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里当作你们自己的家吧！”他说。“好，让我们一起跳舞庆祝你被释放！”斯潘达良说。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很快就要前往列宁召集的布拉格大会了。这次大会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成立，以及和孟什维克党的正式决裂。斯大林被邀请前往，但是，他刚刚被判了刑，无法前往。塞尔戈和斯潘达良把他的消息带给了列宁。“他们在我家召开了一个小会。”施韦策的家中迎来了三个高加索人。塞尔戈给了斯大林50卢布。在逃亡的过程中，“斯大林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于圣诞节抵达沃洛格达，依然穿着黑色大衣、戴着软呢帽的他在大街上寻找住所。这一次，他的新房东是个退休的宪兵。此人“不喜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斯大林把他们的家庭搞得一团糟。这位老宪兵和他的妻子有个已离婚的女儿——玛利亚·博戈斯洛夫斯卡娅，还带着三个孩子。他们家还有一个名为索菲亚·克留科娃的16岁女佣。索索住在厨房炉子后面的一张小床上，中间只有一层帘子隔断。有证据表明，他很快便和离婚的玛利亚打得火热。女佣索菲亚的回忆录写于1936年，那时，她不可能有胆量提及苏联领袖的私生活。但是，她依然暗示这位流放者和离婚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和玛利亚经常吵架，而她会哭起来。他们对彼此嘶声大吼，几乎快要动手把对方给掐死。他们吵架时总是会提及其他的女人。”斯大林根本不顾及宪兵女儿的嫉妒，还和女佣调情。“有一次，在节假日后，”女佣索菲亚回忆说，“我看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正在帘子后偷看我。当时，我有一头黑黝黝的长发，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长裙上是日本的碎花图案。”“这身衣服真适合你，”斯大林说，“在我的家乡格鲁吉亚，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都这样穿。”1936年的索菲亚明白她不能写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明显有段时间待在一起，因为她带着他去见了她父亲，而她那位酗酒的父亲则让她感到难堪。“别担心，”斯大林安慰她说，“我父亲也是个醉汉，我是被我母亲带大的。”他显然乐于炫耀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外语。他会为她朗读《明星报》（布尔什维克的党报）以及其他外文报纸，他会直接把报刊文章翻译成俄文。这让索菲亚印象深刻。“这总是会让我大笑起来。”斯大林经常很晚才回家。只有一个又高又黑的人造访过他。此人也许是斯潘达良，抑或是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一个正在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党员。他再一次见到了被他抢了女友的奇日科夫。他们的三角恋关系没有继续，因为“万人迷”已经重回校园了。但斯大林依然想念着她。他一到沃洛格达便给这位身在托季马的年轻女神寄了一张颇具示爱意味的爱神明信片，上面写道：“我的热烈的波丽娅，我身在沃洛格达，刚刚才拥抱了你那位‘亲爱的’‘好心肠的’帕坚卡（奇日科夫）。我们为你那位著名的‘古怪的奥斯普’的身体健康而举杯共饮。”[2]斯大林一边和房东的女儿及女佣保持暧昧，一边等待着布拉格的消息。布拉格代表大会仅有18位代表参加，这显示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严重缩水。然而，本次大会首次选举产生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入选了，但会上真正的明星是个口才极佳的工人阶级代表：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列宁对这位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才华着实吃了一惊。“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兴奋地说，“革命后辈大有人在！”马林诺夫斯基长得也颇具明星潜质：“高大威猛，穿着时尚”，“有一头浓密的红头发，一双黄色的眼睛”。他脸上的痘疮给人一种“凶恶的印象，仿佛他已然历经炼狱，浴火重生”。然而，他却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他曾在早些时间被逮捕过，并被以强奸和盗窃定罪。他被奥克瑞纳招募了，代号为“裁缝”。他是奥克瑞纳最高薪的间谍。在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大会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提议与斯大林展开合作。[3]他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经验让列宁发现了他的新价值。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民族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想赢得沙俄帝国中那些少数民族的人心，但又不想许诺他们独立。马林诺夫斯基负责任地向他的奥克瑞纳老板汇报道，斯大林、斯潘达良和塞尔戈“被选举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每月收入50卢布”。斯大林比奥克瑞纳晚一步得知布拉格大会的消息，他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表示想要了解更多。“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在党内的代号）的信，”克鲁普斯卡娅对塞尔戈说，“很明显，他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不能前来参加会议实在太可惜了。”斯大林还给施韦策写了一封密码信，请求她把布拉格大会的消息带给他。斯大林很快就要和同志们团聚了。塞尔戈业已踏上了前往沃洛格达的旅程。1912年2月18日，沃洛格达的警察间谍报告称，“高加索人”接见了一个“陌生人”——此人肯定就是塞尔戈。后者向斯大林宣布，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党内最高机构——委员。从那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过。塞尔戈还把他的工资、秘密据点的地址和代号交给了他。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以及主要密码制定者——约定了，他们会使用高尔基的诗歌《奥尔特尼亚传奇》（Oltenian Legand）作为密码本。他曾手抄过这首诗，其拷贝留存至今。与此同时，回到巴黎的列宁因为没有收到斯大林的消息而倍感焦虑：“没有听到一丝关于伊万诺维奇的消息。他到底怎么了？他在哪里？他怎样了？”最终，塞尔戈向列宁汇报自己已经见过索索了：“我和他达成了共识。他很满意。”是时候再度消失了。每当索索要从沃洛格达逃走时，他都会向当地警察行贿5个金卢布。而据维拉·施韦策说，他做了5次尝试。他的女房东加夫里洛娃看到他在整理行李：“你是要走了吗？”他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是的。”她说她得把这事通知警察。“你能明天再通知他们吗？”他请求道。她同意了。2月29日凌晨2点，他的盯梢汇报道，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不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他的学生女友的信。他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一对热吻的男女雕塑。他向“万人迷”回复道：亲爱的PG，今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不要再向这个地址写信，因为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彼得说你让他替你吻我一下，我还欠你一个吻。现在，就让我把这个吻还给你。我可不是随意亲了你一下，而是热烈地激吻你（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我对你的爱）。约瑟夫于是，就在2月底的那一晚，斯大林偷偷踏上了火车。他途经莫斯科，最终抵达圣彼得堡。列宁新上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在归途中。* * *[1]　1944年，秘密警察没收了这本书以及斯大林送给她的明信片。[2]　当时，斯大林还有一个联络人。此人其貌不扬，戴着一副眼镜，总是显得很淡漠。他才22岁，早于斯大林被流放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叫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之后以“莫洛托夫”之名闻名于世，成为了斯大林长期的政治助手。