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他也是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很聪明，”他的唱歌老师说，“我不曾记得他考过低于5S（相当于A）的分数。”索索“会在闲暇时间读书”。他“经常把书夹在腰带里面”，他也喜欢帮助差生学习。“他从来没逃过课，也没迟到过，他的目标永远是第一名。”他的同学彼得·阿丹什维利说。而斯大林对这位同学的建议则是：“天天向上，切忌懒惰，不然你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即便是那些对格鲁吉亚抱有偏见的教师也对斯大林的表现刮目相看。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经常会提前结束社交生活回家备课，因为“如果他不好好准备（明日的课程）的话，那个叫朱加什维利的肯定会将他一军”。[7]斯大林对同学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每当他做值日生时，他会记下所有迟到或偷懒的人。于是，其他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宪兵”。不过，这位备受老师喜爱的优等生绝非唯唯诺诺之辈。有一次，学校组织远游，有个学生竟然背着督察布特尔斯基淌过了溪流。斯大林嘲讽他道：“你难道是头驴吗？就算他是上帝，我也不会背他，何况他只是一个督察。”还有一次，敬爱的果戈兹利泽试图说服他唱一首他不喜欢的歌，结果他那一整天都没有出现过。拉夫罗夫——此人是学生们最为憎恨的老师，他禁止一切和格鲁吉亚有关的事情——提拔斯大林做他的“助手”。但很快，拉夫罗夫便后悔了。拉夫罗夫逼迫“助手”斯大林向他告密到底谁还在说格鲁吉亚语，这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和几个18岁左右的胆大孩子联合起来，把这位教师骗到了一个没人的教室里，并威胁要杀了他。在此之后，拉夫罗夫就蔫了不少。在四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觉得唱诗班应该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唱歌老师听到斯大林“分配任务——他让一个男孩集资，另一个男孩预约摄影师。等到万事就绪，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斯大林）捧着一大束鲜花到来，他命令男孩们把鲜花小心地插在纽扣眼上，以待摄影师拍照”。然而，索索的学生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疯狂贝索酩酊大醉地出现了，把他带走，命令他学习做鞋子。凯可向她的庇护者们求救：“我向全世界求救，我的兄弟、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还有老师……”终于，贝索“把儿子还给了她”。但是，贝索依然经常“闯进学校，醉醺醺地把索索带走”。于是，索索只好穿上凯可兄弟的衣服，偷偷溜进学校。当贝索找上门来时，“所有人都会帮他躲起来，告诉愤怒的贝索，索索没有来上课”。和政治家斯大林一样，学生斯大林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伊利马什维利总结道：“索索·朱加什维利是最优秀的学生，可也是最淘气的学生。”少年斯大林业已战胜了很多厄运。然而，就当他开始在校园里茁壮成长时，命运又扼住了他的喉咙，企图将他毁灭。* * *[1]　因此，哥里四周都是像马克兰斯基·巴格拉季昂王子和阿米拉科瓦里大公这样的贵族的庄园。格鲁吉亚有很多贵族——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6%——但他们都很穷，因此相互联系较为紧密，不像俄国贵族那样自主和独立。高加索总督米克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在附近的博尔若米有一幢哥特式的利卡尼宫，直至俄国革命之前，这些罗曼诺夫贵族都会在这里消暑。在斯大林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对回归故乡哥里鲜有兴趣。不过，在苏俄内战后的第一个假日，他和他当时年轻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回到过利卡尼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随着健康情况的恶化，他曾最后一次回到过格鲁吉亚。那一次，他也住在了利卡尼宫。这个宫殿的确相当漂亮，但是，对于斯大林而言，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它象征着一个当地穷孩子的成功。目前，利卡尼宫是格鲁吉亚总统的夏日别墅。[2]　多年之后，即便斯大林已经老去，他依然对自己的摔跤水平颇为自豪。“二战”之后，他遇见了铁托元帅。当时的铁托又年轻又帅气，让斯大林自觉老弱。突然，他把铁托举了起来，夸口道：“我还有的是力气。”铁托着实吃了一惊，不明白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不过，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展现他在哥里学会的摔跤技巧。[3]　这些故事是由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和他的侄子桑德罗忆叙的。在他们的回忆里，斯大林是个可怕的小混混，他不但打架闹事，还会干扰甚至破坏那些工人阶级的生活。我是在档案库里找到这些回忆录的，当然，它们没有被出版过，也没有在任何有关斯大林的传记中出现过。[4]　这条明令让斯大林从小就对沙俄有抗拒之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却为他日后执政苏联奠定了基础。他的俄语虽然从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格鲁吉亚口音，但对于帝国首脑而言，已经及格了。[5]　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便很典型。他身材矮胖，留着一簇红胡子，对学生们吹毛求疵。当他听到有人说格鲁吉亚语时，他会大喊：“别说那种语言！”[6]　斯大林绝对是政治家中的出色演员。那些熟悉他的巨头经常觉得他是在演戏：赫鲁晓夫说他是“戴着假面的”人；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至少有四五副不同的面孔；米高扬和莫洛托夫都曾多次觉得斯大林是在做戏。他对绘画的兴趣则没有像对表演那样持久。在此之后，他经常会在开长会的时候在笔记本上画狼群。那是这一爱好得以保留的唯一迹象。[7]　在他的一生里，斯大林对下属与对自身一样严厉。他要求他们时刻做好准备。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左右臂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曾说，每次他准备和斯大林开会时，就像一个准备功课的学生。笔者在档案里找到了一份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亲手写给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当时，他俩都是苏联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便条：“塞尔戈，明日召开有关银行改革的大会。你准备好了吗？你必须做好准备。”在“二战”期间，他会把任何没有准备好的人摧毁。4　一场哥里的绞刑1890年1月6日，主显节过后不久，在唱歌老师果戈兹利泽的带领下，唱诗班走出教堂，前去为驻扎哥里的俄国部队唱赞美诗。就在这个时候——果戈兹利泽回忆道——“没人看到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入了人群。其时，12岁的斯大林正在过马路。“马车撞在了他身上，一根杆子击中了他的面部，他倒在地上，（轮子）碾过了他的双腿。人群聚拢在他周围，他已经失去意识，我们赶紧把他抬走了。”马车夫被逮捕了，后来被判入狱一个月。凯可再一次看到她儿子血污满面地回到了家。他醒了过来，安慰绝望的母亲道：“不要担心，妈妈。我没事，我不会死的。”可事实上，他受了重伤。他被送去首都第比利斯，并因此辍学长达几个月。他的腿由此落下了残疾。多年之后在神学院里，他曾抱怨过“隐隐作痛的双腿”。而即便双腿不再痛了，他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总是一瘸一拐的，这又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个绰号“长痘疮者”（“乔普拉”），现在，人们叫他“跛腿者”（“格扎”）。他比以前更渴望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对困难的克服令他信心倍增。这起事故也带来了贝索的报复——凯可不得不通知他儿子受伤了，而鞋匠也来到第比利斯的医院看望索索。可是，贝索依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不听话的家庭之上。索索刚刚恢复，贝索便绑架了他，并给他在自己的单位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报了名，让他去做学徒。“你想让我儿子成为主教？除非我死了，不然他就不可能接受教育！”贝索对凯可大吼，“我是个鞋匠，所以我儿子也会成为一个鞋匠。”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有80个强壮的苦力工人。贝索和他的儿子与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却只能领到低廉的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被水淹了的地窖、悬在头顶上的晦暗的煤气灯，还有令人作呕的制革的味道。