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15

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黑海岸边加格拉市郁郁葱葱的山间,一个格鲁吉亚老人正坐在山顶宅邸的阳台上。他身材矮小,微胖,挺着大肚子,稀疏的白发和胡须随风飘扬。他穿着灰色的外衣、宽松的裤子。这是一座经过修缮加固的城堡,从阳台往下望,风景一览无遗。老人正在和他那些同样老去的宾客回忆他们的童年……桌上放着烤肉串和格鲁吉亚人宴请宾客的香辣蔬菜拼盘,还有当地的葡萄酒。老人们用格鲁吉亚语讲述着他们在哥里和第比利斯的童年、他们在神学院的学生时代,以及他们年少鲁莽的行为。他们曾经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位主人“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同学和神学院同窗”。斯大林业已风烛残年。他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他是大元帅,是苏联政府的总理,是苏共总书记。他曾攻克柏林,他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而现在,索索已经老去。他历经了50多年的风云,治理苏联政府长达30多年,参加了4年的世界大战。他已精疲力竭。在他去世前的好几个月里,他不时地回到家乡,住在他最钟爱的亚热带黑海的海边别墅。他种花养草,密谋布局,阅读书籍——还会在温暖的夜晚聊起往事。他有时会邀请他的重要下属莫洛托夫或伏罗希洛夫,有时则邀请更为年轻的格鲁吉亚负责人和追随者,但通常,“斯大林邀请他在小时候就认识的格鲁吉亚邻居”。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其名字会令斯大林想起他儿时的庇护者,哥里的科捷·恰尔克维阿尼神父——说:“如果有时间,斯大林会和他的同学保持联系。斯大林经常会聊起他的童年故事,他一想起那些曾经的伙伴就会想把他们找过来。于是我们就安排他们在加格拉见面。”斯大林喜欢举行晚宴:“我们邀请彼得·卡帕纳泽和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吧……申拉泽怎么样了?他是个著名摔跤手……最好能邀请到他,还有……”于是,卡帕纳泽、叶格纳塔什维利和其他老人会聚在一起。他们开车从第比利斯来到黑海,爬上陡峭的山坡,通过钢铁大门和守卫保安,来到斯大林秘密的、重兵把守的宅邸“寒溪”。守卫会带着他们去见斯大林。通常,斯大林都在剪玫瑰花或为他的柠檬树除草,要不就是在阳台上读书或在修建于悬崖之上的凉亭里写作。他还会打台球。系着围裙的女佣送上晚餐,她们几乎是隐形人,干完活就消失。斯大林打开格鲁吉亚美酒。晚宴通常是自助餐形式,所有人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宾客们都很开心。”恰尔克维阿尼说。斯大林十分友好,也很念旧,但他偶然也会发火。“有一次晚宴上,斯大林看到一包格鲁吉亚香烟盒子上绘着一个风骚的女人。”突然,他爆发了:“体面的女人会做这样的动作吗?这完全不可接受!”恰尔克维阿尼和其他党员承诺会重新设计香烟盒子,斯大林怒火平息。在大多数时间里,索索和他的老朋友“会聊戏剧、艺术和文学,比较少涉及政治”。他会心酸地回忆起他的两任妻子卡托和娜迪亚;他会聊起孩子们的问题——每当他聊起去世的儿子雅科夫,彼得·卡帕纳泽总会绕过桌子,在他耳边低语着安慰他。斯大林悲伤地点着头:“失去孩子的不是只有我一家。”然后,他会回忆他那酗酒的父亲、哥里的摔跤比赛、他在1905年的冒险以及古怪的卡莫、钦察泽和他的行动队员们,还有他在流放时的英勇行为。“斯大林会想起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元老,他会讲起他们的轶事。”当他提起他们的名字时,宾客们不禁微微发抖,因为这些正是斯大林亲手处死的人。有时,他会说他杀错了人——给错了命令。“我很吃惊,”恰尔克维阿尼说,“当他说起那些被他无辜清洗的人时,他的口气就像是个事不关己的历史学家,他既不悲伤,也不愤怒——你根本听不出他对他们有多仇恨,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幽默……”在很早之前,斯大林曾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解释过他的这一态度:“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我活着享受紫罗兰;我死了,墓地的蠕虫欢天喜地。’”当这位老人回忆他神秘的一生时,他如此说道:“历史学家不但会发现那些埋藏于地下的事实,也会发现那些沉入海底的秘密——他们会把秘密公之于世。”他问道——几乎是自问:“你能保守秘密吗?”他想起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相识。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却都是他统治下的这个巨大悲剧的缩影。他回望过去,犹在镜中。“他是个自大的坏小孩,他也是个自大的坏父亲、坏丈夫。”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其他的东西,献给了政治和斗争。于是,对他而言,那些本不和他亲近的人反而比他的亲人更为重要。”然而,更为糟糕的是,他允许——甚至怂恿——以深爱的人为代价来达到政治目的。1918年的时候,阿利卢耶夫家的大多数孩子都在为索索工作了。当斯大林于1918年的内战中被派往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时,他把女朋友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她的哥哥费奥多带上了装甲车。两人成为了他的助理。他们回来之后,娜迪亚成为了他事实上的妻子。她搬进了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并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瓦西里[1]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内战结束之后,娜迪亚做过一阵子列宁的秘书。安娜·阿利卢耶娃于内战期间结了婚。她跟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调查佩姆的沦陷,当时,她爱上了捷尔任斯基的波兰助理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此后,后者成为了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高官之一,也是斯大林的心腹之一。她们的哥哥帕维尔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还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中任军事人民委员。在斯大林的庇护下,这家人飞黄腾达。然而,也正是斯大林导致了这家人的灭亡。第一个发生悲剧的是聪明却脆弱的费奥多。