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 今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亚特·莫塞尔（Art Morsell）还有莱昂纳德·巴里（Leonard Barry）一起玩了弹球。晚餐后我去了礼堂，想看看海军民兵们是不是在训练，结果有点儿失望。 ● 3月3日 我去泰勒医生（Dr. Taylor）办公室打了预防伤寒症的疫苗。打针没有想象中那么疼，只是扎针前他拍打我手臂血管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灼烧般的刺痛。城里发现了两百四十四例伤寒症病例，已经有五人死亡。 ● 3月4日 此篇日记被乔治·凯南删除。[4] ● 3月23日 早晨醒来后，我发现屋外积了将近二十英尺厚的雪。到处都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肯迪的小推车和我的自行车上也是。早餐前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扫雪，将积雪推成了一个雪球。早餐后我和珍妮特[5]沿着汽车在雪地上留下的车辙步行去上学，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大雪让小汽车和卡车寸步难行，雪地上的车辙是行人唯一可以行走的地方。下午我去了山姆家。忘记说了，下雪的时候还伴有雷声。 ● 4月1日 今天是愚人节。上午我去参加了国家安全青年团（Junior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会议，听了两场有意思的演讲。演讲者一个是陆军军官，另一个是海军少尉。听完演讲，我又在附近闲逛玩闹了一会儿，学习了霍奇基斯转膛炮的射击方法。 ● 4月8日 早晨我去了桑特先生（Mr. Santer）的足球场，国家安全青年团的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我们在一位海军军官的指导下训练了一个半小时。 ● 4月22日 今天上午我帮妈妈干了点儿活，然后趁着海军民兵解散之前又跑去看他们训练。 ● 4月23日 今天是埃斯特和查理（Easter and Charlie）[6]的生日。从主日学校回来后我去了他家，看望了他的父母。他爸爸给了他十一美元。 ● 5月1日 下午放学后，我步行回家。[7]然后，我和妈妈还有肯迪一起去外公家看小猫崽。玛丽婶婶的猫四天前生了五六只小猫。我们的成绩单出来了。我又名列优等生名单，排名第十，成绩是87.125％。 ● 5月15日 今天下午棒球训练，之后坐车回家。从今以后我就用左手击球了，因为我的左手击球技术几近完美，迷惑了投手。 1924年 这部分日记主要写于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三年级的最后几个星期。显而易见，这些留存下来的残缺不全的记录，仅仅是凯南数量庞大的大学日记中的一部分。虽然后来在凯南的记忆当中，大学阶段的生活并不愉快，但从日记来看，他在普林斯顿学习期间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跃。凯南对学业一丝不苟，成绩却令人喜忧参半。在此期间最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或许是，后来凭借散文风格获得无数荣誉的凯南，在申请写作课程的时候居然被拒绝了。 ● 4月28日，普林斯顿 今天早晨，在麦克尔罗伊[8]的讨论课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威尔逊总统[9]。他说威尔逊最终会被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向美国人民阐释了一战的意义，让这个国家问心无愧地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并为之做出牺牲。 ● 4月30日 今天有雨，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研读古奇的《现代欧洲史》[10]。这本书典雅凝练，对纠正我自入春以来出现的幻想倾向很有帮助，因为必须全神贯注才能理解和分析其中的句子。 ● 5月1日 今天主要的事情是和艾瑞克一起穿过佩恩庄园[11]，参加克里奥（Clio）讨论组，主题是排日法案[12]。很自然，讨论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我仍然要将观点记录下来，免得日后遗忘。处在目前“君子协定”之下的事态让人不甚满意，但是，在事前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警告或者与其协商的情况下，就突然通过排日法案仍然是不合理的。日本大使的抗议并不是想表达对一部分参议员的愤怒；抗议本身也并非试图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指手画脚；这仅仅是一个提醒，如果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提交的法案，使之上升为法律，就意味着它是美国的正式意见，即日本政府没有秉持君子之风，那么日本就不会听之任之，因为美国并没有给日本机会对此问题进行解释。 ● 5月2日 除了学习，我今天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在接受了将近十五年的“教育”之后，我现在才学会该如何吸收知识；或许，从明年起，我就能开始自如地吸收知识了。 ● 5月6日 今天只上了八点钟的一节课。原本打算利用上午在佩恩庄园好好读历史，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看鸭子和游鱼戏水。于是，我决定早点回去完成计划的学习任务。回去之后，我先去游了一会儿泳。晚上，一直学习到八点半，然后去看望阿米[13]。他和我争论种族问题，并向我显示，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比我深刻得多。他极力说服我接受他的“低劣种族消灭论”。尽管我不理解为什么这种观念从原则上讲就是错误的，正像有一些理论乍听起来非常合理，但只要想想应用的困难，就会发现这些理论不切实际；不过，只要我还身在校园，只要日后还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理论家。还是先思考一下自由贸易和计划生育问题吧！ ● 5月9、10日 周五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关于航道的论文。[14]下午晚些时候，我去坎贝尔（礼堂），演奏了五弦琴。整个晚上，我都在前程街（Prospect Street）的聚会上游荡，主要是在克洛斯特家（Cloister's），艾德·格林（Ed Green）是东道主。聚会非常不错，没有喝酒。一整天都在走来走去，腿酸疼得无法忍受。早晨六点才上床休息，七点半又起床开始学习，接着闲逛了一整天，晚上又去聚会跳舞。这次是在德兰西街（Delancy St.）2310号菲尔家。[15]整个聚会激情四射，感觉很棒，我也乐在其中。啊，我该好好睡一觉了。 ● 5月12日 惠特莱斯教授就美国工业发展问题做了最后两场讲座。[16]其中一场比较有趣，令人印象深刻；另外一场，我听完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记住。惠特莱斯教授详述了我们本质上并不喜欢变化，我特别想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独特理解告诉他，但最后还是没有说。麦克尔罗伊的讨论课很有意思，特别关注帝国主义和“各地人们的权利”等问题。下午给康妮和康尼[17]写信，感谢康妮寄来一盒软糖，然后建议康尼今年夏天好好用功，不要陪我去欧洲了。当然了，他一定不会听我的，因为他缺乏远见，对未来把握不清，不相信我的判断。康尼对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和他一起去欧洲，一定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会遇到无穷趋紧的考验、麻烦和苦难；但是人本就毫无理性可言，我仍然对一同出游充满期待。 ● 5月17日 十点才回来。住我楼下的一个家伙忘了带钥匙，进不去屋，他穿着正装，显然是刚从舞会上回来。他什么都没有带，只得到我这儿碰运气。我翻出一条旧时在军校穿的白色帆布裤子，让他拉着一头，我拉着另一头从窗户翻出去，爬到他房间的窗户外面，爬进去从里面打开了门。不用说，他一辈子都得感谢我。 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天空中一轮满月，月光明亮耀眼，周围的星星黯然失色；轻柔的微风徐徐吹来，空气中充满香甜的味道，就像舞会上的美女从身边一闪而过留下的甜美气息。我在研究生院南面毗邻高尔夫球场的小道上慢慢踱着步，嘴里叼着烟斗。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丛，繁花似锦，在月光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辉，一切都美轮美奂。 哦，小姐，我凭着这一轮圣洁的月亮起誓， 它的银光染亮了果树的树梢。[18] 在游泳池的北面，发球区的护栏附近，有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在来回地踱着步子，口中喃喃自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反正我一靠近，他就迅速地走开了，但还在对着月亮自说自话。看来在普林斯顿，傻瓜可真不少啊。 ● 5月18日 花了将近一整天阅读美国史和康拉德的《奥尔迈耶的愚蠢》[19]。下午到研究生院听了一场管风琴演奏会。但不知为什么，感觉没有从前那样享受了。晚上，跟哈里一起去钥匙与封印俱乐部吃了晚餐。[20] ● 5月19日 今天浪费了好多时间。大约一点，散步到佩恩庄园，坐在树荫下读完了《奥尔迈耶的愚蠢》。晚上，见到了默奇先生[21]，他说我之前的英文成绩太糟糕了，不能选修他的英文写作课。我的虚荣心备受打击。 ● 5月20日 中午参加了麦克尔罗伊的讨论会，会后他就一直“算计我”，说我“在一些问题的分析上展现了与众不同的能力”，在他的课上我会成为最优秀的学生。我选了他的课。晚上与大卫·怀特（David White）聊了很长时间；这是我在社交方面与众同流的最后阶段。拒绝遵循（或者说不能遵循）传统是第一阶段；接受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则是第二阶段。 参议院通过《战后补偿调整法案》（Bonus Bill）[22]的消息让我顿生灵感，想写一篇评论投给《普林斯顿人报》（Princetonian）。但是，智慧教会我，还是把议论发在日记里吧。[23] 一个人应该深怀敬畏之心去仰视美国的参议院，因为这些参议员都是成就辉煌的人士。 毫无疑问，他们的前辈曾经创下惊天伟业；自内战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他们成就斐然，让我们难以望其项背，更毋庸谈超越了。1866年挫败了约翰逊总统邪恶计划的“共和党多数”，齐心协力积极策划建设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伟大人物，以及今天让我们的国家免受国际法院（The World Court）掣肘的忠诚爱国者，都将在美国人民心中留下长久的印记。 但现在这些记录要被刷新了，更伟大的事业正付诸实施。所有的荣耀与辉煌都属于美国第67届国会！这帮立法笨蛋的所言所行证明了他们的水平：偏狭得让人瞠目，愚蠢得令人震惊！ ● 5月23日 几乎一整天都在复习，为明天的历史课测试做准备。下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去游泳，晚上出去散步。古奇《欧洲现代史》的内容，摩洛哥、巴尔干国家，还有1907年英俄条约复习得很好，其余内容根本没有复习，不过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 5月27日 麦克尔罗伊今早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他谈了罗斯福，又跑题谈了威尔逊，他引用了一条评论，说到威尔逊推动经济明显增长但到后期又因他而经济下滑的例子，这让我颇有想法，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今天，格蕾丝姨妈[24]、里斯小姐（Miss Reese），还有其他几位忘记了名字的“小姐”开车来玩，查尔斯[25]和我跟她们一起在孔雀酒店（Peacock Inn）吃午餐，之后开车去兜风。 顺便说一下，今天早晨，我内心的纠结无以复加，我登上威瑟斯庞礼堂（Witherspoon Hall）的最高处，告诉艾德·格林我在给他的女友写信。感觉轻松多了。 ● 5月29日 下午，和鲍勃·麦金利（Bob Mckinley）一起学习（1850年以来的）欧洲史。放纵自己又买了一张舞曲唱片，陶醉其中，真是奢侈至极。顺便说一句，鲍勃坚持认为，1900年英国是支持德国的，如果他所言正确，那么我（在沃尔特期末考试中所写的）关于英国缘何支持法国的所有有力论点都显得不堪一击。[26]再见了，优等生。 ● 6月6日 正好是最后一页，这个日记本的页数恰到好处。[27]周六，我去纽约取了护照，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就是无所事事地闲逛、四处游览、没完没了地见面拜访和其他一些琐事。欧洲之行开始后，我要继续保持写日记的习惯。 1924年 大三暑假，凯南和“笑容灿烂的希腊大男孩尼克”，也就是康斯坦丁·尼古拉斯·迈克拉斯·麦索朗基提斯，以及一个来自中西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同学，周游欧洲。凯南从父亲那里只拿到六百美元， 三个旅行者希望能在履行期间找到工作，赚钱补贴差旅之用。 ● 6月21日 上午十点或者十一点，我们整理好行囊，中午踏上了前往里奇伍德（Ridgewood）的旅程。从普林斯顿到新泽西州卢瑟福（Rutherford）这一段路，是和一位191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的绅士同行的。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跟我们说起他如何在洛杉矶弄到一笔钱：先从报社搞到空白的订阅收据，拿到价值四十美元的订阅报纸，然后运到城外去兜售。他还讲了在一个小镇政治集团中的经历，如何用指纹为选票暗做标记，这样就可以查看接受贿赂的人是否按照约定投了票。 大学里的一个朋友开着帕卡德（Packard）过来，带着我和尼克（原文如此）去了里奇伍德的乡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选址绝佳，可以欣赏哈德逊河旁逶迤的山脊。他说里奇伍德没有犹太人——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远比即将前往的欧洲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 6月25日 我们又去了城里的圣基督教青年会（St.Y.M.C.A），想找个房间安顿下来，但是徒劳无功。那时已经凌晨三点半或四点了。