即便是沙俄当局，也为阿德尔汉诺夫鞋厂这座阴暗的四方形工厂里的童工担心。索索和父亲一起住在阿弗拉巴尔的工人阶级社区，从那里到工厂步行即可。每天，索索都会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座桥，米特凯城堡监狱就在附近。上班的时候，索索得把鞋子从工厂运到离埃里温广场不远的仓库。讽刺的是，虽然此后斯大林将其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但除却在他父亲位于哥里的作坊短期工作过外，在鞋厂的这段时间是他唯一的工人经历。如果贝索成功把儿子改造了的话，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斯大林，因为他将是一个文盲。斯大林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功，是因为他把街头暴力和古典教育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了一起。“所有学生都想念索索，”唱歌老师说，“可是，最思念他的还是凯可。”这位可敬而又美丽的母亲再一次行动起来，找到了她的同盟。她和学校的老师、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以及叶格纳塔什维利一起赶到第比利斯，他们所有人都试图说服贝索放过索索。这件事情甚至传到了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耳朵里，主教愿意为索索提供一个第比利斯的教堂唱诗班职位。凯可的心意已决。贝索出离愤怒。他们问起索索本人的意见。他说，他想回哥里的教会学校学习。于是，神父们把孩子还给了凯可。贝索发誓不会再给这个家庭一分钱，并且再也不会理他们了。凯可说：“时光荏苒，我再也没见到过贝索，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令我高兴的是，即便是没有他，我也把这个家养活了。”不过，贝索还会再次归来。他会最后一次试图毁坏斯大林的生命——直至彻底消失。回到学校后的斯大林依然是（用他母亲骄傲的话来说）“优等生”。没有贝索的资助，凯可很难付清学费。她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工作，把身边认识的人的活儿都揽了下来，接着又去找新的。她开始为瓦西里·别利亚耶夫——为人正派的学校董事会主席——做清洁工和洗衣工，得到一个月10卢布的工资。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作出的贡献更多。在别利亚耶夫主席、凯可的庇护者，以及敬爱的唱歌老师的推动下，学校不但让索索重新入学，还给他颁发了3卢布30戈比的奖学金。事故造成的创伤、贝索对他的绑架，以及工厂严酷的生存环境已经让索索身心俱疲。回到哥里后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肺炎。他的唱歌老师说，他母亲“又一次几乎要失去他，可他还是挺了过来”。这次，学校把奖学金翻了个倍，给了索索7卢布。总是以索索为傲的凯可回忆说，即便是在他因病发着烧的时候，他还会发着呓语：“妈妈，让我回学校，不然的话，伊卢里泽老师会给我低分的……”那一整年里，斯大林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危难。终于，他恢复了，重新活力四射地回到了学校。不过，他也变得更加叛逆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受罚。”伊利马什维利——他俩是唱诗班三人组的成员——回忆说。索索组织了一场针对遭人憎恨的督察布特尔斯基的抗议行动，而此次行动几乎演变成一起暴动——“这是索索组织的第一场革命。”由于经济拮据，索索的母亲不得不搬进苏贝尔纳亚街上的一个烂屋子。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这座房子“又老又旧，还很脏”，它的屋顶漏风漏雨。“房间里的灯光永远暗淡。屋里散发着霉味，混杂着雨水、潮湿衣物和厨房的味道，没人能逃脱。”不过，斯大林可以。他终于有更多理由和他的团伙一起在街头和哥里瓦里山上厮混了。他依然是唱诗班里最优秀的歌手，但也开始关注穷人的困境并质疑自己的信仰。他和三位神父的孩子成为了密友。他们是拉多·克茨霍韦利和瓦诺·克茨霍韦利（两人会对他的未来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及和斯大林一样跛腿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1]。在此后不久，克茨霍韦利一家中的哥哥拉多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告诉索索，他曾在那里指导了一场起义，而他因此被开除了。这些新朋友和他们带来的书为斯大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不过，他依然梦想成为神父，帮助穷人。然而，他终于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在拉多·克茨霍韦利富有魅力的号召下，索索宣称要成为一个改变穷人境遇的本地官员。他读了很多书。如果发现同学手里有他想读的书，他就会把它偷走带回家。13岁那年，拉多·克茨霍韦利把索索带到了哥里的一家小书店里。他花了5戈比办了一张借书卡，然后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被它吸引了，彻夜长读，忘记了睡觉。“是时候睡觉了，”凯可说，“快睡——马上就要天亮了。”“妈妈，我太爱这本书了，我必须把它读完……”随着斯大林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信仰渐渐动摇了。有一天，索索和他的朋友们——包括格里沙·格鲁吉泽——躺在草坪上聊天。他们聊起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公平。索索突然说出了一段话，这让他的朋友们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他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都被骗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肯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索索！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格里沙惊呼道。“我借你看本书，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种起源》递给了格里沙。索索对谋求公正的渴望、对绿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欢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诗，并能背诵他的杰作《克黑苏的祖国》。“那首诗棒极了。”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学生们开始自己学写浪漫主义的诗歌。他们会围绕在斯大林的周围，热烈地讨论着各种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坠入了爱河。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孩而言，爱情的降临很正常，可是，他的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他爱上的是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女儿——他们家住的房子正是从恰尔克维阿尼神父那里租的。“他是在拉丁语初级班里爱上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的，”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说，“他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嘲笑自己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当她上俄语课时，“我经常假装路过，并加入到课堂中去。”50年后，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她回答不上问题，我帮助了她……”我们无从知晓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是否也爱斯大林，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他们儿时便已很亲密。据女孩的哥哥科捷说：“他和我妹妹争洋娃娃玩。他把她弄哭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和好了，像一对真正的朋友那样坐在一起看书……”1892年2月13日是斯大林终生难忘的一天。在教会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前去参观“19世纪晚期哥里最引人注目的场合”。老师们希望这个恐怖的场景会让“男孩们心怀敬畏和恐惧”——这是一场绞刑。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山脚下的库拉河畔，三座绞刑架树立了起来。很多哥里人前来围观，其中穿着制服的教会学生格外显眼。然而，等到他们真的见证这一幕时，他们都被“吓坏了”。被行刑者先前偷了一头牛，继而又在被追捕的过程中杀了一名警察。