内战期间,他加入了由卡莫率领的特别部队。九死一生的卡莫认为只有子弹才能检验忠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扮白军将自己的士兵逮捕。“他会在晚上把同志们拉出去假装执行枪决。如果有人求饶,变成叛徒,他就会真的开枪打死他们……卡莫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完全确定他们不会背叛。’”一旦有人求饶,他就会将其就地处罚。然后,费奥多迎来了终极挑战:卡莫切开被处决者的胸口,把心脏掏了出来。他对费奥多说:“这是你上司的心脏!”费奥多发疯了。“他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年,一句话都没说过。”他的侄女斯维特兰娜回忆,“渐渐地,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工作,但他活得比斯大林久。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婚姻刚开始时很幸福。阿利卢耶夫的家人不是搬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就是搬进了他的乡下别墅“祖巴洛沃”——这里曾是巴库的一位石油大亨的家。刚开始时,娜迪亚满足于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但不久之后,她开始觉得不满足,想要参加工作。最终,她崩溃了。导致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斯大林压抑的性格、对集体农庄政策的不满、抚养两个孩子同时进修的压力,以及她对斯大林拈花惹草的疯狂嫉妒。她于1932年11月因抑郁而自杀身亡。即便是当斯大林开始摧毁阿利卢耶夫一家时,他的岳父、岳母谢尔盖和奥尔加也还住在克里姆林宫或乡下别墅中。娜迪亚去世后,心碎的斯大林又和帕维尔的妻子叶妮亚·阿利卢耶娃走得很近。两人之间很可能发生过什么。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两人应该已断绝了关系。虽然安娜向斯大林求情,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依然被他枪决了。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很可疑。“二战”之后,安娜和叶妮亚介入斯大林的家庭事宜和政治事端,还和一些正在接受调查的犹太人走得很近。这让斯大林十分愤怒。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安娜写了她的回忆录,但她一如既往地不明智,在回忆录中说了很多斯大林不爱听的话,特别是关于他残疾的手臂。他下令把这两个女人逮捕。他去世之后,两人被释放,可她们都认为是斯大林原谅了她们,而不肯相信正是斯大林造成了她们的苦难。安娜在狱中疯了,但她一直活到了1964年。斯大林的另一群家人斯瓦尼泽家与阿利卢耶夫家一样悲剧。他的儿子雅科夫直到1921年才再次见到父亲。雅科夫的舅舅阿廖沙·斯瓦尼泽和卡莫的姐姐带着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他搬进了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家,但他磕磕绊绊的格鲁吉亚语让他的父亲十分愤懑。雅科夫曾自杀未遂——这是他呼喊救命的一种方式,可斯大林却嘲笑道:“他甚至连枪都打不准。”阿廖沙·斯瓦尼泽娶了一个漂亮的犹太女高音歌唱家。他和斯大林一直很亲密。他说他和索索“像亲兄弟”。他在国外任职,然后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回到苏联,担任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娜迪亚自杀后,斯瓦尼泽一家——包括卡托的姐妹——和斯大林走得更近了:玛丽科在莫斯科担任阿韦尔·叶努基泽的秘书,而萨什克·斯瓦尼泽·莫诺瑟利泽则经常和斯大林待在一起。阿廖沙的妻子玛利亚和他姐姐萨什克与阿利卢耶夫家的安娜和叶妮亚展开了对斯大林的争夺。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些女人基本上都和斯大林住在一起,但她们之间的争吵让他很是心烦。1935年,萨什克的丈夫莫诺瑟利泽问斯大林借钱。他回信道:我给了萨莎(萨什克)5000卢布。就目前而言,这笔钱对你们两人来说足够了。我自己也没有钱,不然会给你们更多。这是我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赚来的酬劳……但此事必须保密(仅限你、我和萨莎知道)。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不然的话,我的其他亲戚和朋友都会向我借钱。切记。米沙,祝你百年!请代我问候我们的朋友!你的 索索1935年2月19日另,如果你遇到我母亲,请代我问候她。萨什克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她的妹妹玛丽科在叶努基泽一案中遭到逮捕。第二年,斯大林下令逮捕了阿廖沙·斯瓦尼泽和他的妻子。他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逼迫阿廖沙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以换取性命。阿廖沙拒绝认罪。“这个高傲的贵族。”斯大林说。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战争时,阿廖沙、他的妻子玛利亚和他的妹妹玛丽科都被处决了。在“大清洗”时期,当其他领导人的家人被逮捕时,斯大林总是会说出以下借口:“我无能为力。我自己的家人也关在大牢里呢!”斯大林和卡托的儿子雅科夫在20世纪30年代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名为加丽娜的女人至今还活着。在“二战”期间,雅科夫被德军逮捕了。斯大林认为儿子背叛了自己,于是把他的妻子抓了起来。事实上,雅科夫什么都没交代,他自杀了。在此之后,斯大林后悔地说自己的儿子是个“真汉子”。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交往过很多女人。她们的命运鲜为人知,但总体而言,她们并没有因为他变成了苏联领袖而得到什么好处。“万人迷”佩拉格娅·奥努夫里娃成为了一名教师,不过,她在1917年辞职了,嫁给了一位名为福米的机械师。在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展开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她的兄弟和父亲被认为是富农阶级,于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37年,她的丈夫被以“工贼”之名逮捕,她的儿子因此失去了前往列宁格勒大学读书的奖学金。于是,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的儿子最后收到了奖学金。