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深受列宁信任的斯大林取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之后，孟什维克旧事重提，想要破坏他们的权威。1918年，马尔托夫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斯大林所犯下的三起罪案——第比利斯抢劫案、谋杀巴库工人，以及在巴库劫持一艘名为‘尼古拉一世’的船”。更有甚者，马尔托夫也提到了，斯大林早在1907年就被开除党籍了。1918年的斯大林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需要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因此也预见了这篇文章的危险性。于是，他马上对马尔托夫展开攻击，把他送上了革命法庭。在法庭上，斯大林说马尔托夫的文章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失败者企图侮辱别人的行径”，并说开除党籍之事完全是“肮脏的诽谤”。斯大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己在剥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依然坚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任何党组织审判过，也没有被开除过”。就字面意义而言，斯大林的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开除他的是由孟什维克领导的第比利斯和巴库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决议也是非正式的。革命法庭想把证人传唤来莫斯科问话，但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在内战中，此事殊为不易。最终，审判被取消了，马尔托夫被示以警告，而斯大林则达到了目的。在此之后，马尔托夫被流放了。[5]“你这个可悲的人。”斯大林对他咆哮道。1921年，当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征服者的身份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嘘声，并被人破口大骂“匪徒”——他立刻离开了会场。在此之后，在他的任期内，再也没有人提及他曾经攻袭过银行以及有可能被党开除过。最为重要的是，列宁没有把斯大林被当地委员会开除当回事：“这些开除几乎都基于错误的判断、未被核实的报告或误会……”当然，他所知的可比所说的多得多，但他也日渐意识到，斯大林这个秘密行动组织者正是“他想要的人”。虽然世人皆对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银行攻袭口诛笔伐，但剥夺行动并不会就此终结。“武装人员和哥萨克”的游戏在巴库得以延续，而双方的筹码也越堆越高。对卡托而言，这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 * *[1]　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得人心很大程度上和颇得人心的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正是他发表了索索的诗歌——被刺杀有关。那是发生在1907年8月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攻击过恰夫恰瓦泽这位格鲁吉亚文化的代言人，而历史学家也广泛同意，正是他们杀了恰夫恰瓦泽。有证据表明，斯大林的朋友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组织并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当然，社会民主工党可能并没有下过谋杀恰夫恰瓦泽的命令。晚年的斯大林经常赞扬恰夫恰瓦泽的诗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和这起谋杀有关。但是，斯大林和塞尔戈走得很近，而他显然也能把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和必要的邪恶区分开来：在他眼里，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2]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自述说，那天，他是在塔曼舍夫旅社看着钦察泽鼓动队员的。但事实上，当时的钦察泽已被捕入狱了。也许，斯大林是把这次银行攻袭行动和另一起发生在1912年的银行攻袭（参见第29章）混淆了。在1907年，鼓动队员的是卡莫。[3]　其他人——实际参与的攻袭行动要比卡莫多得多——嫉妒卡莫所获得的名声。“我们的‘组织’被称为‘卡莫组织’，”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但这并非事实。我们是在‘组织’成立一年之后才把他吸收进来的。他参加了那次大行动，在此之后，所有功劳都归功于他……但是，科捷·钦察泽、因茨基尔韦利和埃利索·洛米纳泽等人的功劳都不在他之下，甚至比他更多。”[4]　列宁发表了论战文章《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他在文中攻击了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相对论。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伤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5]　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列宁的合法继任者，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当时马尔托夫能证明斯大林的确被开除了党籍，那么，他或许就能改写俄国的历史。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来到巴库之后，斯大林安排卡托和他们的孩子“小伙”住进了一个石油工人的公寓。紧接着，他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获取情报、开展武装行动和发动群众。这是他一生中最晦暗的一段岁月。他很有可能又领上了罗斯柴尔德的工资。不久之后，他便安排卡托和“小伙”搬出了巴库城。他们住进了“巴伊洛夫半岛上一幢低屋檐的鞑靼人的别墅，是从一个土耳其人那里租来的”。这座别墅位于海边，伫立于一个洞穴上。卡托天生是个家庭主妇。很快，她就把这个陋屋打扫干净，装上了木质的床和窗帘，并把她的小缝纫机搬到了一边。访客们注意到，这幢楼外墙的肮脏和内部的整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索索经常不在家。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家电厂的经理。他和奥尔加一家人住在一栋海边别墅里。正是在这里，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娜杰日达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有一次，身穿漂亮白裙的她不小心从他们家的阳台掉进了里海。斯大林跳进海里，把她救了上来。娜杰日达长大之后经常说起这个浪漫的故事。总戴着标志性黑色软呢帽的斯大林一到巴库（1907年6月17日）便发表了一次演讲。紧接着，他便投入到两份布尔什维克党报的编辑工作中。这两份报纸分别是《巴库工人报》和《汽笛报》。很快，他便以武装斗争的政治策略和将之付诸行动成为了当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据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在俄国，反动势力大获全胜，所有自由毁于一旦，革命党派皆被摧毁”。可是，在沙皇总督、石油公司和腐败警察共同管制的巴库，情况却不一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变成了过街老鼠，但他在巴库却还能优哉游哉地逛街——直到几个月后，斯托雷平再次发起逮捕革命党人的行动。斯大林轻蔑地说，第比利斯只是一片狭隘的“沼泽”，而巴库却是“俄国革命的中心”，它的石油产业对沙皇和西方世界至关重要，它的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它的街头革命又是无序的。斯大林写道，巴库“将让我浴火重生”。巴库是个“道德败坏、暴政肆虐、挥霍无度”的城市，是“枪火和愁云”的暮光之城。它的总督称其为“俄国最危险的地方”，而斯大林则称其为“石油帝国”。巴库是由一个家族只手打造的。诺贝尔家族的先辈来自于瑞典，在俄国发家致富，并成为了国际公民。他们把一个矿区卖给了尼古拉一世，并由此捞到了第一桶金。1879年，当巴库发现第一个石油“喷泉”后，路德维希·诺贝尔和罗伯特·诺贝尔两兄弟在那里成立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而在此之前，石油只被当地索罗亚斯德教的牧师用来点燃圣火。[1]开采业已拉开帷幕，石油喷薄而出。诺贝尔家族开始在这座渐渐以“黑色之城”而闻名的城市中购买地产。他们的另一个兄弟阿尔弗雷德发明了炸弹，但路德维希的发明几乎和炸弹一样伟大——他发明了油轮。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跟随诺贝尔家族的脚步进入了巴库。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里海黑海石油公司成为了排名第二的石油生产商，而它的工人则住在被称为“白色之城”的工业小镇里。[2]到1901年，巴库的石油产量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而同样于那一年设立的诺贝尔奖便以其盈利作为基金。和金伯利的钻石狂热与加州的淘金潮一样，石油潮让农民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巴库原来只是一个脏兮兮的、多风的波斯小镇，它背靠里海，以一座中世纪城堡为中心，镇中皆是高墙和曲折蜿蜒的小巷。而现在，它却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欧洲的报纸竞相报道着它“野蛮的奢华”，那里有一夜暴富者、为人尊敬的慈善家和堪称荒谬的粗俗。