可是，男孩们了解到，三个死囚只是“被地主压榨的农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进了森林”，以小偷小盗为生。他们只会偷当地地主的东西，还会帮助其他农民。斯大林和彼得·卡帕纳泽都不明白，既然神父们都以十诫教诲他们“汝不能杀戮”，这些人又为何要惨遭绞刑。他们看到一个神父拿着巨大的十字架站在绞刑架边，他们更加错愕了。男孩们都颇为吃惊。“索索·朱加什维利和我，以及其他四个学生爬上了一棵树，从那里远眺令人恐怖的场景。”格里高利·拉兹马泽回忆道。（不过，警长达夫里舍维禁止他儿子参加。）人群中还有另一个观众，此人将在之后成为斯大林的朋友并被斯大林提拔，那便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当时，高尔基还只是一个记者，之后却成为了苏俄最为著名的作家。哥里人同情这三位勇敢的高加索好汉——他们中两人是奥塞梯人，另一个则是伊美利田人。沙俄当局为了展示自己对当地的统治而对他们处以极刑，可年轻的达夫里舍维则称他们为“神圣的烈士”。人群开始不安起来，两队俄国士兵把广场牢牢围住。鼓点敲响。“穿着制服的官员们在绞刑架周围滞留不去，”高尔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们神情严肃、阴沉，对人们充满敌意。”他们有理由感到紧张。三个戴着脚镣的死囚走上绞刑架。其中一个和另外两位分开了——他被赦免了。神父为两位即将接受绞刑的死囚祈祷：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则拒绝接受。两人都想喝口水，抽上一支烟。桑德罗·库布卢里沉默不语，而塔托·亚奥什维利——英俊而又强壮的“匪帮领袖”——冲着观众大笑，甚至无畏地和他们开起了玩笑。高尔基写道，他靠在“绞刑架的栏杆上，和那些来看行刑的人们聊起了天”。人群向穿着一身红衣的蒙面绞刑吏丢石头，而后者则把死囚送上高脚凳，收紧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桑德罗捏了捏自己的胡子，自己调整了一下套索。时间终于到了。绞刑吏踢掉了高脚凳。正如很多在沙皇当局镇压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对绞刑的执行颇为拙劣：桑德罗的绳索断掉了。围观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红衣绞刑吏再次把他送上高脚凳，把一条新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终于，他死了。对塔托的行刑也进行得颇不顺利。村民和学生们四散而去。斯大林和他的同学讨论，这些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们的灵魂到底何去何从呢？他们会进地狱吗？斯大林安慰同学们道：“不会的。他们已经被处以极刑了，如果他们再遭惩罚，那将是不公平的。”男孩们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后世的传记作者经常描写这场绞刑，说它刺激了斯大林，让他日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可是，我们所能知的仅仅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男孩们同情这些格鲁吉亚法外之徒，也憎恨压迫他们的俄国人。如果一定要下结论的话，与其说目睹绞刑让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还不如说让他成为了一个叛逆者。终于，索索是时候要离开哥里了——他很快就要从教会学校毕业。黎明时分，凯可经常会坐在他的床头，充满爱意地端详这个还在睡梦中的聪明的孩子。“我的索索长大了。”她说。但他们依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相处。“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他总是在我身边。即便当他生病时，他也会在我身边读书。他唯一会离开我的娱乐活动是沿着河去爬哥里瓦里山。”然而，凯可意识到，如果想让索索实现她的梦想，必须放他离开。“我们俩相依为命，可是，他对知识的渴求要求他离开我。”的确，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个好学的人。[2]在完成教会学校的学业后，他的目标便只剩下一个，那便是帝国南方的第比利斯神学院。1893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的所有老师——特别是西蒙·果戈兹利泽——都向神学院推荐了他，可他还是遭遇了一个难题。“有一天，索索哭着回到了家”，找到了他母亲。“儿子，你怎么了？”凯可问。索索解释说，第比利斯神学院发生的抗议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学院暂停招生——部分是由索索激进的朋友拉多·克茨霍韦利所引发的——意味着“那个夏天，学院不再招收非牧师之子的学生，而他则将因此虚度一年”。“我安慰了他，”凯可说，“然后立刻穿好衣服出门。”凯可戴上了她最漂亮的头巾，前去请求索索的老师和庇护者们给予帮助。唱歌老师愿意收索索为徒，让他就读师范学校。可是，凯可一心想让索索读最好的学校，也执意让他成为神父，这便意味着索索非神学院不去了。凯可带着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刚上路时，索索很兴奋。可是，当他们坐上火车，踏上前往第比利斯的72公里的旅程时，他却突然哭了。“妈妈，”索索哭着说，“当我们到了那里后，如果爸爸找到了我，又逼我学做鞋呢？我想读书啊。让我做鞋匠还不如让我去死。”“我吻了吻他，”凯可回忆道，“为他拭去了泪水。”“没有人能阻止你去读书，”她安慰他说，“也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虽然母子两人都“害怕贝索出现”，索索还是被第比利斯这座“川流不息的大城市”给吸引了。“我们没有见到贝索。”凯可说。无所畏惧的凯可租了一所房子，然后找到了她身居首都的亲戚——此人路子很广，而他的房东是个比他还要路子粗的神父，并且还有一位颇有人脉关系的妻子。“求求你帮帮这个女人，”亲戚对神父的妻子说，“你能积累的善缘会比建造一座教堂还要多。”神父的妻子联系了其他能和神学院说得上话的教士。终于，斯大林得以参加入学考试。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的功劳，因为她知道“他会令她骄傲”。斯大林当然会令她“骄傲”，可是，神学院对非神父之子收取的学费却贵达1年140卢布——凯可根本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在凯可的动员下，达夫里舍维说服著名的贵族巴洛托夫公主资助索索读书。在凯可的多方奔走下，索索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并且作为半寄宿生被接受了。不过，他依然要付一笔可观的学费——每年40卢布，还要买一件法衣。凯可并不在意，这位“全世界最高兴的”母亲回到哥里，开始做缝纫工赚钱。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也承担了索索的部分学费。“一个月之后，”凯可说，“我看到索索穿着神学院的学生制服，我高兴得哭了，也很悲伤……”1894年8月15日左右，索索正式入读神学院寄宿学校，在高加索首都，这座更加狂野的城市定居了下来。这位男孩到底经历了多少才走到了这一天啊。他的脚趾相连，他受伤残疾，他得天花差点死去，他被父亲毒打并抛弃，他虽然被母亲爱护却也没少挨她的巴掌，他被人说成是杂种，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事故和疾病折磨……这无疑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如果他没法就读神学院，如果他母亲不是那么执着，那么，这个鞋匠的儿子就不可能接受出色的古典教育（虽然这些教育也令其窒息），而他也无法为成为列宁的继任者而做好准备。“他写信告诉我，很快，他就将让我脱离贫困。”那是她亲爱的儿子第一次给她写信，而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位尽孝道的儿子一直保持着给母亲写信的习惯。“当我收到他的信时，我会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和它们一起睡，亲吻它们。”“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祝贺我，”凯可说，“只有西蒙·果戈兹利泽不高兴。‘学校看上去空荡荡的，’他说，‘现在谁来唱诗呢？’”[3]* * *[1]　曾帮助过斯大林的教师不只有唱歌老师一位。达维塔什维利的叔叔扎哈里是出色的俄国文学教师。多年之后，凯可曾写道：“我至今仍记得您对我的儿子索索有多关心。他老是对我说，正是您让他爱上了学习，也让他的俄语如此出色！”[2]　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抑或是征服柏林的时候，斯大林仍然十分好学。“瞧瞧我，”他曾于1950年说，“我已经老了，可我依然在学习。”他的书里写满了笔记和旁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斯大林是个“粗暴的农民”，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当勤奋的自学者——而他的对手，比如说托洛茨基，却忽视了这一点。[3]　斯大林从未忘记他的唱歌老师。在他被流放或者进行地下革命时，他写给母亲的信里总是会提到向西蒙·果戈兹利泽问好。凯可会替斯大林向果戈兹利泽问好，不过，她不让他读信中和他无关的那些部分。“你能看提到你的那部分，”她说，“但你不能看其余部分，也不能知道我儿子现在在哪里。”5　诗人与神父当这位16岁的哥里男孩来到神学院，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街头打架或爬哥里瓦里山了。