然而,她的丈夫于1947年再次遭到逮捕,并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入狱10年。1944年,佩拉格娅曾在接受采访时聊起过斯大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秘密警察找到她,要求她把斯大林寄给她的所有明信片和书都交出来。“可我的一生悲苦而且动荡,”她反驳说,“我家的人很多,我也不可能保留所有东西。我只保留了他送给我的书。我不能把它给你,因为这是我仅存的记忆。这不是我对斯大林的回忆,而是我对那个叫作约瑟夫的男人的回忆。我就是这么叫他的,我们曾经是朋友。这些书对我来说很珍贵,你可以在我死后把它拿走。”然而,这个秘密警察还是搜走了那些书。路德米拉·斯特尔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她是斯大林著作的编辑,也负责斯大林文集的装帧。她于“二战”前夕去世。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部门中身居要职,并成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可是,1937年,她的女婿——一个将军——被枪决了,她的女儿和儿子被逮捕并被处以为期8年的流放。她和她的孙子、孙女被赶出了堤岸大楼——很多精英居住的地方。她的孙子、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写过一篇小说《堤岸大楼》,其中记叙了他们家当时的遭遇。就我们所知,斯大林只和众多女友中的一位见过面。[2]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女友塔蒂阿娜·苏霍娃回忆:“1925年,我来到莫斯科。我十分想见斯大林同志,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天晚上,当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吃了一惊。”第二天,苏霍娃在斯大林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们聊了我的工作、我们共同的朋友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情况。”1929年,斯大林前往南方的马采斯塔度假。当时是名教师的苏霍娃又联系了他。“两个穿着白西装的年轻人把我接走了。”她被带到了他的别墅。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的欢迎。他们共进晚餐,一起回忆往事。娜迪亚问她流放时的斯大林是怎样的。“我描述了他当时的样子,并说斯大林同志永远都披着白斗篷。”娜迪亚笑了起来,说:“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个这么花哨的人。”晚餐后,斯大林把她带到花园,向她展示他引以为傲的西红柿,而后又把她带到别墅边的一个射击场。他在那里用来福枪射中了一头牛的眼睛。他请她用一把“英国蒙特克里斯托小手枪”练习,但她没有击中。“你怎么自卫?”斯大林问道。她告诉他她在休养院里被人欺负,他咕哝说:“他们必须得到惩罚。”可是,第二年,苏霍娃因拉姆津一案及其他案件受到了牵连。她向斯大林求情,他救了她。“这是你第一次陷入困境吗?”他问道,然后继续说,“我自己也总是遭遇危险。”他给她的学院打了电话,为她澄清。“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靠你自己了。”从此往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除了与第一、第二任妻子的孩子外,斯大林至少还有两个孩子。两人从来都没有受到过斯大林直接的关照。康斯坦丁·库扎科夫——斯大林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期的房东玛利亚·库扎科娃的儿子——的人生比较有趣。当库扎科娃于1917年得知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后,她给他写了一封请求信。她没有收到回信。于是,她竟然径直去了列宁的办公室,而那里也是娜迪亚的办公地。娜迪亚先是没有告诉斯大林,偷偷帮库扎科娃涨了工资,不过,她最终还是把此事告诉了斯大林。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后来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斯大林应该从中帮了他一把。1932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逼迫他签署了一份声明,让他承诺不和任何人聊他的“身世”。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先是在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教哲学,然后被安德烈·日丹诺夫——斯大林最亲信的属下——提拔为莫斯科中央委员会要员。康斯坦丁之后曾说日丹诺夫知道他的“身世”。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会面,但他说:“有一次,斯大林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我感觉他像要对我说些什么。我想要奔向他,却止步不前。他挥了挥他的烟斗,继续往前走去”。“二战”期间,康斯坦丁成为了一位上校,而他的母亲则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被活活饿死了。1947年夏天,库扎科夫被日丹诺夫叫到了办公室。他发现恐怖而又俗气的秘密警察头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正等着他。他们指控库扎科夫的副官是美国间谍,他因此受牵连。下令将他逮捕的应该不是斯大林本人,但库扎科夫依然被“荣誉法庭”裁决开除党籍。他有3个孩子,可他后来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哪怕只是做个门卫。斯大林去世及贝利亚被逮捕之后,库扎科夫又重获党籍。他长期担任隶属于文化部的苏联电视台台长,并于1996年去世。当斯大林离开莉迪亚·佩里普雷金时,她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名为亚历山大的孩子大约出生于1917年初。后来,莉迪亚嫁给了一个名为雅科夫·达维多夫的渔民,后者把亚历山大养育成人。莉迪亚成为了伊加尔卡的一名理发师,此后还生了8个孩子。“斯大林从来没有帮助过她。”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说。亚历山大的儿子尤里说,亚历山大的母亲“莉迪亚在和斯大林分离很多年之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他们“保守秘密,只有库列伊卡的极少数当地人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谁”。