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阿伯西兹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或凯可害怕神学院会发现斯大林的风流韵事，那么，她在其退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能理解了。1899年的复活节期间，索索都是在哥里的家中度过的。据说，他得了慢性肺炎。或许，他是真的病了。“我把他从学校带了回来，”凯可坚称，“但他并不想离开。”可是，她肯定很失望。索索想必夸大了他被开除的细节，为这件事披上了辉煌的色彩。他并不是因为革命被开除的，而在此之后，他依然和神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些传记作家说，他是因为缺席考试而被开除的，但如果他真生病了的话，缺席考试是可以被原谅的。事实上，教会不但通融让他做了寄宿生，还奖给了他5年共达480卢布的奖学金；他们甚至为他网开一面，允许他补考，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教职。事实上，说斯大林因缺席考试而被开除仅仅是阿伯西兹神父干掉这个麻烦分子的温和手段。1910年，斯大林曾对拷问他的宪兵说：“我没有于1899年毕业是因为，我被出乎意料地告知，为了继续学业，我得再付25卢布……我没有付，所以被开除了。”“污点”狡猾地提高了学费，斯大林没有付，他离开了。阿韦尔·叶努基泽——差不多于同一时期认识了斯大林的前神学院学生——的表述最为准确：“他逃离了神学院。”不过，对斯大林的开除充满争议。斯大林曾告诉自己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他是在被告发后才被开除的，他说这对他造成了“打击”。在他被开除之后，又有20位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索索的对头曾声称，索索背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把他们的名字告知了院长。据传，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在狱中坦白过，但他说那是为了让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者。的确，这帮人之后真的成了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当然擅长于诡辩和背叛，可是，如果这件事广为人知，他还有可能被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的地下革命组织吗？即便是托洛茨基，也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诞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对这一指责讥讽式的回答。不过，这条流言依然有发酵的那一天：斯大林曾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无论如何，每一年，神学院都会开除很多学生。索索，这位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革命者，依然“征用”了从神学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书。1900年秋，神学院试图找到他，想罚他共计33卢布的逾期未还款，可那个时候，他已经转入了“地下”。神学院再也找不到他了。教会从来没有得到赔偿，而“污点”再也没有收回那些书。[3]斯大林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父，但在寄宿学校的这几年给予了他很好的古典教育，并让他获益终生。反讽的是，“污点”不但逼迫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让他学会了控制他人的技巧——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内心、干扰他人情感”——而他将在此后执政苏联的过程中使用并升级这些技巧。斯大林一生都痴迷于神父一职。后来，当遇见神学院的同学或神父之子时，他经常会小心地敲打他们：“神父的职责在于教育人们理解人性。”而他也总是会运用具有煽动性的宗教式的语言。1929年，当他终于成为领袖时，他写道：“我出生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养育了我，并让我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斯大林在神学院的经历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让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书记载，在1943年于德黑兰会议见面后，罗斯福彻底地被斯大林迷倒了，他“对于斯大林原本要成为神父这一点十分着迷”。虽然斯大林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他却没有彻底遗忘上帝的教诲。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过反布尔什维克的演讲，而当两人于“二战”期间会晤时，他却原谅了丘吉尔：“那些都是往事了，而往事只属于上帝。”他对美国大使埃弗雷尔·哈里森说：“只有上帝才能原谅。”他曾经的伙伴，比如卡帕纳泽，成为了神父，可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常聚会，而他们会在大醉酩酊后唱起赞美诗。他曾半开玩笑地把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只有圣人才是完美的。上帝创造了穷人，他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无论他说得多么好听，他的行为却是更强有力的证明：他无情地压制教会，清洗和流放了很多神父——直到1943年，他才恢复了主教的职位，而那只是因为时值“二战”期间，他想以此举争取旧时爱国主义者的心。[4]那么，他到底视上帝为何物呢？一封信或许道出了他的心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把一些鱼当礼物送给他的门徒阿列克谢·柯西金（此人是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总理），并附上了一份手写的信：“柯西金同志，这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而我则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J．斯大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的前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真的把自己视为了上帝的代言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数次聊到他对斯大林的困惑：“（在神学院求学的经历）让他有所改变吗？他的天性中依然有与我们共通的对普罗大众的怜悯，这莫非就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许，正是“神职”的这段经历教会了斯大林“一个信教绅士所具备的处事方式”。现在，这位最反对基督教的绅士彻底抛弃了基督教。即便是像佐达尼亚这样温和而又高贵的社会主义者也觉得他和拉多太出格了。索索对这帮人提出了抱怨：“他们对工人进行了教育，却没有把他们培养成革命者。”他在朋友面前指责佐达尼亚，并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的革命者的作品。那个人叫“图灵”，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化名之一。日后，乌里扬诺夫将变成列宁。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如果没有列宁，我将一辈子都待在神学院，唱一辈子的赞美诗。”可历史终究把两人联系在了一起。他总是和革命同道们聊起这位身处远方的革命人士。他说，他将把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宣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可是，在他和列宁见面之前，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亟需处理。凯可因他离开神学院“对他生气”，他只好在哥里外的金芭莱丽花园躲了几天。他的朋友会给他带吃的。他回到了第比利斯，但很快就和支持佐达尼亚的同宿舍好友们决裂了。他搬了出去。他已经和神学院的朋友闹翻了，现在又和同宿舍好友针锋相对。他树敌无数，现在又轮到了第比利斯比他年长的革命者。无论这位粗鲁而又傲慢的男孩身处何方，麻烦总是如影随形。* * *[1]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断定，1890年之后，斯大林基本没见过贝索。但是，很多档案资料以及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都显示，在此之后，他一直都和酗酒的父亲保持着联系。[2]　1931年9月，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的历史老师给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苏联领袖——写了一封信。于是，斯大林给高加索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写信：“73岁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我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我认为他不可能对苏联政权造成什么伤害。我请你释放了这位老人，并将结果告知我。”