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每个人都喜欢他们。他们为人和善，总是兴高采烈……随时随地都愿意帮助别人。”和这帮人相熟的塔蒂阿娜·武利希说。“组织”内部还有十个坚毅的女性，她们中的有一些还会玩枪，比如说帕西亚、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他们租了几套公寓，男人们住一个房间，女人们住一个房间。除了其中的两位女性之外，他们都不读书。由于开销巨大，“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不得不待在床上，因为他们得合穿一条裤子”。斯大林和卡莫、钦察泽是朋友，但他通常都是通过一个保镖向“组织”发布指令。这个保镖被他称为“技术助理”[1]，而他的同志们则打趣地称他为“索索的参谋”。通过这个保镖，这位“总是和其他同志保持距离的领导者”便将自己和那些普通人隔离了。除却这些手下，斯大林还拥有专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和通信网络：塔曼舍夫旅社和印刷所的小男孩们会帮他干活，运送传单以及收集情报。他们不会把抢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其他党派会把钱用在买衣服、买醉和女人身上，可斯大林对钱从来鲜有兴趣。他总是和他的同志们分享一切。“斯大林穿得很朴素，”佐达尼亚说，“他总是缺钱。从这个方面而言，他和那些过着优越生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比如邵武勉、马哈拉泽、穆季瓦尼和卡夫塔拉泽——不一样。”索索的团体和他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严于克己。他们的“‘圣经’是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他们即便违背党的意志也会跟随列宁”。武利希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搞到20万到30万卢布，然后把钱全部给列宁，并告诉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们外在的魅力掩饰了内在的暴力性质。这毕竟是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任何剥夺行动都会导致死亡。据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曾命令卡莫处决一个被怀疑私吞了钱财的同志。他们夺得的钱越多，所受的诱惑就越大。在达夫里舍维在多西第抢了10万卢布之后，联邦派便陷入了内斗，为了分赃而互相杀戮。他们中的一位负责人私占了一笔钱，把它藏在了农民的花园里。事发之后，他声称是农民偷了钱。为了展示不同剥夺行动组织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位联邦派的盗取公款者邀请斯大林的手下埃利索·洛米纳泽来调查此事。洛米纳泽花了一整晚审讯农民们，结果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偷钱。“在此之后，他因对这些无辜的人动刑而感到后悔。”武利希说。于是，他杀了罪魁祸首，那个请他来调查此事的联邦派。如果他找到了那笔钱，他或许也会没收了它，转而把它献给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如何，这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联邦派的钱插翅而飞了：奥克瑞纳发现，联邦派的其他领导把剩余的钱财变成了蓝色海岸赌场中的赌资。秘密警察想尽办法想要找到这些抢劫案的元凶：他们锁定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把大多数罪名都强加在他头上。可是，刚开始时，他们把他和斯大林混淆了，因为两个人都是哥里人，还都用“索索”这个小名——更有甚者，他们也分不清楚卡莫和钦察泽。“‘卡莫’就是钦察泽，”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写道，“他从巴统监狱逃了出来，然后来到第比利斯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此人化名应为‘索索’）合作。”在这个筹集革命经费的剥夺行动与强盗般的抢劫仅一线之隔的世界，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套冷漠的人生观。“当听到有位同志在剥夺行动中牺牲的消息时，索索会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想要摘玫瑰，就得不怕刺。树叶会在秋天掉落，但又会在春天生长。’”然而，索索攻袭银行并非是为了钱，他真正想要的是权力。这个曾在喧哗的酒会上阅读拿破仑传记的男孩半开玩笑地说，他“‘将用武装革命征服第比利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张地图”。他会在自己的藏身地点铺开地图，把锡制士兵人偶放在上面，演练战术。他其中一个房东的儿子曾跑过去对父亲说，“索索叔叔”在“玩士兵游戏”。房东难以置信，于是去斯大林的房间门口望了一眼。他发现斯大林正趴在地板上，在第比利斯的地图上把锡制小兵挪来挪去。斯大林发现房东正在看他，于是吹嘘道：“我已经受命担任我党武装军的指挥官，我正在部署战术。”据说，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演练他的银行攻袭计划的。这些模拟的军事演练彰显了斯大林的野心。他吹嘘自己是战斗的指挥官，并认为自己是个“军事家”。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是个天生的指挥官。在未来，“索索叔叔”会指挥百万大军直取柏林，而现在，这些锡制小兵则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军事练习。从银行夺来的一部分钱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报纸。这些报纸是在艾弗拉巴的地下印刷所印刷的，它们的成本很高。斯大林担任编辑，还以“贝索什维利”（贝索的儿子）和“科巴”之名为其供稿。莫诺瑟利泽说：“我记得有一次，索索让马哈拉泽（他的联合编辑）写两篇文章，并在早上9点之前带到印刷所。可是，马哈拉泽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出现，并说他还没有写文章……索索过来后问我为什么报纸还没印，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叼着一根烟找到了马哈拉泽，把他大骂了一顿……接着，索索从兜里掏出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们把它们印了出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打算自己来写的。在莫诺瑟利泽看来，斯大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总是显得很严肃，但很少发脾气。他经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有一天半夜，卡托开门让他进来。他带来了新鲜的蔬菜、黄瓜，煮熟了的羊头、猪头，还有两瓶红酒”。“哥们儿，快来，”斯大林高兴地说，“让我们庆祝一下吧！党给我发了10卢布的工资！”在女装店里，革命的风潮也影响了好心肠的卡托。有一次，她在埃里温广场看到哥萨克骑兵屠杀学生和工人。她的姐姐们得知后害怕她被杀害了，于是去找她，却发现她正在现场帮助受伤的人。斯大林和卡托相爱了。即便是在逃亡时，斯大林也会时不时地偷偷溜回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和卡托幽会。在某一次幽会的过程中，宪兵上尉斯特罗耶夫带着两条德国巡逻犬来了。赫尔维尤夫人赶紧通知这对情人。索索立刻跳出了女装店的后窗——虽然宪兵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来订一件新制服。斯大林喜欢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他经常会在天黑之后前去看望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友人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以至于后者的婆婆开始抱怨她在外面的名声。“我没办法啊，如果他们在白天看到我，就会把我抓起来。”斯大林笑着说。每当前来探访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时，他都会自称为“穿灰衣的人”。4月15日，社会民主工党最宝贵的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遭人告密，被警察突袭了。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指责他是双重间谍，是他出卖了印刷所。后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沿袭了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一说法。可是，斯大林真的出卖了印刷所吗？1906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党内会议。当时他穿着“一件大衣，清瘦的脸上——他全身都很瘦——留着胡子。他还戴着一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2]和一顶圆顶硬礼帽”。会议结束之后，孟什维克党人拉兹登·阿尔申尼泽声称斯大林曾被逮捕，却又不明所以地被释放了。阿尔申尼泽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从宪兵总部被释放。他根本没有去过梅特希监狱。据他自己说，他曾被关在那里，而在他出现时，其他犯人都鼓起掌来——这完全是个自吹自擂的谎言。坊间有关他是叛徒的传言特别多……”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确在会后被逮捕了。但他有可能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另一座监狱，比如说奥塔查拉监狱。他很有可能用夺来的钱贿赂了宪兵，而对斯大林身份仍感迷惑的宪兵便就此把他释放了。他之所以会招致此类中伤是因为他是个粗鲁而又傲慢的人，而他也是险中求胜的高手。我们至今无法找到他是叛徒的确凿证据，而阿尔申尼泽的说法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据他说，斯大林是在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被突袭时遭到逮捕的，可事实上，在4月15日那一天，他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以外的瑞典。关于他的这次行踪，有完整的记录。1906年4月4日前后，斯大林坐船前往斯德哥尔摩再次会见列宁。而在旅途中，他不但遭遇了海难，还和人打了一架。他先是坐火车途经圣彼得堡来到芬兰的罕勾港，而后又登上了“沃伊霍纳”号前往斯德哥尔摩。这艘船上总共有百来号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克拉辛和一群马戏团小丑，以及马戏用马。势利的孟什维克党人把他们的资金花在了购买一等舱上，而更为穷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待在了三等舱。代表们都喝了很多酒，他们大打出手，小丑们是否有参加则不得而知。海风似乎助长了革命者的火爆脾气。这次堪称“惊奇”的旅程在临近海港时达到了最高潮。“沃伊霍纳”号竟然遭遇了海难。救援艇“索利德”号前往救援，却已于事无补。