亚历山大成为了一名邮递员和共青团指导员。1935年,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带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被逼签署一份和库扎科夫的相似的声明,保证他对自己的出身守口如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暗示他可以去莫斯科找份工作,但他拒绝了,“总是害怕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亚历山大·达维多夫参加了“二战”,他受了3次伤,并在战后被提拔为少校。在此之后,他在矿业城市新库兹涅茨克开了一家餐馆。他在那里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他本人于1987年去世。“我父亲告诉我说我是斯大林的孙子。”尤里说。现如今,尤里和他的家人在新西伯利亚生活。在斯大林于1921年重新征服格鲁吉亚[3]之前,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度。此后,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看望凯可。可他发现自己并不受当地人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个“血腥的征服者和强盗”。斯大林经常给凯可写信,但两人保持着距离。“充满活力而又多话”的凯可是斯大林身边唯一敢说真话的人。她曾如此问道:“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和托洛茨基分享权力?”斯大林不会允许有人胆敢挑战他。凯可曾短暂地造访过莫斯科,并见到了娜迪亚。“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斯大林警告道,“请别给她惹麻烦。”凯可更喜欢住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总督府邸里,她在那里拥有一个两间房的公寓。娜迪亚会给她写信,为她带去家里的消息和孩子的照片。当斯大林正在登往权力的巅峰时,他的信很短:我的妈妈,祝您长命百岁!亲吻您的 索索1923年1月1日凯可抱怨斯大林不关心她。他回信道:“妈妈,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但我又能怎样呢?我很忙,没有时间写信。我日夜不间断地工作着。亲吻您的索索。1925年1月25日。”于是,她把他忘了,自己管自己的生活。而他又写信说:“妈妈,最近好吗?您已经很久不给我写信了。或许您还在生我的气,但我真的没有法子,我太忙了。我给您汇了150卢布,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如果您需要更多,请告诉我你要多少。您的索索。”在娜迪亚自杀之后,两人更加生疏:亲爱的妈妈:您好!我收到了果酱、姜糖和奇客奇丽(一种格鲁吉亚的糖果)。孩子们很开心,让我感谢您。我很好,别为我担心。我会好好地活下去。我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钱。我给您汇了500卢布,以防万一。我还给您寄了我和孩子们的照片……妈妈,祝您身体健康,生龙活虎。吻您。您的儿子 索索1934年3月24日另,孩子们向您鞠躬。娜迪亚去世之后,我的个人生活很糟糕,但作为一个男人,我会坚强起来。斯大林于1936年最后一次看望凯可。那一次,凯可说她依然希望儿子当时成为一位牧师。这可把斯大林逗乐了。他为她送去了药物和衣服。当她的病情加重时,他鼓励她。“我很高兴您恢复了健康,”他在1937年写信说,“很明显,我们家的人都很强壮!”然而,不久之后,她于“大清洗”时期去世了。斯大林没有参加凯可的葬礼,但他送给她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亲爱的母亲。她的儿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她被安葬在圣山的教堂里,葬礼盛况空前。斯大林一直和哥里及第比利斯的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有时,他会给他们写一封短信,或莫名其妙地给他们汇钱。如果他们向他求情,他总是会帮助他们。1933年,他给卡帕纳泽写信道:佩塔,你好,诚如你所见……我给你汇了2000卢布。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这些钱是我的稿费,我的稿费并不多,但你的请求对我来说很重要……除了这笔钱,你还可以借3000卢布贷款。我已经把此事告诉了贝利亚……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贝索在“二战”期间,曾做过神父的卡帕纳泽、格鲁吉泽,以及斯大林的摔跤朋友申拉泽还因此大发了一笔横财。1944年5月9日,斯大林发现他的保险箱里的钱已经多得放不下了(这是他的工资。他当时有5份工资:党中央总书记、总理、大元帅、国防部人民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根本花不了这些钱,于是他写了张纸条,把这些钱给分了:1.给我的朋友彼得·卡帕纳泽——4万卢布;2.3万卢布给格里沙·格鲁吉泽;3.3万卢布给米哈伊尔·申拉泽。他给格鲁吉泽的信是这么写的:“格里沙,请接受这份小礼物。你的索索。”他总是慷慨地对待那些没有涉足政治的朋友,可是,同样是哥里和第比利斯时期的老友,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伊利马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便没有那么好运了。[4]在斯大林于1921年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伊利马什维利参加了战死者的葬礼。他在葬礼上遇到了凯可·朱加什维利。“凯可,这就是你儿子干的好事。”自哥里时期便认识凯可的伊利马什维利说,“请你写封信给莫斯科,告诉他我再也不是他的朋友了!”当年晚些时间,斯大林造访第比利斯,他把伊利马什维利抓了起来。但他姐姐向斯大林求情,后者向她展现了好意:“真可惜!我为他感到伤心。希望(伊利马什维利)能再次回到我身边。”斯大林下令释放伊利马什维利,并邀请他会面。可伊利马什维利拒绝了。于是,他再次被捕,并被钦察泽——当时是秘密警察高官——控制了。斯大林把他驱逐出国。他来到德国,迷恋上了法西斯主义,还写了对斯大林相当不利的回忆录。经历丰富多彩的达夫里舍维——哥里警长的儿子、斯大林的银行攻袭行动参与者——逃到了巴黎。他取了一个叫“让·沃伊拉”的假名,并在“一战”中成为著名飞行员。此后,他成为法国间谍。有传言说他和臭名昭著的交际花玛塔·哈里——她于1917年以间谍罪被处决——有一腿,但有证可考的他利用色相窃取情报的经历毫不逊色于这一传言。法国情报部门怀疑一个名为玛尔特·理查德的年轻美貌的冒险家兼飞行员是德国间谍,于是派他们的王牌飞行员达夫里舍维前往调查。她爱上了“佐佐”·达夫里舍维,两人坠入爱河。