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初，距西安事变前一个月，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在这里，他首先会见了高崇民。他从高崇民那里了解到许多张学良的情况和西北的政治形势。高崇民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北之后，张学良甚为高兴，在金家巷楼上客厅单独会见了他。高崇民向他转达了核心组的意见，转交了他与阎宝航、杜重远三人写给他的建议书。张学良唤出赵一荻小姐，与他共进午餐，并把他留在西安。在这里，高崇民广泛接触东北军的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他不但做过王以哲军长的工作，还亲自当面向张学良谈过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在西安，高崇民通过各种关系，与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的西北大联合的方针。1936年2月，高崇民因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宣传联共抗日而被当局第二次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去天津躲避。1936年10月，按张学良安排，高崇民潜返西安，住在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王惟之一座封闭的大院中。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在夜间来此与高崇民面谈。经常来这里与他交谈的还有东北方面的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阎宝航认为高崇民西行不辱使命，很是高兴。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张学良与阎宝航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了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张学良在结束谈话时，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谈谈。事实上，阎宝航等人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杨虎城的王军需处长家做过长谈，大家一致认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此时距‘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月左右，山雨欲来，箭在弦上，东北人民、东北军将领和张学良一起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最大决心，已经是无法遏止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注释：{1} 孙达生，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利用同乡关系，经常到狱中探望杜重远，给他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2}《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963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中国政府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三原则。”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1)西安事变后，南京有些人便从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上推断，阎宝航从西安等地回到南京还不到半个月，他可能参与了张学良发动事变的预谋。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阎宝航又因事去上海。南京方面就越发怀疑他了。于是，派宪兵首先逮捕了他的一位家人，并派警察、密探把阎家监视、控制起来。阎宝航在上海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觉得事发突然，为尽快获得事变详情，他立即返回南京。这时，大禹村一号被警宪严密地“保护”起来了，表面上他对此不以为然，心里却一直为张学良担心。他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西安事变牵动着阎宝航的心。由于何应钦对来自西安的消息严加控制，使外界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南京的宣传机构不惜捏造谣言，张学良在世人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并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言讨伐西安。起初，阎宝航确实搞不清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西安事变后的进展情况。但是，他经过冷静的分析，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目的一定是逼蒋抗日。他坚信张学良决不会鲁莽从事，把蒋介石杀掉。他还因此有几种设想：蒋介石答应抗战，回到南京；蒋介石不答应抗战，继续被扣在西安；事出意外，蒋介石死了，南京与西安开仗，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内战……当然，他希望西安事变的最佳结果应该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宣布全国抗战开始。总而言之，他赞成发动事变逼蒋抗日，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他衷心希望张学良处理好这件事。否则，结果难料。那几天，阎宝航大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他注意到，国内外舆论除了广西等几个地方实力派以外，大多对张、杨采取规劝、谴责以至警告的态度。他们几乎是一致要求释放蒋介石，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国各家报纸甚至联合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呼吁各界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立场。这种几乎是一边倒的形势，给阎宝航很大的压力。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经过张、杨的多次恳切进谏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调停，以及宋子文等的多方奔走，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做了不签字的“人格保证”。25日下午，他在西安机场乘机起飞前，又向杨虎城许下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内一致对外”等六项“诺言”。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要“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没过多久，阎宝航便得到消息说，张学良将亲自陪蒋介石回到南京。这是他没有想到的。12月26日，阎宝航接到通知，蒋委员长将抵南京。阎宝航率新运总会全体人员到明故宫机场欢迎。随后，便听说张学良也已到达南京，行止不详。他似乎已觉察出其中的不祥之兆。后来才得知张学良是和戴笠同乘另一架空军飞机在另一机场降落的，随后便被软禁起来了。谈起这件事阎宝航说道：张学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和政治上的幼稚，在西安事变释放蒋匪时，不顾我党和东北、西北将领之劝阻，陪送蒋匪回京，他这一蒙昧无知的行动，当时引起我莫大的焦虑，不知将何以善其后。12月28日，阎宝航接到戴笠的通知，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一谈。刚刚到达南京的张学良就被软禁在这里。这一天，阎宝航见到了张学良。也从这天起，他就开始漫长的营救张学良的行动。阎宝航后来专门就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自己所开展的营救行动写过回忆文章，写得较为详细。其中写到他在接到宋子文通知后，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吧，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阎宝航见到宋美龄时，她很客气，说了叮嘱的话，也做了保证，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阎宝航答应一切照办，并问：“你和宋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宋美龄宣誓似的表示：“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阎宝航得到了她的保证，便说：“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吧。”随即便告辞。次日晨，阎宝航乘车来到明故宫机场，新运总会成员前来送行。航空公司站长欧阳请阎宝航签字，证明他乘坐了这次专机。阎宝航说：“飞机是T?V（即宋子文）请我坐的，可以签字。但这次专机费用，我可不能付。”欧阳说：“请放心，只证明这次飞机已载你去西安，机款已有指示，另行结账。”这时，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和阎宝航相互介绍之后，便登机离去。阎宝航当日飞抵西安后，立往新城{1}。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阎宝航说了，在蒋被扣时，何应钦曾阴谋企图将蒋杀死或用飞机炸死的事实。