们错误地把美国假想成“帝国主义”，对我们与欧洲人、亚洲人、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持有重大的误解。在这种关头，我几乎不敢奢望印度能够真正地理解我们国家的性质，也不敢奢望该国基于自身愿望与我们建立任何关系。我觉得印度的局势就像近来中国的情况一样，在好转之前一定会越来越糟。我想对尼赫鲁说的是：“你们这些人的内心塞满了错误想法，这些想法是对美国非常不公平的误解。如果你执意怀抱错误的思想不肯放手，那么我们基本不可能建立亲密的关系，甚至在想寻求亲密关系时就会带来危险。但这是你们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你们顽固地对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事实持有偏见，那么最终受伤的会是你们自己。你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活动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是为了在美苏的权力争夺中抢占优势，你认为美苏双方都在力图通过其他国家来实现扩张的目的。你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唤醒亚洲人民，让他们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中独立出来，那也是出于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长远而明智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利可图。说得再狭隘一些，从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考虑，我也不相信美国有理由去阻止苏联向东南亚扩张。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么你有可能成功阻止我们在世界某些地区施加有利的影响，但结果是你们自己也会成为莫斯科的口中餐、腹中肉。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通过一种艰难痛苦的方式认清了谁是亚洲人的朋友，谁是敌人。你也会领悟到跟苏维埃帝国主义玩火的游戏，与跟更理性、更成熟的西方国家柔和、谦逊的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现在我们不想讨好你，也不想扶植你，在国际舞台上你还是个新手，你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未来。如果你怀疑并毁谤一国人民的动机，不能接受其经济援助，因此感到非常痛苦，那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也不会跟你计较你的这种痛苦。当目前这种国际形势变化之后，不管你能不能学会理解我们，你至少能够学会尊重我们。”　　● 10月6日　　利用晚上的时间浏览了艾萨克·多伊彻撰写的斯大林新传记[23]。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严肃且全面的著作，描述了斯大林近年来的很多故事，这在以往的传记中是看不到的。但我认为关于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权威的过程，传记没能让我们产生更深的认识。我也根本不相信多伊彻尽了全力，去弄清斯大林早期职业生涯中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 10月7日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政策规划室里激烈讨论奥地利条约问题。[24]尽管前几天的夜里大家已经对此做过考察，但还是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随着对苏联局势的进一步分析，加上我们进一步的反思，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莫斯科现在所持的立场与其在巴黎签订的协议还是存在一致之处的。其次，奥地利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信件的草稿，是格鲁伯[25]就该问题写给国务卿的。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咄咄逼人，充满愤恨，直截了当。信中指责我们面对苏联当前提出的条件，竟然还在犹豫不决，这到底是何居心，并坚持要我们签署协议……　　（1）现在，我感觉到奥地利正处于非常可怜的境地，在苏联的强压下，奥地利的独立自主面临很大威胁。（2）根据格鲁伯的观点，我认为奥地利政府的做法几乎等同于签字放弃了向我们申请支持与援助，这一点我由衷地承认。（3）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不可宽恕的，我们已经丧失了国家行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我宁愿恢复以往秉持中立的政策，以避免一系列重复出现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将我们推到奥地利条约问题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 10月12日　　[与军方工作人员讨论ABC武器（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他们建议，如果我军在未来的战争中被驱逐出欧洲大陆，那么一旦莫斯科使用ABC武器，我们就注定没有机会重返欧洲大陆了。同样，也许我们只有使用ABC武器，才能保证自己不被他人驱逐。尽管军方预计我们在ABC武器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现在最好能够签署一份协议，禁止各方使用这种武器。　　我不敢说，我们想用这样的条款来限制苏联，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莫斯科或者误解了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我没办法检验这种想法正确与否，因为这种麻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谁都不敢凭直觉行事。　　● 10月17日—21日　　这一周内，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下面逐一记录。　　第一个是我们为了好听而称之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事宜。这包括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希望看到欧洲国家（目前，必然包括西欧的各个国家）进一步融合吗？如果是，我们希望他们融合到放弃国家主权的程度吗？再者，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什么时候、哪些国家进行融合？抛开我们的想法不说，在目前形势下推进这种进程是明智之举吗？保罗·霍夫曼[26]几天之后就要去巴黎了，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27]会议上他一定会发表公开演讲。大家都认为事情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的态度不仅要基于欧洲复兴计划第三和第四个年头的目标和职责，还取决于是否真的会有这种援助。经济合作署[28]的官员认为，欧洲国家如果不能绑在一起组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创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来掌控经济生活，就不太可能进一步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援助；因此经济合作署就不会积极向国会力荐援助计划，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获得拨款。经济合作署会要求我们现在向欧洲国家加大施压力度，因为英国人几乎不可能参与这样的事务，他们宁愿欧洲大陆国家此刻无视英国的存在。这些情况让国务院的欧洲司大伤脑筋，他们觉得此举太过轻率和唐突，没有任何必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密切的经济联合体，任何缺少英国参与的欧洲大陆进程建议都会让法国恐慌，继而给整个西欧政治造成损害。　　我个人的观点介乎两者之间。我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先期并不需要做那么多经济方面的论证。反而，我深深地感到，为了政治需要应该在西欧国家之间创建一个国际机构，为各个主权国家的融合搭建一个平台，这也是为解决德国问题另辟蹊径，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家园，而不是让他们只待在本民族的国家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把他们从狭隘的民族范畴中解放出来，他们已经证明自己不适合走这条路。　　● 10月24日　　在工作方面，今天毫无成就。上午，针对美国自身及其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我在办公室跟同事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中午和比尔·布里特（Bill Bullitt）共进午餐，晚上在瑞士公使馆用餐。　　办公室的争论主要围绕我的观点展开。我认为我们是一个无法掌控社会和科技发展前进方向的国家，美国当前被迫卷入的潮流并没有使我们偏离民族理想和代议制政府的根基。