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她的情人迎进了家门。他穿着军队制服，那是他经常使用的装扮。当时，罗曼诺夫王朝的军服业已普鲁士化，不同军阶有着不同的样貌，而很多革命者都喜欢穿这些花哨的军服以掩饰身份。娜塔莎告诉她的同志们索索回来了，“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则很不痛快”。孟什维克党人拉米什维利便命令娜塔莎拒绝接待索索。“把他踢出门外，”他怒吼道，“否则的话我们就开除你。”斯大林不想为难娜塔莎，便径自离开了。可拉米什维利却开始恶意散布谣言。他说，斯大林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是个密探。穿着军装的斯大林前后搬了8次家。最终，他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了娜塔莎那里。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娜塔莎筹集了一点钱，送斯大林回了第比利斯。“索索，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再次失败的话，我们又会怎样？”她问他。她记得斯大林抚摸着她的头发，吻了吻她，对她说：“不要害怕！”一个铁路工人借了一身制服给他——据经常看到索索往来于第比利斯和巴统的火车售票员回忆，这身制服“包括一顶尖帽，还有铁路查票员穿的短上衣和手电筒”。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娜塔莎。在抵达第比利斯之后，他假借医生的身份给她发了份电报，邀请她前来。“娜塔莎妹妹，你当地的大夫太荒唐了。如果你病情恶化，请来这里，这里有更好的大夫。”可她却说：“出于家庭原因，我不能前往。”难道是因为她的丈夫回来了？斯大林愤怒了。当时，他正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一个较他年长的布尔什维克，“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忙于写稿和编辑一份地下的格鲁吉亚语报纸。这份名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报纸是在第比利斯的工人街区的地下印刷印制的。4月，他又回了巴统一趟，却依然没受到什么款待。在一次劳动节的海边庆典上，斯大林遇到了几个孟什维克党人。双方都喝了一点酒，争执变成了斗殴。斯大林被打了一顿。他遇到了娜塔莎·科尔蒂娃，后者业已拒绝和他同居。“我冲上去想要拥抱他，”她回忆道，“可愤怒的索索却对我吼道：‘滚开！’。”[3]索索在巴统被人打，还遭到了拒绝，回到第比利斯又会被宪兵盯梢，于是，他只好回到了哥里。他躲进了舅舅乔治·格拉泽的家，还见了凯可。据达夫里舍维回忆，当时哥里出现的传单上有署名为“彼得罗夫”的文章，而那正是斯大林的又一个化名。7月底，茨哈卡亚把斯大林派往了格鲁吉亚西部——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这两个地区，他想在那里成立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委员会。斯大林先是取道库塔伊西，这座格鲁吉亚的区域中心城市有3万个“马车夫、警察、酒馆老板，以及皮肤苍白的官僚和无所事事的小贵族”。茨哈卡亚派给斯大林的这个任务至关重要，因为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民——特别是古里亚的——比沙俄帝国其他区域的农民都要政治化。这片偏远的“山区，潮湿的山谷，种满玉米、葡萄和茶叶的山坡”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渐渐觉醒。斯大林得到了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一是红色贵族萨沙·楚卢基泽，其二则是他新认识的朋友，声音洪亮、能说会道的年轻演员布多·“枪管”·穆季瓦尼。此时，俄国迎来了一个最为诡异的时刻，而斯大林则在此时撞上了大运：日俄战争正在消耗帝国残余的生命。1904年7月，社会革命党把当局强硬派的内务大臣普列韦炸了个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经验的贵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王子。米尔斯基想要缓和一下国内的情绪，没有想到，抗议运动和暴动反而更加严重了。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村已经被点燃。农民们揭竿而起，向贵族发起攻击，夺回了土地，并把沙皇的警察赶了出去。斯大林频繁地在高加索地区来往。他曾十多次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各地组织革命运动，还在库塔伊西集资，用这些钱来资助弗拉季高加索和新罗西斯克的运动。奥克瑞纳注意到斯大林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们于10月记录：“逃亡的流放犯朱加什维利已经成为格鲁吉亚工人党的首领。”宪兵企图在第比利斯伏击他，但他收到了线报并成功逃跑了。有一次，他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奥塔查拉监狱。可两人再次脱逃。警察向他们开枪，布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索索。在格鲁吉亚西部执行任务时，斯大林会随身携带钓鱼竿和其他钓鱼装备。他被当地警察逮捕，却成功地说服后者，说自己只是个捕鱼人。9月和12月，他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了巴库——欣欣向荣的石油之城。12月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的传单的鼓动下，工人们组织了一场罢工。他们取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渐行渐远。当布尔什维克集中精力发展革命先锋队时，孟什维克却精明地为造反的农民献上了他们真正想要的：土地。在库塔伊西的基地，狡猾的斯大林企图用诽谤、谎言和挑拨离间来攻击孟什维克。一个当地的孟什维克党人不得不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一览无遗地表现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和政治伎俩：科巴同志（斯大林）告诉你，我们反对你，并想把你从委员会除名（孟什维克党人诺伊·科梅里克写道）。但我发誓，这纯属子虚乌有，科巴告诉你的一切都是恶意的谎言！是的，他污蔑了我们！我对此人的粗鲁感到担忧。我知道他是个小人，我也不期待他有此等“勇气”承认自己撒谎。然而，他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最终目的——即他的野心——是让自己成为全国仰慕的伟人。可是……上帝并没有赋予他如此高尚的品德。所以，他不得不使用挑拨离间、谎言和其他“伎俩”。他是个肮脏的人，他玷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斯大林声称，他有权力除掉任何他想从委员会除掉的人，虽然他本人也知道，这并非事实。科梅里克叫他“唐吉诃德·科巴”——然而，斯大林的“粗鲁”却为他赢来了胜利。[4]斯大林对列宁在党内取得的胜利颇感兴奋。1904年9月，他给他哥里时期的密友、身在莱比锡的达夫里舍维写了两封信，盛赞列宁是“山鹰”，并攻击孟什维克，声称他的“委员会犹豫不决”，但他“说服了他们”。他说，普列汉诺夫“不是傻了，就是被恨意和敌意冲昏了头脑”，而佐达尼亚则是个“蠢蛋”。这个格鲁吉亚人虽然还是无名小卒，但已胆敢向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巨擘叫板了。他的信达到了目的：列宁第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山鹰”表扬斯大林是他的“彪悍的科尔基斯人”[5]。1904年新年的晚上，索索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的贵族俱乐部召集了一小簇铁路工人。当时，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正在组织一场所谓的“宴会运动”，企图游说沙皇立宪。可布尔什维克对这种折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甚满意。正当宴会的主席刚要发表演讲时，斯大林带着工人们冲了进来，并要求讲话。宴会运动派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斯大林大喊着“独裁下台”，并指挥工人们唱起了《马赛曲》和《华沙曲》。宴会被中断了。1月2日，沙皇在日俄战争中败下阵来，远东第一港旅顺港的军队向日军投降。1905年的序幕正式拉开了。1月9日，星期天，当斯大林身在巴库时，具有革命者和警察间谍双重身份的加蓬神父带领着15万名工人，唱着赞美诗向圣彼得堡的冬宫前行，想要向沙皇提交一份谦逊而忠诚的请愿书。哥萨克骑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朝天开了两枪以示警告，但工人们继续向前走去。士兵们对人群开枪，继而发生了暴乱。200名工人被杀，几百人受了伤。“再也没有上帝了，”加蓬神父低语道，“也再也没有沙皇。”这个血腥的星期天震惊了整个帝国的人民。示威、种族屠杀、杀戮和革命运动如暴风雨席卷而来。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农民们烧毁了宫殿和他们主人的图书馆，多达3000幢庄园被毁。军队也陷入了混乱。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沙皇的陆军正在缩减，沙皇的海军正在毁灭，而旅顺港的军队竟然可耻地投降了——独裁统治行将就木。”可是，沙皇还幻想着奇迹的发生。他下令执行了海军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他让他那早已千疮百孔的波罗的海舰队几乎绕了地球一圈，绕道非洲、印度、新加坡，来到远东和日本战斗。如果尼古拉二世的这次赌博赢了的话，这次战役将成为千古美谈。只可惜，他失败了。沙皇革除了背运的内务大臣。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向他指出，作出政治让步或许势在必行。