接着，他便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关于放飞机等问题，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时值1937年元旦，心情稍事轻松的阎宝航参加了西安举行的阅兵典礼。他和西安军民的心情一样，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回西安。然而，刚刚从南京飞来的鲍文樾气急败坏地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并已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阎宝航大惊失色，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感到愤慨莫名。大家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他们当即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阎宝航带回。动身返回南京之前，刘多荃师长{2} 邀阎宝航吃饭。刘铭九、应德田等在座，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也被邀参加。这是阎宝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大家在一起密商了如何恢复张副司令自由的问题。阎宝航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所说“他们不要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这句话，强调：“要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他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这是阎宝航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数年来的经验谈，也是肺腑之言。他认为，张学良在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他失去自由，造成东北军群龙无首，抗日力量会受到巨大损失，整个西北将出现不堪设想的结局。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2)“政治上的幼稚”当然也是阎宝航的一种自责。西安之行，他一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假如说，此次去西安，他再老成持重一些，或者他在政治上成熟一些，把放回飞机等事情放在张学良回西北后再处理，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1月3日，阎宝航乘鲍文樾专机飞往南京。杨虎城按照何应钦的要求，派其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随其同去南京。4日，阎宝航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此时，张学良的亲密幕僚王卓然、王化一、关吉玉等也在这里，遂共同紧急商议营救张学良的问题。最后决定王化一、吴瀚涛同戴笠联系，莫德惠、刘哲向何应钦联系，阎宝航、王卓然向宋子文联系，并分头行动。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已去上海，只有何应钦、张继在京。阎宝航与李达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何问道：“西安情形怎样？”阎答：“很平静。”何应钦却说：“西安挂红旗了吧！”阎宝航知其不怀好意，加以否认，何便让他发表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意见。阎宝航清楚地知道，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曾一直想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向西安方面动武，他们调动陕、甘、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打算派飞机轰炸，其目的是企图扩大事态，借张学良之手杀掉蒋介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应钦等人的阴谋破产了。现在，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要使他安全返回西安，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共同抗日。因此，阎宝航力主“和平解决，不可打仗”，否则就无法营救张学良。他严肃地说：“这次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愤然而起，说：“非打不可！”阎答：“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阎宝航觉得，此人也许是想起了在取消救国会时，阎宝航与他据理力争的旧账，在这个气氛中寻求报复而已，不可理喻，遂即辞出。接着，阎宝航和李志刚去张继处。想不到，还没等他们说什么，张继就先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张继给阎宝航传递了一个信息：张学良将军从此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统帅。阎宝航敏锐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使其尽快恢复自由。从这个时候起，阎宝航便开始了营救张学良的行动。事不宜迟。阎宝航首先想到要去上海与宋子文、宋美龄商谈。出发前，他曾对李志刚交代说：“我今晚乘车去上海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突然来电话，请李志刚去。阎宝航觉得自己的行踪不宜泄露，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去上海的事情。但又一转念，不管怎样，由他去吧！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仅大禹村一号门前盯梢的警察撤了，跟踪阎宝航的“尾巴”也没了踪影。但阎宝航这次从西安回到南京，从何应钦处出来就已发现又有人跟踪他了。他便径直到达新运总会。这里的一批东北青年知道阎宝航回来了，都来看望他。又得知他要去上海，大家便共同商量阎去上海的办法，为了保密，连夫人高素桐也不知道阎宝航将赴上海。考虑到紧张的局势，为保证他的安全，大家决定将他护送到上海宋子文处。阎宝航一见到宋子文，便愤慨地质问道：“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学良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接着，阎宝航把在南京见到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听，明确表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的态度；必须保证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等等。宋子文表示赞同阎宝航的意见，他同时建议阎宝航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他操起电话和宋美龄通了电话，回头对阎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阎宝航说：“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应该推开不管。”宋子文说：“就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后表示同意，但他同时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不好再加推脱，三人立即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子文自用飞机飞向奉化。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委员长脱险的“号外”铺天盖地。南京、上海等地竟出现狂欢的场面。这并不单是对他个人的崇拜，而是受“抗日有望”的鼓舞。半陶醉半清醒的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和军委会委员长职务。国民党中央慰留之，给假一个月，蒋遂到奉化来了。此时，在飞机上的阎宝航深以张学良的生命为虑，曾向宋子文、李石曾提出：“应该向蒋建议，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二人均表示同意他的建议。到奉化后，三人吃过午饭，宋子文忽然向阎宝航道别：“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说罢告辞。既然来了，未见到蒋介石怎么就回去了呢？阎宝航感到十分诧异。李石曾轻声地对他说道：“让他回去吧，刚才蒋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很久以后，阎宝航才知道，张学良被终身监禁，是宋子文的终身遗憾。据说，他曾向蒋介石表示，他要离开中国，并将公开宣布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尽管如此，阎宝航对宋子文的表现尚感不满，他说：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蒋介石拒绝会见宋子文后，当天深夜却将李石曾叫去。李石曾趁机建议将张副司令接来奉化，蒋说他早有此意。李又问：“蒋先生是否知道阎先生也来了？”蒋答：“知道。”李问：“见不见他呢？”蒋答：“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李不便再问，便起身告辞。蒋又说：“你知道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李不知所问何意，未能回答，蒋挥手让其辞出。李石曾把蒋介石“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的话说给阎宝航听时，阎宝航恍然大悟。问题还是出在李志刚身上。那天，阎宝航与李志刚从何应钦处走出来，回到中央饭店，又有何公馆电话请李志刚去。何应钦一向敌视张学良，对张学良的亲信慕僚的态度也自然十分恶劣。