我们下定决心要想办法节省开支，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中央公园。尼克找了一条长椅躺下来，我直接睡在地上。我们就像两个真正的流浪汉，在公园挨到早晨大约六点半。 八点，我们又去了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等待轮渡售票室的人上班。我们简直是公园里最不体面的人：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皱巴巴的，胡子两天没刮了，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天气像往常一样炎热，我们疲惫得要死，感觉非常气馁。 九点钟，我们询问了“伯伦加利亚”号（Berengaria）的票价，船将在下午五点离港。售票员告诉我们，可以花九十七元五角买三等舱的船票。也就是说，加上签证和小费，这会花掉超过一半的现金，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非常气馁。 “尼克，”我说，“船上肯定有浴缸和大床。”想到这些，我们马上抛却了顾虑，立即买了船票登上“伯伦加利亚”号。 ● 6月26日 天啊！我们竟然跟这样一群人上了同一条船！这些卑劣、狼藉、肮脏、下流、病态、孱弱、无知、可怜之人，是上帝造人时的败笔之作，没有谁能出其右。有一个独眼的男人；一个皮肤黝黑、包着头巾的家伙不停地咧着嘴笑；一个黑人妇女；一个满脸胡须病怏怏的老人，一眼望去活像君士坦丁堡失业的圣诞老人；一个面目可憎的匈牙利人，坐在甲板的长凳上，肮脏的头发就像拖把，嘴巴大张，黑洞洞的，十足的傻瓜样，我猜他正在哼唱民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面色沉郁，那表情就像电影里的政治大亨，只不过嘴里没叼着未燃的雪茄而已；一个高大的英国男人和身材同样健硕的妻子，两人都面无表情；一个日耳曼人长相、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似乎饱受癫痫和圣维特斯舞蹈病（St. Vitus Dance）的折磨；还有至少上百个意大利佬（spaggettis，原文如此），他们长得都一样，蓄着长长的棕色胡须，污垢满身；还有一些身形强壮的妇女，头戴着古怪的花边帽，神情呆滞；还有一大群脏兮兮、闹哄哄的孩子从舷梯上摔下来，用洋泾浜英语（Pidgeon-English，原文如此）相互谩骂。[28]三个英国护士，脚大得出奇，沉默寡言，神情严肃；此外，还有操着伦敦腔的乘务员，多得数不过来，他们服务的唯一宗旨是拿到想要的小费，这些人形体削瘦，神情萎靡，一副典型的伦敦人模样；最后是两个受人尊敬的、彬彬有礼的美国女老师，她们和周围的庸人没有任何交流。我和尼克很希望能鼓足勇气过去和她们打个招呼。 住宿情况其实并不差。我们有自己的房间（感谢上帝），只有一点，因舷窗离水面太近，不能打开，屋里得一直开着灯……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有一个吸烟室，如果大家都能遵守规矩的话，也还不错。还有一个酒吧，我们的手头并不宽裕，无法进去品尝。船上的食物算不上美味，但还说得过去；或许是因为看见了船上的那些人，我才对船上的食物有偏见，除了让人生厌的旅伴之外，这算是一次比较舒适的航行。 幸运的是，这些人基本上都不喜好社交。想跟我交谈的，都被我摆出的普林斯顿势利鬼的样子吓走了。说起来我在大学里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学会了在不想与别人聊天时成功地从搭讪中脱身。我的方法如下，先是情绪铺垫，面含愠怒之色，向搭讪者投以审视的目光，接着用彬彬有礼但冷漠坚决的语言予以回绝，随后脸上再表现出厌烦之情，沉默不语。这是所有普林斯顿人都掌握的社交之法，更是耶鲁人和哈佛人炉火纯青的一项技能。在这种三等船舱里，这一招真是百试百灵。 ● 7月2日，英国，南安普敦 我们想办法避开了海关官员，快速出关。走上南安普敦的大街，我们震惊了。靠道路左侧行驶的出租车，陈旧怪异得超乎我的想象。私家车都很狭小，以至于车流中的很多福特汽车，看起来就像是老式的斯坦利蒸汽车（Stanley Steamers）。顺便说说，很多车子确实以蒸汽为动力，外形看起来就像是游艇、火车头与普通平板货车的混合体。街道上跑着外形奇怪的双层车，几乎看不到第五大道上那样的公共汽车，他们把这种车叫作有轨电车。街道都很狭窄，大多数房屋看上去也很老旧，没有高楼。如果是在美国的话，一些男人的穿着一定会引起路人的注目。你可以试想一下“花花公子”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29]的模样：神情庄严地从高得离谱的自行车上下来，头戴圆顶礼帽，尖领上打着彩色蝴蝶领结，身穿条纹衬衫和短腿裤，骑车时裤腿儿撸到了膝盖。主街上的百货商场里都有酒吧，白灰墙面上写着介绍葡萄酒或烈性酒的冗长广告，人们一望即知。这些酒吧大多年代久远，不过也有一些新近才开张；实际上，这个地方呈现出一种18世纪和20世纪混合的风格。在港湾酒店（Harbour Inn）或是类似的地方，刻着“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国王威廉一世敕建”“建于1695年”“蒙主恩典”等字眼，这些古老的建筑已经跟整个建筑群融为一体了。而就在它们附近，你会发现一些风格相似的建筑，外墙铭牌上却写着“伍尔沃斯百货商店”（F. W. Woolworth—3d.& 6d. Store）字样。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找到住地后，我们就出去寻地方吃饭了。晚餐的牛排非常美味，但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夜幕降临，我们四处闲逛了一会儿，又去餐馆吃了面包、奶酪，还喝了点儿啤酒，然后就回去睡觉了。旅馆更像是寄宿公寓，收取的“床位和早餐”费太高，不过在大床上睡觉真是舒服极了。 ● 7月3日 下午五点乘火车到达埃克赛特（Exeter）。我们漫步街头，我在一家二手书店淘到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随后，我们找了家旅馆，最终成交的价格是四先令六便士。在英国，所谓的旅馆就仅仅是一栋房子而已，为旅客提供的床位和早餐价格总是比其实际价值要高出两倍。对房主来说，提供住宿服务基本上是一种兼营的副业。我们在南安普敦住的小旅馆就是理发店兼营的，这次暂住的旅馆则是面包店兼营的。 ● 7月4日，星期五 大约上午九点半，我们出发去《罗娜·杜恩》（Lorna Doone）里写过的乡村。我们步行了六至八英里，又搭了两次车走了六至八公里，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蒂弗顿（Tiverton）。吃过午饭，四处走了走。我们想看看古老的布伦德尔中学（Blundell's School），就是约翰·里德[30]的学校，但又不想浪费时间，心里明白在找到地方安顿下来之前，闲逛得越久，花的钱就越多，旅费还是很高昂的。 打听离开蒂弗顿的路时，我们遇到一个上了年纪、说话絮絮叨叨的律师，他念的就是布伦德尔中学。他像一个犹太布贩子似的拉着我们到他的寓所，展示他珍藏的古玩，回忆年轻时的岁月。虽然年近古稀，但他很硬朗，也很健谈，由于大量吸烟，他的嘴唇早已失去健康的颜色。他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老物件儿，这些藏品让他颇感骄傲。其中有一幅画，描绘的是约翰·里德曾经就读的老校舍，制作画框的木条是这个老男孩从校舍木板上偷偷掰下来的。 半小时后，我们终于摆脱了他，动身前往达尔弗顿（Dulverton），希望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因为出发时已是下午了。前三四英里的路程我们一直步行，后来遇到一个农妇，她邀请我们搭她的双轮马车。这是一种只有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除了她之外，车上还有一个婴儿、一辆婴儿车，以及几个包裹。不过，我们还是挤上去了，外加我们的行李箱。农妇非常健谈，我们愉快地聊了半个小时，内容主要是农民的艰辛困苦。她问我们是否觉得税率调整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利益，我感到，我们没有向她解释清楚一件本国制造的商品并不一定比外来品便宜这一点。下了马车，我们又换上一辆汽车，直驱达尔弗顿。蒂弗顿到达尔弗顿沿途经过一处非常美丽的山谷，田野平坦，树篱齐整，还有古朴的乡村茅舍。越往北走，土地越不平整，人烟也渐渐稀少。 到了达尔弗顿，趁尼克忙着找地方填饱肚子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邮局。给父亲写了张便条，请他再寄一百美元给我。 ● 7月6日 吃过早餐，我们就立刻出城四处打探。说的话还像是在美国那样，友好直白，没有拐弯抹角的客套，对方也坦诚地回应我们。常见到一些妇女站在门口，不知道男人都去哪儿了。“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可以寄宿的地方吗？”“不，我可不知道哩。”“那你们家收留房客吗？”她惊恐地回答：“不！我们从不收房客。乡下人可能会收留房客，要不你问……问问他们吧。”谈话至此结束。快到中午，我们放弃了，回到镇上，在那里终于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餐厅。在埃克赛特这样的英国小镇，除了教堂，星期天还开门营业的地方屈指可数。我们在火车站等了很久，其间我读了《罗娜·杜恩》，尼克睡觉。四点钟，我们上了火车，到达伦敦已经是八点一刻左右了。 我们在伦敦谁都不认识，对于这座城市也一无所知。不过，尼克记起来，美国大学俱乐部联盟或者一个类似的组织，就在罗素广场。他热情地向一个叫博比（Bobbie）的人打听路线（他就喜欢和人套近乎），然后我们搭巴士向着目的地出发。到达广场附近后，我们又问了一个人——也叫博比，是否知道美国大学俱乐部联盟在哪儿。他没听过这个地方，不过他给我们指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在的位置，离我们站的地方也不远。我们可以住在那里，不过要交五先令六便士的费用，听起来还能接受。无论如何，能和美国人讲话，我们觉得很高兴，而且终于可以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了。 我们和负责人聊了一会儿，他是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们，现在不可能找到每晚少于五先令的房间，因为每年到这个季节，伦敦的游客都在二十五万人以上。看来我们只好再去别处找找看了，还得找一份工作，虽然现在失业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几乎没有钱买返程回家的车船票了。我们去了这家伙推荐的一家小餐馆，只花了两先令就吃到一顿大餐，这可比其他地方便宜多了。 ● 7月7日 游览伦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总是下意识地将它与纽约比较，或者说是将两者进行对比，因为相较于两个城市的相似之处，我更能注意到二者的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伦敦缺少高楼大厦，双层巴士往来如梭。双层巴士在下城诸区已经取代了有轨电车，不像纽约那样仅见于各区中心周边的两三条街，而是各条主要街道上都有，且数量众多。伦敦的地铁，或称“地下交通系统”，看起来倒是比我们的先进许多。在一个繁复和忙乱的城市，地铁交通也必然是繁复和忙乱的，整个系统看起来就像是由几条互不相干的线路组成的，盲目而随意，缺乏明显的秩序。不过，说到公共汽车，虽然乘坐机会不是很多，但我不得不说，运行真是畅通，而且车厢也比我们的干净，乘坐更舒适，更具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巴士和地铁收费都是两便士，但是如果对路线不够熟悉，常常会因为错过站而花些冤枉钱。车辆都靠左侧行驶，这让人颇感不解——我有时简直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安排，对美国游客来说，常常要琢磨半天才行。准备过街道的时候先向左看是我们的习惯，现在却必须向右看，真让人难以适应。 ● 7月11日 今晚我们写了祈祷词，打算在安全返回美国之前，每天晚上诵读。 我写道： 亲爱的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却没有赐给我们一丝荣耀， 看在基督耶稣的分上，让我们快些回去吧， 让这一切都快些结束吧，阿门。 尼克写道（他更在意食物）： 我的主啊，你让我们遭受痛苦， 让我们吃着令人作呕的伦敦杂烩； 请让外面的雨不要再下个不停， 最好还能给我们送来一点现金。 ● 7月12日 我们在圣吉尔斯圆形广场（St. Giles Circus）附近的莱昂餐厅（Lyon's Place）吃晚饭，跟漂亮的女侍应生打趣一番，她减免了我们的一部分账单。现在有三个服务生知道我们的窘境，其中两个是得利快餐店（Express Dairy）的，只要一见我们来吃饭，他们就会给我们端上几大杯免费的水，并且在结账的时候通常故意少算一两样东西的费用。 ● 7月16日 我决定，继续向欧洲大陆出发，去他的经济拮据！我们可以去法国，在马赛结束行程，然后让那里的领事送我们回国。为什么两个年轻能干的美国人，仅仅因为一点小小的资金问题，就得在英国待上一个月，踟蹰于此，而不踏足欧洲大陆？ ● 7月17日 我们在清晨六点十五分抵达巴黎……我从没有见过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哪怕只有一点点相像的也没见过。它同时拥有华盛顿的宏伟气象、费城的林荫大道、大都市纽约的自由和华丽（更有甚之），以及伦敦的厚重历史感。街道和林荫大道相当宽阔，交通从不拥堵，据我所见，出租车可以在林荫大道上疾驰，任意变换车道，无视规则，肆无忌惮地加速，就像在芝加哥一样。 ● 7月20日 安静的一天。我一直在房间里写东西，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停笔休息。然后，去一个小公园转了转……看完了《罗娜·杜恩》。五六点钟时，我们打算去荣军院瞻仰拿破仑墓，谁知道关门了。于是，我们乘地铁到巴士底广场，在那里吃了晚餐。尼克在我的提议下点了双份的牛排和土豆，格外满足。我说他的想法、愿望、遗憾、梦想、希望、兴趣全都关于口腹之欲，他听了面露怒色。或许，并不完全是口腹之欲，但是至今为止，我还从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身体不舒爽时精神就痛苦万分，而身体的需要一经满足，情绪也分外高涨。我们沿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那条路返回来。我很好奇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拍摄地点在哪里，如果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取景，那他们是如何真实地复制出大教堂的；如果是在巴黎，那他们又是如何让周围的景物符合15世纪的特色，要知道这些景观具有明显的20世纪风格。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明年秋天写一篇关于“普林斯顿的民主”的文章。我想驳斥那些谴责普林斯顿“势利”的叫嚣者，同时也要批评，普利斯顿的环境并不民主，也就是说，我要反对的是目光只停留在毕业，把获取社会威望当成大学生活唯一目标的人。