[3]　乔治·古尔德杰夫——《与伟人际会》的作者，这位通灵者具有极大争议，有人视他为骗子，有人则视他为精神导师——说，斯大林和他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斯大林甚至还住在他位于第比利斯的家。可是，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古尔德杰夫是个妄想狂：他出生于1866年，比斯大林年长12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书。斯大林当时是寄宿生，不太可能住在别人家。古尔德杰夫还说，他当时有个叫“尼杰拉泽王子”的朋友，而“尼杰拉泽”是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化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尔德杰夫的话是真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曾迫害过通灵者，尤其是“古尔德杰夫们”，他们经常遭到枪杀。[4]　1943年9月4日，被流放的俄罗斯大牧首谢尔盖和两位大主教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并于当晚和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斯大林说，他想恢复大牧首制、教会和神学院。谢尔盖认为恢复神学院为时尚早。斯大林则回答道：“恢复神学院更好一些。”可是，他又假惺惺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教会骨干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谢尔盖富有策略地开玩笑道：“他们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他们的其中一位培养成了神父，但他却成为了苏联的领袖。”那一晚，斯大林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神学院生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午夜3点。“尊敬的大人，”他以这句话和主教道晚安，“目前来说，我只能为你做这些。”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索索需要一份活计和一个家。他成了气象员。虽然听上去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第比利斯气象站员工的身份是对他绝佳的掩护。在此之前，他在哥里的朋友、拉多的弟弟瓦诺·克茨霍韦利已经是气象站的员工了。1899年10月，斯大林住进了他位于观象台下方的宿舍。[1]当时他只是“实习气象员”。他一星期只上三天班。值日班的时候，他会在上午6点30分至晚上10点之间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和气压，而他的月薪则有20卢布。他的夜班则是晚上8点30分至早上8点30分。然后，他就开始放假了。他会把休息日都用在革命工作上。1899年晚些时候，在索索的热情支持下，拉多开始组织罢工运动。这是格鲁吉亚最初的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之一。新年那一天，在拉多的指挥下，有轨电车——它们归当地的比利时人所有——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瘫痪。秘密警察正在暗中监视拉多和他那帮具有革命倾向的气象员。1900年伊始，警察便冲进了气象站，逮捕了斯大林，把他送往梅特希监狱。这是斯大林首次遭逮捕。逮捕他的官方理由是，贝索没有付清他在家乡迪迪里洛的税单——虽然这听上去更像是宪兵对斯大林的警告。斯大林没有钱，不过，他那些富裕的朋友（以达维塔什维利为首）一起集资帮他付清了税单。这件事当然不会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不过，贝索的确去气象站看望过索索好几次。当凯可听说贝索又开始和她的儿子接触，这位雷厉风行的母亲立刻赶到第比利斯，前去“拯救”她儿子。她坚持要住在索索的房里。在被释放，而试图介入自己生活的母亲也回了老家之后，斯大林又展开了动员全城工人阶级的活动：这一次，他点燃的是铁路工人的热情。他一直都待在火车站的仓库里，“那是一栋长条形的石头建筑，上面有大大的格子窗，敲击声震耳欲聋，火车冒着烟轰鸣着进站”。最初，他的同志们让他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秘密团体——所谓的“小团体”。据斯大林回忆，当时的他“完全是个菜鸟，一个毫无经验的初学者”。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的行头恰如其分，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来自于乡下的革命者，大抵就长成这样”：胡子、不修边幅的长发、黑色绸缎的俄式上衣，以及一条红色领带。他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很不整洁。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他永远都穿着那身脏兮兮的上衣和一双早已失去光泽的靴子”。索索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所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他的问题直戳这一小帮工人的痛处，“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又怎样才能改变命运？”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们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很多革命者都是神学家和从虔诚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这并非是巧合。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给索索取了个外号，叫作“神父”。“这是一次神圣的斗争。”第比利斯的革命者米哈伊尔·加里宁说。而同一时期，正在另一城市做革命启蒙工作的托洛茨基则回忆说，很多工人都认为革命组织像“早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却被教育必须成为无神论者。“时至今日，‘委员会’一词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可在当年，‘委员会’和‘党’这样的字眼……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像是美妙的音乐。”托洛茨基说，“那时候，18～30岁左右的年轻人风云际会。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和流放，可他们无所畏惧，并以抵抗为荣。”现如今，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的索索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成功。1900年5月1日，索索组织了一场地下集会。此次集会影响深远，而索索巨细无遗的安全防范颇具他日后的行事作风。5月1日是“社会主义的圣诞节”。当时，秘密警察正在追捕拉多，而后者则逃往了巴库——里海边的石油城市。拉多的缺席正好为斯大林提供了领导的机会。集会前夜，与会者都收到了会议指导和行动暗号。当晚，500位工人和活动家来到了第比利斯城外的山区，挥舞着灯笼的放哨者进一步把新的暗号和路径告诉他们。他们在集会中唱起了《马赛曲》。和其他演讲者一样，索索站在了岩石上，发表了他的首次大型演讲，他鼓动工人们展开罢工运动，而佐达尼亚和“第三集团”则反对他的主张。索索这一方取得了胜利。铁路工人以及贝索工作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展开了罢工。“你为什么来这儿？”贝索看到索索，愤怒地问道。“为了向这些同志致以敬意。”索索回答。“为什么你就不能学门手艺呢？”这是父子之间记录在案的最后一次见面。贝索最终还是失业了，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社会的残渣，永远沉沦到了酗酒、贫苦和绝望之中。秘密警察终于知道了“索索·朱加什维利”这个名字。他们的报告称，索索、比他年长好多且认识列宁本人的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以及业已成为传奇的殴打神学院院长的席尔瓦·吉布拉泽就是该次罢工的领导者。斯大林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虽然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第比利斯仍然宁静。这里的生活充满田园色彩，每当夜晚来临，马路边的咖啡馆总是热闹非凡。革命者们几乎过着一种学生时代的生活。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出色的电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曾在第比利斯火车站和斯大林携手工作——的女儿安娜回忆道：“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大声争吵，一起阅读，并不知疲倦地讨论，而在此期间，他们还会弹着吉他唱歌。”在第比利斯，消息总是会不胫而走，通过“阳台电报”，从这个葡萄藤缠绕的阳台传到另一个阳台。虽然斯大林的革命事业才刚开始，他已经学会把他的同志们分成英雄、追随者和对手了。他先是找到了一位新导师。亚历山大·“萨沙”·楚卢基泽王子是拉多的朋友。这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总是穿着讲究的西装。拉多和楚卢基泽出身的社会阶层高于斯大林：拉多是神父的儿子；而“红色王子”的父亲则是格鲁吉亚最富有的贵族，他母亲奥林皮娅达·舍瓦什泽的家族则是阿布哈兹的统治者。[2]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赞扬过拉多和萨沙王子“令人称奇的杰出智慧”。当时的斯大林并不嫉妒他们，因为他们早已过世了。