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中越两国的非凡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把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李鸿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自保。没想到，中法战争让海军建设停滞，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借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假如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　　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尽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两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四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　　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的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在晚清的政局当中，李鸿章的很多主张和措施，只有等到矛盾激化，当权者无暇他顾，迫切需要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他才真的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李鸿章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既让他在晚清政坛上存身自保，同时又能让他抓住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借力打力，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有时还是解决问题必需的条件。这个外力犹如化学反应当中的催化剂，有时候，催化剂只能起到加速反应的作用，但有时候，没有这个催化剂，反应就无法进行。　　李鸿章是善于借力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知道借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力也可以有效转移矛盾注意力，让自己暂时躲开政治上的是非，从台前退到幕后，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事情的解决。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郭嵩焘开始接触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五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托，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他在出使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折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虽然此时郭嵩焘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无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李鸿章并不足以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版，“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其实，此时的郭嵩焘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当时自己班子内部的问题。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是动了心思的。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　　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　　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他提醒总理衙门：“唯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锡鸿“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嵩焘“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也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又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李鸿章虽然没有保住郭嵩焘，但终于还是借他人之力，免除了郭嵩焘回国后进一步被追责的不公正对待。而李鸿章也因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巧妙，没有因为郭嵩焘跟自己的亲近关系，而让自己对郭嵩焘的偏袒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利益的争夺会导致对立，但如果运用得巧妙，对立的双方却能实现合作，共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朝廷与商人之间在利益上是存在对立的。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例，当时这些公司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　　官与商之间的对立，阻碍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如何把两者的利益集中起来，并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设想。　　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借助商人的资本，利用官府的权力，让两者结合，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权力支持的同时，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其昂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五万两。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十月十二日更涨至267两。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这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创办之初，招商局面临洋商的竞争。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要港口增设了分局。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要看政治效果。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　　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从容不迫，他上折表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　　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1881年3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李鸿章的这个论点很明确，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议论招商局对错的标准上升到整个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升到对清政权维护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其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这样，反对者自然哑口无言。　　虽然“官督商办”的模式后来成为制约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在当时，通过这种折中的方案，既借用了民间的资本，同时又通过政府的力量有效支持了洋务运动初期的发展。　　办轮船招商局是一个两难的困局，李鸿章一生当中，都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之中。他必须以他过人的智慧，逐一破解这些困惑着官场与职场的永恒的资源不足的难题。　　而他天生是一个调配资源的高手，通过对行政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不断创造新的机会，就这样，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登上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第四章 党同伐异，是让自己不倒的重要策略　　1.攻守同盟，让对手知难而退　　新举措的顺利实施，不论对错都需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　　李鸿章深谙此理，因此，在办洋务尤其是在推进修铁路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寻求当权者的帮助与支持。至于他自己，该走到台前的时候，他坚决冲在前面，该幕后运作的时候，也绝不恋战，不管说服反对者，还是拉拢支持者，李鸿章都身先士卒。最终，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铁路终于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从无到有，修建了起来。　　回顾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修铁路的提议，还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　　1863年，正在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以上海二十七家英法洋行老板联名的名义，向朝廷建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当然，修铁路的理由也很正当和充分，那就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但当时朝廷对这个建议根本就不予答复。　　1874年，英商怡和洋行以修筑马路为名购买土地，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也就是淞沪铁路，铺设的铁轨全部从英国运来，通车之后每天往返六次，乘客满员，但一个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铁道边的看客，引起轩然大波。铁路建设之初，破坏风水，震动祖宗龙脉的流言，就让人心惶惶，如今又闹出了人命，地方乡绅于是便鼓动百姓阻止列车行驶。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只好以28.5万两白银从怡和洋行买回铁路，拆毁了事。　　这对一直倡导修铁路的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情让李鸿章懂得了：铁路好修，但要让铁路真正运转，没有来自朝廷的支持，没有臣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即便铁路修成了，也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想得到朝廷对修铁路的支持，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慈禧。