他与阎宝航吵翻之后，深知阎宝航是个通天的人物，万一自己恶言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与他不利。于是便把李志刚请到公馆，大加慰勉。李志刚便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把阎宝航这次去西安的情形诉说了一遍。李志刚说，西安传说南京有人将派飞机轰炸西安。阎先生到西安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时曾说，在蒋被扣时，南京是戏中有戏，他是指何部长企图将委员长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李志刚还把阎宝航将去上海，并同宋子文去面见委员长的事告诉了何应钦。李志刚走后，何应钦立即给蒋介石打电话，来个恶人先告状，大讲阎宝航在西安为张学良申冤，大肆挑拨各方面与委员长的关系，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上当。蒋公拒绝与阎宝航会见，看来何应钦先发制人的办法颇为有效。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派陈布雷会见了阎宝航，传达了蒋介石同意将张学良接来的意见。阎宝航到奉化，没有见到蒋介石，却实现了他希望蒋能把张学良接到奉化的愿望，这也是他在营救张学良行动中稍觉心安的一件事。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3)阎宝航在营救张学良的行动中，一直受何应钦的监视和跟踪。他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子文就曾对他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吧，有特务跟着你。”阎宝航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曾数次威胁说阎宝航是共产党。东北老资格莫德惠、万福麟两人曾为阎宝航向何应钦说情，莫德惠且以身家性命担保。而何冷笑着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为了营救张学良，阎宝航痴心不变，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阎宝航看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后，东北军目前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驭全军。当前的情况已同张下野出洋时大不相同了。那时东北军处在抗日前沿，任何人提不出擅自行动的理由。汉卿又是代人受过，蒋不能对他过分处置。因此，汉卿委托于学忠军长统帅东北军，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状态，甚至拒绝蒋介石调东北军南下剿共的命令。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汉卿成了阶下囚，一切都得听蒋介石的摆布。东北军危在旦夕！这正是他舍身营救张学良的出发点。继第一次去奉化之后，阎宝航又接连三下奉化，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阎宝航回到上海后，便约莫德惠第二次去奉化。接着，又约李杜、萧振瀛第三次去奉化。萧震瀛邀道士陈鉴歧同行。这陈老道因与蒋介石是同乡，在蒋寒微时陈曾以金钱相助，阎宝航便觉得可以利用他和蒋的关系“开导”他。一路上，阎宝航和陈鉴歧成了“一见千杯少”的朋友，不停地向他讲中国时局危如累卵，同室操戈，只能使生灵涂炭，寇势日张的道理。陈老道答应见蒋相机进言。于是，陈与蒋会面时，先给蒋介石看相，大大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又将手伸给陈看，陈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说：“此步运气不佳，不宜动兵。”云云。蒋介石茫然地连声说：“啊，啊，啊。”但阎宝航的希望和努力却落空了。1937年2月中旬，阎宝航约刘尚清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这时，张学良住在奉化雪窦寺内，阎被允许同张会面，不过，当时的情形令阎宝航感怀颇深。他在描绘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笑点首，默不一言。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虽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不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壮志未偿，怅恨曷极！蒋介石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对国家民族犯下滔天罪行，定将受到全国人民的最后审判。这是阎宝航最后一次见到张学良，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当时那种痛楚的心情。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西安事变和善后的奔走予我以莫大的教育和启发，张杨在我党影响和指导下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保障人权，释放政治犯等八大主张，使我在政治觉悟上更有所提高，使我更加认清蒋匪集团祸国殃民的内战政策，也更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实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的伟大正确。尽管阎宝航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终因蒋介石不守诺言而未能如愿。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若干年以后，他仍对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学良而耿耿于怀。每当谈起张学良，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全国解放以后，阎宝航始终没有忘却张学良。1961年12月17日，他在灯下写下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宴会点滴》一文。1961年12月12日晚6时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以纪念有着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阎宝航、南汉宸、赵寿山、申伯纯、杨拯民、杨明轩、林枫、高崇民及夫人、张学思及夫人、张学铭及夫人、邹大鹏、王一夫、赵毅、王化一、刘鼎、邓颖超、李维汉及夫人、薛子正、童小鹏、李金德等二十余人。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满面春风地步入大厅同来宾一一握手，邓大姐亲切地把阎宝航叫到她的身旁就坐。宴会进行中总理频频举杯，感慨万千，他说：“当年，东北军有困难，西北军有困难，我们共产党也有困难，住在保安，困难都克服了。‘西安事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又遇到了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一定能克服，大家如果同意我的话，请干一杯。”当他讲到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时，不禁?泪盈眶，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总理谈到杨虎城和谢葆贞被杀害时，忽然痛泪盈眶，急以手帕掩面，继续说：“革命这么多年，我从未伤心流泪，今天想到虎城、葆贞的牺牲，真觉痛心。”杨拯民起立向总理说：“牺牲是有代价的。我要好好干，才对得起牺牲的爸爸。”“好孩子，虎城有后。”总理很欣慰地对拯民说。席间，高崇民赋诗一首。诗曰：兵谏功成廿五年，旋乾转坤书凌烟。今日同席均康健，一人憔悴在东南。总理读后说：一人憔悴在东南一句有点消极，可改为一人不屈在东南。注释：{1} 西北军司令部所在地。{2} 曾任张学良卫队长，与阎宝航很熟。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1)西安事变前，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时，看到西北“三位一体”大好形势的形成，曾为东北军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感到欢欣鼓舞。西安事变后，他为营救张学良获得自由，重掌东北军大权而奔走努力，但毫无结果。张学良将军被扣押，东北军内部发生混乱，王以哲军长被杀，东北军东调豫、皖、苏境内，……这一切令阎宝航十分痛心。这位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大员，感到茫然无措。1937年春，阎宝航遂辞去新运总会书记职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取消了书记一职，任黄仁霖（原新运总会总务组长）为总干事，阎宝航改任副总干事兼推行组长。原在新运总会任职的东北人，大多离职他去。6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邀集全国各界在庐山办了一期“暑期训练团”，下设若干组。黄仁霖和阎宝航也上庐山担任新运总会人员训练组正副组长。训练团学员剃光头，穿军装，在烈日之下搞军训，上大课，听讲演。“最引人入胜，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所做的团结抗日的大讲演，不断的掌声与高昂的讲辞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听后大家还余韵未足，私相称誉不止”，这是阎宝航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并亲耳聆听他的抗日讲演，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庐山受训期间，阎宝航也看到了蒋介石为全国抗战所做的一些姿态。当时，蒋介石命令陈诚集合全体军政受训人员，当众宣布一些军事将领的名字，令其各回岗位，准备参战。一时“打倒日寇”的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阎宝航也为此鼓掌欢呼。