相反，他几乎是被监禁了起来。这个他所就读的机构，与其说是所宗教学院，还不如说是所令人压抑的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集体宿舍、欺负人的男孩、愈演愈盛的鸡奸行为、假惺惺且残忍的教师以及监禁室——所有这些听上去都像是高加索版本的《汤姆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斯大林是和其余几个哥里同学一起来到这里的，其中包括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和彼得·卡帕纳泽。这些乡下来的孩子虽然不像索索那么穷，却发现自己身处“傲慢的富家公子之中”。[1]伊利马什维利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神学院是“格鲁吉亚知识生活的源头，它历史悠久，又处在这个几近完美的文明的中心”。索索和其他600位见习神父住在四层楼高的神学院里。那是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四周是恢宏的白色柱子。他住在顶楼，宿舍里有二三十张床。神学院另外三层则分别是教堂、教室和食堂。每一天，他们都按铃声行事。索索7点起床，穿上法衣后前去教堂做祷告。然后，他会喝上一杯茶，再去上课。值日生会诵读另一篇祷文。他们会上课，直至下午2点。他会在3点吃午饭，接着是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铃声会在5点再次响起，在那之后，他就不能再出校门了。在做完晚祷之后，他于晚上8点吃晚饭。他会学习、祷告，直至10点，接着便是熄灯时间。每当周末，祷告做起来没完没了，他们“会站在一个地方长达三四小时，腿都麻了也不能动，修道士们会不知疲倦地盯紧他们”。不过，下午3—5点之间，他们被允许出门。这个帝国的神学院“以其野蛮的习俗、中世纪式的教育方式和武斗争胜而著名”。托洛茨基说，“所有被《圣经》禁止的恶行都会在这张神圣的温床上滋生”。而斯大林所入读的这家神学院更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这里毫无生气，”有个学生说，“死气沉沉——我们觉得被关进了监狱。”当斯大林来到这里时，这儿的23位教师正接受着三位一体式的领导：院长塞拉菲姆、副院长吉尔摩根，还有最遭人憎恨的德米特里神父——三人中唯一的格鲁吉亚人，出身贵族，生来便继承了大卫·阿伯西兹王子的爵位。阿伯西兹王子不久之后便被提拔为督察。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位肥胖、黝黑的学究是“上帝虔诚的仆人、沙皇的侍从”。修道士们决定让这些以格鲁吉亚身份为傲的男孩去格鲁吉亚化。学生们被禁止阅读格鲁吉亚文学作品，也不准阅读普希金之后的俄国作家，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两位督察“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孩子们，所有体罚和低分都会记录在案。很快，被开除——被戏称为“豺狼的票根”——成为了荣耀的象征。阿伯西兹神父有一群学生中的告密者。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会在神学院里偷偷摸摸地观察或者对宿舍发起突然袭击。他会抓住那些看禁书、自渎和说脏话的学生。斯大林擅长给人取绰号。不久之后，他就给这位邪恶的神父取了一个：“污点”。不过，此人虽然貌似恐怖，却教条得有点滑稽可笑。斯大林从他的精神导师拉多那里了解过神学院所有著名的叛乱事件。1885年，院长因说“格鲁吉亚语是狗才说的语言”而被一位学生暴打。第二年，这位院长被谋杀了，凶器则是一把格鲁吉亚长剑——即便是最为凶暴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也不会遭到如此厄运。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如果说神学院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便是为俄国培养了几个最坚决的革命者。同为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的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说：“没有一个世俗学校像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样产出了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座“石墙麻袋”变成了革命家的寄宿学校。据一位同学回忆，刚入学时的斯大林“冷静而又谨慎，谦卑而又腼腆”。另一位同学则说，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哥里团伙领袖变得“阴郁而又避世，他不再喜欢儿时的那些游戏了”。沉默寡言的青年索索正观察着这个时代的剧变——也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不过，他依然努力学习着。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级，成绩位列全年级第八名。在1894至1895学年，他在格鲁吉亚语及唱歌课上取得了5S（A），而他的经文课也同样是4分和5分这样的高分。他是个模范学生，在遵规守纪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5分”。索索的境遇“可怜”，他不得不经常“乞求”院长在学费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2]。斯大林找了一份唱诗班的兼职以赚取更多的零花钱（他记得是5卢布）。他是“唱诗班方阵右边的首席男高音”，并经常参加歌剧院的演出。凯可随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待了几星期帮他安顿。她在神学院做缝纫工和餐厅服务员——这当然使斯大林很难堪，也许也造成了他刚入学时的沉默寡言。等到索索安稳下来后，凯可回到了哥里。从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回过哥里。他母亲还会活40年。在这40年里，斯大林会定期给她写信（特别是当她缺衣少钱时）。然而，两人却越来越疏离了。斯大林继承了母亲的坚毅和伶牙俐齿，却最终发现难以承受她的爱。他再也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了。一直潜伏在第比利斯的贝索找到了索索。他发现索索是个钱袋子，可以为他对酒精的依赖买单。他找到了神学院院长，要求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让他走吧，因为我需要他来照顾我！”斯大林虽然想减轻“贝索以及和他一样的人的苦难”，却依然对贝索“无动于衷”。最终，贝索放弃了索索。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守夜人告诉我我父亲在门外等我。”斯大林跑到楼下，发现父亲就站在那里。“他连声招呼都没打，便径直说道：‘年轻人，你已经把你父亲完全忘了，是吗？好吧，我得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了。’”“可我没有钱帮你。”斯大林回答说。“闭嘴！”贝索大吼道，“你至少得给我3卢布。不要像你妈那样吝啬！”“不要大吼大叫！”索索说，“这里是我的寄宿学校。如果你不离开，我会让守夜人请你离开。”据斯大林回忆，他的“威胁起了作用”，“父亲咕哝着溜回到了大街上”。每当假日来临，索索就会回哥里看望他亲爱的母亲。凯可回忆道：“虽然他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但依然像个5岁的孩子一般偎依在我身边。”不过，他的大多数假日时光都是在茨罗米度过的。那里有他富裕的跛脚朋友米哈·达维塔什维利。斯大林回到神学院，升入二年级。他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了，名列全年级第五。他开始创作诗歌。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索索带着他写的诗来到了著名的《伊比利亚报》办公室。在那里，他得到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的接见。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相信理想中的格鲁吉亚应该是个由开明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王子颇为欣赏索索的诗作，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编辑。最终，斯大林发表了五首诗——相当不错的成绩。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称斯大林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早在他以革命者身份在格鲁吉亚出名之前，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在那片土地上传开了。* * *[1]　神学院学生主要是没落的贵族子弟和神父的儿子。他们不是最富有的人，但当然比斯大林的境遇好得多。哥里警长的儿子达夫里舍维以及其他家境好些的学生——比如斯大林未来的同志加米涅夫——入读了第比利斯大学预科男校。而有钱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则把他的儿子瓦索和萨沙送到了莫斯科的一家预科学校。在斯大林掌权的那些年，神学院门口有一块碑，其上题字为：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5月29日在这所前神学院生活及学习，并指导了第比利斯的地下工人运动。