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策划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伦敦《每日镜报》做了题为“炸毁一切：革命者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毁灭性袭击”的报道。报道称：“今天的袭击发生在城市中央人满为患的广场。他们至少接二连三地扔了10个炸弹。爆炸造成了很多伤亡……”《泰晤士报》报道的标题为“第比利斯炸弹袭击”。巴黎《时代报》的标题则更加简洁：“灾难！”。第比利斯也陷入了骚乱。高加索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是个温和的人，这次却公开谴责“恐怖分子的厚颜无耻”。“政府和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箭报》称，“警察和巡逻队展开了全城搜查。很多人被捕……”与此同时，圣彼得堡也勃然大怒了。沙皇下令必须找到钱袋和“抢劫者”。一个特别侦探小组成立了，他们正前往第比利斯调查。道路被封锁，埃里温广场被包围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嫌疑犯。每个告密者和双重间谍都被问话，他们也都把自己所了解的全盘托出，可没一个人知道真正的“抢劫者”到底是谁。银行的马车里留下了2万卢布。有个幸存的马车夫抱着侥幸心理偷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了起来。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对以斯大林和卡莫为首的“组织”一无所知。一个胡言乱语的女人自首了，她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却被证明只是疯了而已。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行动——目击者称他们看到了差不多50个人从屋顶上，甚至从圣山上扔炸弹。没人目击卡莫带走钱袋。奥克瑞纳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国家监守自盗，有人说这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干的，有人说是罗斯托夫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会抑或社会主义革命者。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即便是库布里亚什维利也及时地清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行动者四散而逃，混入了人群。其中还有一位叫埃利索·洛米纳泽的。当时，他负责和亚历山德拉一起看守一处街角。事成之后，他溜进了一个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制服，然后穿上制服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好好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每个人都活了下来。”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在她1959年的回忆录中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她是这群注定悲剧的行动者中唯一还活着的人。广场上的伤者多达50人。3个哥萨克骑兵、银行职员和一些无辜的路人被炸得粉碎。出于审查原因，报纸并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可据奥克瑞纳统计，大约40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了。附近的商店里建起了急救站。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路人们看到一辆如幽灵般的马车载着尸体和尸体碎片驶离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它像是一辆刚从屠宰场开出来的、运载内脏杂碎的车。国家银行不确定到底损失了25万卢布还是34.1万卢布，准确的数字抑或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大数目，等同于今日的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而它在当时的真实购买力则要更高。博乔里泽和他的妻子马洛——另一位参与攻袭银行的女性——把钱缝进了床垫。苗条的帕西亚·戈尔多瓦用枪指挥搬运工和一些听从斯大林的乞丐把床垫运过库拉河，藏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在离开神学院之后曾在气象台工作过。这是他在加入地下革命运动前的最后一份工作，事实上也是他于1917年加入列宁的苏俄政府前的最后一份活儿。事后，台长承认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头底下竟然垫着那么多钱。很多消息源皆称是斯大林本人把钱藏在了气象台。虽然这听上去又像是一个神话，却不是没有道理：斯大林经常亲自押送剥夺来的钱财，持着枪，骑着马，越过山头，把这些从银行或其他地方剥夺来的钱运到安全的地方。着实令人称奇的是，那天晚上，斯大林安全地回到了家，他甚至向卡托和家人兴奋地说他的手下们成功了。那个时候，钱早已安全地躺在气象台台长的床垫里，并将于不久后到达列宁的手里。没人怀疑斯大林，甚至连卡莫也是安全的。他们的战利品将被偷运出国，其中的一些甚至会在里昂信贷银行洗白。俄国会联手其他十几个国家追查这些卢布和行动者，可他们从始至终一无所获。据说，就在攻袭行动的几天之后，斯大林自觉安然无事，便在河岸的酒馆里优哉游哉地喝起了酒。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突然有一天，他告诉妻子，他们将举家迁往巴库——这座因石油而出名的城市位于高加索的另一边。第比利斯《新时代报》（Novoye Vremya）说：“鬼才知道这起胆大包天的抢劫行动到底是怎么成功执行的。”斯大林策划了完美的行动。然而，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远远称不上完美。参与行动的成员像是饮下了毒酒，只待毒性发作之日。在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在第比利斯或格鲁吉亚生活过。卡莫的命运则更加令人称奇。对钱币——它们中的有一些是有标记的——的追查无疾而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此事再无瓜葛。事实上，行动的成功对他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成为了对手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力武器。行动没有为执行者本人带来任何好处。列宁和他的同志竭力争取着这些剥夺来的钱财。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的对手组织了3次党内调查，希图把他摧毁。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的行动指挥官——因公然破坏党的纪律，执行流血袭击而被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党籍。多年之后，当他想要继承列宁，成为苏联首领和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言人时，这段经历成为了最大的污点。它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在1918年，斯大林曾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掩饰行动。故事的真相被渐渐掩埋了。[5]虽然斯大林曾参与多种形式的剥夺行动的经历一直在俄国流传，并被国外的批评家津津乐道，但有关方面的真相直到21世纪才得以披露。两天之后，斯大林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从第比利斯消失了——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他的面前是一片未被征服的新世界——巴库，全世界最伟大的石油之城；圣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当然，还有广袤无垠的俄国。斯大林，这个成长于这座动荡城市的暴力街头的男孩，终于正式踏上了俄国的舞台。他再也没有回头过。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也由此开启了。最终，这位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乌托邦梦想，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所有机会，克服所有困难，打倒所有拦路者。* * *[1]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分化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党。他们互相斗争，直至1912年孟什维克党被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　在这个与其称为城市不如说是乡村的地方，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神学院、斯大林的家、总督宫殿和银行距离攻袭银行的地点都仅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埃里温广场（之后被命名为“贝利亚广场”，后来则是“列宁广场”，目前是“自由广场”）仍保存着大多数当时的建筑，迪利普丘利酒馆（现今已没有王子或革命者光顾了）、神学院（如今是个博物馆）、市政厅、高加索军事总部、国家银行和总督宫殿（在此之后，斯大林的母亲曾在这里长期生活）都完好无损。