莫洛托夫了解到，斯大林被称为“高加索的列宁”。莫洛托夫有音乐天赋，会拉小提琴和弹曼陀林。他在当地的餐厅和新电影院里为那些富有的商人和他们的情人弹曼陀林，以此赚取每天1卢布的工资。在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靠卖艺为生无疑自降身段。在此之后，他曾奚落莫洛托夫说：“你为那些醉醺醺的商人表演，他们朝你的脸上扔芥末！”斯克里亚宾直到1914年才用上了“莫洛托夫”这个“颇具工业色彩的名字”。当时，他有很多化名：里亚宾、扎诺夫、米哈伊洛夫以及V．M．。不过，奥克瑞纳则给他取了个“赛跑者”的代号，因为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3]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和库巴的老熟人加里宁、邵武勉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委员被逮捕时，他们便可替代之。艾伦娜·斯坦索娃成为了俄国中央局的秘书长。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那是圣彼得堡寒冷而又阴郁的一个冬日，我正在学习，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卡夫塔拉泽——当时，他正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平时还为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上数学课——说，“斯大林突然走了进来。我知道他被流放了。他和往日一样友好和快乐。虽然天气很冷，他却只穿着一件薄外套……他没有把外套脱下来。”“我只待一会儿……只是想休息一下。我刚刚从莫斯科过来，我在那里发现被跟踪了。我下火车时看到那个‘幽灵’还跟着我……现在，他就在你家门外！”“这事很严重。”卡夫塔拉泽说。两个格鲁吉亚人一直在屋里待到天黑。卡夫塔拉泽觉得只有一种逃跑的方式：让斯大林男扮女装。卡夫塔拉泽拿出了几条裙子，让斯大林试穿——但斯大林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别扭。“我是有女人的衣服，”卡夫塔拉泽说，“但斯大林怎么都不像个女人。”斯大林说：“那个‘幽灵’并不想逮捕我——他只是想盯着我。我还是睡觉吧。”“好吧，那就睡觉吧——或许他觉得太冷了就会自己离开，就像拿破仑的军队。”卡夫塔拉泽开玩笑说。“他肯定会的。”斯大林回答道，然后睡了一整天。可是，当他们走出房门时，那个间谍还在那里守候着。“我们去走一走。”索索说。他很饿，于是他们在费多罗夫餐厅用了餐，可是，间谍再次现身。“妈的！”斯大林咒骂道，“他这是从哪里出来的！”一辆马车正朝他们驶过来。他赶紧挥手让它停下来，跳了上去，可“幽灵”也立刻登上了一辆马车。两辆马车追逐到了里特尼桥。这时候，斯大林意识到此地离他的秘密据点太近了，于是，他跳下马车，滚落在了雪堆里。积雪立刻把他覆盖了起来。间谍的马车飞驰而过，继续追踪着前面那辆早已空无一人的马车。[1]斯大林穿上“军医大学的制服，走了出去”。那一年，身在圣彼得堡的他经常穿这身制服。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他的最新任务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周报《明星报》改版成日报《真理报》。斯大林被带到了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的公寓。32岁的塔蒂阿娜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她是个孤儿，自学成才，还在音乐学院上过课，并由此成为了歌唱家夏里亚宾的崇拜者。列宁的秘密特工艾伦娜·斯坦索娃培养她编制密码。她嫁给了一个名为鲁莱的犹太革命者，有两个孩子。塔蒂阿娜为很多逃亡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提供过庇护，而其中一个“带来了代号为‘瓦西里’的高加索人”，他和他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她不怎么喜欢瓦西里——这是斯大林最新的化名。“刚开始时，他看上去很严肃、很自闭，也很害羞，他不想打扰我们。我们让他睡在舒服的大房间里，但他很难入睡。不过，我总是在出去工作前让女佣[2]给他和孩子们做饭。他在我们家住了一星期，我替他送了一些口信。”在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时，斯大林任命她为自己的秘书。斯拉瓦京斯卡娅属于最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在各方面都颇为开放。斯大林开始和这位“亲爱的塔蒂阿娜”交往，这段情史为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的各位重要人物所知。有些时候，斯大林会住在阿利卢耶夫家。当时的“北方威尼斯”“冰雪覆盖，到处都是冰冻的雪橇道”。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街上全是装饰有缎带和铃铛的低矮的芬兰雪橇”。“矮胖的小马”拉着雪橇，上面“坐满了哄笑的乘客”。安娜和她的妹妹娜迪亚总会盯着窗外看，她们希望自己也能去坐雪橇——而就在这个时候，索索出现了：“谁想坐雪橇？好吧，快去穿衣服，我们这就去！”女孩们高兴坏了。“我们都兴奋地大叫着跳了起来，”安娜说，“我们终于被邀请了。”而邀请她们的竟然还是“索索本人”，在此之前，她们都是他的忠实读者。现在，女孩们得以进一步了解他：“虽然他不经常说话，但他还是会像个男孩一样开玩笑和开怀大笑。他会给我们讲各种有趣的故事，他总是能发现某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他惟妙惟肖的模仿令我们所有人不禁大笑。”不过，现在，他正在着急地催着她们。“快！费德亚（她们的哥哥费奥多），娜迪亚！把衣服穿好！”他转身命令他们家的佣人费尼娅道，“给他们穿上皮毛大衣！”他们来到街上。索索对雪橇夫大喊道：“拉我们一程如何？”斯大林很是兴奋。“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让我们大笑起来。我们一路谈笑风生，雪橇飞驰在萨姆普索涅夫斯基大道上，开过火车站，‘小小的蒸汽火车’和我们擦身而过。突然间，索索从雪橇上跳了下来，恢复了地下工作者的真实身份：‘停一下，我就在这里下，你们继续坐着回家。’”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火车站里。他到底是在和女孩们开玩笑，还是真的发现了一个“幽灵”，于是想摆脱他？索索再次消失了。警察间谍跟丢了他，但他们猜对了他再次现身的地点：高加索。1912年3月16日，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菲库斯”报告，斯大林又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住进了一个音乐教师的家中。此人在教师协会学校工作，而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便是严厉的艾伦娜·斯坦索娃[3]。他的女房东被警告“不要过问房客的名字”，但或许出于思乡之情，斯大林对她唱起了格鲁吉亚的民歌。索索和他的伙伴、中央委员会委员斯潘达良以及斯坦索娃会面。他还去看望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斯瓦尼泽一家“把他当作自己家的孩子”拉扯大。对于斯大林与雅科夫的长期分离，莫诺瑟利泽夫妇仍然感到震惊。“在他母亲去世之后，我的外甥已然是个孤儿了。”萨什克抱怨说。索索没有在第比利斯长待。他先是赶回到了巴统，而后又回到了巴库。在巴库，他发现孟什维克又在对党内的叛徒展开追查，而这一次，轮到他的朋友斯潘达良了。孟什维克想要证明斯潘达良要么伪造了一个党务用章，要么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斯大林想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可是，孟什维克拒绝他参加调查听证会。他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去聆听斯大林的证词。此人便是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孟什维克党人后来流亡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地下革命的记叙。尼古拉耶夫斯基先是访问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阿韦尔·叶努基泽——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蔼的教父、斯瓦尼泽一家的朋友。他很了解斯大林，但斯大林最终毁灭了他。“你听说过‘科巴’这个名字吗？”叶努基泽在巴库的一个咖啡馆里问尼古拉耶夫斯基。“没有。”尼古拉耶夫斯基回答道。叶努基泽解释说：“科巴是个危险人物，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不一样，我们是个报复心极重的民族。”尼古拉耶夫斯基笑着模仿着高加索口音说：“难道他会用匕首割断我的喉咙？”“不要笑。”