“可是，那样做的话，人们或许会觉得我是害怕革命爆发。”沙皇回应道。“尊敬的殿下，革命已然发生。”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将1905年的革命称为“带妆彩排”。当时，革命变得真切可触，如火如荼地席卷整个帝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加索地区的暴动。斯大林正是在这里习得了他将受用一生的革命手段。他终于可以在革命的风暴中大展拳脚了。“高加索的工人们，报仇的时刻来临了！”他写道，“他们企望我们遗忘挥舞的皮鞭、呼啸而过的子弹和成百上千被杀戮的同志们，可是，这些英灵在我们耳边低语着：‘替我们报仇！’”* * *[1]　在斯大林娶了奥尔加的小女儿娜迪亚之后，他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又重新浮出水面。有传言说，斯大林其实是娜迪亚的父亲。两人都听闻过这一传闻，但事实上，当斯大林认识他们一家人时，娜迪亚已经3岁了。与此同时，在1904年，索索还在追求一个更为传统、家境优越的格鲁吉亚女孩。他向这位名为妮娜·古尔格尼泽的女孩求婚，可后者拒绝了他，并嫁给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律师。索索咒骂道：“你怎么可以嫁给那个邋遢的人！”1937年，这位律师被枪杀了。[2]　米娜朵拉娘家姓氏为奥尔忠尼启则，她是一个孟什维克。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后者也和斯大林走得很近。1918年，当孟什维克党宣布格鲁吉亚独立时，米娜朵拉是唯一一个在声明上签字的女性。1921年，在斯大林和塞尔戈重新征服了格鲁吉亚后，她和托罗舍利泽——当时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住在一起。而后者珍藏了一份《信仰》的复本。1937年，两人遭到逮捕。“大清洗”期间，身为孟什维克的米娜朵拉被释放了，而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托罗舍利泽却被处以枪决——此次事件充分显示了“大清洗”的荒诞和随意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或许并非巧合：斯大林曾经喜欢过米娜朵拉。米娜朵拉写过回忆录，但没有发表。[3]　在此之后，科尔蒂娃成为了一名党员，还成为了巴统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她的回忆录是用象形文字化的格鲁吉亚语写就的。虽然她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她却敢于写下她是如何拒绝斯大林的以及他是如何发火的。本文是她的回忆录首次被披露。[4]　1918—1921年间，诺伊·科梅里克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的土地资源部部长。1924年，他领导了孟什维克党人的叛乱，并由此被逮捕及枪决。他的这封信被宪兵没收了，接着散落在了档案库里。鉴于这封信如此直接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政治伎俩和野心，它的消失不可思议。20世纪50年代晚期，贝利亚——当时，这位政治局的显贵正在负责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失势，害怕自己会被斯大林清洗。现今公开的资料显示，贝利亚从格鲁吉亚人那里听说了这封信的存在，想要收集对斯大林不利证据的他派了一个档案学家秘密寻找它。可是，贝利亚没有找到它。直到1989年之后，这封信才重新浮出水面。[5]　科尔基斯——意为“金羊之地”——是格鲁吉亚的古称。因此，“科尔基斯人”就是“格鲁吉亚人”的意思。14　1905年：山地之王1905年以杀戮为始，也以杀戮为终。在这个革命的年份，青年斯大林初次尝到了指挥军队和权力的滋味，他投身到了武装斗争和剥夺行动之中。2月6日，正当他在巴库时，几个亚美尼亚人在市中心射杀了一个鞑靼人。阿塞拜疆鞑靼人展开了报复。这则新闻传播了开来。早已对亚美尼亚人的财富和成功眼红的当局并没有制止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鞑靼人，反而大开城门，让他们冲了进来。这帮阿塞拜疆鞑靼人在五天内杀死了他们所见的每个亚美尼亚人。这种强烈的憎恨出自于双方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出自于对亚美尼亚人财富的嫉妒和领土争端。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席卷了整个帝国，巴库也陷入到了混乱中，种族屠杀、烧杀抢夺、抢劫、枪杀和割喉暗杀屡见不鲜。可巴库总督纳卡希泽王子和他的警长却无所作为，放任自流。哥萨克骑兵把信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交给了阿塞拜疆鞑靼人，还为后者提供了武器。一个亚美尼亚石油大亨在其豪华的府邸中被一个阿塞拜疆鞑靼人偷袭了。石油大亨用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抵抗，直到射光了所有子弹，最终被大卸八块。不过，最终，更加富裕、武装更加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反击，开始屠杀阿塞拜疆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要彼此屠杀。”市长说。“街上躺着成百上千的尸体，”巴库大屠杀的见证者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墓地里也躺满了尸体。尸体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女人们疯狂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而她们的丈夫则在搬运成堆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死亡。斯大林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战斗小分队，成员主要是穆斯林。他命令他们尽可能把这两个种族分开，与此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窃取任何可以用的印刷设备，还通过收取保护费来为党提供资金支持。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巴库当地人艾萨德·贝伊[1]说，斯大林“找到（亚美尼亚人）家庭的头头，严肃地通知他，阿塞拜疆人很快就要杀到他们家来了”，“在亚美尼亚商人为布尔什维克捐赠了一笔资金后，斯大林把他们护送到了乡下”。在此之后，索索赶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同样一触即发。整座城市已因罢工而瘫痪了。警察把革命党人抓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追逐着示威者。斯大林协助组织了一次旨在防止屠杀爆发的示威游行。他还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传单，让卡莫到处散发。他提醒人们，沙皇正在利用“对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来“维系其早已被血玷污的王座，以掩饰他对诚实公民、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屠戮”。2月13日，斯大林领导了一场号召“与在我们心中播种仇恨种子的恶魔作斗争”的示威游行。他自豪地报告，多达3000张传单被散发了，而“（人群）最前方有个旗手高举着旗帜，传达了强烈的信号”——这个旗手非他本人莫属。然而，此时此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已然变得无法弥合。佐达尼亚，这个贵族出身的孟什维克领袖从流放中归来了。他的权威和他明智的支持农民的政策为他赢得了格鲁吉亚人的民心，让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变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在第比利斯委员会里，此前在巴统怀疑过斯大林逃亡真相的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公开指责斯大林是政府的间谍，虽然他无法提供证据。在佐达尼亚的支持下，孟什维克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委员会。很快，布尔什维克也效仿其法了。4月，斯大林前往格鲁吉亚西部。在那里，武装革命者和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政府和司法机构，虽然有些农民认为“所谓委员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个“警察无法介入的共和国”内，纵火和暗杀事件已成为常态。斯大林疯狂地写作，在集会上大肆批评巴统和库塔伊西的孟什维克。在一场辩论会上，“科巴同志从晚上10点开始发表意见，他的讲话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然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黑灰色的衣服，易装躲进了树林，直到夜晚来临才逃出来。斯大林的孟什维克对手是诺伊·拉米什维利。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口才绝佳，“25岁，高高瘦瘦，总是笑眯眯的，讲起话来充满活力”。孟什维克党人哈里顿·恰维奇维利见证了两人之间的对决，其场面犹如两个拳击手的冠军赛。拉米什维利首先到来，然后，“著名的索索，即科巴同志，到来了。他比拉米什维利矮，但和他一样清瘦。他看上去更冷静、深邃。他的脸更加粗糙，或许是因为那些痘疮。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格鲁吉亚式的，然而，他总是让人觉得很新鲜，难以捉摸。他既像一头狮子，又像一只猫。他是在掩饰什么吗？他有什么秘密吗”？恰维奇维利也对他的口才——或缺乏口才——印象颇深，“他不是个演讲家”，却是“掩饰的高手”。