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才称得上是英雄，那便是他自己。在他蔑视众生而又极度自负的一生中，他自认为拉多、萨沙王子和列宁仅仅接近过他所取得的成就，却不能和他同日而语。他说，他是他们的“弟子”。那些被神学院开除的进步学生成为了斯大林最初的追随者：1901年，神学院又开除了40名学生。其中包括在神像上撒尿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斯大林的前学生）和他的朋友亚历山大·“阿廖沙”·斯瓦尼泽。后者在索罗拉基大道上租了一间房，那里正处埃里温广场附近。斯大林会给这个小团体上课，并给他们开书单——其中的书多达300本。“他不仅仅是在读书，”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他是在把它们吃下去。”阿廖沙·斯瓦尼泽和贵族阶层关系不错，还有三个漂亮的妹妹。后来，斯大林成了他的妹夫，两人直到“大清洗”时期才分道扬镳。不过，此时的斯大林还未认识他的妹妹们。斯大林的另一位追随者则是刚从哥里来到第比利斯的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这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是个疯狂的人，并将于不久之后以“卡莫”之名被人熟知。和斯大林一样，他也是在斗殴、偷果子和“最喜欢的运动——拳击”中度过童年的。“为了能学到些什么”，他住进了斯瓦尼泽的家，不过，当时的他还梦想成为一位军官。他那暴君般的父亲不同意他和斯大林在一起，说斯大林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可是，据特尔—彼得罗相回忆，他“父亲于1901年破产了”，并由此失去了对他的控制。他说：“斯大林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文学，还借我书看……我很喜欢左拉的《萌芽》！”斯大林“像磁石一般吸引他”。但是，作为导师的斯大林却没有太多耐心。特尔—彼得罗相在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斯大林便命令他的另外一位追随者瓦尔登安去教他。“索索在一边躺着看书，我则在教卡莫俄文语法，”瓦尔登安回忆说，“但是卡莫不够聪明，他总是把‘卡姆’（‘对谁’的意思）说成‘卡莫’。”斯大林不耐烦了，愤怒地站起身来。他嘲笑卡莫道：“这个字读‘卡姆’，不是‘卡莫’！记住它吧，bicho（男孩）！”在此之后，乐于给手下取绰号的索索就给特尔—彼得罗相取了个“卡莫”的绰号，特尔—彼得罗相将之沿用了一生。虽然卡莫学习语言不在行，他对马克思主义却颇为痴迷，并被斯大林本人“迷住了”。“从现在开始，你得读更多的书！”斯大林教导他说，“你可能会成为一位军官，但是你最好还是放弃，从事另外的事情……”斯大林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般，一步步把卡莫塑造成了他的忠诚的手下。“从一开始，索索就是个天才的地下活动家，是他教会了我们用地下活动达到目的。”瓦尔登安说，“我迷恋他谈吐的方式，迷恋他的笑声，迷恋他的行为举止。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模仿他，所以，我的朋友就叫我‘索索的留声机’。”然而，索索从来不是个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小伙。即便在那个时候，“他已是个特别与众不同且神秘的人”。当时刚刚认识他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走在第比利斯的大街上，他身材消瘦，脸上全是痘疮，穿着相当随意，手里捧着一大包书”。斯大林参加了一次由阿廖沙·斯瓦尼泽组织的疯狂派对。当客人们喝了很多用西瓜汁和白兰地调制的鸡尾酒而酩酊大醉时，索索却坐在阳台的沙发上读书，还做着笔记。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他在哪儿呢？”“索索在读书呢。”阿廖沙·斯瓦尼泽说。“你在看啥书呢？”朋友们嘲笑索索道。“拿破仑·波拿巴的回忆录。”索索回答，“他犯下的错太奇怪了，我把它们记了下来！”早已大醉的贵族们哄笑了起来。他们给这个痴书入迷的鞋匠之子取了个绰号叫“昆库拉”（意为“走路蹒跚者”），因为他走起路来永远风尘仆仆且一瘸一拐。可是，像斯大林、拉多和萨沙王子这样志向远大的革命者们可没有闲暇时光来喝鸡尾酒。格鲁吉亚正“孕育着革命的种子”。据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只有到了深夜，才会和朋友们一起回到家。他们在桌边坐下，有人打开了一本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他们读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列宁刚刚创办的《星火报》（Spark）。在其中，列宁憧憬了一个由少数军事精英领导的革命党。这一全新的革命模式让斯大林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激动不已。之前，他们是被大批工人所拥戴的业余革命家，可现在，他们决心成为职业革命家，领导地下党派大步前进。那时的索索虽然只有22岁，但他已经对斗争乐此不疲——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他决定和佐达尼亚、吉布拉泽决裂，以个人意愿重塑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他的语言如刀剑般残忍。”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兹登·阿尔申尼泽说，“他讲起话来有股一意孤行的味道，却也活力四射。他经常语出讥讽，当他讽刺某人时，那人就好比挨了一鞭子一样。”当他“暴怒”的聆听者抗议时，他则会“道歉，解释说这便是无产阶级的语言”。据他说，无产阶级“说话粗鲁，但总是能道出真理”。在秘密警察和工人的眼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可是，在工党中的温和派看来，他则是个“浑水摸鱼的年轻同志”，“对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层抱有强烈的敌意”。据达夫里舍维回忆，他们公开嘲笑索索“既傲慢又惹人厌”。吉布拉泽甚至抱怨道：“我们让他负责鼓动两个小团体，引导他们反对当局，没想到，他竟然鼓动他们来反对我们。”斯大林、他的精神导师和追随者会在“库拉河畔芳香的相思树下”聚会，他们会喝“由小摊贩提供的廉价葡萄酒”。然而，斯大林领导的首次罢工的成功让秘密警察注意起他来。他们想要在1901年5月1日罢工再次爆发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宪兵部队曾针对革命“领导人”斯大林做过一份报告，他们一开始便注意到了他在组织地下活动方面的才华：斯大林是“一位领导铁路工人的知识分子。据观察，他行事相当小心谨慎，走路时总是会注意自己的身后”。他很难被抓捕。1901年3月21日至22日凌晨，秘密警察奥克瑞纳逮捕了革命领袖库尔纳托夫斯基和马哈拉泽。[3]他们把气象站包围了起来，守株待兔般地等着斯大林。斯大林坐着有轨电车回到气象站。突然，他透过车窗看到气象站边上有好几个表情冷漠的便衣警察——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一样容易被辨识。他没有下车。等到秘密警察离开之后，他才回到了气象站，收拾东西赶紧离开。他再也不能住在那里了。这次突袭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如果说在此之前，斯大林还有一丝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幻想，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幻想都灰飞烟灭了。他曾考虑做一位教师，靠课外辅导赚每小时10戈比的外快（虽然他通常只会把他的学生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从此之后，他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过活，并指望着他的朋友、资助者和党为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从那一刻起，他正式加入了托洛茨基所谓的“那个叫作‘地下革命活动’的危险游戏”——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地下世界，有着其特殊的习俗、严格的礼节规矩和无情的游戏规则。索索进入了这个秘密世界，并随身带着他的劳动节罢工游行计划。高加索总督戈利岑王子带着哥萨克士兵、骑兵、炮兵和步兵在第比利斯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广场。1901年4月22日，星期日早上，大约3000名工人和革命者在士兵集市的门外聚集了起来。哥萨克士兵注意到事态不妙，不过，索索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注意到参加示威的人“穿的都不是当季衣服，而是厚实的大衣和加索式的羊皮帽”。他问他们为何这么穿，一位同志回答道：“这是索索的命令。”“为什么？”“我们将会是第一批挨哥萨克士兵抽的人。”的确，哥萨克士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每个角落里等待着。中午时分，“枪声终于响起”，示威者们沿着果洛文斯基大道来到埃里温广场。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们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高唱《马赛曲》和《华沙曲》。哥萨克士兵骑着马向他们冲了过来，挥舞着军刀和足以致命的粗鞭。警察们也拔出了刀向他们冲来。这场“绝望的冲突”一直延续了45分钟，哥萨克士兵没有放过大街上任何一个超过三人的人群。写有“终结独裁”的红色条幅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14名工人受了重伤，15人被逮捕了。第比利斯宣布进入戒严状态。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取得胜利。