叶努基泽严肃地说，“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肯定会割了你的脖子。这里可不是大俄国——这里是老亚洲。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叶努基泽显然说多了，那位“危险的”同志会让他付出代价。“斯大林正在等我，他坐在阴影中，可以随意观察我。”敬畏他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道。斯大林向他澄清了斯潘达良的问题。但尼古拉耶夫斯基还要对斯大林本人展开调查。在巴库时，斯大林派他的毛瑟党人去处决一个“波将金”号的前水兵，据说此人是奥克瑞纳间谍。“他被枪击了，”尼古拉耶夫斯基说，“但还是活了过来，正在恢复中。”孟什维克党委任尼古拉耶夫斯基——现在，他已经对“老科巴干的事情十分感兴趣”——调查这起事件。不过，尼古拉耶夫斯基被捕了。斯大林再次消失。“我们得立即安排伊万诺维奇（即斯大林）前往圣彼得堡。”克鲁普斯卡娅在基辅对塞尔戈说。此时，斯大林和塞尔戈这两位强硬的格鲁吉亚人——此后他们将联手执掌苏联——正充分利用他们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斯坦索娃抱怨说：“塞尔戈和伊万诺维奇只会发号施令，却不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几天之后，斯潘达良被捕。斯大林赶紧逃往北方。他先是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做了短暂停留，在火车站餐厅里见了斯潘达良的女朋友维拉·施韦策。然后，他来到莫斯科和塞尔戈会合。[4]两人找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却被后者出卖了。当两位格鲁吉亚人离开莫斯科时，他们发现已经被奥克瑞纳盯上了。间谍看着他们跳上火车，但斯大林又从另一边的门跳了下去。本以为斯大林会抵达圣彼得堡的奥克瑞纳直到6天之后才意识到斯大林根本没有上火车。突然之间，一起血腥的屠杀为革命推波助澜。4月4日，沙皇的士兵朝勒拿河畔西伯利亚的金矿工人开枪，杀死了150人。“勒拿河惨案打破了沉默，”斯大林在《明星报》上宣布，“民众对当权者的憎恨再次加剧。破冰之旅即将启航，革命即将爆发！”抗议运动在俄国此起彼伏。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在国家杜马中受到质疑，而他却傲慢地回应道：“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我们会活下来的！”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我们猩红色的血液中流淌着燃烧不尽的力量！”列宁则宣布“革命复兴了”。来到圣彼得堡之后，斯大林住进了N．G．波列塔耶夫的家。波列塔耶夫是位无产阶级诗人，并且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他的家受到国会的庇护而不会遭到搜查。斯大林还召见了自己的秘书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波列塔耶夫不受侵扰的家中”，斯大林“开始运作周报《明星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激情洋溢的文章。托洛茨基说这些文章类似于“第比利斯神学院的说教”。然而，事实上，这些文章令人心驰神往，未来那些充斥着意识形态术语的枯燥政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会大声朗读它们。她们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个戴着镣铐的国家已经倒在了奴役者的脚上。”“热血沸腾”的索索写了一篇劳动节感言，在其中，他出人意料地再次向他所钟爱的大自然唱起了赞歌——这是他最后一次显露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华：“自然正从冬眠中觉醒。树林和群山已经披上绿装。草原上开满了鲜花。阳光普照大地。空气中洋溢着新生活的愉悦，整个世界开始快乐地跳起舞来。”[5]斯大林回忆道：“1912年4月，我们就《真理报》的平台达成了共识，并展开了第一期的编辑工作。”《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日报，它创建于3个小房间内。刚开始时，它是一份合法报纸——虽然主编斯大林是当局的法外之徒，得秘密操控它的运营。《真理报》的资金来自于维克多·季霍米尔诺夫。他的父亲是个喀山富豪，留下了30万卢布的遗产。他还是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即莫洛托夫——的儿时玩伴。莫洛托夫同样也是《真理报》的创始人之一，季霍米尔诺夫通过他把成千上万的卢布注入到了这份报纸的运营之中。斯大林认为是时候见见这位年轻人了。莫洛托夫被告知在印刷所附近一个牙医家的院落里等待。突然间，斯大林从一堆柴火后现身了。索索喜欢给人留下神秘的印象：他这种猫一般的魅力当然迷倒了沉闷而又更为年轻的莫洛托夫——斯大林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我没看清他到底是怎样现身的，但他穿着一身精神病科见习医师的制服。我们彼此自我介绍。”莫洛托夫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痘疮和格鲁吉亚口音。“他只和我讨论至关重要的事，根本没有一句废话。他给了我一些《真理报》的样稿，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紧接着，他就像来时那样消失不见了。他跳出了栅栏，动作轻快而又优雅。”第二天，几乎被斯大林迷得五体投地的莫洛托夫对他的朋友说：“他是个奇人。他自内而外散发着革命党人的魅力。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是个智慧的、机智的反叛者……”当两人再度见面时，他们不眠不休地彻夜聊起天来。两人就此展开了合作，而这段合作关系一直延续了41年。索索的警觉显然异于常人，他几乎是当时唯一还未被逮捕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已经被抓起来了。1912年4月22日，《真理报》第一期正式面世。斯大林走出受到议会庇护的波列塔耶夫的家，奥克瑞纳将其逮捕。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到了那年6月，只剩下一个还有自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此人的工作已无法展开。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再次毁于一旦。斯坦索娃赶往第比利斯，想要动员力量解救他们，没有想到，她自己也遭到了逮捕。7月2日，斯大林被判流放西伯利亚3年。在此之后，他的臣子讨好地给他取了个绰号：“逃亡大师”。此次流放是他一生中最短的一次。* * *[1]　卡夫塔拉泽于第二天被宪兵逮捕。宪兵向他出示了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他不禁大笑起来，因为照片里的斯大林“蓬头垢面”。“你认识这个人吗？”宪兵问他。“不认识，这人看上去疯了。”“你认识朱加什维利吗？”“是的，我认识索索·朱加什维利，我刚见过他。”“你知道他是个很危险的逃犯吗？”“嗯，你知道，我们格鲁吉亚人都认识彼此……”卡夫塔拉泽被释放了。[2]　这个女佣是个爱沙尼亚人。在此之后，她嫁给了加里宁，成为了苏联第一夫人。然后，在“大清洗”时期，她被逮捕了，即便当时她的丈夫是苏联元首。[3]　斯坦索娃已以“兹玛同志”之名闻名遐迩。她的祖父是个建筑师，曾为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服务过。而她的父亲则是个在国会工作的贵族律师，还担任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仪式的传令官。因此，她更像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她自巴库时期便认识斯大林。当时，她已经是党内秘密工作的专家，经常看管党的活动资金。斯坦索娃无趣而又拘谨、刻板，斯大林经常嘲笑她。在此之后，她成为了列宁的秘书之一。列宁去世之后，克鲁普斯卡娅曾反对过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他会指认斯坦索娃为列宁的遗孀。列宁去世之后，斯坦索娃并没有继续对权力展开追逐，她几乎隐退了，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存活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元老。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她再次现身，并作为政坛的老前辈而为人尊敬。她一直活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于1966年去世。[4]　一个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9岁的儿子还记得：当时，一个高加索人造访了他们家。他的父亲不在家，于是，这个高加索人亲切地和男孩聊起了天。就在他离去的时候，高加索人突然扇了男孩一巴掌，对他说道：“别哭，孩子。记住今天，斯大林（无论当时他用的是哪个化名）曾和你说过话！”