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几十年来，一直有斯大林接触了一个图鲁汉斯克女孩并诞下一子的传言。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艾萨德·贝伊于1935年出版的传记中。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说她姑妈曾告诉过她，斯大林在流放地有个孩子。此后，这个故事不断被各种传记和耸人听闻的报刊文章引用。可是，这个故事依然经不起推敲，很有可能是有人想要反对斯大林而故意捏造的。不过，1956年7月18日，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给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及政治局的备忘录却证实了这一点。谢罗夫之前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然而，在当时，他直觉自己必须和贝利亚保持距离，并向赫鲁晓夫靠拢。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协助赫鲁晓夫逮捕了贝利亚并对处以枪决。他成为了克格勃——秘密警察的新版本——的第一任主席。他的备忘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闭门朗读，然后由斯大林曾经的所有部下签署，被送入到最高机密的“特殊档案”中。[4]　在当时的俄国及其所掌管的欧洲部分，14岁是合法的婚龄，但是，斯大林身处的却是西伯利亚。同时，沙皇的法律对强奸罪没有明确的定义：对警察而言，这更多地是“冒犯女性尊严”并因而触及其父家产的罪名。如果有人犯了此罪，只要他答应娶该女子并彼此发下婚誓，就能避免锒铛入狱。35　猎人现在，冰天雪地、终日昏暗的库列伊卡只剩下斯大林一个流放者了。他与通古斯和奥斯蒂亚克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了。在这种极端环境里，生存本身便是一场考验：村落四周的雪原上，狼群正在嗷叫。当斯大林要前往户外上厕所时，他总是会用来福枪朝天开一枪，这样才能防止狼群前来。当他外出时，雪橇“在狼群此起彼伏的嗷叫声中穿行”。这些他于西伯利亚所遭遇的敌人成为了他潜意识的一部分。在他成为苏联元首之后，他经常会在开会时在笔记本上画下它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当他组织最后一次“大清洗”运动——“反犹太医生案”——时，狼群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告诉前来慰问他的人，在他最后一次流放时，“农民们会射杀疯掉的狼”。然而，斯大林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竟然爱上了库列伊卡。在其阴郁而又孤独的一生中，这段时光竟然成了最快乐的回忆。他有三个伴侣：其一，一条名为“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昵称“季什卡”——的小狗，这是当地人送给他的礼物；其二，一个名为马丁·佩特林的通古斯渔夫；其三，便是他的警察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莉迪亚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西伯利亚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因为他开始频繁地收到汇来的钱：在1915—1916年间，他总共收到了10笔钱，总数超过100卢布——他用这些钱买吃的和衣物，还能在必要时进行贿赂。[1]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猎人。这个形象当然和他的自我想象很是匹配：他仿佛是孤身执行神圣任务的勇士，手执来福枪潜入风雪之中。他心怀伟大信念，早已抛弃了任何资产阶级式的伤感，即便悲剧即将发生，他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容。在他的余生中，他经常会向阿利卢耶夫一家或政治局的手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经历。即便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他依然是个孤独的猎手。“奥斯普”——或者他们给他取的名字“长痘疮的奥斯卡”——从头到脚由鹿皮武装着，成为了一名富有经验的猎手，并和部落人成为了朋友。拉列京不准许他持有来福枪，但他有对策。据一个当地人回忆：“我们会把来福枪带到林子里，放在事先约定的地方，让他来取。”他会踏上漫长的狩猎之旅，捕猎北极狐、鹧鸪和野鸭。村民们逐渐崇拜起这位咬着烟斗、喜欢看书的“长痘疮的奥斯卡”。“当地人喜欢他，”梅尔兹利亚科夫说，“他们会去看望他，并整晚和他聊天。他也会去看望他们，参加他们的派对。”他们会给他带来鱼和鹿肉，他则会付给他们钱。虽然他们天性沉默寡言，但他十分适应。虽然在名义上信仰东正教，他们也尊敬萨满，相信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栖息着各种神灵。斯大林对此感到好奇。最为重要的是，他向他们学习了捕鱼和狩猎的技巧。鱼和驯鹿是他们的主食。能够在冰原上生存的驯鹿被部落人视作圣灵。它们为他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拉雪橇）、衣物（皮毛）、资产（最富有的族长拥有10000头驯鹿），以及食物（煮熟的鹿肉）。佩特林——他可能是奥斯蒂亚克族中的克里奥尔人——把在叶尼塞河上捕鱼的技巧教给了斯大林。据梅尔兹利亚科夫回忆，斯大林自己制作钓鱼线，自己在冰河上挖洞。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回忆录写作于1936年，是斯大林库列伊卡时期的最佳记录。斯大林本人对此也有过回忆，但他的说法更加神秘。据他说，他是如此擅长从冰洞里钓鱼，以至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震惊地对他低语道：“你简直是被神灵附体了。”斯大林喜欢吃鱼：“我们倒是能捕到很多鱼，但这里的盐像黄金一样珍贵，所以，我们会把鱼扔在户外，-20℃的天气会让它们冻得像木头一样硬。然后，我们把鱼身上的雪花撇开，塞进嘴里，让它们在嘴里慢慢融化。”他能捕到巨大的鲟鱼了。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一阵暴风雪把我刮进了河里。我以为我要完蛋了，但还是爬上了岸。”还有一次，正当他和几位奥斯蒂亚克族友人满载着鲟鱼和鲑鱼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走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雪。库列伊卡还很遥远，但他不能就此把鱼丢在身后，因为那是他接下来几个星期的食物。于是，他顶着风蹒跚前行，直到看到他的那帮朋友。他大声喊他们，可他们再次消失了：朋友们以为这个全身覆盖着冰雪的人是个恶魔，于是赶紧逃跑。当他终于抵达一个农舍并冲了进去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惊呼：“难道那人是你，奥斯普？”“当然是我，我可不是什么树木精灵！”他说完这句话便倒头睡了过去，他睡了整整18个小时。