不过，商队旅馆、普希金公园、阿德尔汉诺夫皮鞋批发商店（斯大林曾在这里工作过），以及集市都已经不见了。[3]　斯大林不会对斯瓦尼泽家族的诚实感恩。他们做了30年的家人。萨什克——于1934年留下这段回忆录的人——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了，不然的话，她也会遭受和她姐姐玛丽科、哥哥阿廖沙及其妻子同样的悲剧。本书中的引言是出版界首次采用萨什克·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某些参与这次银行攻袭的人，比如卡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都留下过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是没有出版就是没有完成。本书中的引言也是出版界首次使用他们的回忆录。[4]　当时流行的咖啡馆。[5]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还未成为领袖，却已费尽心机地掩饰他在剥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1923—1924年间，他的主要助手科捷·钦察泽——当时他已经走向了斯大林的对立面——在一家格鲁吉亚小型期刊中发表回忆录。1927年，该书再版，但书中涉及斯大林参与暗杀和剥夺行动的段落全被删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贝利亚的管制下，斯大林的洗白仍在继续。今日，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PART ONE　第一部分清晨玫瑰花蕾已然绽放触碰着紫罗兰花百合花从梦中醒来在微风中点头含笑云雀在云中翱翔叽叽喳喳地唱着歌而欢乐的夜莺则在低声吟唱——“亲爱的土地，鲜花盛开吧让格鲁吉亚的乡村充满欢乐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努力学习吧为你的祖国带来喜悦。”——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1　凯可的奇迹：索索1872年3月17日，一位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格鲁吉亚小伙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娶了一位满脸雀斑、长着红棕色头发的美丽姑娘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那一年，朱加什维利22岁，而格拉泽则是17岁的妙龄。他们结婚的地点是格鲁吉亚哥里小镇的乌斯宾斯基教堂。一位媒人造访凯可的家，把鞋匠贝索介绍给她：他是巴拉莫夫小型作坊里受人尊敬的匠人，而且长得很英俊。在其新近才被发现的回忆录[1]里，凯可回忆道：“贝索在我的朋友中很受欢迎，她们都梦想嫁给他。我的朋友们嫉妒极了。贝索的确是个令人心仪的新郎，他是个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的胡须很漂亮，并且总是穿得很体面——他拥有城里人的教养。”而凯可也明白，自己和贝索完全是般配的一对：“在我的女伴中，我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的确，她“身材苗条，一头栗色长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着实是个美女”。两人遵循传统，在日落之后举行婚礼。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格鲁吉亚的社会生活“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充满仪式感”。这场婚礼让哥里这座狂野的小镇陷入了狂欢。据凯可回忆，婚礼“非常豪华”。男嘉宾们都是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黑色乔卡，“背宽腰窄”，他们“很高兴，和女孩们打情骂俏，也很大方得体”。贝索有两个伴郎。其中主要的那位叫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摔跤冠军，也是富有的商人。用凯可的话来说，这个当地的英雄“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前往凯可家接新娘之前，新郎和他的朋友在他自个儿家中干了好几杯酒。他们接起凯可，让这两位花团锦簇的新人坐上彩色的婚庆马车。马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彩带随风飘扬，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唱诗班站在教堂的表演席上；男人和女人分别站在观众席的两边，笼罩在朦胧的烛光中。歌手们开始唱起了高昂而又优美的格鲁吉亚民谣，为他们伴奏的则是一把苏耐尔——格鲁吉亚的管乐器。新娘在伴娘的伴随下步入现场。她们步伐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拖裙——那是厄运的兆头。亚美尼亚人哈哈诺夫神父主持了仪式，卡斯拉泽神父向他们颁发证书，他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唱起了歌。他的歌声动人，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大方地给了他十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仪式结束之后，贝索的朋友们载歌载舞地在大街上游行。他们吹着都都克——双簧风鸣长笛——来到萨普拉晚宴的地点。这种格鲁吉亚传统晚宴都会由一位塔玛拉主持，他们是风趣、机智的宴会主持人。所有仪式和歌唱都运用了独特的格鲁吉亚语，而非俄语——格鲁吉亚于不久之前才并入罗曼诺夫沙皇帝国。在过去的千年里，这片土地一直被巴格拉季昂王族的子孙统治着。它被西方人称为“Georgia”，被俄国人称为“Gruzia”。这里盛产信仰基督教的、英勇的骑士，长期以来抵御着蒙古鞑靼人、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对它的觊觎和侵蚀。12世纪的塔玛拉女王统治是其最辉煌的时期。鲁斯塔维里的史诗《虎皮武士》（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 Skin）记载了这段历史，千年不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王国分裂成了几个封建公国，它们之间争端不断。保罗沙皇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相继于1801年和1810年吞并这些公国。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之后，1859年，沙米尔伊玛和他车臣的战士向沙俄投降，俄国人终于征服高加索。1878年，阿扎尔——格鲁吉亚最后一片独立地区——也被吞并了。然而，吞并无法击毁格鲁吉亚人对独立的渴望。即便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总督宫殿为沙皇服务的格鲁吉亚贵族，也一心向往着独立。凯可一家遵循格鲁吉亚的婚姻传统，并以此为豪，也就不足为怪了。凯可回忆说，贝索“看上去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信仰上帝，经常去教堂”。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当地王子的农奴——而这些王子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被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贝索的祖父扎扎是吉里——位于哥里北部——的奥塞梯人[2]。和自己的祖孙斯大林一样，扎扎是个叛逆者：1804年，他加入了叶利兹巴尔·叶里斯塔维王子反抗俄国的起义军。在此之后，他和其他“受洗的奥塞梯人”在迪迪里洛——第比利斯15公里之外的小镇——安顿了下来，并成为了巴杜尔·马恰别利王子的农奴。扎扎的儿子瓦诺负责照料王子的葡萄园，并生了两个儿子：乔治被土匪杀害了，而贝索则成为了鞋匠。他最初是在第比利斯的G．G．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工作，后来，亚美尼亚人约瑟夫·巴拉莫夫点名让他回到哥里，为那些俄国军人做靴子。就是在那里，贝索遇到了那个“穿着整洁、一头栗色头发、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孩”。凯可一家也刚来哥里不久。她的父亲名为格卢哈·格拉泽，是当地望族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农奴。他最早先是个陶工，后来成了亚美尼亚富人扎哈尔·甘巴罗夫的园艺工。甘巴罗夫在哥里郊区拥有大片漂亮的花园。凯可的父亲死得早，她是由母亲带大的。她还记得自己搬到热闹的哥里时的激动：“整个旅程愉快极了！哥里人仿佛天天在过节，整座城市人山人海。阅兵队伍令我们眼花缭乱，音乐不绝于耳。萨扎多利（一种由4样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组成的乐队）吹奏着都都克，每个人都在高声歌唱。”她年轻的丈夫皮肤黝黑，长得高高瘦瘦，有一对黑色的眉毛和一簇胡子。他喜欢穿锡卡西昂大衣，皮带扣得很紧，帽子斜扣在脑袋上，宽大的裤子系束在高筒靴内。他“与众不同，有点古怪和阴郁”，但也“聪明而又自傲”。他会四国语言（格鲁吉亚语、俄语、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并能背诵《虎皮武士》。朱加什维利一家生活富足。哥里的很多穷人都住在泥浆筑成的破屋子里，可贝索的制鞋技艺精湛，找他做鞋的络绎不绝，他的妻子大可不必担心生活困顿。凯可说：“我们家真是太幸福美满了。”在朋友——特别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为贝索购买了“工具”——的资助下，贝索“离开巴拉莫夫，开了自己的作坊”。