穿着救生衣的斯大林在渐渐沉没的“沃伊霍纳”号上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登上“维拉莫”号。它把代表们送到了瑞典。斯大林刚刚抵达斯德哥尔摩，就被遣送到了当地警察局接受审讯。审问他的是大胡子的瑞典犯罪调查部部长贝蒂尔·莫格伦——此人还经常担任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保镖。他写道：斯大林“身材瘦小，（留着）黑头发和胡子，脸上有痘疮，鼻子很大，穿着灰色的阿尔斯特宽大衣，戴着皮帽”。斯大林说自己是“被（俄国）警察追捕的记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他把父亲的名字“维萨里奥的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姓。他还骗莫格伦部长说自己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他的身上还有100卢布。他说他会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附近破烂的布里斯多酒店（现已不存在）待两个星期，然后前往柏林。于4月10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比芬兰会议重要得多，因为它的156位与会者分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社会主义党和犹太联邦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是格鲁吉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与会代表中有16位格鲁吉亚人。其中，佐达尼亚、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和从库塔伊西监狱释放出来的乌拉塔泽等都是孟什维克，而只有斯大林一人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很多将在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3]：他的同屋名为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此人做过钳工和邮差，是个时髦的工人阶级（喜欢穿翼形领衬衣和参加舞会）。在此之后，伏罗希洛夫将成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并在1937年斯大林针对军队的清洗运动中成为主要执行者。伏罗希洛夫一头金发，面颊绯红，有一双蓝眼睛。他也曾经参加过合唱团。很快，他就被“快乐而又热烈”的斯大林迷住了。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这位“永不知疲倦”的人会靠在床上默诵诗歌。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聆听了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的讲话。但他依然在两个议题上自傲地坚持己见。首先是关于农民土地的问题。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孟什维克则提出土地自治。斯大林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他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列宁被挫败了，这部分地缘于斯大林。然后是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反对参加，可列宁却认为值得尝试，并和孟什维克一起投了赞成票。他们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则弃权了。与会代表们乐观地称此次大会为联合会议，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处于绝对劣势。大会通过了禁止武力剥夺行动的决议，而列宁和克拉辛——他俩支持斯大林通过剥夺行动筹集党的经费——并没有提出异议。斯大林写道，失败“让列宁释放了被压抑的能量，进一步启迪了他的追随者”。不过，列宁根本没有打算放弃武力剥夺行动——他仍然需要经费。列宁和克拉辛肯定就武力剥夺行动和斯大林进行过商讨，因为就在此时，后者指派卡莫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列宁位于芬兰的别墅，收集藏在那里的枪支和炸弹。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话，那么，这便是列宁第一次发现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不但是个富有主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富有经验的地下行动策划者。大会结束之后，索索转道柏林，见到了阿廖沙·斯瓦尼泽，他正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索索于6月回到了第比利斯。萨什克回忆道：“索索一回来，我们都快要认不出他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的同志说服他买了一件西装、一顶礼帽和一支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个欧洲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穿得那么考究。”萨什克并非唯一被斯大林的全新样貌迷住的斯瓦尼泽家姑娘。“索索和卡托向我们宣布了他们之间的恋情，”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7月15日，索索在艾弗拉巴人民剧院主持秘密集会。哨兵冲了进来，通知他们警察包围了整个剧院。布尔什维克党人赶紧烧毁了他们的文件。他们想要逃跑，可为时已晚。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回忆：“当警察询问他们在干吗时，他们说他们正在‘排练一场戏剧’。”“我很明白你们到底是怎样的演员！”警察说——可还是放了他们。斯大林在剧院门外碰到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他把她以及他的守护神茨哈卡亚拉到一边。“卡托·斯瓦尼泽和我将于今晚举行婚礼，”他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今晚前来她们家参加派对。”卡托“为人善良，十分美丽，她融化了我的心”。斯大林曾如此对女儿斯维特兰娜说道。他还曾向一位女友袒露他有多么爱她：“你不能想象她做的衣服有多好看！”他曾在从斯德哥尔摩前往柏林的路上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卡托的尊敬溢于言表。“我这边没有好消息，”他写道，“但请不要在意。或许，我应该引导阿廖沙走向‘错误的道路’。不过，叶卡捷琳娜·谢姆约恩奥弗娜（卡托）不高兴的话，那就算了。你的朋友，索索。”卡托崇拜斯大林，仿佛他是个“神灵”，但她也理解他。她“对斯大林感到着迷，并对他所奉行的主义感到痴迷。他的确魅力十足，而她则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她也明白，斯大林将献身于革命事业，而他的脾气总是那么暴躁。老年时的斯大林曾回忆说“她就是个拉夏人（Rachvelian）”，意思是卡托是个善良、美丽且顾家的女人。但卡托全然不仅如此。卡托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格鲁吉亚的标准而言，是个颇为开放的女人。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要比斯大林高。她曾为社会民主工党的集资者提供过帮助，还曾在哥萨克骑兵展开屠杀之后抢救过伤者。正如她姐姐的回忆录所记叙的那样，她对斯大林的武力剥夺行动了然于胸，包括他在埃里温广场的那次行动。她想要在教堂举行婚礼——索索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依然答应了。可是，大多数牧师都拒绝为他们做主持。因为在当时，斯大林正在用“加利阿什维利”这个假名，也只能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最终，莫诺瑟利泽在附近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名为基塔·茨尼瓦雷利的牧师。斯大林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尽管如此，牧师也只同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为他们举行婚礼。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个夜晚，亲朋好友们见证了卡托和索索的婚礼。浪漫的烛光在小教堂里闪烁，茨哈卡亚充当了伴郎。不修边幅的斯大林“穿得根本不像个新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整场仪式从头至尾我们都在开怀大笑，而索索同志是最开心的那一个。”仪式结束之后，萨什克为众人准备了婚礼晚宴。卡莫和钦察泽都参加了——当时，他们已经和斯大林一起策划了埃里温广场的银行攻袭案。作为晚宴的主持人，茨哈卡亚讲了不少笑话。斯大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唱起了优美的歌曲”。卡莫开玩笑说：“那些白痴警察在哪儿呢？他们最想逮捕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嘛！”这对新人爱慕着彼此。“索索对待工作和他的同志很严格，可对妻子却十分温柔，情深意切，我着实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然而，就在几星期后[4]，卡托便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嫁给了一个把革命当作妻子和情妇的男人，而做他的妻子又有多难。不久之后，卡托便怀孕了。莫诺瑟利泽说：“只要他在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她……可是，一旦他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就把卡托忘得一干二净。”更加现实的凯可很高兴儿子终于结婚了，但她依然对安娜·格拉泽坦露道：“索索结婚了。她是个小女人。我不禁好奇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他们两人没有度蜜月。斯大林是个夜猫子，喜欢和危险共存共栖。沙皇的反动力量经常不经审讯便杀害嫌疑人。“小心行事，”索索对斯瓦尼泽写道，“活下去，静待事态变化。”有一次清晨5点的时候，斯大林正和莫诺瑟利泽一起关地下印刷所的大门，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警察以为他们是小偷，想伸手去拔佩带的左轮手枪，可是，斯大林比他快了一步。他举起贝莱塔枪，喊道：“我要开枪了！”* * *[1]　“技术”一词是布尔什维克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无论是克拉辛还是孟什维克党人都把他们的炸弹制造实验室称为“技术部门”。[2]　这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应该就是斯大林在数次秘密被捕后在警察局被拍的著名肖像照中所穿戴的那条。