他是如此深爱她,以至于威胁说如果她被捕,他就会自杀。最终,他证明了她的无辜;她加入了法国情报部门,并被派往马德里。她在那里策反了一个70多岁的德国情报主管人员。1936年,斯大林联系达夫里舍维让他回国。聪明的达夫里舍维选择继续留在巴黎。斯大林去世之后,达夫里舍维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是斯大林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本人于1975年去世,他的讣告说他的一生“令人称奇——他是个革命家、飞行员、间谍和作家”。他的回忆录煞是精彩,并在1979年以法语在小范围内出版。虽然卡莫对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他依然是个布尔什维克英雄,但这个头脑简单的危险人物根本无法适应和平时期的工作。他加入了契卡,可即便对于契卡来说,他的行为也过于疯狂。1922年,他回到第比利斯,在海关找了份工作。当列宁想要前往高加索度假时,卡莫坚持要陪伴他左右,可列宁从来没有出现过。第比利斯的民间传闻说,卡莫经常酗酒,他会在醉酒后聊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在当时是个禁忌话题。[5]在他动笔写作回忆录后,有一次,他正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之间,一辆卡车撞倒了他。据说,下令杀死他的正是斯大林。当地人笑称,第比利斯唯一一辆自行车被唯一一辆卡车撞了,这显然不是巧合。卡莫被埋在了埃里温广场迪利普丘利酒馆外的普希金花园。那里正是他当年执行攻袭行动的地点。他的雕像树立在普希金的一边。后来,斯大林下令把雕像移除。卡莫的遗体被迁往了另外的地方。叶格纳塔什维利——索索的庇护者和可能的亲生父亲——把他剩下的两个儿子萨沙和瓦索送到了莫斯科的私立学校。他们家开的餐馆很快就扩展到了哥里之外。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儿子在巴库开了分店,而瓦索则从哈尔科夫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历史教师。老叶格纳塔什维利于1929年去世,“至死仍然和斯大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29年,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在第比利斯拥有5家餐馆。20世纪30年代初,两兄弟都被抓了起来。萨沙联系了叶努基泽,后者释放了他,并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在那里和斯大林见了面。瓦索也被立即释放了。斯大林让萨沙加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并让他负责看管政治局在克里米亚的一栋别墅。在此之后,斯大林又提拔萨沙,让他加入了自己的贴身保卫部门。作为一个开过餐馆的前资本家,萨沙成为了斯大林餐饮部门——被称为“基地”——的主管。对于这个对别人下毒并担心自己也被下毒的人而言,只有他信得过的人才能担任这个职位。叶格纳塔什维利会为斯大林试餐,因此,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绰号为“兔子”。私底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即便是最了解斯大林本人的弗拉西克将军——称他为“斯大林的亲戚”或“兄弟”。(萨沙有一个厨子手下,此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控下历经了堪称传奇的厨师生涯。他曾在小时候为拉斯普京烧过菜,然后服务过列宁和斯大林——这位见证了世界历史变迁的厨师便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爷爷。)瓦索——曾是个社会联邦党人,连孟什维克党都不是——被提拔为第比利斯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的秘书,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安插的耳目。“兔子”萨沙住在斯大林的主要住所孔策沃别墅附近,两人经常一起用餐。当瓦索造访莫斯科时,他总是住在斯大林家。两人都和凯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曾在凯可1934年生日时写过一封信。此信彰显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亲爱的教母,昨天,我去看望了索索,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胖了……在过去4年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健康过。他比你想象的帅多了。他总是和我开玩笑。谁说他老了?他比4年前年轻了很多——没人能猜到他不止47岁了!”1940年,斯大林突然记起了他父亲早年间的学徒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记得此人在他小时候对他很好。“达托还活着吗?”他突然问萨沙,“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于是,叶格纳塔什维利把达托找了过来,带到了莫斯科。当时,达托依然是个哥里的鞋匠。有一天,斯大林、他的首席保镖弗拉西克和贝利亚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家,共同享用格鲁吉亚盛宴——斯大林和达托重聚了。斯大林取笑达托,而老鞋匠则无惧地回答道:“你难道认为我会像别人那样害怕斯大林吗?对我来说,你依然是那个被我抱在怀里的小孩子。如果你还敢开我玩笑,我会扯下你的裤子,打你的屁股,直到你的屁股比你那红旗还要红!”斯大林大笑了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萨沙的妻子——这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兔子”娶了一个德裔女人,她是一个亚美尼亚籍犹太生意人的前妻,他们的女儿在美国。两人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萨沙的选择也是危险的。“你老婆看上去不高兴,”斯大林说,“我冒犯她了吗?”萨沙解释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她担心自己和她在美国的女儿的前途。据萨沙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说,斯大林向她保证道:“我们和德国有一纸和约,但它根本没有意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和英国会成为我们的联盟。”