[2]　斯大林曾写信给院长：“第比利斯神学院二年级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致尊敬的塞拉菲姆院长：尊敬的院长，您想必对我可怜的母亲有所了解。她以一己之力供我读书，而我的父亲则已经长达3年未向我们家提供一分一毫。这是他惩罚我违抗他意愿而继续读书的方式……这便是我第二次向尊敬的院长寻求帮助的原因。我乞求您帮助我，给予我全额奖学金的待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95年8月25日。”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斯大林用浪漫主义笔触所描写的风景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意，但其诗歌真正的优美纯粹之处却在于它们的韵律感和语言本身的魅力。《清晨》的韵律完美无缺，但真正让这首诗出类拔萃的是斯大林对波斯、拜占庭和格鲁吉亚意象的混搭式运用。他在这方面颇为敏感，且很早便显露出了天赋。雷菲尔德说：“也难怪格鲁吉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巨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会刊发这一首及其余四首诗了。”索塞罗的第二首诗名为“致月亮”。这首癫狂的诗更将斯大林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描写了一个神圣的冰川世界，而其中暴力而又忧郁的主人公被悲剧性地放逐，于是，他被圣洁的月光吸引了。在第三首诗中，斯大林“对比了人类的暴力和鸟儿、音乐及歌手的自然与温柔”。第四首诗透露了斯大林的心声。它描写了一个不被祖国尊敬的先知，一个被人民放逐的诗人。年仅17岁的斯大林已经构想了一个“偏执狂般”的世界，在其中，“伟大的先知只会被阴谋暗杀”。雷菲尔德说：“如果说斯大林的诗中有‘暗藏信条’，那便是这首无疑了。”斯大林发表的第五首诗和《清晨》一样是最受推崇的。他把这首诗献给了格鲁吉亚人钟爱的诗人[1]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王子。正是这首诗吸引了斯大林银行攻袭行动中的银行“内应”，让此人主动向他提供了内幕线索。这首优秀的诗被收录进1899年庆祝叶里斯塔维王子大寿的合集之中。诗中所描写的圣人是个一手执竖琴一手执镰刀的英雄。他的最后一首诗发表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耕耘》（Kvali）上。斯大林令人动容地描绘了一个老去的英雄，他“做梦梦到向子孙讲述他的过往”。斯大林或许是在想象老年时的自己。在他的理想中，他会坐在黑海边的阳台上，和自己的子孙分享他过往的传奇经历。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斯大林这位前浪漫主义诗人厌恶并摧毁了现代主义诗派，不过，他却大力支持他心目中的浪漫主义，即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能背诵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诗，他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甚至会朗诵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每当聊起他儿时的格鲁吉亚诗人时，他总是滔滔不绝。他甚至还帮忙把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翻译成俄文。在亲自翻译了几个小节后，他谦虚地问同僚：“我的翻译还过得去吗？”斯大林尊敬艺术家。他清洗的那些文人大多阿谀奉承，而非真正的天才诗人。当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时，他下达的命令是“把他关起来，但不要伤害他”。他保住了大多数艺术天才的性命，比如说肖斯塔科维奇、布尔加科夫和爱森斯坦。他有时会给他们打电话，鼓励他们，有时也诋毁他们，让他们身陷囹圄。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突然打电话问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个天才，是吗？”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以悲剧收场，不仅是因为他自杀式地写了一首嘲笑斯大林的诗——这可是这位领袖年轻时最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向斯大林申明他的同事的的确确是个天才。曼德尔施塔姆没有被判死刑，却也没有被保护起来，斯大林让他在古拉格自生自灭。可是，斯大林的确保护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去打扰这位与世无争的诗人。”这位17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站在“石墙麻袋”的白色阶梯上，索索能看到埃里温广场附近忙碌而又危险的波斯集市和亚美尼亚集市。这是一片“由狭窄巷道构成的交错纵横的网络”，“开着铁匠和武器铺子；面包店里巨大的黏土烤箱里正烤着大块的面包……鞋匠展示着花哨的便鞋……酒铺里，商人们把酒装在羊皮袋或牛皮袋里”。[2]果洛文斯基大道会令人产生身处巴黎的错觉，可其他街道则更像是“利马或孟买”。巴伊德克记叙道：这里的街道又陡又窄，两辆马车无法并行通过；大多数房屋都有阳台，它们鳞次栉比地依山而建，远看仿佛是一个个阶梯。白天热闹非凡，街上满是各色牵着动物的人们……格鲁吉亚蔬果小贩头顶木质托盘，波斯人穿着长袖衫、戴着黑色皮毛帽，他们的头发和指甲常常被染成红色；鞑靼的毛拉戴着绿色和白色的头巾；山区人则穿着漂亮的乔卡、戴着皮毛帽子……伊斯兰女性戴着面纱……马匹驮着革制水袋和穿着盔甲的骑士。这座城市以温泉（及浴场）出名。它依圣山而建，位于库拉河畔，圆形塔尖的格鲁吉亚教堂和梅特希监狱——被伊利马什维利戏称为“第比利斯的巴士底监狱”——阴郁的塔楼耸立在城市上空。如今，沿圣山的鹅卵石小巷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白色大理石的教堂（凯可正和诗人们、王子们一起在此安息）散发着夺目而又圣洁的光芒。第比利斯有16万人口——其中30%是俄国人，30%是亚美尼亚人，26%是格鲁吉亚人，另外还有少许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该市有6份亚美尼亚语报纸，5份俄语报纸和4份格鲁吉亚语报纸。它的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小作坊里；亚美尼亚生意人、格鲁吉亚王子和俄国贵族与将军——以沙皇的总督为首——是富裕的上层阶级。城市里的搬水工来自于西部的拉夏（Racha），石匠是希腊人，裁缝是犹太人，浴场老板则是波斯人。它好似“不同种族和不同牲畜的大熔炉，羊皮帽和光头、毡帽和尖顶帽在此共存……马、骡子、骆驼和狗共生不悖……火热的空气中洋溢着叫喊声、敲打声、大笑声、咒骂声、推搡声和歌唱声……”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座散布着剧院、酒馆、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国大都市生根发芽，并渐渐渗入到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内。索索和一个叫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的男孩“因身体状况差”搬出了集体宿舍，搬进了小房间。杰夫达里阿尼比索索年长，他早已是神学院一个地下小圈子的成员，他们会偷偷阅读被禁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我建议他加入，”杰夫达里阿尼说，“他很高兴，并同意了。”紧随其后，斯大林也邀请他在哥里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和达维塔什维利加入了这个圈子。刚开始时，他们读的并非是具有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仅仅是被神学院禁止，其实却无关紧要的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廉价图书馆”的读书会，继而从一家书店借书看。而书店的老板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您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吗？”在此之后，书店老板伊梅达什维利曾写信给伟大的斯大林，“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思考和低语着讨论过多少问题吗？虽然当时的我们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正是在那里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的革命牧师西穆尔登[3]成为了斯大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学院却禁止学生阅读雨果的著作。晚间时分，“污点”总会在走廊里巡视，检查灯是否都熄灭了，学生们是否在偷偷读书或自渎。然而，一旦他离开，男孩们便会点燃蜡烛，挑灯夜读。索索读起书来更是没日没夜。他经常“看入了迷，连觉都顾不上睡，他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样”。于是，“当他开始咳嗽时”，伊利马什维利“赶紧夺过了他手里的书，把蜡烛给吹灭了”。