我们重点讨论了工人运动，争论这种运动是不是人类社会真正进步所需的要素，抑或只是为了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长的休息时间，而不考虑这种运动到底会被用来干什么。这种运动不仅仅具有煽动性，而且是反动的。这是我的观点，我想大多数人都对我的观点持反对意见。　　比尔·布里特谈到欧洲一体化问题。他觉得戴高乐[29]为人比较诚恳，提出的建议也较为得体，他本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率领欧洲朝着高度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为德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份具体的方案。但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个时机，布里特把责任归咎于罗斯福总统以及他对戴高乐的偏见。布里特认为当今政府的核心人物已经被“左倾”社会主义势力麻痹了；他们既没有能力控制法国随其前行，也没有能力摆脱法国。　　在远东地区，我们努力避开了中国这个令人痛苦的话题。布里特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说，不要对尼赫鲁和印度教徒寄予任何希望。“依靠你想依靠的人，”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依靠穆斯林，但千万别指望印度教徒。”他说他宁愿对塞内加尔抱有幻想，也不会指望印度教徒。他说一群宁可用全国30％～50％的粮食去喂养圣兽的人，永远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发展起来。理智一点说，印度人民是杰出的，但也是不可以信任的。　　● 11月7日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正午时分，国务卿和保罗·尼采离开华盛顿前往巴黎。他们离开之前，维辛斯基[30]来华盛顿参加今天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庆典，并礼节性地拜访了国务卿。国务卿会见他时，我也在场，真切地感觉到维辛斯基在这种环境下，在国务卿面前，表现得有些窘促不安，缺乏自信。倒不是说他这样的表现意味着什么，但我确信他本质上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与其说他是苏联外交部长还不如说他更想担任艾奇逊先生的第一助手。当然，现在说这个太迟了。参与“大清洗”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过去的其他阴影也一直萦绕着他，他向那位恐怖、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领袖出卖了自己，这种限制比监狱的铁栅栏或者感情上的忠诚更让他喘不过气来……　　● 11月8日　　（美国要将西德建成一个基本上永久独立的国家，这种政策）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就意味着在德国问题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是真心想与苏联达成协议；也就意味着，我们与苏联不可能在其他任何重大事项上达成协议。这种处理方案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双方都会无限期地向欧洲中心扩张军事力量；除非有一方的军事力量陷进由此产生的无底洞，否则谁都不可能主动撤军。总之，让苏联从东欧撤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洲的分裂局势也会日趋恶化，想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变得相对稳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如何用一种和平的手段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日益成为一个难题。有件事不要搞错：德国是问题的关键。目前，西方国家的对德政策没有给苏联和平解决问题预留空间。面对这样的政策，如果想让德国问题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解决，那就只能依靠苏联的崩溃了。　　僵局的持续——这是我们正在发展的方向——会给西方国家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因为美国不可能无休止地去满足整个西欧和英国重工业区对粮食和原材料无休止的需求。从现在开始，西方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议价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最后，一定会出现东西方贸易急剧发展的态势。总而言之，我们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将我们带入了一条漫无止境的道路，出口只有三个：苏联的崩溃，我们自身地位的瓦解，或者恐怖的战争。　　● 11月11日　　（跟一对最近移居到这里的俄罗斯夫妇共进晚餐，他们）对这里的生活充满热爱，并断言没有什么事比他们过去的经历更加痛苦，他们非常渴望开始新的生活。我很羡慕他们这样的心态，也很感激他们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的状态比我见过的很多难民要好得多，但是很明显他们意识不到，甚至想象不到，在这个竞争激烈、令人迷惑而且对俄罗斯人来说极度孤独的社会中，他们要承受多大的负担。在这里生活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比生活在困苦和危险的苏联更大的勇气。　　● 11月15日　　现在，国务院要求我就如何处理现阶段的西柏林问题提出建议，我不禁感到这充满讽刺意味：我一直是国务院中对此事持不同意见的人。我认为柏林问题不可能通过分区军事占领的方式解决，而只能撤回各方的军队，开放包括柏林在内的地区，使得各占领区连成一片，并将控制权交给德国人掌管。当然，这样的解决方案目前看来是行不通了，或者说在我最初提出的时候就行不通，因为即使莫斯科同意在可行的范围内做出调整，法国也不见得会买账。但就我看来，我们至少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而且如果在其他人坚持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其他方案，我们也是抱着怀疑和无奈这样做的，最后的方案能否取得共识并最终成功取决于那些人，而非我们。　　● 11月15日，普林斯顿　　一早就乘火车去了普林斯顿，中午在普林斯顿酒店吃饭，然后步行去高级研究所跟罗伯特·奥本海默[31]见面。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国际管制，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开发超级炸弹。[32]　　普林斯顿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在这里上学时我常深深地感到孤独。我走到远离校园的后街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在这里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那年我只有十七岁。抬头看了看装有护墙板的出租屋后窗，房间里亮着灯。也许，现在里面正住着学生，他们在很多方面也许跟我当年一样，然而，除了基本的个体差异以外，我和他们在人生愿景方面当然也有一些微妙的、无以言表的差异。这些差异标志着两代人之间的距离，这些差异也是伟大而重要的神秘力量，因为它们是整个神秘变革中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在这里的人心中，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有点儿多余了，顶多还能算得上暂时有用、弃之可惜的人；他们认为我们曾经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多么深重，因此对我们取得的成绩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这些人早应该成为历史的灰烬了。他们是不是即将崛起并且赶超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呢？的确，我们中的一些人——忙于中饱私囊和攫取权力的人——会被他们扔进历史的尘埃之中，不过，能够努力看清现实的人，能够揭示我们这个文明内部各种关系的人，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我们还有很大的存在空间，这个空间大得让人感到孤独和恐惧。任何想要靠近我们的人，无论老少，很快会感受到几代人之间的隔膜骤然消失了，他们会和我们，以及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年龄、充满好奇心的人簇拥在一起，在冷酷、漫长和沉默面前寻找温暖和慰藉。　　● 11月18日，华盛顿　　参加驻外事务处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把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不知道外交原则的人嫉妒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以便他们能够专心从事职业外交工作。可怜的驻外事务处，而我恰好是光荣的负责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你经常会感觉自己无力防备，每次同事们经过理性分析，冥思苦想得出一个周密而富于建设性的设想，就会因“另类”而招致嫉妒和怨恨，最后只得在气馁和痛苦中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们把那些平庸之辈甩在身后，然后才能胜任驻外工作；人们还会不断地说：“你为什么要我们支持驻外事务处？