当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她突然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萨沙的孙子说,“但萨沙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提过此事。”叶格纳塔什维利知道替斯大林做事的原则。“二战”期间,被提拔为将军的叶格纳塔什维利跟随斯大林来到德黑兰和雅尔塔。“一个只负责上酒和烤肉串的格鲁吉亚厨子竟然成了将军!”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嘲讽道,“每当我从前线回来时,我就会注意到他的胸前又多了一两枚奖章!我还记得斯大林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大声呵斥了这个主管饮食的将军,他甚至在斯大林和我们面前喝醉了。”斯大林当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十分敏感——他还从贝利亚那里听说萨沙贪了很多财[6]。于是,他把叶格纳塔什维利调去了克里米亚的别墅,让他负责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饮食。可是,在此之后,叶格纳塔什维利就被丢在了那里。“兔子”因糖尿病于1948年去世。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和斯大林保持着亲密关系,他会去参加那些哥里老友的聚会。可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贝利亚炒掉了瓦索,并把他关了起来。贝利亚倒台之后,瓦索被释放,并于1956年去世。且不论苏联人民,斯大林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同志也难逃厄运。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于1936年被枪决。布哈林于1938年被枪决。托洛茨基死于1940年,凶器是把冰锥——是斯大林下的令。1937—1938年间,大约有150万人被枪决。斯大林亲手签署过多达39000份处决令,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在权势日隆的斯大林宠臣贝利亚的治下,格鲁吉亚的惨状尤为严重:10%的共产党人被清洗;参加第十届格鲁吉亚党代会的644位代表中,有425位被枪决。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斯大林的老友布多·“枪管”·穆季瓦尼——他曾在斯大林年轻时好几次救过他的命。可是,穆季瓦尼于1921年转而反对斯大林。这位富有口才的前演员大不敬地开玩笑说,贝利亚应该派守卫保护凯可的家——并不是为了保护她,而是为了提防她再生下一个斯大林。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和布多又和好过一阵。当他造访莫斯科时,他通常都住在斯大林家。斯大林也经常去格鲁吉亚看望穆季瓦尼一家子——穆季瓦尼甚至是他家孩子的教父。可斯大林从来没有忘却穆季瓦尼的忤逆。1937年,他因密谋暗杀斯大林的罪名被逮捕,很快被枪决,他的大多数家人也一同被枪决。和索索最亲近的3个格鲁吉亚人命运各不相同。阳光、随和、享乐而又中庸的阿韦尔·叶努基泽——娜迪亚·斯大林的教父——好几次成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克里姆林宫、党产别墅和波休瓦芭蕾舞团的管理者。他把波休瓦芭蕾舞团当成了自己的后宫,以把年轻的芭蕾舞者(以及她们的母亲)占为己有而臭名昭著。阿韦尔叔叔和斯大林的确是密友,但他对斯大林有所保留。他的回忆录中曾写到在巴库印刷所时的经历,但他拒绝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科巴希望让我表扬他是个天才,可我不会那么做。”他抱怨说。对于斯大林愈演愈烈的压迫政策,叶努基泽持保留态度,他还为受迫害的格鲁吉亚同志们提供了庇护。他以此为傲。不过,他依然经常和斯大林一起度假,两人还经常通信,表达对彼此的喜爱。可是,1936年,叶努基泽成为了斯大林第一个想要除掉的亲信,尽管叶努基泽从来不属于任何斯大林的反对阵营。他于1937年被逮捕并遭枪决。和叶努基泽截然不同的是,卡夫塔拉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加入各种反对斯大林的阵营。他不但曾经冲着斯大林扔过灯笼,而且在此之后支持过穆季瓦尼,甚至托洛茨基派。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会救他,帮助他,甚至提拔他。1937年,卡夫塔拉泽(再次)遭到逮捕,理由为他是穆季瓦尼谋杀斯大林“阴谋”的一分子,并被判死刑。参与这个“阴谋”的其他所有人都被处决了,可斯大林偏偏在处决令上卡夫塔拉泽的名字旁画了一个叉。卡夫塔拉泽逃过一劫。1940年,斯大林突然想念卡夫塔拉泽,于是,他把卡夫塔拉泽放了出来,邀请他共进晚宴。两人聊得很开心,虽然斯大林嘲讽他说:“你竟然想杀了我。”几天之后,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来到卡夫塔拉泽的公寓,三人共进晚餐。后来,卡夫塔拉泽成为了国家出版局的头头,接着又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他活得比斯大林久,于1961年去世。到20世纪30年代,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一位具有足够声望可以挑战斯大林的人。作为斯大林的下属,他于1920—1921年间征服了高加索,在20世纪20年代平息了当地的反对武装,还在“五年计划”中负责重工业的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他和斯大林形影不离。两人住在同一幢楼里,经常传递表达彼此赞赏的信件,还一起度假。可是,两人于1937年闹掰了。塞尔戈在克里姆林宫自杀。然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的党员活了下来。[7]加里宁从1919年至他去世的1946年间长期担任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成为了国防人民委员。他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却在苏德战争中战绩平平。伏罗希洛夫被指控为“英国间谍”,斯大林对其展开折磨。然而,他活得比斯大林久,之后还担任了苏联国家元首,直至1960年。原名迈耶·瓦拉赫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外交人民委员,并于此后担任了苏联驻美国大使。他敢于直言批评斯大林,而后者故意制造了一场车祸。李维诺夫并没有在车祸中死去,这或许是因为斯大林还记得他曾在伦敦的码头救过自己一命,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李维诺夫享有国际声誉。斯大林提拔了他在维也纳时期的房东特罗扬诺夫斯基,让他成为了首位苏联驻美国大使。虽然斯大林和李维诺夫经常在私底下批评特罗扬诺夫斯基,斯大林还是没有要他的命。