我有很多问题要思考。是什么让人们对普林斯顿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极其敏感？这种分层是好事吗？它的存在基础是什么？什么是它本应依靠的？当然，我也想写写“黄金年代”的普林斯顿与现在的不同，是“光荣属于普林斯顿”的时代已经逝去，还是仅仅经历了形式的变化。不论哪种情况，促成它们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 7月21日 一整天都被宿醉折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修养……喝了一瓶酒之后，忽然有些失落和伤感，给哈丽特[31]写了一封短信。 还在构思批判普林斯顿生活的划时代文章，想加入关于今年暑假收获的内容，那就是我领悟到，唯一的优点是坚强，唯一的缺点是软弱，在坚强与软弱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7月22日 凡尔赛宫确实如传说中一样，尽显宏伟奢华。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能建造这样一个地方，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看着宫殿墙壁的一幅幅历史名画，我借机好好复习了一下历史，但是实话实说，这些画会让你笑而不语，因为它们通常表现的是一个重大时刻，例如拿破仑为他的军队授旗，亨利四世凯旋巴黎。人人都知道，所有盛大的仪式，不管是婚礼还是加冕礼，总是一成不变无聊至极，有时甚至有些怪诞。出席者以及他们吸引来的观众都表现得过于兴奋，没有完全认识到仪式的严肃性，以致场面颇具喜剧效果。 这让我想起普林斯顿战争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烈日当头，可怜的沃伦· 哈定总统坐在晃眼的白色水泥台阶上，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眉毛上的汗，比起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他更关心的是一杯冰镇啤酒吧。 从凡尔赛宫出来，我们坐有轨电车到拿破仑曾经就读的圣西尔军校（St.Cyr）参观。到达后才发现军校只在周三和周日对外开放。有位绅士告诉我们，拿破仑没在这里上过学，我们出尽了洋相。 晚上六点半左右回到巴黎，在林荫大道的圣米歇尔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匆匆去索邦大学看了看。温暖舒适的夜晚，我们从容漫步，穿过塞纳河，走到协和广场和玛德莲大教堂。我们招了一辆马车，喝了点儿白兰地，然后坐车来到香榭丽舍大道的凯旋门。刚经历了六天的饥饿，对我们两个来说，今天真是够奢侈的。从凯旋门走回住处，现在我完全同意那句话：没有哪里能和家并论，也没有哪里能和巴黎媲美。 ● 7月24日 八点钟左右，在圣拉扎尔车站（Gare St. Lazare）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像往常一样，我喝了“红葡萄酒”，然后特别点了“修道院黄酒”。饭后我们向东闲逛，路上我又喝了一点儿酒。之后溜达到一家小店，点了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在那里高谈阔论：等我有了钱，我要在芝加哥大展宏图。 ● 7月25日 很早就醒了（其实已经十点了），头疼得厉害，去美国运通取邮件。我收到两封邮件，一封通知我不可能从南安普敦那边把钱要回来，另一封告诉我，有一笔钱已经给我汇到英国。于是我发电报要求把钱转到这边来。如果这笔钱少于二十五美元，我们或许会去马赛；如果有七十五美元到一百二十五美元，那我们可以去意大利；如果超过一百二十五美元的话，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游历，什么时候想回家再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日后在美国开一家航空运输公司变成百万富翁；成为商业航空业的哈里曼[32]。 路上我还去塞纳河附近的一个地方游了泳。尽管河水很脏，跳板不好用，气温也相当低，但我还是挺享受在这里游泳的，而且只花了十五美分。 晚上，我下楼去通知服务员明天早晨八点叫我们起床，发现旅馆老板一家人正围坐在办公室里。有个老人以几乎每秒六十个字的速度教训我，批评我们整天就知道睡觉。他主要怪我们喝了太多啤酒，而不是喝葡萄酒。他甚至想让我明天一大早五点半就起床，和他一起出门散步，他要带我看看世界上最大的集市。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亲自上来叫我，再给我倒杯水，等等。要不是明天还有事要做，我一定会和他去，让他看看我是能起得来的。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争论了，好吧，他赢了，因为我的法语蹩脚，我只知道那么几个词。 ● 7月26日 九点准时到了美国运通，但是邮件还没分拣出来。出去吃了东西，十点返回，收到法兰（Fran）[33]寄来的一百美元和留言：别怕给父亲发电报要钱，他愿意汇钱。哦，可怜的法兰，她显然是被我从伦敦寄去的信给吓坏了，一字不落地将我的境况告诉了爸爸。爸爸当然极其生气，咬着牙向她保证，他一定会给我寄来所需的全部旅费。谁也不会像她这样，怀着满心的好意，却把事情办得再糟糕不过了。她满怀好意为我即将面临的风波铺平了道路，造成的结果就是，恐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造访剑桥街309号[34]了。但是：为了既成的灾祸而痛苦，徒然招惹出更多的灾祸。[35] 所以，就这样吧。目前也无力改变什么。等回到美国，我就把钱还给法兰。我想我会继续和远方的家人保持联系。 我们决定用法兰的钱去意大利，就当是父亲寄来的。到纽约后，再将父亲寄来的还给她。 [乔治和尼克从巴黎乘火车前往都灵。］ ● 7月27日，都灵 一番费力搜寻后，我们找到了十四里拉一晚的房间，安顿好已近中午了。我们下楼到隔壁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餐厅里有一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意大利年轻人，眉清目秀，穿着都很整齐，比我俩强多了。我正跟尼克说着我对他们穿着的看法，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家伙开始用英语跟我们交谈。他说他的母亲在纽约经营一家餐馆，他自己也在那里待过五年。于是，午饭期间，我们有了一位翻译，了解了很多关于意大利的知识。我们谈起《是的！我们没有香蕉》（Yes！ We Have No Bananas）这首歌的各种版本，非常高兴。这首歌在这里还很流行（美国早在一年前就没人唱了），他非常想学这首歌的英文版。我们将英文版的歌词写给他，他也把意大利语版的歌词写给我们。 午饭后我们回到房间睡觉，直到晚上八点才醒。我做了糟糕、诡异、很不寻常的梦，在深深的绝望中醒来。我梦到了家人，陷入沉思。有那么一瞬间，我记起了整个梦境，但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梦非常特别，梦中发生的事情仿佛就躲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我只知道这让我感到非常悲伤。我会做两种梦，一种是基本每天晚上都会做的上百个寻常之梦，就是些与前一天有关的现实记忆和大脑里的图景，这些记忆的影像在梦中随意闪现，繁杂而无序。每当睡觉时，我们的想象和记忆会从思维的羁绊中释放出来，肆意驰骋，然后对思维产生影响。另一种梦，我无法解释。与第一种梦相比，这种梦更有秩序，有时候还颇具创意：梦中我们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或听到非常有趣的事情，还会对其进行清晰合理的思考，而这些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在我看来，对这种梦，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种心灵感应。 ● 7月29日，热那亚 今天，又去海滨逐船询问碰碰运气，失望至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费力在一条小船上找个工作更让人气馁的吗？我们用惯常的礼节让领事深深折服：在有多少现钱的问题上，我们向他撒了谎；同样地，就我们能否在这个鬼地方找到活干的问题，他也对我们撒了谎。当然，他劝我们向家里拍电报要钱，告诉我们在这边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经验丰富的水手还闲在家等活儿，有个美国人正在热那亚的拘留所里饱受煎熬，等等。除非我们已经身无分文，或者他终于确信我们不可能被他唬住向家里伸手要钱，否则他是不会帮我们的。当时，甚至连尼克也认为，他没有义务帮我俩找到工作。当然啦，如果我们没钱了，我们肯定会进拘留所的。到时候，这位大使就会非常热心地替我们垫付发电报的费用；我和尼克——至少我，是不会向家里发电报要钱的。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是，他会遣返我们回国，还是不管不顾，就让我们一直待在拘留所里。 ● 7月30日 今天上午去达乐航运公司（Dollar Line）办事处途中，我顺道询问了一下荷美邮轮（Holland-American Line）的价格，包括火车票在内。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仅仅是好奇想知道票价是多少。当女职员告诉我从莫达讷（Modane）出发票价是一千四百里拉左右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莫达讷到这里现在只需要五十里拉，整个行程加上餐费也就一千五百多里拉，这与我们在别处听到的一千九百里拉的报价相去甚远。我又让那位女士查询核对了两三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并没发现任何不妥。于是我冲回旅馆叫醒尼克，把他连拖带拽带到这里。一番详细的询问之后，我们初步预订了“沃兰达姆”号（Volendam）的船票，这艘船会在8月6日离开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那时候有可能舱位都订满了，原本预计父亲本周能汇来的一百美元钱也可能没有及时汇到（或者稍晚才能汇到）。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对我们来说都进退两难，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虔诚的信徒正祈盼着回家。钱款有可能明早就汇到，也可能除非我们写信去催，否则永远也到不了。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下午，我们走下公路，登上一处山峰，一览热那亚。向海边瞭望时，我强烈地怀念起密尔沃基市。崖壁下的海水环绕礁石，平静而和缓，放眼望去，蔚蓝的地中海特别像从密尔沃基市东面遥看的密歇根湖。但一转念就发觉，我们现在身处距密歇根湖四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那一棵棵棕榈树、一栋栋方形房子、肮脏杂乱的街道，还有绵延起伏、若隐若现、蜿蜒到城镇的贫瘠山丘，都与密尔沃基市毫无相似之处…… 今天跑了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收留我们的夫妇人很好，只是他们提供的所谓“卫生舒适”的房间，既不卫生也不舒适。 下午，沿着海滨漫步，这又让我向往起在密尔沃基市曾经渴望拥有的一艘小船。假设这样的“不幸”真的降临于我的话，如果诸多条件都能兼顾的话，我希望这艘船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长，足够容纳一个配备一两张床铺的舒适船舱，但船也不能太大，否则一个人无法驾驶。我会用它来干什么，船舱要怎么装修，我要驾着它去哪里……我要先把船里装满足够的食物，再去想下一步。 ● 7月31日 没有邮件。没有汇款。尼克一直睡到下午一点。早晨我出去逛了一圈，看到了热那亚股票交易所。和它相比，纽约的交易所简直就像贵格派教会的默祷会一样安静。意大利人说话时天性喜欢夸张的发音和手势，身处人群中的时候更是如此。在拥挤的股票交易所里，意大利人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免费搭乘了热那亚的有轨电车，我感到非常高兴。 ● 8月1日 确认没有邮件之后，十一点半左右，我们出发去登山。尼克想去看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去观风景的…… 在大门口，几名警卫告诉我们不能进入城堡，我们只好作罢。一个警卫好心地给我们一罐凉水，我们给了他们几根美国香烟以示感谢。休息期间，和他们聊了半个小时。他们是一帮粗俗、鲁莽又懒散的人。尽管沟通有点儿费劲，但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的工资一天只有四十分（相当于两美分），这座古老的城堡现在已经变成政府的重要无线电站了，里面有大约五十座无线电台，还有水手（像美国一样，这里的无线电通信由海军管理）。他们还说，他们既不喜欢意大利，也不喜欢墨索里尼，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去美国。 ● 8月2日 今天下午，我们买了两册平装书，一册是《莎士比亚戏剧集》，一册是《康拉德文集》，每册八里拉。然后我们回到旅馆，看书，睡觉。我读完伯利克里这部分后，就想把之前构思的一首诗打磨一下。这首诗还没有写完，不过已经有了粗略的轮廓。这真是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人们说真理就是美。美的真理！ 傻瓜！竟然不去一试就全盘接纳！ 傻瓜！竟然迷恋青春的花哨美梦！ 美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谎言！ 像那寻到手的花朵，会褪色，会凋零， 是对我们那可怜的希望的嘲讽。 在我们的头脑之外，哪有真实？ 我大声地诅咒， 诅咒那上帝，深知这苦难， 却依然高唱自由，绝不为他的奴隶打开枷锁。 但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这样糟糕， 他是否该承受这样的诅咒。 几乎不经意就获得千百种幸福，更坚实，更少虚浮，但也只是幸福，与美无关；幸福将感恩之心一点点注入人类的体内。 它又一次证明了，思维只源于灵魂深处， 我们曾一度获得伟大的智慧， 是否将重获更多的真义？ 写得还差强人意吧。 ● 8月4日 当发现自己做事有过于急躁的倾向[36]以及其他不足时，我开始努力克制，好让脾气和性情更平和些。我认为人类面对的问题很大限度上并不在于他们不能完全洞察事情发生的原因，而在于他们总是能在一瞬间意识到它，而在其他方面则过于软弱，无法面对问题，只能选择逃避。这种多少有些哲学意味的问题，自然是没有标准答案来解释的，但我以为，人们面对问题时，已经预设了一些不尽合理的假设，把这些假设当成必然的解释，并依赖这样的解释。如果他们足够坚强，就可以在这个不合乎逻辑的前提下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像几何学那样。