每个石油大亨都拥有一幢豪华邸宅，很多庞大得就像是一座城市。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建造了一个。诺贝尔家族的府邸名为“石油别墅”，它被葱郁的森林公园环抱。一个石油大亨坚持要用全金打造自己的府邸，但最终只在外层镀了一层金，因为金子会融化；另一个大亨把府邸造成了龙形，而它的入口则是龙的嘴巴；还有一个大亨颇具创意地把府邸造成了一盒纸牌的形状，其上有金子镶嵌的文字：“我，伊萨—贝·甘杰，住于此地。”一个流行歌手被奖励了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又发现了石油——他的新古典主义的邸宅现如今是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的总部。巴库是可悲的赤贫和惊人的财富的大熔炉。据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它的街头全是“红胡子的穆斯林……被叫作‘安博斯’的搬运工肩上背着过重的货物……鞑靼人小贩叫卖着甜食，穿着丝绸的怪人凶恶的黑眼珠透过缝隙观望着周边的情况，还有街头的理发师……大街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穿着褶子大衣、佩带宝石匕首的部落人，穿着马甲、戴着呢帽的波斯人，戴着毛皮帽子的山区犹太人，以及穿着双排扣礼服的西方百万富翁和他们穿着法国最新时装的妻子。这里的工人有阿塞拜疆人、波斯人、俄国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斯大林称他们为“民族的万花筒”。当富人们在海滨大道散步时，他们的身边总是有载满持枪保镖的马车。然而，所有这些财富的源泉——那些油井和炼油厂——依然败坏了这座城市，腐蚀了人心。“到处都渗着石油，”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树木无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长。”有时，石油会从海里冒出来，然后被点燃，形成火浪的奇观。“黑色之城”“白色之城”，以及其他石油城镇变成了被污染的贫民窟。48000名工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境遇里，在街头挣扎、斗殴。街上“全是腐败的垃圾、内脏被掏空的狗的尸体、臭气冲天的坏肉和粪便”。他们的家更像是“史前建筑”。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油田上全是“非法之徒、犯罪组织和仇外者。暴力、强奸和群体斗殴是工人生活中的主旋律”。斯大林说，巴库是“不可压抑的”，它无所归属的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党理想的动员目标。它特别腐败，它的道德暧昧和尔虞我诈为斯大林开展反抗沙俄政府的地下革命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土壤。据说，这个城市里只有10个诚实的人（一个瑞典人——当然是诺贝尔先生，一个亚美尼亚人和8个鞑靼人）。巴库是“道奇城、中世纪巴格达、彼得堡工业区和19世纪的巴黎”的结合体。它“对于欧洲人来说过于波斯化，对于波斯人而言却又过于欧洲化”。它的警察相当腐败；它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全都配有武装，凶恶无比；那里到处都是被称为“克奇斯”（kochis）的杀手，这些人不是成为了富人的保镖——为了3卢布便能杀一个人，就是成为了“毛瑟枪手”——挥舞着毛瑟枪的匪徒。艾萨德·贝伊说：“我们的城市就像狂野的西部，充斥着黑帮和强盗。”巴库的斯大林强硬地对付着石油大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右派”，并最终成为革命家和这个石油帝国的首领。正是在巴库[3]，斯大林最终蜕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从“革命的学徒变成了革命的匠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变成了“第二个列宁”。1907年8月，当可怜的卡托因巴库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而生病时，斯大林却来到了德国，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和正在莱比锡念书的阿廖沙·斯瓦尼泽见了一面。据莫诺瑟利泽说，索索和他的大舅子“去参观了当地景点，参加了在餐厅和咖啡馆中举行的工人会议”。德国人“和羊一样古怪”，在此之后，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袖密洛凡·德热拉斯说（他对丘吉尔也聊起过此事）。“领头羊去哪里，他们就跟往哪里。”在去参加会议的途中，有几个德国共产党人不愿下火车，因为出口处没有工作人员回收火车票。斯大林说，他们是如此遵守纪律，以至于“他们错过了原本要参加的会议”。他开玩笑说，一个俄国同志为他们展示了“简单的解决方法：不交火车票就离开月台”。索索一回到巴库，巴库便又爆发了一次种族冲突。9月19日，一个名为卡尼拉尔的阿塞拜疆工人被俄国民族主义者谋杀。工人们上街游行。斯大林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击败了孟什维克党，继而取得了领导权：巴库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城市。索索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莫诺瑟利泽说，“他工作起来就会忘记所有”——包括卡托。“索索依然很爱她。”和他一起来到巴库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然而，只有在妻子、孩子和朋友不影响他工作的前提下，他才会关照他们。只有理解了索索本人，才能理解他的爱。”对卡托而言，“巴库实在太热了”。“索索每天清晨离开，直到深夜才回家。卡托和她的婴儿独自待在家里，成天担心他被捕。”莫诺瑟利泽说，“她吃得很少，睡得很少，炎热和压力终于让她病倒了。她的身边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朋友。索索太忙了，把他的家人忘在了脑后！”斯大林当然知道自己忽视了妻儿，但是和很多家庭关系最终破裂的男人一样，他没法改变自己。他曾就此事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谈过。“索索很后悔，他说自己不应该在这种环境下结婚，他对自己很生气。”卡托祈祷“科巴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回归宁静的家庭生活”。可是，索索的理想必然让他不能担负一个正常顾家男子所应担负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妻子都和卡托一样。“难道我就是个牺牲品吗？”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她终于忍受不了，给斯潘达良戴了好多顶绿帽子——曾对斯大林的一个朋友如此说道。她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斯大林。“我竭尽全力过好我的一生。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但这是我的选择……他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他有他的理想要实现……我爱他，也会因为他的好心肠而原谅他的一切错误。”卡托知道，就和斯潘达良一样，斯大林“发誓要永远效忠于”马克思主义。[4]卡托的姐姐萨什克说，在第比利斯的斯瓦尼泽家人听说卡托“十分消瘦”，便想让她回老家休养。“我怎么可以离开索索呢？”卡托说。不久之后，斯瓦尼泽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那里听说“她病了，他们写信给索索，想要把她带回来”。卡托请求索索不要把她送走。可是，她的病情日渐恶化，“而他却一直拖延时间，直到她病入膏肓，他突然意识到再不行动就晚了”。那年10月，斯大林赶紧把卡托送回到了第比利斯。然而，这段耗时13小时的旅程让卡托元气大伤，“天气太热了，她还在火车站喝了不干净的水”。把卡托送到她家人那里后，斯大林又赶紧回到了巴库。在第比利斯，卡托的病情继续恶化。她早已不堪一击、营养匮乏了，然后又患上了伤寒，发起高烧，又开始拉肚子。她身上的红疹渐渐变成了不祥的黑色。之前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说卡托得的是肺结核，但肺结核不会影响她的其他内脏器官。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她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录了解到，卡托得的是伤寒以及大肠出血，在痛苦无比的痢疾中大量出血。斯大林赶紧又从巴库赶到了第比利斯。他发现“小伙”的母亲快要死了。他“绝望而又温存地照料她，他责怪他自己”，可一切为时已晚。据说，她去世前向一位神父做了忏悔，而斯大林则应允她给她安排东正教的葬礼。1907年11月22日，在回到第比利斯两星期后，22岁的卡托“在他的怀里去世了”。[5]斯大林伤心欲绝。* * *[1]　在波斯语中，“火”写作“azer”，因此，这个国度就叫做阿塞拜疆（Azerbaijan）。[2]　很快，巴库又迎来了一个英国人：马库斯·塞缪尔爵士，即之后的子爵，壳牌公司的创始人。1912年，阿尔方索的儿子埃都阿德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库的大部分产业卖给了当时还由亨利·迪特金领导的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由此拥有了壳牌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这是一笔颇具罗斯柴尔德特色的交易。这个家族霸占俄国的石油投资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直到21世纪，当俄国石油再次勃发时，他们又发了一笔财。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住的地方现已变成了阿塞拜疆的司法部。[3]　斯大林的格鲁吉亚门徒姆格拉泽说，斯大林“十分了解石油工业”。