男孩把高加索人打他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他们既愤怒又困惑，直到听说格鲁吉亚山区民族的风俗——当王子造访农舍时，农民会扇自己儿子一巴掌，并告诉他：“记住今天，王子曾造访过我们家。”[5]　斯大林还攻击了“末代皇帝尼古拉”的当局。皇帝和皇后竟然在这个危难关头信任了一位名为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西伯利亚医疗师和放荡的神秘主义导师。拉斯普京和皇族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而导致丑闻百出，君主立宪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越发疏远沙皇。极少人知道皇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日渐相信，只有拉斯普京才能止住血，减轻皇子的痛苦。结果，各怀鬼胎的内务大臣们和奥克瑞纳头目开始让自己的间谍盯梢拉斯普京，他们记录下了他的淫乱事件，想要在沙皇面前告他一状。可是，皇后却站在了拉斯普京一边。在斯大林的文章中，他说沙皇和他的臣子是“自由的毁灭者、绞刑架和火枪队的崇拜者、骗人的舵手、宰人的警察、杀人的秘密间谍和淫乱的拉斯普京！……别忘了，还有：射杀勒拿河畔金矿工人的残忍屠夫”。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在前往托木斯克的路上，斯大林在沃洛格达附近遇到了孟什维克党的调查官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索索没有向他透露任何信息，反而借走了尼古拉耶夫斯基珍爱的蓝色茶杯——他当时刚好没有茶杯用。1912年7月18日，斯大林抵达托木斯克，并登上一艘蒸汽船，沿着鄂毕河来到科尔帕舍沃。他在这座城市待了一星期，还遇见了他在巴伊洛夫监狱里的孟什维克狱友西蒙·韦列夏克。斯大林和韦列夏克以及西蒙·苏林——孟什维克党人，又是奥克瑞纳的间谍——用了一顿餐，然后登上另一艘蒸汽船沿河而上，抵达他的目的地纳雷姆。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迎接了他。纳雷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座小镇有1000人口，150栋居民楼。它正好位于农业带。四周的森林葱郁茂盛，但夏天的气温很高，此地又多有沼泽，因此蚊子特别多。镇里有很多流放者。这些人不但开着自己的咖啡馆、肉店和殖民地商品店，还有——对斯大林更为重要的——两个逃亡筹划局。“他来到我家时，”他的女房东叶夫罗西娜·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说，“穿着俄国式的刺绣开口白衬衫，胸膛袒露在外。”她不想收留他，因为她家的空余房间里早已住进了两个流放者，但“他走进流放者的房间，看了看，和他的同志聊了会儿天，然后便搬了进来”，和斯维尔德洛夫住在了一起。27岁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是下诺夫哥罗德一个富裕犹太印刷厂主的儿子。他戴着圆框眼镜，“一头黝黑浓密的头发”。但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虽然他看上去“十分温顺”，讲起话来却“如雷声大作——鬼知道这个矮小的人是怎么发出野兽般的声音的”。莫洛托夫笑着说他“简直像架战斗机”。斯维尔德洛夫貌似是斯大林厌恶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他其实是个冷血的实干家。两个俄国最举足轻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住在了一起，很快就彼此对立了。斯大林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能偷懒就偷懒，从来不做家务活。结果，巨细无遗的斯维尔德洛夫只好把家务活全都揽了下来。“每当轮到斯维尔德洛夫负责打扫卫生时，我便会溜出去。”此后，斯大林曾笑着对斯维尔德洛夫以及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儿说，“无论斯维尔德洛夫愿意与否，他都得打扫我们的房间——清扫壁炉、整理……我到底骗了你多少次让你独自一人干活呢？每当轮到我打扫时，我总是会假装睡着。”“你以为我这么好骗？”斯维尔德洛夫回应道，“我早就看穿你了。”当地的格鲁吉亚人首领“王子”听说索索是个“好人”，于是为他准备了一场格鲁吉亚的盛宴。宾客们唱着俄语歌和格鲁吉亚歌谣，跳起了列兹金卡舞。在舞会上，一个名为卢克里亚·蒂霍米洛娃的27岁当地家庭主妇认识了“穿双排扣黑色大衣的格鲁吉亚人”，他说自己叫朱加什维利。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和蒂霍米洛娃纠缠，只是抱着她两岁大的小侄子，甚至一口酒都没有喝。“你这么年轻就抽烟斗了呀？”她主动对索索说。可索索没有接茬儿。这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心事重重：《真理报》、杜马选举，还有一次大型银行攻袭。他并不打算在纳雷姆待很久。已经从巴黎搬到克拉科夫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策动索索和斯维尔德洛夫逃亡。斯维尔德洛夫先动身，但又被逮了回来。接着，就轮到索索了。“我的儿子们开着船把他送到了河港。”女房东阿列克谢耶娃说。“把我的书留给我的同志们。”索索对她说。他只是在包里放了“几个苹果、一点糖块和两瓶上好的伏特加”。然后，他便和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阿加丰·阿列克谢耶夫登上了船。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回忆，在一个“漆黑一片、没有月光的夜晚”，他们划着船把他送到了码头。他问索索何时回来。“我想回来时你自然会见到我。”索索回答道。9月1日，他坐上蒸汽船前往托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赶了上来，两人携手继续逃亡。自私而又喜欢发号施令的斯大林在火车上扮演了一个富人。他买了一张一等座的票，还恶作剧地让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藏在脏衣服的篮子里。一个宪兵走了过来，他觉得篮子可疑，于是用刺刀去戳它。斯维尔德洛夫大叫道：“有人在里面！”斯大林一脸坏笑，及时地贿赂了宪兵。他们终于抵达圣彼得堡。[1]这位已数次成功逃亡的大师仅仅在纳雷姆待了38天。9月12日，斯大林“留着大胡子，戴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穿着一双破鞋子和一件黑衬衫、破夹克”，再次出现在了涅夫斯基大道上。这条街上满是穿着考究、时尚的花花公子和女士，这让斯大林显得很可疑，看起来就像是个逃犯。就在这时，他遇见了卡夫塔拉泽。“我从纳雷姆逃出来了。”斯大林说，“我安全抵达，但我没在我们的安全据点找到任何人……至少我碰到了你。”卡夫塔拉泽立刻把他拉到了一边——“他的样子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太惹眼了”——然后立即把他领到了一个新据点。那栋房子属于“某个海军少将的遗孀”。此人很有可能就是玛利亚·史塔克尔伯格男爵夫人——凯瑟琳女皇某位侍臣的后代，她会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格鲁吉亚学生。而后，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利卢耶夫家。斯大林来到斯坦索娃之前住的公寓。在被捕之前，斯坦索娃把中央委员会的资金留给了她的弟弟。斯大林把这笔钱收了回来。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往日的女朋友。“我正走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去上课，”塔蒂阿娜·苏霍娃回忆说，“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被吓了一跳，但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不要害怕，塔蒂阿娜同志，是我！’我发现奥斯普·科巴同志正站在我身边。”两人相约在“工人大会”见，他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咖啡馆，科巴同志摘了一朵红色康乃馨送给了我。”几天之后，他来到第比利斯。他属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聚齐。卡莫被放出来了。斯大林从没有遗忘过他那位无所畏惧的行动队队长卡莫。在第比利斯，布多·穆季瓦尼和钦察泽正准备把这个犯人从梅特希监狱的精神病监狱中救出来。当时的医生记录下了卡莫一系列的古怪行为：“他说他的房间里有老鼠，但那幢楼里根本就没有。他产生了幻觉，听到古怪的声音，以为有人和他说话。”看守他的狱吏注意到“特尔—彼得罗相梦游，双手在空中乱抓，他还钻到桌子底下，想要找什么……他说有人向他扔石子”，问他是谁，他说是“魔鬼的兄弟”。而事实上，卡莫是在计划逃跑。负责看守卡莫的狱吏是个名为布拉金的呆瓜。他渐渐被策反，成为了卡莫和外界的联络人。穆季瓦尼和卡莫的姐妹把用来越狱的道具、锯子和绳索交给他，他又偷偷带进监狱，给了假装发疯的卡莫。卡莫把栏杆锯断，又拿用面包捏成的面团伪装。