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危难之中被抛弃，但这些部落人早已对在捕鱼、狩猎中失去同伴习以为常。“我记得，有一个春天，他们30个人去一条深水河里捕鱼。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少了一个人。”斯大林回忆道。部落人漫不经心地向他解释他们的同伴“留在那里了”。斯大林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意思，直到其中一个解释说：“他溺水死了。”他们的冷漠令斯大林十分困惑，但他们继而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报以同情呢？我们总是能生养更多的人。人还不如马值钱呢，生匹马比生个人难多了！”斯大林曾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生命的价值。然而，事实上，这个故事让他意识到了人命的廉价。“有一个冬天，我外出打猎。”“二战”之后，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他的重要手下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说，“我拿着枪，坐着雪橇，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13公里。我看到树上有一群鹧鸪。我只有12发子弹，但鹧鸪却有24只。我射杀了12只，可剩下的那12只竟然没有飞走，还待在那里。于是，我想，要不我先回去再拿12发子弹来吧。等我回来的时候，它们仍然在那里。”“仍然在那里？”赫鲁晓夫吃惊地问。贝利亚怂恿斯大林继续讲下去。“是的。”斯大林吹嘘道，“于是，我把剩下那12只全杀了。我把它们绑在腰带上，拖回了家。”后来，他还把这个故事告诉过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这一次，他的讲述更为夸张了。他说他杀了30只鹧鸪，当时的气温为-40℃，而他还遇到了暴风雪，差点把鹧鸪和枪，乃至活下来的希望，全都抛弃。不过，幸运的是，女人们（有可能是莉迪亚）发现了他倒在风雪中的身影，把他救了回来——那一次，他睡了36个小时。[2]斯大林从各方收集药物，变成了库列伊卡的江湖郎中。“J．V．会给人开药方，帮人用碘酒擦伤口，还会给他们配药。他教会了部落人洗澡。”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记得有一次，他用肥皂帮他们中的一个洗身子。”他患上了风湿，靠在澡堂子里泡热水澡来缓解疼痛。风湿病伴随了他一生。晚年的时候，如果要参加为时较长的会议，他就必须依靠在克里姆林宫的炉子上。他喜欢和通古斯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唱歌、嬉闹，还会给他们讲自己悲惨的童年。小达莎·塔拉索夫“经常骑在他的背上，拽着他浓密的黑发叫嚷道：‘叔叔，快学马叫！’”。有一次，费奥多·塔拉索夫的奶牛得了疝气快要死去了，斯大林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像一个屠夫一样宰了那头牛，把它大卸八块”。这是他小时候在格鲁吉亚学会的。斯大林依然喜欢参加派对。“在塔拉索夫家的派对里，年轻人围成一圈跳舞——斯大林站在人群的中央，唱起了歌，”达丽娅·波诺马里耶娃——当时造访库列伊卡的外地人——说，“他唱着：‘我把金矿埋了，我把金矿埋了。’”这首歌显然是他的最爱。“他的舞跳得很好。”安菲萨·塔拉索夫说，“他还会教年轻人跳舞。”有些时候，这位来自高加索葱郁山区的格鲁吉亚人会透过农舍的窗户往外望。“这片被诅咒的土地根本没有自然风光可言——夏天的河流、冬天的雪就是这里所有的风景，”1915年11月25日，他给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写了一封心酸的信，“我是多么渴望看到壮丽的山河啊……”他经常彻夜写作。“我的小狗季什卡是唯一陪伴我的。”他回忆道，“在冬天的夜晚，如果我还有煤油灯可以用，我就会写作和阅读，这时它就会窜到房间里，趴在我的脚边低吟，仿佛是在和我说话。我俯下身子摸着它的头，对它说：‘季什卡，你觉得冷吗？赶紧暖和暖和吧！’”他曾开玩笑说他“喜欢和小狗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聊国际政治”——季什卡显然是全世界最博学的宠物。对于斯大林而言，宠物比人类更可靠：它们的爱不求回报，它们对主人言听计从，不会背叛主人（更不会怀上主人的孩子）。更为重要的是，当主人抛弃它们时，主人并不会觉得罪过。斯大林与外部风起云涌的政治世界隔绝了。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足够的书和杂志可以读，这让他十分沮丧，特别是当他想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难道他们已经忘了自己吗？刚刚写的文章发表了吗？为什么没有收到稿费？1915年冬天，斯大林写信语带讥讽地询问道：“我怎么样了？我还好吗？我不好。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手边连本正经的书都没有，我又能做什么？……我被流放过那么多次，可这一次是最痛苦的。”虽然他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自信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那时的他肯定怀疑过自己是否回得去。即便是列宁，也对革命产生过怀疑，他曾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但斯大林从来没有对革命失去过信心。“俄国革命就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不可避免。”这是他在1905年写的话。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谁能阻止太阳升起？”当他终于收到报纸后，这位未来的苏联元首便和梅尔兹利亚科夫热烈地探讨起了“战争的滥觞”。在“二战”期间，他有时会引用他曾在库列伊卡时期对“一战”战役的分析来做指导。[3]当沙皇输掉一场又一场战役时，斯大林肯定盼望着“一战”能像1904年一样导致革命的爆发。他曾给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洛夫斯基写过一封信：“有些人散布谣言说我肯定会逃走，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发誓我肯定不会逃。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刑期结束（1917年）。我有时的确动过逃走的念头，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它。”——信中所言或许是真话，而非想要误导奥克瑞纳的谎言。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感觉到斯大林的疲倦：如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肯帮助他，那么，他也不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1914年12月前后，莉迪亚诞下了一个孩子。* * *[1]　这些钱的来源遭到了怀疑。但是，如果这是奥克瑞纳给他的工资，那也实在太少了。