1942年，极度渴求石油的希特勒下令向巴库进军，夺取油田——这便是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事实上，这是一场针对巴库的争夺战。当时，斯大林对他的石油部长尼古拉·拜巴科夫说：“希特勒想要高加索的石油。你必须保证没有一片油田落入他的手中，不然你人头难保……知道吗？希特勒说他如果没有石油就不可能赢得战争。”[4]　托洛茨基也是个不顾家庭的人。他在西伯利亚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并说这是“命运”使然。在此之后，他对他的孩子也特别差。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他们的家人貌似无法兼容并存。[5]　陪伴卡托走过人生最后旅程的家人说，她得的是胃病、大肠出血和伤寒。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卡托患有肠结核或腹膜结核（它们并不必然和肺结核有关），这会导致体重剧降、胃痛、痢疾和内脏出血。于20世纪20年代在斯大林家长大的勒万·邵武勉说，她死于结核和肺炎。斑疹伤寒（Typhus）通过腐坏的水和食物传播，伤寒（Typhoid）则通过床虱传播，抵抗力下降也是它的诱因之一——但两者都在贫苦的环境下滋生，营养匮乏也会促使它的恶化，而两者都会导致内出血和变黑的红疹。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才发明了针对伤寒的药物。在第比利斯接受笔者采访时，斯瓦尼泽家的近亲克捷万·格洛瓦尼说，卡托得的是“胃癌”，这或许能解释她的内出血。笔者曾于2005年10月31日采访了卡托的侄女玛利亚姆·斯瓦尼泽（109岁高龄），她依然记得卡托去世时的情况。“当时我才9岁。卡托和我爸爸在同一时间得了伤寒。那些传记说卡托是因结核而去世的，但我敢保证她得的是伤寒。”这位百岁老人神志清醒、身体康健，穿着一件碎花的长袍。她是在第比利斯养老院和我说起这段话的。“他们两人都发红疹。我们知道，如果红疹变成黑色，病人就会死去。我爸爸的红疹没有变黑，他活了下来。但我记得，卡托的变黑了。所有家人都知道她即将去世，而她也的确很快离开了人世。”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索索亲手把卡托的眼睛合上了。他和卡托的家人一起站在卡托的身边，拍了一张照，而后痛哭不已。“没人相信索索竟然如此心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记叙道，他因“没有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而哭泣。索索是如此绝望，以至于他的朋友都不敢让他佩带毛瑟枪，怕他自杀。“我伤心欲绝，我的同志们把我的枪收走了。”之后，他曾对一位女朋友回忆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珍惜生命中的很多事物。当我的妻子还在世时，我经常夜不归宿。我离家之前会告诉她不要为我担心，但当我回到家时，她还坐在那里等我。她会彻夜不眠地等我回来。”[1]《察罗》报（Tskaro）公布了卡托的死讯。[2]1907年11月25日上午9点，葬礼在库鲁班斯卡亚教堂举行。那里离斯瓦尼泽家——两人结婚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然后，亲属们穿越整座城市，把尸体埋葬在了库基亚的圣妮娜教堂。东正教的葬礼既催人泪下又像一出闹剧。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面色苍白、眼中带泪的斯大林“虽然十分悲伤，但依然像个老朋友一般”接待了他。索索把他拉到一边，指着棺材说：“这个人儿融化了我的铁石心肠。她去世了，我对人类最后的柔情也随之而逝。”他把手按在胸口，说：“我心孤独，如此孤独。”在葬礼上，极具控制力的索索终于崩溃了。棺材下放到土里，他也跟着跳了进去，被人们拉拽了出来。卡托的遗体下葬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不祥的人影朝他们走来。索索注意到，那正是奥克瑞纳的间谍。他赶紧向墓地尽头跑去，他越过一个栅栏，从妻子的葬礼上消失了——如果说卡托是因为斯大林的疏忽而去世的话，这个结局无疑极具反讽意味。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斯大林从人间蒸发了。“索索沉浸在悲痛之中，”莫诺瑟利泽说，“他几乎不说话，别人也不敢和他说话。他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听我们的话，颐指气使地把卡托带到了炎热的巴库。”他或许感受到了斯瓦尼泽一家人对他的敌意，于是回到了哥里他母亲那里。当见到曾经的同学时，“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的个人生活已粉碎，”斯大林哭着说，“现在，我的生命中只剩下社会主义了。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它！”在此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将遭受无数不可言状的悲剧，而他也一直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多年之后，老去的斯大林依然会想起卡托的温存。他用一个典型的举措来纪念这位前妻。在第一次发表文章时，他用的是“贝索什维利”这个向父亲致敬的名字，而现在，他又有了个新笔名：K．卡托（科巴·卡托）。虽然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第比利斯，但他没有回到那片狭隘的“沼泽”。在那里，他已经是个政治犯了。所以，他和儿子分离了长达10年之久。莫诺瑟利泽说：“卡托去世之后，他把才8个月大的‘小伙’留给了我们。”卡托的母亲斯波拉和莫诺瑟利泽一家人负责养育他，而斯大林很少来看望儿子。这或许是因为他会让斯大林想起卡托。但这并非格鲁吉亚人的处事方式。虽然斯瓦尼泽一家对斯大林的残忍颇为恐惧，但他们依然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30年后，斯瓦尼泽家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都曾在斯大林掌权期间（虽然是在“大清洗”之前）写过回忆录。他们都富有勇气地责备他的不负责任，说正是他的疏忽导致了卡托的去世。“在此之后，”莫诺瑟利泽着重总结道，“索索来到了巴库，我直到1912年才又一次见到他——在他流放期间，我们还收到过他的信，他问我们要酒和果酱。”1907年年尾，当斯大林终于从悲痛里解脱出来后，他来到了巴库的一家饭店，参加堕落的斯潘达良举行的新年晚宴。他终于在这个帝国的革命暴风眼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们重聚了。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是斯大林的老相识：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日渐萎缩时，俄国和高加索的革命党人都来到了巴库，而他们也开始对斯大林的工作指手画脚。[3]这个派对或许精彩纷呈，因为斯潘达良是个“出了名的懒汉，且喜欢纵情声色，贪图钱财”。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并不反对他的放荡行为。她说苏伦从来没对她发誓要对她忠诚，他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花花公子显然让其他同志震惊了。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巴库所有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岁的，看上去全长得像斯潘达良！”索索再次投身工作，把“组织”重新聚集在一起。他和斯潘达良立即着手推动更多的抗议行动，而他们得到了通常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支持。大多数知识分子过于势利而不愿接触这些文盲，可当索索开会时，会议上总会有很多穆斯林，他们会抱团为他投票。在此期间，他为党的革命工作作出了一项杰出贡献：他争取到了“希马特”（能量）——穆斯林布尔什维克党——中强硬派的支持和合作。当斯大林逃亡时，穆斯林总是会把他藏在清真寺内。有一次，他和孟什维克党闹翻了，他的一位穆斯林朋友竟然向杰夫达里阿尼挥起了匕首。通过和穆斯林的关系，斯大林为伊朗革命提供了武装力量。他指派塞尔戈带着人马和军火去伊朗暗杀穆罕默德·阿里，企图推翻他的统治。斯大林甚至亲自穿越边境，来到伊朗组织行动。他到过雷什特——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并非他首次造访伊朗。在沙皇的迫害下，邵武勉渐渐变了心。他和刚刚从流放地归来的叶努基泽变成了温和的“右派”，但他们无法改变斯大林的支配地位。邵武勉请求斯大林保持克制，而斯大林则嘲笑邵武勉过于优越的生活，并让他“最亲密的朋友、左右手斯潘达良”看住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坊间一直传说他和邵武勉之间有深仇大恨，但这种说法无疑夸大了事实。他们依然在一起合作——虽然对彼此抱有戒心。回到巴库之后不久，斯大林便再次出国和列宁秘密会面。当时，列宁已经搬到了日内瓦。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在1908年见的面，而斯大林也的确去过瑞士。斯大林本人也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还见到了普列汉诺夫，后者“惹怒”了他。斯大林认为，“他不过是个世袭的贵族而已”。然而，据我们了解，真正让斯大林反对这位革命领袖的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一副贵族腔调，穿着最时尚的服装以及高跟鞋”！斯大林至少已部分地转变成了“假惺惺的禁欲主义者”了。斯大林和列宁就资金问题展开了讨论。列宁还在和孟什维克对着干。他还在寻找被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偷走的那笔第比利斯银行款，而与此同时，欧洲的警察也还在努力追踪这笔钱。武利希说，被列宁从内部分裂而又被斯托雷平从外部迫害的社会民主工党“急需用钱”。当然没问题。斯大林在巴库的手下卡夫塔拉泽说：“我们再次决定为党去抢钱。”当“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的主要赞助人”听到“钱”这个字眼时，他拔出了毛瑟枪。