那里根本就没有善类。”就这样，不管好与坏，美国外交不管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总算还是在几个年轻人的努力下向前迈进着，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悟性，在鲜有人支持的情况下明白这个行业应该是什么样，可是这些努力最后得到的评价却是“脱离美国实际”，以致努力的成果还没来得及转化成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就在耻辱和挫败中被判了死刑。　　……去朋友家吃晚饭，以前在莫斯科的同事给我们看了一些在苏联拍摄的彩色录像片。看完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录像片里面，跟苏联人比起来，所有的外国人看起来都那么傻。人们一般是在拍摄休闲录像却故意搔首弄姿的时候才会显得傻乎乎的，不过很清楚的是，在只会整日整夜地饮酒聚会，贪图物质享受，追求新奇，醉生梦死，完全没有正当的兴趣爱好的苏联人面前，画面中的西方人一定是让他们觉得傻极了。　　● 11月19日　　今天反思了上星期遇到的挫折，我想自己应该意识到，一如先前在国务院内设立专门部门，以期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带来规范性和预见性的尝试一样，三年前投入运作的政策规划室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除去个人的能力不谈，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根本不应该允许将计划职能置于国务院的掌控范围之外。制定政策是国务院的核心工作，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脱离领导层的掌控而成功落地。除了国务卿，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严格地掌控这个机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机构之外吸取独立的意见，也可以从“特别助理”“指导顾问”或者其他顾问那里获取口头建议，但是，当这些意见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成果被记录下来，起到行动指南的作用时，执行机构——地区性的机构和功能性的机构——就不应当受到指挥系统之外的任何干扰。他们强调在政策决断时需要有效的声音；如果某个机构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获得认可，那它就要谨守自己的权利，将呈交国务卿的建议削减到已经失去意义的程度，但是至少不会与其观点相背离……唯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国务卿通过讨论概括出一项政策的基本理论背景，而后切实建立起一种教育机构，通过这个机构的努力，让这种制度循序渐进、持久稳固地植根于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的脑海当中。　　● 11月20日　　如果法国不愿意……向着实现德国在欧洲地位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如果除了德国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领导西欧走向联盟，如果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么一切设想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大陆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欧洲大陆终将被德国或者苏联或者双方联合控制，也意味着美国必须拿出一项周备的政策，针对这种糟糕的现实预先做出调整。换句话说，我愿意提醒欧洲大陆国家注意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因缺少决心和理解而不去照做，同时又找不到更令人满意的出路。他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我们乐意接受和坦然处之的，而是局势残酷和不容乐观的佐证，相比我们，这对他们更加不利。　　● 11月21日　　今天下午国务院宣布，已经联络了其他三十个国家，据推测这些国家有领事或外交官驻扎在中国。国务院请求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斡旋请求，要求释放我们驻沈阳的领事安格斯·沃德。[33]我之前对国务院要发布这条公告毫不知情，所以面对随之而来的电话和询问，我有些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教导我们不要做什么的绝佳例子。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无须承担任何义务，是我们明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还要把领事派到那里去的，这本身是我们的错。这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直接的双边问题。如果我们准备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就应该把这看成双边问题，而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向那些小国开口求助。我经常感叹于我的同事们竟然如此顽固不化，对于本来就应该由我们独自承担的责任，他们也总是认为只要单独行动就是离经叛道，总要找上几个伙伴来陪陪瑟瑟发抖的自己，然后假装我们只是人群中的一分子，认为这样做才算品行高尚，才为人称道。　　晚饭时不得不听了些尖锐的批评，批判我们对台湾的政策，认为我们应该将台湾岛夺过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还指责说如果当时咨询了军方，特别是海军的意见，那么国务院永远不可能出台如此怯懦的政策。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提出我们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承担起对台湾岛的责任，所以此时要为我们的失败辩解，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不过，更难的是阻止我指出真相，即实际上我们无法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国防部门不愿意去承担随之而来的军事责任。　　● 11月22日　　进一步反思了自己在目前的职位上感到挫败的缘由，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认为指导我们外交行为的理念没有得到国务院其他高级官员的认同。不管怎样，国务卿在执行一项对外政策时，实际上都要依赖这些官员。即使国务卿同意我的观点，他也很难再找到其他跟我观点一致的人；由于缺少这样的人，他就必须指派一些理念和我截然不同的人来负责执行。结果是实际的执行不可能做到协调一致，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我的目标和方向，除非在执行所有政策时都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们这里的、我们在纽约的代表团、我们的占领区、我们的驻外办公室负责执行的人，都严格彻底地遵循这种理论，这样他们才能一致认识到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由于政府缺少一种制度来落实这种理论，目前我们也只能尽力直接面向公众，尤其是面向大学生加强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我情愿为自己的信念鼓起勇气，为完成这项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敢肯定这样的工作不在目前的岗位上，而是在外面。　　1950年　　1950年，凯南对拉丁美洲做了一次实地考察。他发现自己很难喜欢上那里的人、那里的文化和土地。也是这一年，他开始从国务院顾问向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学者转型。即便如此，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凯南在杜鲁门政府对事件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仍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9年的记录以及1950年的日记，相当罕见地详细再现了凯南参与高层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1949年—1950年，尽管凯南依然是外交事务中的核心人物，但随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挫败，日记再一次成为他发泄情感的工具。1946年—1948年，凯南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日记却被搁置了。在1946年之前和1950年之后，他的日记也记录了外交政策的内容，不过并非以一个内部参与者的角度。凯南可能想到，有一天有人会读到他的日记并知晓其中的内容。与生俱来的谨慎，加之职业生涯的锤炼，让凯南几乎从不把外交政策中敏感的细节写在日记当中，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凯南一生都在渴望他的预见能够得到认可，最好是能够得到总统以及高级官员的认可，如若不然，就得到民众以及子孙后代的认可。　　