不久之后，凯可便怀孕了。“很多夫妻都羡慕我们。”的确，她嫁给了小镇明星贝索，她的同龄人怎能不嫉妒呢。“即便在我们结婚之后，也还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有趣的是，凯可十分强调以下这则流言：据说，贝索本来是要娶别人的。此事是否为真无从确认，但“毒舌”之后还声称，他们刚结婚不久之后，伴郎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警官，以及很多名流和贵族都开始觉得这桩婚姻不妥。结婚9个月之后，1875年2月14日，“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快乐。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叶格纳塔什维利成为了孩子的教父，“贝索为孩子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贝索高兴坏了”。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名为米哈伊尔的男婴去世了。“我们的快乐变成了悲伤。贝索痛苦不已，开始酗酒。”凯可于1876年12月24日诞下名为乔治的另一个男婴。叶格纳塔什维利依然是教父，可孩子依然因麻疹于1877年6月19日死于襁褓之中。“我们的幸福彻底被粉碎了。”贝索绝望不已，责怪“吉里的天神”——他家乡神庙中所供奉的天神——对他不公。为了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曾向天神祈祷过。凯可的母亲梅兰妮娅开始造访算命的。贝索还在酗酒。圣乔治的神像被搬进了家里。他们登上耸立在小镇一边的哥里瓦里山，来到那片古老森林中的教堂，在那里祈祷。凯可第三次怀孕了。她许愿，如果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她一定会前往吉里还愿，感谢上帝让圣乔治显灵。1878年12月6日，她诞下了第三个男孩。[3]“我们立马让他受洗，以免他还未受洗便夭折。”他们当时的农舍很局促，只有一层楼和两个房间，里面只有茶具、床、矮沙发、桌子和一盏煤油灯。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他们所有的物品。旋转楼梯通往阴暗的地窖，地窖被分成了三个空间，一个用以放置贝索的工具，一个放着凯可的针织工具，另一个则用来生火。凯可把婴儿床搁在了这个房间里。他们的食物很简单，具有典型的格鲁吉亚特色：豆子、茄子和面包。他们难得吃上肉。12月17日，男孩受洗，取名为“约瑟夫”，昵称“索索”——他就是日后的斯大林。他母亲回忆说，索索“很虚弱、瘦小。如果身上有虱子，他一定会去抓它”。他左脚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是连在一起的。贝索决定这一次不请他们家的资助人叶格纳塔什维利当教父。他说：“雅科夫的手气不好，总是带来霉运。”可是，即便叶格纳塔什维利没有参加受洗仪式，斯大林和他的母亲也总是叫他“雅科夫教父”。凯可的母亲提醒贝索，如果孩子活了下来，他们应该前往吉里的教堂还愿。“只要孩子能活下来，”贝索回答，“我会背着他，双膝跪地爬到吉里去！”可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直到索索得了风寒。他被吓坏了。他们前往吉里，“一路历经艰难，在教堂献祭了一只羔羊，并做了感恩祈祷”。然而，吉里的神父们正在做一场驱魔仪式，他们把一个小女孩悬在峭壁上，试图驱散她体内的邪灵。凯可的孩子“吓坏了，尖叫了起来”，即便是在回哥里的途中，他还在“梦中战栗和说梦话”——不过，无论如何，他活了下来，成为了母亲的心头肉。“凯可的奶汁不够”，所以，她的孩子是由齐卡塔特里什维利（索索正式的教父）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的奶汁养育大的。“刚开始时，他不吃我母亲的奶。”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回忆，“但渐渐地，他习惯了，只要他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我的母亲。”而据加丽娜·朱加什维利说，和叶格纳塔什维利家的孩子们分享同一个奶头的经历让“索索和他们成为了亲兄弟”。索索很早就开始学说话。他喜欢鲜花和音乐。特别是当凯可的兄弟吉奥和桑德拉吹起都都克时，他都会手舞足蹈。格鲁吉亚人喜欢唱歌，而斯大林也特别喜欢唱那些摄人心魄的格鲁吉亚民谣。[4]成年后的他对童年的最初记忆便是听见“格鲁吉亚人在前往市场的路上大声歌唱”。贝索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收了学徒，还有多达10人的雇工。学徒中有一位名为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喜欢索索，曾经照看过他。据达托回忆，贝索“住得比我们同一行业的任何人都好。他们家总是有黄油吃”。在此之后，家境富足却成为了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为人诟病的污点。“我不是工人的孩子，”他承认道，“我的父亲开了一家鞋匠作坊，他雇用学徒，是个剥削者。我的家境并不差。”正是在此期间，凯可结识了玛利亚·特尔—彼得罗相和阿尔沙克·特尔—彼得罗相。特尔—彼得罗相家是富裕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以贩卖军火为生。而他家的儿子西蒙正是日后那位著名的攻袭银行的卡莫。凯可深爱这个孩子，“就算我已经老了，我仍记得他刚刚学步时的样子，那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内心”。她和她母亲利用他对鲜花的喜爱教他学步：凯可拿起一朵甘菊，索索便会跑过去接住它。有一次，她带着索索去参加婚礼。索索看到了新娘头饰上的鲜花，于是把它摘了下来。凯可命令他把花放下，可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则高兴地“亲吻了男孩，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就知道怎样偷新娘了，天知道你长大后会偷什么。’”。索索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满怀感激。她回忆说：“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总是在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母亲让索索变得特别：据弗洛伊德说，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索塞罗”——这是母亲对他的昵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可是，虽然贝索的生意顺风顺水，却也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他的顾客经常以葡萄酒抵账。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特产，人们经常用它来替代钱币。令他的酗酒倾向更加严重的是，他把鞋铺开在了一个酒馆旁，而作为朋友的酒馆老板经常热情地招呼他来喝一杯。贝索交了一个名为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被流放的政治犯，很有可能是和民意党（People's Will）有关联的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时，这个组织曾多次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因此，斯大林从小就受了革命的熏陶。“我儿子和他交上了朋友，”凯可回忆，“波卡还给他买了一只金丝雀。”可惜的是，这个俄国人是个衣不蔽体的大酒鬼。有一个冬天，他醉死在了下雪的街道上。贝索“无法停止酗酒。一个好男人被毁了”，凯可说。酗酒也破坏了他的生意，“他的手无法自控地颤抖，他不能缝鞋子了。他的学徒只好接手”。波卡的死并没有让贝索感到后怕，他又找了一个酒搭子：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格鲁吉亚有很多神父，但这些上帝的子民享受着世俗所能提供的愉悦。每当教堂仪式结束，这些神父都会来到哥里的酒馆，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斯大林老年时曾回忆道：“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一结束神职工作就会上门来找爸爸，两人会立马去酒馆。”[5]他们会一直喝到大醉，然后依靠着彼此，摇摇晃晃地“唱着走调的歌”回家。“贝索，你真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鞋匠。”神父拖腔拉调地说。“你是个神父，你真是个好神父，我爱你！”贝索喘着大气回答。两个醉汉会抱在一起。凯可曾请求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不要带贝索一起去喝酒。她和她母亲也恳求过贝索把酒给戒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也站在凯可这一边。可是，贝索依旧故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小镇里的流言蜚语。或许，散布这些流言的和凯可提到的“毒舌”是同一帮人。据约瑟夫·达夫里舍维——哥里警察局长的儿子——回忆，有关索索“亲生父亲到底是谁的流言一直在坊间流传，有人说是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或者是我的父亲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而贝索又是个“醋意十足”的人。这些流言无疑让贝索越陷越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1883年，贝索渐渐变得“易怒而又冷漠”。他经常醉酒打架，甚至被人取了个“疯狂贝索”的绰号。随着成年后的索索的权力和威望越来越大，有关他亲生父亲的谣言越来越不可靠。