终于，吉尔摩根神父发现斯大林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监禁室里关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可是，斯大林屡教不改，另一个巡察的神父发现他还在读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维利加入了‘廉价图书馆’。今日，我没收了他读的雨果的《海上劳工》。我早就因他读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过他。签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那个时候，激进的年轻人都读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斯大林受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怎么办？》的主人公，具有钢铁般意志却无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斯大林的革命偶像。斯大林开始将自己视为和拉赫梅托夫一样的“特殊人”。不久，斯大林又被发现在“学校楼梯上”读禁书，神学院“受院长之令，对其处以长时间监禁和严厉惩戒”。他爱上了左拉，他最喜欢的法国小说是《萌芽》。他博览群书，其中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还有希腊原文的柏拉图著作和俄国与法国历史书——他还毫不吝啬地和其他同学分享这些书。在俄国作家中，他喜欢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他熟读他们的著作，并能“默诵”。他也爱托尔斯泰，“但对他的虔诚颇感无奈”。在此之后，他甚至曾在托尔斯泰那些大段的关于救赎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写下“哈哈哈！”。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关于假以革命之名的阴谋和背叛的杰作——并在上面做了大量笔记。这些书都是被藏在神学院学生的法衣里偷运进学院的。后来，斯大林曾开玩笑说，他曾为了革命从书店里“征用”——其实是偷——过这些书。雨果并非唯一一位改变了斯大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说家甚至改变了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的主角是一个经典的高加索绿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则叫“科巴”。伊利马什维利说：“让我和索索着迷的是那些赞美格鲁吉亚自由战争的文学作品。”在《弑父》这部小说里，科巴抵抗俄国人，为他的妻子和祖国牺牲了一切，然后遭到了凶残的报复。“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并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伊利马什维利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于是，他开始叫自己‘科巴’，并坚持让我们也这么叫他。当我们叫他‘科巴’时，他的脸上每每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是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特别是，他早先便已爱上这个名字：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简称。“科巴”成为了这位革命者最钟爱的绰号和代码。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索索早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多首诗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岁那一年的秋天，他开始对神学和诗歌丧失了兴趣。那一年，他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已到熄灯时分。男孩们一边警觉地提防着可怕的“污点”，一边热烈地低声讨论着有关存在的大问题。70多岁时，斯大林曾笑着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在一年级时便已经是个无神论者了。而其他同学，比如说虔诚的西蒙·纳特罗什维利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辨之后，纳特罗什维利“找到了我，并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原以为纳特罗什维利接受了无神论，他很高兴，直到后者如此说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地狱也肯定存在了。地狱之火将永不熄灭。可是，是谁为这永远燃烧的地狱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须是燃烧不尽的，可世上哪有燃烧不尽的木材呀！”斯大林回忆道：“我大笑了起来。我本以为西蒙是通过哲学思辨得出了这个结论，可是，他之所以成为了无神论者，只是因为他觉得地狱里的木材不够！”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4]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没有熄灭过。斯大林已经对杰夫达里阿尼的读书会失去了兴趣。虽然读书会上的讨论具有教育意义，但他更想付诸实践，让这个小圈子参与革命行动。杰夫达里阿尼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斯大林开始公开反对他，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圈子。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破裂。斯大林还在杰夫达里阿尼的家度过了1896年的圣诞节。纵观其一生，斯大林总是擅长于“糊弄人”，也从来不羞于利用别人对他的好意。他之所以没有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也许是为了能让自己在假日里有个地方住。他们在前往杰夫达里阿尼家的途中去了哥里。杰夫达里阿尼发现凯可住在“小屋”里，床上都是虱子。“儿子，对不起，我们家没有佐餐酒，这是我的错。”吃晚饭时，凯可说。“这也是我的错。”斯大林说。“虱子让你没睡好吧？”凯可问杰夫达里阿尼。“我根本没注意到虱子。”杰夫达里阿尼机智地回答。“才怪呢，”斯大林对他可怜的母亲说，“他一整晚都在挠腿。”凯可发现索索“试图避开她，尽量闭口不说话”。等到斯大林于1897年回到神学院后，他终于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了。“那些重大的、伤害友情的矛盾……通常是由科巴引起的。”伊利马什维利站在了杰夫达里阿尼一边，“科巴觉得自己就是领袖，还不接受任何批评。我们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围绕在科巴周围，一个则反对他。”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索索的精神导师把这位年轻的朋友引荐给了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这位长着一双灼热黑眼睛的革命积极分子早已是个传奇人物，正是他在此之前殴打了神学院的院长。1892年，吉布拉泽和名为诺伊·佐达尼亚的优雅贵族联合其他人创办了一个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党“第三集团”（Mesame Dasi）。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他们掌控了《耕耘》报，并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知识。吉布拉泽把索索带到了瓦诺·斯图鲁阿的公寓。后者回忆道：“吉布拉泽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立功心切的斯大林在《耕耘》编辑部——这份报纸刚刚发表过他的诗——造访了这帮人的领袖诺伊·佐达尼亚。佐达尼亚刚流放回来。这个身材高大的人有一张“英俊、高贵的脸，蓄着一簇黑胡子……举手投足满是贵族味道”。可是，斯大林受挫了，佐达尼亚安慰他让他进一步学习。“让我再想想。”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回答道。现在，他又树了一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佐达尼亚和《耕耘》报。当《耕耘》报拒绝发表这封信时，斯大林开始辱骂该报编辑部，说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像样的意见都没有！”。与此同时，拉多也对佐达尼亚的温和态度倍感失望。他把斯大林引荐进了工人阶级小团体——这些团体刚开始在第比利斯的小作坊里滋生，主要由俄国人组成。他们会在日耳曼人墓地一家磨坊边上的小房子里秘密集会。那里离第比利斯兵工厂也不远。斯大林提议他们在圣山上租个房子。“我们每星期集会两次。我们会在晚餐前偷偷溜出去，然后在点名前回来。这所房子的租金是5卢布，是我们用父母给的零花钱租下的。”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记下会议的讨论事宜”，并带回神学院，向他的拥趸传播。