而要想把慈禧拉到支持修铁路的阵营，李鸿章需要狠下功夫。　　为此，李鸿章送给了慈禧一个特殊的礼物：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不久，一条长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　　1880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份奏折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建造铁路对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捐、旅行等都有好处，朝廷可以先造一条北京到清江浦的铁路，以沟通南北交通。　　但慈禧的默许，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顺利利修成铁路了。李鸿章深知他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拦路虎和搅局者，要想顺利修建铁路，李鸿章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支持自己。而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地位贸然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必然会遭到顽固派和政敌的坚决抵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情反而不好转圜了。　　于是，他就暗地里让别人提出建议，自己则大力声援。而事实是，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授意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这次，李鸿章又撺掇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慈禧对这份折子端详良久，终于做出了裁示，修铁路“系为自强起见”，令李鸿章等人“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得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喜过望，随即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与刘铭传的折子相互呼应，但是他的折子一递上去，顽固派便鼓噪而动，指责他和刘铭传“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这几乎等于说他们二人是汉奸。　　内阁学士张家骧上疏说，铁路有三大弊端：一是洋人可能借此深入中国内地；二是百姓可能不愿意；三是白白浪费国家资金。李鸿章很快复奏朝廷，指出修建铁路有九个好处，并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　　虽然李鸿章提出了九个修建铁路的好处，但顽固派的阻挠依旧，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刘锡鸿。如果说其他反对兴修铁路的顽固派因为不曾走出过国门、不知火车为何物，仅仅是徒发空论，危言耸听尚且情有可原，可那刘锡鸿曾经担任驻英国副使，与外国交往多年，更曾有过坐火车的经历。本该支持修建铁路的他却以知情者的身份上疏说，火车是西洋的玩意儿，中国万万不可仿照学习，修筑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条，无利者八条，有害者九条。　　最后，清廷饬令刘铭传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做决定。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　　这次讨论以洋务派的失败而告终，这让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势力还无法对抗顽固派。　　李鸿章一边暗中积蓄着力量，一边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失败的经验让李鸿章转而寻求朝中有力的支持，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这时，李鸿章觉得时机来了，于是重提修铁路之事。奕以前对修铁路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　　在这种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得以继续拓展他的铁路修筑事业。　　李鸿章的成功，就在于他该退居幕后的时候就退居幕后，该到台前的时候就到台前。并且，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拉拢意见一致的人，结成攻守同盟，这样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声威，也让反对者知难而退，促成了自己的成功。　　2.袒护部下，才能赢得部下的拥护　　当部下出现过失的时候，是主动检举，还是帮其周旋遮掩？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做人，尤其是作为领导，不能太刻薄，也不能太死板。虽然一个人结党营私是不对的，但对部下尽应有的呵护，则是作为领导的责任。　　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成为铁板一块，与李鸿章对部下的极尽袒护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这个特点就显露出来了。　　湘军元老李元度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戴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　　李元度原为曾国藩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1854）冬，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而且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就连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弹劾李元度，遭到李鸿章的坚决反对。　　李鸿章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于是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拟，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认为曾国藩此举，气量太小，寒了大家的心，所以愤然离曾国藩而去。　　李鸿章替李元度出头，还有替人打抱不平的意思，但在处理鲍超与刘铭传的关系上，则是存在明显的偏袒了。　　太平军失败以后，捻军重整旗鼓，日渐壮大。鲍超会同淮军刘铭传在湖北尹隆河（尹隆河战役）夹攻东捻军。　　铭军追至京山下洋港，侦察到东捻军驻地，鲍超亦率霆军到达臼口镇。刘铭传致函鲍超相约次日兵分两路，霆军从臼口自西向东、铭军从下洋港由北向南，两面夹击以收全功。东捻军也探知清军动向，遵王赖文光便设计以箭射书于刘铭传：“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刘铭传得信大怒。　　次日清晨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全军尽出，以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东捻军以少量步队正面迎战，刚一接战，又做不支而退之状，引敌来追，千余马队向北包抄袭击铭军后路。东捻军数万人，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率部拼力死战，直至短刀肉搏，身负重伤倒地为东捻军马队踩死，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二百余亲兵拼死保护着，欲在乱军中夺路而走，然而始终突不出去。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以为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退入废窑，坐以待毙。　　此时，鲍超率霆军杀到。其实鲍超已按时到达战场外围，鲍超发觉淮军和东捻军已经开打，他对战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探马的不断回报中，得知铭军逐渐处于下风。鲍超发现铭军此刻是纷纷溃败，“辙乱旗靡，驼马满野”。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右营残部，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左、中营铭军，但中路捻军，渡河逐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　　而此时赖文光一见霆军将近，随即不顾疲劳，不整军阵，兵分三路猛攻霆军。“万马潮涌，奔腾而上”。鲍超见状也兵分三路应战，但每路又分主攻和策应，以提督唐仁廉部为左路，提督邓训诰部为援军；提督谭胜达部为右路，总兵杨谦万部为援军；他自领提督宋国永部为中路，提督曾成武部为援军；而以总兵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东捻军的后路。　　尹隆河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东捻军先胜铭军，后败于霆军，阵亡或溺死者几达万人，被俘者八千有余。清军方面，刘铭传部损失大半，战后李鸿章将树军剩余六营兵马尽数补充铭军，铭军修整达两月之久。　　此次战役，因为刘铭传贪功心切，冒险突进而差点导致全军覆没。但原湘淮军将领之间颇有芥蒂，湘军中战力最为强悍的是霆军，淮军诸营自程学启战亡后，铭军跃为劲旅。自淮军郭、张部相继败北，鲍超甚为轻视淮军，他“自谓宿将，自剿灭长毛以来战功最多。刘省三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一军总统？！”　　刘铭传自负“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认为“鲍春霆有勇无谋，仅偏裨之才，唯靠胡、曾所护至此耳，闻其名出己上，心尤不甘！”战前，刘铭传召集众将计议：“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亦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待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正是因为刘铭传要争首功，遂使赖文光的激将法成功。　　战后鲍超派人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名被救出的兵士外加上在战场上捡到的刘铭传的顶戴送还到铭军大营，以此羞辱刘铭传。又致函李鸿章：“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给了淮军很大的难堪。刘铭传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本色。一面参劾本家族侄、左营统领刘盛藻轻敌浪战，以示自己“大公无私”；一面倒打一耙，报称鲍超违约误期，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他人。　　李鸿章因为鲍超羞辱淮军，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遂按刘铭传奏折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三十二营只留十四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　　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处理，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是有义务罩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的。