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之后，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中亚的探险家尼科莱·普尔热瓦尔斯基——他长得和成年斯大林很像，也曾路过哥里。甚至还有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据传，亚历山大三世曾造访过第比利斯，而在当时，凯可正好在他所居住的行宫里做女佣。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考据便能看穿这些荒唐的流言：探险家本人是个同性恋，当凯可差不多怀上斯大林时，他也不在格鲁吉亚；而凯可和沙皇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在第比利斯的。把这些荒唐说法搁置一边，那么，到底谁才是斯大林真正的父亲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照顾这家人，他也经常安慰凯可，并资助她的儿子读书。他有自己的家室，也有孩子。他很富裕，名下有好几家酒馆，是个成功的酒商——在这个酒满为患的国家，酒商的成功来之不易。他身材魁梧，蓄着八字胡，是这个崇尚打斗的小镇里的摔跤冠军。凯可自己曾说过，叶格纳塔什维利“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这句话不幸地给人留下了口实，她可能在隐晦地表达什么。难道这句话应该从其字面的意思理解？这不太可能。那么，她到底想说些什么？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曾在凯可说服贝索戒酒时帮助过凯可。他是索索生父的另一“人选”。“就我所知，索索是达夫里舍维的亲生儿子，”小镇的市长、达夫里舍维的朋友侏罗利做证，“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索索漂亮的母亲有过一段。”斯大林本人曾说过，他的父亲其实是个神父。于是，第三个“人选”浮出水面：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达夫里舍维和恰尔克维阿尼都有自己的家室，可是，在格鲁吉亚男性至上的文化传统里，他们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好一样，对情人的存在习以为常。哥里的神父们就以好色、堕落出名。这三位在当地都是显赫人物，而他们也乐于在一位漂亮妻子陷入危机时伸出援助之手。至于凯可本人，她在一生之中的变化很大。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戴着修女般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正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美女。她的虔诚毋庸置疑，但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她去享受肉体的欢愉。她当然以“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为傲，也有证据表明，她其实比她看上去更加世俗。年老时的凯可曾鼓励妮娜·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言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妻子——和情夫偷情，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向她传授经验：“我年轻时是个清洁工，当我在别人家里遇到帅气的小伙时，我从来都不浪费机会。”贝利亚一家为凯可的风流留下了佐证，不过，凯可本人的回忆录也并非绝口不提她本人对粗俗恶作剧的钟爱。她回忆道，当索索还在蹒跚学步时，曾有一次，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她母亲用鲜花吸引索索，正当索索向鲜花奔过去时，她愉快地扯开衣襟，袒露出她的乳房。结果，索索立刻忘记了鲜花，转头朝乳房跑了过来。当凯可发现酩酊大醉的俄国流放政治犯波卡正在偷看他们，她反而大声笑了出来，然后“扣上了衣服”。斯大林并不避讳这些谣言，反而是以一种隐晦，甚至夸大其词的方式让它滋长。晚年时，他曾和格鲁吉亚的门徒姆格拉泽聊过自己的出身，而此次聊天给姆格拉泽留下了“他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私生子”，而非贝索亲生的印象。在1934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曾开诚布公地说“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贝索这个父亲角色的缺失，三位可能的生父都承担了抚养他长大的责任：他和恰尔克维阿尼的孩子共同成长，他受到达夫里舍维的庇护，他在哥里的一半时光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共同度过的——所以他对待他们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也不足为奇。有关“斯大林的亲生父亲是神父”的传言还有一个根据：教堂学校只接受神职人员的后代，所以他母亲谎称他是神父的儿子以使其顺利入学。斯大林对“疯狂贝索”的态度很暧昧：他唾弃他，但又同情他，有时甚至以他为傲。两人也并非绝无幸福时光。贝索喜欢给索索讲格鲁吉亚英勇义士的故事，他们会“和富人斗争，偷王子的钱财散给农民们”。成为领袖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斗酒的场合向赫鲁晓夫以及其他巨头吹嘘，自己之所以千杯不醉，那完全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索索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贝索便用手指蘸酒喂给他喝。后来，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引起了他的妻子娜迪亚的不满。他曾写过一篇令人动容的故事，故事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鞋匠曾经拥有一个小作坊，却最终被资本主义无情摧毁了。他如此写道：“他的梦想之翼被折断了。”他也曾向别人吹嘘“我的父亲一天就能做两双鞋”，而在他成为领袖之后，他甚至以鞋匠自称。后来，他把“贝索什维利”——意为“贝索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在哥里的最亲昵的朋友则直接叫他“贝索”。当把所有证据综合在一起来判断后，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依然是：虽然贝索这个醉汉声称索索是个“杂种”，但索索的确是贝索亲生的。已婚女子被要求遵守妇道，但是，年轻貌美的凯可婚姻破裂，成为一个半寡妇，她继而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情人，这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叶格纳塔什维利在她的回忆录里出现的次数和她丈夫一样多，而她喜欢叶格纳塔什维利显然超过贝索。她说，他很体贴，总是帮助她，这使她有些“难堪”。叶格纳塔什维利家族中的有些人说斯大林和他们有“血缘关系”。不过，还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的表述最恰如其分：“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是斯大林的父亲，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商人扮演了男孩的替代父亲的角色。”这些有关“斯大林是私生子”的谣言，和强调“斯大林是奥塞梯人”的说法一样，都企图毁坏这位领袖的伟岸形象。他于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格鲁吉亚，并镇压了那里的反抗，在此之后便长期遭到格鲁吉亚人的憎恨。出身贫寒的伟人经常会被传言乃他人所生。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其登记在案的父亲所生。“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父亲。”索索的同学大卫·帕皮塔什维利曾做证说。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说，随着他渐渐成长，“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而当他蓄起胡子后，他们两人简直一模一样”。索索5岁时，疯狂贝索便因酗酒患上了妄想症，还爱动粗。凯可说：“情况一天天地变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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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份回忆录一直存放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70年来没人发现过它。它没有在斯大林的造神神话中被用到。斯大林貌似没有读过它，甚至不了解它的存在，否则，它就应该在斯大林设于莫斯科的档案库里。他不希望外界了解他母亲对他的看法。1935年，凯可接受了一家苏联媒体的采访，其影响犹如今日的Hello！杂志，结果，斯大林对政治局大发雷霆：“我请你们禁止任何混在我们新闻机构中的庸俗的乌合之众发表对我母亲的‘采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粗鲁的访谈。我请你们饶了我，让我免受这些恶棍不辨真假的造谣的玷污！”凯可一直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女人，她对自己儿子的权势也不屑一顾。