只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强大，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结果也显得无能为力，继而为情绪所掌控，让矛盾不断堆积。 ● 8月5日 早晨还是没有收到邮件，我们告诉轮船代理和美国运通公司的人员，我给家人发了电报要求汇钱过来，请他们帮忙查询是否已经汇到，没有这笔钱，我们无法继续后面的行程。他们说会在四天内给我们答复。 下午我们到城市另一边的海滩去玩，还游了泳。海水和周边的环境都非常肮脏。与美国相比，这里的人对泳衣的穿着完全不讲究。大多数男人只穿着一条泳裤，小孩则一丝不挂。 我们跟船主——或者叫“船老大”，商量了半天，想在他那里租一个靠近地面的铺位，我们现在的铺位在五层。他开始要价四里拉多，然后降到两里拉，一口咬定，再不还价。看他这样子，我们便说，看来我们只好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了，并且准备离开。没过一会儿，他就喊住我们，说我们明天可以搬到低一层的船舱里。所有的事情都表明，要么就跟那些欧洲人挣个高下，要么就坐等被宰。 意大利菜让我的肠胃颇不舒服，尤其是今晚，我感觉很糟糕，不得不从我们少得可怜的钱中又拿出四里拉买了一些蓖麻油[37]。我想明天卧床休息，吃饭注意一些，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 8月6日 我仿照在刊物上读到的风格，写了几首关于意大利人的打油诗打发时间，比如下面这首：在四岁的稚嫩华年，他离家求学， 为了习得生意真经， 为了日后把商铺经营， 他开始学习的历程， 先学会“祈求恳请”， 又学会“水果热卖201”， 还有如何“偷税漏税”。 他还阅读了长篇大作， 谈的是《养猫》， 但他发现太无聊， 于是换了一本《手风琴演奏高级教程》。 今天还是没有邮件，我们想一定是邮寄过程中出了问题，因为我俩目前一封邮件都没有收到。 ● 8月8日 经历了经济危机，熬过了缠身疾病，似乎就要否极泰来了。对了，我想我患上痢疾或者类似疾病，可能是由于喝了不干净的水。尼克好心地提醒我：这种疾病，千万不可小觑。 大约十一点，我踉跄下楼，来到美国运通公司取件处，想问一下布里斯（Bliss），热那亚有没有会说英语的医生。布里斯是个金发碧眼、严肃而阴郁的英国人。我到那儿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家里的钱已经到了，汇款单据可能中途在美国运通处理寄送和银行手续的另一家办事处耽搁了。我立刻去兑换，在工作人员午休之前拿到了一百三十美元。然后，我吃了点儿东西，整整两天，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午餐后，我们怀着好奇四处逛了逛，等着轮船售票处在两点开门。我们去了一家卖大理石工艺品的艺术品商店，在那里我发现一个用雪花石膏做的小型威尼斯圣马可狮子雕像，我想买来送给康妮做她的结婚礼物，但是现在我还买不起，等回美国之后再想办法买吧。 我们要乘坐的火车将在六点二十分开往巴黎。我们最后很匆忙地简单收拾了一下，五点四十五分离开住地，导致尼克和旅馆老板大闹一场。后者要求我们多付一天的钱，因为我们没有及时通知他要退房的消息。我真希望能完整地复述吵架的内容，没有比这更激烈的争执了。 旅馆老板：不行，你必须付这个账单。 尼克：我们不会付—— 旅馆老板：我要叫警察了！我…… 尼克：警察！老家伙，我们还有美国领事呢…… 旅馆老板（因愤怒而发抖）：啊，我……（挥舞起拳头） 尼克：你想怎么样？ 我走到柜台旁边…… 旅馆老板（已经愤怒到极点）：滚蛋！ 尼克（与旅店老板同时吼道）：滚蛋！ 旅馆老板（败下阵来，但咬牙切齿地嘟囔）：好吧，你们就付到今天早上的吧。 我们在都灵换乘，车厢里有两个退伍的法国老兵，一个正忍受下颌肿胀之痛的法国人，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脖子粗壮、皮肤黝黑的英国人，泰迪·罗斯福[38]那种类型的，有点儿印度血统。“可以说，这是个污点”，他极其苦恼地跟我们说道。他带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有一瓶矿泉水，于是我们就把威士忌和矿泉水兑起来喝。午夜，我独自回到半空的隔间，留下尼克和那个英国人，他俩还在争论在美国能否花钱买到大学文凭的问题。我放松地睡了一觉，两三点钟，我们到了莫达讷。 ● 8月8日 我正试着辨认车站墙上的时刻表，这时碰到了今夏以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黑人，他的双手和脸上都是污垢，但当我看到他的衬衫和衣领上也沾满了煤尘时，我才意识到这是沿意大利铁路长途跋涉的结果。他体形矮小（他后来自嘲他是“小虾米”），戴着眼镜，满脸无辜，一副让人怜悯的天真样子。他的形象真是不够体面，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分肮脏”，被煤灰蹭黑的脑袋上盖着一顶破旧的帽子，和尼克破破烂烂的帽子倒是不相上下；他身穿亚麻外套，经过意大利铁路的“洗礼”，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白色了。他一张口，我就确定他是个英国人，他一本正经的古板英语，和毫无体面可言的外表形成强烈对比，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骑行者，正职是化学家。在每年的两周假期里，他都会秉承英国人特有的严谨和热忱骑上车去旅行。很显然，他在骑行中从来不过多考虑体能问题。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他除了不停地骑车，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他想着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天能骑一百五十英里…… 有一次，他被几个摩洛哥的摩尔人扣押，这些人因性格暴烈、目无法纪而恶名远播。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他用受害者般无辜、低缓的语调讲述了那段经历。我们听完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对他或许不太公平。 “有一天，”他说，“下午四点左右，我停在一个小镇问路，说要到另一个地方过夜，那里离这个村庄大约有四十英里。他们告诉了我两条路线，一条是坦途，另一条要绕点儿弯路，他们称之为驼路。我想应该挑战一下驼路，便出发了。事实证明，那条路真的十分崎岖，我没有预计中骑得快，一直到夜幕降临，我仍然在赶路，没到目的地。 “骑了一段后，我看到路边燃着一堆篝火，不过我决定不去理睬，继续前行。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三个大块头，挡住我的去路。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于是用手势告诉他们，我想要继续赶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用一种非常愤愤不平的语气继续说道），他们抢走了我的自行车，我没法把车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其中一个人指了指我要去的方向，然后举起了枪，像要开火似的。是的，他们有枪，腰里还别着刀或剑一类的东西。他们打手势要我跟他们走，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到了他们的帐篷。你们知道，就是那种需要手脚并用，爬着进去的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黑面包和咖啡，吃完后我们就都躺下睡觉了。第二天一早，他们给我吃了早餐，然后放我走了。” 听起来，与其说这些人试图伤害他，倒不如说他们是在保护他，免得他在夜路上遇到真正的强盗。 拂晓之时，他与我们郑重告别，像来时那样跳上自行车，甚至连外套都没有脱掉。他骑车远去，消失在晨霭中。 ● 8月9日 很早就起床，做了些琐事。午饭后，我去看医生——一个叫鲁滨孙（Robinson）的美国人，他说我得的是痢疾，给我开了些药，我在附近药店买到了。[39] ● 8月13日 起床，刮胡子，收拾行李，吃饭，九点到达荷美邮轮的等候室。我们又被检查了一遍，还打了疫苗。然后，他们把船票交给我们…… 我们遇见了一个布朗大学的学生，1925年那一届的。我和尼克以纯粹的东部高校学生的方式招待了他，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我常常认为人们总是蔑视经典，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毕业于新英格兰不太有名的大学，或多或少地喜欢仿效和接受旧式的经典。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圆滑。塞缪尔·贝隆（Samuel Balou）[40]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处事精明沉稳，说话委婉得体。除非是别人先挑起事端，不然他从不会跟人起纠纷、争吵，或不礼貌地打断他人。贝隆先生对何种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了如指掌，即便是身边的人对他有所冒犯，他也不会表现出过激的情绪；几乎从来没有感受过吃惊、不屑和愤恨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负面情绪。通常当一个搭档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不过面对类似的情况，贝隆先生基本都应对自如。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张清秀但黝黑的脸。尽管跳舞的姿势并不优雅，但他是一个很好的舞伴——现代舞又不要求舞姿优雅。我的意思是说，他肯定是跳舞跳得最好的，不论哪个女孩与他共舞，都会感到非常自在，他既不激情四射让人难以承受，又不索然无趣让人感到乏味，他是一个让人满意、受人尊敬的贴心舞伴。 他表现得如此“精明沉稳”的方法很简单。他凭借着天性而非后天的学习，就具备了东部高校学生费尽力气才能获得的品性。比如情绪，它实际上是社交活动中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对于人际交往的种种虚伪行为，特别是“上流社会”中的那种人际关系，人们出于真实情感会对其嗤之以鼻，但这种表达并不合时宜，不利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交往。要做到极致的温文尔雅，就不能轻易动感情。大学生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贝隆先生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他完全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是个理想的楷模。 我并不是在说贝隆的坏话，或暗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他的性格的确过于模式化了，就像预先设定好的机器人一样。他很通人情，很讨人喜欢。在这一个多月里，我见识了太多无法理喻的外国人，与他的偶遇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宽慰，他是一个中规中矩、个性单纯的人。 ● 8月13日 我们最好把一次旅行当成一个整体而非零散日子的集合来看待，尽管旅程中的每一天都很开心，但每一天都大同小异。这就是我对旅行的理解。 出洋旅行最要紧的可能就是船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略有提及。我喜欢乘船，整个旅途中都很喜欢，我甚至希望能一直待在船上，做一名船员…… 跟我一起住在三等船舱的乘客，我估计有三十人。当然，也包括眼前的尼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下面的船舱里，有些晕船，但还在读书……乘客中有一群德国人，共十一人，其中一位头发灰白、善良和蔼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朋友，他准备搬到密尔沃基市和儿子同住。我跟这些德国人愉快地交谈，顺便练习了口语。还有一位可怜的荷兰女人，她体形瘦削，面容枯槁，带着七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二岁。她独自一人照看他们，她有些晕船，有几个孩子也晕船，我很同情他们。 还有一个从洛杉矶来的美国家庭，是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这位母亲有着典型的中产阶级气质，忧心忡忡，早先在英国当儿科护士。她支持针对日本的移民法案，希望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41]或亨利·福特（Henry Ford）当选总统，对国联不屑一顾。她的大女儿只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些，长得很漂亮，朝气蓬勃，读起言情小说来如饥似渴。另一个女儿聪明伶俐，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娇惯的孩子。她名叫珍妮特（Jeannette），有时候让人讨厌，有时候又很招人喜欢。 我很少对他人心生憎恶，但是在船上确实遇到了让我厌恶的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佬，戴着帽子，留着浓黑的小胡子，身着棕色法兰绒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衣领的位置，却不系领带，袖扣也没有扣上，下身穿一条蓝色哔叽裤，没有系腰带，可能是由于懒惰，他脚上的棕色军靴没有系鞋带，白色的袜子露在外面，同时还露出一大截灰色的毛料衬裤。他话很多，但说话软弱无力，有种无知、虚伪、狡诈的感觉。好吧，愿上帝保佑他。还有几个看起来神情懒散、普普通通的底层荷兰人，两个邋遢肮脏的波兰年轻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这些就是“芬丹”号（S.S.Veendam）上的乘客，今天是这艘船第十四次航行。 我几乎没看到上等船舱的乘客，而所见的也没有吸引我的地方。就连在甲板上散步的漂亮女孩，我也没有欲望再多看一眼。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只有勇敢才配得上公平，只有世故才能获得公平。事实上，塞缪尔·贝隆经常到甲板上去，甚至还能参加那些人的舞会，因为一个人只要穿着体面，有一定的交际手腕，糊弄乘务员就不是一件难事。几天之后，贝隆就跟船长混熟了，还得到了他的允许，可以经常到甲板上去闲逛。 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耐心而密切地关注着天气变化，我喜欢研究天气，此外，就是在阅读。我读了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和萨巴蒂尼的《喋血船长》[42]，还看了几本杂志。