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代表和维护自己部下的利益，那就只能让部下寒心，也换不来部下死心塌地的追随。　　作为政治手段，李鸿章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李鸿章的这种有意偏袒，不仅为淮军保住了颜面，同时也保住了刘铭传，为自己保住了一条臂膀。　　3.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常人如此，更何况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一定做到底的人。　　从到上海雇用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人组成的“常胜军”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为“磨难星”。他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后来，“常胜军”统帅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九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鸿章免职。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愤愤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七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　　八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一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　　李鸿章在1863年八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唯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船，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　　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十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　　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　　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　　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前往投奔。　　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至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齐文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很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他自然不会把白齐文交给美国人。　　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迭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松林才“无法消弭”。　　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　　李鸿章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白齐文的存在，对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上天既然赐予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好机会，李鸿章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无毒不丈夫，要做就要做到底，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做事婆婆妈妈的人自然也不会在政坛上立住脚。　　4.当机立断，才能永绝后患　　赶尽杀绝，是李鸿章对待敌人的手段。李鸿章的这种赶尽杀绝在让他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也让他解除了内部带来的威胁，让自己处于更安全的地位。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争，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支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李秀成回到苏州，与清军打了几仗，发现郜永宽等将领军心已变，苏州必定落入敌手，为保全实力，李秀成决定放弃苏州，但谭绍光坚决不听从李秀成的建议，誓与苏州共存亡。在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得挥泪作别苏州。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郜永宽等四大将军与谭绍光存在矛盾，无论在对待什么事上，一直不和，有时会发生争执。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十一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面对铜墙铁壁般的苏州城，李鸿章表现出了为难的脸色。而就在李鸿章为此事感到焦头烂额之际，“常胜军”指挥官手下的一名奸细探知了四大将与谭绍光不和的这一重要消息，更让戈登感到高兴的是，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　　得到这一消息的戈登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　　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　　十二月四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大功告成后，清军却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首先是郜永宽等降兵依然没有剃发；其次是二十多万兵卒中，有十万依然装备精锐，富有战争能力；再次是苏州城内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垒起，设立关卡。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了郜永宽等人的不诚意？随时在怀疑清廷对他的承诺，为自己回归太平天国留后路呢？　　联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鹤章几个月前在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件事后，李鸿章不寒而栗，疑心越来越重，最后冒出了设计处死这八个降将的想法，目的是防止郜永宽等人的再次叛变。　　为了杀死以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李鸿章设下宴席，邀请郜永宽等来赴宴，并准备在宴席中将其杀死。在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郜永宽等人欣然允诺，却不知李合肥设下的是一场要自己性命的鸿门宴。　　次日，郜永宽在李鸿章设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开始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拔出腰刀砍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终于，李鸿章实施了他杀降的行动。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三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　　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李鸿章杀降，虽然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此时的当机立断，确实为其解决了无穷后患，有效地防止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　　5.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　　有政治，就有帮派。帮派是政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一个人想要让别人支持自己，跟随自己，就要能代表并实现别人的利益。只有利益的连接，才能形成最稳固的关系。一个人在政坛上如果没有人跟随和支持，那这个人在政治上将会无所作为。　　晚清的政坛现状也催生了帮派的产生。因为中央政府的无力，权力开始向地方实力派集中，朝廷为了节制地方实力派，防止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害朝廷安全，所以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平衡战略，这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各个帮派的兴起。　　在晚清的各派势力当中，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当仁不让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1864年，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当时朝廷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　　在李鸿章青云直上的官场鸿运背后，随之不断扩大的是整个淮系集团的势力。因为李鸿章知道，在晚清的政坛上混，没有深厚的根基，就如同无根之树，很容易就在各种明枪暗箭中倒下。　　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　　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三十三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三十吧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一千三百余人。　　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根基，让李鸿章有了对付朝廷中政敌的资本。而李鸿章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就是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　　“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中，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　　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尽管受到如此的掣肘，尽管受到非议，但李鸿章还是在夹缝中穿行着。这得益于他庞大的根基。在晚清，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的势力范围。　　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张权力之网，确实也成了他在官场的保护网，一直保护着他在晚清政坛中历尽磨难而不倒。　　6.力保侨胞，打造自己的“强国梦”　　李鸿章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要是面对外国人，不是割地就是赔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当作卖国贼的原因。