事后，温和的佐达尼亚遭到了逮捕，并入狱一年。他的《耕耘》报关门大吉。斯大林却逃往了哥里，在那里藏了几天。佐达尼亚对这位“年轻冒失者”的憎恨毋庸置疑，但是，斯大林才崭露头角呢。不久之后，他和他的同盟便开始主张“公开斗争”——即便付出“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讨论着怎样才能成功暗杀第比利斯宪兵队的副队长拉夫罗夫上尉。不过，真正的战争却在铁路仓库里爆发了。铁路主管韦杰涅夫强烈反对斯大林所组织的罢工行动。与此同时，斯大林遇到了另一位关键性的同盟。斯捷潘·邵武勉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一个亚美尼亚商人的儿子。和高加索财阀相熟的邵武勉是本城石油大亨曼塔舍夫的孩子的教师。不久，他还娶了另一位石油富豪的女儿。邵武勉“身材高大、结实，长着一张白皙的脸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十分英俊”。他为斯大林提供了解决韦杰涅夫的方案：当这位铁路主管坐在办公室里时，一支手枪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开火，直接击中了他的心脏。没有人因此被逮捕。然而，这一枪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据当时广为流传的、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所有温柔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甚至是尊严，都必须……为唯一的对革命工作的激情让路”。这是一场被敌我双方都称为“秘密活动”的毫无道德标准——也许，“毫无规则可言”更恰如其分——的游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只有理解了“秘密活动”的本质，我们才能洞悉苏联本身：斯大林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秘密活动”成为了他治国之术的精髓，也牢牢地控制了他的脑海。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总会在腰间携带一支手枪。在对沙俄帝国的争夺战中，革命者与秘密警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地下斗争。[4]* * *[1]　气象台至今仍在，只不过，它和格鲁吉亚其他所有机构一样破烂不堪。斯大林的房间得以保存，里面还有几件据说是他的东西和一块破旧的牌匾：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第比利斯气象站生活与工作，并领导了抗议沙皇当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2]　在俄国，从商的中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经常会同情革命者。但是，格鲁吉亚的中产阶级也能依靠当地人对本地的热爱之心，以及他们具有贵族身份的家族。舍瓦什泽家族是圣彼得堡的谄媚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阿布哈兹和革命者发生联系。乔治·舍瓦什泽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丹麦公主，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的大臣。俄国革命之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舍瓦什泽家族中那些留在苏联的后人都受到了内斯特·拉科巴（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斯大林的部下）的庇护。[3]　当时，格鲁吉亚最炙手可热的俄国革命者是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身材高大，有点驼背，业已秃头。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列宁一起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甚至在苏黎世见过普列汉诺夫。很多最具声望的革命活动家并非高加索人，而是俄国人。在火车仓库里，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得到了为人和善、蓄着姜黄色胡子的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协助。加里宁的祖辈是农民，当时的他就是个铁路工人。而斯大林正是在此时和他相遇的：在此之后，加里宁一直担任他的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另一些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则是格鲁吉亚人。其中包括佐达尼亚、吉布拉泽、米哈·茨哈卡亚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他们都是1892年“第三集团”的创始人。[4]　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也意味着斯大林免于1901年的征兵。当他于1913年被捕时，他告诉警察他是“因家庭原因免于1901年的征兵”。据达夫里舍维儿子的回忆录说，他的父亲、哥里的警长帮助斯大林伪造了档案，陈述了斯大林的家庭困境，并把他的年纪改到了1879年12月21日。直到1916年之前，斯大林再也未受征兵之苦。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曾有一次，哥里神父之子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在第比利斯的巷子里和一个马路清洁工争吵了起来。突然之间，科捷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科捷，揍他。别害怕，他是宪兵养的狗杂种！”说这句话的正是索索。辨别叛贼或间谍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可没有工夫停下脚步和你斗嘴，秘密警察正在追捕他呢。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狭长蜿蜒的街道里”……在这场迷雾重重、互为镜像和阴影密布的游戏中，对阴谋的直觉是玩家的必要素质。游戏的对手们令人窒息地互相拥抱，他们被锁在这种亲密无间、绝望丛生，而又毫无道德可言的拥抱中，根本不得脱身。间谍、双重间谍，甚至是三重间谍游走于其中。他们给予同盟者以承诺，紧接着又背叛他们；他们变成了对手的同盟，却又背叛了对手。在19世纪70年代，造反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的民粹派。他们认为农民才是革命的力量、未来的希望。一部分民粹派变成了“土地与自由社”这一恐怖主义团体，之后又演变成了民意党。他们相信，只有干掉亚历山大二世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哲学家涅恰耶夫虽然才疏学浅，却成为了民意党的精神领袖。他那本离经叛道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启迪了列宁和斯大林。他提议“把全世界的匪徒组织成一股隐形的破坏力量”，“用最残忍的方式”消灭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也和涅恰耶夫殊路同归，幻想着“同彪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列宁从民意党那里学到了铁纪严规的组织结构、对上级的绝对忠诚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而斯大林简直就是这三个条件的完美结合体。受到猫抓老鼠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威胁的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保卫机构，其复杂性完全可以和恐怖组织相提并论。他把他父亲的“第三处”（Third Section）改造成了一个秘密警察机关，这便是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简称“奥克瑞纳”。然而，就在改编的过程中，民意党便已在这个部门里安插了自己的间谍。警察们大肆追捕“恐怖分子”，但已为时过晚。1881年，民意党终于达到了目的，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继任亚历山大二世的亚历山大三世创造了一个双重体制，斯大林对其知根知底。奥克瑞纳得以保留，而著名的、半军事化的宪兵队也成为了“沙皇的耳目”。这两支队伍都穿白边的紧身蓝色制服和靴子，佩带军刀，并独立运行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奥克瑞纳的总部位于圣彼得堡莫伊卡宫边上的丰坦卡河16号。他们在其中巨细无遗地收集着“恐怖组织”的资料，以制作成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图表、用颜色区别的档案。这个黑暗的机构执行宁可错杀一个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在1882年之前，他们每年都要检查多达38万封的信件。[1]在当时的欧洲，奥克瑞纳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的邪恶帮凶。然而，就其运行能力而言，它根本达不到列宁的契卡（Cheka）的高度，更别提斯大林的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了。奥克瑞纳会根据“犯案者罪行严重程度”的不同执行三种刑罚。其一是绞刑，他们很少使用绞刑。如果有人胆敢暗杀罗曼诺夫王朝的王族或大臣，他便会遭此极刑。