[3]　斯大林在此结识了：波兰裔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此人将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缔造者，也将在列宁去世之后，与斯大林携手共挫政敌；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这位犹太奶农的儿子将在不久之后以“季诺维也夫”之名闻名，列宁去世之后，他成为党内三大掌权人之一，于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处决；阿列克谢·李可夫，列宁去世之后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的继任者，斯大林和他有过短暂的合作期，但仍于1938年将其杀害。斯大林还在代表大会上遇到了他在神学院时期的老朋友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通过阿利卢耶夫认识的加里宁——未来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以及他在第比利斯的同志斯捷潘·邵武勉。[4]　笔者曾在第比利斯采访了卡托母亲的妹妹的孙女克捷万·格洛瓦尼。她说，索索对卡托很温柔，但他还是有暴怒的时候：“结婚不久之后，索索就因为生气用香烟把她的手烫伤了。但她爱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她也十分友善温存。”据芬兰人说，斯大林曾和卡托在卡累利阿度蜜月。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随他去过瑞典，而斯大林在瑞典的时候，两人也还没有结婚。18　劫海船与做父亲斯大林正要开枪，他的连襟却一把把枪握住了，他认识这个被吓坏了的警察。他早就接受了贿赂，并指令不要过问印刷所的事。索索的警惕可以理解：哥萨克骑兵正在镇压革命者，而随着他的“组织”在高加索地区剥夺了越来越多的钱财用于在欧洲购买军火，奥克瑞纳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斯大林离开了妻子，长达数星期一直在潜逃，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卡托也带来了真正的危险。大约1906年9月9日左右，斯大林参加了佐达尼亚在第比利斯组织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会议从第比利斯转移到了巴库的一家旅店。沙皇的压迫和孟什维克的成功导致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衰落。而孟什维克业已公开宣布放弃剥夺行动，并将斯大林和他的“组织”视为令其颜面尽失的“土匪”。参加这次会议的总共有42位代表，其中，仅有6位是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邵武勉和茨哈卡亚。虽然布尔什维克处于劣势，斯大林依然目中无人地嘲笑其他代表，甚至和他们开起了恶毒的玩笑。“整个会议期间，他都面带讽刺的微笑，”他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人杰夫达里阿尼说，“他仿佛在说：‘你们爱做什么决议就做什么决议吧，反正你们和革命无关。’”斯大林是如此“傲慢、粗鲁和阴郁”，以至于孟什维克党主席阿尔申尼泽批评他“不检点”，就像个妓女——一个连内裤都不穿的“站街女”。斯大林“得意扬扬地回应他可没有脱裤子”。紧接着，他“左边嘴角带着恶毒的”笑容，走出了会场。“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暗号哨声响起，通知我们警察来了。我们赶紧四散逃离。”阿尔申尼泽说，“但我们没有看见任何警察。这是科巴的恶作剧。”然而，据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说，斯大林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资助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也是列宁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在参加完会议之后，斯大林很有可能向西来到了黑海边上的苏呼米。他在那里找到了剥夺行动的新方向：劫船。9月20日，重达2200吨、长达87米的“格里戈尔太子”号蒸汽船正在从敖德萨驶往巴统的途中。这艘船上不但载有乘客，还有不少国库资金。它在沿途的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停靠，把资金运送下船。可船长没有想到，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靠岸时，二十几个布尔什维克已经登上了船，他们的皮毛大衣里藏着枪支和手榴弹。凌晨1点15分，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驶过可多利角，而乘客们都在沉睡时，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25位革命者从大衣里拔出了毛瑟枪、贝莱塔枪和炸弹，控制了整艘船。据日后宪兵的报告称，领头是个“矮个的格鲁吉亚人，二十几岁，一头姜黄色的头发，脸上有雀斑”。此人控制了操控室，把毛瑟枪对准了辛克维奇船长。当值官员、舵工和全部船员都被控制，而其中4名水手很可能是内应。据船员在此之后的报告称，领头人在整个劫船过程中表现得得十分冷静和有礼貌。“我们完完全全是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他说，“我们要为革命筹集资金，所以我们只要国库的钱。只要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我就不会伤害你们。可是，如果你们胆敢反抗，我们一定会杀了你们，并把整艘船炸了。”“我投降了。”在此之后，辛克维奇船长在Tilflissky Listok的采访中承认道。船员和乘客被聚拢在一起，并被警告“不要偷看”。船长把钱交给了领头人。据警察公开报告称，“布尔什维克海盗”夺走了16000卢布。可事实上，真正的数目要比这大得多。领头人命令辛克维奇船长放下救生船。他们把钱装在救生船上，并留下几位船员作人质。而后，他们命令水手把船开上岸。水手们言听计从，以至于领头人“被他们对他命令的绝对服从感动了，让手下给每个水手10卢布小费”。“格里戈尔太子”号被放行前往巴统。7小时之后，哥萨克骑兵和宪兵收到了警报。他们在海岸搜寻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没有找到一个人或一分赃款。斯大林和两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躲进了斯捷潘·卡普巴的家，他是参与行动的人员之一，而他妹妹记下了这些人此后的行踪。据她说，斯大林等人而后又躲进了阿图姆家族的一个隐蔽藏匿点，并最终躲进了格瓦拉米亚的家。年老时的卡姆什希·格瓦拉米亚曾回忆过斯大林来到他家的情况。他的父亲“把脸上长痘疮的领头人藏了起来，正是他在可多利角攻袭了邮船，而在此之后，他成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格瓦拉米亚的父亲因此而骄傲。斯大林和其他人向西穿越阿布哈兹，渡过英谷里河，来到古里亚。当地的老人告诉阿布哈兹地方史的编撰者法希尔·伊斯坎德尔说，斯大林除掉了7个不可靠的人（包括4名协助他们的水手），然后背着卡宾枪，骑着马，带着钱，翻山越岭前往库塔伊西。这段故事记载于伊斯坎德尔经典的《切格姆的桑德罗》。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把钱交给了手下，接着便坐火车返回第比利斯。那么，斯大林果真是此次劫船行动的首领吗？警察的报告对领头人的描述符合斯大林的风格、外貌和说话方式。他本人坚称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但报告对此人的描述依然过于模糊。大多数回忆录都称斯大林是幕后的组织者，没有直接参与行动。[1]根据斯瓦尼泽和达夫里舍维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斯大林随身带着枪，也不惧于开枪。孟什维克党人阿尔申尼泽的消息比较可靠。据他说，斯大林“没有参与”众人皆知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但仍然是“很多起剥夺行动”的主谋。他听说“斯大林甚至参与了”其中一起。斯大林在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有着不错的人脉关系，那里正是劫船者登船的地方——而他早在1905年便造访过这些地方。斯大林会把钱装进鞍囊，驱赶马群翻山越岭——前文所引述过的加切奇拉泽神父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并非斯大林参与的唯一一次劫船行动。在此之后，他又组织攻袭过一艘邮船，还在巴库策划过好几起类似事件。[2]阿布哈兹地方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拉克巴所记叙的历史事件通常经过了小心谨慎的考据，他曾对此传说追根溯源，并在两位当事人去世之前分别采访了他们。据他们二人说，斯大林的确指挥了整个事件。有关时间的考据也为斯大林的实质性参与提供了佐证。当时，斯大林并不在家，而巴库代表大会则刚刚结束，我们找不到那几天斯大林到底在干什么的任何确切记述。邮船是在9月20日被袭的，几天后斯大林便回到了第比利斯。在斯德哥尔摩的列宁和克拉辛早已作出安排，卡莫和斯大林的另两位同志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欧洲购买军火。当然，有关斯大林在劫船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确切的档案记载，但他参与了实质性行动的可能性极高——事件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貌似是有迹可循的，而卡莫也的确收到了经费。在劫船事件5天后的9月25日，卡莫离开第比利斯，带着足够的钱来到欧洲购买军火。还有两个革命者跟随卡莫一起前往欧洲，他们分别是贫嘴的前演员穆季瓦尼和曾经朝斯大林扔过台灯的卡夫塔拉泽。他们先是取道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得到了克拉辛的接见和指示。当时，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他们在芬兰的地下总部——的领导人。核心小组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是列宁，以及哲学家、革命组织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这三个人被称为“小三位一体”。克拉辛在巴库和斯德哥尔摩时便认识了斯大林。此人总是戴着浆洗过的白领子，还喜欢留一簇精心修过的、查尔斯一世式的胡子。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一方面，他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好多百万富翁的朋友；另一方面，他还能制造炸弹，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组织提供了致命武器。[3]托洛茨基评价他道：“他的梦想是制造核桃那么大的炸弹。”不过，他至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主张武装斗争的克拉辛“几乎爱上了卡莫”，而他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克拉辛把卡莫介绍给了迈耶·瓦拉赫，后者是个世俗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戴着眼镜，留一头卷发。卡莫和两位格鲁吉亚人在巴黎见到了瓦拉赫。很快，犹太“百事通”便和他们展开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共同前往比利时的列日、德国的柏林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他们四处购买军火，主要是毛瑟枪、曼利彻步枪和弹药。