● 1月8日，华盛顿　　一早就开始审阅演讲稿，这是国务卿下个星期四就远东政策问题向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的稿子。[34]这篇稿子写得枯燥乏味，还很虚伪，因此从下午开始，我亲自动手又草拟了一份，一直写到晚上。　　● 1月9日　　傍晚在国务卿办公室同他商议柯乐博[35]从北京发过来的消息。柯乐博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向他发布命令，要求把美国的用地移交给他们，现在的总领事馆以及其他美国房产都集中在那里。我强烈敦促国务院拟定一份拒绝函表达我方的坚定立场，另附一份声明，如果中国共产党查封我们的财产，我们将马上撤回在中国的所有代表。[36]我之所以这样坚持（并得到远东司的支持）是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想留下我们的代表，他们就不可能把事情做绝；如果他们不想，继续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担心这意味着我们留驻的工作人员（本来他们也不应该留在那里）会成为人质，甚至沦为囚犯，但也只能这样做。我方的懦弱只会招致新的侮辱，最后仍然改变不了事情的结果。　　● 1月11日　　今天早晨大家对一则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确凿证据证明铁托倾向于日本共产党。[37]这恰恰验证了我的观点，铁托等人最终会产生作用，让莫斯科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　　南美纪行，2月—3月　　● 2月19日　　火车缓缓驶入圣路易斯地界，这里位于密西西比河的东部：业已荒废的交叉铁路、路堤、高架桥、垃圾堆、仓库、成堆的废品，一派破败的生存景象……　　在圣路易斯这个特别的下午，我看见河岸上有六只流浪狗，一个流浪汉坐在一块废弃的浮木上，手里抱着其中一只。两个皮肤黝黑的孩子拿着一袋爆米花，还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陌生人坐在另一块浮木上，正用笔勾勒着岸边的四艘废弃船只：装着汽油桶的平底船、挖泥船、脏兮兮的摩托艇，还有一艘破旧不堪的演艺船，这船虽然还能开但已经不太听使唤了。两个小男孩在我身后嬉笑打闹，在我看着那人勾图案的时候，淘气地把爆米花扔进我的脖领里。微弱的阳光穿过顶棚照着我们，火车叮叮当当地沿着河岸穿过上游的高架桥。一只海鸥飞到岸上，在鹅卵石间的烂泥里寻找食物。河水缓慢地流淌，看似黏稠肮脏的灰色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光芒，在前进的过程中时而蜿蜒，时而产生漩涡，时而轻声呜咽。　　步行回旅馆时路过老商业区，这是一片狭窄的区域，黑暗的街道，乌黑的楼宇——可能是银行大楼和曾经颇为考究的宾馆。（美国城市的问题在于发展和变化太快，旧的未去，新的已来。在上个时代还功能齐全、高雅入流的建筑，到了下一个时代就成了异类和腐朽的化身。这些城市从来没有时间去清理自己身后的残骸，也没有时间去处置废弃的东西。毁得一塌糊涂的街区、建造于1890年至1900年间的废弃大厦、破旧不堪的铁路、海岸线以及“铁轨旁边的房子”，无时无刻不在凸显着它们与这个时代的隔阂。）　　● 2月23日，墨西哥城　　主街上：城市以一个善变的暴发户姿态夸张而急切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就像沸腾的泡沫漂浮在这个所谓“革旧鼎新社会”的表面。　　主街外：这里的人都是萎靡不振的都市人。男人们体格健壮，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性格乖戾，脾气暴躁，缺乏自尊自信，耽溺于虚幻的浪漫幻想，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欺取小恩小惠；女人们个子很矮，卑微可怜，面色憔悴，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孩子们很顽皮，脚丫沾满尘泥，身上长着疥疮，大多患有遗传病和肠道疾病。这些人已经丢掉了印第安乡下人的美德，又没有意识到那些揭示着城市虚伪的种种限制。　　● 2月25日　　墨西哥政府的官员非常友善、礼貌和热情。我们跟他们之间也存在争议，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在这些街道上，你既感觉不到友善，也感觉不到敌意，只能感觉到傲慢和冷淡。这种表现的根源非常复杂，没有现成的分析结果可供参考。你需要圣徒般的耐心、勇气和毅力，才能看穿这些人黑暗的灵魂深处。百年来，他们带着苦痛和挫折，寻找一片适合生存的大陆，在那里树立起信心和希望，自力更生，互相谅解。不管怎么说，我们早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时间偏袒了谁。我们的专家在改进农业、工业产业以及公共卫生等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旦这些方面的成功开始影响到出生率，就会遇到人口问题。同时，在墨西哥城和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之间的山脉上，森林已经遭到过度砍伐和严重侵蚀，至少已经发生过四次火灾，据我观察很可能是蓄意纵火。毫无疑问，这样的后果就是速度惊人的水土流失和地下水位下降，灾害波及这个国家的重要地区。即便如此，这里的情况也没得到基本改善，墨西哥成了一个充满悲剧的痛苦的国家，墨西哥人借以摆脱悲惨和耻辱的品格都深埋于他们的灵魂之中。　　● 2月26日，瓜达卢普（Guadalupe）圣母马利亚大教堂当行进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时，势不可挡的气势犹如一道闪电顿时震撼了我们这些旁观者：祭司们僵硬的脸庞和迷离的眼神；急奔而来、不顾一切、专心致志、虔诚跪拜的妇女；唱诗班男孩们歌唱时后倾的头颅和高高仰起的小脸，他们用孩童的眼神望着宏伟的罗马时代圆柱及其上镶嵌的黄金饰物；祭司和唱诗人的长袍底下不时露出肮脏破烂的鞋子，他们拖着脚走在破旧的石板上。这是人们用高亢洪亮的声音来表达自我的聚会，带着由来已久的活力，带着精神上的依赖，人们在情感和意愿上都甘愿服从这个团体，情愿将意志系统化和统一化。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脑海中仍然萦绕着教堂里高亢的演讲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罗马教会的教义，很多人在需要宗教慰藉的同时，也需要世俗法律的约束：道德秩序建立在对生死困境和社交生活需求的肯定之上，它应该由更具智慧、阅历更丰富、有能力将心灵的律法灌输给他人的人来制定，这些法则是从几千年来人类进步过程中沉痛的经历里汲取出来的。很多人更希望制定一部道德律，哪怕是一部不完善的或者完全专制的道德律，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人类已经意识到，不受道德约束和缺乏谦逊精神的人，比邪恶残忍的猛兽更可怕。　　1950年墨西哥城的这一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19世纪的某一天，列宾不远千里来到俄国一个脏乱不堪的村庄，在那里创作了举世闻名的油画，记录了当时教会的盛况。[38]这些教会都面临着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堂同样的痼疾，他们只有投入到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宝库中去寻求理解、无私、启示和真正的宽容，才能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挽救自己。　　我没有在行进的人们身上找到那些品质，至少我不像19世纪的列宾那么幸运。他在走出村外的人们脸上看到了虔诚，他们祈求万能的神普降甘霖拯救即将干枯的禾苗。　　● 2月26日，危地马拉市　　大使[39]接见了我，我们谈到了当地共产党这个难题，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的势力比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要强大。[40]　　● 2月27日，巴拿马城　　整晚都跟大使[41]待在新建的宽敞的大使馆里，晚饭时我们谈到蝎子和蛇，以及巴拿马共产党员的问题。　　● 2月28日，加拉加斯　　这是一个热带国家，地下流淌着丰富的石油，这种液体正是美国当前的工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原料。美国人将石油开采出来，然后全部运走。当地居民无需付出劳动就坐拥这笔财富——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发展石油产业，对当地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基本没有需求。然而，为了获取进入当地开采石油的特权，我们的公司每年要将亿万美元贡献给委内瑞拉政府，顺带我们还要承认他们的国家主权并信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些我们都能够接受。这生意划得来，因为石油的价格摆在那里。扣除为开采特权付出的成本，石油公司还大有赚头……　　这里的地下蕴藏着大量石油，也许可供开采很长时间。有迹象表明，委内瑞拉高价石油的竞争力正在下降，不过，近期又发现了重要的铁矿，新的投资者为了利润已经蜂拥而至。此外，谁也不敢保证，某一天，出于某些原因，委内瑞拉人民不会突然清醒过来，石油公司或者钢铁公司的特许使用费和税赋不再被纳入委内瑞拉的经济体系，这个国家开始转而依靠自己的资源。接下来，也就必须有人出面，做些必然会遭到反对的工作，跟那些辨不清方向、思想上又停滞不前的人周旋。这一切都逼迫我们考虑，如果那一天来了怎么办，必须做好准备……　　顺便说一句，委内瑞拉本地人都是脾气暴躁的黄褐色人种。　　