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5日，里加至维尔纳（Vilna）的列车上我挚爱的可怜的道加瓦河啊，你从苏联流出，在这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穿过沉闷乏味的拉脱维亚乡村，你从没追问过你存在的秘密吗？穿越这寂寥荒凉的乡村时，你心中没有涌起丝毫的挣扎吗？你不问问自己到达终点后会面对什么样的美好事物吗？你会继续流向里加城（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你会在铁路大桥和交通繁忙的浮桥下流淌；你会轻轻拍打码头的四围、轮船、石堤和石桩；你会用你粼粼发光的背脊运送拖船和渡船；接着，你会沿着最后的几英里泥沙河道默默地流入陌生而孤独的海洋。但是，当你注入大海之后你会怎么样？我无法告诉你。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你的个性将融入一个更广大的个体当中。你从普斯科夫（Pskov）的高地上一路奔腾而来，这漫长而神秘的旅行值得吗？明媚的天空和清新的春风，这些诺言都实现了吗？你知道这个沉思静默的俄罗斯乡村关于世界问题的答案吗？我同样为你感到难过，站在你的角度，我希望你能流经大城市和港口，流进浩瀚的海洋，这样文明社会喧嚣和吵闹至少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使命和冒险精神。 ● 8月 问题：相对资本主义而言，共产主义没有掩饰其对物质的轻视，它只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行将就木。共产主义也没有伪饰会让人类变得更好，它只是让广大的民众更舒适更自由。 回答：共产主义摧毁了源自私有财产的个人主义，随之也击碎了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虚伪理想。这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进步，将人性从宗教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为真正的发展进步铺平道路。 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人们——完全遵从共产主义模式，生活在统一的公房，工作在工厂，身心备感舒畅（我们暂且这样假设），既不相信超人也不相信个人主义，头脑中完全是东方的信念，认为自己的灵魂与他人毫无关系，他们被灌输的理论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基于获得更多物质的愿望而向前发展的——比起他们的资本主义先驱来说，难道这更加体面、更人性化、更大公无私、更富于勇气吗？ 回答：那某些共产主义领导者个人的无私和勇气呢？ 问题：在这个时代，一些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和自我牺牲在有些情况下是不顾一切的纯粹拼命，狂热在每一次阶级斗争中都存在。当斗争取得胜利，当催生共产主义斗争的资本主义私有工业集团被完全消灭之后，那些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坚会怎么样呢？ 回答：你怎么能说失业的产业工人是好战的共产主义的骨干呢？共产主义的骨干是产业工人，是被雇佣或解雇的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后，无产阶级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社会。 问题：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有不是失业者的无产阶级吗？一个人一旦得到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除非狂热的独裁统治持续不断地刺激他，他的无产阶级热情会出现什么变化？这样的心理状态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到底有何区别？除了个人所得之外，他还有什么兴趣？除了薪资的提高和个人生活的改善，他还关心什么？除了建设自己的小巢之外，他还考虑什么？ 回答：当然没有什么区别。在对物质和私利的追求上，工厂的工人与五金零售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工人没有剥削他人的劳动，五金零售商很可能就剥削了。工人没有在虚幻的理想和谬误的制度下，试图掩盖物质追求的愿望，而是承认它是一个特定的方面，认定它是自然而正确的东西，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有所构建，而非忽略它，否认它。 问题：那么，你承认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鼎盛阶段，自我利益——或许它是进步的，排除了通过资本控制剥削他人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自我利益还会是个人行为的指导动机吗？ 回答：是的，但是我们觉得上面提到的两点，即自我利益可能蕴含的进步性及其对剥削的排除本身会让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一定的改善。 [凯南因私事返回美国。］ ● 8月9日，纽约市 我们乘坐出租车进城。我已经忘记了这座城市的大街有多脏，忘记了贫民区儿童穿着泳装在室外公共游泳池里嬉戏……意大利裔的男孩要么倚在出租车的备胎上，要么成群结队地在城里四处闲逛，他们是未来的公民，他们勇气十足，巨大的建筑遮蔽不了他们，他们的同胞也不能压制或者影响他们……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应对周遭环境的能力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 10月14日，赴欧洲途中[26] 又是极好的天气。折叠躺椅已经准备好，花了一整天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昨晚有几个小时躺着睡不着，我在想，一个激进的反民主的政党，一个本质上属于法西斯的政党能否在美国获得成功，不管这个政党是合法建立的还是非法建立的，也不管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合适与否。无论怎样，我都无法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愿意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生活——包括情感生活与社会交往——之上的美国人的形象。不过，年轻一代倒是有可能会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个问题。 ● 10月21日[27] 今天读完了费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验》（The Experiment of Bolshevism）。它让我思考了资产阶级的未来，却并没有思考什么共产主义世界的问题。 当一个人看到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重要特征，即人口过剩、生产过剩、知识集中化时，他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该拯救这一文化。任何希望开展拯救行动的人都不得不倡导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至少这个方法能够消除大托拉斯的竞争。其次，这个人还要支持生育控制政策。再次，这个人会要求享有完全的著作和言论自由，以及代表小出版商利益的保障措施。另外，还要考虑“每月读书俱乐部”、电台、电影院的问题，可能的方法是不干涉他们，很明显，在民主体制下国家不能直接生硬地干涉此类问题。 不过，我认为产生在智力水平上有所区分的文化产品，这种希望并不大，我也不会要求太多。这只是意味着不该让《星期六晚报》一枝独秀，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更平庸的报纸，因为据我观察，从目前新闻报业的发展来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 [日期不详，可能是11月—12月］ 有没有人不考虑政治内涵而只从经济学意义上接受社会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任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运转陷入一个自行崩溃的混乱阶段，几百年来累积的文化成随之土崩瓦解，向勃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屈服，就好像荒弃的热带植物向丛林植被屈服一样；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来，精英阶层可以借此将经济生活置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而不必把政治权利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如果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毅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西欧文明就已经死掉了，消失了，没有希望了…… 真有人相信当今英格兰、瑞典、中国或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吸引力和必然性与沙皇俄国时代的不差分毫吗？共产主义的信条具有完全的国际化的特性，仅仅把它视作一个精神因素，一个有关阶级意识的不可靠因素，而忽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所有差异，忽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这很显然是荒谬的。 1931年 1月，凯南将满二十七岁，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应该成为一个波西米亚人，努力去思考。作为一名外交官员，一方面，我只能在婚姻和愚蠢之间选择；另一方面，是在婚姻与精神疲惫、枯燥无聊、虚度时光之间选择，我选择了前者，我会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28]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与二十岁的挪威女孩安娜莉丝·索伦森相遇相爱。两人在1931年9月11日举行婚礼，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七十三年。 ● 3月8日，瑞士冬季度假胜地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的雪橇出租车，还有开车的司机，他们看起来更像外地人而非本地人。他们的脸庞晒得黝黑，整日里用一种几乎难以辨别的德语交谈；主街上熙熙攘攘，交通混乱得令人吃惊，从早到晚一直如此；不戴帽子、闲庭信步的行人；戴着墨镜、拄着雪杖、面色严峻、意志坚定的滑雪者，他们估评估滑行风险的方法很独特，雪橇压过满是积雪的地面会发出干涩的沙沙声，这就是他们判断危险的不二法门；酒店的服务生用小雪橇运送客人的行李箱和旅行包；结实的黄色邮车车轮上缠着防滑链，后面拖着游客的雪橇；牵引机拖拉装雪的翻斗车；当地人的小雪橇由一对对警犬拉着，它们很兴奋，用力拖拽着雪橇。雪橇上的铃铛声，公共汽车的鸣笛声，雪橇在积雪地面前进发出的摩擦声，还有远处滑雪场喇叭里传来的嘈杂音乐声…… 一起游玩的，是来自四五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各色各样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位迷人的青年，他长着灰色的卷发，黝黑的脸庞，还有单薄而不讨人喜欢的嘴唇。缺少丈夫陪伴的英国少妇，她们看起来面容冷漠，却极力表现出快乐的样子，结果只是徒劳。一个身材魁梧、前额稍窄的美国大学生直言不讳：“我宁愿笨嘴拙舌也要体魄强健，反过来我可不干。”还有一个法国家庭，一对荷兰夫妇，他们的教养和姿态显得与众不同。 晚上在赌场的俱乐部跳舞，轮盘赌桌多得数不清，有时人们会坐在那里赌上十个法郎碰碰运气。来瑞士疗养的欧洲人是舞池中的常客，戴着垫肩、喷着闪亮发胶的专业舞者也会来这里娱乐，他们常偷偷瞟着年轻的英国女人。长夜漫漫，当你觉得自己的青春在悄悄流逝，无论是好是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样平淡无奇地悄悄逝去时，夜晚会显得格外漫长。“你来这儿很久了吗？有没有到处去转转？喜欢玩桥牌吗？” 舞池里充斥着音乐声，黑人吹奏短号，曲调格外动人，音符在那些中规中矩的欧洲演奏者中间舞动着，回旋着。 “我满含泪水，跳着舞步……” （哦，哦，你去想一想，你满含泪水，跳着舞步，是不是？亲爱的，你知道，你太严肃了。） “不，我还没机会四处瞧瞧，你看，我来这儿是滑冰的。” （我的好朋友，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么年轻的人，怎么眼眸里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很有男子气概吗？） “因为我怀里的女孩不是你。” “是的，我能想象……但如果你能理解，那就太好了。” （无论如何，现在别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年轻人会哭出来，会哭出来，我提醒你，别像个招人讨厌的小孩那样哭泣，就因为你不得不与自己不感兴趣的女人跳舞。） “不，我很久都没玩桥牌了，一直都没时间。” （由于这样的原因，一个年轻男子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不觉得有些异样和尴尬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表现缺乏女人眼中男人该有的力量和自信，这一点你不明白吗？你根本不需要作为恋爱对象的女人，你需要的是慈母一样的女人，靠在她的肩头，擦干你的泪水，赞美你那脆弱的小自我，照料你那身体的小需求。胡思乱想的年轻人，你这样做真是糟糕至极，你最好马上改正，如果你不想让那姑娘难过，不想让你那横飞的泪水毁掉她的妆容，最好不要和那无人欣赏的可怜姑娘跳舞，你最好离开舞池走到外面，告诉自己，母亲身在远方，没有人能理解你，别人是否理解对你并没有多少意义。你不妨改变一下，试着去理解别人吧。） ● 5月30日，柏林 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瓦洛佳[29]那样的人，向往狂热，头脑中总会蹦出以前从不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说过，我无法接受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天性懦弱，恃才傲物。 共产主义者认为西欧文明之船正在下沉，他们就像逃避灾难的老鼠那样抛弃了这艘大船，而不是留下来拯救它，让它漂浮在水面上。弃船时，他们抓住了经济调节的理论，这种理论尽管有些过时但也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个理论纵身跨越深渊，那是人类几百年来一直努力想跨越的深渊——那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他们自认为能力和智慧远远超过祖辈。他们嘲笑几个世纪以来让人困扰和烦恼的一切事情，认为祖辈们和当代多数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傻瓜。我说过，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这种亵渎文化和知识的粗鲁态度震撼了我，这是对人类世界以往一切斗争、苦痛和牺牲的莫大亵渎。我认为有一天共产主义者必将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罚，正像一切无知、狂妄和自大都要受到惩罚一样。 我想努力陈说清楚，上述情况只适用于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方面。作为一种只在苏联才出现的现象，它可能有着不同的蕴意；对苏联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种建设的必然发展模式。