此外，我还有了一项新的爱好，就是观察海水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化。 ● 8月23日 今早大约八点，出入境检疫员登船查看我们是否携带跳蚤或者其他寄生虫。过了一段时间，船驶入港口，纽约时间十点十五分，我们停靠在霍博肯（Hoboken）。海关检查、和众人告别大约花了半个小时，大约在十点四十五分，我们终于再次踏上新世界的土地。我们身上仅剩两美元二十五美分了，这还是之前节省下来的一英镑，我们在船上兑成了美元。尼克决定和朋友乔（Joe）在纽约待一晚，然后再去普林斯顿，他要和迪金森夫人（Mrs. Dickinson）商量工作的事情。我的想法是，最好先去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找康妮拿些钱，回到普林斯顿之后再做计划。我们先一起去了麦卡尔平（McAlpin）（花了我十美分），乔在那里工作，但还没上班。于是我和尼克分头行动，我出发去斯克内克塔迪。我乘地铁到242号大街，再乘从扬克斯（Yonkers）直达哈斯廷斯（Hastings）的公共汽车。我吃了午餐，这趟旅程下来，我还剩下一块六毛钱。我一路搭顺风车去奥尔巴尼（Albany），旅途并不顺利，到达时已是晚上九点了。让我搭车的几个司机都是常见的类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一个货车司机，一个平凡的青年，一个好心肠的电气承包商，两个酒鬼；还有一个业余修理工，他花了宝贵的半个小时修理一辆老旧杰弗里牌汽车的阀门；最后一位是个少言寡语的职业赛马师，他开着一辆老式福特敞篷车，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载我走完去奥尔巴尼的最后四十英里。他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他要去奥尔巴尼和一个合唱团的姑娘约会，他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了。 我在奥尔巴尼坐上一辆电车，一路上睡到了斯克内克塔迪，在那里又换乘了一辆公交车。找到康妮的家并不容易，不过最后我还是找到了。我按响门铃，等着克罗韦尔（Crowell）[43]来开门。他们假装出很高兴见到我的样子，还为我准备了晚餐。十二点半上床睡觉。 ● 8月25日 早上和康妮一起去了市中心。陪着她逛了一会儿，然后我去理发，她就回家去了。我还修了胡子，买了一双袜带，这是康妮坚持要我买的。下午四处闲逛了一会儿，写了几封信，还做了其他琐事。晚饭后我乘电车去奥尔巴尼，然后坐哈德逊河上的晚班航船到纽约。这艘大船叫“奥兰治堡”号（Fort Orange），老旧得可怕，特别大，简直太大了。 至此，关于欧洲之旅的记述全部结束，筋疲力尽的乔治·凯南记。 [1]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访问密尔沃基市。 [2]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类礼拜是宗教性质的，但是当美国人目睹欧洲已经被卷入战争的洪流当中时，军事和精神上的“备战”运动弥漫了整个国家。 [3] 乔治的父亲肯特使用的是中间名，他几乎每天都阅读《圣经》。 [4] 即使在如此稚嫩的年纪，凯南对日记可能反映出的东西就已经非常敏感了。他涂抹了当天的文字记录，用大写字母写下这句话，覆盖原有的文字。 [5] 珍妮特即“妮蒂”（Netty），是乔治的姐姐，与他最为亲近。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凯南给她写信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6] 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是凯南母亲的哥哥阿尔弗雷德·詹姆斯的儿子。詹姆斯一家家境富裕，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毫无背景、性格严肃的肯特·凯南配不上他们可爱的女儿弗洛伦丝。 [7] 其他时候，乔治上学和回家时都乘坐电车。 [8] 罗伯特·麦克纳特·麦克尔罗伊，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的爱德华讲座教授。 [9] 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24年2月3日去世。威尔逊曾经向美国民众承诺，他们参与“一战”将有助于“使世界得以确保民主的安全”，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以及美国参议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和拒绝加入国联的举动，打碎了他的梦想。 [10] 乔治·皮博迪·古奇：《现代欧洲史，1878—1919》（George Peabody Gooch，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878-1919），1923年。 [11] 摩西·泰勒·佩恩庄园（Moses Taylor Pyne estate）， 也称德拉姆斯瓦克特庄园（Drumthwacket）， 位于斯托克顿街（Stockton Street），距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 [12] 1924年的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激怒了日本政府，不仅是因为该法案禁止日本国民移居美国，也因为它违反了美日之间的君子协定。根据该协定，此类移民禁令应由日本政府自己颁布。一些人认为该法案毫无必要去侮辱日本。 [13] 阿米（Army）是凯南的一个朋友。 [14] 凯南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学期论文，主题是研究一条航道的收益，这就是在几十年后的圣劳伦斯航道。这条航道开通后，轮船就可以在北美五大湖和大西洋之间航行了。 [15] 凯南就是在这次聚会上遇见了住在这里年轻的女士，她后来还与凯南通过信。 [16] 查尔斯·惠特莱斯（Charles R. Whittlesey），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7] 康斯坦丝·凯南·勃兰特是乔治的姐姐。康斯坦丁·尼古拉斯·迈克拉斯·麦索朗基提斯（Constanitne Nicholas Michaelas Messologhitis），凯南一直称呼他“康尼”或“尼克”，他是一个希腊裔美国学生，来自中西部地区。他和凯南在1924年夏天一起游历了西欧。 [18]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凯南误拼了“一轮圣洁的月亮”一句中的单词。 [19] 约瑟夫·康拉德的第一本小说《奥尔迈耶的愚蠢》（Joseph Conarad， Almayer's Folly， 1895），描写一位荷兰商人到东印度群岛淘金的故事。 [20] 钥匙与封印（Key & Seal）是一个社交和餐饮俱乐部，凯南在大四时退出。 [21] 赫伯特·斯宾塞·默奇，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教授。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许多老兵返乡后发现原来工作的地方在战争期间工资大幅上涨，与他们领得的军饷不成比例。尽管联邦有一笔退役金，有些州也有类似福利，但是与后方工作的人们相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拿到的钱反而少许多。国会为此在1924年通过《战后补偿调整法案》，规定给“一战”老兵在美国本土服役期间每天补偿一美元，海外服役每天补偿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但是国会为了减轻该法案对财政预算的冲击，规定补偿金额超过五十美元的不发现金，而是在二十年后加上复利一并支付，有特殊困难可以预支22.5％。——译者注[23] 凯南接下来说了些讽刺之语。 [24] 格蕾丝·韦尔斯在凯南的妈妈去世后来到凯南家，与孩子们住在一起，照顾他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孩子们不大喜欢继母路易斯·惠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取代了格蕾丝的位置。凯南后来给自己的大女儿起名为格蕾丝。格蕾丝是瑞斯小姐的看护人。 [25] 詹姆斯·查尔斯（James Charles），凯南的堂兄，也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26] 多年之后，凯南写了两卷有关“一战”前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书。 [27] 凯南是在学校发的一个小册子上写的日记。 [28] 凯南此处拼写可能有误，应指一种说话时夹杂了不同语言的非地道英语。——译者注[29] 布鲁梅尔是19世纪早期引领英国男性时尚界的纨绔子弟。 [30] 约翰·里德（John Ridd）是理查德·多德里奇·布莱克穆尔的《罗娜·杜恩》（Richard Doddridge Blackmoor， Lorna Doone， 1869）一书中年轻的主角。这部浪漫主义小说以英国埃克斯穆尔地区为背景，在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的学生中特别流行。 [31] 哈丽特（Harriet）可能是凯南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士。 [32] 哈里曼（E.H.Harriman）是铁路交通业的巨头。20年后，凯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哈里曼的儿子——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的助手。 [33] 凯南的姐姐。 [34] 凯南父亲在密尔沃基市的住址。 [35]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 [36] 凯南终生都为没有更好地克服这个缺点而自责。 [37] 蓖麻油可以治疗肠内积滞、腹胀和便秘。——译者注[38]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译者注[39] 反复发作的肠道疾病困扰着凯南的后半生。 [40] 贝隆就是上文提到的布朗大学学生。 [41] 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最有希望获胜的总统候选人，1917年—1945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曾支持通过立法阻止日本人移民。 [42] 拉斐尔·萨巴蒂尼的《喋血船长》（Rafael Sabatini， Captain Blood， 1922）是一部描述17世纪晚期加勒比海冒险的探险小说。 [43] 克罗韦尔是康妮的丈夫。 第二章 柏林与里加（1927年—1933年） 1927年 1925年，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两百一十九名学生排第八十三名。同年夏，他在一艘游轮上做甲板水手。之后，凯南到华盛顿学习，准备参加驻外事务处的招聘考试，1926年9月成为一位外事官员。凯南在信中对姐姐坦言：“虽然我对柯立芝总统[1]及其内阁的大多数成员深怀敬意，但他们在我看来都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他还补充道，“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 Bryan）在晚宴上用葡萄汁代酒，震惊了外交使团的时代相比，美国国务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不过依然不时显得滑稽可笑。”[2]二十三岁，凯南获得了第一个驻外职位，担任美国驻瑞士日内瓦的副领事。1927年8月，国务院将他调往驻德国汉堡领事馆。 ● 5月16日，日内瓦 我们乘船沿湖而下，勃朗峰（Mont Blanc）渐渐淡去。似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轮皎洁的明月从浓密的云团里跳出来，夺人眼目。月光倾洒下来，我们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航行。这月亮不是苍白、柔弱、充满阴柔气质的月亮，而是一轮耀眼的大圆盘。它爬上天空，就像一位明星充满自信地登台亮相。 写日记的这会儿，月光仍然照亮着天地，照亮了河对岸萨雷布山（Saleve）上影影绰绰的悬崖峭壁；它把草坪变成了质地同样（原文如此）奇怪的柔软地毯；月光透过窗子肆意倾泻，照入我的房间；平静的日内瓦人因这月色而激动，全城人都到码头闲逛；月光震撼了我那可怜的小夜莺，它只能静静地伫立笼中，把舞台让给了蟋蟀、蚱蜢和远处喧嚣的有轨电车。 ● 5月24日 我又对美洲人（Homo Americanus）——或者随你怎么叫——的性格进行了思考…… 现在有这样一位A先生，是个待人坦诚、头脑敏捷的美国商人，被派驻欧洲。他的特征并不明显，相貌平平，毫无特别之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一副玳瑁眼镜，面无表情，身材中等。他开着一辆美国车，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如何花了好多天从勒阿弗尔（Havre）一路驾车到日内瓦。 他善于分析，从纯理性的角度深刻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开创了辉煌的事业。他先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公司对他的经营能力高度认可，派遣他去日内瓦，然后表面上切断他与公司的所有官方联系渠道，使他成为欧洲灯具卡特尔独揽大权的人物之一。公司非常清楚，他始终是公司在那边的非正式代表。现在，他在这里过着安静、平淡、不引人注目的生活，总体来说，可以把他归为巴比特式的人物[3]。 不过，他一点儿也不像刘易斯和塔金顿（Lewis and Tarkington）笔下的人那样满嘴蠢话，夸夸其谈。[4]他从不嘲笑艺术和美；他对艺术和美还没有关心到要去嘲笑的程度。他对理想的破灭毫不失望，也不憧憬未来，他只对工厂的目标利润和灯具的销售感兴趣。他告诉我们：“有些人声称，如果对人类没有助益，他们就不会从商。我不是那种人。我确信，这个产业正在上升，而且已经对人类有所帮助。”他接着解释了更好的照明条件如何提高了劳动效率。 也许他是对的。晚饭后，我在阳台上来回溜达，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思索着这件事。 ● 5月26日 这是一个干净通透的小镇，仿佛一幅蓝白相间的奇特画作，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双重特质。在日内瓦老城，住着大约十万法裔瑞士人，他们朴实无华，勤劳肯干，跟世界上其他小镇的居民一样，小富即安。