事实上，这笔钱中包括他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正如前文所述，斯维尔德洛夫拿到的钱更多。然而，1938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即“有毒的侏儒”尼古拉·叶若夫——此人曾经是斯大林最信任的手下，负责清洗了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斯大林放弃。（当时，叶若夫不堪屠戮和施虐的重压，只能在酒精和女人身上不断沉溺。）为了自保，他开始收集一系列证据，企图勒索斯大林和对抗政治对手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收集了斯大林这10笔钱的汇款单，把它们保存在了私人保险箱中。然而，叶若夫不过是在捕风捉影。在这10笔钱中，有3笔来自哥里，应该是斯大林的母亲或叶格纳塔什维利汇给他的；其余7笔来自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它们共有100卢布，几乎都是按每笔10卢布来汇的——其中有两笔是25卢布。这个证据当然无法挽救叶若夫的性命。他于1938年末被解职，于1940年被枪决。有趣的是，斯大林并没有销毁这些汇款单，而是把它们和叶若夫的档案归档在了一起。阿奇·盖蒂教授找到了这份档案，他大方地和笔者分享了这一史料。[2]　就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的手下之前，年老的斯大林刚刚闯了祸，类似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于2006年犯的错：他正在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射击技术，突然间，他的枪走火了，差点打中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伤及两个保镖。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厌恶和看不起这位渐渐老去的人。于是，当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狩猎故事告诉他们时，他们并不相信。“用完晚餐之后，”赫鲁晓夫写道，“我和贝利亚便在卫生间里交头接耳。‘斯大林说他在冬天滑了13公里的雪橇，击落了12只鹧鸪，然后又滑了13公里回去，再拿了12发子弹回来，又杀了12只鹧鸪，最后还是滑了13公里回到家——他总共滑了52公里呢！’‘你说，’贝利亚惊叹道，‘这个高加索人从来都没滑过雪橇，怎么可能一下子滑那么多路？他在说大话呢。’我表示同意：‘当然，他肯定是在自吹自擂！我亲眼见过他开枪，他根本就不会射击！’”而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斯大林经常会在度假时去打猎，虽然他将打猎视为浪费生命。[3]　在输掉了哈尔科夫战役之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训斥了一顿。他说：“在‘一战’时，有支军队在东普鲁士被包围了。可是，临近的援兵指挥官却在此时逃走了。结果，此人被处以了绞刑。”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莉迪亚的孩子诞下不久之后便去世了。斯大林从来没有谈及过此事，但当时，他肯定在库列伊卡，而所有的村民肯定也知道此事。我们无从知晓莉迪亚的哥哥们是否原谅了这位生事的房客，但斯大林和莉迪亚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终结。负责看守斯大林的新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让他的日子好过了不少。此人根本不监视他，也不跟踪或搜查他。他允许斯大林见朋友、打猎，甚至斯大林消失几个星期他也不在意。“夏天的时候，我们让狗把船拉下水，然后又划着船回来。冬天的时候，我们就骑着马出行。”身穿皮毛大衣、叼着烟斗的斯大林会让梅尔兹利亚科夫在家等他，独自前去取信件。20年后，斯大林依然对梅尔兹利亚科夫心怀感激——有可能还救了他的命。[1]1915年2月，“在那永远黑暗，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的月份里”，斯潘达良和他的情人维拉·施韦策前来看望斯大林。他们乘坐着狗拉雪橇，冒着被狼群攻击的危险，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200公里。终于，他们看见了远方的小村落。索索从他那个被冰雪覆盖的农舍里走了出来，笑着迎接他们。大多数村民和督察也出门迎接。“我们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家待了两天。”维拉注意到索索得了关节炎，他“穿着一身夹克，但只有一条手臂套在袖子里”。“之后，我了解到，他习惯这么穿衣服，因为他想把右臂露在外面。”斯大林见到他们很高兴，出门去河边走了一遭，扛回了一条巨大的鲟鱼：“我的冰窟窿里就没有小鱼。”他骄傲地说。斯潘达良和施韦策是来和他商讨对布尔什维克5位杜马党代表和《真理报》编辑加米涅夫的庭审。列宁宣称，他希望德国打败俄国，由此来促发革命和“欧洲内战”。孟什维克党支持俄国在“防御”的前提下进行外战。1914年11月，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代表因叛国罪被捕。在庭审期间，加米涅夫拒绝支持列宁“具有卖国倾向的失败主义”。他被判有罪，流放西伯利亚。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极其厌恶加米涅夫的行为。“这个人不可信任，”斯大林说，“他会背叛革命。”在此之后，全身穿着驯鹿皮毛、内裹防水帆布的斯大林在通古斯部落人的引导下，和斯潘达良、施韦策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北极光。“忽然，斯大林唱起歌来，”施韦策回忆说，“苏伦也唱了起来。这些著名歌曲的旋律，让人如痴如醉。”他们在北极光的笼罩中，在冰原上行驶了两天。斯潘达良和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身为猎手的斯大林不再在信中抱怨没有收到稿费和书了。他展现了强硬的军人作风，而在执政之后他仍沿袭了这一风格：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也请你转达我对季诺维也夫及娜杰日达的问候！不知你身体是否无恙？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啃着面包，熬过了一半的刑期。的确很无聊——但我又能怎样呢？你怎么样了？想必过得不错吧……我在《言论报》上看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小文章——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老妇人！对了！……还有那些清算派的（杜马）党代表……真的没人惩罚他们吗？他们真的会逃过一劫吗？如果有人把他们打一顿，你一定要告诉我，也让我高兴高兴！列宁还记得这位被流放的“凶恶的科尔基斯人”。“科巴没事。”他告诉同志们。然而，几个月后，他却问道：“帮我个忙——搞清楚科巴的姓到底是什么（约瑟夫·Dj……？我忘记了）。这很重要。”在短暂出游后，斯大林又回到了库列伊卡度过漫长的冬季。冬去春又来，叶尼塞河上的冰再次融化。1915年5月，几个朋友乘坐着蒸汽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到来了。