她肯定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在1935年8月23日至27日之间——她临死之前——秘密记下了这些回忆。[2]　奥塞梯人生活在格鲁吉亚北部边境山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信仰基督教。有些奥塞梯人业已被同化了，可大多数人仍保持独立：1991—1993年间，南部的奥塞梯人和格鲁吉亚打了一仗，且至今维持自治。当斯大林的父亲因行将就木而在医院登记时，他仍然被登记成了奥塞梯人。斯大林的对手，包括托洛茨基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都据此攻击过他。曼德尔施塔姆还专门写过一首诗，称斯大林为“奥塞梯”。在格鲁吉亚人看来，奥塞梯人野蛮而又粗俗，他们在19世纪早期并不信仰基督教。当然，“朱加什维利”这个姓氏带有奥塞梯色彩：用格鲁吉亚语来说，它的意思就是“朱加的儿子”。斯大林的母亲说，贝索曾告诉过她这个姓氏的由来：“Djuga”是格鲁吉亚语中“djogi”的变体，意为“牧群”，他们的祖先是牧人，是被奥塞梯的掠夺者赶出吉里的。这个姓氏的真实起源已经无法追溯，因为在斯大林出生的时候，“朱加什维利”业已完全格鲁吉亚化了。斯大林本人曾有过这么一段文字：“奥塞梯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格鲁吉亚非要侵略他们？”[3]　斯大林后来篡改了他的人生：他公开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比真实生日晚了一年。年轻时的他对此并不遮掩，直到他在1920年被一家瑞典报纸采访。1925年，他让自己的秘书托夫图哈把1879年这一天正式记录在案。他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包括他重塑自我形象的欲望。最有可能的是，他想避免被征兵。他出生的那个小屋至今仍在哥里的斯大林大道上，它位于大教堂式的斯大林博物馆旁边。现如今，它的四周都是希腊式的神殿。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拉夫连季·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之后成为秘密警察头目——一手打造的。朱加什维利一家并没有在那里生活多久。[4]　成为领袖之后的斯大林钟情于园艺。他喜欢种柠檬和西红柿，但他最喜欢的是玫瑰和含羞草。他最爱唱的格鲁吉亚民谣则是《黑燕子伴我高飞》和《苏丽珂》。[5]　这些格鲁吉亚酒馆“装潢破烂，环境肮脏，只提供（加奶酪的）面包、茶、葡萄酒，至多还有鸡蛋和鸡肉”。德国旅游书出版人卡尔·巴伊德克说：“那些想在这里吃到肉的人只能买下整只羊（4～5卢布）或一只乳猪（2～3卢布）。”2　疯狂贝索面对醉酒的贝索，索索害怕极了。“我的索索是个敏感的孩子，”凯可回忆道，“每当他听到门外传来他父亲吧啦吧啦的歌声，他便会立刻跑到我怀里，问我他能否去邻居家待着，直至他父亲入睡。”疯狂贝索甚至为了能喝上一口酒把自己的皮带给卖了——多年之后，斯大林曾解释说：“格鲁吉亚人只有在陷入绝境时才会卖皮带。”凯可越来越恨贝索，便也越来越溺爱索索：“我总是用羊毛围巾把他包起来，让他不至于受寒。他也很爱我。当他看到他那醉醺醺的父亲时，他的眼里总会满是泪水，他的嘴唇变成紫色，他紧紧搂住我，乞求我把他藏起来。”贝索对凯可和索索都很粗暴。儿子是格鲁吉亚男人的骄傲，然而，当“索索是杂种”的谣言满天飞时，这个儿子却成了贝索最大的耻辱。有一次，贝索狠狠地把斯大林扔在了地上，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几天里，他的尿里都带着血。“这个男孩遭受了没有缘由的毒打，可正是这一遭遇让他变得和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在其回忆录中说。青年达夫里舍维也记得，凯可“用母爱保护他，不让他遭受任何苦难”，而贝索则“把他当作一条狗，毫无缘由地打他”。当索索害怕地藏起来时，贝索会吼叫着四处找他。“凯可的小杂种在哪儿？藏在床底下吗？”凯可会竭尽全力阻止他。有一次，索索跑到了达夫里舍维家，他的脸上全是血，他哭着喊道：“救命啊！快来！他要杀了我妈妈！”这位警察赶紧跑到朱加什维利家，他发现贝索快要把凯可掐死了。贝索的暴行无疑对4岁的索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凯可记得索索很早就已经学会顽强地抵抗他的父亲。他是在自己家中学会使用暴力的。有一次，为了保护凯可，他朝贝索扔出了一把刀。索索从小就好斗，爱闹事，他是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即便是溺爱他的凯可也必须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教他。“那些没有朝她丈夫挥出去的拳头施加在了她儿子身上。”一个认识他们家的犹太女人说。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她经常抽他。”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回去看行将就木的凯可，他问她为什么要打他。“这对你没有害处。”她回答道。然而，真的如此吗？心理学家相信，暴力会伤害儿童，它当然不是表达怜爱的方式。很多儿童都有过被酗酒的父亲虐待的经历，在他们成年之后，他们会重复父亲的命运：酗酒，对孩子和妻子施以暴力。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人人都会成为残酷的人。[1]进而言之，施加在童年斯大林身上的家庭暴力或许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影响，但这不是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暴力。他们家很快就变卖了斯大林出生的那所房子，变成了流浪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换了9个不同的住所，在压抑的出租房里聊以度日。斯大林的童年显然并不安稳。凯可带着孩子搬到了她兄弟家，但贝索答应她，自己会改变，并把她接回来。可是，贝索“无法戒酒”，而凯可则搬进了神父恰尔克维阿尼家。凯可发现小索索正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我想把他送去学校，可贝索不答应。”贝索想让斯大林学做鞋。1884年，贝索刚想把手艺传给索索，索索却病倒了。那一年，天花肆虐了整个哥里地区。凯可“听见每个家里都传来哭声”。她最敬爱的庇护者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三个珍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人儿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了下来。现在，凯可和“雅科夫教父”又有了丧子之痛这一共通点。凯可精心照料着得了天花的索索。第三天的时候，索索发起了高烧。青年斯大林继承了他母亲的雀斑和红褐色的头发，现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又留下了天花的印迹。因此，他得到了“乔普拉”（意为“长痘疮者”“疤面”）这一绰号，而这一绰号也是他后来在奥克瑞纳中的代号。但他终究还是活了下来。母亲欣喜若狂，可她的命运却就此急转直下——贝索离她而去了。“照顾好孩子。”贝索留下一句话便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斯大林回忆说，贝索甚至要求凯可做洗衣工，并把赚来的钱给他。“有多少个夜晚，我都以泪洗面！”凯可回忆，“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哭，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斯大林’会抱住我，害怕地盯着我的脸说：‘妈妈，不要哭，不然我也要哭了。’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笑着吻他。然后，他就会问我要书看。”虽然凯可失去了经济来源，她还是决定把索索送去读书——索索是他父母两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凯可“总是希望他能成为主教，因为曾经有个主教造访过第比利斯”，她“当时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盼望能多看他几眼”。每当贝索酩酊大醉地回来找她时，他总会反对她的计划：“你想让索索读书，除非先把我给杀了！”他们开始吵架。凯可说：“只有孩子的哭声才能让我们停下来。”贝索对酒精的依赖无疑让他更加病态地被嫉妒心折磨。可是，有关他妻子无视其作为格鲁吉亚男人的尊严并公然出轨的谣言无疑加速了他的崩溃。凯可的困境自然众人皆知：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和达夫里舍维警长都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了她。即便是达托——贝索鞋匠作坊里的好心学徒——也曾照料过斯大林。“二战”时期，达托曾遇到过斯大林，并和他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俄国人辱骂瘦小的索索是“蝗虫”。达托打了那个俄国人，并因此被逮捕了。可法官一笑了之，而这个家的庇护者叶格纳塔什维利因此“请俄国人吃了一顿大餐”。凯可的生活分崩离析。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差，即便是达托也不得不离开，成立了自己的作坊。[2]“我10岁的时候，”1938年斯大林回忆道，“我父亲失去了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总是说自己走了背运。”不过，他又开玩笑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于是，他的背运反而成了我的好运！不过，当我还是10岁的时候，我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达夫里舍维聘用凯可来作女佣。她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的洗衣工，她总是待在他们家里，索索也经常在他们家吃饭。