尽管拉米什维利是更优秀的演讲者，但他认为斯大林讲话时“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眼神坚毅……讲话简明扼要，且极具说服力”。即便是当“著名的索索”输给孟什维克党人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们还是会眼里含泪亲吻他”。可是，索索的自鸣得意经常会遭到犹太孟什维克憎恨，他们会故意挑衅他。在一次辩论会上，他直接冲着孟什维克党人发火道：“上帝给列宁派了这些孟什维克的同志，列宁已经出离愤怒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马尔托夫、丹和阿克塞尔罗德都是被割了包皮的犹太人！你不能和他们吵架，更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时，附近奇阿图拉的矿工向他求助。这个矿山小镇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唯一占优势的地区。为了能保持优势，他开始在这里长住下来。奇阿图拉位于两座雪山之间，四周皆是峭壁，空中云朵低垂。它正在经历迅速的发展：这里有俄国最大的锰矿，产量占全世界的60%。在这里，3700个“皮肤黝黑的”工人长期在暗淡无光的矿井中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吸着粉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洗澡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家都没有，只好睡在矿井里。科捷·钦察泽——斯大林未来银行攻袭案中的枪手——说：“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一个炎热的夏日，2000名黑不溜秋的矿工——他们全身被粉尘覆盖，就像是在上演一场白人扮演黑人的秀——聆听了孟什维克党人以及斯大林的演讲。恰维奇维利见证了这一幕。“战略大师”索索先让孟什维克党人讲话，让观众对他们产生厌倦。等轮到他演讲时，他却说他不想再让他们感到无聊，因此不想再演说了。“于是，工人们请他继续讲”，而他则花了15分钟，“极其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出奇地冷静……他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新鲜而又平和的对话……他貌似没有望向任何人，却注意到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赢得了这场辩论。相比孟什维克党人中那些口若悬河的演讲者，他平实的演讲技巧反而更得工人们的心。多年之后，当他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演说者辩论时，他运用了相同的技巧。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他对恰维奇维利解释说，孟什维克党人是“杰出的演讲者，可是，当你要射击近距离目标时，大炮是不管用的”。恰维奇维利说，斯大林控制了奇阿图拉，后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堡垒”。索索“在那里很有声望。他身边的人比他年长一倍，文化程度也比他高一倍，可是，他在当地所受的欢迎和崇拜让他得以对他的起义军实施铁一般的纪律”。当地的人都叫他“著名的索索”或“科巴军士长”。他在漂亮的女学生帕西亚·戈尔多瓦——她便是在1907年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身藏左轮手枪的女孩——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印刷所。著名的索索成为了武装起义军的领袖。他在格鲁吉亚创建了红色战队，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并掌握了指挥权。这支队伍中有一半是农民。“建立战斗分队至关重要。”斯大林写道。斯大林的确是个出色的军事和武装运动组织者——但是，从此之后，他不但获得了军权，还产生了他是个中天才的幻觉。这时候，连孟什维克也武装了起来。他们指派斯大林的对手拉米什维利创立他们自己的军事技术委员会以及炸弹制造厂。到了1905年年中，这些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了格鲁吉亚农村的实际控制者——虽然哥萨克骑兵还是会时不时偷袭他们。有些时候，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会和孟什维克合作，有些时候则不会。斯大林武装了奇阿图拉的矿工，并任命瓦诺·奇亚萨什维利为指挥官。“索索同志经常会来布置任务。我们一起建立了红色战队。”奇亚萨什维利说。他训练了分队队员，指挥他们偷运枪支和弹药。在奇阿图拉火车站，恰维奇维利看到斯大林给另一位红色战队首领钦察泽下达了命令。钦察泽是个红发的帅小伙，不仅英勇无畏，而且生性多情。他招募了很多女学生，而她们中的很多人都爱慕他。钦察泽和斯大林的分队挫败了俄国军队，偷袭了颇遭人恨的哥萨克骑兵，攻袭了银行，处决了间谍和警察，直到几乎整个省都落到了他们手里。钦察泽得意地说，奇阿图拉“成为了一个预备军基地”。索索时常出入奇阿图拉，亲自指挥游击战。令人称奇的是，当他在奇阿图拉时，那些贵族的锰矿主竟然为他提供了庇护所，并保护了他。他先是藏身于巴托洛梅·克克利泽的庄园，接着又躲进了锰矿工业家协会副主席伊万·阿巴希泽王子的家。伊万·阿巴希泽和舍尔瓦什泽王子、亚米拉克瓦里和大卫王子——即神学院教师“污点”——都相识。（阿巴希泽王子还是现任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曾祖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革命党人都至少部分地接受了大商人和中产阶级的资助。这些资助者对沙皇政权倍感失望，也对政权缺乏真正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俄国，像纺织业巨头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是布尔什维克最大的资助者，而对于律师、经理和财会人士而言，“向革命党提供资助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格鲁吉亚比俄国更有甚之。但商人和中产阶级资助革命并非仅仅出于好心和慈善。斯大林很有可能从他那些狱友和他在巴库和巴统的经历中习得了收取保护费的技巧。现在，那些有钱人正向斯大林缴保护费以换取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他们不愿意给钱，他们的矿井就会被炸毁，他们的经理将会被处决；反之，斯大林就会保护他们。他的两位战士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斯大林高超的谈判技巧：他总是谈判中有利的一方，并向对方展示了黑白通吃的能力。据G．瓦沙泽回忆，有一次，有些老板遭到了抢劫，而“负责搜寻‘罪犯’的并非当地的公民，而是J．V．斯大林”。据N．鲁哈泽回忆，有一次，“几个小偷从一个德国锰矿公司的经理那里偷了11000卢布，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把钱找到并还回去。我们照他的吩咐做了”。这些富翁也想让斯大林来保护他们——毕竟，奇阿图拉的暗杀事件时有发生。钦察泽写道：“资本家胆小怕事，吓吓他们，他们就会把钱吐出来。”另一方面，“奇阿图拉的组织决定除掉”警察和间谍。处决警察和间谍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此时的斯大林已然风生水起。他的队伍在山林中有军火，他的印刷所散发着他本人写的文章，他在集会上的表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变成了“山地之王”。富有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律师毕本涅什维利写道：“科巴同志和萨沙·楚卢基泽成为了我们的大炮。”不过，这仅限于奇阿图拉，孟什维克还是在高加索的其余地区占有优势。“我必须在高加索四处奔波，参加辩论，为同志们鼓劲。”索索对身在国外的列宁汇报道，“孟什维克四处游说，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没有人手（至少人手不够，孟什维克的人比我们多两三倍）……他们掌控了第比利斯的绝大多数地区，还有巴库和巴统的一半区域。但是，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半的巴库、一半的巴统、第比利斯的某些区域和包括奇阿图拉（这个锰矿区拥有9000～10000名工人）在内的库塔伊西地区。古里亚则归属于倾向于孟什维克的中间派。”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一个对手写道，他“不知疲倦地工作，频繁地来往于古里亚、伊列梅季亚、奇阿图拉、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派别争端，竭尽全力把脏水往孟什维克身上泼”。[2]他不择手段地抵制孟什维克，他说：“为了反对他们，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1905年5月5日，新上任的自由主义的总督走出第比利斯火车站。迎接他的是“欢迎乐队，挥舞的带羽毛的帽子、佩戴金色肩章的官员和夸夸其谈的下属”。68岁的伊拉里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驯马师、石油产业投资人、伟大贵族家庭的后裔”。他娶了沃龙佐夫公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王子的侄女，并以此身份而为人所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沙皇的家庭密友，同时也是他的大臣。他是个开明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了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去当古里亚的区长。然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到任得太晚了，而他的政见也时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中国奉天（今沈阳）的战役中，由农民组成的沙皇军队非但伤亡惨重，还最终败给了日本。