加米涅夫和杜马党代表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和斯潘达良就住在附近。1915年7月，斯大林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参加在加米涅夫和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的会议。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夏日。他们甚至拍了几张合影。[2]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即便是户外野炊也少不了谈论政治议题，互相指责和审判仍是席间的主题。斯大林和斯潘达良站在列宁的这一边，决定让加米涅夫在莫纳斯特尔斯克受审。加米涅夫送给了斯大林一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并不是一份明智的礼物，因为斯大林早已受了马基雅维利的潜移默化。晚餐时，酒过三巡，加米涅夫问在场的人什么事让他们觉得最开心。有些人回答是女人，另外一些人则认真地说是见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式的发展，直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可是，斯大林却如此说道：“对我而言，世上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识别敌人，巨细无遗地做好复仇计划，然后完美无瑕地执行，最后倒头大睡一觉。”[3]在对加米涅夫的“审判”中，斯大林手握着决定性的一票。可是，斯大林依然狡猾多端且喜欢寻找新的同盟。他先是对加米涅夫展开了攻击，然而，就在他们要对加米涅夫是否有罪做出最终投票时，他却离开，前往库列伊卡了。于是，他救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意气相投，但后者打心底地瞧不起这位政治家：“这个夏天，我是和格拉多夫（加米涅夫）一起度过的。”他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说，“他们所有人都像是母鸡，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猎鹰’？！”斯大林回到库列伊卡，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11月初大雪纷飞的时候，他被允许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看医生。他乘坐由四条狗拉的雪橇，穿着皮毛大衣来到斯潘达良的家，一见面，他便狠狠地亲吻了这位朋友的面颊——他还两次亲了维拉的嘴。“科巴呀！”维拉显然很高兴见到他，“科巴呀！”当时的斯潘达良身心疲惫，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有时是如此敏感，以至于一只虫子咬了他一口都会使他疯得把衣服撕碎。苏伦很压抑”，但“斯大林很开心”。同为流放者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一来，斯潘达良就精神起来了。”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季诺维也夫的信。他语带讥讽地回复道：亲爱的朋友：我终于收到了你的信。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这个上帝的奴隶给忘了，结果，你并没有……我手头一本正经书都没有，所以我还能干什么呢？……我有很多问题和话想写出来，但苦于没有参考资料。我很想写些什么，可我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对象……你问起我的经济情况。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你身上可能有点钱——难道你不觉得应该分一点给我吗？如果你也是如此觉得，那就快点行动起来吧！我发誓我总能看到它到我手里的那一天！你的　朱加什维利斯大林一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便挑起事端——他总是乐此不彼，这些事端不仅是他聊度时光的方式，也是他党同伐异的途径。那年冬天，由斯潘达良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流放者们发现他们缺少糖和皮毛，于是，他们从当地的雷福龙贸易公司抢夺了珍贵的货物。警察就此展开调查，而一个名为佩图霍夫的流放者出卖了他们。这群被孤立在西伯利亚并患上了妄想症的流放者很快就分裂了：他们不是站在斯潘达良一边，便是站在告密者那一边。斯潘达良想要惩罚佩图霍夫，对其进行党内审判。而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正在教当地警察德语，并和他们走得很近。斯潘达良和他的同盟指责斯维尔德洛夫是个“有道德污点的”奥克瑞纳间谍。尽管斯维尔德洛夫抵制对佩图霍夫的制裁，但审判依然进行了。斯潘达良、维拉和另外五位党员投了赞成票。斯大林——他本人也曾遭遇过类似被开除党籍的庭审事件——则坐在陪审席上，拒绝就开除佩图霍夫党籍投赞成票。他解释说：“他们应该把佩图霍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开除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斯维尔德洛夫的人还遭到了毒打。“流放会把人性之恶放到最大，”斯维尔德洛夫写道，“毫无同胞之情或同志之情可言。孤独和距离将置人于死地，把人杀死。”现在，斯潘达良“病倒了……他开始咳血”。“我们在村里子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的看守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不知道他见了什么人。J．V．（斯大林）自己回到警察局，告诉我我们可以回去了。”回到库列伊卡后，斯大林在被煤烟染黑的佩里普雷金家的小房间里度过了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他还继续着和莉迪亚的关系。这时，他收到了奥尔加·阿利卢耶娃从圣彼得堡寄来的包裹。他不禁伤感起来：尊敬的奥尔加，感激你送给我的东西以及诚挚的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照顾。我盼望着结束流放的那一天。我会亲自前来圣彼得堡感谢你和谢尔盖。我的刑期只剩下两年了。我收到了包裹。谢谢！我只想请求一件事——不要再给我汇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钱。不过，你可以给我寄风光明信片……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后者当时已经14岁了——也给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寄了一件新外套。她们还在口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维拉回忆，1916年3月，当雪橇再次可以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斯大林又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一方面看望斯潘达良，一方面去“寄信”。