他们在黑海边上的瓦尔纳买了一艘名为“扎拉”的游艇，把军火都装在了游艇上，并委任“波将金”号的一位有革命倾向的水手做船长，还聘请了4名船员。卡莫主动请缨当厨师和安保，待在船上，寸步不离，以便万一被沙皇的间谍发现就把船炸掉。游艇在黑海上航行时遭遇了风暴，开始漏水。卡莫点燃了自杀式炸弹——但炸弹并没有爆炸。船长企图自杀，但未成功。被海水冻得够呛的船员和厨师被一艘刚刚经过的帆船拯救。斯大林用通过剥夺行动得来的钱买的军火全部随着“扎拉”号沉入海底。卡莫只好回到第比利斯。这时候，斯大林又开始策划一起更大规模的银行攻袭。几个月前，他在第比利斯遇到了一个名为沃兹涅先斯基的人。此人是他在哥里教会学校及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沃兹涅先斯基告诉老同学，他现如今正在第比利斯银行邮政局工作，他能获取运钞马车的时间表。这一机密无疑价值连城。斯大林邀请他前去阿达米亚牛奶吧喝一杯，很快，沃兹涅先斯基就被说服帮助布尔什维克获得邮政局的钱。沃兹涅先斯基曾于1908年被工党秘密审讯，他承认自己“只是因为科巴”才肯帮这个忙，因为“科巴写了一首关于革命先驱叶里斯塔维之死的诗”——他被感动了。一个人竟然仅仅因为会写诗而获得了机密情报，这种事情只会在格鲁吉亚发生。斯大林把沃兹涅先斯基介绍给了“组织”。他们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个月就见一次面。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06年年底。奥克瑞纳说，斯大林他们原本计划在1907年1月至2月期间执行攻袭，这不无道理——但这起事件终究没有发生。斯大林本人曾接受过孟什维克党人的交叉审问。他无比傲慢而又简洁地说，自己就是世界上两起最著名的银行攻袭案的幕后主谋。他有两个“内线”，其一便是“在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正是他把此人介绍给了“组织”。斯大林的另一个“内线”是格里高利·“吉高”·卡斯拉泽。此人也是哥里人，他也接受过工党委员会的调查。早在攻袭银行几个月之前，他便和斯大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两个人都是斯大林私人的情报组织成员。在“扎拉”号葬于海底之后，卡莫一筹莫展，手头没有执行行动所必需的武器。于是，斯大林让他去找克拉辛帮忙。科基·达季阿尼王子对革命深表同情，于是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让他得以从容地前往帝国首都。卡莫在芬兰见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是个无所畏惧的斗士，意志坚定，”克鲁普斯卡娅评价卡莫道，“但他也极为敏感，有时候甚至有点天真……”列宁称卡莫为“高加索好汉”。卡莫总是揣着两把枪，他还会让克鲁普斯卡娅的贵族母亲佩带它们。虽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身为贵族，他们对卡莫却颇为包容。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一样，他们都被秘密工作者的魅力（和实用性）所吸引。列宁曾这样写道，为了取得革命胜利，“我们必须和无所畏惧的秘密工作者联手，他们才是俄国真正的、仅存的革命家”。列宁一家人都被卡莫的单纯迷住了。他们总是觉得异常平静的卡莫随时会做出什么吓人的事情来。有一次，卡莫前去列宁家吃饭，并带了一个礼物。他缓缓地把用纸巾包着的礼物放在桌上。“所有人都不吱声了，心想他带了一个炸弹，”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但其实，那只是一个西瓜。”卡莫带着一船的炸弹回到了第比利斯。据斯大林的手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列宁命令斯大林集资，用以筹备即将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一直和卡莫，以及他在银行系统里的内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得时不时地回巴库，和邵武勉、斯潘达良创办并编辑俄语报纸《巴库工人报》。虽然他策划、参与了如此多反抗沙皇的活动，但警察依然找不到他。可是，就在他离家远行时，他的妻子却遭遇了厄运。在一次针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清查行动中，奥克瑞纳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菲林斯卡娅大街3号，斯瓦尼泽裁缝店，找索索。”不久之后，卡莫便把一个“莫斯科犹太人同志”带到了斯瓦尼泽家，让他们掩护他两个星期。姐妹们欢迎此人的入住，可是，1906年11月13日，就在此人离开之后，宪兵冲进了裁缝店，要求逮捕索索和卡托。姐妹们这才意识到“莫斯科犹太人同志”是个叛徒。幸运的是，宪兵没有抓到索索，也没有发现他藏在时装模特里的文件。可是，卡托却被逮捕了——和她一起遭到逮捕的还有她的侄子斯皮里东·德瓦利，他是个炸弹制造专家，被裁定死刑。对于一个已经怀孕4个月的女孩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玩笑。萨什克·斯瓦尼泽赶紧动用人脉解救斯大林的妻子。她找到了很多客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宪兵军官。“我前去向宪兵上校列奇茨基（我正在为他做衣服）的妻子求情，请求她减轻德瓦利的量刑，并释放无辜的卡托。”上校的妻子的确帮上了忙：德瓦利被减刑，怀有身孕的卡托被释放——她是在警局而非监狱中等待被释放的。当时，斯瓦尼泽的姐妹们还在帮警察署长的妻子做礼服，于是，警察署长的妻子立刻亲自把卡托送回了家，还一路照顾她。当成天穿梭在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对发生在卡托身上的事极为震惊”。莫诺瑟利泽说：“他坚持要来看望卡托。”于是，萨什克又找到了警察署长的妻子，“告诉她有位乡下来的侄子要去看望卡托。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了。那天晚上，她们把索索带进了公寓，他们见上了一面。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认得出索索。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卡托每晚在家里待两小时。于是，索索和卡托每晚都相见”，直到卡托在两个月后被正式释放。1907年3月18日，就在被释放后不久，卡托生下了一个儿子：雅科夫[4]。据卡托的侄女克捷万·格洛瓦尼说，雅科夫出生的时候，索索和他的母亲都在身边。凯可和“小女人”卡托相处得很好。初为人父的斯大林高兴坏了。“在孩子出生之后，”莫诺瑟利泽说，“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比之前还多了10倍。”他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Patsana”（小伙）。然而，经常日夜忙于写作的斯大林会“因孩子哭泣吵到他无法工作而愤怒。不过，只要母亲给他喂奶，孩子就会停止哭泣。他吻他，挠他的鼻子，抚摸他”。索索有太多事要忙了。他的“组织”计划在1907年3月执行对库塔伊西运钞马车的攻袭，然而，就在此之前，他的左右手钦察泽被捕了。斯大林让卡莫替代钦察泽。对于卡莫而言，指挥战斗分队易如反掌。他们是同类人：心中怀有单纯的热情，又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任务。有一次，卡莫听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竟然和一个孟什维克党人理论，他如此说道：“你还和他争论什么啊？让我把他的喉咙给割了吧。”在钦察泽的女队员安妮塔、帕西亚和亚历山德拉的协助下，卡莫成功拦截了库塔伊西运钞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做了还击。卡莫和女队员们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就在危急时分，女孩们冲上前去，拿起了钱袋，并把它们藏在内衣里带回了第比利斯。“安妮塔和我把钱袋绑在了身上。”亚历山德拉回忆说。之后，卡莫把钱藏进了酒囊，送到了身在芬兰的列宁手中。不久之后，斯大林在银行邮政局里的内线告诉他，有一大笔钱即将运达第比利斯——很有可能多达100万卢布，足够列宁用上好几年。于是，斯大林和卡莫开始筹划一起史无前例的剥夺行动。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斯大林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和“小伙”、卡托告别，离开第比利斯，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漫长旅程。他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辗转巴库、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最终抵达伦敦。大约4月24日左右，他在丹麦坐上火车，前往柏林看望列宁。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斯大林到过柏林，而两人也的确在私下会过面。他们有一件要事需要探讨：即将执行的第比利斯剥夺行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列宁到过柏林，“那肯定不是为了探讨什么革命理论，毫无疑问，他们要讨论怎样执行剥夺行动并把钱运过来”。他们不但成为了奥克瑞纳的眼中钉，同时也变成了革命同志们的批判对象，因为被孟什维克主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已经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剥夺行为。列宁和斯大林分手，各自前往伦敦。* * *[1]　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明文禁止武力剥夺行为，并下令将任何不服从纪律者开除。但劫船事件发生在1906年9月——早于伦敦代表大会。[2]　当时的革命者经常攻袭船只：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社会联邦派的军事首领达夫里舍维在与“格里戈尔太子”号被袭差不多同一时间攻袭了另一艘载有国库资金的船。与此同时，在敖德萨，革命者们还攻袭了“索菲亚”号。当时，一帮富人们正在船上举行晚宴，革命者从他们那里夺得了5000英镑的金币。[3]　就在这一时期，克拉辛把他制造的最先进的炸弹给了社会革命党多数派中的左翼分子。后者用炸弹炸毁了俄国改革派首相斯托雷平的家。很多人葬身火海，但斯托雷平活了下来。[4]　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雅沙”。雅沙几个月后才受洗，几年之后才做了人口登记——因此，关于他的生日有好几种说法。斯大林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向他的庇护者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致敬。19　斯大林在伦敦在历经了枯燥的长途旅行之后，斯大林和他的伙伴茨哈卡亚与邵武勉于1907年4月27日（新格里历5月10日）抵达了英格兰的哈里奇。他们坐着火车抵达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1]刚下车，他们就看到了英国报纸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据说，伦敦迎来了好一些外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英国首都都因藏匿极端分子而臭名昭著。[2]代表们一到伦敦就被各色人等围了起来。