不过，他们倒是用绞刑杀害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这位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年轻人正是列宁的哥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列宁，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种刑罚则是劳改（katorga），也较少被使用。最为寻常的惩罚便是“行政流放”，时间可长达5年之久。阴谋的大脑、莫斯科奥克瑞纳的头目祖巴托夫发展了一套全新的监控体系。他们会聘用侦探，但真正的侦查工具则是“外部间谍”——用革命者的话来说是“幽灵”，他们会跟踪像斯大林这样的危险人物。奥克瑞纳最具效果的策略则是培养他们的“内部间谍”，让他们深入革命阵营。“秘密警察对待内部间谍必须像对待和自己有婚外关系的情妇一般，”祖巴托夫解释道，“像无上至宝一样照料她。你的错误便是对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个人是你的上司。忘记他的名字，记住他的代号。”这场赌局的筹码太高了：一边的间谍就是另一边的叛贼，如果被发现，只会被处以死刑。为了取得巨额的报酬，这些双重间谍不但会打入“革命组织的内部”，有时甚至会直接引导它们的工作。奥克瑞纳甚至成立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团体和工会。他们的存在在革命者中引发了猜忌和恐慌，人人岌岌可危，心神不定。斯大林执政苏联时期的猜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见证了他们的成功。然而，阴谋对当权者和革命者而言有着同样的杀伤力。[2]在这场针对“恐怖主义行动”的战争中，俄国的阴谋组织遍地丛生，开花结果：奥克瑞纳的对手中不但有社会民主工党、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达什纳克会、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还有俄国最致命的恐怖分子——被称为社会革命党（SR）的民粹社会主义者。奥克瑞纳曾策反过社会革命党武装队——他们以执行自杀式炸弹袭击而出名——的头目埃瓦诺·阿泽夫。在1902—1905年间，阿泽夫从奥克瑞纳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可是，在同一时期，他还暗杀过两位内务大臣和一个大公。双重间谍的危险性可见一斑。虽然奥克瑞纳和宪兵队之间矛盾丛生，但他们也受官僚体制的约束，秘密警察对革命组织的压迫和渗透是异常小心而又成功的：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情报人员。[3]事实上，列宁在创造契卡的过程中拷贝了奥克瑞纳的组织结构，他把“一小部分和秘密警察一样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组织起来，这些人具有“臻于完美的地下工作技巧”。斯大林便是个中代表，这个“崩裂离析的世界”是他天然的栖息地。而在高加索，这个游戏的意义更加难以捉摸。他的成长环境是培养恐怖主义黑帮分子的理想温室。格鲁吉亚人对家庭和友人的忠诚、他们的搏击技巧、为人的慷慨和复仇的技艺——斯大林早在哥里的街巷上便已习得了这一切。高加索的秘密警察比圣彼得堡的更加凶残，却也更易腐败。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腐蚀他们、辨别他们的个中好手。斯大林经常被奥克瑞纳的“幽灵”跟踪，而他也成为了愚弄他们的高手。有一次，当他再次于第比利斯的巷道里摆脱他们的追踪之后，他嘲笑道：“这些笨蛋，难道还需要我们来教他们怎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吗？”虽然他并没有因策划劳动节罢工而遭逮捕，但还是数次遇险。有一次，当他正在一家非法经营的书店大声唱着格鲁吉亚歌曲时，一帮警察包围了书店。结果，他径直和“愚蠢的警察”擦肩而过，走了出去。另一次，他们正在开革命会议，警察突袭会议地点，但是，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没有穿橡胶套鞋便跳到了窗外，在雨中大声笑着逃走了。他经常改名——这一时期，他用的是“大卫”这一化名——并至少换过六次住所。当他住在他的朋友米哈·博乔里泽家时，警察曾突袭过这里（在此之后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卡莫便是把钱藏在了这里）。当时，斯大林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生病的租客，躺在床上用床单和绷带裹住了自己。警察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是，因为逮捕令里并没有描述过一个病人，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去请示自己的上司。而等到他们回去逮捕那个“病人”时，这位“病人”早已迅速“康复”并逃走了。在逃亡和密会的间隙，斯大林写起了革命文章。他的文章充满宗教的浪漫主义色彩，像是一篇篇的启示录。那个时候，拉多和他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这位一头棕发、为人温和的前神学院学生是个花花公子——创办了进步的《斗争报》（Brdzola），并通过巴库的一家地下印刷厂印刷发行。警察的间谍也不是没有追踪到过斯大林的足迹：1901年10月27日至28日，他们发现“知识分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开会”，而开会的地点则是梅拉尼酒馆。11月11日，第比利斯召开了一次地下革命党人大会，有多达24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而斯大林则是该会的组织者之一。在会议上，革命党中的温和派指责他是个“造谣中伤者”。他们也都了解吉布拉泽对“惹人厌的”索索的指责，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索索是个活力充沛、能力极强的革命党人。斯大林业已跟随列宁的脚步，相信只有一小部分武装化的专业革命者才能带来最终的成功。于是，他提醒他的同僚，要警惕把普通工人阶级选进委员会的危险性，因为“选的很有可能就是警察安插的间谍”。最终，四个工人和四个知识分子构成了委员会。他的很多反对者都要求革除他的党籍，之后甚至还要求把他赶出第比利斯。日后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的反对者赢得了这次斗争，但这纯属无稽之谈。幸运的是，那些消息更灵通的宪兵间谍所留下的报告为我们解密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索索不但没有落选，他还是委员会四位知识分子里的一位。然而，这或许是党内一石二鸟的妥协政策。虽然斯大林入选了委员会，首次获得了领导权，但是，随着秘密警察越追越紧，他被“营救”了（他的同志们把他从他那凶险的革命计划中解放了出来），并被派去执行“一个宣传任务”——他就这样被送出了第比利斯。宪兵发现，刚刚入选了委员会、之前无所不在的斯大林并没有参加1901年11月25日的会议——就像T．S．艾略特笔下那只叫作麦卡维蒂的神秘的猫，他在刹那之间就消失不见了。而事实上，他正在前往巴统的火车上。这座动荡的城市是沙俄帝国的石油港湾，而斯大林即将在那里掀起革命风暴。* * *[1]　当内务大臣普列韦于1904年被暗杀之后，他的警察司司长洛普欣在这位逝者的保险箱里发现了40封他自己的私人信件——内务大臣对警察司司长也不是百分百地放心。[2]　19世纪80年代，圣彼得堡奥克瑞纳的G．P．苏戴奇斯上校把一个名为杰加耶夫的年轻民意党人培养成了间谍，并通过他成为了“俄国革命的主脑”。但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为了保护这个双重间谍，他下令杀了好多人。1883年，杰加耶夫把上校骗去私会，结果把他给杀了。杰加耶夫就此消失不见。数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不知名大学的数学教授，并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而他的故事则被理查德·派普斯写成了《杰加耶夫事件》。这些间谍总是在玩死亡游戏。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情报机构培养了一批阿富汗圣战者，用以对抗苏联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他们支持西岸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是，这帮人却分别变成了基地组织和哈马斯。[3]　奥克瑞纳无法忽视社会革命党暗杀者的足智多谋。飞机这一新兴交通工具的成功让暗杀者们意识到，它将是个不可多得的武器——从而也预示了在后来的我们的时代里，基地组织所策划的“九一一”事件。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策划过用装满炸弹的双翼飞机撞毁冬宫，因此，奥克瑞纳在1909年下令检查所有飞机、驾驶员和飞机俱乐部的成员。奥克瑞纳于1909年便预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21世纪都无法对付的恐怖行动，足见其在当时的出色。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索索同志带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来到了巴统。在他来到这座海滨城市3个月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炼油厂不明缘由地着火了。他领导了一场武装暴动，攻占了那座城市的监狱，哥萨克骑兵随后展开大屠杀。马克思主义宣传册在这座城市里漫天飞舞。告密者被谋杀，马匹被屠杀，工厂经理被暗杀。尽管身后有紧追不舍的秘密警察，索索依然没有放弃和老派格鲁吉亚革命者的斗争，并且和一个已婚女子产生了恋情。一到巴统，索索便开始工作起来。他先是在土耳其集市的一个酒馆里会见了康斯坦丁·坎杰拉基——这位工人是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之后成为了斯大林在巴统的得力干将。他命令坎杰拉基组织一系列地下会议。