2月25日，他向一位同志写信抱怨道：“你能告诉我K．斯大林写的那篇《文化—民族自治》怎么样了吗？它有被发表吗？抑或早已被丢弃了？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咨询过这篇文章的下落，可没人告诉过我答案……我怎么样了？我当然没有浪费生命！你的约瑟夫。”这篇文章通过阿利卢耶夫递到了列宁手上，却又不知为何永远地消失了。斯大林发现，斯潘达良患上了肺结核和心脏病：这个亚美尼亚人情愿前往图鲁汉斯克。斯大林担心他，于是请愿共同前往。几天后，他回到了库列伊卡。维拉·施韦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苏伦·斯潘达良。”[4]那年夏天，这位格鲁吉亚房客再次让莉迪亚怀孕了——然后，他再次消失了。当地的流放者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从库列伊卡消失了——他逃走了。”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踪影。他到底在哪儿呢？连梅尔兹利亚科夫都搞不清楚。他允许“JV”去叶尼塞河下游的波洛文卡岛捕鱼。他“整个夏天都在那里……我只是听闻他并没有逃走”。警察的确怀疑斯大林在那个偏远的岛上干些什么。“波洛文卡岛空旷无人，上面只有沙子。他到底在哪里捕鱼？那里根本没有人。”然而，斯大林的的确确在“空旷的波洛文卡岛”待了一阵子。只有少数当地人会去那个偏远小岛捕鱼，那里的鱼挺多的。斯捷潘妮达·杜比科娃说“奥斯普”在那里待了大半个夏天。“我们用树干帮他搭了个一人住的棚屋。”斯捷潘妮达和她的家人是波洛文卡岛上唯一的狩猎者，他们自己也搭棚屋住。“‘奥斯普’经常来看我们，我会给他烤他最喜欢吃的鲟鱼。”但在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完全一个人待在屋内，或者独自捕鱼。他貌似很享受这种绝对的孤独。不过，他有时也会离开小岛。“斯大林来看我们了。”身在叶尼塞斯克的杜马党代表巴达耶夫说，“我们见了面……虽然他的行动很隐秘，但所有听说斯大林同志来了的流放者都前来看望他。”他肯定也去过科斯蒂诺，因为他在归途中到过米罗伊迪卡。他在那里参加过一个名为内斯特·鲁哈泽的格鲁吉亚人的派对。内斯特会“拉手风琴和弹三角琴”。“穿着齐身大衣和红套鞋，戴着耳罩帽子”的斯大林和当地的年轻人“彻夜交谈、唱歌和跳舞”。梅尔兹利亚科夫并没有向上级季比洛夫上尉汇报斯大林在夏天消失的事情，但斯大林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可季比洛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许是因为季比洛夫收受了贿赂，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被斯大林的人格魅力折服——很多警察都钦佩斯大林，季比洛夫只不过是距他最近的一位。直到有一天，季比洛夫的上级听闻格鲁吉亚人失踪了，他才因此逮捕了费奥多·塔拉索夫，因为他把自己的船借给了逃犯。塔拉索夫被判入狱一年半，而斯大林本人却没有受到惩罚。[5]对于沙皇而言，战争并不顺利。他离开了圣彼得堡（为了让这座城市听上去不那么日耳曼化，他把城市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来到前线指挥战事。他把政权交给了他那位愚蠢、神经质而又笨手笨脚的皇后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和一帮江湖骗子及战争投机者的怂恿下，她解雇了一大帮腐败且碌碌无为的大臣，却又找来了一批更加无能的顶替者。没有人知道，执政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 * *[1]　1930年，梅尔兹利亚科夫被指控为“富农”，他向斯大林求情道：“我想您不会忘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斯大林回信道：“我是在库列伊卡流放时期认识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的。他是我1914—1916年间的守卫，他只有一个任务——照看我（当时，我是库列伊卡唯一的流放犯）。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和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是‘朋友’。但是，虽然我们不是朋友，我依然得做证，他对我并不像其他守卫对犯人那样差。在我看来，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热衷于完成他作为警察的任务，他不监视我，也不迫害我……我长时间离开，他也不管我。他还经常责怪他的上级交给他‘枯燥的’任务……我觉得，在1914—1916年间，梅尔兹利亚科夫证明了自己和其他警察不一样。我有义务为他做证。”[2]　在照片中，斯大林依然戴着他那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一脸不羁的样子。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后排中央，两边分别是斯潘达良和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也站在后排。而前排中央有个坐在地上的小孩，那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幼子安德烈——后来，安德烈成为了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追随者之一。[3]　斯大林还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说过类似的话。在20世纪20年代被斯大林打败之后，加米涅夫将其称为“斯大林的甜蜜复仇理论”。可惜的是，加米涅夫一直没有把这一理论或斯大林本人当回事。[4]　8月，斯潘达良被允许转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但为时已晚。斯大林曾写信问候，但这封信丢失了。[5]　费奥多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斯大林消失而被惩罚的人。笔者收到过诺福克郡唐汉姆市场一位名叫伊娃·普林斯的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称，自己的祖母、一位名为杰菲尼亚·纳戈尔诺夫的流放者也曾因“协助藏匿斯大林”被关进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如果此事是真的，那肯定就发生在斯大林在库列伊卡这一时期。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1916年10月，斯大林这位手臂残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流放同胞们一起被征兵了。长达10年以来，他一直未服过兵役。把流放犯征招入伍的举措显示了罗曼诺夫王朝业已急缺士兵。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当地的军官，都知道他的手臂根本通不过入伍体检。图鲁汉斯克当地人说，是斯大林本人说服季比洛夫把他的名字加入征兵名单中去的，他还给了后者一张“假身份证”。这或许是他在夏日消失期间想出来的恶作剧。