他已经完成了从叛逆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并首次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有一次，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一个老练的铁路工人，也是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遭到了逮捕。宪兵队长拉夫罗夫审问他：“你认识格鲁吉亚籍的神学院学生吗？”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还是让他自己来解释吧。在斯大林看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意味着“历史决定了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在人类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他们必须历经巨大的“磨难、苦痛和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之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指导劳动阶级解放，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则是个人自由的催化剂”。据斯大林说，这一信仰“并非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就像是被科学证明的宗教，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年轻革命者们相信它，实践它。托洛茨基则说：“我感觉自己只是巨大链条中小小的一环。”不过，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流血、死亡和冲突都是必要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如潮般涌动的血流”见证了“旨在结束压迫的斗争”。但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一个不同之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从来都为格鲁吉亚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结合体”。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 *[1]　斯大林钟爱格鲁吉亚的诗歌：他喜欢叶里斯塔维；他说恰夫恰瓦泽“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还在格鲁吉亚的独立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评价也极高：“我这一代人都能背诵采列捷利的诗……他的诗情感充沛，富有韵律，他不愧被人誉为格鲁吉亚的夜莺。”不过，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也经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这些诗歌和诗人。他说采列捷利写的诗“虽然很美，但其意识形态是幼稚而又狭隘的”。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位未来的诗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来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龄人也开始在他们位于敖德萨的学校里写诗了。托洛茨基的文笔远比斯大林好，但两人的诗却不相仲伯。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献过诗的人都会遭到惩罚。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生日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秘密组织了全苏联最好的诗歌翻译家——包括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些诗翻译成俄文。他们没有被告知诗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译者觉得“这些作品能得斯大林文学奖的第一名”。当然，他们或许早已猜到这些诗的作者。就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斯大林亲自下令，终止了他们的翻译工程。[2]　巴伊德克说：“建议游客，特别是即将前往派对的贵妇，乘坐马车光顾这里，并且不要滞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独自旅行或随身携带太多现金（关于携带左轮手枪，参见前文）。强烈建议时刻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地人有小偷小盗的习惯。”巴伊德克甚至建议游人争取一封总督或当地王子的介绍信，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或许，还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轮手枪。[3]　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从来没哭过……（他）为人冷漠，无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却也是个糟糕的人。对于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间并无折中之道。西穆尔登是个崇高的人……他衣不蔽体，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活得很纯粹，却也十分悲观”。[4]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1897年早些时间，斯大林和“污点”之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据神学院的日志记载，他因读禁书被抓了多达13次，并接受了9次警告。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突然之间，阿伯西兹督察”开始突袭他们的床脚柜，甚至翻查他们的洗衣篮。“污点”阿伯西兹陷入了疯狂，他一定要把斯大林读禁书的证据找到。男孩们会在做祷告时假装读《圣经》。他们把《圣经》摊开在桌面上，其实是在读偷偷放在膝盖上的马克思或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会把禁书藏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中，他们甚至会坐在那里读书。阿伯西兹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然后突然窜出来逮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眼疾手快，及时把书扔进了柴火堆。“我们立刻被关进了监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我们没有吃的，但饥饿让我们变得更加叛逆。于是，我们开始大力地捶击监禁室的门，修道士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吃的送了过来。”每当假日来临，斯大林就前往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比斯大林年轻，是一个神父的儿子——的家（而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神父请斯大林做兼职教师，教乔治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斯大林是个天生的老师，但他更希望把乔治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两人乘坐马车来到乔治的家乡，屁股底下全垫着禁书。他们会在乡野间玩耍，嘲笑当地的农民。据说，斯大林“模仿起农民来惟妙惟肖”。有一次，两人造访了一座古老的教堂。斯大林竟然怂恿他的学生推倒一座古旧的神像，把它砸碎，并在上面尿尿。“不再怕上帝了吧？”斯大林问。“这是好事！”斯大林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对斯大林很是愤怒。不过，乔治又考了一次，并终于通过了——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手下。回到神学院之后的斯大林依然麻烦不断。学院日志记载，他对神父们很粗鲁，见面“不鞠躬”，因此“被关监禁5小时”。他拒绝剪头发，让它疯狂地生长。“污点”警告了他，但他一意孤行。他会在祷告时大笑和聊天，提前离开晚祷，在唱赞美诗时迟到，在做弥撒时突然离席。他肯定在监禁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1898年12月，他20岁了。他不能再住在寄宿学校，而且比同学们都要年长一岁（他因受伤休过学）。他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不积极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学校里越来越像个陌路人。神学院同学之间有固定的礼仪规范，见面时，他们得像兄弟一般亲吻彼此三次。可是，把杰夫达里阿尼当作假想敌并转信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却对这种假惺惺的举止产生了厌恶。