其中包括一帮争先恐后的英国记者和摄影师，12名特工侦探和两个奥克瑞纳，以及一帮当地的革命同情者——他们不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俄国的流放者。“伦敦创造了历史！”《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宣称。令媒体最着迷的是那些革命党中的“对伟大目标抱有热情的女性”，以及她们在当时跨国旅行时竟然鲜有行李的事实。“他们中没人大过40岁，很多人只有20出头。”当时，斯大林29岁，列宁37岁（但斯大林回忆道：“我们总是叫他老头子。”）《每日镜报》总结道：“这群人简直是道风景。”正如后来的苏联，据说每个与会代表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据《每日镜报》说，“著名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伦敦，可是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住在哪里”。事实上，当时高尔基正和他的情人一起住在拉塞尔广场的皇家酒店。很快，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前来造访。当两人抵达伦敦时，伦敦正值阴冷天气。于是，反客为主的列宁让人换掉了高尔基潮湿的被子，并命令服务员点上暖炉为他们晾内衣裤。“我们可得和酒店好好理论理论。”在等待袜子晾干时，列宁对高尔基说。那些有个人收入的代表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小旅馆里，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住在肯辛顿广场。每天早上，列宁都会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前购买他最喜欢的鱼和薯条。然而，像斯大林这样贫穷的代表，他们的手头非常拮据。据传，斯大林在伦敦的前几个晚上和刚刚认识的李维诺夫一起住在斯特谱尼区菲尔特盖特街的塔楼旅馆。小说家杰克·伦敦说，这个旅馆完全是个“野蛮的陋屋”：在这里住两星期只需花费6便士。旅馆是如此破烂，以至于斯大林带头抗议，并让所有代表都搬了出去。在此之后，他搬到了斯特谱尼区朱比利街77号的一楼。他从一个犹太裔俄国鞋匠那里租了一间狭小的房间，并和茨哈卡亚、邵武勉搬了进去。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多雾而又潮湿的伦敦简直就是地狱。“我刚来到伦敦时，感觉这个城市快要把我吞噬，我快要窒息了。”另一位俄国共产党人伊万·麦斯基——后来斯大林任命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说，“那些被黑蒙蒙的雾气包裹的灰暗的小房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头海洋，我感觉自己迷失了，如此孤独。”在伦敦这个异乡，白教堂区好歹让俄国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在这片伦敦东区的区域，俄语是通用语言。多达12万从俄国逃亡的犹太难民、黑帮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在这里生活。在斯大林斯位于特谱尼区的住所不远处，便是鲁道夫·拉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列宁经常造访该俱乐部，在那里吃犹太特色的鱼饼冻。斯大林很有可能也和列宁一样。索索不可能错过当地斯拉夫犹太裔黑帮之间的野蛮斗争。这些东区的黑帮全都来自俄国，控制着这片贫民区的“猎枪手”（偷金表的小偷）和“顺风手”（扒手）。最具权势的是三个帮派：比萨拉比亚老虎帮、敖德萨帮，以及由“黑鬼”（一个名为波加尔德的黑皮肤犹太人）控制的阿尔德盖特帮。一经抵达，斯大林便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位于伦敦医院对面白教堂路口、福尔波恩街上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注册。[3]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受到了特工和记者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拿到了每天两先令的零花钱、通往代表大会的路径指示，以及为了防止奥克瑞纳渗入而设置的暗号。俱乐部的楼上“经过了简单的布置，那里的家具属于一家社会主义者俱乐部。那里有几张桌椅，墙上还挂着外国人的签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那里召开了党内会议，选举形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和很多擅长开会的人一样，“他们研究了城市地图”。但《每日镜报》可没时间详细展开这些无聊的细节。“据说，与会的女性代表英勇无比，无所畏惧。”记者以充满崇敬的笔触写道，“她们每天都练习射击左轮手枪。她们经常对着镜子演练，直到对瞄准和开枪了然于胸……她们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其中有一个才19岁，一头靓丽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头。”然而，与此同时，善于观察的《每日镜报》也注意到“福尔波恩街街角……站着一个眼神坚毅的壮汉。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貌似无所事事，其实一直关注着那里的情况……此人便是俄国秘密警察斯维夫先生。他的职责便是盯梢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着重提到，他们“几乎没带什么行李”。紧接着，代表们便前往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来到伊斯林顿，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要在南门大街的兄弟教堂开会。“它位于一片灰暗而又肮脏的工人阶级社区，有十来栋楼，它们的外墙都被煤烟熏黑了，窗户又高又窄，倾斜的屋顶沾满污垢。”代表们走了进去，来到“一个简陋的、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房间”。高尔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这么一个教堂，“寒碜到了荒诞的地步”。教堂的主教是F．R．斯旺牧师。他的信众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旺是个反战主义者，崇拜威廉·莫里斯。1907年4月30日（新格里历5月13日），在与会代表为业已牺牲的同志高唱完一首挽歌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正式宣布会议开始。斯大林看到，列宁经常和骨瘦如柴的高尔基站在一起——当时，高尔基已经是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名人了，这位布尔什维克资助者曾在哥里和斯大林见证过同一场绞刑。[4]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边而坐，每一次投票都显得“十分紧张”。与会的302位人士代表着15万工人，但在经历了1905年的辉煌之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压迫下，社会民主工党业已不复昨日，且处于交迫之中。代表中共有92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继续1905年的武装斗争路线，并反对参加国家杜马。然而，85位孟什维克党人、54位犹太工联派、45位波兰—立陶宛工党人士和26位拉脱维亚工党人士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希望参与国家杜马的选举。列宁奉行“两条腿走路”，一边坚持武装斗争，一边参与选举投票——他的这一策略为当今的恐怖组织，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所沿用。于是，他先是利用了孟什维克达到了他的目的，而后又背叛了他们。与之前相比，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严重缩水，但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在格鲁吉亚是如此弱势，以至于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都没有投票权，而只能出谋划策。“这人是谁？”当一个陌生人站上演讲台时，斯大林问邵武勉道。“你不认识他？”邵武勉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当时，真名列夫·布隆施泰因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伦敦的大明星，他刚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出来，据说还乘坐驯鹿雪橇在雪原上狂奔了640公里。这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第一次会面（两人可能还握了手）。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直到1913年才记起和这位宿命之敌的首次见面。当斯大林在奇阿图拉指挥武装分队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了。他在写作方面极具天赋，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一口浓重的犹太口音，桀骜不驯。他爱穿花里胡哨的西装，一头如羽毛般的长发被精心地修饰。他具有成为国际政坛大明星的潜质，斯大林和他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虽然他自己也不过是偏远的赫尔松省的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依然目中无人，视格鲁吉亚人为“乡下来的”蠢蛋。因为托洛茨基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列宁给他取了个绰号：“笔杆子”。而现在，即便是列宁也开始抱怨他的恃才傲物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隐忍内敛，而后者则企图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难怪初次见面斯大林便已经对他怀恨在心：在归途中，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是个“漂亮但毫无用处的”人。而托洛茨基则嘲笑斯大林“从来不讲话”。托洛茨基说得没错。在整个会议期间，斯大林没有发表过一句言论。他知道，因为他的武装剥夺行动，他早已是孟什维克的眼中钉。他会成为后者禁止银行攻袭提案和挫败列宁的阴谋中的棋子。当列宁提议投信任票时，在佐达尼亚的指挥下，俄国孟什维克党领袖马尔托夫立刻对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这三个没有投票权的代表提出了质疑。“在不了解到底包括哪些人之前，我们不能投票。这几个人到底是谁？”马尔托夫问道。“我真的不知道。”虽然列宁刚在柏林见过斯大林，他依然违心地回答道。马尔托夫无法继续挑衅列宁了。“我们抗议！”佐达尼亚大喊道，但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在此事件之后，斯大林便和马尔托夫交恶。真名采捷尔包姆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一样，是个犹太人。斯大林被犹太代表激怒了。他说，布尔什维克是“真正地代表了俄国”，而孟什维克仅“代表了犹太人”。