但是对我们西方来说，它只能被看作落日余晖，意味着衰退。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搞清它为什么会改变我们。我们袖手旁观停止斗争，就因为情况对我们不利？当比赛分数对自己球队不利时，足球运动员就要离开球场吗？真正的战士面对战争来袭时，应该焦灼地盘算自己到底该不该参战吗？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个人行为要合乎礼仪准则，希望这些准则能够对人类的自我完善发挥效用。这些准则与经济学无关，我们拥有这些准则不光是因为我们是资本家，还因为我们是人文主义者。单纯的经济体制变化不会把它们从我们身上带走。这有赖于我们来保存和捍卫保卫它们，不要因为它们岌岌可危就放弃掉。 伦理学家凯南登场。 ● [日期不详］ 笔记：俄罗斯人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能妥协。战争爆发之前，愿意妥协（ma komupouuce）的主张足以导致政治生涯的终结。对于（苏联）共产主义者来说，妥协一词同样是矛盾的；他们承认“暂时退让”，但是从来不承认妥协，这跟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理论恰好相反。后者将妥协视为政治进步的精髓。 ● [日期不详］ 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相当幼稚的国家里才配得上心理学家的美誉。 他创作的所有人物形象中，没有一个是合乎情理的正常人。没有一个是血肉丰满的，没有一个能和读者产生共鸣，建立联系。书里全都是高尚的英雄和卑鄙的坏蛋，这两种人物相互对立，上演了一场场疯狂可怕的斗争。书中也有些卑劣的人物，但是整体上缺乏具有理性、温和可敬、懂得工作和人情世故、健康、幽默、自律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文化人，他只了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波西米亚人的生活：非常态的、扭曲的、狂热的生活，泥土、灰暗和凌乱是其主要元素。他对外国充满仇恨，缺乏了解。那么他渴望回归哪里？当然不是俄罗斯乡村，他从来没注意过那里，也从不关心。当然，也不是俄罗斯人民大众，他和人民很少有联系。他回归的是俄罗斯城市的波西米亚精神、道德和肉体的紊乱和不当，那是他渴望和热爱的。这里没有纪律，没有行为风度，没有规律生活，没有整洁有序，没有诚实，没有节制，没有限制。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轻松自在。 ● [日期不详］ 问题：共产主义教育强调辩证法，忽视科学的独立思考精神，大量预先设定的结论和为数不多的建设性精神训练，这难道没有毁掉一代人吗？现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做些什么？归根结底，他们对俄罗斯的贡献是否弊大于利？最终他们会不会破坏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回归到最后一个人文主义者契诃夫所在的原点上？[30]回到奋发图强、认真负责、谦虚努力上来？共产主义者已经实践了契诃夫的一部分理想。通过压榨大众而非个人，他们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他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们丧失了对个体的尊敬和同情，毕竟，那些个体的命运就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最终结果。其次，他们摒弃了谦虚，变成了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自大狂。正因如此，他们失去了所有能让俄罗斯获得真正援手的机会。 ● 5月14日 在共产主义者心中，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两个概念大相径庭。比如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根据个人创造力分配。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金钱不会存在，甚至连国家本身也是多余的。 共产主义的上述特征，在当今的苏联一样也没看到。工资分配不均，金钱依然存在，所有试图贬低金钱重要性的努力都被定为异端邪说。国家显然存在，根据莫洛托夫[31]的说法，国家会在以后的若干年中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现今如此运行的苏联与共产主义观念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吗？苏联领导人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势下，国家经济会以最先进的形式存在，但代表的不是大众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某个特定群体即金融寡头的利益，国家经济由他们集中掌握和垄断管理，大众饱受其苦。在苏联，国家经济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无产阶级控制和管理。 现在可以说，在苏联，国家也在利用经济权力来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可以认为在共产党统治群体内部，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本身的热爱和追逐代替了对财富的渴望，而财富刺激了或者说被认为刺激了资产阶级金融家。但是为了辩论方便，我们判定共产主义领导者追逐私利的行为无罪，并假设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在控制苏联的经济生活。 但是这样的经济生活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吗？绝对不是，这比资本主义国家强不了多少。俄罗斯人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恰恰就是明证。 当前苏联的经济生活是代表一个信条的利益在运行，这就是宣扬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信条，是宣扬阶级斗争在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信条。这个信条让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令红军的存在变得不可或缺，令五年计划中整个军工产业的发展变得很有必要，间接地使得人民大众不断地做出物质牺牲，从身心道德方面毁灭了一代人。 ● 6月26日 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任何目标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个人能力的界限在哪里？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人需要的界限在哪里？没有，人的欲望没有止境。 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没有意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就算能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的那么重要。 如果共产主义对人类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除了满足物质需求之外，还要满足精神需求。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没表现出这一点，它甚至连这种打算都没有。性、儿童、家庭、艺术表达，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规范，用来满足过渡阶段的要求。这些规范从某些方面看是很不错的，它们在很大限度上使年轻一代摆脱了自大主义、浪漫主义、白日梦和抑郁症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它肯定降低了年轻人对这些疾病的天然抵抗力。未来会怎么样？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物质发展阶段，当前所有的能量全都集中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会成功。接下来会怎么样？工业化和经济的表现力——电冰箱、汽车、收音机——都有局限性。（以下使用俄语）人取得的成功越大，就越希望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在苏联）人们倾向于堕落，他们面对荣誉裹足不前，投机钻营寻求奖励，军人不再坚守阵地。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会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自我，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而活。 第二，物质发展阶段失败。事实证明，工业化的强劲和快速发展政策是一个经济错误。建设速度无法维持下去，农业集体化不能循环吸收大量的短期劳动力，这些没有什么理想的劳动者背井离乡，他们不希望总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成群涌入大城市，心怀不满。政府消费不断增长，海外信贷崩溃，通货膨胀超过生产占据上风，出现大灾难，然后是体制终结。 上述两种情况，我们会看到哪一种？我们将会看到，保障俄罗斯年轻一代自信和精神健康的条件消失了；防止他们自大、浪漫、白日梦和抑郁的条件消失了；我们将会看到，斗争精神消失了，直接、具体的目标消失了，已有的哲学消失了。年轻的俄罗斯人将会怎样？完全没有经过独立思考的训练，不习惯审视自己的灵魂，既不受传统和榜样的引导，也不受自己应对他人负有责任的影响，他们就像迷失在森林里的幼童一样脆弱，不定和内省的恶魔很快就会把他们干掉。苏联将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精神上最团结的国家，变成道德崩溃混乱的场所。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让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而这些，就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出的硕果。 一年半以前，我曾在柏林与一位苏联共产党官员吃午饭。我跟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之中潜伏着最大的危机，他说他明白我的意思。 ● 6月16日—18日 从柏林到伦敦，再回柏林。 下午我们沿着莱茵河谷飞行，飞行高度为两千英尺左右。 从空中俯瞰西欧的乡村已不再让我兴奋了，在高速穿越边境的途中，我会这样告诉自己：下面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省份”一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国际概念，不因国旗和人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站在我这样的位置，我不仅看到了历史传统的离奇古怪，而且看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看到了愚蠢的报纸；上映好莱坞电影的俗丽不堪的影院；闷热的餐馆和沙龙；狭窄的街道上说长道短的人们；商店小橱窗里反映出物质和创意匮乏的陈设；监狱、贫民收容所、精神病院和妇产科医院；提供插画杂志的理发店；殡葬公司；教堂；乡村火车站。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一样。如果一位智者仔细观察的话，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另一部《主街》[32]。它们的上方仿佛弥漫着有毒气体，充斥着枯燥无聊的邪恶气氛，这是琐碎羞怯的生活中一种让人窒息的枯燥无聊，期待着下一次战争无谓的杀戮来打破它的沉沉死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儿为英国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喜欢你，就会对你坦诚相待。就个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不是聪明的美国人的对手。但是，如果利用这一点的话，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总体来说，他们是相当正派体面的人，比我们拥有更健康、更睿智的本性。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迁就他们，偶尔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在美英关系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英国和他国关系上支持英国。毁掉他们，无疑就是割断我们自己的根。对一个基本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并兼具新世界观的美国来说，我们该用什么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构建一个持久的意识形态根基呢？ 1932年 对凯南来说，1932年是艰难的一年。在柏林完成俄语的学习之后，他没有被派驻苏联，因为当时华盛顿政府仍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他被派往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在这个被遗忘的国家里负责情报通信工作。凯南与妻子安娜莉丝的婚姻很美满，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约束令他感到苦恼。6月5日，女儿格蕾丝·凯南的出生将家庭的纽带绑得更紧了。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凯南就得到消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被姐夫在股市里投机输掉了。另外，国务院也降低了他的薪资待遇。 从1932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凯南难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跟安娜莉丝说清。平时工作中撰写的报告与苏联事务毫无关系，这让他感到异常压抑，但是又不敢提出辞职申请。他向姐姐坦言：“我最想写的就是短篇小说，我的生活恰恰是最不幸的一个题材。”[33]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凯南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世界的看法都变得很悲观。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他的生活似乎出现了一抹亮色。12月8日，安娜莉丝写信给身在挪威的乔治，信中说：“今天是大选日，我希望罗斯福能当选……不知道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会是什么样。”[34] ● 5月7日，里加 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反思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回顾去年的日记，也算是对自己懒惰的一个惩罚。 我记得，当时从伦敦乘坐“乔治·华盛顿”号回来，船上有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在日记上找到了这样的内容：“船上坐着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但又觉得点儿尴尬，不是因为这能给我带来什么乐趣或者好处，而是我想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找到一些东西，一些可以让我有依附的东西。