据凯可回忆，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姆都很爱索索，玛利亚姆会给他们很多吃的。或许凯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则被坐实了。“我们家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凯可说，“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总是帮助我……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安。”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支持她让索索接受教育。恰尔克维阿尼年长的孩子们正在教幼子们学俄语，凯可请求神父让他们捎带上索索。她感觉到，索索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恰尔克维阿尼的小女儿无法回答她兄长提出的问题，可斯大林却回答出来了。日后，斯大林曾吹嘘说，自己学会读写的速度比那些年长于他的孩子还要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负责教那些比他大的孩子。“索索读书这事必须严格保密，”恰尔克维阿尼的儿子科捷回忆，“因为贝索叔叔一天比一天凶，他总是威胁我们说：‘不要毁了我的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他会扯着索索的耳朵，把他拉到鞋铺。可是，一旦父亲离去，索索便会跑回来加入我们，关上门学习起来。”同时，达夫里舍维也让索索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凯可年轻貌美，贝索疯狂暴力，难怪所有人都想帮助凯可。她想让索索成为主教，所以索索得去读教会学校。可学校只接收神父的孩子，她必须蒙混过关。据说，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做证说索索的父亲是个助祭，这才让索索得以入学。但这条轶事不见于任何档案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学校领导耳边暗示过自己或其他有罪的神父才是索索的生父。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斯大林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神父呢？索索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凯可“欣喜若狂”，可是，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贝索却“愤怒无比”。疯狂的贝索砸碎了叶格纳塔什维利酒馆的窗户。凯可跑去向达夫里舍维求救，结果，贝索公然在大街上用鞋匠的工具攻击这位警长。反讽的是，对于侏罗利市长而言，这件事却成为了“警长是索索生父”的证据。然而，达夫里舍维并没有逮捕疯狂贝索。据他儿子说，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他的确和“十分漂亮的”凯可有暧昧关系，他总是“十分关爱索索”。达夫里舍维只是命令贝索离开哥里。于是，贝索在第比利斯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找到了一份活儿——那里正是他开始的地方。贝索会时常想念索索，他会寄钱给凯可，请求她原谅。凯可同意过几回，但两人再也无法和好如初。斯大林的父亲因斯大林失去了作为一个格鲁吉亚骑士，甚至是作为男人的尊严。在崇尚荣耀的格鲁吉亚，这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他变成了半人半鬼。”凯可说。他也变得自暴自弃。他从凯可和索索的生命中消失了，却从来不曾远离。库利亚娜夫姐妹刚在哥里开了一家妇女服装店，凯可在她们的工作室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17年。她开始自己赚钱养家，试图“确保孩子幼小的内心不被悲痛所伤”——“我会给他一切”。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格鲁吉亚骑士，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她的梦想——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骑士。他曾给晚年时的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坚强的男子必须时刻无所畏惧。”他觉得自己更像凯可，而非贝索。斯大林“爱她”，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虽然她经常狠狠地打他，他依然爱她，喜欢讲关于她的事。父亲爱我，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母亲。”然而，他开始渐渐和凯可疏远了。贝利亚的儿子声称，斯大林“不爱他母亲”，还有些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说他骂她是“妓女”。不过，这些都是企图把斯大林妖魔化的敌对谣言。心理学家说凯可“结合了圣女和妓女的特性”，这可能给斯大林造成了困惑，并让他在此后对性感女性产生疑心。他对凯可世俗的那一面感到震惊吗？他接受那些保护凯可的男人吗？成年后的他的确变得过分谨慎多疑，但很多人成年后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虚伪的、尚武的文化环境——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在性事方面却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据伊利马什维利——他和索索及凯可都相熟，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证人——说，索索“只愿为一个人献身，那就是他的母亲”。然而，他们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凯可无所不言，并且说起话来带有嘲讽色彩。贝利亚的儿子曾说起她“从不犹豫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以及她希图控制斯大林的欲望。她对他的爱，正如他对自己儿女和朋友的爱，是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儿子过于相像正是问题的根源。不过，斯大林也以自己的方式体认了母亲灼热的爱。在“二战”期间，他曾和朱可夫元帅聊起过她。他笑着聊起凯可对自己的溺爱，说她直到他6岁之前，都不曾让他在眼前离开过半步。1888年晚些时候，10岁的索索兴高采烈地入学哥里教会学校[3]。这所学校位于新建的火车站边上，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红砖建筑。虽然凯可的生活十分艰辛，她依然竭尽全力确保索索不被那些富裕的神父之子瞧不起。相反，在全校150位学生中，索索的穿着是最考究的。因此，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那些学生们依然记得斯大林第一天入学时的样子。“在众多同学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男孩。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阿卡路奇（格鲁吉亚人的正式外套）和崭新的高筒靴，系着宽大、紧实的皮腰带，头戴尖顶帽，上了漆的帽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来成为索索朋友的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他又瘦又矮，穿着紧身裤和靴子，上身是一件打褶的衬衫和一条围巾。”他还背着一只“红色印花棉布书包”。瓦诺着实吃了一惊：“整个班里，甚至整个学校里都没人穿得像他那样。同学们都好奇地围在了他身边。”这个家境最贫寒的孩子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成为了哥里的小明星。那么，到底是谁为这身漂亮衣服买了单呢？神父、酒馆老板和警察肯定给了份子钱。斯大林虽然穿得漂亮，但惨痛的童年让他显得格外强硬。“我们都害怕他，避免和他接触。”伊利马什维利说，“但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成年人的味道”，而他又总是“特别热情”。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孩子，当他高兴时，“他会以最古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会打响指，大声喧哗，单腿跳来跳去！”[4]无论是吹捧斯大林的文字，还是诋毁他的论述，所有涉及其童年的回忆录都一致同意，即便是在10岁的时候，斯大林已然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了。就在这一时期，或许是当他刚刚开始读书时，他又险些丧命黄泉。“那天早上，我送他去上学时他还好好的，”凯可回忆道，“可是，那天下午，等他们把他送回家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在大街上被马车撞了个正着。男孩们喜欢玩“捉小鸡”，他们会在马车奔驰而过时一把抓住它的车轴。或许斯大林正是因此受的伤。可怜的母亲再次“害怕得快要疯掉了”，不过，医生免费治愈了他——或许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偷偷付了钱。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凯可甚至还请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此人在平日里是个理发师。