他又花了5天时间锯断了脚镣，然后用线把它们连在一起。1912年8月15日，穆季瓦尼和钦察泽的毛瑟党人在监狱对面的街头挥舞了三次手绢。收到信号后，卡莫打开脚镣和栏杆，顺着绳子从墙上爬了下来。绳索断裂了，卡莫掉进库拉河。但这对这个视疼痛为无物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从河里爬了出来，把脚镣扔进河里，转身就走进附近的一条街道。他登上一辆电车（为了迷惑那些警犬），而后才和毛瑟党人聚首。萨什克·斯瓦尼泽说：“警察在全城追捕卡莫，而报纸也已做了大量报道。有一天晚上，布多·穆季瓦尼来到我们家，告诉米沙（她的丈夫莫诺瑟利泽），他们于前夜把卡莫从精神病监狱救了出来……他们把卡莫带了过来，想让他在我们家待一个月。”萨什克、斯大林的儿子和她本人的孩子被安排前往乡下。不过，那一个月，卡莫反而照顾了莫诺瑟利泽，给他做可口的菜。紧接着，乔装打扮的卡莫途径巴统和伊斯坦布尔到了国外。“卡莫来到巴黎找我们，”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当他了解到伊里奇（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克拉辛[2]分裂时，他很是痛苦。”他觉得自己出生入死攻袭银行就是为了这三位大英雄，而他们怎么就分道扬镳了呢？卡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而列宁则“抱着怜悯之心聆听着这个无比勇敢而又天真、灼热的男人”。和斯大林一样，列宁知道关心和照料追随者的健康会让他们更加忠心耿耿，于是，他提议由他出钱，为卡莫那只坏掉的眼睛动手术。在布鲁塞尔动完手术之后，卡莫干起了老本行：把军火偷运进俄国。他在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被捕，但两次都成功逃脱。回到第比利斯之后，他再次成为了“组织”的领袖。有消息称，一辆载有巨资的邮政马车即将抵达该城。9月22日前后，负责俄国党内筹集经费事务的斯大林也抵达了第比利斯。也许，就是这一次——斯大林在“二战”后记起——钦察泽在埃里温广场的旅舍发表了动员演说。然后，他们前往卡忠斯科公路执行攻袭任务。9月24日，卡莫、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带着18名行动队员，在第比利斯城外3公里处伏击了邮政马车。他们朝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扔炸弹，三个警察和一个马夫身亡。第四个警察受了伤，但还是给予了还击。双方交战激烈。行动队员无法夺取钱财，哥萨克骑兵聚集了起来。最终，行动队员只好撤退，哥萨克骑兵紧追不舍。钦察泽和库布里亚什维利掩护他们撤退，并在卡忠斯科公路上开枪打死了7名哥萨克骑兵。这是“组织”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卡莫在他们的据点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18个人。他被判处死刑。“我被判处死刑，”卡莫写信给钦察泽，“我很平静。在我的墓地上，杂草早已有6尺高了。人总有一死。但是，我会再尝试一次。也许，幸运女神会再次光顾我。总有一天，我们还能嘲笑我们的敌人……”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了。[3]索索没有在第比利斯逗留。* * *[1]　斯大林是在1943年前往参加德黑兰会议的途中把这个故事告诉莫洛托夫和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的。当时，纳雷姆的警察于第二天发现斯大林不见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只是等待看他是否还会从托木斯克回来。当警察把他逃跑的事情通知托木斯克总督，而后者发布通缉令时，已经是11月3日了。斯大林早就在几个星期前来到了圣彼得堡。[2]　最终，克拉辛退出了政治舞台。不过，在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邀请他重回布尔什维克党，还让他担任了苏联贸易工业和交通人民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成为了驻英国大使。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曾为工程师的克拉辛曾主导过对列宁遗体的冰冻、保存和瞻仰工作。他本人于1926年去世。[3]　卡莫再次躲过一劫。1913年，为了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年的统治，尼古拉二世大赦天下。卡莫在监狱里待了5年，并再次见到了斯大林。在革命胜利之后，他最后一次做出了疯狂的行动。详情参见本书尾声。女队员中的安妮塔和帕西亚死于结核病，其他很多人也因此去世。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行动队员中只剩下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和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活了下来。两人都留下了回忆录。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攻袭行动失败后，斯大林回到了圣彼得堡。他继续编辑《真理报》，并和莫洛托夫、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住在了一起。他写了大量文章，[1]起草宣言，还负责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国家杜马代表的提名。10月中旬，他监督完成了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的杜马代表选举工作，而后又赶到莫斯科，参与那边的工作，并让马林诺夫斯基得到了提名。逃亡中的索索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为了躲避奥克瑞纳，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条街逃到另一条街，穿梭在后巷之中”。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如果他路过一个工人街区的咖啡馆”，他会“点上一杯茶，坐到凌晨两点”。如果他注意到有宪兵，“他会假装喝醉，冲进去，和那些马夫一起坐在被廉价烟草臭味笼罩的咖啡馆里，直到清晨离开，然后，他会前往朋友家睡觉”。他经常去的就是阿利卢耶夫家，那里有性感的奥尔加和她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女儿。斯大林通常都会“悄悄进来”，在餐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看上去很疲惫”。女孩们总是很高兴见到他，她们的母亲奥尔加会照料他。“索索，如果你想休息，”奥尔加说，“你可以去床上躺着。在沙发上可睡不安稳……”我们可以从安娜回忆录的字里行间看出来，索索和奥尔加的关系还没断。两人至少拥有同样的信念。当他要离开她们家时，他会对奥尔加说：“跟我一起走。”奥尔加“不会问任何问题。她穿上大衣，和斯大林一起出去。他们坐上一辆马车，告诉车夫去哪里。在途中，斯大林会让马车停下来，让奥尔加下车。他肯定是在摆脱警察的盯梢。而后，斯大林会独自前往目的地”。有一次，斯大林邀请奥尔加一起去马林斯基剧院：“快点，奥尔加，我们这就去剧院吧——我们还赶得上开场表演。”可是，就在表演即将开始时，斯大林突然说：“我真的很想看这出戏，但我不能。”说着，他便离开了。奥尔加只好独自一人前往，因为她要替他把一封信送到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个包厢里。1912年10月25日，6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六位孟什维克党员被推举为国家杜马代表——这个结果并不坏。卡尔洛·奇赫伊泽——斯大林于1901年在巴统得罪过的孟什维克党人——成为了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主席，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成为了他的副手。“布尔什维克六人组”中竟有两人是奥克瑞纳的间谍，阴谋者的成功可见一斑。由此，奥克瑞纳进入了列宁的核心小团体。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倡导和孟什维克党和解。布尔什维克党本打算在杜马会址外策动一次示威，但孟什维克党想说服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这引起了列宁的警觉，他写了好多文章抨击斯大林的调解策略。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压下了列宁的47篇文章，没让它们发表。在克拉科夫的列宁召唤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六人组”前来。“六人组”成员之一回忆：“斯大林同志立即命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前往国外和列宁见面。”10月28日，密探发现斯大林造访了他的朋友卡夫塔拉泽。两人前往革命党人最喜欢的餐厅费多罗夫餐厅用餐，密探继续跟随。