毕竟，首先我是一个美国人，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让我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尊贵的先生或女士。他们的利益正是我打算要捍卫的。我不后悔那样做，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好人，大多数都心地善良、为人慷慨。他们工作勤勤恳恳，理应过上好的生活。但他们都是孩子，你不能训诫他们，不能教他们保护自己，你要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还是摘自日记的内容： “高尔夫球这种运动是为那些喜欢散步但又害怕独自思考的人准备的。” “桥牌是为那些甚至连散步都不喜欢的人准备的。” 这很奇怪：现在我要动笔了，才发现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今年可以说是愚蠢荒谬、不可思议而又让人心碎的一年。然而，在我来欧洲的这些年当中，今年比往年也坏不到哪里去。显而易见，说到生活，无论何时，只要你细心考察，都是那么愚蠢荒谬、不可思议而又让人心碎。 关于1931年6月和7月在柏林度过的日子，我的印象不深，也不想记得太多。况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日子似乎多种多样，多种多样之中却又显得千篇一律，所以现在无法回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丢失这些记忆比较可惜，它们是如此深刻，如此让人心酸。甚至悲剧也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烟消云散了。所有的挣扎回忆都是徒劳。 1931年8月上旬，我离开柏林。 通往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什切青）的路况实在糟糕。田野里，农民们正忙着收割庄稼。 8月8日是星期六。村庄中大街上挂着横幅……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乡村的上空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谁也拿不出一分钱，我们的钱都被法国人抢走了。” 在斯德丁，我驾车径直朝码头驶去。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装卸工在仓库的一角打了起来，沉重的拳头击打声和鹅卵石路上的杂乱脚步声，在船舶停靠的寂静水边回响着。 等候开船时，来跟我道别的瓦洛佳和舒拉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我想，他们用手里最后一点马克，把整个花店的花都买来了。他们把我的这次离开看得很重，凭着直觉而非理智他们就能明白，虽然不久之后我们可能再次相见，但今天的这次告别标志着我在柏林生活的终结，这是一次真正的离别。船从码头驶出，一辆出租车喇叭嘀嘀直响，朝我们开过来。一位矮胖的女士下了车，手里拿着十几个包裹，她举着伞朝船的方向示意。我们的船又折回来，当那位女士在围栏上整理包裹的时候，我和瓦洛佳又有机会再次握手，他递给我一张揉皱了的纸条，上面是他们的新地址。我们又重新出发了。一离开泊位，轮船的引擎便猛然突突响起来，推着船开始前行。我站在船尾，像个传统的德国人那样挥舞着手绢向送行的人们道别，直到码头那些舞动的白色小点最终从视野中消失为止。（哦，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有什么可以对你们说的？现在我又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可写的？这个世界的不公和混乱，不是已经在歌中被吟唱了百万次吗？世事总是不完美的，我加入自己的声音有什么用呢？） 我们沿河而下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以后了。这次旅行失去了浪漫的意味，因为三年前我第一次去波罗的海时曾经路过这里。这只能说明我有了别样的眼光，或者说我就是太疲惫了。 ● 6月13日 无聊！无聊！无聊！无聊的感觉让人痛苦，让人崩溃，让人精神扭曲，我试图寻觅某种解脱。无聊让人食不甘味，使人精力枯竭。整个世界变得虚弱而麻木。 ● 6月14日 女人就像帆船上沉重的稳向板，功能是保持船只平稳笔直地航行，但并不是推动帆船前行的动力。事实上，如果想冒险乘风疾行，有时候你不得不把它们拆掉。一个就足够了，多一个就会把你拖垮。 ● [日期不详］ 星期六下午，杂想随感。 与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是多么的衰弱。我们的先人，那些开拓者和冒险家，怎么会培养出这样胆怯小气的政府官员呢？ 与较为熟识的人相比，为什么我们反而和较为陌生的人要显得亲密得多呢？对于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我们从没想过对他们说些体己话，却总是写信给不在身边的人倾诉衷肠。我们全都是伪君子，我们通过这样的写作去博取对方的同情。如果此时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什么要求都不敢提出来。他们太容易看穿我们，他们会看到我们根本不值得同情。 ● 7月13日 从广义上说，现代文明并没有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多少有些卑下的种族，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目前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生物过程。只要我们纵容这种不健康的个体大量繁衍，并让他们的后代存活下去，那么再多的教育和训诫都无法有效地改善这种状况。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考虑过站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政治活动，我们不要期望从中获得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任何一个派别对此都束手无策，除非给现今这不成器的一代提供一种特别的教育和训练，否则他们后代的命运根本无法改变……这些政治派别对环境的影响是持久的，他们的本性不会变。 ● 8月4日 我正处在一场精神危机当中。回首前尘，我能想起很多这样的危机。但是，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危机，而是一次特别的危机。过去总是会出现新市场来吸纳经济迅猛扩张的洪流，继而在不可控制的冲击下轰然崩塌。所以，一直以来人们不断有新的幻想、新的希望来吸纳能量和注意力，结果导致对前进动力和方向的错误判断。现在一切都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处于艰难境地，而我则在精神上走投无路。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将我视作异类，称我为孤独的智者。不管这是赞美还是指责，事实就是如此：我的思考过程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理解。 ● 12月17日 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它的影响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大批人口回归土地，不是种植经济作物的产业农民，而是类似于欧洲那样半独立的农民——这听起来或许让人难以接受——以那样的名义复苏经济…… 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民主，但是过于软弱的民主无法将人们送回土地，也无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遗憾的是，实行经济独裁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激进主义的浅滩上搁浅。我相信独裁的力量，但不是无产阶级的那种独裁。无产阶级就应该像一个家教良好的孩子，乖乖待在那里不要吵闹。无产阶级应该有像样的吃穿和福利，但是不要戴上道德光环，最重要的就是不该允许他们做出任何跟政府作对的行为。 1933年 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局限让凯南备感压抑，1933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里加反思。去年国务院拒绝了他访问苏联的请求，他感到很失望，他如此迷恋俄罗斯，却永远无法与之再续前缘。得知父亲认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后，凯南就催促父亲给赫尔写信，让他称赞自己为“俄罗斯问题专家”。[35] 不过，真正的重大时刻在12月来临，当时凯南正在华盛顿休假，他与新任大使威廉·布里特攀谈。布里特被这位年轻人丰富的学识所打动，推荐凯南帮助筹建新使馆。几天之后，他们动身前往莫斯科。 [接下来的记录，很显然是凯南以第三人称口吻写的自我反思。］● 1月，里加总体上说，政府成为阴谋集团这一悲哀的事实，很大限度上是民主导致的恶果。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民主，跟以往通过暴力手段获得财物没什么两样。 作为公众人物，大政治家的优点是能够暂时忽略自己的生活和私人财产，让自己的微小利益屈从于他所从事的事业。 而小人物，比如诚实的自耕农，可以将家庭视为自己的城堡，享受个人生活的尊严。 但是，小官员这两点都做不到，他牺牲了个人生活，却难以取得让公众认可的成就。 婚姻的技巧，从本质上来看不过是一种装糊涂的艺术。 只有对婚姻充满绝望或者厌恶之情的人，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女人被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看待时，她们会受宠若惊，欢欣无比，但她们会忍不住利用这一点。 凯南家族对什么是爱一无所知，他们只重视友谊。在他们那里，所谓爱的体现是，当朋友有难时，要坚定地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而不是去关注那些身体健康、财源广进的人，他们认为后者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自己。毕竟，在兵戎相见的时刻，友情比爱情更有用。从精神意义上来说，凯南家族很少为别人承担责任（当然，这条只适用于家族中的男性成员），他们认为那份责任该留给上帝。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明确或切实的理由，就表现得郁郁寡欢，他们就会认为这种抑郁的情绪是由于肝火虚旺，或者做了什么有愧于心的事情，然后就建议此人服用蓖麻油，同时去教堂忏悔。 他觉得自己本该成为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天才学者。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在任何领域都会有所建树，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他挚爱的小说写作领域。 可是，就算他才高八斗，又会有什么不同？生活中怀才不遇之人还少吗？在战场上殒命的成百上千万人中有多少天才呢？算了，算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天才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为了充实人类。大自然是丰饶多产的。 对于同时代的人，他的看法极为悲观。他相信这个种族的衰退是毋庸置疑的事。在他看来，种族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正派、聪明、勇敢的人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相对来说，这些人无权无势，饱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生活在注定失败、缺乏效率、即将被淘汰的意识中。总体来说，他们的处境就像移居到西欧城市的俄罗斯人一样。 多年来，他一直拒绝认真研究俄罗斯移民问题，他认为研究此类问题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忘的族群，他们的缺陷众所周知。因此，他把注意力都放在社会的未来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身上。但是，一旦认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的注意力就逐渐转移，研究方向转到了移民问题上，因为在这些移民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他怀着急迫的心情仔细地审视他们，想搞清这些人是否拥有一种能够自我纾解的人生哲学，这些人的困境是不是一种无法减轻的痛苦和悲剧。 首先，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不满，他在现实中被迫接受所谓纯粹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让他深感恐惧。很明显，在他看来这种中产阶级生活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他们一生都在为一件事情做长期而精心的准备，即最后能拥有一套华丽的棺木，由城中最好的殡仪员主持体面的葬礼。难怪革命者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有产阶级：准备好迎接死亡，正是中产阶级好市民人生哲学的精华所在。 婚姻已然无法改变，经过两年的困惑，他开始面对现实，最终彻底屈服。他还能做什么？他已经承担起与自己的工作、理想、生活有着直接冲突的家庭责任。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事情就是这样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自己已经步入婚姻的事实，并且善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要试图去冲破婚姻和家庭的羁绊。最好的缓解方法是重温一下记忆中的美好生活，不妨透过婚姻的栏杆看看外面的生活，即使你无法参与这种生活。个人的尊严和心灵的追求与应当肩负的责任无法和谐统一，岁月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让他逐渐放弃抗争。 于是，他成了一个模范丈夫，不论从肉体还是精神层面来说，他对妻子都非常忠诚。他认为所谓忠诚，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荒谬和不健康的理想。但是，如果要严肃认真地看待自己的私生活，那么你就没有选择，只能像做其他事情一样，在性生活方面保持谨慎和纯洁。滥交算不上什么罪过，只是有些草率，没有规矩，最终的结局通常都是混乱、无序和迷茫的。如果一夫一妻制不健康，那么肉体方面的些许不适就是为个人尊严而付出的代价，为个人生活的纯洁和确定性所付出的代价。 在向婚姻屈服了一年之后我又看到了他，他抱怨了几句。放弃希望，这本身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去感受自己是怎样慢慢地变得愚蠢，怎样逐渐失去正确看待自己的能力，失去了对悲剧的感知力，必须承认这真的很难，让人感觉生活失去了最终的意义。 如果不是妻子一直那么依赖他，他很可能在这个阶段就要自杀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为家庭牺牲了太多，也基本没考虑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生命也就没那么难了。 很早以前，他就已经丢掉了与爱国主义有关的一切。“为什么？”他以前常常这样问自己，“我应该爱我的祖国吗？它一次又一次欺骗我，什么也没教会我，我出生的祖国完全漠视我的存在，我为什么不能对它采取漠视的态度？” “毕竟，‘美国’是一个太宽泛、太令人困惑的概念，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忠诚都无法保证。