“这种拥抱太虚伪了。我可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公然拒绝拥抱。对虚伪的叛离者的强烈敌意也贯穿了他的一生。当时，无神论者勒南的《基督的一生》（Life of Christ）颇为流行，斯大林也以拥有此书而自豪。学校对此书展开了疯狂的搜查，那位身为王子的督察不断翻找斯大林的床头柜，却一无所获。有一个男孩聪明地把书藏在了院长本人的枕头下。斯大林回忆，他们经常被集合在一起，等到他们回到宿舍时，发现床脚柜都被清查了一遍。索索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仅仅排到了全班23位学生中的倒数第三，有些他本来得5S的课程，现在只得了3S。他给院长塞拉菲姆写信，说自己成绩下降是因为身体有恙，但他仍然得参加补考。与此同时，“污点”“看得更紧了”，并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告密者。可斯大林越来越无所顾忌了。有一次，告密者向阿伯西兹举报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正在读一本手抄的打油诗集。阿伯西兹偷偷溜了进去，聆听了一会儿，突然冲了过去，把手抄本抢走了。斯大林试图把它抢回来。神父和年轻人陷入了混战。最终，“污点”赢了。他把斯大林等人押送回自己的公寓，“强迫这些被玷污的灵魂在他们反动的手抄本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最终，阿伯西兹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早上9点，督察发现一群学生在餐厅里聚拢在朱加什维利周围，而后者则在给他们读什么。督察赶到朱加什维利面前，而后者则企图把书藏起来。他抵抗了一阵，才把书交了出来。那是一些禁书。签名：D．阿伯西兹。”斯大林的母亲听到“他变成了一个叛逆孩子的传闻”，她雷厉风行，立刻穿上最好的衣服，踏上火车赶往第比利斯。然而，人生中头一遭，斯大林对母亲生气了。“他大吼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孩子，你是我的独子，但恕我问一句——你怎么可能打败沙皇尼古拉二世呢？你难道不能让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去干这事吗？’”索索拥抱凯可，安慰她，告诉她他不是一个叛逆分子。“这是他撒的第一个谎。”凯可伤心地回忆道。凯可并非唯一担惊受怕的家长。在此期间，斯大林很有可能瞒着她见过他那位悲惨的父亲。[1]斯大林在母亲的堂妹安娜·格拉泽的陪同下看望过贝索，而贝索喜欢送他可爱的手工缝纫靴。安娜回忆道：“值得一提的是，索索从小就喜欢穿靴子。”在此之后，长筒靴及军装成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形象，而他也通过此举默默地向他的父亲以及他亲手做的皮靴致以敬意。或许，随着自身的成长，斯大林对贝索不再感到害怕了。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又令他对贝索多了份谅解。据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回忆：“当时正在一家缝纫店从事着卑微工作的贝索想要对他的儿子付出双倍的爱，无时无刻不聊着有关他的事。索索和我经常去看他。他不再骂索索。”不过，他的确犯过嘀咕：“我听说他想造反，好像他要颠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污点”和斯大林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学院日志记载，斯大林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参加祈祷，在课堂上公然喧哗，在吃茶点时迟到，还拒绝在修道士面前脱帽。他又受到了11次警告。随着男孩们对督察的敬畏日渐淡薄，他们之间的对决也变得越来越荒诞。有一次，索索正和自己的朋友在埃里温广场上的普希金花园聊天，一个同学突然跑了过来，通知索索阿伯西兹神父又在突袭检查他的床脚柜。他们赶回神学院，正好撞上这位督察打开斯大林的柜子，发现了里面的禁书。阿伯西兹没收了书，带着战利品走上楼梯。这时候，斯大林的手下瓦索·凯尔巴克阿尼突然冲了过去，一头撞在了阿伯西兹身上，以至于他手里的书差点掉在了地上。可是，“污点”顽强地反抗着。男孩们都冲了上来，把书从他手里抢回来。斯大林本人也冲了上来，夺走了书，然后立刻溜之大吉。这一次，斯大林被禁不准出神学院一步，而凯尔巴克阿尼则被开除了。然而，反讽的是，索索的成绩提升了，他大多数科目得了代表着“优异”的4S，逻辑课则得了5。他从始至终都对历史课抱有兴趣。事实上，索索很喜欢历史课老师尼古拉·马哈塔泽，他是索索在神学院里唯一尊敬的教师。日后，斯大林也不惜代价拯救过马哈塔泽。[2]与此同时，“污点”失去了对斯大林的控制，却依然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们的关系快要崩裂了。有一次，这位督察又发现斯大林在读禁书。他跳了出来，夺走了他的书。令其他同学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把书从“污点”手里夺了回来，并继续读了起来。阿伯西兹震惊了，他大吼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斯大林揉了揉眼睛，回答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污点’。”他终于越过了界。“污点”肯定朝思暮想着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见习牧师除掉。当时又正值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4月7日，斯大林因没有问候一位教师而得到了最后一次处罚。两天之后，神学院开始放假了，而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去过。1899年5月，学院日志记载：“因没有出席考试……被开除。”但是，和斯大林一生中的大多数事件一样，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我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的。”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吹嘘道。但“污点”对他的调查和指控可不仅仅是在教堂里嬉闹，甚至也不是在城中召开秘密的马克思主义集会。那些比斯大林有更多零花钱的男孩会在圣山上租房子，他们会在这里举行读书会。然而，这些格鲁吉亚年轻小伙也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所以，除了读书会外，他们还会在这里办派对，邀请女孩光临，并在一起喝酒。和英国公共学校的校长一样，神父们，特别是“污点”督察，对学生的管辖也不仅限于学校之内。他们会在大街上巡逻，把那些前去戏院、酒店和妓院的学生逮个正着。休假时的斯大林是个喝酒和泡妞的高手。在休假时，他或许在哥里闯了什么更大的祸。他还爱恰尔克维阿尼家的那个女孩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甚至在年逾古稀时也曾聊起过她。不过，多年之后，他也曾记得哥里的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丽莎·阿科波娃。事实上，他曾于1926年寻找过她——这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一次，丽莎给他回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发誓，您对我们的关心让我无比开心……无论顺境逆境，我都是您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您没有忘记的话……您美丽的邻居丽莎会永远守护着您。”就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地位而言，丽莎敢给他这么写信实在胆大。不过，1938年，斯大林又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比丽莎这封更加离经叛道。一个女人写信给斯大林，声称自己的侄女普拉斯科维亚·米哈伊洛夫斯卡娅——昵称“帕莎”——是斯大林于1899年生的女儿。“如果您还记得您的青年时期，您就不会忘记。您当然也不会忘记黑色小眼珠的帕莎。”信中还写道，斯大林的母亲试图寻找这个孩子，而后者也记得有凯可这位奶奶。帕莎的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致力于拯救国家，并因此被流放了”。帕莎长成了一个“高大而又苗条的格鲁吉亚美人”，她是个打字员，已经结婚，但她母亲和丈夫都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她是在1930年左右于莫斯科失踪的。这封信或许是针对政治家的恐吓信，但以下事实同样不能被忽略：斯大林——他没有整理个人档案的习惯——要求属下把这封信归档了。信中提及他母亲的那一段或许是真事，因为格鲁吉亚青年的风流韵事时有发生，要是索索真的撞到了这种事，深爱他的凯可肯定会帮忙。进而言之，那时正值“大清洗”的高潮期，只有讲真话的人——或找死的疯子——才敢给斯大林写这样一封信。如果斯大林情史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对这封信置之不理。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都不缺女朋友。我们无从考据信里提及的帕莎是否真有其人，但就写信人对她的描述和写信的时间而言，这封信应该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