据当地工人、会议参与者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他们“听到门外传来敲门的暗号，打开门来”，只见“一个消瘦而又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头发”。“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多蒙特·瓦达奇科里亚曾在自家公寓中举行过一次会议，“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穿着黑衬衫、夏季长外套，戴着浅顶软呢帽的年轻人。”此时的斯大林已是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也对自己识别叛徒的能力相当自信。瓦达奇科里亚回忆：“他命令我邀请7个工人来参加会议，却又让我把请来的工人一一让他过目。他站在窗边，而我则带着请来的工人，一一走过他面前的走道。斯大林对我说，不要邀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是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对人性了如指掌。他只要望一眼，便能看穿他们。我告诉他，有个人想跟我们合作，那个人的名字叫卡尔斯亚。”“此人是个‘幽灵’。”斯大林断定。而瓦达奇科里亚证实了斯大林的判断。“不久，哥萨克骑兵突袭我们的会议，我们看到那个人穿着警察制服。我们决定把他除掉，我们杀了他。”这是记载中斯大林首次因识别出某人是叛徒而开了杀戒，或许也是他第一次杀人。[1]无论如何，从此往后，斯大林都在“‘地下活动’这个危机四伏的游戏”中扮演着强硬角色。卡尔斯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他除掉的间谍。但即便是在最早期的时候，他也没有亲自动过手，而是把他所谓的“脏活”交给了手下。斯大林在这几次会议期间宣布，他将为巴统的革命事业带来全新的战斗精神。他要求与会的所有人：“回去你们的工厂，再招募4个人，并把会议的精神通知他们。”索索同志在集市上一个名为“阿里”的波斯人酒馆建立了总部，并经常昼伏夜出，忙碌于召见同僚和演讲。他先是和一位名为西莫维奇的犹太钟表匠住在一起，然后搬到了西尔维斯特·隆泽哈里亚家。隆泽哈里亚曾落草为寇，现在成了石油工人，而他的弟弟波尔菲里则成为了斯大林的保镖。有一天，斯大林早早地起床，没留下任何信息便消失不见了。坎杰拉基过来找他，发现他不见了，便焦急地等着他，直到他终于平安归来。“你猜我今天早上起了个大早去干嘛了？”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我在罗斯柴尔德的炼油厂仓库找到了一份活儿。他们每天会付我6阿巴兹（abaz，6阿巴兹相当于1卢布20戈比）。”罗斯柴尔德这个法国犹太人的商业帝国——这个家族象征着国际资本主义的权力、浮华和世界主义——当然不会因为招了斯大林这么一个工人而欢欣雀跃，但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所雇用的正是未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斯大林大声笑了起来，几乎唱起了歌：“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坎杰拉基开玩笑：“我希望从现在起，罗斯柴尔德家族会繁荣昌盛！”斯大林没有回应他，但他们早已心有灵犀：他会不惜所有代价，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繁荣昌盛成为过去时。新年当晚，索索把最得力的30个手下召集起来。他们在隆泽哈里亚家举行派对。他们吃着奶酪和肉肠，喝着红酒——但索索禁止他们酗酒。那一晚以索索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讲告终。他极富感染力地高喊：“我们不惧怕死亡！太阳就要升起来了。让我们用生命迎接胜利的到来！”“如果我们死在了床上，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这位致祝酒辞者高喊道。工人们全都鼓掌叫好，他们全都被斯大林的战斗精神感染了。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了斯大林。由当地医院经理卡尔洛·奇赫伊泽和教师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温和派便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他们为工人们成立了一个星期天业余学校，斯大林对这项事业爱恨交加。刚开始时，“合法者”资助了斯大林，可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会长存。马上，斯大林就要“在巴统掀起革命风暴”。巴统地处亚热带，是帝国在黑海边上的边陲重镇。统治这座城市的是帝国的金融石油大亨诺贝尔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便是在20年后，当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来到这里时，他仍然说巴统是“加州淘金城市的俄国版本”。1878年，沙皇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中赢得了这座海盗横行的海滨城市。可是，随着巴库——位于高加索海峡的另一边——的石油开采日益繁荣，巴统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把“黑金”从巴库运到西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建造了一条输油管。他们在巴统炼油，然后把它们装上停靠在海港边的油轮。突然之间，不但出口石油，也出口锰矿、甘草和茶叶的巴统成为了“欧洲的门户”，格鲁吉亚“唯一的现代城市”。等到斯大林来到巴统时，那里已经有多达16000名工人了。他们中有波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也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俄国人。大约有1000个工人在炼油厂工作。这家“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的老板便是爱德华·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人中的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房子离浓烟滚滚的炼油厂不远，街道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污水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死于伤寒。可是，巴统的百万富翁和外国公司总裁们——特别是英国人——却把这个原本闭塞的城市改造成了享乐之都。这里有一条海滨大道，旁边都是古巴风格的别墅。他们还开了好几家奢华的妓院、一座赌场、一个板球场和一个英国游艇俱乐部。1902年1月4日，坎杰拉基“正在回家的路上，意外地目睹了一场火灾”。斯大林回到家后兴奋地对坎杰拉基说：“哥们儿，你的预言实现了！”聘用了斯大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繁荣昌盛”了起来。“我的仓库着火啦！”[2]人们看见一团黑色的蘑菇云从港口升腾起来。工人们赶紧救火，把火扑灭了，他们会因此得到一笔奖金。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法国经理弗朗索瓦·热恩召见了工人代表团。斯大林也位列其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欧洲的商人。然而，有证据表明，从此往后，斯大林便和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管理层私下接触了——他就此和石油大亨建立了隐秘关系，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罗斯柴尔德家族当然明白这起火灾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的，热恩拒绝给工人发奖金。而热恩的强硬态度刚好给了斯大林一个发动罢工的理由。当权者试图阻止他；奥克瑞纳企图逮捕巴统新来的革命领袖；警察们骚扰罢工者；间谍监视着马克思主义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担心他们的石油是否还能顺利离港。可是，就在此时，斯大林离开了巴统，坐了11个小时的火车前往第比利斯。为了能让罢工事件扩大影响，他得找一台印刷机来制作传单。由于传单得用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两种语言，委员会帮他联系到了苏伦·斯潘达良——这位亚美尼亚人很是富有，虽然他已经有了家室且生了孩子，但依然是个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斯潘达良的父亲是个报纸编辑，斯大林就在那家报社印刷了他的亚美尼亚语传单。在此之后，斯潘达良成为了斯大林的密友。当斯大林在卡莫的协助下带着印刷机回到巴统时，他发现巴统业已风起云涌。卡莫和坎杰拉基立刻让印刷机运作了起来。不久之后，这座石油之城的所有工人阶级都聆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2月17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终于向工人们让步了。他们同意给工人涨30%的工资——无疑，年轻的革命者取得了胜利。虽然在第比利斯，拉夫罗夫上尉的宪兵队早已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突袭和逮捕，而在之前仍然平静如水的巴统，宪兵队上尉乔治·亚克力则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他承认，他对“突然爆发的不安情绪”感到忧虑。于是，他增派人手，用以监视那个谜一样的“索索同志”。斯大林不得不搬出隆泽哈里亚的家。他换了好几次住所，最终在巴斯卡纳的工人阶级社区留了下来。他住进了一间小屋，房东是22岁的娜塔莎·科尔蒂娃。科尔蒂娃是个大美女，她是农民的女儿，也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同情者。