在会议间歇期，他们肯定在酒吧里抱怨过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党人阿列克辛斯基“开玩笑”地对斯大林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应该在党内组织一次清洗运动。”考虑到就在当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在种族清洗中丧命，这个“玩笑”显然非常不合时宜。[5]对犹太知识分子的憎恨显露了斯大林的自卑感。然而，这件事也凸显出了斯大林作为俄国人的那一面（因为格鲁吉亚当地并没有反犹情绪，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两千年都没有遭受过任何种族清洗）。他已经对格鲁吉亚的党派斗争和孟什维克的强势感到疲倦了。此后，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巴库和俄国。而他也不再用格鲁吉亚语，而是开始用俄语写作。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推举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比孟什维克多，而他的秘密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也没有被取缔。斯大林回忆说：“列宁大获全胜。”然而，孟什维克依然投票通过了一条会影响斯大林的决议：银行攻袭行动被严令禁止，再犯者将被开除党籍。大会委任孟什维克同性恋贵族格奥尔基·契切林（之后成为苏维埃第二任外交部长）调查自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来的所有剥夺事件。“在那次大会中，斯大林极为隐忍，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藏身于阴影之中。”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朋友杰夫达里阿尼说。此后，托洛茨基也意识到，在1907年5月，斯大林心中所想的完全是银行攻袭。“他又为何要来伦敦呢？他肯定有其他的任务。”“（在教堂外）好奇的英国人聚集在一起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都是外来的珍稀动物！”历史上最早期的狗仔队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对着害羞的革命者们一通乱拍，而后者则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俄国革命者惧怕镜头！”——这便是《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照片一旦传出去，就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危险吗？”一个俄国代表对记者说。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再多的防范也已经不管用了。来自于俄国的间谍早已潜伏在教堂内。俄国秘密警察对英国为这些俄国政治异见者提供庇护表示愤怒。“因为伦敦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无法指望当地警察配合。”奥克瑞纳国外分部——总部位于巴黎——的头目A．M．加尔丁说。两个间谍跟随革命者来到了英国。报纸记者兴奋地在街头发现了特工处的人和秘密警察。不过，奥克瑞纳并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他们的双面间谍雅科夫·日托米尔斯基（此人的月薪为2000法郎）早已混进了代表大会。而除他之外，大会中还有另一个叛徒。现如今，我们能在奥克瑞纳的档案中找到关于此次会议最枯燥乏味的记录。列宁在伦敦春风得意。代表们在会议间歇期吃饭，可他们的资金越来越少。列宁担心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志吃不饱，于是让高尔基的情人为他们买啤酒和三明治。会议结束之后，列宁和代表们一起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坪上，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聊天。他教他们英文发音，和他们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还帮他们出主意找便宜的旅店。他甚至把他们带到他最喜欢的酒吧。那便是芬斯伯里的“皇冠与羊毛”酒吧。当时，有个特工甚至还躲在橱柜后偷听他们，可是此人一句俄语都不懂。5月13日，斯大林有可能参加了一次在切尔西举行的晚宴——这是他在伦敦时唯一一次社交活动。在当时，邀请进步人士来做座上宾渐渐已成风潮。晚宴的主人是艺术家菲利克斯·莫谢莱斯，他邀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前来他位于老教堂街123号的住所。晚宴中皆是穿着晚礼服的上流阶层。拉姆齐·麦克唐纳向俄国革命者祝酒，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则向他敬酒。宴会中的英国主人们对客人竟然没有佩戴白领结感到惊奇。斯大林并没有在切尔西待多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更为穷困的地区度过的。他的经历更像麦斯基所记叙的：“我在荒芜的大街上游荡。破败的煤气灯微弱地照亮着街道。我越过无人的大桥，望向底下阴暗的运河。我仿佛看到了伦敦的内心。我听到了妓女的叫声和业已醉酒的嫖客的放荡笑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关了门的商店的阶梯上，我差点就被他们绊倒。”在伦敦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差点在酒吧里被东区的码头工人暴打一顿。据说，是李维诺夫救了他。据李维诺夫的女儿回忆，她父亲曾开玩笑说，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杀了他，就是因为那一次经历。他说：“我可没忘记伦敦那时候的事。”回到斯特谱尼区之后，穿着束腰夹克、宽松裤子和高筒靴的伊万诺维奇先生（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房间里读书。不过，与此同时，他还聘用了一个名为亚瑟·培根的小伙替他跑腿。“斯大林给大约一条街开外的某人写了一封信，”培根在“二战”之后接受采访时说，“他想亲手交给那个人。可是，他又不会写英文，于是，他让鞋匠的妻子在信封上写了地址。”通常来说，斯大林每让培根跑一次腿便会给他半个便士，但这一次，斯大林却给了他两个玻利维亚币。“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培根说。斯大林不是太大方就是太无知了，因为以当时的汇率标准，两个玻利维亚币等于24便士。“他最喜欢吃太妃糖，”培根后来说，“所以我每天都会给他带一些。”住在东区贫民窟的斯大林几乎没见过伦敦的全貌。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如此专注于政治且具有文化偏见，以至于他们很少去欣赏那些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托洛茨基写道：“如想欣赏一座城市，你必须先打开内心。可我的内心却被另一件无可比拟的事占据，那便是革命。”索索也一样。他的身上几乎没有钱，他没法享乐。在“二战”期间，他曾对年轻的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后来成为了苏维埃的外交部长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说，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教堂里听布道——这是学习英语的最佳方式”。当葛罗米柯前往华盛顿出任大使时，斯大林还建议他向自己学习。为了能让每个代表回家，代表大会曾承诺给他们每人65卢布。可现在，他们却发不出这笔钱了。他们必须行动起来。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俄国犹太社会主义者菲奥多·罗斯坦向《每日镜报》的左派记者H．N．布雷斯福德和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求救。于是，他们找到了财阀约瑟夫·菲尔斯——菲尔斯—纳普塔肥皂公司的美国老板。这位肥皂业巨头回复道：“在我做决定前，我想先见一见这帮人。”于是，布雷斯福德和兰斯伯里把他带到了兄弟教堂旁观革命党人开会。“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专心致志！”这位费城富翁感叹道，并最终借给工党1700英镑。双方约定：“所有签过字的代表”必须在1908年1月前还清这笔钱。菲尔斯还坚持让每个代表都签字。后者则听话地一一在英文、俄文和格鲁吉亚文3份协定上签下了名字。列宁签的有可能是“弗拉基米尔”。据说，斯大林则签下了他最喜欢的化名：“巴库的瓦西里”。菲尔斯在列宁走上权力巅峰前便去世了。不过他的子孙于1917年收回了这笔钱。1942年，丘吉尔[6]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初次会晤。刚开始时，两人都对彼此颇为冷漠，而渐渐地，随着夜越来越深，喝了酒的两人热络了起来。英国首相问起了斯大林当初在伦敦的经历。“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和其他人都在。”斯大林回答道。“那么，托洛茨基呢？”丘吉尔问起了斯大林的敌人——而后者已在两年前被斯大林谋害。“是的，他也在。”斯大林说，“但托洛茨基最终失望而归，因为他不代表任何组织，比如说战斗分队……”即便是在30年后，即便是在除掉了他的宿敌之后，斯大林依然对此无比骄傲：是他领导了战斗分队，而那个著名的战争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则没有。斯大林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为笔名在《巴库工人报》上写道：“伦敦大会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然而，斯大林没有立刻回家。茨哈卡亚病倒了，他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他。“我发起了高烧，体温高达39℃，或者更高，”茨哈卡亚回忆说，“于是斯大林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我，因为我们住在一起。”据威尔士的共产党人说，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斯大林曾在照顾茨哈卡亚的间歇前去看望了峡谷区的矿工。毕竟，他在1905年的根据地就是奇阿图拉——一个矿区城市。“二战”期间，朗达镇中神奇地出现了很多“斯大林在威尔士”的参观景点。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到过威尔士。[7]进而言之，当时的他还没有发明“斯大林”这个名字呢。然而，还有人说他曾在利物浦码头出现过，还和在伦敦时一样，与码头工人大打出手。可悲的是，“斯大林在利物浦”和“斯大林在威尔士”一样都不过是种虚构，它们是都市传说、地区自抬身价的幻想和左派个人崇拜的产物。在伦敦待了3个星期后，索索又在巴黎待了一周。然后，他拿到了一个刚去世的格鲁吉亚人的身份证，以此人之名——西蒙·杰夫拉亚——回到第比利斯。随着他的回归，令人震惊的银行攻袭事件正式拉开序幕。* * *[1]　他们原本的目的地并非伦敦，代表大会原计划在哥本哈根举行。于是，斯大林先是来到圣彼得堡，然后转道芬兰，来到瑞典的马尔默。代表们将在那里乘坐渡船前往哥本哈根。可是，丹麦把他们赶往了瑞典，瑞典又把他们送回丹麦，而丹麦再把他们送到埃斯比约，他们在那里乘坐蒸汽船前往伦敦。