● 3月4日，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　　经美洲中南部来到特立尼达拉岛，明显感觉到英国殖民地和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差别，即使这里对当地有色人种收取超高赋税。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种一直对英国的统治表现出排斥和不满，但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那些性格暴戾的居民相比，他们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放松、自尊和温和的气质。　　● 3月8日，里约热内卢　　巴西人从仁慈的葡萄牙人那里学到了温和的气质。在我看来，温和正是文明的精髓所在，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值得大家去尊敬和爱戴。不过，他们还没有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民那么淡然，终日沉溺在对都市生活的病态向往之中，不去考虑本国并不均衡的自然资源，又不懂得满足。都市生活会让他们涌进城里花掉手中所有的积蓄，让他们把钱投在拿也拿不走花也花不掉的不动产上。这种纠结的感觉，让这片大陆终日笼罩着忧郁的气氛，人们心里都明白，对他们来说，南美洲大城市壮观奢华的都市生活可能永远只是想象。　　● 3月10日，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　　这里的生活看起来更加体面，更加轻松。乌拉圭不存在种族问题，这里的种族大融合颇有意大利人的风范，有力地推动了南美洲文明的健康发展。人们面色沉静，衣着得体，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心生怨恨或暴跳如雷。不过，向美国出口羊毛的业务陷入了瘫痪，共产党一听说羊毛要出口到美国就罢工了，可想而知，罢工对我们造成了不利影响。骑警绕着火车站附近一排长长的仓库巡逻，以防罢工者跑到这里抢夺、损坏羊毛存货。　　● 3月20日，迈阿密　　在机场的餐厅吃过早饭，国务院的同事驱车送我去火车站。我到售票窗口改签车票，检票员是刚入职的新人，他的同事走过来，耐心地指导他遇到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他们轻松而从容地对待手中的工作，又不失客观和尊严，这是我们美国人典型的工作态度。眼前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体现出的基本信任、得体礼仪以及二者的常态化触动了我，我作为旅客，从紧张混乱的外部世界走进这里，体验到天堂般的安宁，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我走向站台，刚才那鼓舞人心的场景，让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和幸福再次认同美国世界。它风雨无阻地以一种最高贵和优秀的姿态面对着这个世界。　　● 6月10日，普林斯顿　　虽然极不情愿，但作为一种自律方式，我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写日记。生活很多时候就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但由于我即将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还是有必要从思想方面进行自我强化训练：付出更大的努力，获得内心的宁静，排除外界的干扰。做不到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　　午饭后，我们前往普林斯顿。我准备在那里停留一天，参加同学聚会。在午后灼热的空气中开车绕了无数圈后，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找到了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地点，它隐藏在前程街的一家餐饮俱乐部里。一个体格健壮的大学生在接待来宾，他在名单上核对我的名字，然后冷静地要求我支付七十五美元。我惊出了一身汗，我根本没有带那么多钱。我怎么也没料到聚会费用竟然高达七十五美元。我溜走了，整理好惊慌的情绪回到研究所[42]，奥本[43]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安排华盛顿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电报，表达因故不能出席同学聚会的遗憾之情。　　[在政府中影响力下降让凯南心灰意冷，他决定辞去工作。但是从下面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政府能将最尊贵的驻英大使头衔授予他，凯南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不过，与国务卿艾奇逊关系密切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似乎并不急于促成这件事。驻伦敦大使是一个肥缺，通常会授予富有的政治捐款人，比如商人沃尔特·吉福德（Walter S. Gifford），他成功取代路易斯·威廉姆斯·道格拉斯（Lewis Williams Douglas）坐上了大使的位子。］● 6月14日，华盛顿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讨论心理战。会后我找到韦伯，他依然希望我能够三思而后行，他说我很快就会厌倦外面的生活而渴望重返国务院，还说出于这个原因，他会暂时为我保留这个职位，等我回来。我说我真的认为此时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并打算至少教完一个学年的课。至于远期计划，当然取决于他们到底能如何让我发挥作用。我唯一提请他留意的是，如果真的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接替道格拉斯在伦敦的位子，我愿意去，因为我不想让这样一个尊贵而重要的职位闲置或被滥用。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向韦伯提过。韦伯先生说他已经跟国务卿说过此事，不过他们认为这个位置叫价太高，我恐怕买不起……　　下午接待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海因德尔先生[44]，他迫切的要求和目的把我弄得简直像社会科学院院士们使用的语言一样乱了套。星期一，我在火车上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整理海因德尔先生给我的文件，从中我读出了萦绕在社科界的挫败感，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自认为发明了一些新方法，帮助世界揭开了很多问题的真相，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些成果。他们在多所大学中推动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我想这对帮助政府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极其必要的。但我告诉他，我很怀疑大家在这个领域做出努力的作用，就我的感觉来说，很多人做的工作都源于某一个人的想法，并且他们的影响永远也不可能比这个人更重要、更广泛。社会科学方法也许有助于这种智慧，但绝不可能取代它或者改进它。　　我问柯乐博是不是完全没料到他会面临今天这种局面，这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日俄战争前的形势非常相似，让人心烦意乱：那段时期记载了中国人暴力排外的民族情感，记载了日本从中国大陆被迫撤退，记载了俄国向满洲里和朝鲜的迅速渗透。他说他同意这种类比，但如果一定要他下结论，那么他认为日本必须获得必要的资金扶持才能恢复在远东的地位，就像当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一样。对于他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 6月25日　　浏览周末的报纸，头条上醒目地写着朝鲜进攻韩国。看过之后，我匆忙换好衣服赶往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我发现国务卿正和一群人开会，杰瑟普、腊斯克和马修斯都在。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安排联合国行动的相关工作。联合国安理会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全体成员国不要武力支持朝鲜，而是要协助联合国努力阻止这场战争。与会人员都在考虑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刚坐下不久，国务卿就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得不申明自己不知道刚才他们都讨论了什么，做了什么，但目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比朝鲜的战争更为紧迫，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可能会给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造成威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六点一刻，国务卿起身去机场迎接总统。国务卿连同国务院的几位高级官员，要与总统和几位高级军官共进晚餐。我来之前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动身前往机场之后，有人告诉我，国务卿特意嘱咐希望我能参加这次聚会，但他的秘书却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不在白宫晚宴名单上，她也知道晚宴的位子是根据名单上的人数安排的，不可能再额外增加座位。