5月27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历经了荒唐的环绕地球之旅——他们在途中所获得的唯一一场胜利是在北海击沉了一艘英国渔船——后，极其耻辱地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日本舰队击溃，连海军司令都被俘虏了。这些灾难性的消息在俄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太人遭到了屠杀。6月14日，“波将金”号——黑海舰队的旗舰——的船员引发了兵变。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刚上任没几天，他的地位便已危在旦夕：第比利斯的反抗者已经武装起来，火车站遭受武装革命者袭击，巴库发生了大屠杀事件。伯爵的自由主义姿态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碎。他的将军和哥萨克骑兵对第比利斯的革命者展开了突袭。很快，他就会变得焦头烂额：斗争已经公开化，武装革命行动四处发生，工人们已经行动了起来。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1905年，从算命先生到妓女，每个人都参与了罢工。”6月9日，斯大林钟爱的红色王子萨沙·楚卢基泽因肺结核去世。他的葬礼在库塔伊西举行。多达五万人参加了葬礼游行，他们一路伴随萨沙的灵柩前往康尼墓地，一路高唱《马赛曲》。虽然此时的斯大林仍是警察追捕的对象，他还是在墓地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激情四射，以至于其中一位聆听者直到30年后依然能把它背出来。[3]那个时候，著名的索索极其忙碌——向东前往第比利斯，向西前往巴统，又从巴统前往库塔伊西，四处指挥着他的多支战斗分队。“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毕本涅什维利男爵说。当时，几乎每个年轻革命者都会把玩炸弹、偷来的枪械，参与抢劫银行的行动。“几乎每一天都有一起‘政治暗杀’或袭击某个代表旧政权的人物的事件。”光天化日之下，地主、宪兵、官员、哥萨克骑兵、警察间谍和背叛者被频频谋杀。第比利斯的前总督戈利岑遭遇了亚美尼亚达什纳克会的袭击，他之所以逃过了一劫，是因为他穿了一身防弹衣。总督向沙皇汇报，在1905年2月至1906年间，总共有136位官员被暗杀，另有72位在袭击中受了伤。在整个俄国，共计3600位官员被谋杀或受了伤——这些官方数据很有可能比实际的数量要小得多。巴库的总督纳卡希泽王子被达什纳克会谋杀，而他的警长则被一个布尔什维克干掉了。“各种党派费尽心思策划恐怖活动，他们之间甚至有竞争。”斯大林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索索命令他在库塔伊西的战斗分队从库塔伊西兵工厂窃取军火。他们租下了兵工厂附近的一所房子，在房子底下挖了一条通往兵工厂的地道——只可惜，地道最终坍塌了。在历经了血腥星期天和一系列屠杀行动之后，第比利斯的哥萨克骑兵成了革命者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命令卡莫和他的战斗分队对他们发起攻击。仅在6月22日至25日之间，沙皇的骑兵们就遭到了5次炸弹袭击。在第比利斯的冬宫里，年迈总督的幻梦已经被击碎，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而在总督无法染指的、混乱不堪的革命者的温床上，斯大林却通过不懈的努力，茁壮成长了起来。像卡莫这样目不识丁的莽夫总能在天翻地覆的时代赢得机遇，可斯大林与他们不同——他擅长策划行动，却也是辩论、写作和组织方面的高手。他是指挥、操控和制造混乱的天才。总督宣布执行戒严，并把权力交还给了他的将军们。有一天，萨瓦镇——这个小镇位于奇阿图拉和杰鲁尔火车站之间——的一位年轻神父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我是哥里的科巴，”陌生人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想和你谈点私事。”说着，斯大林把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4]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他知道神父有几头驴，并请教他怎么从萨瓦镇翻山越岭前往奇阿图拉。他还说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个区域。”神父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对他和他年幼的孩子十分了解。他还观察到当地红色战队的队员们站在集市之外。“当时，萨瓦镇已经没有警察了——红色战队完全控制了这个地方。”“哥里的科巴”显然是红色战队的首领。他礼貌地请求神父将驴子借他一用，并说，如果神父能带他去奇阿图拉，他将给他可观的50卢布作为报酬。神父一听到斯大林会给他钱，便平静了下来。斯大林坚持要请神父去当地的酒馆里喝上一杯。“我来之前他们会提前通知你的。”离开前，斯大林对神父说道，“神父，千万不要迟到。我要在一日之内来回。我们都是年轻人。”不久之后，神父收到了消息。斯大林带着两个手下来了。手下们把鞍囊挂在驴子身上，那里面装着钱和印刷机，很有可能还有军火。斯大林知道通往奇阿图拉的火车经常遭到搜查，于是想利用这一最为安全的方式前往他的“布尔什维克堡垒”。在旅途中，神父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聊了起来。他们在树荫下稍作休息，而斯大林则会靠在神父的膝上打一会儿盹儿。在斯大林成为领袖后，加切奇拉泽神父曾后悔自己没有在当时杀掉他——在当时，“每个人都喜欢他”。“即便是我也喜欢他——他为人沉稳，严肃得体。他甚至会为我朗诵诗歌，并告诉我那些都是他自己写的”。斯大林仍然为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我的有些诗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呢。”斯大林对他吹嘘道。他很少聊起政治，还撒谎说“警察之所以想抓他，是因为他有个奇阿图拉的朋友因一个女孩和人打架，他帮了他一把，但帮过了头”。他对神父秀了秀自己僵硬的手臂，说这是他在打架过程中所受的伤（这是关于他手臂残疾的又一种说法）。斯大林会在吃饭前祷告。“你瞧，我还记得怎么祈祷呢。”他笑着说。他会一路前行一路唱歌。“音乐有慰藉灵魂的作用。”他说。一个农民请神父和斯大林去他家吃饭。斯大林喝得酩酊大醉，“用丝缎般温柔的嗓音”唱起了歌。结果，这个农民想“把女儿嫁给他”。神父赞扬他道：“要是你矢志不渝的话，你肯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父。”“我是个鞋匠的儿子，我要和那些贵族出身的孩子竞争，但我比他们都强。”斯大林回应道。他们来到奇阿图拉。斯大林带着鞍囊离开，走进了集市。等他回来的时候，鞍囊已经空了。“现在，我至少可以在回程的路上靠在鞍囊上休息了。”他说。这便是斯大林隐秘的1905年夏日——这个持枪的首领让驴子带着枪械和经费从炎热的山区穿梭而过，来到了奇阿图拉。哥萨克骑兵和革命者在第比利斯展开了拉锯战。每一天，成百上千的群众都会聚集在埃里温广场的市政厅前。他们挡住市政厅的大门，要求当局作出更为彻底的变革。8月29日，正当一帮学生讨论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布雷金所提议的国会改革方案时，一帮哥萨克士兵冲了进来，并对他们开了枪。结果，60名学生被杀，200人受伤。斯大林赶紧回到第比利斯，和自己的同盟邵武勉策划反击。他先是写了一份传单，赶往奇阿图拉，而后又赶紧返回第比利斯，并于9月25日展开了一次出色的反击行动。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一回来我们就给出了信号——圣山上点亮了一个红灯笼。当晚8点，同伴们在主要营地外开起枪来……当哥萨克士兵冲出来时，我们朝他们扔出了手榴弹。”斯大林的战斗分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9起袭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武装人员及宣传人员早已在街头联合了起来。10月13日，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孟什维克党人会面。双方同意展开政治协商，并就武装斗争展开合作。他们决定要给即将崩盘的独裁统治致命的一击。在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农民和士兵们联合起来成立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在圣彼得堡。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10月6日，莫斯科—卡赞铁路的罢工事件升级，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停摆。沙皇的独裁统治似乎终于要灭亡了。索索如此写道：“暴风雪即将席卷整片俄国大地，洪水将把所有陈旧的和腐烂的冲刷而去。”在圣彼得堡，即便是极度缺乏政治敏感的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统治行将就木。他想要向日本人求和，但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有悖于他对神圣统治的坚定信仰。他对他那些富有斡旋能力的大臣抱有嫉妒和憎恨之心，但他的母亲和舅舅逼迫他咨询聪慧的前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当时，维特正要前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在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的支持下与日本签署和平合约。临走之前，他极具说服力地告诉沙皇——虽然他讨厌这位皇帝——批准成立国会势在必行。尼古拉二世踌躇不定，然后，他把兵权交给了他好斗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随着罗曼诺夫王朝摇摇欲坠，斯大林出没于第比利斯的街巷之中，与之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 *[1]　艾萨德·贝伊是列夫·尼森鲍姆的笔名之一。