当维辛斯基于1918年和斯大林再次见面时,他聪明地既没有掩饰自己不可靠的政治生涯,也没有试图去提示斯大林他曾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帮过他的忙,他只是正式而又礼貌地说自己愿意为斯大林效劳。维辛斯基既冷酷、狠毒,又是个胆小怕死的懦夫。他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苏联总检察长,将很多人判处死刑。1949年,他成为斯大林执政期间最后一位外交部长。他于1954年去世。莫洛托夫于1930—1941年间担任总理,于1939—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刚开始时,斯大林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却在1952年放弃了这个老搭档。斯大林原本要清洗莫洛托夫[8],后因为斯大林去世,他逃过一劫。可是,即便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莫洛托夫依然表示效忠于斯大林。他再一次成为外交部长,并想推翻赫鲁晓夫。但他于1957年失败了。他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一直活到了1985年。他经常会梦到斯大林。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斯大林也从来未停止美化他的过去并掩饰他曾经犯过的错误。个人崇拜不但彰显了他的虚荣,也为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可他依然喜欢在他的同僚面前扮演谦虚的角色。他肯定明白,那些对他少年时期经历的美化简直荒谬透顶,他也并不打心底里欣赏这些阿谀奉承。他曾看过加姆萨胡尔季阿写的《青年领袖》,他如此下令道:“我请你们禁止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书以俄文出版。J.斯大林。”他对费多罗夫的《卡累利阿的新人》(1940年出版)更是勃然大怒。他在书上用绿色铅笔批注道:“波斯别洛夫同志竟然在没有得到我允许和让我知晓的情况下,让费多罗夫的这本书得以出版,他真是个愚蠢的白痴。费多罗夫的书必须被粉碎,波斯别洛夫必须得到处罚。斯大林。”当萨莫伊洛娃——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元老从巴库时期就认识斯大林——询问是否可以在她的博物馆里陈列斯大林早年的书籍和文章的手稿时,斯大林亲笔回信道:“我从来想不到年老的你竟然如此愚蠢!如果那本书的发行量上百万,你还需要什么手稿?我已经把所有手稿烧毁了!”有人编纂了一本回忆录合集,收集了很多人自1905年以来对斯大林的回忆,而索索则回了4个字:“不要出版!斯大林。”在他的海边别墅中,老年斯大林向他的旧相识们回忆着他曾经的那些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因病去世,但更多的人则死在了他的大牢里,他们的脑袋都被子弹击穿了。老人们并不仅仅是聆听。莫洛托夫说:“他们抱怨随处可见的贿赂和腐败现象。”据赫鲁晓夫回忆,另一个“特别招斯大林喜欢”的格鲁吉亚老人“告诉斯大林,格鲁吉亚的年轻人境遇很差”。斯大林被激怒了,再次“清洗”了他的家乡。这些老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穿着白袍和少年索索一起在哥里或神学院的合唱团中合唱过——唱起了歌。“晚上,格鲁吉亚的民谣伴随着海风从寒溪别墅飘荡过来,有时,我们能听见主人的歌唱声——他的嗓音依然甜美动人……”索索老了,他患有脑溢血,逐渐变得健忘。他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享年74岁。这位曾经的合唱团男歌手至死依然是举世无双的政治家。虽然他应该对2000万至2500万名受害者负责,但在他自己看来,斯大林就是政治天才、军事天才、科学天才以及文学天才。他是“人民的贵族”,他是“红色的沙皇”。或许,真正评价了斯大林的正是青年斯大林本人。1905年8月,27岁的索索为《无产阶级斗争报》写了一篇极少被人提及却又极具自我预言性质的文章。他在文中嘲笑了一个被迷惑了的狂妄自大者。他写道:“在你们面前出现的,是果戈里故事中的人物,他错乱地以为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他继而总结道:“这便是所有妄自尊大者的宿命。”* * *[1] “瓦西里”曾是斯大林在党内使用的化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儿子。[2] 苏霍娃写的回忆录至今仍未公布。娜塔莎·科尔蒂娃和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成为了巴统的党干部,并且活到晚年——她们依然会想起和斯大林一起的往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斯大林在巴库的未婚妻——一直是党员,并在1932—1933年的斯列普科夫一案中被牵连。斯列普科夫本人在1932年逃过了一劫,但依然在1937年被枪决,而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则无从知晓。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时期的女友——活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写了回忆录,但她的命运也无从知晓。[3] 格鲁吉亚引发了斯大林和列宁的裂痕。孟什维克党控制的格鲁吉亚于1918年宣布独立。“老头子”满足于格鲁吉亚的现状。然而,1921年,斯大林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成功地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哗众取宠的塞尔戈骑着白马冲进第比利斯,但不久后,他便因镇压行为得了“斯大林的马屁精”这一绰号。就格鲁吉亚进行决策时,斯大林坚持它必须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由好大喜功的穆季瓦尼和理论家马哈拉泽领导,两人都和斯大林有着几十年的渊源——却希望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斯大林主义者和所谓的分裂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塞尔戈还打了对方的人。这令列宁勃然大怒,他反对斯大林和塞尔戈,支持格鲁吉亚独立。被激怒的斯大林转而攻击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写了份遗嘱,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一职上撤下来。但列宁晚了一步,他的中风复发。斯大林逃过一劫。