于同一时期出现在巴库的塞基拉什维利说：“科巴在巴库物色行动人员。他把这些人称为‘好汉’。在美国，这些人就是黑帮分子。”但斯大林认为他们是革命斗士。斯大林“建议成立布尔什维克战斗分队”。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一些新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自称为“毛瑟党人”。在被煞有介事地命名为“自卫总部”的基地中，卡夫塔拉泽协助斯大林建立了武装力量。斯大林的另一个左右手是个红头发的律师。此人名叫安德烈·维辛斯基，生于敖德萨，是个家境富裕的巴库人，祖先还是波兰贵族。23岁的安德烈是个孟什维克党人，他放弃了做律师，投入到了地下革命中去，并在1905年成为行动人员。然而，斯大林或许洞见了这个青年匪徒的潜质，于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孟什维克而拒之于门外。他指派维辛斯基前去获取枪支和炸弹。“政治是一笔肮脏的生意，”斯大林曾说过，“我们都在为革命干着脏活。”斯大林成为了这个成员较少却极其管用的筹资组织的“教父”。据他的毛瑟党人[4]伊万·博科夫说，斯大林的目标是“恐吓石油大亨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s，拥有武装的右翼俄国民粹主义者）”。他下令清除了很多黑色百人团成员。接着，他们计划攻袭巴库国家银行。卡夫塔拉泽说：“我们了解到，一笔总额为400万卢布的国库资金将通过巴库和里海，运往土耳其斯坦地区。因此，1908年年初，我们在巴库集结。”他们将要劫持船长——正如他们在“格里戈尔太子”号上所做的那样。在巴库港，“尼古拉一世”号遭到了劫持。孟什维克就此调查斯大林，他再次触犯了党的条例。在1918年的诽谤案审判中，马尔托夫上交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是幕后主使，并想传唤证人。在此之后，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谢尔盖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前，维辛斯基曾鲁莽地调查过“斯大林深度介入”对“巴库港‘尼古拉一世’蒸汽船的劫持事件”。在劫了船之后，“斯大林又想出了”攻袭巴库海军兵工厂的主意。据他的手下博科夫回忆，他故技重施，“先是找到了海军中的（内部）联络人，然后组织了一帮同志……偷袭了兵工厂”，并杀了几个守卫。与此同时，索索每天都从“工业家的贡献”中获取党的经费。很多财阀和中产阶级都对布尔什维克党抱有同情。伯塔·努辛鲍——石油大亨的妻子、作家艾萨德·贝伊的母亲——便是这样一位贵妇。艾萨德·贝伊回忆：“我母亲用钻石来资助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地下报纸。”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石油大亨——他们是全欧洲最有钱的财阀——竟然会支持最终旨在摧毁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着实令人吃惊。阿利卢耶夫记得罗斯柴尔德作出过怎样的贡献。罗斯柴尔德公司的经理大卫·兰多经常为布尔什维克提供活动资金，这个事实也同样被奥克瑞纳记录了下来。他们的间谍了解到，在斯大林掌控巴库工党的时候，石油公司里有个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职员，此人“并不参与行动，而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兰多为革命筹集储备金”。兰多很有可能和斯大林见过面。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另一位总裁费里克斯·索马里博士——这位银行家具有奥地利血统，之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说，他曾到巴库平息过一场抗议运动。他付钱给了斯大林，在此之后，抗议便停止了。斯大林还经常和另一个高层商人见面。亚历山大·曼乔是史巴伟和比比艾巴特石油公司的经理。“我们经常能从曼乔那里拿到献给我们组织的钱。”斯大林的手下伊万·瓦采克说，“每当曼乔要给钱时，斯大林就让我去拿。斯大林同志也和他相熟。”如果曼乔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那么，就是斯大林勒索了他，因为每当斯大林伸手要钱时，曼乔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把钱掏出来。斯大林的剥夺行动还包括收取保护费和绑架。很多财阀给他钱，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油田着火，或他们的家人发生“意外”。我们很难区分这些钱到底哪些属于捐赠哪些属于保护费，因为据塞基拉什维利——他对斯大林在巴库的情况十分了解——说，斯大林对这些富人实施的剥夺行动包括“抢劫、勒索，并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要求赎金”。“在当时，绑架小孩司空见惯。”艾萨德·贝伊说。他小时候从来不曾一个人出过门。他的身边总是有3个保镖以及“一个佣人，带着枪骑着马跟在身后”。据巴库当地的民间传说，斯大林获利最丰的一次剥夺行动是针对穆萨·纳吉耶夫的。纳吉耶夫是当时排名第十的石油富豪。他之前只是一个农民，后来一夜暴富却无比吝啬。他特别喜欢威尼斯的蜗牛府，于是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更大的）蜗牛府宫殿——那便是宏伟的、威尼斯哥特风格的伊斯梅丽耶宫殿（现如今的科学学院）。纳吉耶夫其实被绑架过两回，但他本人对两次创伤性经历的回忆含混不清。这两起案件都没有最终被侦破，但布尔什维克党被怀疑是幕后主使。多年之后，纳吉耶夫的孙女吉拉尔—哈努姆说，斯大林曾开玩笑地送了一封感谢信给这位石油大亨，感谢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方。[5]据说，只要斯大林和纳吉耶夫这样的百万富翁“说上10分钟的话”，他们便会乖乖把钱交出来。这或许得归功于他所印刷的专门通知书。上面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建议您的公司支付_____卢布。他们会把通知书提前寄到石油公司。然后，索索会委派他的技术助理——“一个十分高大的、据说是‘斯大林保镖’的人带着枪前去收钱。没人胆敢不付钱”。斯大林这位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和当地的犯罪组织打上了交道。毛瑟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这与黑帮的运作方式有些相似。有个帮派控制了“黑色之城”的一片废地。斯大林“和这个帮派协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能通过那片土地，而孟什维克则不行。布尔什维克党人有特别的暗号”。在俄国这座最为狂野的城市，暴力是通行的法则：石油大亨也会聘请车臣流氓做油田的保安。最为富有的石油大亨之一穆尔特察·穆赫塔罗夫——他的家是巴库最大的宫殿，是一幢法国哥特式的城堡——向他的保镖下令谋杀斯大林。索索被车臣人狠狠打了一顿[6]，这或许就是出于穆赫塔罗夫的命令。斯大林极其小心谨慎，毛瑟党人博科夫说：“有时候，我们甚至半年都不知道他在何方！他没有固定的住所，而我们只知道他叫‘科巴’。如果他约了我们，他也从来不会准时出现，他不是提前一天就是推迟一天现身。他从来都不换衣服，因此看上去像是个无业游民。”索索的同志们注意到，他和那些热情如火的高加索人不一样。“他不会流露情感，”其中一位说，“无论他有多喜欢某个手下，一旦这个人损坏了党的利益，他就不会原谅他——他会活生生地把他的皮给剥了。”于是，索索再次成功地为革命党获取了资金和枪械。但在此过程中，他也在失去某些人心。像阿列克辛斯基和泽姆利亚奇卡这样的老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十分憎恨这些抢劫行动”和杀戮行为。“有一次，一个党员激怒了斯大林，虽然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那个人还是被驱逐出了城市，接受了‘审判’，被枪决了。”斯大林以“实用主义者”自居。他说自己并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是实用的强硬派，干“脏活”的专家。而事实上，他在这两方面都很擅长。不久之后，列宁便听说党内有很多对斯大林的怨言，可是，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了。武利希写道，斯大林“成为了高加索真正的大佬”，“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都认为他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得到那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力四射的人已然不可或缺”。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索索具有“磁场效应”，而他也会保护他们。他在结交政治伙伴方面极具天赋，这也是他能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原因。他在瑞典时的室友伏罗希洛夫[7]——对革命充满向往的铁路工人，一头金发——来到巴库投靠他，却生了病。“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望我。”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聊着天，开着玩笑。他问我是否喜欢诗歌，然后就背诵了一整首涅克拉索夫的诗。然后，我们一起唱起了歌。他的嗓音十分优美，耳朵也很灵光。”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诗歌和音乐能让人开心！”阿利卢耶夫在被捕之后，害怕自己的家人也会惨遭厄运。于是，阿利卢耶夫一被释放便找到了索索。索索建议他离开巴库，并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到莫斯科。“把钱收下。你有孩子，你应该照顾他们。”卡托的去世对斯大林是个打击，然而，早在1908年年初，这个以“科巴·卡托”为笔名的鳏夫便已经开始参加各种派对了。而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女伴。