于是，我回家吃了晚饭。当国务卿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时，我又被叫回办公室。回想起来，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他说总统已经下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北上，并授权海军从太平洋海岸调动部队向西推进以加强兵力。他授权麦克阿瑟负责空中掩护，协助在朝美国公民撤退。最后，他给每个人都下了严令，在进一步决策出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得再讨论这件事情。　　● 6月26日　　除了去军事学院参加毕业典礼之外，整整一上午我都坐在国务卿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对于朝鲜问题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会议直到下午才结束。我的观点是，我深信除了接受挑战之外，美国别无选择，并应将最终的目标定为在半岛南部恢复大韩民国的统治。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一再强调，对台湾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动作，并指出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详细讨论了所有问题，其他与会者——都是国务院高级顾问，也都发表了看法。　　我以书面形式提交了我的意见，阐明了我坚持认为政府应该这样做的原因。这份报告是针对总统昨晚提出的问题写的。总统说他想马上要一份建议书，预测莫斯科下一步会在其他地区采取什么行动。今天早些时候，国务院决定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工作交给我来做。因此，在与政策规划室的同事们讨论之后，我马上利用白天剩余的时间完成了这份书面材料，其实撰写材料本身也是对我思想活动生动完整的再现。　　下午三点半左右，国务卿突然叫停了大家正在进行的讨论，他说他想单独待一会儿。大约六点半，我们又被召集到一起，他宣读了自己拟好的文件，这是后来总统签发声明的初稿。第二天总统发布这份声明时，与最初的稿子相差不大。我想这个事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表明美国政府采纳了艾奇逊先生的主张，这一主张不是迫于军事领导人的压力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他自己的深思熟虑，是他凭借控制危局的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　　我们讨论完国务卿的初稿已经晚上七点多了，他晚些时候还要去白宫。与会人员都要随同前往，所以大家一起去大都会俱乐部简单用了晚餐。　　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确定，所有参与政策规划的人都要去白宫，所以我就先离开大都会，回家休息了一会儿。回到国务院时，正巧国务卿和其他人也刚刚返回办公室。总统基本上同意声明的内容，但正文最终还需要国务院和国防部碰头之后再敲定，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交给总统。总统希望届时能接到定稿并与国会的高层商议完毕。我们同时也达成一致，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马上发布命令，让远东地区的军队开始按照声明执行命令。　　我们立即开始对声明做最后的加工和润色，一直忙到午夜之后。声明一定稿，我们马上发往国防部，以便早晨第一时间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然后将协商一致的定稿呈递给总统。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声明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建议传递给蒋介石。如果让他通过报刊或电台知道这一消息，显然既不礼貌也让人不悦，必须马上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通知他……　　● 6月27日　　在星期一的商议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军队一旦通过着装和标识辨认出我们派往朝鲜半岛的部队，对我们展开攻击，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一再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新的形势出现，我们也应该随之做出新的决断；否则，极有可能仅仅因为部队执行了我们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命令，而导致我们“回到”与莫斯科的战争局面，而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因此，韦伯先生等人请我把观点写出来，以提请国防部注意。早晨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整理资料，并形成文件。文件经国务卿、杰瑟普和其他人略微修改后定稿，下午早些时候我与陆军部长佩斯[45]讨论了文件，他保证会将建议反馈给国防部。大家心照不宣的是，他不会把我的建议当成是国务院文件，而会仅仅当成我个人的意见而已。　　这份文件花费了我整个上午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总统的声明于十二点左右发出。此前半小时左右，欧洲司的负责人珀金斯[46]不安地打电话过来，那时他已经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所有驻美使节做出指示，要求接收总统的正式声明，以便把消息传播出去。但他们没有收到相应的简报或者其他解释说明一类的东西，所以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国务卿、腊斯克、马修斯和杰瑟普都去白宫出席总统与国会高层的讨论会了，没人帮得了他。因此，我同意越级亲自向大使们说明情况，而且立刻付诸行动。来的人可真不少，因为大多数大使至少都带了一位助手。珀金斯首先向大家宣读了声明，读了两遍，以便大家都能记录下他们关心的部分。然后，他就把发言时间让给了我。　　我之前并没有考虑该跟大使们说些什么，手中也没有现成的说明，不得不即兴发挥，主要按照下面的思路进行了阐述。首先，我分析了苏联的动机，强调朝鲜的行动与日本和平条约问题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我也指出，朝鲜之所以选择此时行动，可能是他们认为其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已经达到了胜券在握的程度。接下来我又说，我们把军队派到半岛去，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是因为根据分析的结果，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我分析了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及这些后果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和欧洲的关系。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将世界格局恢复原状，丝毫没有称霸朝鲜半岛的意图。　　我说，如果苏联出动军事力量与我们对抗，那么形势就完全变了。无论从国际角度还是从我们内部决策的角度来看，都需要纵观整个局势再做定夺。我解释了我们的行动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间的关系，说明我们过去一直在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本着安理会的精神采取行动，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的地位使我们对日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而且除了中国和苏联之外，我们是唯一在邻近地区有武装部署的联合国成员国。因此，可以想象，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我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与其他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着手的事情有风险；然而我们都相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风险会更大。　　后来他们又问了很多问题，会议才告结束。给我的感觉是会议的效果相当不错，总的来说，大使们都很赞同我们的行动，也赞同我提供给他们的建议。　　下午晚些时候，新闻处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说他听闻我举行了一次成功的说明会，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使节们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他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一个非公开的情报通告会，听众是一群经过筛选的记者。我回答说如果能得到批准我很乐意，但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自己去请示。当天晚些时候我收到回话，说国务卿不赞成这么做。