他是巴库一个犹太石油大亨的儿子，《斯大林：狂热者传奇》（Stalin：Career of Fanatic）的作者。他还以库尔班·赛义德这个笔名写过著名的爱情故事《阿里与妮诺》。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成谜，直到有关他的新传记——汤姆·瑞思的《东方主义者》——揭露了他传奇的一生。他曾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改信了伊斯兰教。尼森鲍姆经常会在传记中添油加醋，因此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并不全然可靠，他所提及的那些轶事缺乏根据，经常被认为是种迷思，但也时常被证明的确是可信的。尼森鲍姆肯定和第比利斯、巴库的流放者们相熟，他写下了他们的故事，但我们还是应该反复确认这些传说的真实性。[2]　他还在印刷品中延续现实中的斗争。“我们的孟什维克党人实在太令人生厌了！”斯大林在某份传单中批评孟什维克只是虚情假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章中运用了古怪的措辞和比喻手法，读起来饶有趣味：“有一天，一头奶牛发现了一朵玫瑰，但这并不能证明这头奶牛是只夜莺”，孟什维克“让我们想起了贼喊捉贼的人”。但是，他总结道：“众所周知，嘴巴只会道出心中痛楚。”[3]　1940年10月，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沙尔瓦·努楚比泽突然被释放，并被带去受斯大林接见。斯大林很喜欢他翻译的鲁斯塔维里的作品，甚至还参与编辑过，供过稿。两人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用了晚餐。席间，努楚比泽说自己还记得斯大林在葬礼上说的话，并开始背诵了起来。“天才自有天才的记忆。”斯大林高兴地说。他走到这位宾客身边，亲吻了他的额头。如想了解更为详细的故事，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4]　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的回忆录是在斯大林在世期间秘密写就的。在此之后，斯大林的孙子看到他在格鲁吉亚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谈到了他写的回忆录，于是联系到他，并买下了回忆录。该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用驴子越野的描述、他当时的行动和他说的话都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1905年年末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哥里时期的朋友约瑟夫·达夫里舍维——现如今，他已经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派武装队的头目——突然听见第比利斯圣山山脚下的巷子里传来打架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发现斯大林的下属卡莫正举着枪威胁一个陌生的亚美尼亚人。“你要是不把钞票都放回到你看管的保险箱，我就杀了你！”卡莫说，“想想吧！我数三下。一……二……朋友，想清楚了吗……三！”达夫里舍维赶紧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卡莫的手。“你这个白痴，不能在这里开枪。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盘吗！”这片街区是由达夫里舍维的武装队控制的。可是，“过于兴奋的”卡莫挣脱开了，朝那个人开了三枪。达夫里舍维回忆说：“在第三声枪声响起之后，我们两人都赶紧逃了。”那个亚美尼亚人躺倒在地，渐渐流血身亡。“天哪，你为什么要插手管我们的事？”两人安全之后，卡莫问达夫里舍维道，“科巴知道后会生气的——你知道他可不是好惹的。”达夫里舍维同样很生气，说“他的地盘”很快就会被警察查封了。不过，这事还没有完。斯大林让卡莫邀请达夫里舍维前来做客。两人见面之后，达夫里舍维“告诉他不要在他们维持治安的这片区域杀亚美尼亚人”。“听着，”斯大林冷静地说，“别为我们担心。卡莫做了他该做的事，你也应该这样。我有个提议：不如你加入我们吧。不要再站在联邦派那一边了。我们是哥里的老相识了，我还记得我们干过的那些事，我很欣赏你的作风。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加入我们吧。不然的话……”“不然的话，会怎样？”达夫里舍维反问道。斯大林“没有回答，但他目露凶光，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正当整个俄国社会都分崩离析时，斯大林步入了除了阿利卢耶夫之外的另外一个家庭，而这个家族的命运也将随之而改变。他请自己的门徒斯瓦尼泽为自己找个地方住。[1]斯瓦尼泽，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聪明小伙当然知道最适合斯大林的藏身之处。菲林斯卡娅大街的3号住宅公寓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毗邻埃里温广场，军事基地就在它的前方。它有诸多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便是这里有很多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斯瓦尼泽一家的三个女孩亚历山德拉（萨什克）、玛利亚（玛丽科）和叶卡捷琳娜（卡托）在这里开了一家和法国女装设计师赫尔维尤夫人同名的女装店。这家店专门为女士们定制制服和礼服，生意兴隆。女孩们是拉夏（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人，那里以盛产皮肤白皙的美女而著称。萨什克刚刚嫁给了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从神学院时代就认识斯大林。不过，玛丽科和卡托依然单身。三姐妹中最年轻的是卡托，她一头红发，身材凹凸有致，“美丽得令人心醉”。姐妹三人聘用了不少年轻女裁缝。这个地方成为了当地女性爱去的地方。“有一天，斯瓦尼泽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想把索索·朱加什维利同志带到家里来住，并告诉我不要把此事告诉他的妹妹们。我同意了。”莫诺瑟利泽回忆说。“于是，1905年的某一天，阿廖沙带着一个朋友住进了我们家，这个人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领袖。”莫诺瑟利泽的妻子萨什克说，“他穿得很差，十分消瘦，皮肤是橄榄色的，脸上有少许痘痂，身材比普通人矮小。这便是索索·朱加什维利。”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家不会受到警察怀疑。当我的同志们在一个房间里秘密工作时，我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间为女士们试衣服。”女装店的等候室里总是充斥着伯爵、将军和警官——这样的环境反而是地下党首领理想的栖息地。的确，斯大林在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举行了很多次集会。他会把秘密文件藏在模特体内。萨什克说：“索索会连续好几天不眠不休为《斗争》报和《新生活》报写文章，莫诺瑟利泽则是报纸的编辑。他会在晚上突然消失，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斯大林当时的总部是库拉河畔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他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藏了一台印刷机。据达夫里舍维说，由于当时斯大林随时可能遇到危险，所以他“总是带着枪”。不过，尽管斯大林身处危难，他依然有时间打情骂俏和搞恶作剧。有一次，斯瓦尼泽的侄子、布尔什维克党人匹蒙来访。他无所事事，成天只知道睡觉。“他就没有醒的时候吗？”斯大林一边摇晃着匹蒙一边发牢骚说。匹蒙醒了过来。“怎么？你是被吵醒了？”斯大林讽刺他道。“没有，亲爱的索索。”匹蒙继而又睡了过去。“于是，斯大林走到他身边，卷了两根烟，夹在了匹蒙的脚趾之间。然后，他把烟点着了。匹蒙的脚趾被烧到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们哄堂大笑！”。[2]据萨什克回忆：“斯大林会给我的姐妹们以及女裁缝朗读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要不然，他就会给我们讲笑话，或捉弄老是犯困的匹蒙。”有一天，女孩们的父母从库塔伊西过来看望她们。“斯大林动情地唱了一首浪漫的歌，所有人都着了迷，虽然她们也知道他是个强硬的人，并且是个为革命献身的人。”卡托的一个侄子回忆道。斯大林还热衷于玩淘气的权力游戏。有一天，女裁缝突然向斯瓦尼泽要求加工资。“我妻子和卡托都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因为这些女人的工作境遇都挺不错。不过，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是索索指使她们这么干的。我们都被逗乐了，索索自己也是……”斯瓦尼泽家三个女儿中最年轻也最漂亮的卡托完全被斯大林迷住了。此时，在离斯大林栖身的第比利斯女装店千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尼古拉大公正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与其让他接管兵权，还不如赐他一死。尼古拉二世手上的牌差不多快打完了。10月17日，他终于苦涩地被迫签署宣言，批准俄国历史上首部宪法，成立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并同意出版自由。可是，他很快就反悔了：他的宣言非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使整个帝国的癫狂混乱和血腥暴力继续恶化。第二天，在里海边的巴库，在达什纳克会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对2月大屠杀的报复行动。他们冲进了巴库的农村，大肆屠杀阿塞拜疆人。很快，油田便燃烧了起来。而在俄国，多达30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则发生在敖德萨。