我与南方的普通人，纽约的犹太人，或者其他上百种类型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美国几乎不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国际实体概念了。世界各地的人口犹如洪流一般涌入这片辽阔的大地，湮灭了先辈的遗产。这泛滥的人口洪流在蒙昧无知、卑鄙贪婪中恣意地扩张，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社会，秉承的理念是别人的痛苦与己无关，这样的社会无法管理公共事务，只会愚蠢地等待灾难的降临。” 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依然意志消沉。但是当你询问他失望的原因时，他却无法陈说清楚。他所担心的已然过去，这一点他都已经忘了。或许他的心力和精神已无法回想起当初带走他全部希望的那个微妙的过程了。 但是，这种记忆的丧失并不重要。因为就像人们所表现出的很多其他本性一样，人们对一些事物有所希望和失望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任何直接刺激的结果。 “德国觉醒！”[36]报纸上疾呼。 他说德国是否觉醒他并不关心，对他来说，清醒跟沉睡一样让人不快。就像很多人一样，睡着时惹人怜悯，只是让人稍嫌反感，醒来时则胡吹乱侃吵吵闹闹，只有上帝才知道哪种情况更可取。 无论如何，他都认为纳粹革命不会是真正的觉醒，他确信，那只会是一场噩梦。 ● 2月26日 晚上去看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有声电影，见识到有声电影对优秀默片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一些精彩的喜剧默片里，表演者的沉默恰恰是无声电影的魅力之一。而这次看到的有声电影是一部杂乱无章的黑帮片，里面充斥着令人作呕的道德说教，情节的粗制滥造和演员的矫揉造作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只有不时闪现的几个旧无声电影的精彩片段让人稍感平复。 ● 6月22日 我厌倦了自己，厌倦了周围所有人。多么可怕。接受过精英教育的聪明人一点点地消磨着时光，因无所事事而开始堕落，此前的积累和准备都白费了。当然，他们也为人服务，尤其是为英国人，不过其表现完全不符合他们所受教育的预期。好吧，好吧，换一个思路。我曾经以为自己的精力每况愈下是因为索求太多，是因为担心虚度时光，但事实很明显，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此刻我无欲无求，虚度了一年而毫无悔意。再过几年这样的日子，我就会成为一个腼腆、年老、干瘪的公务员。然而，我没法放松，没法调整好，我只能用一家之主的压力来代替脑力劳动的压力，成功概率有多大？ ● 7月2日 假设我是为了家庭迷失了自我，那么至少家庭生活应该是有尊严的、平静而美丽的。但是，这一切需要金钱，我怎么挣到更多的收入呢？[37] 我写不下去了，感觉想象力匮乏至极，我只能描述自己所见，在目前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这样吗？他们能批准我彻底离职吗？ ● 7月21日 给儿子的建议。 无论何时，如果你被一位女性的魅力打动，进而想侵犯她的贞洁时，你都要记住，如果你这样做了，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不管将来什么时候你们相遇，你得到的只有憎恨和责难。不管一个女人的贞洁是多么微乎其微，她都会视之为无价之宝，有理由相信，她总觉得自己所做的牺牲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女人从来不会原谅那些逼迫她臣服的人。 永远不要制定私下交往的计划，那只能是白日做梦。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付诸行动。不羞赧、不自满，这二者都不是重点，重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只有注意力集中才能克服布设在敏感天性前的小陷阱。 ● [日期不详］ 在欧洲生活了六年半之后回到美国，他发现美国人说话的口气像英国人一样做作。所有人，包括那些年轻美貌的姑娘，真的有必要显得那么强硬、那么可畏、那么无情吗？英国人有必要在谈吐中加入一种暗示，就为了显示自己的生活更神秘、更充实吗？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说话方式只是为了避免卑下之人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还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可笑之处表达一种含蓄的调侃呢？是什么样的潜在危险威胁着这些善良的美国公民，以至于他们要用深深的敌意、粗暴无理和不祥的预感来武装自己？是因为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充斥着恶意的嘲弄——这种嘲弄往往像闪电一样令人措手不及——才使得美国人要这样武装自己吗？是美国人夸大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怯懦吗？ 尽管智力非凡，潜力无限，但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优秀公务员，工资几乎入不敷出。即使就你的职业来说，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两年来，你完全是在原地踏步，所学的知识非常有限，健康状况亦不如从前，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话，那就是精神力量。你的身体状况很糟糕，神经衰弱比较严重，你的工作能力每况愈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家庭保障也岌岌可危。 不错，有些情况的出现情有可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形势，它们不是问题的主要诱因。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关于他痛苦的“主要诱因”，确切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有证据表明，这指的可能是凯南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他必须在作为丈夫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与他所渴望的性自由之间做出抉择。凯南认为他的创造力和活力有赖于这种自由。］（但是这种变化几乎将我毁掉，我必须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越雷池一步，我真是无言以对，备感单调和乏味。） 婚姻破裂的后果是严重的，覆水难收。 ● 8月17日 结婚头两年，我心甘情愿任由自己受婚姻和家庭的羁绊。第三年，派驻苏联的任命让我兴奋异常，不过现在婚姻生活和派驻苏联都不值得高兴了，因为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我失去了自尊。 每当我要努力思考的时候，都会陷入一种心情忧郁、思维停滞的状态，表现就是精神备感空虚和萎靡，这种空虚和萎靡又会反过来使我更加忧郁和迟钝。 我放弃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去思考的话，自己会被撕成碎片。现在，如果能重拾自尊的话，我宁愿被撕成碎片。 ● 8月20日 我不再为神秘的事物而神魂颠倒了，挣扎了整个春天，我已经心力交瘁。做一个外交官已然够辛苦，当一个已婚的外交官就更加辛苦了。苏联对我来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认识到这个铁一样的事实后我深受打击，我开始变得冷漠，就像明白自己无法拥有某样东西时的那种冷漠。 ● 10月31日 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不用担心，精神失常是你意识不到的，如果你感觉自己已经疯了，那么你就还没有疯掉。 如果你觉得伟大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不要忘了，它天性爱捉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堪称伟大，那说明你还不够格。我们不算文明人，我们只是用着痰盂、穿着衬衫、逛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一代人。我们依然是一群农民，我们的祖辈是否有教养还说不清楚。 ● 12月20日——回忆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列火车载着第一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及其随员在薄暮中穿过波兰与苏联边界，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布里特探险队的元老”。在波苏边界，茂密的森林分布在铁轨两侧，整片森林被冰雪覆盖，寂静无声，令人生畏。林间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木制岗亭，周围环绕着带刺的铁丝网，岗亭里有一名波兰士兵模糊的身影，他背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身穿厚厚的大衣抵御寒风的侵袭。在距离边境不远的地方，火车在一个小村庄附近减慢了速度，身着紧身大衣的边防军和头戴蓝帽子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38]军人登上了火车。几分钟之后，车窗外亮起了灯，伴有嘈杂的人声，火车驶进了涅戈里勒（Negoreloe）车站。人们将车厢围得水泄不通，一位衣着整洁、相貌英俊的小个子挤过人群来到大使乘坐的包间，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致辞。他是明斯克外事办公室的，偶尔会被派到边界地区来。 他们在车站的餐厅举行了欢迎宴会，我们与前来迎接的苏联记者和美国记者同坐（部分美国记者有女眷陪同）。从餐车里出来的矮胖光头服务生四处忙碌，为我们没吃什么东西而感到苦恼。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之后参加的俄式宴会上，还会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宽大的俄式卧铺列车正在轨道上静候，上面挂着醒目的标牌：“斯托尔布齐—符拉迪沃斯托克（Stolpce-Vladivostok）。”火车檐壁上的积雪闪闪发亮，隔着满是冻霜的双层玻璃车窗，依稀可见木柴燃烧的烟雾从烟囱里冒出来，过道上方车厢顶部的单排照明灯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西欧列车的卧铺车厢是由钢铁和玻璃制成的狭小隔间，而俄国的卧铺车厢主要是木质结构，宽阔敞亮。它们就像是带轮的木船，为那些踏上漫长旅程的人而设计，这趟长途陆地旅行所花费的时间比乘船跨越大西洋的时间长得多。虽然年代有些久远（这种“国际”卧铺列车的年代似乎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但是卧铺车相当温暖舒适。 离开涅戈里勒已经是俄罗斯时间晚上八点了。大使整晚都坐在餐车里，以他独特的方式招待来访的记者。 我和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驻莫斯科的代表共住一个隔间。他身着内衣，舒展四肢躺在床铺上，睡得很香。回想起来，我并不能抱怨他什么，因为接着他就像日后大多数与外国人有来往的苏维埃公民一样，要么用被子完全蒙住头部，要么把头埋在一个并不那么舒服的枕头上。 至于我自己，我几乎彻夜未眠，看着窗外寂静的白俄罗斯和西部州（Western Oblast）被寒冬笼罩。对我来说，与苏联的第一次接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花了五年时间精心准备，我认识一些在俄罗斯本土以外出生和长大的人，我掌握的俄语词汇比他们所有人都丰富，我一个人代替了两三位经过专门训练、原计划派驻苏联公干的同事。我对俄国的文学和历史了如指掌，可以说与旧学校里受过普通教育的俄国人旗鼓相当，比苏维埃政权教育出的“产品”更是强得多。最后，我花了两年时间编撰和分析苏联的经济数据，这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而且我还有个习惯，一直在收集安东·契诃夫的传记资料。这些工作的益处在于，我对俄罗斯的一切都饶有兴致，充满好奇，第一次跟苏维埃世界的真实接触让我既紧张又兴奋。 [1] 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 Jr.， 1872－1933），1920年当选为第29任美国副总统。1923年总统沃伦·哈定在任内病逝，柯立芝递补为总统。1924年大选连任。政治上主张小政府，以古典自由派保守主义闻名。——译者注[2] 见凯南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25年12月3日，乔治·凯南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希利·马德手稿图书馆。在《禁酒令》（Prohibition）颁布之前，绝对禁酒主义者国务卿布莱恩（Bryan）就已经禁止官方宴会提供酒水了。 [3] 乔治·巴比特（George F. Babbitt），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巴比特》（Babbitt， 1922）中的主要角色，是墨守利商价值观的典范。 [4] 与刘易斯一样，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在小说中也探索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幻想和狭隘视野。 [5] 平克尼·塔克（S. Pinkney Tuck）是美国驻日内瓦领事。 [6] 海军上将希拉里·琼斯（Hilary P. Jones）是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海军顾问。 [7] 尼古拉·萨克（Nicola Sacco）和巴特罗密欧·范则蒂（Bartolomeo Vanzetti）是意大利裔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被控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抢劫中杀死了一名警卫。尽管此案仍有疑点，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激进的信仰和出生于外国的身份。 [8] 圣保利（St.Pauli）为著名的红灯区。 [9] 1925年，在瑞士的洛迦诺小城，德国与法国和比利时签订了条约，重申“一战”之后割让给他们的领土范围。 [10] 弗朗茨·韦尔弗是奥地利波西米亚小说家和剧作家。 [11] 托马斯·曼的《布登波洛克一家》（Thomas Mann， Die Buddenbrooks， 1901）描述了一个德国家族在现代新式生活纷扰的背景下，历经四代走向衰落的历程。 [12] 《福尔赛世家》（Forsyte Saga）是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小说，详述了英国一个中上阶层家族三代人的生活。 [13] 数十年之后，凯南向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提及这段往事，后者是国务院官员，后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顾问，他是凯南前任未婚妻的儿子。 [14] 见凯南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28年10月20日，凯南文件。 [15]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sman），1923年—1929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力主寻求与“一战”胜利国和解。 [16] “钢盔团”是由德国“一战”老兵及同情者组成的半军事化右翼组织。 [17] 哈里·卡尔森领事是凯南在塔林工作期间的上司。 [18] 凯南指的很可能是著名旅行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 [19]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0] 该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1] 国际商人青年委员会后来达成了一项计划，减少了德国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赔款。 [22]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创作了《西线无战事》（1929年）。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创作了《战争》（1928年）。 [23]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4] 见凯南写给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30年11月16日，凯南文件。 [25] 凯南没有说信是寄给谁的。 [26]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7]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8] 见凯南写给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31年1月3日，凯南文件。 [29] 凯南曾经帮助贫穷的俄罗斯移民弗拉基米尔·库佐涅佐夫（即瓦洛佳），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舒拉（Shura）。 [30] 安东·契诃夫，俄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凯南对他的生活和作品倍加推崇。 [31]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斯大林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 [32] 辛克莱尔·刘易斯的小说《主街》（Main Street，1920）批判了美国小城镇居民的卑鄙和伪善。 [33] 见凯南给霍利吉斯的信，第23盒，1932年10月18日，凯南文件。 [3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纽约：企鹅出版社，2011年。 [35] 见凯南写给科苏特·肯特·凯南的信，1933年4月7日，收录于琼·伊丽莎白·凯南的档案（私人收藏）。 [36] 原文为德语Deutschland erwache。 [37] 这段文字使用俄文书写。 [38]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属于秘密警察机构。 第三章 莫斯科和维也纳（1934年—1937年） 1934年 凯南1934年的日记仅仅简单记录了他到任苏联后第一年的忙乱生活。不久后凯南就承认：“莫斯科让我的生活忙碌不堪，我对俄罗斯过于投入了。”除了作为美国政府官员所受的限制，他还受到婚姻的制约，这导致了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自我克制，客观条件也受到限制”，种种不如意让他焦躁不已。这些束缚让他感到自己“了无创意”，他觉得在苏联这样耐人寻味的世界中，创意是无法存在的。“作为待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人员，我们不得不说服自己去适应那里无聊和守旧的生活。”[1]1934年12月，因为满心失望和情绪波动，和布里特一起派驻苏联的第一年，凯南的身体和精神就几近崩溃。 ● 4月5日，莫斯科 昨晚参加了法国大使馆举办的舞会，早晨起来感觉头痛欲裂。早饭前出去散了一会儿步，让头脑清醒一下。三月里（原文如此）暗淡的阳光让我尽可能地保持清醒，端详着卢比扬卡（Lubyanka）地铁工地中间的小教堂，我在想它极有可能属于莫斯科巴洛克风格。 ……今天感觉腹股沟疼得厉害，我决定在夏天到来之前暂不喝酒，说到就要做到，今晚不去参加舞会，留在家里钻研苏联艺术。 ● 4月8日 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塑造了特定阶层的人物在特定时间内的生活，描述了这些人物的烦恼、痛苦和希望。正因如此，外事人员总是对文学手法有所抵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外交事务显得太无关紧要，太过偶然，无法准确地描述。 或许，这些说法都不对。或许，就不应该把他们看成20世纪的（所谓）外交官，而应单纯地将他们视为普通人。如果契诃夫能把俄国小镇的居民都描绘得如此富于感染力，以至于美国的读者都惊呼“太真实了”，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描写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呢？ ● [日期不详］ 俄罗斯是一个肮脏、污秽不堪的国家，到处都是寄生虫、污泥、恶臭和疾病。统治者们努力想让它看起来光鲜一点儿。比如，他们会在车站的餐厅里放上一些棕榈树，配备一支管弦乐队，但是这些可怜的努力甚至连表面文章都没做好。在车站候车室里，没钱进餐厅吃饭的农民不管黑夜白天都只能在地板上打地铺睡觉。神情无望的大人们坐在行李卷上颇有耐心地望着天空，衣衫褴褛的孩子则像小动物那样蜷在地板上。 [在下面的日记中，凯南运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他的挫败感，因为职责需要他不得不隐瞒真实的想法，他将俄罗斯人定义成“自己的”家人。从他使用的语言中也能看出，凯南将自己比拟成了长辈，而称俄罗斯人为“那些孩子”。］● 8月31日我在俄罗斯的每一天，都好像一个带着面具的人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中间。[2] ● 9月3日 在这里，每一个鲜活的躯体都生活在亲密无间、令人热血沸腾的世界里，这种亲密和激昂比纽约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热忱犹如一股恒流在林荫大道上、在阴暗的树丛间、在闪烁的街灯下，缓慢又无休无止地流淌着。人们坐在货车的车厢中，坐在长长的有轨电车里，就像被集中运载的疲惫动物一样。这就是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活，回归了它的本性，善良与邪恶、沉醉与清醒、爱恋与憎恨、欢笑与哭泣，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无论在哪里都是如此，只不过这里的一切更单纯、更直接，也因此更为强大。 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毋庸置疑有健康的东西：所谓健康并不是指我们所致力的清除病菌、消除潜在危险和躯体疾患，而是经历上述所有病痛之后得以康复的那种健康。就像自然一样，社会革命过于随意且甚少顾忌，革命的牺牲者们像千万颗种子一样被抛入风中，就为了其中的一颗有机会茁壮成长。不过，这种盲目的安排，至少让身心最适合生存的人——但绝非最聪明或对污物和疾病完全免疫的人——打开了新的眼界。自然选择法则已经被疫苗接种、养老制度和生育控制销蚀了有益的一面，而革命则让它显露出完全冷酷无情的一面。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俄罗斯人如何去承受这一切？很多人无法承受这种考验。看看大街上的人：他们是精英，但不是财富、权力或者美德的精英，而是自然本身的精英，是活着而非死去的精英！ 正是这种惊人的健康，这种朴实的生命力，吸引了过于文明、神经兮兮的外国人。即使在经历了半年的熏染之后，他还是无法适应这种状况，他被自然击倒了。就像自然淘汰了所有的弱者那样，自然击倒他而不是阻止他。在这种极度的残酷当中，有一些东西迎合了他的病态幻想，就像所有从容的自我牺牲一样，这是一种自我鞭笞。 ● 9月18日 读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是一本好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这样直言不讳都不要紧。这本书与其说充满了色情肉欲，还不如说它囊括了科学认知。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本好书，故事的主旨和结局都含混不清。读完之后我唯一的反应是：“作者想说什么？”显而易见，没有人相信书中或者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人，通过床笫之欢得到生理满足之后，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生活幸福。结局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那样，即人性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启蒙，而是一个悲剧。想一想书中这并不般配的两个人，实际上除了某种程度上的性和谐之外——这种性和谐能持续多久还值得怀疑，他们没有共同的人生志趣，没有共同的社会交际，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却生活在一起。 无疑，如何宣泄高涨的性欲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就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一个人无法以非科学的方式来观察性、分析性，这并不是该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域。从本质上来说，它不是一个能够被终结的东西。正常人调情是偶然的，也应该是偶然的，不会花很多时间来咂摸，也不会顾及后果。当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出现时，性自然就不是一个复杂而可怕的问题了。 ● 9月26日 真是糟糕的一天，外面下着雨。我怀疑自己已经……耗尽精力而备感空虚，这样的情绪弥漫在我的周围，噢，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似乎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但我知道自己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只不过我太累了，已经无法从琐碎中辨别精华。 我在大使馆与英国自由党的人士一起喝茶，其中包括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他们擅长抽象思维，觉得自己很容易对共产主义产生热情。其实他们完全是在装模作样，在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布尔什维克或其他人，他们就想做个普通的英国人。 1935年 1934年12月，凯南的身体和精神均出现崩溃迹象，国务院批给他几个月的带薪休假，去维也纳的古滕布鲁恩疗养院休养。安娜莉丝和格蕾丝照料了他一段时间。在凯南将近九十年的日记里，1935年早期的记录是他做过最深刻、最坦率的自我剖析。在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主治医师弗里达·波尔的影响下，凯南也阅读了弗洛伊德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的一系列著作，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灵魂。尽管对精神分析法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认可弗洛伊德所说，性欲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文明要求的限制之间存在必然冲突，他认为这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焦点问题。 4月下旬结束休养之后，凯南继续留在维也纳，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心疾首。三十岁的他感到“内心仍然饱受煎熬，处于人至中年和碌碌无为的痛苦挣扎之中，恐怕在我的想象力枯竭之前，或者在如此夏夜再谈一次真正的恋爱之前，在我白发苍苍之前，我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了”。[3] 美国国务院给凯南在维也纳总领事馆安排了一个比较清闲的职务，后来又派他到公使馆。凯南在公使馆与颇具影响力的公使乔治·梅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成为好友。11月，凯南、安娜莉丝和格蕾丝返回莫斯科。 ● 1月31日，维也纳 有没有这种可能，神经衰弱不是造成身心不健康的原因，反而预防了身心失衡的状况出现？只有成功逃避现实的人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健康吗？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睡眠，让我们不受过去生活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未能结束的战斗，以及挫折、压抑和失败等情绪的影响。我们的白日梦和奇思幻想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它们不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荒谬而毫无价值，从而帮助我们从对肉体消逝与死亡的默许中摆脱出来吗？ 相反，健康不佳、身心颓废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健康：让自己拥有梦想和幻想，从而不再对令人着迷、令人消极、具有破坏力的所谓“真理”执迷不悟？ ● 2月4日 （梦境）……在一家喧闹的餐馆里，地点是老圣彼得堡。我似乎在那里生活。那不是沙皇的遗体吗？他刚刚被谋杀，公众正在瞻仰他的遗容，管弦乐队在旁边演奏。围坐在餐桌四周的不是他的便衣侍卫吗？ 我走出去时恰好路过一张餐桌，桌旁围坐的都是海军军官。出了门，已经是夜晚时分，一只形体巨大的看门杜宾犬从黑暗中向我跑来。 我吓坏了，立刻向门口退去。杜宾犬看出了我的意图，它后腿直立起来，想要跳起来咬住我的脖子。我抬起胳膊阻挡，并将小臂塞进它的嘴里。我们僵持着，狗没敢往下咬，我也不敢动弹。杜宾犬来回摆动身体，好像是让我看清它后背上的标志，上面的标志显示它是正在执勤的皇家看门犬。我哈腰向它致意，声音僵硬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凯南，美国大使馆秘书。” [下面是凯南写给塞勒斯·弗尔默的信］[4] ● 2月6日 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但时不时也会感到如芒在背、坐卧不安，现在就是这样。与其说我是渴望行动，还不如说是怀念往昔的日子，怀念最珍贵的挚友，在他们的眼中和言谈之中，生活和世界曾如此完美。在莫斯科，甚至在里加，却没有这样的朋友。婚姻一方面制约了人的个性，一方面对友谊也有所破坏，所以我要回忆在柏林的日子，再三回味那段备受折磨、令人窒息的领事生活。在“贫民窟”里老式火炉的熊熊火焰和夜晚温热的茶水前仔细斟酌，直到感觉那些日子有生命、有意义，我觉得务必要将之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能永久留存下去的文献。 往昔的时光再也没有重现。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再没有如此充实和深刻，那样的日子或许永远不会再来了。我无法逃避这略带苦涩的反思，那些日子里的所有经历，为了光明的未来而与即将到来的灾难抗争的经历，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中最为丰富的历程，我们眼中为生活所做的各种准备，实际上才最接近于我们命中注定要过的生活。 不管怎样，塞勒斯，那些光辉的时刻会驻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不要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终。像我一样，将你感情的时钟回拨到三四年前，让我用这封真诚的信驱走西欧的寒意，那个西欧似乎已面目全非。 ● 2月10日 亲爱的妮蒂： 我在疗养院的这张床上已经躺了快两个星期，整日望着墙壁和天花板，除了医生（匈牙利籍犹太女人）的例行检查和进食清汤寡水的三餐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用来分散注意力。看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曾经以为，一旦像这样摆脱外界的干扰，获得自由，我就会回归内心，开始构思有关未来的宏伟计划或者想象一个全新的世界。潜意识里，我害怕真的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因此我竭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阅读了十多本书籍，不计其数的报纸和杂志，还学习了意大利语语法，虽然我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语言。我有一个收音机，经常摆弄，但实际上我已经不喜欢听音乐了，对天气预报或者国际滑冰锦标赛之类的节目也不再感兴趣。为了打发时间，我努力构思一部小说的情节。小说讲的是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出于真爱，极为高尚地帮助他的情人堕胎，尽管这个孩子与他无关，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情人那养尊处优的懦弱丈夫获得平和的心境，从而成就功名。我虚构了这段情节，但我非常清楚我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文学形象，我只会描述事实，而永远无法描述任何与事实相似但并非事实的东西。 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我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仰望着天花板，等待灵光乍现。时光来去匆匆，灵感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能屈服，并承认当堕入人生的最低谷，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沿着挪威的海岸扬帆而行，或者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徒步旅行。推动我工作的唯一真正动力就是对家人的关心，我唯恐贫穷夺去女儿脸上的光彩，唯恐妻子遭受拳打脚踢——对穷困潦倒的人大打出手，这是人类的本性。这些就是“内心的本我思考”，我们常常指责别人不曾拥有这一无价之宝。这些就是梦想和抱负、希望和忧虑，是普林斯顿大学智力教育和精神教育的结果，是八年欧洲生活的塑造和影响。 但是，就算无法掌控现在，无法预测糟糕而渺茫的未来，我至少还有过去可以回味。我要深思的正是逝去的时光。不过，我得把回忆限定在担任驻外事务处官员的那段时间里，毕竟对我来说，直到出国之后才算是半睁开眼睛看世界了。在此之前的所有记忆都仅仅是美好的幻想，是一个孩子脑海中想象和扭曲的美好幻想而已，这个孩子在这个讲求实际的世界里，却追求“过眼烟云般的荣耀”，并且一直追随了那么久。 这八年的生活有什么值得讲述的呢？我不再那么幼稚地以为自己“发现”了欧洲。可怜的欧洲！每年来欧洲旅行的美国游客有几十万人，大多数对欧洲一无所知。不过欧洲的神秘和魅力在于过去，而非现在。从兰兹角（Land's End）到布加勒斯特、从巴勒莫（Palmero）到挪威北部海岸，“普罗大众”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为生活而奔波。想了解他们的生活，可以阅读《小人物，怎么办？》《好兵帅克历险记》《亚历山大广场》等书。[5]我没有提到俄罗斯，因为那里仍然存在着残酷、痛楚、恐惧、希望和自我牺牲这些难解的谜题，没有几个美国人乐意去体察这些东西，它们超出了普通美国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但此刻我也没什么可表达的，因为我对俄罗斯的印象更多的还是依赖文学而非个人经历。 我的个人经历没有为文学提供丰厚的土壤。历险？！我没有历险。经历？一个对任何令人不快的小改变都感到不满的年轻美国人，身心因遭受现实生活的重击而崩溃，他的经历有什么价值可言？对生活的误读，对自我的误判，以及初次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旧世界时过重的忧思混合在一起，令他应接不暇，但从本质上讲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国内的经历会促使他逐渐摆脱这样的状态，就像欧洲让他改变一样。类似的心路历程比比皆是。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思维与他人完全相同，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看到一些别人忽略的东西。当我回首早年的生活，仍有很多鲜活的印象；那些日子丰富多彩，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如果有人将其整理成文字，用足够忠实的态度，简洁准确的风格再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将会构成一幅图画，人们或许会从图画的要素（哦，奇迹中的奇迹）中辨识出一个人的观点。受这种愿望和烦闷无聊的驱使，我回顾起既往的日子，很不情愿，犹犹豫豫，也很不开心。 [凯南接下来回忆了八年前离开美国赴日内瓦首次担任驻外副领事的情景。］1927年4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日子，豪华游轮“哈定总统”号在汽笛声中摇晃着慢慢驶离码头，开进哈德逊河之后直指下游，向着烟雾迷蒙的下纽约湾（Lower New York Bay）和纽约湾海峡（Narrows）平稳航行。我们一行四个年轻的驻外人员坐在船上，这是我们首次出国赴任：一位派驻不来梅，一位派驻斯图加特，还有两位派驻日内瓦。 热闹的场面！惊险的行程！远处码头上，亲朋好友挥舞的白手绢，一派欢腾！港口和城市里的喧嚣之声多么深厚洪亮！盘旋在船边的海鸥鸣叫，多么英勇自由！ 纽约港逐渐从视野中消失，生养我们的故土越来越远。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不是春天吗？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西欧吗？谁没在春天里去过欧洲？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几位手持外交护照，乘船费用由政府来支付而已。 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由此开始，时间上的分隔，远比空间的距离更重要。我们也没有想过这是一种自我的放逐，远离了我们熟悉的一切和熟悉我们的一切。我们更不知道发生在这明媚清晨里的是某种意义上的终结：首先是一种生活的结束，清晰地标志着我们从婴幼儿般的脆弱变得成年人般的强壮；之后，它被另一种生活所代替，模糊而陌生地预示着我们从强壮到脆弱的回归。 朦胧的夜色中，瑟堡到巴黎的海陆联运列车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微微晃动着向前行驶。我们在餐车里坐了很长时间，体味着禁酒令解除后久违的葡萄酒和利口酒带来的新鲜感。 透过乌黑的格栏，我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乡村车站的灯光从车窗边一闪而过，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满心的期待让我充满了自由和喜悦之感。邪恶的、迷人的、自由的欧洲啊！别了，我们那道德戒律永存的呆板祖国；别了，恐惧、压抑和伪善。我们又回到了拉伯雷[6]的土地，回到了巴黎的生活。在这里，每一条能体现为人尊严的大街中央，都有圆形铁铸简易小便池，这样我们就再也不必红着脸，低声咒骂没有“解手”之地了。在这里，拥有情人算不上丑闻，大家对此不过一笑置之，我们也再不必躲在汽车后座上亲热了。 当我向窗外张望的时候，并没有想起发生在德国的一件小事。公园里，一个德国小男孩和母亲在一起开心地玩耍，这是他作为孩童应有的权利。我用孩子气的嫉妒眼神望着他们，我嫉妒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此时的妈妈是玩伴，而非敌人。若是当时回想起那件事，可能我会更好地了解自己，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窗外那被夜色笼罩的布列塔尼（Brittany）风光中探寻情色的气息。我并不清楚当时欧洲人正陷在更为严酷的生存斗争当中，传统的社会道德约束也变得更苛刻，与美国人相比，纵欲的空间更加有限。要是早知道这一点，我可能就会更深地了解我即将踏入的这个社会，也就能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但是这些我都没有想过。第二天黎明时分，列车到达巴黎，我焦虑不安，难以入睡，便出门散步。我走过蒙马特（Montmartre）那虚幻而花哨的黎明，来到了这个困扰人类灵魂的危险之地：一个你无法找到真实的地方…… 1927年夏天，日内瓦天气炎热，阳光充足。日内瓦并非每年都这样，今年实在是臻于完美的状态，阳光格外充沛，外国游客前所未有地蜂拥而至。海军裁军会议（The Naval Disarmament Conference）已经开了几个星期。[7]数百名与会代表和随从人员身心放松地跳舞玩乐，这是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形成的外交传统。日内瓦大学举办了外国留学生暑期学校，学生中有一些美国姑娘，她们的玳瑁眼镜后面是一双双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眼睛，在竭力看清国际联盟的光荣是否名副其实。日复一日，欧洲历史上最繁忙的旅游季节让疲惫不堪、眼花缭乱的人们犹如洪流穿梭于这个城市。国际联盟的常任委员们打着高尔夫球，技术娴熟，他们对德国人的提议绝不赞同。港口码头每天都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熙攘人群，白色的大型游船秩序井然地进出其中；横跨罗纳河的大桥上，挂着外国牌照的汽车川流不息。星期日早晨，港口的大喷泉喷出高高的水柱，水花儿在晨曦中闪动。战争结束了，危机还没有开始，这座一直以缺乏热情、高贵庄严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呈现出一种脆弱而虚幻的高雅，仿佛让人回到了1913年。 办完公事——和这些游客委实直接相关——我非常乐意参与到这短暂的喧嚣中来……不过，除此之外，我既不快乐也不平静，心情烦躁，琢磨着怎样才能度过一个独特而愉快的夏天。有几次小小的约会让人难忘…… 在洛桑过了一天。在带漂亮花园的老式旅馆和湖边公园里，我看到了战前欧洲的枯燥与乏味。我想起了当时在领事馆里看到的一条简要记录，记录写在一个有四十年历史的老记事本上，事件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带着年轻的女儿游历欧洲，他们在美岸大酒店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女儿租了条小船，独自划入湖泊深处。就在那里，她从容地跳下小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汹涌冰冷的黑色湖水将她与华丽的酒店餐厅、紧身胸衣、高耸的女帽、火车、马车以及她那愚蠢的父母永远隔开了。我能非常清晰地想象出那个画面：夜晚的湖面异常静谧，东方是连绵的暗紫色群山，水波在船头荡漾。白色的蒸汽游船不时地喷着气驶过，码头上的管弦乐队还在演奏。或许，就在不远处还有条扬着红帆的石料船。黑夜里，空舟在漆黑的湖面上漂浮，没有人发现它，湖四周的灯火渐渐熄灭。小舟四处漂流，阵阵夜风吹起的微微涟漪轻轻地拍打着船舷，直到山后的夜空变红，天将破晓，湖面渐渐呈灰白色，映射出一片光亮。 总体来说，这座瑞士小城整洁小巧，端庄得体，城中遍布校纪严格的女校。洛桑历来是思乡心切的政治流亡者的庇护所，蕴藏在城墙之内的所有疯狂梦想、苦痛、挫折和渴望肯定让这座城市日益神圣或者饱受诅咒。可怜的洛桑！与其他地方的温泉疗养地一样，这里是世界各地养尊处优的富人的圣地，他们对这里的美景赞赏有加。如果在此地逗留得足够久，他们就会明白，即使身处最美的景致中也很难逃离自我；在从生到死的旅途中，没有几个可以真正称得上“家”的地方。 日内瓦一直是个不真实的舞台，一个炫耀不义之财和滥权的地方。对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外国人来说，日内瓦与质朴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几乎难以察觉。看到汉堡港的轮船、商人和码头工人，我的精神备感振奋，那里没有粉饰，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就那样爱上了汉堡，我从来没有爱过其他城市。或许，那不过是一种巧合，那时的我还年轻，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浪漫而富于想象力的汉堡也正处在发展的巅峰。[8] ● 2月12日 你感到有必要向女医生吐露心声。你急于告诉她你多么沮丧；告诉她你食欲不振，早餐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甚至是个负担；告诉她当你看到那些人——那些互相敌视、彼此非议还感觉良好的人——的时候，你感到你必须逐步摆脱离群索居的状态，重新投入当初心甘情愿放弃的生活当中；告诉她你的思绪曾经沉湎于过去，如今要抛开一切面向未来；告诉她你对未来其实没有信心，没有热望，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它。毕竟，你从来就没有成功地应对过生活。作为一个身体健康、事业成功的年轻人，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却躺在这家疗养院里，跟那些上了年纪的梅毒病人和患贫血症的妇女躺在一起，这不就是清楚的明证么？ 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你的女医生？哪来的冲动坦白？你真觉得她会帮助你吗？你知道她帮不上忙，任何一个女人都帮不上忙，除非她泯灭最后一丝女性本能，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对待你，表现出你所应得的轻蔑。这有什么意义？你哪来的那些想法？ ——啊，毕竟她负责看护我，她是医生，难道她不该对病人的精神状态有所了解吗？ ——你这该死的伪君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对，先生！你的借口真是蹩脚至极！你是在疗养院，不是在精神病诊所。你要治疗的不是你的胃病，而是你的脑袋。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脑袋需要治疗，那就面对现实去找精神病专家，但是别揣着你的小算盘鬼鬼祟祟地去找看胃病的女医生。 学会接受事实吧，凯南，不要逃避，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这对你启发女医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毫无帮助，甚至也无助于她去分担你的不幸，而后者或许正是你所希望的。她不会关心你走出这里之后能否坦然面对生活，没有人会关心，所以如果你不成功的话，千万不要怪罪别人，是你自己的问题。行了吧，快省省吧！ ● 2月14日 与男医生深入谈话。“医生，您看，我缺乏正常人健康的精神生活的基础，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一直屈从于外在的约束。我在稳定的压力下积极承担责任，这让我感觉好多了。我不敢放松，一旦放松我的健康就没法恢复了，只有彻底崩溃。我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只有一直骑下去，车子才能平衡，停下来就会摔倒。” “很好，年轻的朋友，如果我告诉你，你已经无法继续承受这种压力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还会受折磨，而且你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你打算怎么办？” “听起来的确很糟糕，不过或许还有解决之道。首先，我说我没有办法放松，其实有点儿夸张。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放松，一种是睡眠，另一种是运动。我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睡眠时间和运动量。