国务卿打电话请示过总统，总统不同意。事情无果而终，但我不禁感觉到，不向媒体详尽阐明我方采取此种行动的背景是一个错误。　　● 6月28日　　早晨在国务卿主持的例会上，韦伯先生首先说昨天晚上与总统以及五角大楼的官员讨论了我的意见，即我们遭遇苏联军队的可能性。他感觉五角大楼和白宫都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命令清晰明了，不管怎么样他都应该遵照执行。我说就我在国务卿办公室里参加过的讨论来说，从来没有一次比这一回更让我紧张，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自始至终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防止因意外而陷入困境。随后腊斯克说上午晚些时候会再安排一次会议，国防部的一些官员也会参加，届时再详细讨论。　　我们会见了国防部的官员，包括两名陆军部部长助理和另外两三名官员。我再次以这个话题开场，强调我关心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部成员，以及战机上的空军和舰船上的海军在内，都意识到如果他们遇到苏联军队，形势将出现新的变化，需要新的应对措施，因此他们应该保护好自己，快速完成任务，想尽办法全身而退，然后向政府报告发生的一切，直到我们的政府把握时机恢复局面，而不应该无谓地激化与苏军的冲突。我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区分这两种做法的差别，继续执行我们目前的基本政策，而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那我们就会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或者给了他们决定是否要发动新一轮世界大战的机会。我说过，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没有权利放弃的决定。如果是这样，我们要遭受比损失朝鲜或者损害美国利益更为严重的后果，就算要被拖入这样的冲突之中，那也必须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　　会议的结果是我们草拟了一份简要声明，列明了当前形势下的主要问题，国防部的官员将把声明带回五角大楼供其参考。　　吃完午饭，我立即动身前往白宫参加总统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同样也讨论了冲突扩大的可能性。约翰逊部长说，他们不反对根据这一思路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但他们想连同其他命令一道发布，不想单独将一条命令发给他。他们还承诺会尽快办理此事，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　　范登堡将军[47]列举了目前的天气以及其他因素给空军造成的困难，他表示如果能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局面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回到国务院后，我们再次与国务卿艾奇逊先生会谈。在会谈的过程中，我谈到可以考虑调整我们在三八线问题上的立场，以达到以下效果：继续申明我们的目的不是收复三八线以北的任何土地，我们也不会限制我军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的活动，不过为了保证推动我军任务顺利达成，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的任何地区展开行动。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实际上很明显，其他人从一开始就与我看法一致，我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我认为，我这样做对国务院在关键时刻树立威信是极为有利的……　　星期三中午，埃夫里尔·哈里曼和奇普·波伦从巴黎回来了，奇普随即开始工作，与我并肩战斗，帮助我解决眼前的诸多问题。　　● 6月29日　　早晨一上班，我就组成了两支情报分析队伍：一组分析苏联政府的意图和态度，另一组分析北京政府。　　情报处送来的电报副本，是莫斯科回复苏联政府的报告，从中嗅不到一丝挑衅的味道。电报内容似乎是接收命令，要莫斯科正式和这件事情完全撇清关系。同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发表了一份声明，显示中国共产党最近公开宣战反对我们（共产党从来不宣战），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反抗我们。在我看来，这份声明一定会让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受到重创，或许这会是中国共产党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再结合莫斯科的回复，可以看出苏联政府的意图非常明确：也就是说，苏联对本次事件完全置之不理，放任自流，任凭我们最大限度地介入与其旧部朝鲜和中国的混战当中……　　这一天从朝鲜半岛传过来的消息都让人沮丧不已，韩国军队迅速溃败，把残局留给了我们。稍微能让人高兴的只有两件事。清早，我无意间听到收音机播报的消息，在一则有关朝鲜的新闻之后，传来一个黑人女歌手的声音：孩子们，把盟军的钱省下来吧；韩国会重振雄风。　　早晨，大家一起去国务院旧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楼时我在电梯里碰见马修斯，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没有从旧楼搬走的话，也许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让我惊奇的是黑人电梯管理员转过身来，用无比坚定和热情的语气说道：“您说得完全正确，先生。”　　● 6月30日　　我刚到办公室，就被叫到马修斯的办公室开会。国务卿去白宫了，他想让我们在他回来之前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并给出建议。问题如下：蒋介石调动三万人的部队支援韩国，我们应该作何答复？根据情报分析组提供的建议，我们的观点是，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可能出于以下三种动机：（1）他希望借机进入美国和世界的视野，显示自己羽翼业已丰满，可以结为战斗联盟，趁机挽回在海外的声望；（2）希望将国民党军队推向朝鲜战场，一旦冲突升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击败朝鲜和苏联军队，他的军队将有机会打进满洲；（3）借机肃清岛上的部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对这些人的忠诚缺乏信任……　　我们知道，我军并不希望蒋介石的部队介入；这些人不携带任何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空手而来，一旦遇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或者他国部队，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实在是无法让人放心。　　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应对周恩来昨天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实际上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放到了美国的对立面。我说，在我看来莫斯科的意图很明显，它是利用其在亚洲的追随者来对抗我们，这给苏联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的关系中存在弱点，而我们恰恰可以利用这些弱点。　　从朝鲜传来的消息很糟糕。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将军请求批准投入地面部队，但是，他之前就获得临时授权可以投入一个团的兵力。他也已经被告知，一旦跟总统讨论完毕，就会对他发布下一道命令。　　上午的会议还讨论了一个问题：如果联合国提议召开四方高级会议，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波伦的观点是，与苏联人讨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同他们讨论这种问题会阻碍我方果断发起行动。现在，既然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那么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那我们就应该表现出我们自始至终都准备与之会谈的姿态。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也因此决定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我和奇普一致认为，我应该找个时机向国务卿阐明我的观点：随着冲突的不断扩大，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国内动员，这样才能保障在不断扩大的远东军事对抗中，我们的大量损耗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 7月1日　　晨会的第一项工作是汇报一个冗长的情报简报，很明显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单独完成任务了，韩国军队已经彻底溃败，由于天气原因，空军还无法最大限度地实施空中打击……　　我说在我看来是莫斯科让我们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不能以现有兵力完成我们的使命，不能帮助韩国摆脱溃败的危险，那么，除了采纳局部调动兵力的方案，我们别无选择。