斯大林走上了第比利斯的大街。“大街上全是挥舞着进行革命、解放格鲁吉亚旗帜的示威者。一大群人聚集在了歌剧院门口。在泛着绿光的天际下，他们齐声唱起了自由之歌。”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说。另一个目击者说，人群是“如此激愤”，以至于“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子脱下了她的红色裙子……把它变成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伊利马什维利看到斯大林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他爬上了电车车顶，振臂高呼着对人们演讲。”但沙皇作出的让步让斯大林的武装革命暂时无法继续推进——如果再往前一步的话，业已腐朽的皇权肯定会被摧毁无疑了。斯大林写道，杜马“违背了人民革命的意志”，“应该粉碎这个圈套，对这些貌似开明的人民公敌展开无所畏惧的斗争”。沙皇已经失去了俄国——为了能再次得到它，他必须重新开始，“再次征服无垠的俄国”。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斯瓦尼泽、阿利卢耶夫都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督只对第比利斯的核心地带及其守卫军有掌控权。正如安娜·阿利卢耶娃所说，在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武装工人就像军队一样在街道上巡逻。他们在不断的扩充之中。从第比利斯边远地区骑着小种马而来的新朋友们加入了他们。人们总是会停下脚步欣赏这些出色的骑士。他们戴着斗篷，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和柔软的高筒皮靴……他们是从山上来的农民和牧羊人”。索索依然是这幕戏中最出彩的一位。“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他写道，“我们听到了勇敢者的呼喊……热血已经沸腾起来！”街道上已经形成了两批武装人员：由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以及由斯大林、茨哈卡亚和布多·穆季瓦尼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两批武装人员依然处于联盟状态，各自控制着自己的区域。托洛茨基说：“武装工人已经控制了第比利斯的郊区。”第杜比区和那泽拉德维区仿佛已获得了解放，以至于被昵称为“瑞士”。然后，即便是在“《信仰》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整年后，斯大林依然没有放弃他所梦想的格鲁吉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他的观点也在工会委员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塞尔戈·卡夫塔拉泽——此人脾气暴躁，是斯大林在库塔伊西的勇猛手下——甚至称斯大林为“叛贼”。“我不想因此事和你争吵。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斯大林冷静地回答道。接着，他点上一根烟，目不转睛地直视卡夫塔拉泽的双眼。在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很有可能打了一架。卡夫塔拉泽把一盏台灯砸在了斯大林身上。[3]斯瓦尼泽姐妹组织了一场为革命者集资的募捐会，并在会上把斯大林引荐给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斯大林的演讲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志，”托罗舍利泽说，“你觉得我们能徒手推翻沙皇吗？不可能！我们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枪；第二，枪；第三，还是枪！”斯大林开始想尽办法收集枪支。“他的首次行动——也是他所执行的最大胆的行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第比利斯的三个兵工厂，”达夫里舍维说，“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携带着枪，根本不管枪有多贵！”发生在巴库和敖德萨的大屠杀加剧了格鲁吉亚形势的恶化。斯大林往来于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而这两座城市的革命者则在策划袭击监狱。革命似乎即将大功告成。在圣彼得堡，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公开反抗沙皇的命令，成立了革命政府。[4]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进一步加强了对普雷斯那亚各个工厂的控制。但是，事态即将发生剧变：伺机报复的沙皇转而支持了反犹太民粹主义者“黑色百人团”，而后者则在全俄展开了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大屠杀。鹰派将领获得了权力，士兵们正在聚集起来。沙皇命令格鲁吉亚将军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镇压库里的古里亚的农民和香德利的矿工：哥萨克骑兵正在大举杀来。10月22日，第比利斯预科学校的7名格鲁吉亚学生被“黑色百人团”杀害。紧随其后的屠杀造成了41人死亡，65人受伤。斯大林的手下多次和俄国哥萨克骑兵及“黑色百人团”展开斗争。11月21日，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集市上发生冲突，25名穆斯林因此死亡。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他们的武装人员，试图把双方分开。他们认为这是奥克瑞纳的奸计。托洛茨基写道，第比利斯就像一个“沸腾的熔炉”，内战一触即发。陷入绝望的总督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他给了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500支来福枪，让他们前去调解冲突。孟什维克的战斗分队起到了让双方休战的作用，却不愿意把枪再交出来。达夫里舍维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分队并没有参与此次行动，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不在，而卡莫不知道怎么办。“当冲突发生时，斯大林并不在第比利斯。”那么，他在哪里呢？正当尼古拉二世聚集力量，准备再次征服这片动荡的帝国时，正当革命的激流涌向史无前例的最高点时，斯大林却来到了芬兰。他将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山鹰”——列宁。* * *[1]　斯大林并不是通过阿廖沙认识斯瓦尼泽一家人的。阿廖沙及他三个妹妹的父亲西蒙·斯瓦尼泽是库塔伊西的教师，他们的母亲斯波拉则是德瓦利贵族的一员。斯波拉的侄子是库塔伊西的警长，也是德瓦利贵族。斯瓦尼泽一家人和德瓦利警长都曾为斯大林提供过庇护——这再一次证明了，在格鲁吉亚，人际关系比对国家的忠诚重要得多。[2]　由萨什克·斯瓦尼泽和她丈夫莫诺瑟利泽提供的回忆录价值连城。他们的回忆录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中期写就的。当时，斯大林已经是苏联的领袖，但两人的回忆都令人吃惊地诚实。萨什克的回忆录没有发表过；在斯大林推动个人崇拜时，莫诺瑟利泽的回忆录被部分地使用，但其中的大部分显然是被弃用了。在1905年至1906年间，斯大林会在医院接见从乡下前来汇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领袖——邵武勉、斯潘达良、阿韦尔·叶努基泽（也是拉夏人）和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都和索索的手下卡莫及钦察泽一样，是斯瓦尼泽家服装店的常客。[3]　斯大林对此中伤的反应颇令人意外，但他从来没忘记过这件事。如想了解卡夫塔拉泽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会参加工会委员会。[4]　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的“1905年是在枯燥的案头度过的。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的评论稿，可那些稿件却沉闷无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话。16　1905年：山鹰——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我很高兴能见到我们党的‘山鹰’。他是一个伟人，一个政治伟人，同样也是一个伟岸的人。”斯大林回忆道，“因为，早在和他见面之前，在我的想象中，他就是个庄严雄伟的巨人。”1905年11月26日，斯大林和其他两位同志被选举代表高加索地区参加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大约在12月3日左右，斯大林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踏上了前往帝国首都的旅程——他将在那里首次遇见列宁。正当索索和其他代表坐着火车北行时，沙皇展开了他的反击：托洛茨基被捕了，苏维埃被取缔了。斯大林一到圣彼得堡便前往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社报到，却发现报社已经被查封。这几个格鲁吉亚人只好在大街上游荡，直到他们在涅夫斯基大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像斯大林这样的外地人竟然能在首都大街上闲逛并他乡遇故知，此事极具时代特色。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好几回。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没有闲暇再欣赏风景了。这位朋友收留了他们两天。