他已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了：他的脚趾相连，脸上有痘疮，还被传言是个杂种。而这次和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让他变得越发古怪，也越发多疑而又内向。事故对他的左臂造成了永久性的创伤，这意味着他再也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格鲁吉亚斗士了——据他自己说，他再也无法正常跳舞，不过，他依然可以打架。[5]另一方面，残疾也让他免于“一战”的征兵，他不会死在战壕里了。但凯可所担心的却是这位未来主教的前途。她问他：“儿子，当你成为主教后，你的手怎么能握住圣杯呢？”“别担心，妈妈！”索索回答，“我的手臂在我成为神父前就会痊愈，到了那时候，我连整个教堂都举得起来！”哥里完全是一片处于沙皇统治之外的法外之地，“捉小鸡”根本不是男孩在街头会遭遇的唯一危险。于是，优等生斯大林过上了双面人生——他是唱诗班的歌手，也是街头孩子王；他是穿着考究的、母亲的乖宝宝，也是淘气鬼。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儿子科捷回忆说：“每一天，不是有人把他给打了，让他哭着跑回了家，就是他把别人给打了。”哥里就是这样一座暴力之城。* * *[1]　斯大林不会对妻子或孩子动粗，但他依然是个“具有毁灭性”的丈夫和父亲。他的两任妻子都早逝，他至少得负部分责任。他没有与自己的非婚生孩子相认，不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长达15年，之后又恐吓他。他的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次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他过度提拔了瓦西里，结果反而导致他的毁灭。他有时会打瓦西里耳光，然而，其结果便是，他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不可控制的小独裁者。瓦西里成了无可救药的酗酒者，这或许是继承了贝索的基因。斯大林倒是很爱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但那也仅仅局限于斯维特兰娜小时候。他曾经打过她一巴掌，那是因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她和一个40岁的已婚男子偷情。如想了解斯大林的第二次婚姻及其后代的命运，请参见本人的《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2]　50年之后，当斯大林于1940年让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后代邀请达托前来莫斯科团聚时，他依然是个鞋匠。参见本书尾声。[3]　这个学校至今仍存在，并于2006年进行了翻修。在赫鲁晓夫于1956年去斯大林化之前，学校门口还树立着一块碑，其上铭文为“伟大的斯大林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在此教会学校学习”。[4]　这是彼得·卡帕纳泽对斯大林的回忆。卡帕纳泽是他在这时期的密友，在此之后，两人也一直维持着朋友关系。20世纪30年代，卡帕纳泽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不过，上述这段回忆却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被删去了——笔者是在该书原稿中找到这段文字的。[5]　关于左臂残疾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有很多说法：被雪橇撞了，先天残疾，童年时因病感染，和人摔跤受伤，在基亚拉因一个女人和别人起了争执，被马车撞伤，被父亲打残——所有这些（除了先天残疾）都缘于斯大林本人。残疾的缘由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是因为斯大林遭受过两次创伤：其一是目前所叙的这次，发生在斯大林刚入学时（据凯可的说法），或在斯大林6岁时（根据之后的健康报告），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没那么严重，但其影响直至斯大林成年后才显现；另一次则发生在不久之后，那次的伤比这次严重得多，斯大林不得不前往第比利斯接受治疗——事故造成了腿部残疾。凯可写回忆录时已80岁了，她貌似把两起事故混淆了。3　拳击、摔跤和唱诗现在，小斯大林终于得以逃离凯可的掌控，在哥里——这座充斥着酒精、祈祷和斗殴事件的自由、暴力之城——的大街上度过他的闲暇时光。索索当然不想待在这个又黑又穷的家里。据他家的熟人、斯大林的唱歌教师西蒙·果戈兹利泽回忆，“凯可日复一日地坐在她那快要散架的缝纫机旁”，而他们家中除了“两把木质沙发、几把凳子、一盏台灯和一张放满了课本的桌子”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小小的家“总是很整洁”，但斯大林睡的仅仅是一张木板床。“随着他越长越高，他母亲便会再加一块木板让床变得更长”。现在，索索已经学会抗拒自己的母亲了。“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淘气而又令人骄傲！”她抱怨道。他是个典型的哥里人。在格鲁吉亚，哥里人以自吹自擂和好斗尚武出名。当时的哥里仍保留着一种“别致而又野蛮的风俗”：当两个无赖在大街上起了冲突时，没有人应该去阻止他们，而他们的斗殴也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在这座城市里，酒精、祈祷和恶斗是水乳交融的，喝醉了酒的神父经常充当一场斗殴的裁判。哥里的酒吧简直就是暴力和犯罪的大熔炉。这种野蛮风俗源自于中世纪。当时的格鲁吉亚深陷于战争，打架作为一种军事训练而被推崇。而现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当局则想禁止这种伤人伤己的运动。虽然俄国在这里安扎了士兵，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和他的手下却抱有不合作的态度：没人能够整治哥里这片无法无天之地。在这种环境下，年轻人会在打斗中被奔跑的马匹或马车撞到也不足为奇了。以心理分析为依据的历史学家会说斯大林的人格深受其酗酒的父亲的影响，而哥里的街头暴力文化也同样对他影响深远。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造访过哥里。他如此写道：哥里“风光别致，民风古朴。那里的天气湿热难耐，湍急的库拉河咆哮而过，不远的山上有依山而建的建筑，远处的高加索山上，冰雪长年不化”。哥里角塔状的黄砖城堡应该是由塔玛拉女王于12世纪建造的。后来，她的帝国分崩离析，哥里由此变成格鲁吉亚一个行省的首都。[1]它离中亚仅有一步之遥。前往第比利斯的骆驼商队会经过这里。可是，随着1871年通往黑海的火车通行，这座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没落了。它变得混乱不堪，死气沉沉，彪悍的民风长期无法根除。哥里只有一条大街（沙皇大道，现改名为“斯大林大道”）和一个广场。牛群在蜿蜒的小巷里漫步，明沟式的排水管让巷子长期被污水所淹没。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玩耍。它有7000人口，其中一半是像朱加什维利这样的格鲁吉亚人，另一半则是卡莫家那样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大多数为商人。这里只有18个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哥里被分成了两个街区，这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两支拳赛队伍：分别是俄人区队和城堡区队。拳赛、摔跤锦标赛和校园学生群架是哥里的三大传统打斗项目。每当节日来临，比如说圣诞节或者是大斋节前的狂欢节，两支队伍都会组织盛大的游行。异装癖或演员们会坐在骆驼和驴子上扮演“狂欢节之王”，他们会在穿着花里胡哨的乐队和歌手的簇拥下，来到哥里的大街上。在庆祝1634年格鲁吉亚战胜波斯的基诺巴狂欢节上，一个演员会扮演格鲁吉亚沙皇，而另一个则会扮演波斯国王——人们会朝他扔水果，然后把他扔进水里。每个家庭里的男人——从男孩到长者——都会参加游行。他们会喝酒、唱歌直至深夜，那个时候，狂欢节的高潮终于来临了。这是一项被称为“krivi”的“自由拳击”运动，是“有规则的大规模的一对一”：首先，年仅3岁的儿童会和他的同龄人摔跤，接着是比他们稍年长的男孩，然后是青少年，最后，成年人也加入了这场“不可思议的战斗”。整个城市完全失控了，其后续效应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在学校里，不同班级之间也打了起来。商店经常遭到打劫。哥里人最喜爱的比赛是摔跤锦标赛。其选手争夺冠军的过程有点像《圣经》中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这项赛事的规则倒是挺公平的。锦标赛会在特制的拳击场里举行，比赛过程中还有一支唢呐乐队助兴。富有的王子——比如说地主阿米拉科瓦里王子——和商人，甚至是村民，都有自己的摔跤冠军。在当地，摔跤冠军很受尊重，人们都敬称他们为“帕拉瓦尼”（palavani）。斯大林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得过冠军。不过，帕拉瓦尼叶格纳塔什维利已经老了，而且成了富人，他养了自己的摔跤冠军。斯大林一直以其教父在摔跤场上的成就为傲。晚年时的他曾经吹嘘道：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是名扬卡特里的摔跤手，不过，三人之中最强壮的还属雅科夫。阿米拉科瓦里王子有个保镖，是个身材高大的车臣人。他参加了哥里摔跤比赛，并打败了所有人。于是，哥里人找到了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雅科夫说：“让他先和季卡打；如果他打赢了季卡，再让他和我哥哥西蒙打；如果他连西蒙都赢了，那就让我来对付他。”可是，车臣巨人连季卡这一关都没过。有一次，正值哥里宗教节日时期，一帮匪徒戴着羊皮帽子、怀里揣着匕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这里。