其实不然，李鸿章之所以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不是由于李鸿章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背后的大清国的软弱。　　其实，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国人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坚决而且强硬的。这在他在处理秘鲁华工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把华工当成商品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各国开发资源的奴隶。当时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古巴都有大量的华工，尤其是秘鲁，是一个掳掠、虐待华工最猖獗的国家。　　在秘鲁的华工，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华工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在工头的监督下，他们戴着脚镣干活，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到二十小时，每个苦力只能分到一小块吃和睡的地方。到过秘鲁的西方记者震惊地说：“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由于受尽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有八九死于非命”。　　当时的总理衙门先后接到多次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李鸿章看到求援禀文极为愤怒，急忙将此事禀报皇上，并提请皇上关注秘鲁虐待华工问题。　　其实，清朝对于海外华工的问题，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康乾时期，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从上至下无不相同。虽然处于盛世，但当时的朝廷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为了自己臣民在海外的利益不受损害，竟然可以发动国家间的战争。李鸿章认识到：多年来，大清未能庇佑留洋同胞，乃是被洋人耻笑和欺辱的重要起因。　　秘鲁的华工问题让李鸿章非常生气。 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在谈判桌前，李鸿章首先对秘鲁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葛尔西耶没想到李鸿章对秘鲁的情况如此了解，慌忙中还碰翻了桌上的茶杯。但葛尔西耶还是极力否认。　　李鸿章随即出示了种种证据，事实面前，葛尔西耶狡辩地说：那你们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啊！李鸿章抓住机会“将计就计”，马上表示：我们马上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　　葛尔西耶一看中国真的要去调查，惊慌地说：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一事我还要向我国政府汇报，在未得到我国政府的许可前，不得前去。不过，我这次来谈判的内容并没有调查华工在秘鲁的情况一项。所以，调查一事并不在谈判之内。李鸿章义正词严地回答：华工乃我中华之子民，其生存之状况是国家之大事，此等大事未得妥善解决之前，其他事宜均不得先行。　　1874年五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在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后，葛尔西耶多有收敛，还给李鸿章带来了一些礼物。但是，谈判开始后，在李鸿章的伶牙俐齿前，葛尔西耶处处被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葛尔西耶只好同意先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再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　　在谈判通商条约事宜中，秘鲁坚持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尔西耶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只好又伙同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妥协，并责令李鸿章让步。　　李鸿章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便随即提出多项有利于秘鲁华工的要求，最后，在双方都有让步的基础上，中方同意将秘鲁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写入条款，在李鸿章的坚持下，秘鲁也同意将原来不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写入条款。六月底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李鸿章在与秘鲁使者签订条约后迅速指示驻美留学生监督容闳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容闳一行到达秘鲁，对秘鲁幸存华工人数做了统计，“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并广泛询问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照实录下华工口供，并带回他们的呈状和陈情书阅。容闳还拍摄了二十多张有关华工的照片展示了华工背部受笞和被烙的斑斑伤痕。容闳使团的派出可视为清政府对海外华人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鸿章听到容闳的考察报告后非常气愤，摔掉了手中的茶壶。是时，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李鸿章痛斥秘鲁继续虐待华工的行为，“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并提出只有确保华工的利益才可换约的附加条件。　　爱勒谟不知李鸿章的厉害，他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为由表示拒绝。李鸿章则态度强硬，陈述秘鲁虐待华工的种种事实。爱勒谟无言答对，只好拂袖而去。　　一些列强驻华使节拿了爱勒谟的好处，来为其做说客，但被李鸿章一一斥退。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八月七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此次中秘交锋也震撼了其他国家，从此，不仅秘鲁华工的生存状况大为好转，其工作、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海外其他国家华工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李鸿章认为，近代中国外患有列强虎视眈眈，内忧有太平军、捻军、新疆分裂分子扰乱，甚至到了积贫积弱，大有亡国之险，但这不是对海外华人的命运“概不闻问”的借口，相反，只有有效地保护海外华人的基本权益，才能体现国家的团结和坚强，才能不断提升国家的声望。　　在对待海外华人命运的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出和前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更多的海外华人看到了祖国是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爱国的情绪在海外华人中越来越浓。直到现在，在秘鲁的华侨后代提起李鸿章，无不交口称赞。　　李鸿章保护海外华侨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比同时代的很多人更大的格局意识，也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这一切又可以用来解释其为什么屡受打击，却一如既往地把“强国梦”进行到底的原因了。　　第五章 通达权变，主动躲开沟坎以防摔倒　　1.李代桃僵，天津教案中的非常手段　　在外交方面，人们对李鸿章习惯性的认识是妥协与懦弱。　　其实不然，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既灵活又不失原则。尤其在处理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李鸿章没有像后来他处理跟列强的关系那样里外受气。这次替他背起黑锅的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而李鸿章在夹缝中李代桃僵，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天津教案始于一个谣言。1870年5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多人，因此，天津的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1870年5月23日，天津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教堂拐婴、害婴的罪行。　　由于法国领事丰大业首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愤怒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并杀死丰大业等十六个外国人。事后，法、英、美、俄、意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各国领事纷纷抗议，清廷遭到各国政府的强烈抨击。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显然没有李鸿章油滑，在曾国藩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死结：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只要求和，不管答应外国什么条件，都会遭到主战派的反对。　　而作为受害方的外国列强，一个个恃强凌弱，若公平处理，他们都会觉得吃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针对当时的形势，曾国藩决定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做出赔偿，最好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在曾国藩处理之前，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但曾国藩觉得这样有悖于自己“待人以诚”的原则，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抓人，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十五人、军流徒刑二十一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朝廷对曾国藩的奏折表示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只好把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五人，军徒二十五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五十万两。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处理意见一出来，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当作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朝廷官员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亲王奕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致表示愤慨，他们认为应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　　曾国藩办案不力，又引起公愤。