她的丈夫失踪了。据巴统地区的民间轶闻、科尔蒂娃自己的回忆录和斯大林本人之后的求婚行为来判断，他很爱这个年轻女人——科尔蒂娃是和他发生恋情的第一个房东，此后，他还会“和很多女房东以及女同志发生恋情”。科尔蒂娃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很温柔”，对她“无微不至”。她的回忆甚至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带来了一丝爱情的亮色：“他看着我，轻轻把我的头发从额头撩开，他吻了吻我。”[3]虽然斯大林取得了成功，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热恩和冯·斯泰恩决定对他展开报复。2月26日，他们开除了389名闹事的工人。这些工人继续罢工，并“派了个人去找索索同志”，可是，那个时候，他正好在第比利斯看望他的门徒斯瓦尼泽和卡莫。第二天，索索赶回了巴统。他邀请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隆泽哈里亚家开会。“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提议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罢工，从而使整个石油终端陷入瘫痪。他的助手波尔菲里·科里泽差点认不出他来：他把胡子和胡须都剃掉了。除了阿里波斯酒馆之外，斯大林还有另一个更为隐秘的总部，那便是苏克萨克墓地。他们会在午夜时分在那里集会，开展选举活动。有一次，警察突袭墓地，他赶紧藏进了一位女同志的宽大的裙子里。还有一次，当哥萨克士兵突然来到时，他给自己套上了一件连衣裙，然后拖着裙摆逃离了。工人们对这位“知识分子”相当崇拜。他们称其为“神父”。他还会给他们开书单。“有一次，他给我们留了一本书。”科里泽回忆道，“‘这是果戈理的书。’斯大林对我们说，还对我们讲起了果戈理其人其事。”那个时候，索索同志已经拥有了其固定的形象。他经常穿花哨的锡卡西昂棉毛大衣，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宽檐软呢帽，肩上披着白色的高加索头巾。很快，他就有了一批和他一样强硬的追随者。这些人被称为“索索主义者”，是最早期的斯大林主义者。奇赫伊泽和星期天业余学校的“合法者”请他过来接受组织的批评，但他拒绝前往。“他们只是坐在摇椅里空谈的战略家，他们害怕真正的政治斗争。”要求绝对领导权的索索这样嘲笑他们。第比利斯宪兵队的拉夫罗夫上尉说，“朱加什维利的我行我素分裂了革命阵营”，造成了“年长社会主义者和年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隔阂。罢工运动扩大化了。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受到了威胁，他们的马被屠杀了。但是，秘密警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神父”索索。哥萨克骑兵正在聚集起来。斯马金将军——巴统所在的库塔伊西省的省长——冲进巴统，指挥镇压罢工运动。他对工人大声警告道：“回去工作，要不就送你们去西伯利亚！”3月7日夜晚，斯马金逮捕了斯大林的保镖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和罢工运动的领袖。第二天，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罢工者们在看押犯人的警署外示威抗议。他们的施压成功了。宪兵队紧张地把犯人送往一个临时监狱。省长答应接见罢工者。即便如此，索索还是不满意。当晚，他在指挥会议上提出突袭监狱的想法。瓦达奇科里亚却更倾向于妥协。“你根本不配做个革命者。”“神父”索索嘲笑他道。而索索主义者们则坚决地站在了索索这一边。第二天一早，斯大林亲自指挥了示威游行。接下来的一天，城里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向监狱进发。可是，一个叛徒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哥萨克骑兵全部各就各位。在强硬的安塔泽上尉的指挥下，士兵们挡住了通往临时监狱的道路。他们举起刺刀，对准前来的示威者。人群在路障前停下脚步，犹豫不前。“不要逃跑，否则他们会开枪。”斯大林警告他们道。“索索提议我们唱歌，我们不懂革命歌曲，所以唱起了《阿里总督之歌》！”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道。“士兵是不敢开枪的。”斯大林对人群大喊道，“不要害怕。打倒他们，解救我们的同志。”人群冲向了监狱。索索被一群“索索主义者”保护着。他们以坎杰拉基为首，大多是古里亚的农民工。此后，斯大林曾吹嘘说：“古里亚人是勇敢无畏的地下活动者。他们试图阻止我上前线，但我还是冲了上去。于是，他们在我周围形成了7个保卫圈，即便是那些受了伤的也不曾离去，士兵根本无法突破他们。”正当人群向守卫监狱的士兵冲击时，关在里面的罢工者也制服了守卫。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听到了门外传来的暴动的声音：“我们试图冲出去，大门被撞坏了，有些人逃了出去。”哥萨克骑兵策马赶到，冲入人群，可他们的来福枪被抢走了。群众向骑兵开枪，还朝他们扔石头。士兵们用枪托回击他们，可不得不渐渐撤退。安塔泽上尉被石头击中，他的手铐被子弹打穿。士兵们依然企图抵抗，朝空中开枪，可还是不得不后退。但这一次，他们站稳了脚跟。“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高喊，他让我们千万别散开，把工人们救出来。”示威者之一英杰拉比安回忆。人群继续向监狱发起冲击。“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安塔泽上尉下令“开火！”。枪声此起彼伏，人们倒在了地上，所有人都大声尖叫着四下逃散。“这里简直是个地狱，空旷的广场上躺满了尸体。”士兵们冷眼看着“奄奄一息、依然在痛苦呻吟的人”。他们叫着“水”或“救命！”。“这时候，我想起了索索，”坎杰拉基说，“我们被分开了。我害怕极了，开始寻找他的尸体。”然而，波尔菲里的姐姐维拉·隆泽哈里亚却看见斯大林走来走去，观察着现场情况。正当她寻找她弟弟的尸体时，她打倒了一个士兵，不过士兵对她说：“这都是安塔泽上尉命令我们干的。”索索带着“一个伤者”上了马车。“他把他带到了我们的公寓。”伊拉里翁·达拉赫韦利泽回忆道。“索索帮伤者绑上了绷带。”坎杰拉基的回忆如出一辙。娜塔莎·科尔蒂娃和其他女人把受伤的同志们扶上马车，送他们前往医院。总共有13人死亡，54人受伤。那一夜，他们在达拉赫韦利泽家集会，大家“很是焦虑不安”，可索索却高兴极了。“今天，我们一下子进步了好几年！”斯大林对哈奇克·卡扎林说，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虽然我们失去了几位同志，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和很多流血战役一样，在这里，以同志的牺牲换来革命目的的达成是值得的。“冲着我们挥来的皮鞭和刺刀反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加速了使无关的旁观者参加革命的过程。”年轻的托洛茨基也对发生在巴统的大屠杀印象深刻：“它让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起来。”佐达尼亚和奇赫伊泽对“这个想要成为领袖的年轻人”十分不满，却又“缺乏对事态的准确认知……也不具备能被群众认同的粗俗语言”。他们相信，大屠杀其实是由当局一手策划的阴谋：那么，难道斯大林是个间谍？在此之前，斯大林把印刷机藏在了一位名为德斯皮娜·萨巴托瓦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家中。现在，他立刻赶往那里。“谢谢养育了这些儿子的母亲们！”他在针对大屠杀的文章中写道。第二天，整个巴统都见到了这份传单。然而，一个告密者把印刷机的所在地告诉了警察，于是，他们前来突击检查。好在德斯皮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的孩子正在睡觉。”她冲着他们大吼。警察们一笑了之，他们既没有搜到印刷机，也没有抓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和当局斗争的方式也不只写文章这一种。据称，他下令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理冯·斯泰恩。“我们指派（一位同志）执行暗杀”，斯大林的一位手下回忆，“当冯·斯泰恩的马车靠近时”，杀手举起左轮手枪朝他开枪，但没有击中。“冯·斯泰恩赶紧掉转车头逃走了，那天晚上他坐船离开了。”对斯大林的缉捕仍在继续。而斯大林则已经把他那价值连城的印刷机搬到了另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他认为保持神秘至关重要，”科里泽说，“他经常会坐着马车突然出现，然后变装之后迅疾离去。”他是易装假扮的个中好手，经常会在突然之间和其他同志换衣服穿，而“他的长发上总是披着头巾”。那一晚，斯大林先是把印刷机带上马车，把它藏在了墓地里，然后，他又把它搬到了一个破屋中。那里是哈希米·斯莫尔巴——一个年老的阿布哈兹草寇——的家。这个破屋位于马赫穆迪亚，距巴统7公里，但又正好处在守备部队驻扎要塞炮火的下方（因此反而不会引起怀疑）。已经金盆洗手的草寇很高兴能把印刷机藏在他家里，因为他的朋友隆泽哈里亚告诉他，这个玩意儿能印假卢布。等到事成之后，斯莫尔巴还能参与分成。斯莫尔巴的儿子哈姆迪留下了一份回忆录，但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它。据他回忆，斯大林是在那天半夜到达的。他一来就把4个很重的箱子搬进了屋，运到了地窖，打开它们并组装了起来。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排字工人。他们都化装成了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子。斯大林夜以继日地工作，让建筑工在斯莫尔巴家边上又造了一栋房子，用以安放嗡嗡直响的印刷机。“这是什么声音？”一个建筑工问道。“有头牛，牛角里生了虫子，难受地叫呢。”斯莫尔巴回答道。索索几乎已经搬到了斯莫尔巴家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屋主开始敲诈这位年轻的格鲁吉亚革命者。“你的印刷机已经开工好几天了，”斯莫尔巴说，“你什么时候才会用印出来的钱？”