另外，我会非常细心地照顾自己，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垮掉。我可以过斯巴达式的生活，就像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一样。” “你的妻子怎么办？谁跟她分享她的乐趣？谁与她共度青春、共享欢乐、共同面对社会？” ● 2月15日 从前有个小男孩，每到星期六，上午不用到学校上课，但是下午要穿着宽大扁平的圆领儿童舞蹈服和漆皮矮跟的轻便舞鞋，到“文艺协会”去上舞蹈课。他对舞蹈课讨厌至极，这种残酷的学习剥夺了他的假期，这对他来说是种侮辱，令他愤怒。 但是他没有办法摆脱舞蹈课，他的家人态度很坚决，他能做的就是报复。他要让家人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他要让他的痛苦为人所见，这样人们就不能熟视无睹了。他会去上课，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永远不会让他们感到满意，以为他喜欢上课。星期六早晨起床的时候，他常常缄默不语，那样子就像烈士从容赴死。一上午他都不讲一句话，也不出去玩。下午，他不会心平气和地把衣服穿好，当家人费尽心思最终让他穿上宽大扁平的圆领舞蹈服和漆皮矮跟的轻便舞鞋，将他送到舞蹈学校时，他就摆出一副牲畜被拖到屠宰场般的痛苦模样。他们也揍过他，但是无法让他屈服。 （这种事情应该如何避免？他的家人应该怎么做才更好？他们最大的错误或许是试图让这个男孩喜欢上舞蹈，他们希望男孩喜欢跳舞，这就给了男孩报仇的机会。他们可以强迫男孩去学校，但是无法让他喜欢舞蹈。他们原本就该面无表情地说：“我们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呢，你这个愚蠢的小傻瓜，舞蹈学校跟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你的感受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六七年之后，男孩成了一名军校学生。秋天傍晚，他所在的连队通常要在乡村公路上进行两英里急行军。这个时节的威斯康星州乡下已经比较阴冷，训练结束后要回的营房更加阴冷。寒冷的黄昏，当男孩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队列当中行进时，他感到异常孤单，他憧憬着轰轰烈烈的爱情美梦，在梦中他身着戎装，像王子一样浪漫多情。 接下来，盼望已久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节日就意味着美味佳肴、舒适的衣服、轻松的生活，还有女孩们。男孩在极度的兴奋中回到家，但是前几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座城市已经将他遗忘，将他忽略了。于是，他开始生闷气，无精打采地闷在房间里。这个时候，他的姐姐就会过来提些建议，让他去参加这样或那样的小聚会，邀请这个或那个女孩去看电影。这些可怜的小建议让他恐惧退缩，这还是属于他的圣诞节吗？那个孤独下午的所有梦想就是这些吗？不是！他需要的是理解，需要有人理解和同情他在军校里挨的拳头，尝到的侮辱、艰难和孤独，他需要补偿，要实现自己朦胧却辉煌的白日梦。他们要为他负责，要让他们品尝他的苦痛，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抚养了一个问题多么严重的孩子。他有尊严，他们可以践踏它，但是不能摧毁它，他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蠢行付出代价。 所以，他拒绝外出，他要待在家里生闷气，读罗伯特·彭斯的下流诗，这本由他父亲编辑的书就放在卧室的书架上。 或许是出于本能，他在试图警告大人，他们养了一个桀骜不驯、神经过敏的孩子，他在寻求帮助。 后来，男孩长大成熟了，逐渐培养出对他人的责任感。他能承担起责任，但是无论他自己还是其他人都看得出，他很少关心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过去他离经叛道，而今却以让他自己都吃惊的野蛮方式回归正途。他过得不开心，没有人相信他是幸福的，没有人相信他会得到幸福。他曾经饱受折磨，以后也将继续忍受痛苦，一直到离世那一天，这一点毋庸赘言。 生病是他唯一的解脱，他的病是医不好的…… 你经历了最残酷的一课，但也是最必要的一课：耻辱！ 你对生活、工作或自己肯定没有兴趣，却要假装拥有一切，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是唯一能够战胜自我的方式，同时也能挽救你的家人。 肯定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你一旦进行严肃的思考，就会有人知道：那个时候自我意识就可能卷土重来，你又会陷入同样的荒漠之中。 你不再拥有个性，你的思想已经死亡，唯剩躯壳按部就班，继续苟活。 这些纯粹是无稽之谈。[9]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它们仅仅是借口而已，一个人想要身心健康地生活，就一定要有力量和勇气去达到这个目的，托词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毫无意义，这是意志力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就一定能够得到。 不管怎样，你都无法改变。你发言、沉思、写作，但一切还是老样子，不会有任何结果。你只会越来越衰老，越来越冷酷，最后变得无能为力，不会有什么进步了。 最难应对的是，我的骄傲与对生活的热望紧密相连。当我坦承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我，对我来说都没有不同的时候，那就说明我对生活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也意味着一切对我都失去了意义。我不想读书看报，不想跟任何人交谈，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除此之外，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可以恢复健康，继续受苦。要是有人说服我让我相信，恢复健康是一个困难艰苦的过程，那么为了自己好，我永远都不会去尝试恢复，如果人们对我每吃一顿饭、每睡一个觉、每长一磅肉都持否定摇头的态度，那么我可能立即就好起来了。 ● 2月18日 （梦境）假期回家，我去了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办公室，我要问问他们下一次打算派我去哪里任职。让我失望和震惊的是，他们要彻底解除我的职务。我在莫斯科的一位同事H-n[10]把我驻莫斯科期间在办公室里写过的一张纸条交给了国务院。这张小纸条上写了太多蠢话，还有一些缺乏判断力的言辞，足以让国务院将我辞掉。而且，那个月我的事务管理报告又做得糟糕透顶。 我想起了家人，我似乎听到了格蕾丝的声音，我想到如果我丢了工作，家人就会立即陷入贫困。我请求H[11]，告诉他我乐意接受他们指派给我的任何职务，哪怕让我当一个打字员都行，但是请不要解雇我，他说他会再考虑一下。当时，我想他所说的不过是讽刺话而已，很可能他并没有下决心彻底解雇我，只不过是想吓唬我一下。但是，我知道是H-n在背后说我坏话，他总是跟我过不去。 ● [日期不详］ 或许可以这样来描述下面的情形。很不幸的是，人类会受某些自然本能的驱使，其中之一就是繁衍后代的本能。在现有的文明状况下，要想满足这一本能，却不面对烦扰复杂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从这一方面看，我们的高级社会组织形式反对不可捉摸的本能，试图用禁忌和惩罚对这种本能加以驯化和规范。如果有人夹在本能和社会规矩的齿轮之间游离不定，他会被碾成碎片。一个人要么违背社会法律来满足自身的本能，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要么在精神层面上遵从戒律，尽早接受死亡日渐临近的现实，放弃自己的生活，顺从天意。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压抑的本能会渴望报复，而社会对他也不会完全满意，但是做出这样的让步，总比被碾碎好得多。 ● 4月9日 在我看来，从守卫人类生活规律的神秘堡垒中，我至少获得了一种知识（Erkenntnis），我感受到工业化强行介入人类生活所带来的悲伤。这种悲伤不仅仅限于工厂，还体现在与之相连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它与贫穷、肮脏、疾病相联系的时候，就可能转化为恐惧和失望。当它与巨大的力量和壮丽的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悲剧色彩，从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精彩的主题。工业化是城市夜晚闪烁的光芒，工业化使大城市周边在星期日出行的人苦不堪言。无论人们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工业化的气息。与正受到工业化入侵的乡村相比，偏远城镇的污秽、褊狭、丑陋暴露无遗，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让人伤感的因素。它并非来自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关系”，而是来自机器生产对人类身心造成的破坏。这种悲哀就好像养在公寓里的警犬，只能倚着窗户嗅着外面的空气，感受窗外的阳光。 至少从目前来讲，人类无法逃避工业化，但是如果能看到它的活力、必然性以及美好的一面，那么生活就不会那么让人困惑和惊恐了。 安娜莉丝和格蕾丝起程离开维也纳的时候，从车窗探出头来与我吻别。那是一辆崭新的蓝色汽车，擦得锃亮。安娜莉丝努力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但没有成功，格蕾丝的嘴唇梦幻般地沿着车窗的金属嵌边游走。有那么一会儿，我一直盯着汽车侧面的蓝色光泽出神。 车子慢慢开动，安娜莉丝无法再探出头来与我吻别，她伸出手来，我吻了她的手。格蕾丝脱下羊毛手套，也把手伸出来跟我告别，我也吻了吻她的手。虽然那一天我心情惆怅，但至少在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 4月10日 下午，坐在疗养公园（Kurpark）的板凳上，断断续续地读奥地利历史。看着来往忙碌的女护士，我悲伤地想起了往事，自己曾与一位真正的淑女相交多年，那段日子对我的单身生活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 4月20日 我像往常那样反思，对自己的可悲个性发起了一次小小的革命，结果我可悲地意识到，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你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法就是通过长期的努力去影响他，就像对待植物那样，逐渐地去改变它们所处的环境。变化必然会发生，问题在于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 5月10日 今天上午，阅读俄罗斯历史，看到16世纪的国家政治制度思想，突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强大和吸引人的无产阶级国家观念，目前是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新鲜感，是否连同那些无可回避的神秘法则一起被抛弃了？对我们的父辈而言称得上完美典范的瓦格纳风格音乐，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只不过是逝去时代一个有趣的纪念碑而已。人类本性是否又一次被粗暴地压抑，还被无产阶级独裁统治并最终实现无阶级社会的观念所吸引？俄国的实验难道还没有证明——如果它曾经证明过什么的话，人们轻易就把政权移交给最冷酷无情、意志坚决的政治力量，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这类政治力量只会继承前任政权的恐怖和利益，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下剥削人民，维持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 苏联人还会不时夸耀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国家畸低的生活水准和落后的状况会让他们摆脱困扰着发达国家的很多特殊问题。这种自我吹嘘可能会影响目光短浅之辈，但这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争论，它能吸引的只是自由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圈子。身强体壮、身穿工装的工人们卷起袖子，挥舞红旗，大踏步地迈过戴着高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种宣传能否像战争刚结束时那样抓住人心？对此我持怀疑的态度。 ● 6月4日 我是美国政府驻外事务处的官员，我被派驻维也纳，负责一部分繁文缛节的管理工作。很快我将调换到另一个岗位，之后还会不断地调换。我会变得大腹便便，头顶光秃，固执己见。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爬上一个高位，在退休之前能对外交政策的某些领域产生些许影响。与此同时，我偶尔也要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作为父亲、丈夫或一个普通人的不幸。作为补偿，我会不时地收到意想不到的奖金和荣誉。最后我会死去，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日志会刊登一则讣告，孩子们会把我过去的信件都扔掉。 ● 6月25日 我的眼前又有了新的展望。（还会有多少？多久才会有？）这次绝对不能像上次那样黯淡消逝了。绝对不能！ 责任心、自我牺牲、顺从隐忍、意志坚决，这些品质给我们带来尊严，基于这强烈的尊严，我们得以立足。这就意味着对个人生活的放弃，这一点我很清楚。 （为什么不放弃？你被打败了，承认吧。你已经被击败了，言语无法形容的羞愧和耻辱，你不再拥有个人尊严，你剩下的只有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官员的尊严而已。） 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你已经失败了，明白了吗？该死的，你失败了。 ● 7月16日 早晨感觉很糟糕，在办公室里发牢骚。屋里又闷又热。今天是舒施尼格[12]夫人的葬礼，天空中阴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葬礼安排在下午，五点钟，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部长参加完葬礼回来。他说总理处于崩溃的边缘，还讲述了在没有太阳的闷热午后，参加葬礼的人群从墓地逐渐散去时，一位赤身裸体的妇女从附近的一座房屋里跑出来冲进人群的小插曲。警察不得不制服她，把她带走。有一位外交官看到那女人手里握着一把匕首。 ● 11月11日[原文如此］ 11月14日星期四中午，我从波兰到达莫斯科。在大使馆吃了午饭，然后开车去莫霍瓦亚（Mokhovaya），回到新公寓睡觉，我得好好休息一下，有点儿感冒的症状。 最初的感觉有点儿奇怪，一切看起来那么安静，那么井井有条。厕所的门链坏了，不过办公室有位心灵手巧的同事用回形针把它修好了，我感觉好多了。我还发现浴室的浴缸水龙头漏水，水淌下来，和着肮脏的灰泥流进油毡地板的裂缝里，不过很快也修好了。还有几个门把手坏掉了，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浪费钱去修理。 星期五，法令颁布下来，取消了外汇商店和国际旅行社的外币兑换业务，施行稳定卢布币值的政策。[13]我闻讯差点儿从床上跳下来，安娜莉丝对此不以为意。她不想听我呼天抢地，强拉着我喝了一碗洋甘菊茶。晚些时候，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探讨这件事，还即兴唱了那首歌：“请从夏威夷给我带一个花环，这里的花环实在太贵。”达比和查理[14]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用卢布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饭，可爱的外汇兑换券跟我们彻底告别了。我们吃完“最后的晚餐”，脑海中想象着衣衫破旧的六个老男人，挤在未来红场游行的队伍里观看戴着高帽的无产阶级漫步而过的场面：那就是我们，莫斯科外交使团的剩余人员。 