可是，在晚餐结束后，他们发现索索已经消失了。他们对他展开搜捕，可再也没有找到过他。列宁命令另一个思想解放而又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瓦伦蒂娜·洛波娃陪同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她又委派列宁的“外事专员”、秘密调停人亚历山大·舒特曼“以最快的速度和绝对的保密”将斯大林带往克拉科夫，“这是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在瓦伦蒂娜的陪同下抵达圣彼得堡”。舒特曼婉转地说，“他以伊朗公民身份住进了一个宾馆，他的口袋里有合法的伊朗护照”。舒特曼向两人介绍了前往克拉科夫的路径——如果取道向南途经图尔库，沿路会风险连连，如果徒步穿越哈帕兰达的瑞典边境，虽然旅途更加漫长，却更为安全。斯大林选择了图尔库。紧接着，斯大林便和瓦伦蒂娜·洛波娃动身了。他们藏身在一辆马车内，被偷送出了圣彼得堡。然后，他们在勒瓦索沃火车站用俄国护照登上了火车，前往芬兰。在抵达芬兰之后，艾诺·拉吉亚——此人之后成为列宁的保镖——把芬兰护照交给了他们，并护送他们在图尔库登上蒸汽船。“两个警察检查了他们的护照……虽然斯大林同志一点都不像芬兰人，但他们依然顺利无碍地登上了船。”斯大林和瓦伦蒂娜乘坐轮船穿越波罗的海，来到德国。索索和瓦伦蒂娜的关系到底如何，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代号“维拉同志”的瓦伦蒂娜是个大美人，她嫁给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此人却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充斥着大量叛徒，根本理不清楚。我们无从确定她是否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双重间谍，但列宁给予她完全的信任。舒特曼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索索（持有伊朗护照，名字不确定）和瓦伦蒂娜共同旅行了一段时间。他们先是到了赫尔辛基，一起住进了一个旅舍。那时正值“夏末”，有可能是9月份，当时斯大林刚刚从纳雷姆逃出来。舒特曼暗示两人在一起了。1912年9月，当两人踏上横跨千里的征程时，他们显然已是一对情侣。这种事情在共同执行危险任务的同志之间时有发生。在此之后，瓦伦蒂娜的丈夫被发现是叛徒，并被处决了，此事肯定加剧了斯大林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妻子的不信任。[2]这对人儿乘坐火车抵达加利西亚省的克拉科夫。当时的加利西亚被两位君王联合统治着，一边是哈布斯堡皇帝，一边则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列宁喜欢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的省会是个古老的波兰城市，皇家城堡里陈列着波兰皇族的石棺，雅盖隆大学正是于1364年在此建立的。当时，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住在卢博米尔斯基道49号。同屋的还有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他的妻子、儿子斯捷潘。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外事部，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秘书一职。克拉科夫政派斗争严重，这让列宁想到了家乡。“不像巴黎或瑞士，”克鲁普斯卡娅说，“这座城市和俄国的联系很紧密。”在该城15万居民中，有4000名来自俄国的流放者，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伊里奇（列宁）特别喜欢克拉科夫。它几乎是座俄国城市。”列宁喜欢滑冰，而克鲁普斯卡娅则会去价格更为低廉的古老的犹太街区买东西。“伊里奇喜欢喝波兰酸奶和玉米威士忌。”列宁还喜欢和季诺维也夫的儿子玩躲迷藏。“别捣乱，我们正在玩游戏呢。”他会对打断他们的人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热烈期盼着斯大林和六人组的到来。11月的第一个星期，斯大林来到了列宁家。他住了进去，在厨房的沙发上睡觉。列宁严厉呵斥了斯大林、马林诺夫斯基和另一个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列宁拒绝任何和孟什维克党和解或重组的计划：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党。列宁虽然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但他的感染力和铁一般的意志让他得以指挥手下那些负责行动的硬汉。他欢迎斯大林前来，并很快让他感到宾至如归：美食让两人走得更近。克鲁普斯卡娅为斯大林准备了多肉的“德国”美食。刚开始两天，斯大林都吃不惯。不过，此后，他便爱上了它们。他会对列宁大叫：“我饿了，我想吃烤肉串！”列宁回应说：“我也快要饿疯了，但我又怕麻烦娜迪亚。你身上有钱吗？得了吧，要不我们出去吃……”虽然两人在美食方面达成了一致，但在党的政策方面依然有分歧。在两人的合作史上，列宁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斯大林强硬得多。这便是其中一次。斯大林抱怨道：“伊里奇向六人组强调了强硬的策略，这会导致主要反对派（孟什维克）的敌视，但伊里奇根本不管……”在克拉科夫待了10天后，斯大林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在途中使用的有可能是一张允许多次出入境的通行证。他以为回到圣彼得堡后列宁就没法控制他了，于是又固执己见地做起了调停工作。列宁知道后，想把他从《真理报》主编的位置上撤下来。在新成立的国家杜马大会上，马林诺夫斯基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很有可能是由斯大林起草的，其中表达了对孟什维克的善意。斯大林甚至还背着列宁见了两个与之交恶已久的孟什维克政敌，佐达尼亚和吉布拉泽。[3]列宁勃然大怒，要求斯大林再次前来克拉科夫商讨民族问题以及《真理报》的问题。刚开始时，克鲁普斯卡娅以拯救斯大林免遭逮捕为由诱他前来克拉科夫：“让瓦西列夫（斯大林）赶紧走，不然的话，我们就救不了他了。我们需要他，而他也已经完成了主要工作。”斯大林推脱说自己的健康出了状况，无法前往。“致亲爱的朋友K．St．，”克鲁普斯卡娅在12月9日至22日间给斯大林写信——这是她第一次使用他的新名字“科巴·斯大林”的缩写——说，“貌似你并不打算来这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对你的决定表示抗议……我们坚持你必须前来……无论你的健康状况如何。我们要求你立即动身。你没有权力违抗我们的命令。”斯大林只好启程，他依然有洛波娃在身边陪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很高兴：“我们期待瓦西亚（斯大林）、维拉（瓦伦蒂娜）和孩子们（布尔什维克党杜马六人组）于不久之后到来。”12月15日，杜马因圣诞节休会。斯大林和瓦伦蒂娜前往克拉科夫，他们很有可能选择了最直接，也最危险的一条路径。[4]在西行的火车上，斯大林听到两个乘客正在大声朗读一份民族主义的报纸。“你们干吗读这些垃圾！”他对那两个人吼道。他和瓦伦蒂娜在俄国和奥地利边境的一个波兰小镇下车，然后徒步前往克拉科夫——就像当时的偷渡者一样。这是斯大林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程。他将在这个“一战”的前夜，穿越东西方文明，来到维也纳。* * *[1]　他的文章表现了他对外交的独特看法（他阐释了塔列朗的外交思想）以及他对“官话”（早在王尔德对这个词下定义前）的钟爱：“当资产阶级外交家主张宣战时，他们嘴里喊的却是‘和平’。一个外交官的话和他做的事肯定是相悖的，不然他还做什么外交官？那些甜言蜜语只是用来掩饰他的阴险行径。诚实的外交官就像一杯淡而无味的白水，或者说是锈铁一块。”[2]　她的丈夫、记者亚历山大·洛波夫于1918年被作为奥克瑞纳间谍枪决。她未遭波及，但于1924年因结核病去世。舒特曼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和列宁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于1939年被斯大林处决。[3]　在苏联时期，斯大林曾极力掩饰过这段和异己分子会面的历史。[4]　斯大林去过克拉科夫两次，而两次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众说纷纭。他本人就说过关于穿越边境线的好几个故事（他是在年逾古稀时把过境、列宁和美食的故事告诉他最喜欢的年轻小伙尤里·日丹诺夫的）。那么，他是在说谎吗？当我们研究他本人对个人轶事的讲述时，我们会发现，他不会生编硬造，而只是会夸大其词。当故事涉及这次著名的旅行时，更是如此。如果他想说谎，那他从来都不会亲口说，而是会让他的宣传者替他开口。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他至少有一次涉足了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径。舒特曼说他安排了第一次旅途，而还有些说法混淆了两次旅程。