李鸿章临时受命，接替曾国藩紧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采取了与曾国藩不同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国内、国外双方都满意，这看起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鸿章可以。　　李鸿章首先从一些细节入手，力求把清朝方面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尽量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主要条件后，李鸿章主张不必事事迁就。例如，清政府屈从于法国公使的无理要求，给予四十六万两白银的赔款，当李鸿章知道其中的二十五万两是给丰大业及男女教士的抚恤银时，便提醒清政府：“唯万国通行事例，既准抵命，即不再给抚恤银，即中国各省历办成案，从无抵偿外另给抚恤银者。”　　另外，清政府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命令各省将处理天津教案的告示到处张贴，晓谕城乡知道，李鸿章对此也不以为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非地方官所能势迫刑驱，亦非各公使所能惬心，……何必逼令大张晓谕，徒启绅民之怨谤，追寻往日之衅瑕。”　　在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在满足列强要求的同时，李鸿章竭尽所能降低清朝方面的损失。　　当时，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法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却并不要求抵人命，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二十名减为十六名。　　剩下的这十六名案犯怎么办呢？不杀，外国人那里说不过去，杀人，国人面前无法交代，在这件事情上，是最显现李鸿章手段的时候了。李鸿章也有办法。在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的哪几个人死刑，只要是砍了头就交差。　　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不仅让外国人满意，而且让中国人也满意。　　当然，李鸿章是占了曾国藩的便宜，在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十分不满的时候，李鸿章只要将损失降低就会被奉作英雄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李鸿章先是拖延，让曾国藩把黑锅背结实了，然后抓住洋人的弱点，先是各个击破，然后大玩“痞子手段”，在各派势力挤压之下，变不利为有利，充分地反映了李鸿章灵活应变的能力。拥有了这样的手段，他能屹立清廷四十年也不足为怪了。　　2.活学活用，才能在政坛上所向披靡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军，是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剿捻就上升为当时清政府对内最重要的任务。　　在剿捻过程中，先是僧格林沁身死，接着曾国藩失败，最终还是李鸿章平定了捻军叛乱。　　僧格林沁史称僧王，是从科尔沁草原走出的清军统帅。　　咸丰十一年（1861），僧格林沁奉命在山东、河南、安徽镇压征剿捻军。捻军将领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出奇制胜。僧格林沁以轻骑追击，日行三百里。曾国藩得到消息后说：“轻骑追击为行军大忌，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假如对方使用弓箭可就糟了。快去追回僧王。”但为时已晚，僧格林沁兵败身死的消息已经传来。　　僧格林沁虽然号称有勇有谋，但观其整个剿捻过程，明显是勇猛有余，谋略不足。　　僧格林沁追击捻军的策略失败之后，曾国藩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划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　　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反而是清军常常被动挨打。　　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曾国藩剿捻大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够灵活。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于是清廷决定让李鸿章来接替他。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掎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李鸿章不仅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同时灵活地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的时间，李鸿章大败捻军。　　李鸿章深知粮饷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接济。”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台”，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这些将领都颇为得力。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以静制动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就采用的一种策略，但捻军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是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李鸿章同样以静制动，但相比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所划定的包围圈明显要小很多，这样就能集中兵力。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合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从 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李鸿章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从叛军角度看，东捻军进入运东，这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围之于绝地以良机。针对这种情况，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的策略，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但是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因此在部署倒守运河的同时，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想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目的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也指挥军士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共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　　1868年5月，李鸿章主持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八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东捻军最终被李鸿章镇压下去。剿捻行动的成功表明了李鸿章战略指导的正确性。　　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　　李鸿章剿捻所用的策略，看起来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过。但这些策略，在李鸿章用起来，总感觉与别人有所不同。李鸿章也以静制动，但李鸿章的静更有针对性；李鸿章也对捻军紧追不放，但李鸿章追敌却让敌人无藏身之所。总体来看，李鸿章的成功，在于其各种战术的综合运用，以及在运用时对时机的把握，所以，同样的战术，到了李鸿章手里，就立马出现不同的效果。就是因为李鸿章借鉴但不拘泥，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才能毕全功于一役。　　李鸿章在剿捻当中应用一系列策略说明其活学活用的本事，其在战场上的灵活同样被其用于政坛，让其在政坛上同样所向披靡。　　3.拖，官场中保身的好办法　　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拖，也是存身自保的一个好办法。　　如果明知是陷阱却不得不走下去的时候，拖是最聪明的解决方法，文雅地说就叫阳奉阴违。这样的手段，李鸿章是高手。　　李鸿章第一次用拖字法，是帮曾国藩解围。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　　鲍超号称湘军第一悍将，其在湘军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若派了鲍超去，这就等于将湘军的主力人马抽走，在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洪秀全就可能趁机反扑，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且，装备低劣的湘军，也绝无可能是使用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的对手。让鲍超前去，等于是送羊入虎口。可如果不让鲍超提师北上，那就等于对皇帝不忠，曾国藩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一旦鲍超北上，则势必会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护驾。这对曾国藩及湘军来说，是最坏的结果。对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要慎之又慎。　　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派鲍超北上，无异于自毁长城，自蹈死地，曾国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急得夜不能寐，于是令幕僚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幕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　　只有李鸿章不同意北上，他给曾国藩献了一个计策，让曾国藩一下子从两难中解脱了出来。　　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十分精准，他同时进一步论述了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　　但形势如何大家都明白，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既不北上，又不抗旨呢？李鸿章主张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也就是曾国藩立即上一封奏折，就说：鲍超不够资格，请皇上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那时候，再根据情况，酌情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让鲍超不用北上，还可以把抗旨的罪过消弭。