1936年 1935年11月，凯南回到形势已经有所变化的莫斯科，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运动正如火如荼。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外国人有交往的官员以及其他无辜者都被捕入狱，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处死。相较于1933年—1934年令人兴奋、还算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莫斯科的新氛围让凯南感到疲惫不堪。他对苏联简单粗暴地镇压与外国人有联系的本国公民深感沮丧、气愤和失望。到了12月，他已经下定决心，“该调动工作了，外国人在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他补充道，“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严重影响了“那些真正对俄国特别感兴趣的外国人”。[15] 这一年的日记里也有让人欢欣的内容。4月，乔治和安娜莉丝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琼。在此前的一个月里，凯南在高加索地区展开了一段冒险之旅。 ● 3月，高加索 库塔伊西（Kutais）和第比利斯（Tiflis）这两座城市非常相似，我甚至无法将它们分开描述。两者基本上都是东方城市，地理上属于近东。炙热的阳光、沙尘、繁忙拥堵的大街、贫穷、疾病和谎言，似乎成了当地的主要特征。 格鲁吉亚人生性懒惰、邋遢、狡猾、极度自负，遇事却能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平时只要能不干活，他们就不干活。外高加索地区是贩毒牛仔的精神家园，每天每时每刻大街上都有很多游手好闲的懒汉。 污秽不堪的外高加索代表了污秽不堪的东方地区，与之相比，俄罗斯看起来朴实而健康。 格鲁吉亚人声称，他们的诡计多端是与亚美尼亚人做生意锻炼出来的。事实可能如此（在外人看来这个解释似乎毫无意义），在第比利斯和整个外高加索地区，腐败、投机、诈骗甚为猖獗。人们普遍认为，在第比利斯，每个出纳员通过欺诈手段每月都能弄到两三百卢布。国家资金大量流失，并未进入分配领域。拖欠工资长久以来都是这里的顽疾，尽管国家已经做出最大努力，但是仍然无法根除。在这方面，教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人群。 格鲁吉亚人的傲慢久负盛名，他们瞧不起周边所有邻邦，或许只有土耳其人除外。格鲁吉亚人将土耳其人看作斗士，他们厌恶亚美尼亚人，蔑视俄罗斯人。 格鲁吉亚人极其崇尚个人主义，有着荣誉和尊严这样典型的浪漫观念。他们宁愿被辱骂，也不愿意被嘲笑，如果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他们会认为还不如一死了事。哪怕受到一丝一毫的嘲笑，他们都会为捍卫荣誉而战斗。 基于同样的民族个性，作为个体，格鲁吉亚人在硬碰硬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军事组织非常孱弱。跟俄罗斯军队相比，高加索军队（我知道外高加索地区的驻军中有两个师是由当地人组成的）显得松散得多。 尽管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不喜欢斯大林，但是他们有无数个理由感谢他。格鲁吉亚人仍然是苏联境内唯一比较重要的独立民族，这一点可以通过无数个小细节证明：看看人们的脸色和行为，甚至看看第比利斯大街上懒汉和乞丐的数量就知道了。 格鲁吉亚人从来不认为他们被俄罗斯征服过，或者作为低人一等的民族存在过。在他们眼中，俄罗斯人只不过是收买了他们的王子，才得以进驻他们的城市而已。他们告诉我，俄罗斯士兵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的国家。目前，俄罗斯人只不过是被格鲁吉亚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派别利用的工具而已，让他们去死吧。 基洛夫遇刺[16]之后，莫斯科开始加强对高加索的严密控制。在俄罗斯政权巩固、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不知斯大林是否乐意继续容忍格鲁吉亚同胞的懒惰、落后、腐败，以及傲慢而又浪漫的民族主义。 格鲁吉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不过斯大林见过更难对付的。此时的俄罗斯拥有比过去更强的实力。长期致力于格鲁吉亚研究的外部观察家认为，如果莫斯科的铁腕真正掌控了格鲁吉亚，那对格鲁吉亚人来说是最好不过了…… 格鲁吉亚这个国家保留了每一种古老文化的痕迹：罗马文化、希腊文化、早期基督教文化，甚至还有史前文化。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遗迹都位于几乎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的贫瘠山冈上，历经数个世纪，人类活动几乎将它们销蚀殆尽了。 我们路过一座大坝和一个水力发电站，都是若干年前一家德国公司修建的。发电站上方伫立着一尊列宁雕像，列宁的手臂外伸手腕下垂，据当地的有识之士解释，向下指的含义是列宁教导人们应该用信仰来探寻自己的灵魂。 有人可能会问，格鲁吉亚的山区遍布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和纪念物，这座发电站和列宁像有朝一日会不会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千年之后，当历史学家在记录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时，可能不会认为俄罗斯统治时期仅仅是高加索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吧？人们也很难相信，苏俄在此地打下的粗糙印记，会比强大的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更深刻。 下午，火车离开第比利斯……最终到达莫斯科南郊。莫斯科，拥挤、动荡、半开化的莫斯科——此时俨然成了文化、文明和进步的港湾——渐渐进入视野。 斯大林从没回过家乡哥里（Gori）。他的母亲，一位朴素肥胖的老妇人，在第比利斯的一套两居室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来到此地时，都会去看望她。伏罗希洛夫[17]最近到第比利斯访问时也去探望了她。她说，斯大林是个“好孩子”。 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最近翻出了斯大林当年的学校记录卡。除了纪律不好之外，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 斯大林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萨沙（Sasha）被描述成一个一无所长的无赖，喜欢喝酒打架。他住在莫斯科（已经长大成人），很显然已经工作了。他来第比利斯度假时曾引起骚乱。第二个儿子巴希尔（Basil）还在念书。第三个孩子据说是个女儿。[18] 对于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婚姻，普通苏联公民和外交官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有一次，我偶尔听到几个人在谈论这个话题，其中一个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犹太人，还有一个是斯大林家乡哥里市的格鲁吉亚人。犹太人认为斯大林的新娘是卡冈诺维奇的妹妹，格鲁吉亚人则认为新娘是米高扬家族的。[19]他们都不清楚斯大林前任夫人的具体死因，但都认为其中肯定有蹊跷。 ● [日期不详］集体农庄会计员 一天晚上，我驱车从乡村去莫斯科，在路上碰到一个搭车的男人。一路上，他都没看清楚我的脸，我也没看清他的脸。我开着车，他坐在后排座位上，称呼我“机械师同志”，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外国人。 他非常渴望乘汽车进行一次旅行。 “你真是幸运死了，”他对我说道，“想想每天都能这样快乐地开车，还有工资可领。” 我问他做什么工作。 他是莫斯科附近一个集体农庄的会计员，和家人住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每天坐郊区通勤火车到农庄上班，月收入两百卢布，另外还会发六十公斤土豆、三十公斤牛奶，还有一些时令蔬菜。 “集体农庄的情况怎么样？” “非常糟糕。” “怎么回事？农庄的收成不是足够供应的吗？” 足够？没有余钱可以分配。现在是三月，他甚至还没有结算1935年的总账目。他不敢算。问题不在于收成丰欠，而在于腐败。农庄的干部把所有东西都偷走了，什么都没给农民剩下。干部们为了方便去莫斯科，制定了一个“出差”制度。冬天农民们待在家里糊纸箱，干部们就以“出差”为名做进城的准备，名义上去谈跟纸盒有关的业务。他们每次都会从集体账目中拿出十八到二十卢布作为差旅费：火车票、吃饭等等。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待在农庄里，将公款挥霍一空，还说那是他们每天正常的消费。1935年，农庄全年的现金总收入只有五万卢布，光是这种巧立名目的花费就用掉了五千卢布。 “党对这种现象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吗？” “党？”这位朋友语气中带着轻蔑，“农庄领头儿的就是党员，他是这群家伙当中最坏的一个。他已经调走了，去了消费合作社，他在那里会贪得更多。现在一位女士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她啥也做不了，她现在还没掌握实权。” “我想说，他们怎么能这样肆无忌惮呢？难道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吗？”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开始着手调查，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昨天我去了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我希望他们能尽快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农庄的人肯定非常爱戴您。” “爱戴我？老兄，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我们就要进城了，他还充满敬意和羡慕地望着那辆毫无瑕疵的机械产品——汽车。 “这车好像有生命一样，好像是一个活物，让人感觉这些都是它自动完成的，谁能想到其实这都是因为你在按动那些小按钮？” 他在阿尔巴特（Arbat）下车，我非常高兴分享他的经历，但是又慨叹他命运的不幸，命运让他成为农庄的会计员而不是汽车司机。 1937年 莫斯科的工作和生活让凯南筋疲力尽，他等待调任他处。国务院先是决定派他去耶路撒冷，然后将他召回华盛顿，最后又派他到欧洲事务司，处理苏联事务。 [从下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凯南仍然在挑逗其他女人，想入非非。］● 4月19日，莫斯科在芭蕾舞会上，我觉得很疲惫，与在幕间休息室里抽雪茄的外交官无话可说。有两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从我身边轻快地走过，就像幽灵从人群中穿过。当我想进一步主动示意的时候，她就不见了，我感觉她参加这个舞会就是因为我在这里。 ● 5月17日 今晚独自在家，开始思索一些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人们对民主缺乏热情，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只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的庸人而已，这样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绝不会有太多出彩的地方。 ● 5月23日 星期日。在沮丧失望的愁绪中醒来。独自去了乡间别墅……下午，我带格蕾丝和她的小朋友去了文化公园，休息，划船。整个下午，我就像一个年老干瘪的家庭女教师一样絮絮叨叨，给她们说了一堆忠告和告诫。晚上，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做，只是缅怀逝去的往事。 ● 5月27日 下午，我和H[20]在德国大使馆打网球，天空下着小雨。之后，我们和德国大使一起坐在阳台上喝啤酒。 ● 5月30日 下午开车和格蕾丝一起去乡村别墅，取回落在那里的眼镜。路上遇到斯大林的车队，他坐在一辆超大型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宽大的座位上，后面跟着一辆帕卡德轿车……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斯大林目光阴沉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我和格蕾丝，我们也注视着他。 ● 6月9日 气候温暖，正值盛夏，繁重而艰苦的公事终于结束了。逮捕和降级处分。六点钟，我和罗伊到红场的露天咖啡厅喝咖啡。[21] ● 6月11日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审判。[22]天气炎热，下午在芬兰人那里打网球，参加游园会。 ● 6月13日 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然后去乡村别墅打网球。回来后又去圆柱厅（Hall of Columns）瞻仰列宁妹妹的遗体。 ● 6月23日 收到调任通知。 ● 10月17日，华盛顿 早晨出发前往弗农山庄（Mount Vernon），天气晴好，天气很凉爽，万里无云，秋日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一些体态臃肿、无精打采的人在星期日早晨沉闷的气氛中吃过华夫饼，读完低俗的报纸，满脸倦容地从闪亮的汽车里蹒跚着走出来，在老宅的庭院里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而行。 我们开了很长一段路，想在高速公路上找个地方停车休息殊为不易。无数辆汽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单调而乏味，每辆车的尾部都喷射出蓝色的尾气。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处树荫覆盖的安静岔路。蚱蜢从我们面前跳过，偶尔还有几只小鸟在纷繁的树枝上鸣叫，田地里摆着成堆的玉米。在此期间，我看到几辆满载黑人的旧卡车咔嗒咔嗒地开过，还看到一个男孩掷石块砸山核桃树的树枝，想把核桃打下来。狗从黑人居住的棚屋里跑出来，冲着难得一见的行人狂吠，它们的叫声听起来非常忧伤。天气很好，让人心旷神怡，不过在远处宽阔的收费公路上，星期日的交通非常繁忙，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给地球带来了无尽的喧嚣。 ● 10月24日—25日 开往亚历山大市的汽车上挤满了黑人，还有几个看上去不甚健康、外貌丑陋的白人。司机戴着一顶邋遢的帽子，嘴里叼着香烟，不时地从他旁边的小窗向外吐痰。每辆车的前面都贴着广告，内容大意是“相信我们，我们会为您提供最精美的服装”。 我们开过小河、加油站、带烧烤餐馆的机场、垃圾处理站、废车场、黑人棚户区，中间经过无数路标，还有很多房地产开发广告。公路的一侧是铁路的路堤，在前往亚历山大市的路途中，整个美国在我们眼前掠过。[23] 我在一个完全让人无动于衷的城市度过了失望的一天，我很想知道美国是否还有这样的地方：一条石子小路直通山上，路面被雨水打湿，小路从一条狭长的山谷中穿过，两侧是黄色的树丛。山谷里坐落着寂静的农庄和林地，路的尽头是一栋房子，里面有蜡烛和温暖的壁炉，可以驱走秋日黄昏时分的潮气。在那里，人们用温暖、质朴和亲切抵御着这个病态世界的入侵，抵御着饱受现代文明——汽车、广告、收音机和电影——毒害和侵蚀的人们。 [1] 见凯南写给查尔斯·泰勒的书信，第3盒，1935年5月22日，查尔斯·泰勒文件，藏于密苏里州独立城，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dependence，MO.）。 [2] 这句话使用俄文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