那么，他主动请缨参军是为了逃避婚姻责任和他在库列伊卡最后几个月的流放期吗？维拉·施韦策回忆：“警长季比洛夫先是把9名流放者送去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大林离开了库列伊卡。他静静地和众人道别，还向一位曾经照顾他的女士赠送了“一张签了名的照片和两件大衣”。然后，他“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般和梅尔兹利亚科夫一起离开了，来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在他离开之后，大约在1917年4月前后，莉迪亚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男孩取名为“亚历山大”。她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孩子的父亲，而斯大林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然而，他肯定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他曾告诉过阿利卢耶夫家的姐妹，他在最后一次被流放时有过一个儿子。但他自始至终未认领这个儿子。图鲁汉斯克让他变得更加像个俄罗斯人，这或许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风雪改造了他，冰冻了他体内的格鲁吉亚血液。现在，他已经是个自制、警觉、冷若冰霜和孤僻的西伯利亚猎手了。之后成功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斯大林大元帅曾在1947年给他曾经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动容地说道：“我没有忘记你和我在图鲁汉斯克的朋友。我永远不会把你们忘记。”莫洛托夫的话一针见血：“在他的余生中，西伯利亚永远留在了他心里。”[1]1916年12月12日前后，季比洛夫把两批，共计20人的流放犯送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说：“斯大林就在这帮同志中。”斯维尔德洛夫无法前往东边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战场光荣地送死，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这是罗曼诺夫王朝反犹政策中少数几项事实上对这一民族有利的政策。有些同志试图说服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和解，至少和他握手告别。可是斯大林拒绝了。这帮被征入伍者挥动着曼陀林和三弦琴，乘坐鹿拉雪橇离开。彩旗在雪橇上随风舞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件西伯利亚皮大衣、一双鹿皮靴子以及鹿皮手套和帽子”。同样被征入伍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雪橇一字排开，循序前进，每个雪橇上只坐一个人。”警察骑着马一路跟随他们，沿叶尼塞河而下。他们经过了25个聚集地，当地的村民们被命令为他们提供“床、绒毛枕头、牛奶、肉和鱼。他们在有些地方住了好几天”。斯大林指挥众人道：“我们不需要赶路。我们都累了，为什么还要赶着去参军呢？”一位同行的流放者记录下了他的话。“德国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把我们碾成肉饼。”他说。在旅途中，流放者们“每隔两三个晚上就会欢聚一次”。斯大林总是领着大家唱歌。警察们纷纷抱怨，向季比洛夫发电报告状，季比洛夫恐吓流放者们说会派哥萨克骑兵来。“而我们则回了他一个电报——‘尽管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斯大林起草了电报。”斯大林把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旅程变成了一场派对。这帮狂欢的流放犯们在旅途中庆祝了新年的到来：1917年终于来临了。最终，2月9日左右，雪橇队伍抵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承诺先让他们休息几天，然后再让他们向总部报道。斯大林搬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伊万·萨莫伊洛夫的家，把维拉·施韦策从阿钦斯克叫了过来。后者告诉他，斯潘达良去世了。斯大林向军医报到，军医发现他手臂有残疾，“不适合参军”。对这位自视为政治家和军人的未来最高元首而言，这无疑是令他感到难堪的事实。“二战”之后，安娜·阿利卢耶娃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不适宜参军”，斯大林因此从来没有原谅过她。2月16日，他向叶尼塞斯克总督申请，说想在阿钦斯克——“一个大约有6000个居民的大村庄，其中有两个教堂和一排一层楼高的农舍”——完成他最后4个月的流放。这个村落位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西边，维拉·施韦策和加米涅夫就住在那里。2月21日，斯大林搬进了维拉·施韦策位于阿钦斯克的公寓——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帝国西部，亚历山德拉皇后正在失去她对彼得格勒的控制。23日，斯大林搬进了阿钦斯克的一个农舍，而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爆发了动乱。“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女房东的女儿回忆道，“就穿着一件黑大衣，戴着一顶灰色的羊皮帽，吃完中饭就会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不过，一个“丰满的、长着鹰钩鼻、穿着黄色夹克的女人”经常来看望他，“他们一直待在一起，他会亲自送她出门。”这个女人正是维拉·施韦策。在那10天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和他住在了一起”。回忆录暗示两人同居了，但两人是否超出室友关系却无从得知——虽然我们知道施韦策总是会以亲吻的方式迎接他：“科巴呀！科巴呀！”2月26日，星期天，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冲突中，哥萨克骑兵杀了50人。血腥屠杀引起了民众的激愤，士兵们开始背叛沙皇。第二天，民众冲进兵工厂，夺走了15万支枪，烧毁了警局总部，并打死了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被人从四楼的窗户扔了下来，坠地之后又被人用棍子和枪柄殴打，直至变成一团血浆。此时的阿钦斯克却一片祥和。加米涅夫和他的妻子奥尔加——托洛茨基的妹妹——举办了一个沙龙。“我到晚上就会去加米涅夫家。”阿纳托利·拜卡洛夫——这位流放者是个金矿主的儿子——说，“朱加什维利——我们叫他‘奥斯普’——也经常造访。”“口才出众、善于言辞的”加米涅夫的光芒完全盖过了“沉闷而寡言的斯大林。他缺乏个人魅力，也不会说俏皮话”。当他真的开口说些什么时，“加米涅夫自信地，甚至轻蔑地反驳他”。于是，“无话可说而又闷闷不乐的”斯大林只好抽起了烟斗，可“难闻的烟味让加米涅夫漂亮却又情绪多变的妻子不高兴了”，她“咳嗽着请求斯大林不要再抽了。但他根本不理会她”。沙皇失去了对彼得格勒的控制。