* * *[1]　1932年，当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自杀时，斯大林的反应也和这一次类似：自怨自艾，甚至扬言要自杀。[2]　死讯全文为：“同志们，朋友们，家人们，我们悲伤地通知，叶卡捷琳娜·谢米诺娃·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去世，向她的丈夫约瑟夫，父母西蒙和斯波拉，兄弟姐妹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和玛丽科表示沉重哀悼。”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1936年，我把我的妻子萨什克埋在了卡托身边。”萨什克因癌症去世，但她或许因此而逃过了苦难。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瓦尼泽一家还与斯大林关系极为亲密。但他们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逆转而下，笔者将在本书的尾声中讲述这个故事。卡托和萨什克的墓地现今仍然在第比利斯，墓碑上有她们的照片。墓地的背面还有一个破旧的铁栅栏，斯大林有可能在逃避追捕时翻过这个栅栏。在盗墓者中流传着卡托死于伤寒的传说。第比利斯市政府最初想把她埋到“瘟疫墓地”，可是，她的家人领走了尸体，重新安葬。[3]　和他再次会面的第比利斯老朋友有：塞尔戈、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阿利卢耶夫、钦察泽，以及“组织”的大部分人——还有身材高大、蓝眼珠的邵武勉。斯大林的新朋友伏罗希洛夫以及老朋友叶努基泽很快又迎来了列宁的特派员：人脉广但为人严肃的贵妇艾伦娜·斯坦索娃（“绝对真理”）、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阿列克辛斯基和一个名为路德米拉·斯特尔的女孩。然而，很多他过往便认识的孟什维克党人也来了，比如说杰夫达里阿尼。这个世界很小。[4]　斯大林在巴库的经历晦暗不明，但毛瑟党人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它们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掌权时期消失不见了，大多数都没有出版过，但它们仍然被保存在档案库里。[5]　当纳吉耶夫第一次被绑架后，赎金为1万个金卢布——不然的话，他就会被五马分尸。“我只能给你们950卢布，”纳吉耶夫说，“你们当然可以把我给分尸了，但这样一来你们就拿不到一分钱。”最终，他真的只付了950卢布。然后，1908年12月，他再次被一帮“以一个黑头发、脸上长有显眼痘疮的人为首”的人绑架。据说，这一次，纳吉耶夫付了10万卢布。纳吉耶夫第一次被绑架时，斯大林的确在巴库，可第二次时，他已经被关在巴库监狱里了。就算当时斯大林没有被囚禁起来，他也不可能直接参与行动。无论如何，他都是在监狱中遥控他的“组织”的——他完全可以是其中一次或两次绑架案的幕后主使。然而，这个故事不见于任何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回忆录。而在1909年，报纸宣称，执行第二起绑架的是当地的流氓警察，他们还与副总督楚宾斯基上校有关。无论事实怎样，纳吉耶夫很有可能也像其他石油大亨一样，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资金。他们都在之后的大革命中破产了。他于1919年去世。[6]　这次经历是对他极大的侮辱，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他对车臣人的敌意。“二战”期间，他曾下令把所有车臣人驱逐出境，这次运动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另一方面，他也在战争期间驱逐并迫害了其他并没有伤害过他的种族，比如说波兰人和朝鲜人。而在穆赫塔罗夫这一边，当红军于1920年占领巴库时，他拒绝把自己的宫殿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任何穿着军靴的‘野蛮人’进到我家！”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火并，并最终被打败。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他美丽的妻子丽莎?哈努姆——巴库城堡正是为她而建的——被囚禁在了地下室。在此之后，她逃亡土耳其，并一直活到了20世纪50年代。穆赫塔罗夫的城堡现如今是巴库婚礼宫殿。[7]　多年之后，当伏罗希洛夫元帅最终失去斯大林的青睐时，他求情道：“可是，科巴，你还记得1907年我们在巴库的美好经历吗？”“我不记得了。”斯大林回答道。如想了解伏罗希洛夫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监狱游戏每当“组织”得来一笔钱，斯大林和斯潘达良便会花上一小笔举行一个疯狂派对。索索把这些派对称为“uklonenia”——意为“离经叛道”——他也在用这个词隐晦地讽刺党内没有尽头的政治分裂。据A．D．萨克瓦列利泽——斯大林的伪币制造专家——说：“每当斯大林有闲钱时，我们都会在偏远的餐厅或私人公寓中举办‘离经叛道的’大会。那都是些高级餐厅，通常是贸易街上的斯维特餐厅。我们会大快朵颐，庆祝行动的成功。斯潘达良特别喜欢这些‘离经叛道的派对’。我们会肆无忌惮地聊天、吃饭，大声地唱歌。斯大林的歌声尤其响亮。”每当斯潘达良来到派对时，他总是带着女孩。一个巴统的同志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介绍给了斯大林。她才18岁，自我坦白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对革命十分向往。“科巴——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用我哥在比比艾巴特油田的花店后屋作为基地。”她说。于是，斯大林吸收了塔拉克瓦泽，并给她取了一个代号“加号同志”，以表达她对革命的热情。这个代号显然荒诞无比，但女孩的回忆录显示，两人的关系绝非一般：“科巴启迪了我，他和我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赋予了我阶级意识，并让我相信胜利最终会到来。”“赋予阶级意识”和“相信胜利最终会到来”基本上是委婉的说法，因为，在1908年，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女朋友。他在开展地下工作方面的天赋极高，有时甚至是可怕的。这位女朋友变得“相当擅长迷惑间谍，但科巴又教了她一些新技能”。有一天，他命令她把一些秘密文件运往巴拉卡纳油田，而这些文件则藏在一副棺材里。“你得扮演一个悲痛欲绝的姐姐，你马上就要亲手埋葬自己的弟弟了。”斯大林像一个编剧一样指导她，并把她送往墓地。“你得披头散发，紧紧抱住棺材，大声哭泣，说你从此往后无依无靠，还要自责是你自己害了弟弟。千万不要把棺材埋得太深。”他把铲子递给了她。斯大林在暗中观看着她的表现，并表扬了她。在此之后，她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时刻都在盯着我。”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貌似并非斯大林唯一一个女性同志。他认识了路德米拉·斯特尔，“一个著名的女性活动家”，据说她“虽然丰满但很漂亮”。斯特尔是乌克兰南部一个钢厂主的女儿，她比斯大林大6岁，进过好几次监狱。不久之后，她便被驱逐，来到了巴黎。据说两人的关系断断续续，但她显然对更为年轻的斯大林造成了影响。此后，当斯大林前往国外造访列宁时，他很有可能又和她再续前缘——路德米拉和列宁走得很近。他们肯定在1917年见过面。不过，两人的关系终归无疾而终。然而，“斯大林”这个世人皆知的名字却源自于这段关系。在斯大林离开第比利斯之后，秘密警察把斯大林跟丢了。现在，他们再一次发现了他的踪迹。斯大林的手下博科夫被捕了。“宪兵问我，斯大林到底是谁？他在（巴库兵工厂）攻袭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08年3月15日，宪兵突袭了正在人民会堂开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邵武勉和斯潘达良逃走了，但宪兵还是掌握了毛瑟党人的踪迹。正当钦察泽和“组织”着手策划攻袭国家银行和运金船只时，哥萨克骑兵和宪兵“伏击了他们的基地”。双方展开火并。几个哥萨克骑兵被杀死了，但“组织”失去了他们的神枪手、曾参与过第比利斯银行攻袭的因茨基尔韦利。他们赶紧取消了行动。卡夫塔拉泽离开了“组织”，前往圣彼得堡大学读书——但他从来没从斯大林的生命中消失过。3月25日晚，巴库警长带队突袭“几个非法据点，逮捕了几个犯罪分子”，其中之一名为盖奥兹·贝索维奇·尼扎拉泽。警长在他身上发现了非法身份证件，因此把他交给了宪兵队”。被逮捕者的假护照显示他是贵族尼扎拉泽，可是，“贝索的儿子”这个教名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高加索地区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第二”。在历经长达4年的逮捕行动后，奥克瑞纳终于捉到了斯大林。当身穿蓝色囚服、披着花哨高加索头巾的新犯人迈入巴库巴伊洛夫监狱时，其他政治犯交头接耳。“这是个机密。”他们说，“那人就是科巴！”他们提醒彼此要小心，他们对斯大林的害怕“甚于警察”。这个可怕的人并没有让他们失望。他“能冷静地激怒别人，而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他会运用任何方式挑起事端，而他自己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在著名的巴伊洛夫监狱——位于油田之中——待了7个月，而在此期间，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主宰。他会读书，学习世界语——他认为这是未来的语言，还甄别了一系列叛徒，并把他们清除了。索索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政治犯被一起关在3号囚室（而孟什维克党政治犯则被关在7号囚室）。巴伊洛夫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如此有纪律，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索索在监狱里和他的实用派手下塞尔戈以及孟什维克行动人员维辛斯基重逢。后者被推举为掌管食物的“长老”。这是个敏感的职位，因为维辛斯基经常能从他富裕的妻子和父母那里得到零食。