紧接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给了他们一点钱、几个化名和前往芬兰坦默弗斯（今坦佩雷）的火车票。当时，芬兰是俄国的自治大公国，由沙皇兼任大公。在这里，1905年的自由气氛得以又延续了一年。斯大林和其他40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勉强把自己化装成了教师，从圣彼得堡坐了一天的火车，于12月24日早上9点8分抵达了坦默弗斯。他们住进了火车站旁的鲍尔酒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很兴奋！”克鲁普斯卡娅说，“革命即将迎来高潮，而每个同志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它的到来。”第二天是圣诞节。列宁在芬兰赤卫队——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队——总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1]斯大林焦急地等待着。他以为他的英雄肯定会迟到，让他的那些追随者翘首以盼——在他看来，一个领袖理应如此。然而，他错了。他吃惊地发现列宁“早就来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们聊着天”。那么，他真的是个巨人吗？“我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和老百姓并无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来以“列宁”为世人皆知——虽然其貌不扬，却具有极其迷人的个性。他的身材虽然矮小，却很结实。他过早地谢顶了，但突出的前额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他还有一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斜眼。他为人和蔼，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此，他倾尽了所有的智慧，主张武装起义的方针，维护远大的革命抱负。回到第比利斯之后，斯大林曾对达夫里舍维说，列宁之所以能从“那些喋喋不休的空想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把智慧和务实结合在了一起。列宁的父母都是贵族，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和睦的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辛比尔斯克的学校视察员，而他的母亲则是医生的女儿。医生是个地主，并最终成为了议员。他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瑞典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他的斜眼便源自于这个血统）的血液，也拥有贵族所特有的傲慢与自负[2]：在年轻时，他甚至还因农民破坏他家的庄园告过农民一状。有件轶事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对旧俄国的蔑视——他最喜欢的骂人的话便是“俄国白痴”。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曾因自身的贵族身份而被批判过。就此，他回答道：“我又是谁呢？我是地主的子孙……我依然没有忘却那些在庄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那好吧，不如就杀了我吧！难道我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吗？”他靠自家庄园的收入为生，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愧疚过。1887年，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被处决了——这件事改变了列宁的一生。家族庄园里的田园牧歌被迫终止了。列宁就读喀山大学法律系，他在那里读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的作品。他甚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吸收了俄国武装革命的思想。在被捕并遭到流放之后，他迁往了西欧，并在那里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他说话很小声，总是没法发清“r”这个音。“（但是）一会儿之后，”高尔基在初次见到列宁后写道，“我和其他所有人都被他吸引了……他以极其简洁的方式论述复杂的政治问题。”聆听过列宁演讲的斯大林说自己“被他不可辨驳的逻辑折服了。他说起话来虽然简明扼要，却能完全捕获他的听众，让他们渐渐为之振奋，并最终完全相信了他”。然而，虽然斯大林颇为崇拜列宁，他也并不惧怕站在其对立面上。当时的斯大林仍未蜕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但他的傲慢和好斗无疑令他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刚认识“山鹰”，便给对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宁邀请他就高加索地区的情况做个汇报，可是，当他们就国家杜马的选举展开讨论时，两人出现了分歧。列宁支持参与选举，可年轻的斯大林却站起来言辞激烈地反对他。当时，会堂里一片寂静。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竟然让步了，并让斯大林起草一份决议书。“在会议间歇期间，”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学习怎样射击毛瑟枪、布朗宁枪和温彻斯特枪。”事实上，斯大林携枪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一次讨论之后，他竟然冲出了会堂，愤怒地朝空中开了一枪——即便是在寒冷的芬兰，这个格鲁吉亚人依然头脑发热。可是，这个会议为时过晚：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工人遭到了伏击。与会代表们听说沙皇的谢缅诺夫斯基军团摧毁了工人最后的阵地普雷斯那亚，莫斯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地区的强硬派将军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和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正准备重新夺回这片区域并摧毁战斗分队。托洛茨基写道：“反动势力羽翼渐丰！”会议在混乱之中结束了。在斯大林看来，他本人高于除了列宁之外的其他一切代表[3]。“在所有这些夸夸其谈者中，”他自我吹嘘道，“我是唯独一个已经拥有组织领导和战斗经验的人。”索索回到第比利斯，加入了战斗。将军们召集哥萨克骑兵，包围了工人阶级街区，严禁集会，下令对革命者格杀勿论。他们还禁止任何人穿戴高加索头巾和斗篷，因为有人可以在那种衣服里面藏枪。1906年1月18日，格里伊兹诺夫将军展开了攻击。佐达尼亚和拉米什维利下达命令，让他们的手下——以及卡莫和布尔什维克——保卫第比利斯的工人区。4天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战斗仍然在持续。安娜·阿利卢耶娃透过窗户看到哥萨克骑兵“向前行进，朝夜空中开枪。天亮的时候，军队占领了第杜比。哥萨克骑兵骑着马从我们的窗前飞驰而过。街道上全是他们的人”。第比利斯被“不间断的枪声、轰鸣的炮火和街上的骑兵”摧毁。60个革命党人牺牲，250人受伤，280人被捕。安娜回忆说，葱郁的山上躺满了尸体。她看到“两个人被捕，其中一个脸上还有血痕”，她认出那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最无畏的年轻学生”，她大叫了起来。“卡莫！”正当格里伊兹诺夫征服第比利斯时，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将军开始镇压格鲁吉亚的西部。战斗分队试图切断通往库塔伊西的铁路，但哥萨克骑兵赶至，一路杀人放火，绞杀革命党人。他们夺回了库塔伊西。据钦察泽回忆，他们的“军队杀害任何他们认得出来的人，在城里放火，抢劫酒馆和商店”。革命党失去了阵地。斯大林来到西部，试图说服农民武装解散，不然的话他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是，农民们不听他的劝，“我无能为力了。”在镇压了西部之后，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又带着军队来到东部，收回了巴库这片本已混乱不堪、革命情绪高涨的失地，并重新掌控了沙皇的油田。钦察泽和他美丽的女同志帕西亚·戈尔多瓦对党内的可疑叛徒展开了追杀，那些人还没来得及逃出第比利斯便被处决了。哥萨克骑兵在行省四处搜寻着枪手的踪迹，而后者则逃到了首都避难。无论如何，斯大林红色战队的好日子已经终结了。他们转入地下。斯大林把他们重组成一支秘密暗杀分队。事实上，他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项任务。在哥萨克骑兵肆虐的第比利斯，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聚在了一起。他们要下达一个暗杀令。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将军——绰号“屎堆将军”，源自于他名字的谐音——是格鲁吉亚革命的死对头，是高加索革命党人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召来了他的第一猛将钦察泽。索索和孟什维克“联手”指派他们的另一员猛将阿尔辛·乔尔佳什维利——“斯大林团体中的一员”——在卡莫的协助下暗杀将军。不过，斯大林同时给钦察泽指派了任务：“准备好人手，如果乔尔佳什维利在一星期内办不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于是，他们分成了两批人马：一批直接执行暗杀行动，另一批——钦察泽和斯大林手下另外两个得力干将——则在暗中跟踪着格里伊兹诺夫将军。[4]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暗杀行动两次流产，这都是因为将军当时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与此同时，格里伊兹诺夫再一次在第比利斯展开了大屠杀。