3月1日，新上任的总理格奥尔基·李沃夫在陶里达宫成立了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工兵苏维埃也在陶里达宫内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两个机构联合起来取代了沙皇政权。被孤立的沙皇收到消息想要赶回彼得格勒，可为时已晚。他所乘坐的皇家火车在普斯科夫停靠，他失去了将领们的支持。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他相信他生来不幸，也为俄国带来了不幸”。他签署了退位声明，却没有把皇位传给得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者成为了米哈伊尔二世。但这个政权已名存实亡。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发电报到阿钦斯克，命令释放被流放的杜马党代表：“人民夺取了政权。犯人被释放了，大臣被逮捕了，皇后被我们的民众看押着。”当天晚上，阿钦斯克当地人了解到革命终于到来了——“但每个人都只是窃窃私语”。“我们收到电报的那一天刚好是集市日，我觉得前往集市的当地农民有权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再也没有沙皇了。”斯大林的同屋、布尔什维克党图书馆员亚历山德拉·波梅兰采娃说，“在途中，我遇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好奇地看着兴奋无比的我。”“你跑去哪里呢？”他问。“我要去集市通知农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同意了”。她继续奔向集市。3月3日，由于政权无法保障米哈伊尔二世的个人安全，他宣布退位。14日，阿钦斯克市长召开市政会议。加米涅夫提议发电报给新政权，让他们保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公民权。他将为这个“不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举动付出代价。斯大林（当时他并不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第二天早上，加米涅夫同志跑过来告诉我他干了一件愚蠢的事。”加米涅夫否认自己曾签署过这条电报，还说斯大林是在撒谎。斯大林给身在彼得格勒的阿利卢耶夫家发了一份电报，说他打算回来了。他和施韦策度过了最后一个阿钦斯克之夜。3月7日，加米涅夫、施韦策和斯大林坐着马车来到火车站，他们愉快地离开了。火车行驶了整整4天。每到一个站头，布尔什维克党人都要和当地的演说家们争着对群众讲话。加米涅夫发表了演讲，斯大林冷眼旁观。他打心底看不起这些演说家，之后还模仿过他们过于天真的乐观情绪：“神圣的革命，期盼已久的革命，亲爱的革命，终于到来啦！”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依然穿着他于1913年7月在派对上被逮捕时的外套，脚踏俄式毡靴，提着一个小柳条行李箱和一台打字机，回到了彼得格勒。* * *[1]　斯大林和他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一直保持着联系：V．G．所罗门曾写信向他求助，在信中回忆他曾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捕到的大鲟鱼。“所罗门同志，”斯大林于1947年3月5日回复道，“我从我（作为苏联元首）的工资里拿出了6000卢布汇给你。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希望能帮到你。J．斯大林。”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直到晚年还一直吃冻鱼块，就像他当年在图鲁汉斯克时那样。1934年，斯大林曾住过的佩里普雷金家农舍被改造成了斯大林博物馆。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大寿，这个博物馆又被扩建成一个亭台，农舍本身用玻璃罩罩了起来。博物馆前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斯大林把叶尼塞河上游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和熔炉加工厂改造成了古拉格监狱。1949年，他亲自负责在北极圈内打造一条铁路和一个港口，20万名犯人被送往那里，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很多人都死去了，而这条“死亡铁路”却永远没有建成。1961年，在“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博物馆被拆毁了，雕像被扔进了冰窟窿，农舍亦被烧毁。现如今，这片荒芜之地上已经建起了一座水电厂，为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供电——这座产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型企业的老板是俄罗斯的政治寡头之一。如想了解莉迪亚和亚历山大的命运，请参见尾声。PART FIVE　第五部分致拉斐尔·叶里斯塔维当劳苦农民的恸哭让你留下同情的泪水，吟游的诗人啊，你向上天哭诉，让上天聆听人们的心声；当人们的福祉让你欢欣雀跃时，你弹奏出了优美的音乐，就像上天派来的使者；当你对祖国唱起赞歌，表达你对她的深爱，你的竖琴为她弹奏出令人心神荡漾的旋律……那么，吟游的诗人啊，一个格鲁吉亚人将会聆听你所传达的天意，过往的苦难和悲痛成就了现今的你，你的歌唱在他的内心生根发芽；满头灰发的圣人啊，你在年轻人内心播下了种子；把人们的真心呼唤当作镰刀吧：“万岁拉斐尔！愿祖国还有很多如你这般的儿子！！”——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空中下起了小雪。”维拉·施韦策说，“我们一下车就感觉到了首都的政治和革命风暴。”中央委员斯大林回来了，他一生的梦想也实现了。可是，在尼古拉火车站，没有人迎接他们。索索和维拉顺着群情激昂的人流来到大街上：“我们和市民们一起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斯大林在大道上漫步，他再也不用害怕被逮捕了，也不用联系旧相识先把他藏起来了。“二月革命”的枪战、动荡和最终胜利完全改变了这座都城，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最自由的城市。豪华轿车——包括从大公那里没收的劳斯莱斯——和装甲车在街上鸣叫着横冲直撞，上面坐满了工人、衣不蔽体的女孩，还有士兵，他们挥舞着旗帜和枪支。每个党派都加紧印刷发表其政治观点的报纸。黄色宣传单不胫而走——它们详细描绘了倒台皇后的淫乱同性行为以及她与拉斯普京的苟且之事。为人所恨的警察——“法老”——消失了。双头雄鹰被砸毁了，但阶级斗争还未真正开始。那些大工厂的工人们组织成了武装队，声明要摧毁资产阶级。尽管后者胆战心惊，但日常生活依然在延续：剧院仍然营业——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正在上演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上流餐厅也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到处都在集会[1]和发表演讲，”莫洛托夫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即便是妓女和小偷也在组织集会选举苏维埃。