他会和斯大林分享这些好吃的。他的大方或许是出于对斯大林的恐惧。在之后的“大清洗”中，维辛斯基幸免于难，或许和这有关。“长老们”会把犯人的每一天分成闲暇时间、清洁时间和讨论时间三部分。他们负责分配谁和谁睡一张床（斯大林和一个名为伊利亚·纳季拉泽的哥里人睡同一张床）。他们还负责分配内务，其中包括洗碗和清洁厕所。而据萨克瓦列利泽说，“斯大林经常免于这些劳务”。他的狱友中有一个名为西蒙·韦列夏克的孟什维克。他曾写过巴伊洛夫监狱时期的斯大林。他虽然憎恨斯大林的粗鲁和狡猾，但对他的极度自信、机智过人、过目不忘的记性和冷静着迷：“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怒他！”犯人会在监狱院落里被执行绞刑，狱中的人听到他们的哭喊声根本睡不着觉，可斯大林是唯一能安然入睡的人。索索并不是发明对叛徒执行死刑的第一人。韦列夏克说：“在巴伊洛夫监狱，叛徒通常都会被处决。”但是在调查和审判之后，斯大林则通过代理人秘密执行死刑。首先，“希腊人米特卡处决了一个据说是警察间谍的年轻工人，是科巴下的命令”。然后，“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在看押政治犯的囚室走廊被暴打了一顿。只听见一声‘叛徒’的叫喊，所有人都围了上去，拿起什么东西就开始揍他，直到墙壁上溅满了血，狱警用担架抬走了这个全身是血的人。在此之后，有传言说是科巴下的令”。政治犯经常在狱中讨论政治，而这些讨论通常都会不欢而散。斯大林最憎恨追随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总是下手比脑子转得快的塞尔戈和一些社会革命党人打起架来。“塞尔戈下手很重，那些社会革命党人没一个打得过他。”多年之后，斯大林写信对伏罗希洛夫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奥尔忠尼启则的颜面。在当时，他们三个人就是苏联的统治者。而事实上，社会革命党人把塞尔戈好好收拾了一顿。每当遇到解不开的政治提议时，斯大林就会变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无法被挑战。他知道怎样用马克思的话恰如其分地解决任何问题”。然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却“令人不满，十分粗鲁，枯燥乏味”。[1]斯大林喜欢流氓超过革命家。他的“身边总有杀手、敲诈勒索者、抢劫犯和枪手——毛瑟党人”。有些时候，狱中的刑事犯会来打扰政治犯，可是，在斯大林的组织下，那些格鲁吉亚刑事犯却变成了他的保镖。在他执掌苏联时期，他曾提拔过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罪犯，这令他的同志们瞠目结舌。然而，斯大林终其一生都擅长利用这些人。政治犯和刑事犯都会发起监狱游戏，并下注赌输赢。这些游戏包括摔跤和跳蚤比赛。斯大林不喜欢下国际象棋，但“他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会通宵下双陆棋”。在其中最残酷的游戏叫“逼疯”：他们会把一个年轻犯人送进刑事犯的囚室，然后赌他能支撑多久。有些时候，受害者会真的疯掉。监狱里全都是被斯托雷平逮捕的受害者，它原本只能容纳400人，现在却被放进了1500人。斯大林的肺出了点问题，他觉得自己无法在炎热的空气中呼吸。强壮的“枪管”·穆季瓦尼——他有段时间被看押在同一个囚室里——会把索索举起来，让他通过监狱的高窗呼吸外面的空气。其他狱友会大笑着为他呐喊：“往上，枪管，往上！”多年之后，当“枪管”在克里姆林宫见到斯大林时，他总是会如此问候：“往上，索索！”斯大林向当局抗议监狱的恶劣环境，当局非常愤怒，派了一帮士兵把政治犯都打了一顿。“领头的科巴朝前走去，他的手里握着一本书，即便被来福枪杆暴打也绝不低头。”韦列夏克回忆道。作为还击，“他用装粪的水桶砸了囚室的门，完全不惧怕会被士兵刺杀”。监狱里人满为患，“不可能不踩着别人”，但这也为恶作剧创造了条件。和斯大林分享同一张床的哥里人纳季拉泽让他的妻子陪凯可前来巴库。两个女人一个见了丈夫，一个见了儿子。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迎接母亲。凯可一见到宝贝儿子便哭了起来”，但他“安慰她说，革命者不可能不入狱……”。他们开心地聊了两个小时。纳季拉泽说。斯大林让他母亲给巴库的革命党人递送秘密纸条——而她差点因此被捕。“组织”正在计划协助索索越狱。他们买通了一个狱吏，让他偷送了一把锯子给斯大林。有一天晚上，斯大林用它锯开了囚室的铁栏杆。按照原定计划，他将越过围墙，来到监狱外面。在那里，毛瑟党人为他准备的马车会等着他。可是，肯定有人背叛了他，因为就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没被收买的哥萨克骑兵出现在了守卫的位置。斯大林的越狱计划失败了。官僚气息严重的沙皇政体再次犯下了办事迟缓的错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了斯大林的真实身份，并对他从宽处理了。最终，他竟然没有被流放到亚洲方向的西伯利亚，而是令人吃惊地被判决流放到欧洲方向的沃洛格达省两年。就在他即将被流放之际，人满为患的巴伊洛夫监狱的混乱为斯大林再次提供了越狱的机会。他和另一个犯人换了身份[2]。越狱计划貌似即将成功：那个犯人假装自己是斯大林，而索索则一一吻别了狱友，被护送出了监狱。* * *[1]　斯大林还在狱中和很多毛瑟党人重逢（比如说他的狱友萨克瓦列利泽兄弟）。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结识于神学院时期的杰夫达里阿尼和巴统的诺伊·拉米什维利——也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不过，现在，双方被逼迫得只能再度合作，而孟什维克党人也不再提他的那些剥夺行动了。[2]　1937年7月，正值“大清洗”高峰期，哥里人I．P．纳季拉泽——安排斯大林换身份的人——给他们当时的另一位狱友安德烈·维辛斯基写了一封信。当时，维辛斯基已经是斯大林手下的苏联总检察官了，他胆小怕事，却又十分危险。纳季拉泽在信中说，他曾因政治谋杀案而入狱，并曾协助过斯大林换身份越狱。维辛斯基说自己记得前者，但至于后一件事，这位邪恶的幸存者则说得模棱两可：“至于协助斯大林同志换身份这事……我不能做证，因为我不记得了。”当时，纳季拉泽显然正在被调查，不然的话，他是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危险的维辛斯基写这样一封信的。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在信中所言就不太可能全是胡编乱造。24　“大河雄鸡”和贵妇然而，互换身份这个计划依然被泄露了。就在斯大林即将离开巴伊洛夫监狱时，那个被安排和他交换身份的人被控制了起来（他们有可能是被泄露前次越狱计划的同一个警察间谍出卖了，或者是被未被收买的守卫阻止了）。斯大林只能被送往沃洛格达省。沃洛格达比西伯利亚近很多，但是斯大林的旅途长达3个小时。在途中，他还在莫斯科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待了几天。在多年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中，很多被清洗者都葬身于此。索索没有冬天的衣服，于是，他给巴库的邵武勉写信，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甚至买不到一件二手的大衣，”邵武勉回忆道，“但我们给他送去了5卢布。”斯托雷平对巴库展开了整顿。警察们镇压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流失惨重，很多领导都被捕或被杀。“我们没有一分钱。”邵武勉说，“革命者又饥饿又虚弱。”抵达沃洛格达监狱[1]之后，斯大林领导了一场抗议暴动。“他从来不服从于任何人，”一位狱友说，“他只有在他们动用武力时才撤退。”在从沃洛格达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要么真的得了伤寒，要么就是说服了一个医生。后者让他在维亚特卡医院舒舒服服地待了几天。最终，他乘坐雪橇穿越冰天雪地，于1909年2月来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约有450位流放者，斯大林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位叫塔蒂阿娜·苏霍娃的教师，据说她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短暂滞留期间，他在这群政治犯中赢得了两位女子的芳心。那是他身无分文而又低落的一段岁月，可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女孩。他任何时候都拥有至少一个情人，甚至更多。事实上，流放时期的斯大林放荡不羁。莫洛托夫说，虽然斯大林脸上长满了痘疮和雀斑，对女人而言，他依然是个“帅哥”。“女孩们因他神魂颠倒，因为他很会与她们相处。他有双谜一样的眼睛，它们如此迷人。”叶妮亚·阿利卢耶娃——他未来的嫂子，很有可能也和他有过恋情——对她女儿说：“他比较消瘦，但强壮而又活力四射，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每个人都会提到斯大林那双“灼人的眼睛”。即便是他身上那些惹人厌的特征，也有特别的魅力。他的讳莫如深、傲慢、残忍、警觉、对学习的痴迷和智慧也许只会让他更受女性的欢迎。他的古怪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冷漠反而会让女人更想占有他。而他貌似的生活无法自理——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孤独、消瘦和邋遢——则会让女人更想要照顾他。其中还有他的民族所起到的作用。格鲁吉亚人以激情和浪漫而闻名。心情好的时候，斯大林就是个彬彬有礼的格鲁吉亚情人。他会对女孩们唱情歌，赞美她们的漂亮衣服，还会送她们丝质手帕和鲜花。而另一方面，他又在私生活方面极具攻击性。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就会给他的同志戴绿帽子——特别是在流放时期。作为示爱者、男友和丈夫的斯大林在有些时候甚至是温柔而幽默的。然而，如果爱上他的女士以为他就是个格鲁吉亚卡萨诺瓦，那么，等到更加了解他时，她们便会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他是如此怪诞而又缺乏同情心。他对自己的个性、身世和生理自卑讳莫如深。他那相连的脚趾令他如此敏感，以至于此后当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为他做检查时，他用毯子盖住了全身的其余部分——包括脸。