2月16日，将军在一群哥萨克保镖的簇拥下骑马离开了军营。他没有注意到，在总督宫殿的对面，一群格鲁吉亚工人正在给亚历山大花园的栏杆涂颜料。正当他的马车经过时，这帮工人突然扔掉了手中的刷子，把“苹果”——他们自制的炸弹——朝他扔了出去。这位第比利斯的“屠夫”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哥萨克骑兵立刻对这些工人展开追捕，他们四散逃离。不过，受伤的乔尔佳什维利很快就被逮捕并杀害了。他立刻成为了第比利斯的英雄。那么，这支暗杀行动小组中还有哪些人呢？在此之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孟什维克党人是此次行动的主谋。但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联合行动。钦察泽回忆说，当时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在同一组织内”一起工作。一个亚美尼亚人说是斯大林下达了必杀令。达夫里舍维指出卡莫参与了此次行动。20世纪20年代，两个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因参与谋杀格里伊兹诺夫而得到了一笔抚恤金，格鲁吉亚的档案库最近才公开了两人的进账。种种证据表明，斯大林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员都下达了命令。一个工人曾回忆说，事发当时，他曾看到斯大林在附近观察。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因炸弹碎片或哥萨克骑兵的追击而受了伤。萨什克回忆说，那一夜，斯大林没有回家。女孩们担心极了：难道他被捕了吗？在此之后，斯大林说他在被追捕的过程中试图跳上一辆电车，却又滑倒在地受了伤。茨哈卡亚送他去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然后又把他藏在了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里。接着，他又弄到了一个老朋友的护照，让斯大林用这个护照前往另一个安全地点。然而，在暗杀行动发生后，整座城市进入了戒严状态，到处都是检查站。士兵们突袭检查了一个公寓，发现一个叫作“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的人（其实，他就是斯大林）。此人躺在床上，头上绑着绷带，右眼上也缠着绷带，脸上全是伤痕和淤青。这些俄国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没有接到过逮捕一个躺在床上、全身是绷带的人的命令。这个伤者看上去动都不能动，于是，他们离开了。在询问过上级之后，他们又赶着马车前来，想要把这个可疑的病人带去监狱。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病人早已消失在暗夜之中。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多次利用缠绷带的形象逃避了追捕。这只是其中一次。一个同志在黑夜里把斯大林接上了马车。斯大林“头上和脸上都是伤，用头巾和一件大斗篷掩护着自己”。马车把他送往了另一个安全地点。在此之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他把自己被警察追捕，从电车上摔下来的故事告诉了她们。女孩们——特别是卡托——松了一口气。萨什克和她丈夫感觉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渐渐地，”莫诺瑟利泽写道，“当索索在我们家待的日子越来越长，我妻子和我意识到索索和卡托相爱了……”* * *[1]　现如今，这里变成了列宁博物馆。这是西方世界仅存的几处纪念列宁的场所之一。[2]　他的血统有“不可告人之处：他母亲是莫伊舍·布兰科的孙女。布兰科是个犹太商人，娶了一个瑞典人为妻。在之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犹太人过多一直被视为隐患。事实上，1932年，列宁的姐姐安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列宁的犹太血统。斯大林在其上批示：“千万不要再提这封信了！”这封信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公开。[3]　在这些代表中，最为重要的是列昂尼德·克拉辛。此人是个杰出的工程师，颇受女性欢迎，他还是列宁在财政、武装行动和爆炸袭击方面的顾问。斯大林在巴库时便认识了他。在巴库的时候，克拉辛曾帮助那些大公司发明了石油的电力生产技术。与此同时，他还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1905年，他曾利用他和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的关系帮列宁集资。他还曾联系过女演员科米萨尔日芙斯卡娅——后者把她的票房收入捐献给了革命。不过，克拉辛更擅长于执行武装袭击、攻袭银行和制造炸弹等行动。斯大林还在坦默弗斯认识了雅麦利安·亚罗斯拉夫斯基，此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宣传一把手；和斯大林共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列宁的主要幕僚，后成为了苏俄名义上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成为了斯大林的外交部副部长，并在1952年的反犹运动中被斯大林处以极刑。洛佐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受害者。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4]　斯大林很擅长运用这种让手下互相竞争的管理模式。1945年，当他要征服柏林时，他曾派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共同执行任务，让两人竞争。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斯大林团体的核心分子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在斯大林的主张和命令下”，一伙人聚集在了他的周围。“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购买军火，策动越狱，攻袭银行和兵工厂，以及处决叛贼。”斯大林指派钦察泽建立“技术小组，或曰‘布尔什维克剥夺者俱乐部’。很快，这个小组便以其另一个名称而著名了——那便是‘组织’（Druzhina）或曰‘团体’（Outft）”。斯大林回忆说：“他们的首领是科捷·钦察泽以及卡莫。”卡莫，这位斯大林儿时的伙伴在第杜比被捕。他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折磨，鼻子差点被砍了下来。但卡莫没有招供，最后还是被放了出来。“他能忍受任何痛苦，”斯大林称赞说，“真是个令人称奇的人。”为了给列宁解决经费问题，斯大林耗费了大量心力。他不断地往来于黑海边上的新罗西斯克和奥塞梯的弗拉季高加索。他下令从第比利斯的学校和神学院教师那里索取资金，而在另一边，他又秘密策划着让“组织”执行剥夺行动。据很多人说，斯大林曾先寄了一封信给一个商人，信上画着“炸弹、碎尸和两把交叉的匕首”，而后，他会佩带毛瑟枪上门拜访商人，带着钱离开。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艾萨德·贝伊——他所描述的故事很多都不可靠，但他又有可靠的线人——说，“索索是从他的情妇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那里得到”有关富人的信息的。不过，攻袭银行依然是最快的获取经费的方式。另一位著名的、来自于哥里的银行攻袭者达夫里舍维说：“是斯大林开了格鲁吉亚银行攻袭历史的头。”在1906年，“组织”执行了一系列冒险的银行攻袭行动，虽然据孟什维克党人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的“第比利斯正处在战乱之中，到处都有巡逻兵，整个城市都被路障包围了起来”。钦察泽先是袭击了一家当铺。他们举着左轮手枪冲了进去，一进去就开枪，结果带着几千卢布溜之大吉。“有一天，斯大林的‘组织’在大白天攻袭了总督宫殿对面的格鲁吉亚农业银行，”达夫里舍维回忆道，“他们大叫着‘举起手来’，朝空中开枪，最终带走了好几袋钞票。卡莫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而杰出的组织家斯大林是幕后主使。”不同的组织在攻袭银行时互有竞争，但他们之间依然存有同志之情。达夫里舍维自豪地说：“所有主要的银行攻袭者都是哥里人！”达夫里舍维暂时保持着最高纪录：他从多西第的银行抢了10万卢布，把它们献给了社会主义联邦派。为了赶上达夫里舍维，斯大林、钦察泽和卡莫越发大胆了起来。有一次，他们竟然在喀尔斯攻袭了一列火车，但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几个人被枪杀。然后，在1906年的11月，卡莫在博尔若米攻袭了一辆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展开了反击。在双方的枪战中，马拉着车厢连同钱袋一起跑了。接着，他们又攻袭了一列奇阿图拉的运钞火车。火车上载着给矿工的工资。火车在遭攻袭时停靠了下来，他们和哥萨克骑兵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枪战。最终，他们击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宪兵，并带走了21000卢布。“我们把15000卢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芬兰的列宁），剩下的则由我们自己保管，用于未来的剥夺行动。”钦察泽回忆道。在1906年年末，斯大林的人又在卡泽奥斯科攻袭了一辆马车，抢到了两万卢布。这些钱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斗争》报，而大多数则被藏在格鲁吉亚的红酒瓶里，秘密运往了列宁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