索索把一张传单递给了斯莫尔巴。“这又是什么？”好奇的斯莫尔巴大叫道。“我们要推翻沙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斯大林回答道。可斯莫尔巴根本就不懂。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传单藏在农民的果篮里，然后让斯莫尔巴把果篮运上马车。两人会驱车来到巴统，和隆泽哈里亚接头，然后运着果篮在工厂四周逗留，到处分发传单。如果有人想买水果，斯莫尔巴就会故意报个难以接受的高价，或者谎称水果已经被其他人预订了。有一次，印刷机坏了。斯大林对坎杰拉基说：“我们去狩猎吧。”他们来到当地的印刷店，挑好了合适的零件，斯大林接着下令道：“熊已经被击倒了，我们开始剥皮吧。”然后他派手下把零件都偷了回来，帮他送到了总部——集市中的阿里波斯酒馆。有一次，小哈姆迪正在把印刷机零件送去斯大林在的地方，突然，一群哥萨克骑兵奔驰而过。他赶紧把袋子扔进了一户人家里，自己跳进了水沟。事后，斯大林亲自帮这个男孩擦干了身子，并表扬他勇气可嘉。不久之后，斯莫尔巴的整个村子都对他家边上那幢新房子产生了好奇，他们经常看到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子在那里出入，可她们个个都长得很结实。于是，索索召集了12位信得过的农民，让他们把自己的任务传达给村民们。哈姆迪·斯莫尔巴回忆说：“从此之后，村民们都对这幢房子倍感敬意。”“索索，你是个好人。”斯莫尔巴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说，“只可惜你不是个穆斯林。如果你变成穆斯林，你肯定能娶7个漂亮的处女。你难道不想成为穆斯林吗？”“我当然想！”索索笑着说。[4]他们于3月12日埋葬了在罢工运动中死去的工人。这又为斯大林提供了另一个抗议的机会。7000个壮汉受到了斯大林亲手写就并印刷的宣言的感召。游行队伍的四面都被哥萨克骑兵包围了。他们被禁止唱歌。索索同志沉默地指挥了整场葬礼。宪兵队禁止任何人发表演讲。正当人群离去时，哥萨克骑兵嘲讽地对他们唱起了《死亡征途》。秘密警察已经了解到，斯大林正是巴统一系列罢工示威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在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于1901年秋天到来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亚克力上尉向库塔伊西宪兵队队长汇报道：“我确定在3月9日的‘暴乱’中看到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所有证据都证明，他是‘暴乱’的主导者。”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斯大林抓住。4月5日，德斯皮娜·萨巴托瓦警告斯大林，他已经被告发了。斯大林两次转移会议地点，并最终在达拉赫韦利泽家和同志们聚首。忽然，德斯皮娜冲了进来，通知斯大林宪兵队就在外面；或者，用当晚指挥行动的警官的话来说：“昨日午夜，有情报称有人在组织曼塔舍夫炼油厂的工人集会，于是，我下令包围了那里……”“神父”索索向屋后的窗户跑了过去。可惜为时已晚。蓝色制服的宪兵已经把整座屋子都包围了起来。这一次，他终于逃不掉了。[5]* * *[1]　这些回忆录的日期相当重要。在写于1936年的回忆录中，瓦达奇科里亚暗示，是斯大林下令除掉了卡尔斯亚，这在当年只能显示瓦达奇科里亚的政治天真；要知道，一年之后，“大清洗”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果有人胆敢在那时或此后写这样的东西，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为了塑造斯大林的伟岸形象，他的官方传记中也有他怀疑警察密探并证明其无比正确的故事，但那仅仅是“怀疑”，而不是“除掉”。这个间谍被除掉的说法仅见于原始档案，本书的记述是对此事件的首次披露。[2]　坎杰拉基的这段回忆写作于“大清洗”发生之前的1935年。他在其中强烈暗示是斯大林在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纵了火。那些斯大林传记作家引用了坎杰拉基的记叙，却删除了所有暗示伟大领袖曾纵火、下令暗杀、攻袭银行和到处留情的言语。本书的引用是坎杰拉基的原始记录首次被披露。历史学家经常会把他和另一位坎杰拉基搞错。后者名为大卫·坎杰拉基。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他作为秘密大使和希特勒谈判，那时离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还有3年之久。斯大林于1937年处死了大卫·坎杰拉基。他肯定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巴统的康斯坦丁·坎杰拉基（昵称“科沙”）。在此之后，康斯坦丁·坎杰拉基成为了孟什维克党人，并于1918—1921年间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财政大臣。[3]　这段回忆无疑会让斯大林勃然大怒——20世纪30年代，那些更具政治敏锐性的回忆录作家都把此类个人化的细节删除了。娜塔莎·科尔蒂娃的回忆录分为两册，一册写于1934年，另一册写于1937年。毋庸置疑，这段关于接吻的细节只在第一册中出现过，因为那是在“大清洗”之前。[4]　巴统的罢工示威事件和斯莫尔巴的故事成为了斯大林传奇的起点。当阿布哈兹的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最钟爱的追随者之一内斯特·拉科巴于1934年写作《斯大林与哈希米》时，他进一步加强了自从1929年便开始塑造的斯大林神话。斯大林的秘书伊万·托夫图哈觉得这本书有问题，于是给其时斯大林的副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写信说：“有关哈希米的文字已阅……需修改及重写……怎么办？要不要把它给扔了？”然而，他们没有扔了这本书。它得到了出版，拉科巴由此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贝利亚写了一本更夸大其词的书《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很快就把拉科巴那本给比了下去。据贝利亚的儿子说，斯大林本人修改了该书手稿，“划去了很多名字，并用自己的名字替代”。1937年，大部头的《巴统1902年罢工示威事件始末》得以出版。贝利亚立刻行动起来，摧毁自己的对手拉科巴。他先是给他下毒，接着杀了他。他还亲手折磨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若想了解完整的故事，读者可以参阅《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哈希米·斯莫尔巴于1916年搬出了他当时的那个屋子，并把印刷机埋在了花园里。他于1922年去世，享年81岁。斯大林70多岁的时候还笑着提起过他。他知道拉科巴的书被普遍认为是宣传工具。毕竟，书中声称斯大林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这样的人一两个世纪才会出现一个”。然而，斯大林却坚称说“这本书里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些事真的发生过”。[5]　1939年初，莫斯科艺术剧院委派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当时，这位天才作家正处于失业的状态——写一部有关巴统时期青年斯大林的浪漫主义戏剧，用以庆祝这位领袖于是年12月的60大寿。此次委派肯定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欣赏布尔加科夫——和契诃夫一样，这位作家之前从医——他尤其喜欢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白卫军》。由《白卫军》改编而成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戏剧，他看过多达15遍。然而，斯大林对待布尔加科夫的方式和他对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喜欢和这些文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边亲自给布尔加科夫打电话，告诉他他接到了活儿，一边又再一次收紧对他的监控。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布尔加科夫对斯大林这位无所不知的迫害者颇感兴趣，他从1936年开始便已经在构想这出戏剧了，虽然他也知道“这对他来说很危险”。布尔加科夫根据《巴统1902年罢工示威事件始末》和对当事人的采访写了这部戏剧。他于1939年6月完成了第一稿，并将其命名为“神父”——即工人们对斯大林的昵称。然后，他又把它改名为“巴统事件”，最后简称为“巴统”。这部浪漫主义戏剧没有涉及斯大林的恋情，但依然暗示了斯大林和娜塔莎·科尔蒂娃的关系。在剧中，主人公的伴侣名为娜塔莎，这个角色显然是科尔蒂娃和隆泽哈里亚姐姐的结合体。掌管苏联文化的机构喜欢这部戏，并审查通过了它。那年8月，布尔加科夫说自己想采访当事人并想读读档案，于是和妻子艾琳娜一起踏上了前往巴统的火车。可是，斯大林不想让自己作为国家领袖的形象（当时，他刚要和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任何有可能在档案中被找到的资料毁坏（而本书则使用了其中的很多部分），于是，他拍电报让布尔加科夫赶紧回来：“无须再前往。回到莫斯科。”布尔加科夫病倒了。斯大林读了他写的剧本。他来到艺术剧院，告诉导演《巴统》是部好剧，但不应该被搬上舞台。（据传）他说：“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一部关于青年斯大林的戏剧呢？”对布尔加科夫而言，这部作品差强人意。而这位作家也在他于1940年去世前完成了反对斯大林的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PART TWO　第二部分致月亮不知疲倦地攀爬吧切勿低下你的头颅拨开云雾上帝是伟大的对地球亮出温柔的笑容它正在你脚下延展对冰川唱起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