在他成为最高领袖之后，每当要拍官方照片时，他总是会让保镖为他的脸抹上白粉，以掩饰痘疮。他不喜欢在俄国澡堂子里洗澡，羞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他对自己僵硬的手臂十分不安，手臂残疾令他无法和女士们跳舞：他承认他“无法搂住女人的腰”。正如卡托在他们婚姻期间所了解到的那样，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从不向人袒露心声。他的自大消耗着对方的元气，可他从来不给对方以情感滋润。他偶尔的温存根本无法弥补其长期的冷漠和阴郁的过度敏感。正如娜塔莎·科尔蒂娃所言，一旦被惹怒，他就会变成一头猛兽。女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低。革命、自我实现、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与男性朋友拼酒——这些都比女人重要。他兼具狂野的男子气和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特色的拘谨。他当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很少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但他的确很多情——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终其一生他都对他同志的放荡行为有所宽容。巴库的斯潘达良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在此之后，作为苏联高层的叶努基泽和贝利亚也总是在女人身上过度消耗精力。只要下属努力工作且对他保持忠诚，斯大林就不会管他们的私生活。对其自身而言，他把性视作安全问题甚于道德问题。一方面，他不喜欢像他母亲那样强壮而又聪明的女人、“有想法的”自命不凡的女人、像普列汉诺夫女儿那样“穿着高跟靴子”的花哨女子。他更喜欢年轻、具有可塑性的少女，或者丰满的村妇，这些女人会让他有自我优越感。而在另一方面，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身边还依然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解放的女革命者。这些女人在智识上完全和他平起平坐，有些甚至是贵妇，出身远比他好。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革命和他的独立自主永远要先于女人。而那些和他相恋的女人（以及一不小心生下来的孩子）都必须理解：这位游侠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随时都会从她们身边消失不见。当斯大林闯入塔蒂阿娜·苏霍娃的生活时，她正和其他几位流放者在自己家中，有人称“一群新来的犯人到了，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巴库的同志，他名为奥斯普·科巴，是个职业革命家，一个重要人物”。不久之后，奥斯普（俄语中“约瑟夫”的昵称）走进了她的家门。他“穿着高筒靴、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绸缎衬衫，戴着一顶羊皮帽，白色的头巾垂落在肩头，一看就是格鲁吉亚人”。当时正值春天。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是个落后的偏远小镇，皮毛贸易是它的主业。它有700年的历史。镇中有个满是尘土的广场、一幢木质的贸易大楼、一家邮局和一座建于16世纪的漂亮的教堂。维切格达河从镇中奔流而过。10位流放者住在一幢公屋里——塔蒂阿娜·苏霍娃说：“这个地方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终于有事干了。它像是个大学，甚至还会有人上课。那些一个人住的流放者通常只能靠喝酒度日。”这片区域的警长名为日维列夫，绰号“大河雄鸡”。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却是个做事较真到了滑稽程度的人，说起话来女声女气。他自居为“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上帝和沙皇”，严令禁止任何超过5位流放者的聚会，即便他们只是在排练话剧、滑冰、划船或摘蘑菇。一旦被他发现有人违反规定，他就会像只愤怒的公鸡一样，在河岸上追着他们跑——因此有了这个绰号。据一位当地警察说，斯大林“对上级缺乏尊重，经常强词夺理”。有一次，他大声朗读革命著作，还参加了话剧排练[2]，“大河雄鸡”把他关了起来，罚了他25戈比。即便如此，流放者还是会举行秘密的狂野派对。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不可避免。“我们正唱着歌——我跳起舞来，”一位名为舒拉·多布龙拉沃夫的女孩回忆说，“科巴拍着手，突然，我听见他说：‘舒拉是生命的快乐之源！’我看到科巴正对我神秘地笑着。”接下来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划船。他们唱着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河雄鸡”跑到岸边，冲他们大吼：“停止歌唱！”不过，他没法惩罚他们所有人，于是他们逃过了一劫。斯大林经常组织流放者秘密集会，但据亚历山大·杜布洛文回忆，他“会紧紧盯住每个与会成员，并要求他们向他汇报一举一动”。杜布洛文在回忆录中暗示，斯大林逮捕过叛徒，并下令把他们处决。“有个名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个叛徒。据一位同志说，他被扔进了维切格达河，溺水身亡了。”“我经常去（斯大林）房间看望他，”塔蒂阿娜·苏霍娃——当时她22岁，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说，“他的生活很拮据。他睡在一个板条箱上，上面只铺了一层木板和一袋稻草。他盖法兰绒的毯子，垫着粉色的枕头。”他心情郁结——卡托才去世了几个月。“他经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里”。然而，书籍永远是他的慰藉和避风港，“因为他觉得很冷，所以他穿着大衣躺在床上，身边全都是书”。据她说，她让他渐渐开心了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会开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划船。渐渐地，朋友之情变成了爱情。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依然没有忘记苏霍娃。在此之后，他曾给她写过信。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联系她：“我违背了曾经的诺言——我曾多次许下过的诺言——我甚至连一张卡片都没送给你！我真不是个人，请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联系！”两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见面。当年6月，当地警察报告称，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举行了一次大会。与会者中有个名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女孩。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迅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史黛芬妮娅是个23岁的教师。她的社会地位比斯大林高。她是敖德萨的贵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亲在敖德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读于精英大学预科学校，然后进入了大学。据警察报告称，“佩德罗夫斯卡娅贵妇”曾于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达两年。当她认识奥斯普·科巴时，她正好刚刚结束服刑。斯大林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两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热烈，因为在此之后，她竟然为了索索待在了被遗弃的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又跟着他回到了高加索。流放者基本无从了解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寄来破旧的杂志期刊，他们能从中了解到党的最新情况：工党依然处于分裂之中。列宁依然敌视波格丹诺夫，这让斯大林十分不满。“你觉得波格丹诺夫的新书怎么样？”索索问他日内瓦的朋友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在我看来，它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列宁）的个人偏见，这极为重要。他同时指出，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不一样……而伊里奇却在掩饰这一点。”斯大林尊敬列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列宁的理念全盘接受。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展了削弱列宁的影响力的工作，这显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而现在，在他看来，列宁的分裂主义完全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渐式微的俄国，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无法忍受这种颐指气使的行为。“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工党不复存在了。”季诺维也夫承认说。党内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清洗者”认为是时候为工党画上句号了。