而且主动请旨北上，等于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一听到皇上有难，立马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咸丰皇帝收到这个奏本，心里肯定也很欣慰，即便咸丰识破了曾国藩的伎俩，在情理上，曾国藩做得也无可指摘。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把曾国藩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还让曾国藩赚了一笔。　　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曾国藩和胡林翼一面按兵不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种请示的结果也很明显，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当然不同意他们二人进京。　　这么一拖，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曾国藩不必北援，专心消灭太平天国的命令。　　李鸿章不仅用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走出了两难境地；而且后来，李鸿章不断地利用这个策略，帮自己解决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处理“天津教案”，不过这次被他拖进去的，恰恰是上次被他救出来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由于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国藩上奏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当然是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则被派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知道那是一个大坑，谁进去都会弄一身脏水。既然当时曾国藩已经弄得民怨沸腾了，那就让老师再牺牲一下吧。所以，在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没有去天津，而是去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李鸿章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坏了名声，那没办法，只有让他做出处置决定，而李鸿章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得少些。如果经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次阳奉阴违，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却把曾国藩害苦了。　　等第一波人犯的处置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而他来天津之后，最艰巨的工作已经由曾国藩完成了，恶人也由曾国藩当了，他来天津，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好人。　　曾国藩是老实人，但他的原则适宜于治国，但处理具体事情，在时效上的确比李鸿章的手段要稍逊一筹。　　拖，从贬义的层面上看，有不诚实的意味。但“兵不厌诈”，作为一种权术应用在政坛上，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拖，从心态上来讲，说明了一个人的淡定，从现实上来讲，可以静观局势的变化，为自己随形势应变赢得时间和空间。通过拖，让别人等，等得迫不及待却又无可奈何，等到局势出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这个时候，自己再出场，一定能获得满堂彩。　　李鸿章善于拖，善于等，更善于让别人等，所以，他总能把握住政坛上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或让自己避祸，或让自己名利双收。　　4.好马也吃回头草　　很多人只看到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合作，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伴随着斗争的。尤其是合作开始的时候。　　李鸿章与曾国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还有点年轻气盛。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两个人之间经常因为不同意彼此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时候，有点不甘心，于是向曾国藩提出要离去。　　可没想到，曾国藩早就知道李鸿章不会受自己的约束，事先请来了圣旨，不允许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李鸿章索性破罐子破摔，在曾国藩幕府寻衅滋事，故意找湘军大将彭玉麟的麻烦，两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打作一团。　　再后来，朝廷传旨，授李鸿章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李鸿章去福建等着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官位。但曾国藩说还是别去福建了，还是留在这里吧。　　于是，曾国藩上奏，以襄助需人为理由，要求李鸿章继续留在自己的幕府，帮助自己，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又处太平军攻击下，移营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这次的争吵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之后发生李元度事件导致李鸿章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李元度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进入曾府，参赞军务。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最久的幕僚，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国藩的恩人。因此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　　虽然李元度战功累累，但是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却不敢回来，躲藏了一段时间，然后逃到了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处，于是王有龄上疏，要求重用李元度。李元度此举，无异于吃里爬外，分裂湘军。曾国藩怒不可遏，立即上疏弹劾，以申军纪。　　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　　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　　经过这次争吵，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离去非常痛心，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在李鸿章看来，这些人都不是能成事之人。　　为了谋个一官半职，李鸿章写信给林则徐的女婿、主掌福建的沈葆桢，希望能够在沈葆桢处谋职位。　　沈葆桢断然拒绝，回信称：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　　沈葆桢的意思很明确，意思无非就是说：“曾国藩那里都容不下你，我这里更不行。”　　李鸿章从曾国藩处出来之后，处处碰壁，这年，李鸿章三十九岁，一事无成的李鸿章开始反思。虽然在曾国藩处有种种不如意，但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未来发展上来讲，曾国藩处确实是最合适最可靠的地方。　　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也非常郁闷，李鸿章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论文采还是见识，都有过人之处，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很多地方弥补了曾国藩的缺陷。　　于是曾国藩找了郭嵩焘。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时赶考，曾国藩上榜，他却名落孙山，后来居然和李鸿章同时考中。所以他和曾国藩还有李鸿章的关系最是要好，这时，他站出来说话自然最有资格。　　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　　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收到郭嵩焘这封信，李鸿章真的想回来，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打下了安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李鸿章借这个机会给曾国藩写信，对老师取得这么大的功劳表示祝贺。曾国藩借此机会，给李鸿章回了一封亲笔信，力邀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见信大喜，尤其是在沈葆桢处碰壁之后，才知道这天底下真正愿意帮助自己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就佯装无事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从曾国藩幕府的出走与回归，是曾李两人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过了磨合期，而进入了稳定期。曾国藩的接纳，说明了他的大度，而李鸿章的主动回归，则说明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圆滑和老练。　　从曾国藩幕府出走的李鸿章，还是个性十足的李鸿章，而回归之后的李鸿章，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上那个圆滑老辣的李鸿章了。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与人斗气，甚至跟人抡拳头的李鸿章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用理性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情绪；是强调事情的效果而不是强调手段；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得失。回归后的李鸿章成熟了。　　经过失败的历练，经过曾国藩的调教，此时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已经难逢敌手了。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满清的存在与发展，成为晚清政坛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晚清政权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作为满清忠臣的李鸿章是左右为难的。　　