我说过，我无法判断莫斯科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们逼迫我们做出的抉择，对此我颇感疑惑，因为我看不出苏联对迫使我们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有任何兴趣。不过，我希望强调一下，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我们都必须按计划完成在朝鲜的使命，如果这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那么除了动员更多力量，我们别无选择。如果这是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我们的指挥官被告知，日本人将停止所有抵抗，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去解决九万朝鲜人、一百辆坦克和少量空中支援，以及占领三八线以南地区，他们会觉得这是个不足一提的任务。我说，这就证明，我们能不能掌控局势，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　　会议结束后，国务卿提议埃夫里尔·哈里曼、奇普·波伦和我随他去里斯堡（Leesburg）与马歇尔将军[48]会谈。通过电话联系陆军总部，对方安排我们和将军共进午餐。于是我们马上动身，很快在一点左右达到总部。将军状态很好，我们坐在树下的草坪上讨论，话题包括一周以来发生的事件，以及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将军专心致志地听着，一言不发，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典型状态。听完后，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最中肯的意见。　　将军说，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依据国务卿提供的极其有限的信息得出的，没有考虑所有事件的详细背景，但他指出，我们应该采取适当行动，应该善始善终，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最大的担心是，为了照顾韩国的利益，我们可能要承担违背西欧民意的风险，西欧才是我们真正的战略重地。我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担心，但他仍然对国防部的态度，尤其是他们与国务院之间的关系深感困扰。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为麦克阿瑟增派兵力，现在指挥官们都犯一个通病，那就是要求的兵力总比实际需要的多，麦克阿瑟也不例外。我们应该让他以现有的力量去完成任务，只要他想就一定能够做到。在日本的部队出现损耗并非大碍，因为任何针对日本的海陆空协同打击行动都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我们如此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防御面前，更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　　马歇尔将军尤其关注空军最初以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想法。他说，这是老生常谈了。空军和海军对自己的能力都充满信心，他们的作用也确实很重要，但从最后的分析结果来看，谁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步兵”。他认为我们在组建赴韩军队的时候也犯了错误，他曾请求按照菲律宾童子军的方式来组织军队，用经验丰富的美国士官来扩充韩国军队。相反，他们决定组建一支全新的部队，从军官到士兵，从上到下。不过，他并不气馁，他感觉从很多方面看，这最终也许会是一件好事。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大家又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一致认为，将军应该找个合适的时机向总统汇报他的想法，这很重要，而且越快越好。哈里曼先生负责联系总统并提出建议，但我们都认为，由我们将马歇尔将军的观点转述给总统，对将军有失公平，对我们来说也非明智之举。　　● 7月3日　　周末还在加班的奇普告诉我开过会了，讨论的议题是请求空军派遣大批B-29轰炸机飞赴朝鲜，这样做的代价是消耗我们在这一机型上的储备。他担心这一方面可能会让空军感觉受到了重视、获得了特权，另一方面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欲望，想要弥补先前阻止朝鲜军队时的不力。奇普担心，如果出现这样的意图，一旦把飞机派到战场上去，空军在轰炸行动中会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轰炸区域，最后可能会造成更多出乎我们意料的复杂结果。他非常沮丧，我觉得他的担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星期天的大会之前，我阐明这一观点时，埃夫里尔·哈里曼就曾经说过，这让他想起二战期间跟顾问在莫斯科讨论这种问题，情形跟现在一样，他总得花费心思去批驳那些胆怯的声音。奇普之所以这么担忧，是因为他认为此时最重要的是大家开诚布公，自由地阐明对这种问题的真实想法，而不应该把这些表达当作冒犯之语。　　尤其令他感到不公平的是，这种攻击就来自埃夫里尔，后者首先就提到了二战期间的事情；实际上近期的战争与二战截然相反，以往通常都是我和奇普来跟埃夫里尔争论，要实施强硬的对苏政策。他也担心这预示着另一种危险关系的开始，即国务院与海陆空三军之间又成了类似于二战期间的那种关系——国务院在政策决断上没有发言权，加之担心被冠以妨碍战争的罪名，因此在发表意见时前怕狼后怕虎。　　● 7月9日　　奇普跟我说苏联正在接近英国，商讨如何调停朝鲜半岛的局势，他非常担心英国人会把事情搞糟。奇普指出，斯大林瞧不起弱小民族，他一定料到美国的介入会使朝鲜军队的命运发生逆转，因此他会择机表明立场，以免朝鲜共产党被逼退得太惨，我非常赞同奇普的观点。　　● 7月12日　　我说过，我认为最危险的观点就是，主观臆断莫斯科将要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当前持有的态度没有关系……夜里跟奇普·波伦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我们在政府内部就未来发展态势争取一致时遇到的困难。总体而言，华盛顿高层对于要承担的责任过于敏感和担忧，以至于不可能同意任何有风险的做法，很明显也不可能有人像奇普和我这样通过主观经验和直觉对苏联的行为动机做出分析。　　坦率地说，政府已经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愿意承认敌人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由于对心理活动的分析都太不可靠、太易变化、太过微妙，人们会担心自己为制定决策提供了错误的情报分析，一想到要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感到难以忍受，毕竟这种决策可能会引起战争，也可能缔造和平。在这样的时代，不去分析对手的心理可能发生的变化，不去评估他们的弱点，反而更利于明哲保身。他们一方面质疑对方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对方所有的动机都带有侵略性，这两个想法明明自相矛盾，但似乎更能让人感到安全和轻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想知道——我相信奇普也跟我一样想知道，是不是政府现在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了，我们默默无闻地努力，对无法估量的动态局势做出理性分析，对可能的优势做出评估。在这个被麦卡锡主义扭曲得有些嗜虐而又幼稚的民主社会里，只有粗鲁死板的理念才行得通。　　● 7月14日　　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逐渐相信了，有必要接受情报组的分析结果。他们说，至少德国、低地国家[49]还有法国不可能是真心抵抗苏联的入侵。我想这代表了一种过于肤浅的观点，其他国家极有可能夸大了苏联的军事实力。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不过我也意识到，除了依据这些观点进行决策，我们的政府别无选择。　　但如果将情报机构的分析作为决策的基础，那我们把这些武器装备投放到西欧还有什么意义？很明显西欧最主要、最致命的缺陷是西德军事力量渐趋衰弱。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弥补这种缺陷，那么把这些装备运到军事力量薄弱的西欧又有什么好处？为了重整西欧人的士气，也作为美国展开西欧援助的象征，我一直都赞成对西欧进行军事援助。但是，没有限度的过分援助另当别论。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如果苏联首先在德国取得突破，那么法国就可能背信弃义，最终苏联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将我们这些昂贵的援助装备收归囊中。可能这种想法太悲观，我也希望我是杞人忧天，但这是唯一的也是最保险的做法，谁让法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如此令人担忧：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投入某个大国的怀抱，然后为自己的处境责备这个、怨恨那个，唯独不从自身找原因。　　● 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