因此，笔者认为，舒特曼的确安排了第一次旅途，因为当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而斯大林和瓦伦蒂娜第二次前往克拉科夫则没有充裕的时间，于是选择了一条偷渡者的路径，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边境。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斯大林不认识边陲小镇里的任何人，但他是个和陌生人搭讪的专家。他在镇里走来走去，直到一个波兰鞋匠问他：“你是外地人吗？”“我父亲是格鲁吉亚的鞋匠。”斯大林回答道——他知道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受到了俄国人的压迫。“我想过境。”波兰人答应把他带出去，并且分文不收。他是在革命之后讲述这个故事的。当时，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凝望往昔”，然后说道：“我想知道这个人在哪里，现在过得怎么样。真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再也找不到他了。”和很多曾在斯大林年轻时帮助过他的人一样，这位鞋匠很有可能后悔自己没有亲手把这个格鲁吉亚人扼杀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树林中。而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从来没向外界提起过，当时，他还有一个同伴：瓦伦蒂娜·洛波娃。他们穿越边境，来到加利西亚。斯大林想要第一时间去找列宁，可他“饿坏了”，于是，他走进了切比尼亚火车站的一家餐厅，很快就出了丑。他用俄语召唤波兰服务生。“服务生举着食物走来走去”，但就是不理斯大林。结果，他发火了：“这算什么态度！你们招呼所有人，就是不待见我！”波兰服务生没有给他上汤，斯大林只好自己去取。“我生气地把盘子砸在地上，朝服务生扔了一卢布，然后就冲了出去！”他径直来到列宁家，那时还在生气。我们还没问候彼此，我就大喊道：“列宁，快给我点吃的。我快要饿死了。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你没有在切比尼亚吃饭？那里有个不错的餐厅。”“但那些波兰人根本不给我上吃的。”斯大林说。“斯大林，你真是个大笨蛋！”列宁笑着说，“你难道不知道波兰人把俄语看作压迫他们的语言吗？”列宁肯定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所谓的“民族问题专家”竟然会如此盲目地采用一种“大俄国沙文主义”态度。但是，在此之后，当波兰宣称要独立时，斯大林从始至终对他们抱有一种俄国式的敌意。[1]两个人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亲密。“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晚年时的斯大林回忆道，“他（列宁）不让我去任何地方，说服我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我的早、中、晚三餐都是在他家吃的——除了有两次，我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想出去吃晚饭，顺便去看看克拉科夫的老城区，那里有很多咖啡馆。”斯大林最喜欢的餐厅叫“哈韦尔卡”，这家餐厅目前仍在中央市场广场上。当斯大林外出用餐时，列宁就会担心他。“听着，伙计，你已经出门吃过两次饭了——我们招待不周吗？”“不，同志，你们对我无微不至，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过意不去。”“可你是我们的客人，”列宁说，“你在餐厅里吃得怎样？”“吃得还行。那里的啤酒棒极了。”“啊，我明白了。”列宁回答，“你是想念啤酒了呀。从现在开始，你在家里也能喝到啤酒。”此后，“他让岳母每天给他准备两到三瓶啤酒”。斯大林对列宁的热情好客感激不尽。“伊里奇对《真理报》颇为在意。”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对于斯大林在上面发表的关于和孟什维克党和解的社论，列宁持反对意见。“斯大林也颇为在意，两人商议如何作调整。”为了重新夺取对《真理报》的控制权，列宁采取了两个举措：第一，把民族政策提到新的高度；第二，提拔他钟爱的这位手下。列宁需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培养一个民族问题专家，而此人不能是俄国人，更不能是犹太人。3年前他就认为斯大林比佐达尼亚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这一次，他使出一石二鸟之计，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列宁向斯大林提议，暂时不要回圣彼得堡，而是留下来写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新民族政策的文章。斯大林同意了。1912年12月28日，列宁、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迎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另外两位杜马代表、斯大林的女伴瓦伦蒂娜·波洛娃和一对富裕的维也纳布尔什维克党人。那对夫妇是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和夫人埃琳娜，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及拉脱维亚裔保姆。“科巴说起话来很小声，”19岁的保姆奥尔加·韦朗回忆道，“有些时候，他会走到其他房间，这样他既能听到别人讲话，又能边听边来回踱步。”斯大林依然不同意列宁的某些政见，而列宁则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坚定支持——显然，马林诺夫斯基有自己的算盘。列宁和这位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不同意社会民主工党的两大派别再次联手。秘密警察命令马林诺夫斯基推行这一强硬策略，而斯大林仍相信他能说服某些孟什维克党人。他希望列宁能看到“目前双方合作才是上佳的策略，最好能把强硬策略推迟一会儿”；另一方面，杜马六人组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毋庸置疑，那便是他本人。“这里的氛围简直令人窒息，”斯大林在写给圣彼得堡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每个人都忙疯了，他妈的太忙了，（但）我的处境并不坏。”然后，他给老朋友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措辞简直像是情人：“请允许我给你一个爱斯基摩之吻。我太想你了——我对天发誓！我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真的。难道你就不能来克拉科夫吗？”然而，斯大林还是在克拉科夫交上了一个新朋友：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强奸犯和奥克瑞纳的间谍比斯大林大两岁。奥克瑞纳给他的年薪高达8000卢布，而当时皇家警察首长的年薪才7000卢布。“他活力四射，知识渊博，还长得英俊，”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看上去还有点像铁托。”从此以后，斯大林就经常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还会随带问候“斯特凡尼娅和孩子们”。马林诺夫斯基狡猾地指认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间谍，由此把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但双重生活的巨大压力渐渐让他濒临崩溃。1912年新年夜，他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斯大林终于向列宁屈服了。“所有决议都被一致通过，”列宁兴奋地告诉加米涅夫，“这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斯大林的退败只是迂回之计。马林诺夫斯基向奥克瑞纳汇报道，会议决定重组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机构：一个外事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担任秘书的克鲁普斯卡娅组成）和一个俄国局——领导是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时任《真理报》主编）和担任秘书的瓦伦蒂娜·波洛娃。[2]斯大林虽然从《真理报》的主编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就此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元老级人物（月薪60卢布），而且负责一个关键政策的理论创建。在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开始写作关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文章。