他衷心希望蒋介石接受人民的抗日要求，履行西安事变时许下的诺言，不打内战，团结抗日。随后，当陈诚宣布暑训工作因抗日战争的到来，即将结束，凡参加暑训团的人，未加入国民党的，现在已集体参加时，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暑期训练团结束，人马纷纷下山。阎宝航嘱托学员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为念，参加神圣抗战事业。但是，这时的阎宝航对蒋介石是否真的能发动全国抗战，仍是半信半疑。事实上，西安事变后，特别是东北军东调后，蒋介石对待东北军及其难民和家庭的处理越来越苛刻。高崇民等大批东北爱国人士和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慕僚遣散各地，个个心灰意冷，深居简出，不问世事。1937年3月的一天，在北平的刘澜波、张希尧到在西安事变后来北平隐居的高崇民的住处，同他研究关于联络东北各群众团体联合开展救亡运动的事。高崇民未表态。恰好这时苏子元从苏联回国，来到北平，张希尧告诉苏子元，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希望由一些在东北人中有影响的人士出面，把东北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开展救亡运动，推动东北军抗日。他们认为，高崇民是东北知名人士，由他出面联络有号召力，但他未表态。苏子元自告奋勇去动员高崇民出面组织发动东北流亡民众开展救亡运动。这样，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同胞。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同时在东北军内设有秘密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一二九运动之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唾弃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北平的东北救亡运动开展得最为深入。东北留平各大专学校在一二九运动中纷纷成立学生会。1936年春，又有李延禄、于毅夫等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日会”，出版了《东北之光》。接着，“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基督教青年会”“黑龙江救国联合会”“吉林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团体相继成立。1937年2月，周恩来曾对东工委的刘澜波、解方说，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允诺了六项条件，但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他是不会兑现其诺言的。他要求刘澜波等，尽快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东北救亡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正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于3月13日、18日先后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信中提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这个团体的任务：“一是促蒋实行诺言，实行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蒋抗日；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为建立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会，周恩来还提出五项具体意见：1. 把现有北方的东北各种救国团体加以整理并充实其群众基础。首先，把北平、天津等地的东北救国团体的总会建立起来。然后，号召并筹备东北的救国联合会的召集。2. 在这?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3. 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应当采用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方法来团结东北军的长官，提高部队抗日情绪。4. 这一工作，应特别注意到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否则，只是以团结一部分“左”倾分子为满足，那不但无益，反而会加深东北军的分裂。5. 应当注意到，把建立整个东北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联系起来，利用选举运动来团结东北军内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便给东北特委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要“以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来推动东北军，影响东北军及东北中上层进步人士，使之更加进步，更进一步走向团结抗战，以推动国共合作”。刘澜波、张希尧按党的指示，通过苏子元发动高崇民。高崇民了解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精神振奋，积极参加新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在北平的各救亡团体，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高崇民、苏子元、于毅夫等一行人来到南京与阎宝航会商。对于成立救亡新团体，阎宝航十分赞成，表示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个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他和高崇民等人商讨了具体行动办法之后，和苏子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十年久别，相见甚欢”，阎宝航自1927年同苏子元分手，一直不知他的去向。对这位思想引路人的到来，阎宝航颇为激动。他大体上了解苏子元的身份。苏子元是受韩乐然、任国桢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积极开展反日反军阀斗争的。1927年被奉天当局通缉后，进入苏联远东地区担任国际情报工作。此次回国来北平是筹建地下电台站的。北方局的刘澜波、张希尧都是他的老熟人，而高崇民、阎宝航又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所以，他乐意出面发动高、阎二人。特别是阎宝航，当年他曾介绍阎先生入党，十年过去了，阎宝航政治上、思想上情形如何呢？他十分关心，很想负责任地了解一下情况。他认为，党需要阎宝航这样的人。苏子元对阎宝航说：“1927年，满洲省委曾派周东郊同你谈话，后因省委遭破坏未能实现。而我被当局通缉突然离沈，致使党和你失去联系，真是遗憾得很。不过，你的这段历史，我和周东郊等人都可以证明。但不知这些年来你的境遇如何？”阎宝航说：“半明半白。有些事知道怎么做，证明干得对了。有些事则不知如何是好。汉卿一时糊涂，送蒋介石回南京，永远失去了自由。在关内的东北军、东北人茫然失措。复土还乡恐怕无指望了！”苏子元说：“玉衡兄为何这样悲观？难道真的看不到中国还存在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吗？”阎宝航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从郭松龄反奉谈起，谈到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他最后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共的主张，令人钦佩。”苏子元说：“是啊，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拦，北上抗日，呼吁停止内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致对外，合民心顺民意。正是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现在为促成全国抗战，拥戴蒋介石作领袖领导抗战。玉衡兄，希望在这里，你还犹豫什么？”阎宝航说：“怕只怕我个人的条件是不是……”苏子元：“我认为，你对党的认识就是最好的条件。关于你的情况我要向组织上介绍，组织上会了解你的。”阎宝航说：“子元兄是督促我重复1927年的故事！”苏子元：“如此而已，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苏子元最后嘱咐他，关于他入党申请，可以同刘澜波等人联系。阎宝航愉快地“毫不犹豫地决定申请”。这是他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2)组织一个更加广泛的东北抗日团体，不仅包括东北各救亡团体，还包括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各方面代表，形成一个关内统一的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等在征得阎宝航意见后，又到上海与杜重远、李延禄会商。当时，上海的筹建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3月底，周恩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指示当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要他“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战”。先在上海开筹备会议，由高崇民、阎宝航、栗又文主持，再去北平开成立大会。在党的组织发动之下，阎宝航积极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这年4月下旬，筹建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主要人员齐集上海，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了该会的筹务会议。