[4] 孟什维克党经历了古怪的跌宕起伏:卡尔洛·奇赫伊泽在1917年的革命中成了最具权势的人,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而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同胞伊拉克利·采列捷利也在1917年成为了位高权重的苏联部长。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之后,奇赫伊泽、佐达尼亚、采列捷利和诺伊·拉米什维利成为了独立格鲁吉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时,他们逃到了国外。奇赫伊泽于1926年自杀,拉米什维利于1930年在巴黎被谋杀。佐达尼亚、乌拉塔泽、阿尔申尼泽、塞基拉什维利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全都流亡并活了下来,事后还写了回忆录。把斯大林称为“灰色污点”的苏哈诺夫于“大清洗”期间被枪决。[5] 钦察泽于1921年加入格鲁吉亚契卡。他和卡莫于同一时期写了回忆录,但他比卡莫更懂得谨言慎行。他加入了格鲁吉亚“分裂派”,反对斯大林将格鲁吉亚并入苏联,因此而被开除。在此之后,他以“托洛茨基派”之名被逮捕,并于1930年因结核死于狱中。[6] 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从1918年在巴库时便结识了贝利亚。当时,贝利亚是布尔什维克党打入阿塞拜疆穆萨维党的间谍——或相反。贝利亚生病了,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照看这位格鲁吉亚同胞。当贝利亚成为泛高加索共产党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之后,他想要在高加索一手遮天,施行独裁。然而,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却不受他的管辖。令贝利亚更为头痛的是,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所在的斯大林安保部门头目弗拉西克将军也不受他的管制。贝利亚一直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二战”之后,贝利亚向斯大林告状,说弗拉西克把原本为“基地”准备的大量食物私吞卖掉了。弗拉西克反咬一口,说贝利亚贪污。弗拉西克没有受到牵连,但负责“基地”日常伙食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却被害了。贝利亚和弗拉西克这两个死对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依然争权夺力。本书首次披露了叶格纳塔什维利将军和他妻子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和很多人一样。在妻子娜迪亚自杀之后,斯大林开始不信任他那些手下的亲戚。他的“内阁掌厨”亚历山大·波舍克雷比雪夫及库利克元帅的漂亮妻子们都被枪决了;国家元首加里宁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们则被逮捕了。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依然毫无怨言地效忠于他。[7] 灰胡子的米哈·茨哈卡亚在早年间被斯大林提拔并得到其庇护。但在此之后,茨哈卡亚因反对列宁而被流放日内瓦。他于1950年自然死亡,是个受人尊敬的布尔什维克党元老。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马哈拉泽并没有在“大清洗”时被处死。斯捷潘·邵武勉——斯大林在伦敦时的同屋,以及第比利斯和巴库银行攻袭行动中的年轻帮手——在1918年成为了巴库公社的领导人。他镇压了大约15000名阿塞拜疆反革命分子。他被白军和英军杀害,是著名的“巴库二十六委员”之一。在此之后,斯大林收养了邵武勉的儿子勒万,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了。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室友、苏联国家元首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因流感去世。[8] 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波丽娜同样对斯大林十分忠诚,且成为了一位副人民委员。不过,她的女性主义让斯大林十分不满,而她和娜迪亚的友情也让他相当不安。斯大林差点在1939年杀了她,他原本策划了一场车祸。不过,最终,他于1949年逼莫洛托夫向她的逮捕令投了赞成票。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Jose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索索 (Soso)索塞罗 (Soselo)贝索 (Beso)科巴 (Koba)彼得罗夫 (Petrov)伊万诺维奇 (Ivanovich)科巴·伊万诺维奇 (Koba Ivanovich)贝索什维利 (Besoshvili)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 (Ivan Ivanovich Vissarionovich)吉拉什维利 (Galiashvili)西蒙·杰夫拉亚 (Simon Jvelaya)K.卡托 (K.Kato)盖奥兹·贝索维奇·尼扎拉泽 (Gaios Besovich Nizheradze)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 (Organez Totomiants)扎哈尔·梅利基扬茨 (Zakhar Melikiants)彼得·奇日科夫 (Peter Chizhikov)瓦西里,瓦西列夫,瓦西亚,瓦西卡 (Vasily,Vasiliev,Vasya,Vaska)古怪的奥斯普 (Oddball Osip)奥斯普·科巴 (Osip Koba)伊万诺夫 (Ivanov)长痘疮的奥斯卡 (Pockmarked Oska)高加索人 (The Caucasian)牛奶工 (The Milkman)长痘疮者 (The Pockmarked One)跛腿者(格扎) [The Loper(Geza)]走路蹒跚者(昆库拉) [The Staggerer(Kunkula)]疤面(乔普拉) [Pockmarked(Chopura)]大卫 (David)神父 (The Priest)科巴神父 (Father Koba)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 (Giorgi Berdzenoshvili)K.斯蒂芬 (K.Stefin)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乔·波克西) [Io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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