[2]　那几星期中的其他重大新闻包括：有人阴谋暗算沙皇；3岁的沙皇皇储阿列克谢的肖像照《皇储首次穿上裤子》；沙皇侄子尼古拉大公和黑山公主的婚礼；嫁入西班牙皇室的英国公主诞下一男婴，新闻标题为“一个英国婴儿”。[3]　现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具仓库、一个照相机商店和一个男士成衣店。[4]　在此之后，高尔基成为了斯大林的朋友，他总是为斯大林辩护，而斯大林也赋予了他更大的名誉。可是，最终，斯大林可能也谋害了高尔基。详情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5]　在从伦敦代表大会打道回府之后，斯大林在《巴库工人报》上发表了记叙其经历的《一个代表的笔记》。他在文章中狡猾地就此事批评了格里高利·阿列克辛斯基。他指出：“大多数孟什维克是犹太人，其次是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而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大多数成员是俄国人，然后是犹太人（当然不算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犹太人的确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占据优势，但斯大林的说法也暗示了，格鲁吉亚人同样在党内具有力量。阿尔申尼泽说，斯大林对犹太人是“中立”的，他只关心政治上的实用性。斯大林也在很多文章中表达过他对犹太人的苦难的同情：“犹太人永远处于被迫害和被羞辱的境遇之中，俄国的其他民族还能享受到一些可怜的权利，而犹太人连这些仅有的权利都得不到。”与此同时，他还就孟什维克过于“知识分子化”而非“工人阶级化”展开过抨击，并对孟什维克反过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内包含太多知识分子表示震惊。“孟什维克对我们大肆叫嚣，但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句谚语：舌头总爱碰痛牙。”正如我们所见，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很多历史学家都写到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遭到质疑的事件，他们的目的在于彰显斯大林的微不足道。可是，他们从来不提受人尊敬的茨哈卡亚和邵武勉也同时遭到了质疑。列宁之所以不肯为斯大林背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他向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提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条件：如果佐达尼亚不干涉他在俄国的事情，那么，列宁许诺让他成为格鲁吉亚联合政党的头目。佐达尼亚根本没搭列宁这个茬儿。[6]　斯大林造访伦敦时正值29岁，他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之名住在斯特谱尼区，而当时33岁的丘吉尔则住在芒特街一号的单身公寓里。当时，丘吉尔已经是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常务次官。他刚刚出版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传记。当然，他还是以他本人的自传而闻名于世。当斯大林在伦敦时，丘吉尔正在苏格兰做演讲，此事亦见诸报端。[7]　现如今，这些“斯大林在威尔士”的景点依然存在。威尔士作家约翰·赛莫斯在20世纪70年代造访苏联的休斯索夫斯卡（即今天的顿涅茨克）——这座矿区城市是由一个威尔士人建造的——期间，曾“证实”过它们还存在。一个威尔士网站至今仍把斯大林列为“曾经造访过威尔士的危险人物”。这个清单还包括连环杀手弗雷德·韦斯特、魔术师阿雷斯特·克罗雷、纳粹党魁鲁道夫·赫斯，以及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斯大林曾在南威尔士短暂停留，为俄国革命寻找支持和赞助。”斯大林的协助者菲奥多·罗斯坦说。他是伦敦的布尔什维克调停者，后来成为了苏联驻伊朗大使，并在“大清洗”之前去世。他的儿子安德鲁·罗斯坦过着一种怪诞的双重生活，游走在英国建制和苏联精英之间：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大清洗”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工作，并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此之后，他回到伦敦，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对一帮英国议员说，他曾在伦敦的某次马克思主义会议上见过当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大林的回忆如此怪诞，不知其目的何在。他的确有可能在德国的某次社会主义者大会上见到过墨索里尼，但当他在伦敦时，未来的“领袖”肯定不在那里。斯大林在英国时的跑腿培根成为了贝肯汉姆议员的一个清洁工。1950年，在他56岁时，他接受了《每日镜报》的采访。“我不知道斯大林大元帅、俄国人的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个为他带太妃糖的、高高瘦瘦的男孩。”培根在采访结尾说道。斯大林曾经入住的朱比利街住所已经不复存在了。20　卡莫疯了1907年5月10日，正当卡莫为克拉辛的炸弹安装导火索时，炸弹爆炸了。炸弹炸在了他的脸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不过，他立刻接受了秘密治疗，并赶在行动的前夕恢复到能够领导“组织”的程度。然而，其他伙伴却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领袖、被逮捕的钦察泽。在他们看来，卡莫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投机者。“卡莫很是自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总是向身居要职的同志自吹自擂。”斯大林是6月4日回到第比利斯的。当时，尼古拉二世强硬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刚刚发动他的反动阴谋。他解散杜马，重新设置杜马选举权，以保证保守派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展开了对革命党人的追捕。很多人都被捕了。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坐上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火车”的运囚车，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戴上了被戏称为“斯托雷平领结”的套索。1905年，俄国共有86000位政治犯；到了190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7万。卡莫的“组织”集结了格鲁吉亚最优秀的武装行动人员，其中包括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5位女性枪手。这些人集体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而卡莫本人却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中，“扮演一个王子”。奥克瑞纳相信总共有60人参加了最终的行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很有可能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中借来了人手——这些组织经常合作，最近克拉辛就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炸弹以炸毁斯托雷平的家。不过，如果社会革命党想要通过此次行动从夺来的银行款项里分得一杯羹，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传达了列宁在柏林给他的指示：委员会同意展开行动。他肯定对行动即将造成的地区性动荡和国际性震惊有过预期：在列宁的指示下，卡莫和其他枪手都暂时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因此，就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不受伦敦代表大会所做决议的制约。斯大林和邵武勉计划在行动结束之后立刻迁往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已日薄西山，他们只有500位支持者。索索正在有意识地割裂他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关联，并将在一个能够施展其拳脚的地方重新开始。[1]6月13日早些时间，卡莫向斯大林和邵武勉确认，他们将于那一天执行攻袭。队员们在迪利普丘利酒馆候命，据说斯大林那天清晨的时候也在那里。[2]大约上午10点左右，穿着军服、挥舞着锡卡西昂军刀的卡莫骑马来到了埃里温广场，而其他参与行动的男女队员也已各就各位。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当炸弹被引爆时，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正在阳台上搂着斯大林3岁的孩子“小伙”。她的姐姐萨什克也在。“我们吓坏了，冲进了房内。”萨什克·斯瓦尼泽说。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伤者接受了紧急手术处理。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巡逻整座城市，搜查可疑的房屋，拉起警戒线，希望在银行款被盗运出第比利斯之前把它拦截下来。萨什克回忆道：“那天晚上，索索回到家，告诉我们，卡莫和他的人成功了。他们为党夺取了25万卢布。”他肯定告诉了两姐妹卡莫是怎样乔装打扮的。在此之前，斯大林借了她们父亲的军刀，现在，她们终于明白那把刀是用来干什么的了。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显示，卡托完全明白自己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人：她知道斯大林过着双重生活，她知道他是高加索地区银行攻袭组织中的“教父”。然而，那个晚上，斯大林突然通知斯瓦尼泽一家人，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第一时间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巴库。斯瓦尼泽家不同意。他们肯定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依然胆敢就此事批评斯大林，说他竟然带着妻儿让他们在“如此炎热的夏天”坐13个小时的火车。但他们的反对没有用，“索索前往巴库，带上了卡托”。除了妻儿之外，他还带了15000卢布，用于他未来的计划。事发之后，卡莫也躲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大方地给了斯大林的“内线”1万卢布，而沃兹涅先斯基则得体地接受了5000卢布。可是，事态再次发生转变。警察宣称，有共计10万卢布（面额均为500）是有标记的。有些队员提议把这些500面额的烧毁，可卡莫却拒绝这么做。在夺来的钱款中，其他钱币都是小面额的。所有队员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带着钱去见列宁。不过，卡莫的眼疾必须去国外治疗，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把钱送给列宁的人。他坐上火车，途径巴库，前往芬兰。