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与那些“调停者”达成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和孟什维克党合作，生死与共。斯大林当然知道党需要他，因此，他无心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继续滞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体系就变得越发混乱。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间，俄国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没有超过18000人。索索给圣彼得堡的阿利卢耶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显，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开始为逃离筹资，从邮局得到了好几笔钱。流放者们假装举行了一次赌博，斯大林“赢下了700卢布”。6月的晚些时候，在“大河雄鸡”完成早晨的检阅后，苏霍娃帮斯大林穿上了一身萨拉凡——俄国风格的无袖长裙。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剃了胡子，但乔装打扮的斯大林在苏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来到了当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临别时分，斯大林——全然不顾那身女装，亲吻着苏霍娃说：“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块丝缎手帕报答你的。”随后，他坐上火车，前往有着“北方威尼斯”之称的圣彼得堡。“有一天晚上，”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当时，他仍是多情的奥尔加的丈夫——回忆说，“我正在（圣彼得堡）里特尼大道散步，突然看到斯大林同志向我走来。”两位朋友拥抱在了一起。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造访过阿利卢耶夫的家和工作地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不过，圣彼得堡的市中心很小。阿利卢耶夫请一位看门人把索索藏了起来。看门人大多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所以，他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同情者不会被怀疑，他们的居所是理想的藏身之处。这位看门人把斯大林藏在了皇家骑兵军营的搬运工宿舍里。军营位于波将金街上，比邻陶里达宫——这里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同伙波将金将军的住所，现在则是国家杜马的会址。在军营里，“官员们会乘坐马车进进出出……而斯大林则会进城去看望朋友”。安娜·阿利卢耶娃说，他“冷静地走过守在军营门口的卫兵，手里拿着军团的点名册”。很快，斯大林就接到了“创办一份报纸”的命令，他联络了一些人，赶紧回到了高加索。1909年7月早些时间，他再次现身巴库。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亚美尼亚商人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然而，奥克瑞纳还是发现了他的行踪：“社会民主工党的西伯利亚逃犯业已抵达——他叫‘科巴’或‘索索’。”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两个间谍，一个名为菲库斯，一个名为米哈伊尔，两人经常把斯大林的情况通报给奥克瑞纳。这个时候，斯大林的代号“牛奶工”[3]渐渐出了名——因为他把一个巴库的牛奶吧当作了自己的基地。他一直在受监视，可秘密警察花了好几个月才确认了他的身份，而后对他展开逮捕。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迷思之中：这位后来的苏联领袖真是沙皇秘密警察的间谍吗？* * *[1]　沃洛格达监狱的典狱长名为谢罗夫。反讽的是，此人就是伊万·谢罗夫的父亲，而后者便是斯大林最为亲信的秘密警察。在此之后，他曾负责驱逐过成千上万的车臣人以及其他民族。他还是克格勃首位主席。[2]　索索和一位邮局职员交上了朋友，此人还在监狱里当狱吏。斯大林是在去邮局领钱时认识他的。夏天的时候，索索喜欢独自到森林里打猎，而这位邮差兼狱吏会在森林里和他密会。索索会把小纸条递给他，让他转送给关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同时，当地的一位神父允许斯大林从他的图书馆里借书。[3]　秘密警察会给他们的监视对象取有趣的代号：烤面包师叫作“包子”，银行职员叫作“钱袋”，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代号是“打字机”，而漂亮的女孩则用“大美人”或“迷人精”作代号。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重新回到巴库这个石油帝国的“牛奶工”，在斯潘达良、塞尔戈和布多·穆季瓦尼的协助下，试图重振被重创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再次集结了“组织”中剩余的人手，据毛瑟党人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开始策划攻袭一艘邮船”以筹集运营《巴库工人报》所需的资金。然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的党生病了，”索索对茨哈卡亚抱怨道，“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写。我们失去了工人。”他进一步说，现在，他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和孟什维克党联手这一条路可以走。调停者是列宁的敌人，可是，严峻的情况让斯大林不得不成为一个调停者。俄国委员会中的强硬派（Komitetchiki）对列宁和那些斗嘴的流亡者越来越失望：“为什么要让这些该死的‘潮流’分裂我们……这都是毫无用处的争论——双方都该各挨50大板！”斯大林提议，社会民主工党应在国内建立俄国中央局以指导党的工作，并创办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而不是在国外发行的。斯大林在报纸上抱怨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很快，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得到了索索有关社会民主工党未来的设想。1910年1月，出于对他的忠诚和组织天赋的肯定，他被委任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斯大林从一个高加索地下革命者正式蜕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然而，与此同时，身在巴库的他展开了与邵武勉的斗争。“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把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儿——抱怨道。邵武勉意识到自己并非斯大林的对手。而另一方面，沙皇的迫害越发令人发指。于是，和当时很多的党员一样，邵武勉选择了一份正常工作，他甚至开始为对革命抱有同情的石油富豪舍巴耶夫打工，他不想再参与地下活动了。“所有人都有‘预见’，并找了一份私人工作。”索索对茨哈卡亚说，“除了我之外——我没有‘预见’。警察还在追捕我！”对革命抱有坚定信心的斯大林从不具备“预见”，也憎恨那些因此而放弃革命的人。比如说邵武勉——“他3个月前就放弃了我们的工作！”他试图说服邵武勉回到革命工作中。在卡托去世之后，他也对邵武勉的幸福家庭生活倍加嫉妒，[1]还责怪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她就像一头母牛，只顾着养育她老公，还对我充满敌意，因为我让她的斯捷潘参与秘密行动，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叶卡捷琳娜·邵武勉则说斯大林“暗算斯捷潘，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泼妇”。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做了次短暂的停留，为“财政事宜”——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作准备。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对此并不知情。贝索这个只能靠喝劣质酒度日的人终于因病危被送进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医疗报告称他最终死于结核、大肠炎和肺炎。他于8月12日去世，享年55岁。他在去世前并没有试图找过索索。没有亲戚看望他，他身上也没有钱，于是，他最终被埋在了无名墓穴中。对于那个把“贝索之子”作为笔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前早已去世了。[2]回到里海之后，他在流放时期的女朋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很快就和他团聚了。奥克瑞纳盯上了她，说她是“当地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情人”。她肯定很爱斯大林，因为在她结束流放之后，她既没有去莫斯科也没有去敖德萨，而是径直来到巴库找到了斯大林。而现在，他给予了她最大的回报：他弃用了“K．卡托”这个笔名，转而使用新笔名“K．斯蒂芬”——它由“史黛芬妮娅”转变而来，并距“斯大林”又近了一步。斯大林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他一再用爱人的名字作笔名是件奇怪的事。两人之间的通信没有得到保存，但“K．斯蒂芬”让史黛芬妮娅感受到了她的重要性。他们同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