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李延禄等人出席了会议。阎宝航、高崇民和栗又文主持会议。参加筹备的有二百余人。筹备会研究确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为成立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刘澜波于5月间由上海赶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情况，朱理治代表周恩来听取了筹备情况汇报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要求就是抗日和反共，嘱咐该团体要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对于成员和阶级成分，也要考虑到抗日的形势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朱德还接见了刘澜波，鼓励他认真工作。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大会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举行。会场内备有一块绘有东北四省地图，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的签到布，正式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签到者计268人。参加大会的各方面代表有：原救国会、复东会的代表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陈先舟、车向忱等；东联{1} 及其所属团体代表于毅夫、赵濯华、张希尧、陈大凡、宋黎、李向之、张庆泰、关梦觉、王桂五、田雨时、韩立如等；东北军代表解方、苗勃然（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孙山等；东北义勇军著名将领李杜的代表于炳然、刘丕光等；东北大学代表周鲸文，东北名流王之相{2}、纪元{3} 等；归国留学代表张克威（留美）、徐寿轩、杜清轩等出席了会议。北平、天津、上海、汉口、保定、太原、西安、淮阴等各地代表出席会议。此外，还有100多名东北青年也参加了大会。{4}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组织大纲》、《宣言》，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5人为执委，主持日常会务。东总总部下设1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救济委员会主任。东总内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东总成立大会通过的《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了东总的宗旨：“本会以团结东北救亡力量，领导东北救亡工作，并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以期达到恢复东北失地，完成民族解放为宗旨。”经过东总内部领导层中中共党员的努力，东总的“工作报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关内东北救亡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东总成立后应开展的六项工作任务：（1）“不放弃抗日主张，拥护抗日领袖和保障抗日力量”三条原则下，加强东北军的内部团结；（2）培养、教育和训练东北流亡青年，增强抗日救亡力量；（3）关心东北流亡同胞的生计困难，通过动员、组织和教育，使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铁流；（4）加强东北救亡团体的相互配合；（5）针对国民党于1936年4月22日公布的《国大组织和选举法》，把东北列入“无法竞选省份”，积极参加竞选活动。东总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由自发的分散活动阶段，走向了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对阎宝航来说，这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阎宝航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利用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的角色，从事东北救亡这个更重要的工作了。按说，新生活运动书记、总干事，是个美差。这个组织名义上是民众团体，实际上是蒋介石、宋美龄专办的“皇差”。同是“皇差”，任总干事时的阎宝航，同任总务组组长的黄仁霖素有不同。西安事变后，阎宝航降职使用，由黄仁霖任总干事之后，二人差别就更大了。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当时在新生活运动总会和阎宝航一起供职的青年翟梅林对这一点所做的评论。他在回忆庐山暑期训练团时谈到了黄仁霖。他说，黄仁霖是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回国后，以余日章当时上海青年会总干事女婿的裙带关系，介绍给宋美龄。宋美龄、蒋介石是基督教徒，黄也是基督教徒。蒋介石把黄放在军队里办“军人服务所”，以后逐步得到蒋宋的赏识。翟梅林说，军人服务所以后发展为军人励志社。并在?埔路盖起大楼，有餐厅、宿舍（不接女眷）、球场、电影院、骑马学校等。为讨好蒋，凡蒋召见外地军、政头头，都特意住在这里。以表自己洁身自好。因为励志社内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女人住宿。其实，凡是头头们住在励志社的，都在外边（如中央饭店、安乐酒家，以及外宾招待所等处，由秘书出个名字）另辟窟穴，别做活动。住在励志社不过是掩耳盗铃，互相欺骗而已。不过，黄仁霖既可以带领头头谒蒋，又可以为蒋拉拢各地头头，左右逢源，天子幸臣。黄当时顶着两个头衔：一个是“新运总会”总干事，蒋介石是会长；一个是“励志总社”总干事，蒋介石是社长。在那个社会里，黄虽没有军政实权，但还是可以不怒自威，自然会有人奉承他。据说连当时那些自称蒋介石手下一二流的大员，也要给黄赔以笑脸。甚至有些要想接近黄，另有图谋的人，连见也见不到他。这是蒋政府中的一个侧面了。励志社还有管弦乐队，有些名手，每当蒋、宋设家宴外宾时，这个“皇家乐队”便应邀做宴前演奏。励志社还供养一些美术人才，专画蒋宋人像；还有专门刻字的艺术家，奉蒋宋之命，为外国贵宾刻上中国名字的石头印章，由黄以蒋宋名义送出，博得外宾的欢心。这些事务性的琐事，阎老自然有他的看法，不过从不谈论，也一向不加过问，无怪抗战日趋激烈之时，由南京到汉口，又到重庆，国内形势变化很大，阎老虽仍任新运总会副总干事，“战地服务团”副主任、军委会参议等职，但已投身于更重要工作，不到新运总会去了。阎老为正义、为民主、为民族存亡，就是不甘同流，不慕名利，不屈于权势，自有取舍，实在是我们青年们良师楷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失守。东总随之撤出北平，迁往南京，总部设在芦席营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办公。{5} 东总执委高崇民和东总中的中共党组书记刘澜波等也常来这里会商东北救亡总会工作等事宜。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问题。8月中旬，周恩来同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从这年6月，一直住在阎宝航家的卢广绩因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便约阎宝航一起去看望。很不巧，恰值周恩来外出，他们便留言相告。时值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防敌机夜袭，南京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市内交通断绝。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出乎意料地来到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大家相见，极为亲热。据卢广绩回忆，那天，“周恩来同志就住在阎宝航家，同阎宝航和我谈到下半夜3点钟。给我们讲抗战初期的形势，国共重新合作的情况等。我们还特别提到关于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那时我们还有些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了，主张团结抗战的张学良将军自然应当获得自由。并认为只要周恩来同志再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和你们同样关心汉卿，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介石不是为了抓我，悬赏20万元的高价吗。’”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3)算上这次，阎宝航与周恩来见过三次面。但面对面这样长时间交谈还是第一次。周恩来对时局和国共合作前景所作的全面透彻的分析，使他深为折服。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大禹村一号，与阎宝航交谈。交谈中，阎宝航谈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认识。他从参加奉天学生反袁斗争谈起，谈到领导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救国会的反日斗争，谈到西安事变，他说：“我是屡屡碰壁，一事无成。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汉卿被扣押后，更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他请周恩来先生给予指导帮助。