义和团运动中，当民族和朝廷再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鸿章站在了民族利益这边，拒绝了朝廷，而是倡导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攻打各国使馆，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光绪皇帝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但此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因为她与洋人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人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六月十八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此时的主战派也已经丧失了理智，老太后甚至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慈禧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说明了她对各国开战的真正目的：“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慈禧的这一决定将把整个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意识到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刚一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早在宣战前夕的六月十六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现在摆在各地督抚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做清政府的陪葬、民族的罪人，要么违抗清政府。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满清朝廷玩火自焚之际，决定各尽所能，给民族的发展谋一条生路。他们决定要抗拒中央的命令，保住中华民族的最后一点生机和有生力量，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满清的折腾。一旦八国联军丢弃慈禧，他们就推举李鸿章做总统，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和和新兴之路。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宣怀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就加入李鸿章幕府，是公认的李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从现存的李鸿章电稿来看，从五月初四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通报北方义和团活动情况起，到五月三十日呈核“会议章程”止，一月之内，双方往来电函达四十八封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李鸿章在东南互保运动中的作用。　　盛怀宣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宣怀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李鸿章又一次陷入两难之中，听诏，无疑是把整个国家拖入绝地，当时清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　　但李鸿章从来都是大清帝国的忠臣，抗旨对他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思量再三，李鸿章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意思是：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十二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　　李鸿章授意盛宣怀把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 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此时，东南互保的雏形已经形成：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订“和平条约”。　　东南互保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的战乱波及，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须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由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以及由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李鸿章是东南互保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终于勉勉强强地稳定住了南方的局势，将民族从无休止的战乱中拉了回来。而李鸿章关键时候的装聋作哑，也救了他自己。　　李鸿章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听不到，看不到，是一个人的权利，对此，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从整个局势来看，李鸿章无疑是东南互保运动的总后台。李鸿章关键时刻的装聋作哑，不仅降低了国家的损失，也救了自己。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主战的官僚，被慈禧砍瓜切菜一样斩了头，而李鸿章则被封为“全权大臣”，主持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6.做人有原则，做事懂油滑　　“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的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油腔滑调是贬义词，为人太油滑总让人觉得靠不住。但做事如果不油滑一点，有时却难以成事。　　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在朝野内外的明枪暗箭攻击之下，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夹缝中生存，没有点油滑的本事，即便不被政敌击倒，也会被过大的压力给压倒。　　李鸿章和其老师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在处事的原则上却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是“诚”，而李鸿章应对世界的原则是“痞子腔”。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套是很不以为然的。早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曾经对李鸿章的这点提出过批评。　　曾国藩为人严谨，而李鸿章则有点不拘小节。　　刚到曾国藩幕府的时候，由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在安徽把团练办得一团糟，所以觉得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　　曾国藩也深知李鸿章年轻气盛，急功近利，所以经常点拨他，并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天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好，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则有睡懒觉的习惯，曾国藩的习惯让李鸿章苦不堪言。　　为了不参加这样的早会，李鸿章耍起了痞子腔。对人诳称头疼，不参加早会，可曾国藩却跟李鸿章较真了，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衣赶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　　这时的李鸿章，还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痞子腔大多是用来对自己的懒散和怀才不遇的开脱。但这看似不好的习惯却在日后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曾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置身事外，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直接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俩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曾国藩的老实使其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朝廷不满，于是朝廷决定换人。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来到天津当然先要去拜会一下曾国藩，两个人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讲处世的基本原则，“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讲的原则，李鸿章是记住了，但做事的办法，李鸿章显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实也证明了李鸿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国藩恪守诚的结果是让他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抱着“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的悔恨，在一年之后郁郁而终。而李鸿章以“痞子腔”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却是让洋人满意的同时，在国内也获得了一片赞誉。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并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　　李鸿章也曾对人说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教育过他，“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其实，凡事都有个度，过于油滑，自然办事就不扎实，“痞子腔”只能作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为处事的态度。曾国藩了解李鸿章的特点，对李鸿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鸿章一边继续他的痞子腔，同时又尊奉老师的“诚”字，并不矛盾。　　不仅在对待外交上，李鸿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场上，李鸿章也经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办丧事的时候，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 “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　　“恶人还需恶人治。”但治恶人的责任，总不能全交给恶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见了恶人都绕着走，那这个世界不就是恶人的世界？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恶人他比恶人还恶，遇到流氓，他比流氓还流氓。如此一来，不管是君子还是恶人，以至于流氓混混，李鸿章都能搞得定。　　或许，李鸿章的这种“痞气”在曾国藩眼中很不入流，但这种痞气不管是在对待洋人，还是对待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却是非常实用的。