一个真正的日内瓦人则会思考商业如何运作，市政措施如何，孩子明年能否去上学，全家去朋考特（Pent-cote，原文如此）的萨雷布山野餐的计划怎么样，新火车站建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沉吟：“从商业角度来说，国联的成立是件好事，会给这里带来很多游客；如果它能阻止各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大好事。”但这绝不是他生活的重点。外交人员、政治家、游客，日内瓦人接受他们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关心自己的生意，当他的事情让他和这些人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对他们既不尊敬也不蔑视。事情办完，他和这些外国人便各走各路。 跟所有瑞士人一样，日内瓦人基本都是所谓的无辜旁观者。他们永远都在观看。比如说，勃郎峰大桥码头的船每天都来往二三十趟，但是每当有船离开，总是有一群表情平淡的日内瓦人盯着看，好像目送海怪利维坦（Leviathan）离去一样。主要街道上的交通警察做着完美的指挥动作，虽然从没有人遵守，却总能吸引三四十个瑞士人好奇的目光。在大街上换轮胎也引得一大群人默默围观。主街上正在拆除的大楼引发了公众两个星期的密切关注，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派遣专门的保安人员将好奇的观众控制在安全距离之外，以免被飞崩的砖块砸中。在这个国家，哲学家少之又少，瑞士人喜欢观看，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想要学习和模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观看这些事物有趣。尽管他们也讲述自己在战争中饱受的苦难，不过，我怀疑当他们站在山顶上，目睹欧洲其他国家兵戎相见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庄重专注，但就好像观看拆除大楼时那样，我想他们肯定也同样感到乐趣十足。 ● 7月4日 下午，我感到非常烦躁和困倦。昨天在洛桑吃的那顿糟糕的午饭让我一直难受到现在，但是我还必须穿好衣服到美岸大酒店（Hotel Beau Rivage）参加7月4日的国庆招待会。 美国人都到场了，女士们都穿着缀有荷叶边的漂亮夏装，显得热情洋溢、清新可人，她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接下来谁将步入会场之类的事情上。男士们则直白地表现出对这种场合的厌倦和反感，只有两三个来欧洲旅行的大学生看起来活力十足，他们碰巧赶上这场招待会，到场的名人之多让他们感到惊讶。塔克（Tuck）[5]以他一贯的友好真诚的态度主持着招待会，我则无事可做。在招待会的第一阶段，我躲到大厅里读了一会儿杂志。茶歇结束后，大家都挤到宴会厅，听海军上将希拉里·琼斯（Hilary Jones）[6]发表演讲。这时轮到女士们感觉无聊了，男士们则变得兴致勃勃。演讲内容是关于裁军会议（Arms Conference）的，这相当于掴了大不列颠两记耳光。之后不久，我给一个英国朋友讲解“会议材料”，讲着讲着突然心里一惊，如果塔克发现他的副领事四处闲逛给别人讲解代表团的演讲内容，他会怎么想。 ● 7月14日 这里的人对萨克和范则蒂案的反应很强烈，领事馆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请愿书，甚至有一次领事馆外的人行道上都被涂满了请愿内容。[7]今晚的报纸公布了萨克和范则蒂将在8月10日被处决的消息。我正要离开领事馆，门房的太太在大厅里拦住了我的去路，这个身材纤瘦的老妇人因为愤怒而浑身发抖，她用谴责的语调对我说：“先生，萨克和范则蒂就要被处死了！”说完之后，她用挑衅的姿态站在那里等待我的答复，我想我似乎应该答应她，马上给总统先生打电话放了那两个人。遗憾的是我无能为力，只低声地说了“这真是糟糕”之类的话，就满脸羞愧地溜了出去。但是我忍不住想，她的行为里面饱含着难得的情感，一位干瘪可怜的小老太太，整日忙碌于日内瓦办公大楼脏乱的地下室，竟然会愤怒得发抖，企图攻击一位副领事，只是因为她觉得远在千里之外某地的人会残忍和不公正地对待她的两个同胞。 ● 9月10日，汉堡 今天要去大西洋酒店（Hotel Atlantic）参加一场婚礼，感觉真是糟透了。世上所有争斗、悲剧、不和谐以及和谐都令我感到内心纷乱而无力应对，我尤其不喜欢参加这样的婚礼，但还是赶到大西洋酒店的宴会厅，去参加可怜的H的婚礼。H性格温和，相貌普通，他的新娘更是平淡无奇。他们跪在英国教会的牧师面前，带着所有的缺点、所有的弱点、所有微不足道的虚荣跪在那里颤抖，激动地向对方承诺着彼此的一生。他们身后是一小群心不在焉的熟人，这些人聚在那里只是为了给婚礼仪式增添一些体面而已。真是可惜啊，可惜啊，可惜：竟然用如此冷漠和敷衍的态度对待眼前的美景和梦想。 典礼结束之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喜宴：席间的谈话拖拖拉拉，就像是时钟在滴滴答答悠悠作响，带着点儿模糊和嘈杂。有人举杯向新娘祝酒时，我也三心二意地跟着应酬，感觉自己与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色彩艳丽的餐桌上摆放着成堆的红玫瑰和精美的卡片，还有高脚杯，所有这一切，旨在庆祝两人爱情和婚姻的坚贞与荣耀，似乎都不是为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刚从工作中脱身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真心为这场婚礼感到幸福和欢欣鼓舞的人准备的。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无论居住在哪里，其实都是侨民。我们恐怕都来自另一个更温暖更纯真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我们的记忆，而记忆的色彩正随着我们童年的流逝而褪去。 但是惨淡的现实生活让人忧伤难过，恐惧就像远处的惊雷在地平线上空久久不去。 ● 10月10日 今晚，参加了一部戏剧的首演……其中有三幕讲述了一个孤苦无辜的女孩如何受到全世界的欺骗和虐待，演员倾情投入的表演让我备受感动，感动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舞台上一位寡妇在法庭审判现场抱住了被告辛德瑞拉大哭：“嗳，嗳，没关系！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真想把头靠在那位身材肥胖的女士的宽肩膀上大哭一场。只是碍于作为领事的尊严，同时想到身为领衔主演的这位女士在现实生活中接人待物也可能缺乏公允，我才没有那样做。 ● 10月30日 城市是很奇怪的：有些城市只是各种建筑物的集合体，比如日内瓦和费城，它们缺乏活力，毫无人情味；还有些城市，比如汉堡，当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它们会跟你亲近，将美丽和邪恶的触角同时悄悄地伸向你。它们会与你建立起一种你永远都无法撼动的亲密关系。现在身在汉堡，这个城市在向我倾诉，用安静华美的街道和湖泊，展现着秋天的忧郁之美；用海港那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声，显示着令人窒息的惊心动魄的力量；还用一种无法言表的恐怖声音诉说着痛苦，无论是圣保利[8]那丑陋的烟花柳巷，还是涌入领事馆海事处的德国民众，都让我感受到这种痛苦。 ● 11月1日 欧洲的政治圈真是一个独特的小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对民众来说毫无意义的演讲、声明和社论。一位比利时内阁大臣在某座小城为一家战争纪念馆揭幕，他说德国人是一群坏蛋，正伺机侵略比利时。90％的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对演讲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知道。但第二天，德国所有宣扬民族主义的报纸都刊登了措辞激烈的社论，抨击比利时的“洛迦诺精神”（Locarno Spirit）已死[9]，没完没了地瞎扯“比利时的游击队”，哀号外交关系“遭到了破坏”，造成了新一轮“紧张”的政治气氛。他们从没有想过所谓的“政治气氛”，其实仅仅存在少数职业政客和多疑的记者所在的阶层而已，在他们这个阶层的下面才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核心力量和基础阶层，而且这些阶层在发展壮大，并没有被那些尖刻小人的胡说八道影响。 ● 11月7日 昨天是星期天，天空中下着细雨。早晨我步行去邮局，偶遇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游行示威活动。蒙蒙细雨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手举红旗，臂戴袖章，站在达姆托尔车站（Dammtor Station）前聆听临时演讲台上演讲者的发言。他们高唱国际歌，跟在了无生气的横笛手和鼓乐队后面游行，购买宣传印刷品以及印有萨克和范则蒂头像的明信片。 我站在外围看热闹，观察眼前的游行队伍，仅仅听到演讲者的只言片语。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我蔑视这些共产主义者的荒谬、可恶和煽动行为，但当我第一眼看到沿着大街游行的队列时，我也有一种想要呐喊的冲动。示威者都衣衫破旧，被生活摧残得无精打采。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认为：尽管这是莫斯科豢养的一小群遭人唾弃的寄生虫，但这些愚蠢无知、惹人讨厌的家伙毕竟都是人，经过几百年的沉默和绝望，他们第一次努力表达和证明自己，在各种各样的红色旗帜和革命仪式的欺骗下，找到了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是值得信仰并为之骄傲的东西。就像昨天一样，明天这些人又会静静地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在驳船、铁路、货运马车上，在工厂、街车里或者其他地方劳作，而另一些人，那些实业家、新闻记者和政客则攫取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今天是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大日子，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下游行，虽然旗帜可能会被玷污，但他们还是神情严肃、斗志高昂地迈步向前，心中满怀希望和热忱。 在我看来，这些游行当然是错误的、可恶的、让人怜悯的，但同时也是严肃的、认真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毕竟，在当今世界现有的状态之下，我认为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都是让人振奋的，虽然理想主义的道路会因为各种曲折、敌视以及糟糕的领导而难以实现。 ● 11月12日 今天下午，在崭新的“开普艾柯纳”号（Cap Arcona）上举办了慈善茶会，“开普艾柯纳”号是往返于德国和南美洲之间最新的最大号客轮。客轮静静地停泊在海中，海豚在周围快乐地嬉戏，我们通过栈桥，轻柔地踏上了客轮的甲板…… 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希望拥有神奇的魔力，将自己身穿的常礼服变成水手穿的粗布工装，将舒适华丽的舞厅变成不定期货轮那被煤烟熏黑的船头，驶入黑暗和夜雨之中。 ● 11月30日 昨晚我去了“多姆”（Dom）……这座城市有闪烁的灯光、帐篷、货摊、各种各样花哨的棚屋、又长又脏的泥泞街道、赌场、卖甘蔗和香肠的食品摊、枪支打不准的射击场、摩天轮、鳄鱼表演、疯狂屋、观光火车、西洋景、充满美国西部风格的骑术表演和回旋轮。密集的人群沿着大街缓慢移动。一个秃头小个子站在帐篷前的平台上，对着人群发表长篇大论。他身后站着六个外套光鲜却围着破旧披肩的女人，这些被冻得半死的可怜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涂抹着浓妆的脸颊显得分外憔悴……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尖叫：“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害怕什么？”循声望去，还以为会是一个布道者，原来是赌场的吆喝。满身脏兮兮的速记员在回旋轮周围摇摇晃晃，大声喊叫…… 男人在叫喊，车轮在滚动，灯光在闪烁，哨子在吹响，人群在欢笑，人们在进餐。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而又一成不变，在极度虚荣和无涯苦难的长河中向前流淌，在这一切行为的后面，正如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10]所写，众神在极度的冷漠中狂舞。 ● 12月20日 我在阅读《布登波洛克一家》[11]，它就像古老的吕贝克城（Lubeck）上演的《福尔赛世家》[12]。我只能遗憾自己没早出生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过于丰富而让人无法理解。太多的城市千篇一律，人们的相遇和分离不再是因为感情受伤，因为这种聚散实在太常见了。同样，我们的朋友太多，却没有真正的友谊；书籍太多却无法吃透其中任何一本；质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就这样，生活开始变得像电影一样，成百上千帧万花筒式镜头在我们的感知世界中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它们就已经消失了。 我希望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次旅行是长达几个月的事；社会和政治问题只从简单的“自由”与“保守”两个角度考虑；外国依然遥不可及；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依然不为人知，充满魅力；仍然有值得为之效命的战争，以及值得崇拜的众神。 1928年 1月，凯南离开汉堡回美国休假。因对驻外事务处不满，他考虑辞掉职位。另外，他与埃莉诺·哈德订了婚，她是华盛顿新闻记者威廉·哈德（William Hard）与安妮·哈德（Anne Hard）的女儿。但未婚妻随后解除了这桩婚约，凯南因此深受打击。[13]同时，他的情人夏洛特·博姆和其他德国人的生活因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的影响遭遇了“真正的悲剧”，这也让凯南备感沮丧。他看不起很多美国人抱有的“永久繁荣”和“无节制的乐观主义”态度。“……或许这就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极端激进主义者的原因。”[14] 情场失意的凯南事业却更上一层楼，美国国务院一项为期三年的语言学习项目接受了他的申请。凯南选择了俄语。凯南家族里还有一位乔治·凯南（1845—1924），他曾在俄国探险，是凯南祖父的堂兄，是一位杰出的楷模。两个乔治生日相同，其他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国务院派小凯南先到柏林，再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德语中称为“莱瓦”（Reval），那里是了解苏联的窗口。