他把第一稿发往了圣彼得堡。会议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共同前往剧院庆祝新年。“可那出戏一点儿都不好看。”韦朗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妻子走了出去。”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党员是在一个餐厅的私人包间里迎接1913年的到来的。多年之后，业已是个老妇人的韦朗承认斯大林曾挑逗她。“列宁看上去很高兴，大笑着开玩笑。他唱起了歌，甚至和我们一起玩起了游戏。”不久后，斯大林来到了特罗扬诺夫斯基位于维也纳的家。当时的维也纳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列宁说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是好人……他们有的是钱”。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个英俊的年轻贵族，他还是个军官，是日俄战争让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是《启蒙》杂志的编辑和资助者。这份杂志很快就会发表索索的文章。他会讲德语和英语。他美丽的妻子埃琳娜·罗兹米罗维奇也是个贵族。两人一起住在美泉宫街30号的一个宽敞公寓[3]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每天都会经过这条大道，从他在美泉宫的宫殿前往霍夫堡的办公地点。年逾古稀、蓄着胡须的哈布斯堡皇帝自1848年便统治了这片土地。他总是坐镀金的马车出行。八匹白马拉着马车，马夫们穿着黑白相间的制服，戴着白色的假发。马车的周围有匈牙利骑兵守卫，他们的肩上披着黄黑色的豹皮。斯大林肯定见识了这一自鸣得意却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恢弘场面——而他也不是唯一见证过这个场景的未来大人物。1913年1月，身处维也纳的未来政治巨头们足以凑足一部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4]当时，在布里吉特瑙区的梅尔德曼街——和斯大林居住的奢华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廉价旅舍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奥利地人。此人想成为艺术家，却失败了。他便是2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可以确定的是，索索和希特勒见证过维也纳的同一个场景。据后者的好友库比切克回忆：“我们经常看到老皇帝坐着马车从美泉宫前往霍夫堡。”不过，两位后来的独裁者都对此情此景颇为不屑，甚至感到厌恶——斯大林从来没有提过一句，而“阿道夫并不以为然，因为他感兴趣的并非这个皇帝，而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身处维也纳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他们对种族的兴趣。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啤酒屋和宫殿里充斥着被时代遗忘的国王侍臣以及犹太知识分子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虽然只有8.6%的人口是犹太人，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弗洛伊德、马勒、维特根斯坦、布伯和施尼兹勒。此时的希特勒正在构思其反犹的种族优劣论，他将在成为元首之后在欧洲大地推行这一政策；而正在写作民族政策文章的斯大林则构想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它将在表面上赋予各民族以自治权，但实质却是集权主义的——这便是后来苏联的雏形。30年之后，两人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建构产生的巨大冲突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犹太人都被排斥在了两人的构想之外。希特勒对犹太人很是反感，而斯大林则对犹太人感到愤怒和迷惑——他曾质疑过他们的“神秘”天性。对希特勒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过于强大；而对于斯大林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却过于渺小。不过，两位后来的元首以同一种方式度过在维也纳的闲暇时光：他们都喜欢在环绕着弗朗茨—约瑟夫美泉宫的公园里散步，那里离斯大林的住所很近。1939年，当苏德两国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两位国家元首也没有见面。同时在美泉宫公园漫步或许是两人从始至终最为接近的距离。“斯大林同志和我们待了几星期，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保姆奥尔加·韦朗说，“他邀请他身边所有的人和他一起探讨。有人分析奥托·鲍尔，也有人分析卡尔·考茨基。”虽然斯大林曾断断续续地学过德语，但他依然无法阅读德文。于是，保姆为他提供了帮助，还有另一位他刚刚认识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尼古拉·布哈林——机灵的知识分子，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一簇山羊胡。“布哈林每天都来我们家，”奥尔加·韦朗说，“而斯大林也住在我们这里。”虽然斯大林喜欢这位保姆，但她还是更喜欢聪明而又爱恶作剧的布哈林。可是，这位保姆不得不负责清洗斯大林的衬衫和内衣。她曾在他去世之后抱怨说，这绝对是个富有挑战性的活儿。斯大林和布哈林处得不错。此后，斯大林在流放时给他写过信。这是两人携手的开端，他们将一直合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然而，索索对布哈林的情感是复杂的：他既爱慕他，又嫉妒他。这段始于维也纳的友谊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颗射向布哈林脑袋的子弹告终。“在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首都中……我正在斯科别列夫的公寓里坐着喝茶，”其时也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回忆道，“突然，我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消瘦……灰棕色的皮肤上满是痘疮……他的眼里没有一丝好意。”斯大林走了进来，坐在茶炊边上，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正如他默默地来。“他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也让我感到压抑。或许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其上蒙了一层阴影。”当时的斯大林已对托洛茨基十分厌恶，说他是一个“假惺惺而又爱嚷嚷的人，就像个虚张声势的拳击手，但身上的肌肉都是假的”。他从未改变过对托洛茨基的印象。而托洛茨基则从斯大林黄褐色的眼珠里感受到了寒意。他说，它们散发着“恶意的光芒”。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开阔了斯大林的眼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欧洲文明。他住的房间面向街道，他“终日在其中工作”。他会在黄昏时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去美泉宫公园散步。有些时候，他会在晚餐时聊起自己的过去。他会想念拉多·克茨霍韦利，说起他在监狱中被枪毙的往事。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并不是很开心。“你好，我的朋友，”他给已回到圣彼得堡的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道，“我还住在维也纳，写着那些无用的垃圾文章。期待和你再见。”但他渐渐适应了起来。“刚开始时，他很拘谨，喜欢独处，”奥尔加·韦朗说，“但渐渐地，他放松下来，和我们开起了玩笑。”对于特罗扬诺夫斯基上流阶级的做派，他并不感到厌恶。事实上，终其一生他都很喜欢特罗扬诺夫斯基。他们家的女儿加丽娜·特罗扬诺夫斯卡娅和斯大林相处得甚好。“她喜欢和成年人待在一起”，斯大林陪她玩耍，答应她给她带“像山一样高的高加索绿色巧克力”。当她不相信他的话时，他总会“开怀大笑”。不过，她也经常开他玩笑——“你怎么老说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她抱怨道。斯大林会从美泉宫公园给她买糖果吃。有一次，斯大林和埃琳娜打赌，如果两人同时叫加丽娜，她肯定先去找他要糖果。他们付诸实践。结果，加丽娜真的跑向了斯大林——这恰好证明了斯大林对人性的洞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