这种“痞子腔”，对李鸿章的几十年官场沉浮，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指出其“六可杀”，吓得李鸿章噤声了。结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但固执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清政府自己拿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国对十一国开战，在对列强的战争中，对一国都难以取胜的清王朝，简直就是疯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将死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是最早提出“韬光养晦”的内外战略的人，可惜，他的战略性眼光，支持的不多，指责的不少，直到今天他还背着卖国贼的骂名。　　外交上，李鸿章一直想绕开列强张着的血盆大口，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却要绕开国内顽固派的敏感点，绕开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的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说是要修“马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奇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手段，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　　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一次，李鸿章就把醇亲王请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才正式打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　　李鸿章还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　　在政治上，李鸿章更是绕道走的高手。　　李鸿章一直倡导“变法”，但李鸿章知道在晚清政坛上实行变法意味着什么。所以，李鸿章的变法，一直避开了关于整体、伦理等敏感的问题，更避开了朝廷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争斗。　　维新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　　李鸿章一直在考虑一种安全的，并且阻力最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非常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　　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　　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　　第六章 深厚的根基是屹立不倒的关键　　1.联手曾国藩，打造自己的不倒神话　　在战场上，自己往前冲的时候，自己的后背谁来掩护？当然要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师徒关系，两个人当然是彼此最值得信赖的人。曾国藩和李鸿章经常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对方，而最经常的合作方式是：一人负责领兵，一人负责筹饷。　　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解围上海，就是为了把上海变成湘军的后方粮饷基地。　　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李鸿章带兵入沪之后，不负众望，不仅在战争中成为湘军有力的援手，也确实源源不断地把饷银从上海运输给湘军。　　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有冲突。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　　但翅膀硬了之后的李鸿章，不但不想归还，连曾国藩借用一下，李鸿章都霸住不给了。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跟左宗棠抱怨：“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　　此事刚过不久，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在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最终也无计可施。　　二人之间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这些矛盾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李鸿章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对于李鸿章的油滑，曾国藩无可奈何，因为李鸿章是曾国藩放心的人。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李两人在政坛上更是互为攻守。　　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而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　　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并且叮嘱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后来，李鸿章又建议两人对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论如何，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不让这个战略要地落入他人之手。“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们两人极其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争论，清廷无奈只能维持现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对“两江”的控制。　　后来，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　　于是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　　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两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性。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所说的“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　　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　　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　　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从很多事情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鸿章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与朝廷争夺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与曾国藩相互配合。　　李鸿章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鸿章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不仅有启发提携之功，而且在官场上对李鸿章处处维护，在利益上对李鸿章处处迁就。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自己打头阵，让李鸿章殿后的同时，名利双收。李鸿章能成为政坛不倒翁，不管是在为人处世的原则，还是在实际的人脉关系上，都与曾国藩给其打下的深厚根基有很大的关系。　　2.联姻，打牢根基的捷径　　通过联姻，形成庞大的关系网络，这是扩充实力的重要方法。　　李鸿章自然知道婚姻关系的重要性，李鸿章家族的众多联姻对象中，既有其赖以发家的淮军铁杆哥们，也有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更有富甲一方的殷实大户。他们之间形成了你家有我，我家有你，代代相因，互相支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李鸿章起家靠的是淮军，最相信的当然也是淮军，在淮军形成、稳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待其主要力量——原出身皖中团练各将领，李鸿章十分重视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紧密联系，其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姻亲关系加强了李鸿章对淮军的统治，维系了淮系集团内部的亲和力，同时也是淮军哥儿们依附李家的一种方式。　　以李鸿章家族和张绍棠家庭为例。张绍棠是合肥团练早期首领，后为李鸿章幕府、记名提督。李家与张家世代联姻，现存的记载可追溯到李鸿章与张绍棠的祖父一辈。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　　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这种绕口的裙带关系，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一张休戚与共、俱损俱荣的姻亲网络，这个网络更加扩大了宗族。　　除了在淮军内部联姻之外，李鸿章对于有利于淮军发展的其他势力也往往以婚姻为纽带加以笼络。李鸿章生前共有两任正室夫人。　　1845年，他按照家人安排与周氏联姻，直至1861年原配周氏去世。之后，李鸿章娶了安徽太湖一个著名书香之家的千金赵小莲。赵小莲的祖父是清嘉庆元年（1796）的状元赵文楷。自赵文楷起，赵氏祖孙四代进士。赵小莲的父亲赵畇与李鸿章同时被派回原籍办理团练，赵小莲是赵畇的次女，赵小莲的身价自然非同一般。　　李鸿章对这个继室格外看重。封建社会原配夫人的地位很高，死后应与丈夫合葬。但最终与李鸿章合葬的，竟是继室赵小莲。相传，赵小莲有“旺夫运”，从1863年到1892年，她嫁到李家的三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大红大紫的三十年：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一时期。　　李鸿章兄弟六个，李鸿章排行老二。老大李瀚章，李鸿章之下，有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李鸿章发迹之后，首先捞到好处的自然是自己的兄弟们。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安庆城里的一个大财主。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大哥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坚定后援。　　李鸿章自己孩子少，其他几个兄弟孩子却不少，尤其大哥李瀚章有11个儿子，这就为李鸿章通过联姻延伸自己实力提供了先决条件。　　继李鸿章与赵家联姻之后，两家继续联姻：李鹤章三子李经义娶赵畇孙女，李经义之子国筠娶赵畇曾孙女。　　联姻，是李鸿章迅速在地方扎根的重要方法。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李氏家族以联姻为手段，加强同当地官员的联系。如江苏巡抚薛焕即是李家主要的联姻对象——李瀚章长子经畲娶薛焕长女；次子经楚娶薛焕三女；李蕴章四子娶薛焕五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