所有事物皆被颠倒：士兵把帽子倒扣在头上，穿着花里胡哨的制服；女人们却借来了军帽和枪。这是一场狂欢，所有人都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里放纵起来。奥兰多·费吉斯回忆：“在狂喜的大街上，人们公开地接吻、抚摸，乃至做爱。”斯大林和维拉径直奔向权力中心。“我们边走边聊，斯大林同志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到了陶里达宫。”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艾伦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莫洛托夫、维拉·施韦策、斯坦索娃和俄国局的其他同志讨论了当时的形势。没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俄罗斯曾经是个帝国”，但“她接下来将成为什么呢”？杜马代表瓦西里·舒尔钦说，当时正在陶里达宫运作的那个政治体制“既不是共和国制，也不是君主制——是个无从命名的政体”。温和派的李沃夫总理的内阁集结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倾向的“Kadets”——宪政民主党；而苏维埃——由奇赫伊泽领导，包括孟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则和政府分庭抗礼。很快，克伦斯基胜过了宪政派和苏维埃：“只有克伦斯基知道怎样在革命的沼泽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实并不知道——没人知道。沙皇逊位时，社会民主工党的巨头们都身在国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纽约，列宁和马尔托夫则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群龙无首。于是，33岁的工人阶级年轻党员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和27岁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挥权。[2]在整个俄国境内，只有不到250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其中仅有1000名仍然活跃的老党员。就在革命发生前的几天，列宁曾预言说：“革命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不会发生。”当听说俄国真的爆发了革命时，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震惊，她说：“或许这又是一场骗局。”“它真的来到了。”列宁欢呼道，“真令人吃惊！”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亚普尼科夫传达指令：停止战争，反对临时政府。可是，与此同时，在俄国局的会议上，38岁的斯大林和34岁的加米涅夫却想违抗列宁的指令：他们提议暂时支持临时政府——只要战争是自卫性质的，而临时政府也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党内发生了“分歧”。俄国局完全反对加米涅夫，还逼他为其背叛行为作出解释。他们仅同意斯大林“作为参谋……鉴于其人的某些个人特质”。他的自私、粗野（或许还有他的好色）已众人皆知。当时，安娜·阿利卢耶娃已经搬到了郊区。她乘坐郊区火车回到家，听到屋里传来了一些同志的说话声（叶努基泽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没有认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条纹长围巾”。“谁来了？”她问。“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了，”一个同志说，“他刚刚到！”她跑过去问候他——“我们都期盼着你！”他正在来回踱步。安娜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衣服没有变过，仍是黑大衣和蓝衬衫”，但“他的脸变了，他看上去疲惫消瘦，面颊陷了下去，苍老了很多。只有他那双眼睛和充满嘲讽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瞧，我还是找到你了！”斯大林说，“我下了火车，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还好吗？奥尔加、谢尔盖、帕维尔、费德亚好吗？娜迪亚在哪儿？”当时，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奥尔加是个护士，帕维尔正在前线参军，费德亚在读书，而娜迪亚则在学音乐。“你饿吗？”说着，安娜点燃了茶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回家了。两个男人“激动地”聊起了近期的新闻。没过多久，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娜迪亚也回来了。斯大林再次见到了这位生气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约瑟夫来了。”这家人和斯大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斯大林发现，自己已是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英雄，而他却对这种契诃夫笔下的舒适生活如此陌生。“斯大林模仿他在归途月台上遇到的乡下演说家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安娜和娜迪亚正在上菜，而斯大林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在流放时的历险记。他同意在那里过夜，他们在餐厅里谢尔盖的床边为他铺了个床。“我们明天几点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报。”“我们起得很早，”奥尔加说，“我们会叫你的。”奥尔加和她的女儿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睡下，可她们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娜迪亚，她还在兴奋地复述着索索讲的那些演讲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实在太好笑了，我们不禁笑出了声，”安娜说，“我们竭尽全力不发出声，却又无法自控，越笑越大声。”“年轻人，快闭嘴！”她们的父亲喊道。“谢尔盖，随她们去吧。”斯大林劝道，“她们还年轻，让她们纵声大笑吧！”第二天早晨，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市中心。他们告诉索索他们看中了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个新公寓。下车前，斯大林对他们说：“那太好了，请为我留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