周恩来认为，东北爱国人士和阎先生多年来追随张学良将军从事反日斗争，为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将军是东北军主帅，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主心骨。现在，张将军失去了自由，大家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大家把复土还乡的希望寄托在张将军一人身上，表现了东北人士政治上的脆弱性。周恩来说，“我还记得阎先生在西安时给我说过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想应该竭尽全力营救张将军恢复自由，重新领导东北军。另一方面，也一定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将军。如果是这样，东北的爱国人士也不应丧失信心，要勇敢地把东北救亡运动坚持下去，这也是张将军所希望的。现在，阎先生不是已经积极参加东总的工作了吗，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阎先生一定会为此做出努力。东北的爱国人士只有把复土还乡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同民众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脆弱性而坚持到底。我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人，在反日斗争上，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阎宝航说，“我有很多共产党的朋友，我从20年代起就同他们一起开展反日活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令我钦佩。”周恩来说，“阎先生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共产党人所钦佩。这是阎先生与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阎宝航说，“我曾梦想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但不知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否有资格，我毕竟是基督教出身。”周恩来说，“阎先生不必过虑，共产党从来不单纯看出身。马克思就曾说过，资产阶级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专制的教会也总是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圆球，被教会判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研究出一个“日心说”，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15岁就进修道院，25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加以宣传，被教会活活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还有意大利的伽利略也被终身监禁。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身也并非是无产阶级，我周恩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早在1937年春，苏子元专门就阎宝航入党问题来到南京。苏子元当时是联共党员，不直接参加中共工作。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入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入党，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较复杂而提出疑虑。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还说：“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他做的许多事情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代替的。”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因此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就这样，由周恩来、刘澜波作为介绍人，经中央同意，阎宝航于193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0月6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之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2人为主席团成员。东总改组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但由于它是团结关内东北救亡同胞在国统区公开开展救亡活动的团体。因此，它虽有中共党组，但中共党组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人则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秘密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公开的东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总的领导层中有中共党员，而且中共党员自身即是有影响和地位的东北人士，同时又吸收了具有很高威望的东北人来担任，这样才能使东总在我党的影响下，公开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把东总的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吸收王化一和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东总在北平时没有到国民党社部立案。东总南京改组后，为扩大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东总党组决定争取合法存在，申请立案。阎宝航说，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CC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为此，责成王化一与高崇民利用复东会旧关系，赴上海找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复东会与复兴社曾共同组织四维学会，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壮大自己的声势，不仅“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了2000元的“开办费”。虽然后来由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社会部登记立案须具文呈报该团体的宗旨、任务、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手续繁杂，且容易暴露东总是中共外围组织的真实情况，所以东总最终未申请立案，但戴笠对东总存在的认可及东总负责人与国民党各界的较多联系，是东总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周恩来指示重建东总党组，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注释：{1} 西安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以“东北人民抗日会”等16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2} 王之相，曾任驻苏领事。{3} 纪元，曾任章士钊秘书。{4} 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据某些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章记载有代表200多人。但据兰渤（刘澜波）在1938年3月16日出版的《反攻》1卷4期上发表的《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一文记述，东总在成立时“代表约70余人”。可是，在成立大会签到布上签到者却有268人（这块画有东北四省地图的签到布，现存沈阳张学良纪念馆内）。由此可知，出席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70余人，但参加会议的人数是268人（正式代表与东北青年的总和）。{5} 东总原拟迁往上海，行至山东济南，因上海八一三战起转而迁到南京。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1)阎宝航入党的时候，正是全面抗战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的时候，“数年来促蒋联蒋抗日的计划已经实现，当时我的兴奋和紧张的心情，不可言喻。”然而就在这时，他曾被蒋介石委任为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方庆瑛回忆说：八一三抗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了成熟条件，周先生来南京是与蒋介石共商怎样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在周恩来到南京前后，阎先生与康泽经常联系，昼夜奔忙。在此应特别提到的，康泽曾向蒋介石推荐阎先生任海参崴总领事{1}，得到蒋的同意与任命。阎先生叫我随他去海参崴，由于孔祥铎同我是同乡又是东大同学，孔对我说：“愿随阎去，但要与当局谈后才能决定。”与此同时，CC集团知道阎先生被任命为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派张厉生（CC大头目之一）来到阎家，与阎先生晤面。不久，阎先生在国府外交部已领制装费。但是，当东总执委卢广绩、高崇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希望他留在国内，为抗日救国做贡献。阎宝航遂坚辞没就职”。新生活运动总书记、副总干事新任外交官，这都是美差。