他们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的酒馆，却又想吃霸王餐。斯大林回忆说，他们这些孩子着实吃惊地看着季卡·叶格纳塔什维利“一拳击倒了其中一个，又从另一个人身上拔出匕首，用它的刀柄击倒了那人。第三个匪徒只好乖乖买了单”。学校的顽童经常在哥里大教堂大道上斗殴，教会学校的男孩们也会加入。学校对斗殴明文禁止，参与者会遭到监禁甚至开除的处罚，“但索索依然乐此不彼”。而他的数学和地理老师伊卢里泽则会在一边激动地观战，高喊着：“上啊！上啊！干得漂亮！”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被斗殴殃及，血溅街头，不过他全然不顾。“小斯大林在拳击和摔跤方面颇有成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2]有一次，他的唱歌老师看到他组织摔跤比赛，却伤到了自己那条本已十分脆弱的手臂。“那本来是一场摔跤比赛，但渐渐变成了实打实的斗殴，”老师回忆道，“他们互不相让，互相伤害。”索索的手臂肿了起来，他无法再遵守规则了。他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曾和他在操场上交过手。这次比赛被宣布为平局，但就当伊利马什维利转头离去时，索索突然冲了过去，把他扔进了草丛。索索不怕挑战比他更为强壮的对手。当他被那些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时，凯可总会跑去警长那里求救：“天哪，他们要把我儿子杀了。”无论斯大林的搏斗技巧如何，他无疑是当时哥里穿着最为整洁的街头拳击手。“有时，他母亲会给他戴上宽大的白领子，可是，一旦她转头离开，他便会把领子摘下来，藏进口袋里。”一对一摔跤无法消耗男孩们所有的精力。他们把真正的精力投入到了团伙斗殴中。“我们家乡的孩子会据其所居住的街道或地区加入不同的团伙，这些团伙永远处于敌对状态。”不过，这些团伙也是大熔炉。“哥里的孩子们在街头接受不分宗教信仰、民族和家境的集体教育。”像斯大林这样的穷小子会和著名将军的儿子阿米拉科瓦里王子一起在街上玩耍，后者甚至想教斯大林游泳。孩子们全副武装，身上满是刀子、弓箭和弹弓。他们过着自由的，甚至是狂野的生活：在河里游泳，唱他们最爱的歌，在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果园里偷苹果，恶作剧地把农家洗劫一空。有一次，斯大林甚至在王子的果园里放了一把火。“索索淘气极了，”比他年轻的朋友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道，“他总是在街上跑来跑去。他喜欢他的弹弓和自制的弓箭。有一次，一个牧人正在赶牛群回家，索索突然跳了出来，用弹弓击中了一头牛的额头。那头牛惊慌地奔走了，牧人想去追索索，却发现他已经消失了，影儿都没有。”[3]“他会像一条鲶鱼一样从我手里溜走，”他的另一个同学写道，“我根本没法抓住他。”有一次，索索竟然用炸弹引爆了一家商店。“他母亲经常听到有人骂他。”索索喜欢带领他的团伙爬上哥里瓦里山——山上有座“高耸的黄墙城堡”——陡峭的山坡，在山上唱歌、打架、讨论宗教和欣赏风景。“他喜欢大自然。”优利斯特斯西岩城——洞穴之城——仅在10公里之外。这里的山坡陡峭，刚开始时，斯大林没能爬上山顶。可是，据伊利马什维利说，他锲而不舍，有一天终于登顶了。他对其他团伙的孩子很残忍，却会保护自己的手下。在学会游泳之后（由于左臂残疾，他从来不是一个游泳健将），他曾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孩子推下库拉河。这个孩子差点溺水而亡，后来向斯大林提出抗议。“好吧，”斯大林回答说，“可是，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就必须学会游泳。”有一次，他的同伙被另一个团伙袭击了，他“用石头砸他们，直至他们撤退”。还有一次，索索看到一个朋友挨了打，他对朋友吼道：“为什么你只会像头呆驴一样站在那里？你应该反击！”然后，他击退了那个对手。据年轻的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经常挑衅“比他年长，也比他壮的”男孩。他已经会争风吃醋了。他手脚不灵便，跳不好格鲁吉亚人的勒库里舞，所以他会把跳得最优雅的那位绊倒。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索索有其所属的团伙，但他又经常背叛自己的团伙领袖，参加敌对的团伙。”其团伙领袖说斯大林“破坏了我的权威，并试图颠覆我的领导”。在伊利马什维利看来，这是因为“所有年长或更为强壮的人都喜欢掌控别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人总是怀有报复之心”。在他逃脱母亲的掌控之后，斯大林便决心要做一个领袖——即便那时他还小。父亲对他的殴打和自责、母亲对他的溺爱，以及他本人的聪慧和傲慢——所有这些都使他深信，自己永远是对的，且必须被服从。而他的自信的确颇有感染力，为他赢得了拥趸。其中一位拥趸是他母亲亚美尼亚族朋友的儿子，此人名为西蒙·“申克”·特尔—彼得罗相，也就是之后的卡莫。卡莫家境富裕。他的父亲是个军火商，刚从亚历山大二世对希瓦和布哈拉汗国的战役中大发横财。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成了索索的跟屁虫时，他愤怒地问自己的女儿：“这个身无分文的、没出息的斯大林到底有啥好的？难道哥里就没有体面点的小伙了吗？”哥里貌似的确没啥体面的男孩。“只要你听从他的指挥，他就会对你很友好。”伊利马什维利说。有一次，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偷吃圣餐面包被一个男孩举报了，斯大林对这个男孩采取了幼稚的报复行动——这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在未来所执行的“大清洗”。他“诅咒他，骂他是个叛徒、间谍，把他逐出团伙，然后又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索索真是个一心向着朋友的人”。斯大林对大好山川抱有激情，也经常以此赋诗。可是，他对人类却缺乏同情。警长的儿子说，这“像极了他的母亲”。他总是冷静、谨慎，可是，“当他愤怒时，他会变得残忍，满口脏话，把事做绝”。他所顾忌的没有别人那么多，他所牵挂的也比别人来得少，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极端主义者。学生的街头斗殴是合法的。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会参与每年一度的狂欢拳击赛，也不只是因为哥里人会就摔跤比赛下赌注，还因为这些男孩们是在扮演那些在附近山区中抵抗俄国人的格鲁吉亚绿林好汉。在哥里人看来，他们都是英雄。那时，沙俄帝国对他们的迫害已经蔓延到了学校。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温和的人，他对格鲁吉亚的政策相当开明，可是，他被谋杀了。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则很冷血，他倒行逆施，治国理念更为保守。最终，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团结在一起，反抗沙俄。沙皇决定，所有格鲁吉亚孩子都得学习俄语[4]——这就是斯大林在恰尔克维阿尼家学俄语的原因。当他于1890年9月入学时，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憎恨新沙皇的政策。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用格鲁吉亚语来对话。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由于都说不好俄语）我们只好在这个‘儿童监狱’里闭口不言。我们爱我们的祖国，也爱我们的母语……他们认为我们格鲁吉亚人低人一等，因此向我们强制灌输俄国文化。”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说格鲁吉亚语，他“会被罚站，举一整个上午木板，或者被关进漆黑一片的监禁室，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直到那天深夜”。俄语教师是穿着俄国制服——系有金色纽扣的紧身上衣和尖顶帽——的学究，这些残酷无情的人[5]对格鲁吉亚语充满蔑视。不过，有一位教师倒是备受学生爱戴。唱歌老师西蒙·果戈兹利泽是个好心肠的花花公子，他总是穿戴着最时髦的服饰：鞋罩、尖角的领子和胸花。女学生们都暗恋他，甚至为他写歌。他最喜欢的唱诗班歌手就是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的关爱是全方位的。“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便学会了唱歌，并开始给指挥帮忙。我们唱的歌里有很多独唱的部分，而索索总是独唱的第一人选……”这位浪漫的老师记得，索索不但有“优美甜蜜的嗓音”，而且“表演出色”。人们经常请斯大林去婚礼上唱歌，“当他放声歌唱时，所有人都会静静地聆听。他们会说‘朱加什维利家这个孩子的嗓音实在太令人吃惊了’”。每当斯大林“穿着白长袍走上讲坛用他那优美的男高音歌唱时，所有人都会很开心”。在其入学后的最初几年，虔诚的斯大林基本上没错过一次弥撒。“他不但参加了仪式，也总是提醒我们它们的重要性。”他的同学A．切利泽回忆。另一个同学苏利阿什维利记得，斯大林和另外两个男孩“穿着白长袍，双膝跪地，仰望天际，用天使般的嗓音歌唱晚祷，其他的男孩则仿佛已被歌声迷倒，陷入到了一种非现世的喜悦之中”。他是“教堂中读赞美诗最优美的一位。其余孩子只有在接受过索索的指导后才能朗读”。老师们对他颇为感激，因此送了他一本《诗篇》，上有题词“献给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为了你所取得的出色进步和良好行为，以及你优美的歌声和朗诵”。索索在绘画和表演方面也颇具天赋。他对表演的爱好持之以恒。他曾参加过一次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滑稽戏表演。“索索的表情让场下的观众哄堂大笑！”那个时候的他也开始写诗了——他不是给他的朋友写信，而是写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