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自学俄语了。 ● 3月1日，纽约 百老汇街和33号街这里有五层交通网，五层闪烁的铁轨和震耳欲聋的车轮响声！ 在这座城市地下交通的最深处，城郊通勤列车从回荡着轰鸣声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驶出，沿着地下更深处的交通线急驰，直到再次上升，到达灯火通明的长岛站台。这趟路线的上一层是进入33号街车站的B.M.T.地铁，长途特快列车在拥挤的站台驶入驶出，刹车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与第三条铁轨相交时蹭出的电火花四处乱溅。再往上一层是幽深的哈德森隧道（Hudson Tubes），俗气的白色圆柱与拱顶建筑，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车站的投币箱叮当作响，盖过了列车的轰隆声。顶层的街面上，车辆嘎吱嘎吱地行驶在“L”形的柱子间，而头顶上的高架铁路列车正往来于另一个平面里的站台之间，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穿行。 中央车站北面，一座崭新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大楼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经过车站汇聚到公园大道（Park Avenue）的各条高架桥街道却不打算绕过这座全新的建筑。两个巨大的拱门从北向南穿过大楼，在不久的将来，拱门间川流不息的车辆会让人依稀想起游人如织的加利福尼亚，那里总是有汽车从大树底部的洞口钻出来。 我满脑子奇思怪想，黎明时分在这座城市里四处徘徊，欣赏着这里无限的变化，即使在这么早的时间，这个城市依然充满无尽的活力。 ● 3月17日，华盛顿 我像个迷路的人一样漫步在这座城市：穿过高架桥，走上岩溪公园（Rock Creek Park）泥泞的小路，那里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然后穿过16号街和公园之间一排排带有白色柱廊的房屋。我了解这座城市，就好像我了解自己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不曾了解。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安静的街头，肯定存在着解开这个谜团的真正的美和生活。在某个地方，肯定隐藏着一把钥匙，能破解这个荒谬可笑的星期日下午的意义！ 或者根本就没有钥匙？难道在这个国家的工厂和办公室里，所有的生活都索然无味，所有的追求都毫无意义吗？当工厂关闭、办公室下班的时候，除了那些死气沉沉的钢筋混凝土巨型建筑和无所事事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没有剩下吗？那是一群迷失的面孔，在浮躁和空虚中无助地漂流。 车辆在沉默中缓慢前行，没有答案。湮灭一切的无聊心绪和难以名状的沮丧笼罩着这座城市。只有在“U”街和16号街交角处，一辆豪华轿车的车窗后浮现出一个年轻女孩鲜活的脸孔，她的笑容像山中吹来的一缕清风，散发着生命和春天的芬芳。 ● 3月26日 这个晚上，我最后一次不情愿地向华盛顿那些无名的神灵表示敬意，向那些爱嘲弄人的冷酷神灵表示敬意，他们偷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两年时光，却没给我任何补偿。这些神灵居住在充满我个人体验的华盛顿，这是一个令人惆怅和忧虑的华盛顿，一个傲慢、光鲜、在无数承诺与背弃中颤抖前行的华盛顿，而非作为旅游景点或者首都的华盛顿。 在得知最终要离开华盛顿的消息后，我的离开远非身体离开那样单纯，我对华盛顿的回忆突然变得异常清晰：炎热的夏季夜晚在教堂街上拉手风琴的男人；16号街上的灰白色公共汽车，从苏联大使馆百叶窗的阴影中驶过；衣着讲究的人群；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举办的慈善舞会上，豪华舞厅里迈着悠闲舞步的人们；夜总会里愉快的氛围和轻快活泼的调子，与客人的寒酸和粗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春日下午潮汐湖（Tidal Basin）畔的小路；乔治城（Georgetown）里绿树成荫的大道两旁，古老的砖房仿佛在为自己吟唱着属于遥远年代的平淡歌曲；岩溪公园曲折迂回的车马路；杜邦环岛（Dupont Circle）喷泉边玩耍的孩童；月色中华盛顿纪念碑那冰冷的尖塔和林肯纪念堂高大的拱柱；寒冬夜晚波多马克河（Potomac）上闪烁的微光；国务院里阴暗的走廊；这些回忆再加上其他千万段回忆都来奚落我，只因我对它们充满敬意；它们像火焰一样烧灼着我，只因每一段回忆都闪烁着失败的光芒！ ● 4月18日，柏林 在美国大使馆的会客厅里，坐着一群暮气沉沉的绅士，他们身穿黑色大衣和条纹裤子，例行公事般地闲谈。只有大腹便便的施特雷泽曼[15]一边说话，一边来回摇晃着身躯，看起来充满生气和活力。人们都好奇藏在他那颗硕大光头里的欧洲秘密，觉得他这样不严肃的举止对他所负的重要使命简直是一种亵渎。 ● 5月6日 我的窗户正对着舍恩贝格市政厅（Schoneberg Rathaus）前面的广场。这可是个举行游行示威的好地方……晚上，一阵急促的鼓声让大家注意到这次游行活动。穿过广场的队伍色彩并不丰富，人们的热情也不高涨。一小群纪律严明的社会民主党人举着一两面横幅，还有几个人吹打吱吱呀呀的乐器伴奏。他们经过我的窗前，四人并列一排，有男有女，衣着破旧寒酸。他们不是共产主义宣扬海报上那种年富力强、身穿工装裤的无产阶级。我怀疑，尽管他们公开宣称社会主义，但他们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还未可知。他们更像是各阶层衣衫褴褛的人们的大杂烩，更像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合，每个人的银行户头里都有一定的存款，每个人都有自己微不足道的社会理想。 因为过于朴素，这次游行显得很不起眼，很寒酸，但是这安静和朴素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有着比共产主义者和钢盔团（Stalhhelm）[16]发出的噪声和怒吼更为强大的东西。这些来自柏林阁楼的默默无闻的可怜人，在历经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带来的恐怖之后，在不知不觉中承载着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他们那狭窄的肩膀上担负着未来子孙的命运。 ● 8月5日 周末，我去了卡尔森[17]在哈普萨尔（Hapsal）的假日别墅。 我怀着恶劣的心情离开塔林，感觉异常疲惫。我憎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憎恨我。我憎恨塔林，憎恨那里所有人，我不想去看望卡尔森，但是我又不得不去，这让我非常愤怒……卡尔森诚挚的邀请显示出他的热情和善意，但是这些人有什么权力强迫我加入他们枯燥乏味的世界，遵守怯懦的中产阶级规范？他们有什么权力恣意要求我适应他们的习惯，迎合他们的弱点和偏见？ 晚饭吃了很久，卡尔森一家一直和一个英国人聊天，我觉得非常沉闷。我听到外面的乐队在演奏《骷髅之舞》（Dance Macabre），我们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管弦乐队经常演奏这首曲子。有一次，我们出去旅行，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市（Saratoga Springs）的一所寄宿女校演奏《骷髅之舞》。当时正值隆冬，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高大光秃的桉树像弯弓一样俯看着冰雪覆盖的大街。那些日子里抱有的期望还没有实现，秘密还没有解开，但我觉得它们没有消失，还在那里。此时此刻，坐在这里闲聊海外殖民地八卦的家伙们，怎会了解我的期望和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谈论海外殖民地这类庸俗的话题，还想把我也拉入他们的队伍。 英国人问我会不会玩桥牌，我说会，但不想在塔林玩，因为我要做点儿研究，可能会很忙。 他笑道：“每个人都这么说，但是很快就开始四处闲逛，和大家一样寻开心去了。” 他的话让我火冒三丈，这该死的家伙，我跟别的什么“大家”一样吗？他以为我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一个缺乏智慧的人？一个像他们那样，在枯燥乏味的海外殖民地社交生活中苦求解脱的人吗？ 早晨起来，我感觉透不过气，心中烦躁不安。阳光射进清冷的花园，嘲笑我的痛苦。早餐时我觉察到不友好的气氛，我不奇怪，这是我自找的。没等大家都吃完饭，卡尔森夫人就建议我喜欢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我懂她的意思，随即就退了出来。我能感觉到，我走之后他们会在背后谈论我。他们都觉得我是异类，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租了一条划艇，向海湾进发。遒劲而清新的风从西面刮来。在阳光的照射下，海水在舞动，在冒泡，在翻腾。几艘帆船从我旁边经过，正朝湾口抢风行驶。白色的单桅船逆风而行，冲过浪端的白色泡沫轻快地前进。我朝西划过去，感受着风的威力。我享受这种逆风而行的艰难。这是对自我的挑战，我可以借此发泄我的愤怒，我可以堂堂正正地与之对抗。到了湾口，我的手上磨起了水泡。该回去了。 下午，那个英国人提议我们乘划桨船横穿海湾，这种轻快单薄的小船在波茨坦周围的湖面上随处可见。我们登上小船，迎风出发了。海浪一瞬间就冲上了船头，拍到我们的头上，衣服也都打湿了。很明显，如果继续划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全身湿透，但是我们两人都很倔强，他毫无怨言，我也默不作声。我们就这样继续迎风前进，冰冷的海水扑面打来，刺骨的海浪持续不断地撞击着我们。因为上午划船用力过猛，我的胳膊和手腕一直酸疼。现在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每划一次都疼痛难忍。 我们划到了海湾的另一边，将船停靠在一座小岛上，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放在船尾干燥的小船舱里，然后穿上泳衣往回划。回程似乎永无止境，我的左臂已经抽筋，几乎无法继续划桨。彻骨之寒让我们两个都感到非常痛苦。 现在，我正坐在返程的火车上。感谢上帝，那个英国人还要留住一宿。爱沙尼亚阴郁的风光从车窗前飞速掠过，在耀眼的落日映照下，远处松树黑色的树顶构成了一道锯齿状的暗色地平线。在晴朗的红色天空中，云彩组成了一条条平行的彩带，有的金黄，有的深蓝。慢慢地，云彩后那斑斓的天空渐渐消退，与之一起逝去的还有这个不愉快的周末。 ● 9月4日 欧洲的美国化，新世界对旧大陆的文化和商业冲击，欧洲人将这一切归咎于欧洲的不完美。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是一种疾病，只会侵袭那些虚弱的身体。我对反对美国汽车和美国唱片涌入的欧洲人失去同情心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如果旧世界缺乏足够的活力来抵挡新世界的野蛮入侵，那么它必将被淹没在这场洪流当中，就像以前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一样。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对传统的热爱和对过去成就的尊重而停止前进。 两三个月前，我梦到自己遇到了C，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问他工作怎么样——在梦里我似乎回到了美国。 他回答说：“都是老一套，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但是看看好的一面，也就看开了。” 我要转身走开，感觉自己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沮丧裹挟。在我看来，美国到处都是困惑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悲剧当中，借助所谓的工作业绩，为自己抛弃了真正的生活寻找借口。 ● 9月6日 有时候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欲望，想去游览，去新奇的地方，做异乎寻常的事情，见陌生的人，从而摆脱我们这个平庸而空虚的时代。我总是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地方，美国人没有去过，我到那里以后，就能抛弃旧环境中的一切束缚来提升自己，超越那些依然待在原地的同胞。 这是个危险的错误，因为探索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在无聊生活的煎熬之下，那些傻瓜为了猎奇和追求异域情调，几乎踏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到现在这个时候，有待发现和有待描述的地方几乎没有了。米利波顿（Milliburton）的旅行演讲者[18]、阔绰的教授，都蜂拥到为数不多的落后地区去了，那些地区到目前为止仍拒绝20世纪的文明。任何人都可以去，只要身体健康、耐力超常就可以去。电影、广播、广播剧，这些所谓现代文明的东西很快就会毁掉那些为数不多的世外桃源，那些不同寻常的地方仍然保存着与世俗不同的风貌。 那么，能够逃脱这樊笼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有机会让自己逃离这些循规蹈矩的旋涡？如果需要的话，我甘愿做出牺牲或忍受艰难困苦。 文明在于深度而不是宽度。我们的文明就像缺乏深度的水体，漫过自己的河岸，淹没了乡村，但只是浅浅的污浊之水。就像一个贪吃的人，为了攫取新鲜珍稀的佳肴，没等消化掉肚里的食物，便在短暂且让人难以理解的好奇心驱使下，去攫取一个又一个新玩意儿，每次都是剥离表面的那一层，然后像傻瓜一样盯着看，接着就把它丢到了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就是这样总去追求新的东西，天哪，一直求新。 是的，解决之道就在于深度。从一般意义上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不用离开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太远，我们就会有伟大的发现，但是审视我们的内心深处时，尽管我们了解一切，却什么都不懂…… [为了探寻1917年以前俄罗斯文化的痕迹，凯南来到15世纪普斯科夫-派克斯基（Pskovo-Pechorsky）修道院和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Narva）。在学习俄语的同时，凯南也在完善自己的德语。］● 11月4日，爱沙尼亚，纳尔瓦[19] 一切都让人感到费解，千丝万缕找不到头绪。细节堆积如山，我深感倦怠，但是依然没有看出它们有任何意义，秘密不会自我揭示。