但是，国内大战即开，战火遍布，这个时候到国外就职，真所谓安适愉快之至，许多人连争都争不到的事，阎宝航却坚辞不就。他因此赢得许多人的赞誉。阎宝航在谈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在入党之后，我的抗日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我得悉蒋匪拟以联络东北义勇军为由，发表我为驻苏联伯利总领事之后，遂立即向当时在南京的博古同志请示，得到同意。后来未得苏联同意作罢。”可见，他坚持不就“总领事”一职的真实情况，显然是按共产党员的要求，力争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全面抗战的爆发，确实使阎宝航兴奋了一阵子，他全力参与东总的工作，全力支援全面抗战，为发挥东总的作用，做了许多工作。9月间，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阎宝航利用这个机会向上海海关为八路军募集捐款一万元，上海海关税务司丁贵堂亲自把捐款交给阎宝航。当阎宝航了解到南京中共代表团经费团难，便当即把捐款送给代表团。叶剑英同志将其中五千元又转给东总。这笔捐款对中共代表团和东总开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的展开，形势日渐紧张。新运总会的黄仁霖从励志总社抽调一部分人手，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黄仁霖任主任，阎宝航任副主任。战地服务团下设总务、慰问、服务三个组。阎宝航多次率南京知名人士乘汽车，携慰问品，到上海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为避开白天敌机轰炸，慰问团常在夜里前去。他不避艰辛，不怕危险，为多慰劳前线将士，有时候专门到上海去征购慰劳物品，再由上海出发深入前线慰问。上海方面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给阎宝航的慰劳活动以大力支持。报纸上纷纷报道阎宝航与各方人士赴前线慰问的消息。1937年11月20日，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南京所有机关单位和抗日指挥中枢暂移武汉，于是南京居民迅速撤退。新运总会人员分水陆两路奔向武汉。阎宝航和卢广绩、方庆瑛三人在长江渡口，登上英国太古船。船开后，阎宝航发现船底层满是从前线下来横躺竖卧的伤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焦急。他立即闯进同船来的朱庆澜将军的房间，与他商斟办法。他们决定立即在船上开展募捐，救济伤员。于是，在阎宝航的安排下，由方庆瑛和同船的徐仲航各带一位护士和自告奋勇者开始募捐活动，共募得现金两千元左右，全部献给了这些伤兵。撤退到武汉的东总总部和新运总会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14号。这时的阎宝航，既是东总主席团成员，又是东总地下党组成员，具体负责关外工作。其他人员的分工是，高崇民、陈先舟负责组织工作，于毅夫负责主编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该刊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广大东北人民的言论核心与阵地。1938年1月，由于“我党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日活动，建立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给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东总党组开办一个短期训练班”。东总党组根据周恩来指示，决定在北平、武汉、西安等地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把在武汉开办训练班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为掩人耳目，阎宝航将训练班命名为“新生活干部训练班”，而且经费也由新运总会支付。阎宝航成立了“训练委员会”，负总责，执行委员为徐寿轩，日常工作由徐仲航负责，设秘书处专门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以新运总会名义举办的新生活干部训练班在武昌明月桥顺直会馆开办。训练班由刘澜波、于毅夫担任主讲。聂鹤亭讲游击战术、宁匡烈讲爆破技术。同时邀请中共长江局的邓颖超、李涛以及刘咸一等讲授民众运动、政治常识、宣传办法、农村工作、救护等训练课程。政治课主要内容是讲授动员组织民众、坚持抗战到底以及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训练班学员从东北大、中学校学生中挑选。先后共办3期，每期两个月，受训青年近50人。第一、二期学员毕业后，阎宝航分别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安徽李宗仁第五战区工作。第三期开办不久，黄仁霖对训练班的实质似乎有所察觉，对阎宝航说：“这期训练班的学员我们都不要了，由你随便安排，钱花就花了，也不用作报销手续。”从而迫使这期训练班提前毕业。阎宝航把一部分学员介绍给各战区，一部分学员介绍给陶铸、李范一主办的湖北汤池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其余都陆续介绍去延安和各战地工作。《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赞：三期训练班“成绩均甚优良，受训青年，均已介绍到前方工作”。另据徐寿轩《两周训练纪实》一文记载，训练班共计109名学员，结业时自谋工作者只有28人，参加太行山游击队者14人，赴河南农村工作者10人，赴临汾游击队者32人，赴浙江从事民运者3人，赴石友三部队者4人，到湖北农村合作工作者28人。到达武汉初期，阎宝航仍然担任新运总会与战地服务团领导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他奔走国是，席不暇暖。饮食起居，也独自操持，十分辛劳”，但仍乐此不疲。当时，苏联政府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专门派出空军志愿队与日军作战。阎宝航不仅盛赞苏联空军志愿人员伸张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以战地服务团名义，派人到襄阳等地开辟空军招待所，专门招待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翟梅林就是阎宝航亲自选派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服务的青年。翟梅林回忆说：在汉口拜谒阎老时，阎老在百忙中还耐心地对苏联志愿军不远万里援助中国，打击日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苏联伸张正义，助我于困难之中，正是“患难之交”。谆谆嘱我要以最大努力，尽到后勤招待工作的责任，使其宾至如归。苏联这样的无私援助，不仅要感谢，更需要学习。叫我好好地想一想，这是否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志愿军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应如何对待？阎老的启发，使我面对实际，从眼前身边事物与利益，狭隘自私的小圈子中走出来。更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实际意义，也纠正了一些人说苏联和帝国主义一样的谬论。如果是那样为什么苏联还派志愿军帮助中国抗击日寇呢？当然那时，还有很多事物不懂，更没有接触过，但对抗战救国前途，确抱有自然的乐观看法。不管怎样，只要阎老点头，叫做的，便当是对的。这些青年人在阎宝航的鼓励帮助下，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中去。他们“孤身客邸，只有苦中自慰，黾勉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中，严记阎老教训贡献抗日救国的绵力”！战地慰劳工作也是阎宝航在武汉时期最热心的工作。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阎宝航任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三厅工作。这样，阎宝航便有更好的条件发起和组织对前方作战官兵的慰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由军委会第三厅、新运总会联合成立了“全国慰劳总会”。这个慰劳总会在郭沫若、阎宝航的领导下，分批分期地去前线慰问，十分活跃。又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的军人服务组，配合慰劳组成若干军人服务队，深入前线部队，做“代写书信”、洗衣、灭蚤、文艺活动等事，起到一定作用。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专门针对伤病军人，按照受伤程度，发给慰问金。同时到各伤病军人医院作检查，监督、改善伤病军人的衣、食、住、卫生等事。事情越办越多，人手也越来越不够用。因此，郭沫若同阎宝航一面甄选人员，充实机构，一面主持日常工作和以上各项抗日救国活动会议，还要赴前线驻地慰劳军队，还要亲自率领“伤兵慰问组”人员到后方各军事医院向驻院伤、病员发放慰问金，还要接待很多的爱国青年并安排工作，确实分身无术。当周恩来同志为了团结抗日，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阎宝航以军委设计委员与“新运总会”“战地服务团”“伤兵慰问组”等单位负责人的职务，经常被邀参加会议。工作就更加忙了。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2)在第三期“新运干部训练班”结束后，阎宝航脱离了新运总会。从此以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以东总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救亡活动。1938年2月18日，日军空袭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下，出动百余架飞机拦截，双方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6架。