科基·达季阿尼王子——他的家族曾经是明戈瑞利亚的统治者——又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于是，最喜欢乔装打扮的卡莫又多了一重身份。这位“王子”在和年轻的妻子（这位女孩是个地下革命者，但反讽的是，她同样也是一位警察的女儿，她的双重身份亦颇为有用）“完婚”一天之后便踏上了“蜜月之旅”。组织中的女孩们早已有过生死于一线的经历：她们把钱和炸弹藏在自己的衣服里。炸弹会散发刺鼻的恶臭，尤其是当它们和汗液接触时，这股味道就会越发浓重。于是，女孩们得往自己身上使劲喷香水。把钞票藏在衣服里相对容易点儿——这个假妻子是穿着新娘的衣服踏上旅程的。唯利是图的警察很有可能接受了行贿，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卡莫把约等于今日价值170万英镑（340万美元）的卢布交给了列宁，这笔巨资足够列宁花好一阵子了。那一整个夏天，卡莫都和这位他心目中的英雄待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筹备着一个“大计划”。然而，风声陡然紧张，列宁逃亡日内瓦。得知列宁来到了瑞士之后——克鲁普斯卡娅说——“瑞士的公民们都吓得要死……每个人都在谈论发生在俄国的抢劫事件。”“格鲁吉亚”成为了“黑帮匪徒”的代名词。当茨哈卡亚来到瑞士造访他们时，他们的女房东一看到这个穿着乔卡大衣的人，便被吓得快要晕厥，“害怕地尖叫着，赶紧关上了门”。但是，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的效应远远没有终结：它让卡莫成为了传奇人物，[3]但它对社会民主工党最终的分裂造成了恶劣影响，而它对斯大林形象的损坏亦不可估量，其负面效应即便到了1918年依然存在。成功夺取银行款后，他们因分配不均而争执了起来。警察公布了那10万卢布的连贯序列号，他们根本没法把钱花出去。不过，克拉辛技术小组的伪造师——昵称“胖芬尼”——篡改了一些序列号。列宁和克拉辛决定把钱花出去，特别是那些没有被标记的钱。这笔钱立刻被偷运到了国外，其中有一部分通过里昂信贷银行被洗白了。李维诺夫把钱散给他的手下，让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兑换成其他货币。与此同时，秘密警察疯狂地搜寻着行动人员，可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在第比利斯的线人中有一位代号为“胖女人”的说，社会革命党的枪手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应得的那部分钱被抢走了。他们首先怀疑的是另一个来自于哥里的行动人员达夫里舍维。据奥克瑞纳密报称，此人“正以卡莫之名躲在洛桑”。奥克瑞纳得知，“卡莫把所有钱都给了克拉辛和列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革命阵营开始分裂了。列宁从卡莫那里至少得到了14万卢布。然而，就在1908年，他突然对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展开攻击[4]。此事虽然甚少人知，但无疑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再次分裂。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夺来的钱款里偷了4万卢布。李维诺夫指派“两个格鲁吉亚行动人员”前去警告两人，如果他们不迅速把钱还回来，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干掉”。很快，列宁又捉襟见肘了。武装剥夺并非他唯一的经费来源。他指派两个布尔什维克去讨好一对相貌平庸的姐妹——她们刚刚从已去世的工业家施密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次行动很是成功，虽然列宁承认这种事情他自己根本干不出来。其中一位名为维克多·塔拉图塔的窃取了一大笔遗产，他先是用这笔钱让自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然后才把剩下的给了列宁。现在，身在柏林的卡莫决定执行他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剥夺行动。他要夺取1500万卢布，这笔钱“足够支持党6年，但需要200个人手才能执行”。他需要更多的炸弹。于是，那年8月，他以保险员米尔斯基的身份前往柏林取炸弹。可是，列宁给他安排的柏林联络人却是日托米尔斯基博士——正是这位双重间谍把伦敦代表大会的情况泄露给了奥克瑞纳。日托米尔斯基出卖了卡莫。1907年10月27日（新格里历11月9日），德国警察冲进了卡莫的旅店客房。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带有标记的钞票、200条导火索、12个水银炸弹和20块电池。奥克瑞纳无比兴奋，但他们依然不知道“米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0月31日（新格里历11月13日），沙皇情报机构国外分部的头头加尔丁宣布，“米尔斯基”正在策划一起“大劫案”，而他的身上有第比利斯“惨案”中的钱款，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掌握他参与行动的实质证据。奥克瑞纳仍然以为达夫里舍维才是“卡莫”。那么，这个“米尔斯基”到底是谁呢？最终，运气眷顾了奥克瑞纳。1908年3月1日，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里的前布尔什维克阿申·卡斯泽向他们透露道，抢劫案的主使就是“卡莫”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而他就是现如今被关在柏林阿尔泰—莫阿比特监狱的“米尔斯基”。另一方面，有线报称达夫里舍维目前人在瑞士，他根本就不是卡莫。沙皇政府希望引渡卡莫。如果回到俄国，卡莫必遭死刑。克拉辛赶紧前往柏林，动用手头资源，为卡莫聘请了左派律师奥斯卡·科恩。克拉辛还建议卡莫扮疯——对于卡莫而言，这易如反掌。卡莫开始了他的装疯表演。他的表演令人难辨真假。而他竟然表演了整整两年。刚开始时，他不断咆哮、哭泣、撕扯衣服和殴打狱友。狱警把他关进了一个冰冷的囚室，他在那里赤裸裸地待了9天。他根本不睡觉，每晚都站着，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4个月。接着，他开始绝食，他们用进食管强迫他吃东西；他把自己的头发拔了下来；他试图自杀，却被救了；他还尝试过割腕，但依然被救活了。1908年5月，他被送到了柏林布克精神病院接受诊断。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其他病人的疯样，还用上了装疯卖傻者老掉牙的伎俩：他说自己是拿破仑。医生们对他的精神状态依然抱有怀疑态度，于是决定折磨他——其痛苦程度足以让任何人承认自己在假扮。他们用烧红的熨斗烫他，还用尖针刺他的手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终，德国人只好作出此人是真疯的结论。但他们不想让这个麻烦栽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还是把他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才不管卡莫是真疯还是假疯，把他送上了法庭，起诉他是第比利斯“惨案”的主谋，得为50人的死负责。在法庭上，胡言乱语的卡莫突然从袖口里放出一只金翅雀，开始和这只名为“皮特卡”的小鸟说话。斯托雷平首相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总督无论如何都要把卡莫处以极刑。但是，卡莫的律师科恩组织了一场极为成功的欧洲宣传战以反对对一个“疯子”执行死刑，斯托雷平终于退了一步，说绞刑“会对俄国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俄国医生对卡莫做了进一步检查。他们发现他的皮肤竟然没有痛感。他们继续往他的指甲里扎针，还对他用了电击。在此之后，卡莫曾回忆说：“我的身体像烧着了一样，疼痛无比。”那些医生最终也被说服了。1910年9月，卡莫被宣布精神异常，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专为精神异常者准备的囚室。布尔什维克党宣称卡莫是个大英雄，但一个医生却说：“只有一个极度疯狂的病人才会干出那种事来。”历史学家安娜·戈伊夫曼说，卡莫是“激情和焦虑的结合体”，他“无法正常地生活……假装疯癫的他实际上已经疯了”。与此同时，警察们开始追踪早已在全欧洲流散的有标记的钞票。在巴黎，李维诺夫一进酒店房间，就发现一个侦探正躲在床底下等着他。他被逮捕了，当时身上有12张有标记的纸币，而后他被遣送到了伦敦。克拉辛在芬兰被捕。其余想把这些钱换成其他货币的人分别在慕尼黑、苏黎世、巴黎、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被捕。“孟什维克没有（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得到一分钱。”奥克瑞纳幸灾乐祸地汇报说。所以“他们决定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把这些‘抢劫犯’驱除出党”。斯大林陷入了麻烦之中。出离愤怒的孟什维克党人组织了三个委员会，历时两年，对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三个委员会一个在第比利斯，由佐达尼亚领导；一个在巴库，由吉布拉泽领导；第三个则在国外，由奇切林领导。造成大量伤亡的武装剥夺败坏了党的名声，但他们还要把斯大林和卡莫当作枪靶子以摧毁列宁。孟什维克审讯了所有关键人员，包括斯大林。他是在巴库以“科巴同志”之名接受审讯的。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没有毁掉这些档案——它们是他参与行动的第一手证据。“内线”卡斯拉泽和沃兹涅先斯基交代了所有事情，把责任都推到了斯大林身上。列宁却向奇切林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行动是由“那些已经退党的人”执行的。据阿尔申尼泽和乌拉塔泽说，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都决议要把斯大林开除党籍。可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党有没有权力开除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件值得商榷的事情。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收集了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用以对付列宁。双方于1908年8月在日内瓦见面。马尔托夫言辞激烈地攻击列宁。诺伊·拉米什维利报出一个个名字——包括众所周知的卡莫和钦察泽——并宣称“所有这些行动都受到了科巴同志的指挥”。列宁十分愤怒，吼道：“不要报出最后这个人的姓氏。”“我不会的，”拉米什维利笑着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著名的‘高加索的列宁’。”如果斯大林知道他们这么形容他，肯定会很自豪。“你能担保这些人名不会落到警察的手里吗？”列宁强调道。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大林和列宁会过面，孟什维克能找到斯大林“犯罪”的证据，却无法证明列宁是其共谋。但此事能证明两人在1907—1908年期间的关系：列宁想要竭力保住斯大林。斯大林貌似被开除了党籍。当然，作出这一决议的并非中央委员会，而是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如果这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他作为革命者的合法性便会受到严重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