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孤立无援。我没有从同一个角度观察过两张图片，我从没有做过比较，我必须无望地忍受这种没有尽头的感觉。每天我都挣扎着希望获得另一种世界观，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那样，但是很显然，我不是德国人，我没法成功。 1929年 1929年初，国务院任命凯南为驻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大使馆的外事官员。在里加期间，凯南游遍了波罗的海地区。他很敬重德国记者阿方索·帕克特，受后者所写游记的激发，凯南也竭力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位初出茅庐的外交官被派往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学习俄语和俄国历史。凯南对10月的股市崩盘未做评价。 ● 3月5日[20] 柏林冰雪初融，到处都是泥巴，色彩单调。无声的经济大萧条给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房屋罩上了沉重的气氛。政治已经破产，经济危机肆虐。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有关赔款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但似乎毫无前景可言。[21] 雷马克（Remarque）和雷恩（Renn）[22]的作品在各个书店均有销售，他们的书描写了上一次战争中极端恐怖的情形，但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没有丝毫的热情，只有几个愚蠢的游客在选帝侯大街上莫名其妙地大笑。 ● 3月29日，前往爱沙尼亚多帕特（Dorpat）途中与老式俄国宽轨铁路上运行的列车一样，我们乘坐的二等车车厢宽阔又坚固。坐席平坦宽敞，配有皮坐垫和漆木靠背，无疑比西欧车厢中那种气味难闻的古板内饰要舒服多了。同车厢的旅客有三五个犹太人，几个衣着整洁的拉脱维亚军官，他们都系着山姆·布朗恩（Sam Browne）皮带；来自里加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是去乡村度假的，看起来是相当聪明的一家人，他们说拉脱维亚语，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行李牌争论不休。有的人在吸烟，有的人在用德语、俄语或者拉脱维亚语聊天，有的人在读晨报，也有的人蜷缩在长椅上沐浴着阳光睡着觉，还有的人凝望着窗外。 站台旁的台阶上熙熙攘攘。沙俄时代留下来的灰色木质结构车站前面是尘土飞扬的站台，那里站着一群农民，他们穿着并不合身的节日服装，等候从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火车拉着他们进城。一脸疲倦的铁路工作人员身着卡其布外套，不时挤过人群。农妇背着牛奶罐站在行李和肮脏的手推车中间。车站里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斜靠在栏杆上，观察着火车和人群。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穿着沾满烂泥的俄罗斯长靴、肮脏的厚呢大衣，头戴芬兰式厚皮帽，耷拉着皮革帽遮，皮帽的大耳罩扣在两边。 ● 3月30日，多帕特 爱沙尼亚的学生们坐在咖啡馆里，对户外的好天气视若无睹，也对遥远世界的喧嚣无动于衷。如果咖啡馆有独特的氛围，能在整个冬日帮助一个爱沙尼亚的波西米亚人成长，那也不是坏事。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不过是那种无法描述的空洞建筑的低劣复制品而已：典型的北欧咖啡馆，用深红色的窗帘将健康的光线挡在外面；咖啡和蛋糕都摆在放着餐巾的小餐桌上，桌面是仿大理石的；无聊的旅行推销员读着日报，欣赏着女人；女士们耐心地独坐，希望自己因为沉默寡言而显得更加浪漫神秘，希望有朝一日能碰到梦中的白马王子，就像小说杂志中描写的邂逅一样；二流管弦乐队演奏着无人听的曲子。总之，这里甚至连让人迷醉、邪恶和绝望的诱惑都没有，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沉闷、无聊和浑浊的空气。 ● 4月9日，立陶宛，科夫罗（Kovno） 这些在建的建筑崭新鲜亮，即将成为政府办公大楼和银行，而对它们得以建立的法律依据或必要性，必须进行深刻的思考。世界上没有哪个首都的营建过程，经历过像这里一样奇特的命运轮回。通往欧美各地的命运之线将由这个贫瘠的犹太村庄来负责，它坐落在冰冻的河边，或许应该被称为泥泞之都，四周环绕着泥泞贫瘠的村庄。 它已经接受了这一奇特的命运安排，不激动，不感激，好像一个饥饿的动物接受了一顿意想不到的美餐。当命运的潮汐退去，当官员和外交官离开时，政府大楼就像犹太商人的店铺一样空空如也，只剩下混乱不堪和相互指责，但不会有真实的悲伤，因为真实的希望从来没有存在过。 ● 5月26日，拉脱维亚，里加 夏天已经降临在波罗的海，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白昼。夏日的骄阳让这座城市沉浸在金色的温暖怀抱中。皇家花园（Kaisergarten）里到处都是鲜艳的植被，蒲公英在浓密的草海上漂浮。人们沿着砾石小径散步，在长凳上晒太阳，倾听演奏台上军人的音乐会。不同的语言和声音混杂在一起，有俄语和德语的交谈声，看不见的昆虫的鸣叫声，暖风吹拂新鲜树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汽车的轰隆声和喇叭声，孩子的叫喊声和年轻人的笑声。 这个夏日实在过于丰富、过于盈满了，超出了一个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以致人们都想请求诸神将它们褫夺。诸神把毒液般的雨雪泼洒给我们，长达数月之久，此刻我们应该怎样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温暖和爱怜呢？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想要抓住它，留住它，但是它太过巨大，太过虚幻，我们无法掌控。我们没有爱，没有值得庆祝的胜利，我们只能眯起眼睛，在公园里被炙烤的小路上困惑地走着，令人烦恼的是，我们无法享受荣光，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法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阻止了我们分享那种荣光。 夜幕降临，在无法抵御的烦躁的驱使下，我又来到公园的小路上。在高大树木的掩映下，小路显得很昏暗，只有那寂静的潟湖还保留着一丝天光。人们依然在小路上漫步，人类的本性和丑恶已经被丢在一边，它们变成了暗影，被赋予了神秘和美丽。 ● [在夏天赴瑞典和丹麦的旅行之后］ 在欧洲饱受战争洗礼的地方待了两年半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令人惊奇的标志性特点就是：这里从未经历过战争。在其他地区，历史只有一个分界线，即战前与战后，但在这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914年—1920年期间没有出现过饥荒、革命和通货膨胀，几代人之间潜移默化的融合也没被打断。 ● [秋天赴汉堡旅行期间］[23] 怎样解释汉堡的魅力？为什么这座城市比别的城市吸引的游客更多，更让人为之着迷？为什么当其他城市变得空虚无聊、索然无味时，汉堡总能吟唱出多元化的欢快歌曲，并且这歌声里还蕴含着对人类所有希望和恐惧的表达？我知道没有答案。我只能承认，对我而言，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女神，她的存在让我充满活力。 1930年 193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柏林度过的，他有自己的私人教师，同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国务院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他获得了俄国革命前沙俄富裕阶层所接受的那种教育。凯南试图了解苏联的意识形态，同时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前景。大多数时候，凯南都感到生活厌倦无聊，不过他发现俄国“是一个魅力永存的地方”[24]。 ● 1月18日 我要续写这本长期被弃置一旁的日记，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出缘由。首先我要保存……一封写于里加却没有寄出的信件[25]：实际上，我对驻外事务处的分支机构和国务院都极其厌恶。至于驻外事务处，只能说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并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商业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并超越了政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交活动，其重要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因此，我不该选择继续留在欧洲负责本国的驻外事务。 当我看到这里的运作方式后，我不得不转而质问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此建立使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为了遵守国际惯例，和欧洲政府维持亲密关系，保持来来往往的例行交流？或者是为了维持反应迅速的情报活动，报道、解释和预测政治趋势，以便我们的政府根据这些趋势来考虑外交政策？我想这一点适合大多数欧洲使团，他们将外交重点放在与政府官员和外交使团保持亲密无间的友谊而非执行真正的外交任务上。社会威望与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于一个积极参与欧洲政治斗争的国家来说，如果外交官通过私人关系能随时掌握城里一切事情的内幕，那么这样的外交官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天晚上，我听到这里的一个瑞典人盘问拉脱维亚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先生，想了解当天办公室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很能体会他这么做的必要性。 但是，我们不必这么做；不管怎样，报纸上那些无足轻重的流言蜚语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淡化逝去，或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不再被当作娱乐大众的小丑。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们玩桥牌，与别人的妻子跳舞，筹办宴会，表现自己，仿佛我们的生活正有赖于此，借此显示自己与这个空洞虚伪的社会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外交和政治。我们做到了，上帝可以作证。在欧洲很多国家，我们当中受尊敬的代表对当地的熟悉程度甚至要超过当地人。当地的新闻媒体为他们大唱赞歌，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穷于应付的各种邀请，他们带着千篇一律的官样笑容来摆放每一个花环，赠送每一件礼物。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在等着看，等着看这些代表精心打造的交际圈是否对美国怀有真正的热爱。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我们这个身份本应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我们努力了，欧洲人也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给予回馈。能得到我们的关注，他们的确很高兴，很乐意应邀来参加宴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但他们知道不必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论他们给还是不给，宴会都会照常继续。所以，对于我们的好奇心，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心的话，他们的回复方式是，以信心满满的语调将早晨发布给媒体的通稿再低声重复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拂袖长笑而去。 ● 1月26日 “你好，是L……小姐吗？我是前几天晚上在俄罗斯剧院与您聊天的美国人。您看，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时间，非常不易，真想出去狂欢，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狂欢吗？” “对，绝对过瘾，而且我差不多有两年没跟美国姑娘约会过了。” “好啊，我很乐意。” “好，到时候我去接你……” 回到家，又喝了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就我国国民的美德长篇大论起来。与此同时，我好奇是什么力量让我在与美国女性相处时还能表现得那么彬彬有礼。 ● 3月3日 在我的下方是一艘巨大的拖船，它后面拉着一串大驳船，泊在岸边。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包括我在内，注视着一位生病的女士从驳船上被运下来，抬到一辆干净小巧的市政马拉救护车上。像以往一样，我充满好奇。我想在这样的驳船上当一个甲板水手，跟着它溯流而上，去了解在船上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是什么，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什么。这艘驳船与其他船只一同沿易北河溯流而上，到时一定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关注。美国副领事引用的数字会稍微做些修改，他会这样写：“与去年同期的AA吨、价值BB百万马克相比，今年3月易北河上游地区的货物交易量为XX吨，价值为YY百万马克。”国务院的人会读到这份报告，查看是否存在印刷错误，然后商务部的人读到它，将这些数字跟本部门外事处送来的数字比对（希望抓到这个领事的疏忽之处），之后将其永远封存到档案库的深处。没有人会提起船上那位生病的女士被抬到马拉救护车上的事情，但谁能肯定跟那些货运数据相比，她的故事毫不重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