这次武汉空中大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作战双方投入飞机最多的一次。在空战中，中国空军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正清、王怡之、李鹏翔共5人为国捐驱，其中李桂丹、巴正清都是东北人。他们为了保卫神圣领土与正义，血洒碧空，赢得全国人民的敬佩和歌颂。2月21日，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了空军五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罗炳辉等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追悼会后，2万余民众举行了“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游行。东总积极参加了这次“近年来未有的空前热烈的游行”。二一八空战烈士追悼大会举行后，东总党组召开会议，决定召开“追悼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在阎宝航的建议下，东总决定这次追悼会由在武汉的东北各团体联合举办，并邀请东北各界人士参加，以促进东北人民的内部团结。同时，他还建议邀请国共两党要人参加，以敦促他们关注东北问题。东总遂责成阎宝航与于毅夫、陈先舟等办理此事。为此，阎宝航等首先走访了国民党CC派系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等团体，与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梅佛光、齐世英、吴翰涛、吴焕章等协商，决定联合举办追悼会。双方商定成立追悼大会筹备组，一致推举阎宝航任筹备组主任，并商定大会于3月20日下午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接着，阎宝航又与陈先舟等走访东北元老及各界著名人士刘哲、莫德惠、陈兴亚、张元夫、王树常、萧振瀛、高云昆、谢刚哲等，向他们说明召开追悼会的目的意义，请他们做主祭和陪祭，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阎宝航又登门邀请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邀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人参加大会。《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还报道了阎宝航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征集东北阵亡将士传和挽联。3月20日的早晨，天淅淅沥沥地落着雨，雨丝飘飞着，打到每个人的头上，更沉重地浸入每个人的心里，天仿佛落着泪，和每个与会者一同奏着凄楚的挽歌！下午3时，“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大会由阎宝航、梅公任、吴焕章、齐世英、吴瀚涛5人组成主席团。孔祥熙先生、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晏道刚先生、蒋忍坚先生、长髯垂胸的沈钧儒先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男女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等一千余人冒雨前来参加追悼会。会场里悬挂着挽联。蒋介石也送了挽联，文曰：“家国艰难雪耻固应凭血战，关山阻绝歼仇还与慰忠魂。”《新华日报》报道说：“到会的群众共计千余人，满屋子挤得很紧。素白的礼堂，四周桂满了各方的挽联，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痛悼先烈，激励人们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仆后继去与敌人拼命，归复我们黑水白山的老家。”开会了！凄婉的哀乐，从楼头如泣如诉地吹送过来，每个人的心头都好似压上了一个千斤重担！海星歌咏队首先唱了一首动人的哀歌，人们都忧郁地低下头来，孩子剧团接着又唱了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人们的鼻子渐渐地酸了！“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多少人流下眼泪来了！祭坛设在礼堂正面，各色花圈布满了祭坛上下左右，桌上陈列着鲜果，后面立着“东北抗敌阵亡将士之位”祭牌，两边燃烧着高高的蜡烛。大会行礼如仪之后，由刘哲主祭，莫德惠等东北元老陪祭。孔祥熙、于右任、邵力子、晏道刚、蒋忍坚以及空军烈士李桂丹的父亲先后致辞。阎宝航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辞，他说：“今天追悼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敌将士，想到东北三千万父老没有一天忘了祖国，没有一天不盼望祖国的胜利，更加悲痛。”他希望“在全面抗战中，东北同胞要作急先锋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能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国家。我们在今天要加倍地奋勉，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唯有全面胜利，我们才能回老家去。至于关内外许多孤儿寡妇，许多遗族的照顾问题，我们要用集体的力量，来替他们设法，这也是我们后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最后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唱了一个“向前走别退后”的歌，歌声过了，哀乐又从楼头吹送过来，祭坛上蜡烛的火焰燃烧得像一支火把，在火光中仿佛隐约出现了千军万马，仿佛吹奏着千万的号角，人们就在这悠扬的号角声中走出了会场！次会议由于时机得当，开得很成功。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两个对立的派别系统——一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国民党御用组织在携手抗日的大背景下联手开展的一次救亡活动，是阎宝航落实党的统战路线的一次实际行动。对于推动东北人的团结乃至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此次会议之后，仍然是通过阎宝航、陈先舟等人的努力，九一八事变八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都是双方共同举办的。1938年旧历除夕，东总的阎宝航等会同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协会联合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所召开的“东北旅鄂同乡恳亲大会”。参加大会的东北同胞一千多人汇聚一堂，事先准备了三个签到簿尚不够用。与会者在观看了抗日歌曲和戏剧表演，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后，群情激昂。阎宝航跳上台，带头呼喊“打回老家去！”“坚决抗战到底！”等口号，催人奋进。会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东总党组成员、宣传部主任于毅夫发表文章写道：“假如你参加了这个会，在你乍进会场的时候，你也许还想着某些人不对，某些人对，不解合作谅解的观念。但是等你开完会走出会场的时候你一定想，除了汉奸亲日派外，再没有一个人不能合作不能谅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只是那可憎的魔影，再没有别人了。”1938年4月，阎宝航组织和领导东总会员与武汉各团体召开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6月在东总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阎宝航参与制定了《加强东北人团结案》、《积极发动东北青年参战案》、《对关内东北同胞民众武装援助与扶助案》等。7月，阎宝航参加了“七七抗战”纪念募捐和“七七献金”活动，为团结抗战确实做了许多的工作。全面抗战的爆发，阎宝航似乎看到了复土还乡斗争的一线希望。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遵循“最高领袖”蒋介石的领导，“更英勇更热烈地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而奋斗”！但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东北协会，始终没有停止对东总的破坏活动。1938年东总迁至武汉后，以齐世英为首的东北协会特派会员韩韬等潜入东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活动。他因经常散布一些挑拨离间的言论而被东总取消了会员资格，随后便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还假刻盖印，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这个密报由韩韬交由东北CC派头子齐世英转陈立夫而上呈蒋介石，企图把东总负责同志一网打尽。蒋介石命戴笠“严办”。后经王化一辩白和专家鉴别，认定这些所谓“密报”是假的。戴笠一气之下，派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韩的寓所进行突然检查，搜出了伪造文件的底稿和仿刻的印章。这起诬告事件遂告破产。但是，戴笠对东总也是不放心的，曾于1938年8月28日突然派大批警察搜查东总，结果一无所获。事后，戴笠放风说这次搜查是CC派的报复行为。当然，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与CC派抗衡，在形式上仍支持东总。阎宝航也一向主张利用CC派与戴笠的矛盾，以更有利于东总的生存开展斗争。还是在八一三抗战爆发的第二天，戴笠在南京以抗日相号召，成立军统局，特聘王化一为军统设计委员。王化一拿不定主意，找高崇民商议是否应允此事。高崇民找到阎宝航斟酌，他们认为，这是个机会，一为张将军的安全（张的安全掌握在戴笠手中），二为东北人士免受CC派打击，三为可以掌握国民党内部情况，机会不可放过。于是支持王化一应聘。事实上，王化一应聘后，虽然戴笠对张学良的情况都回避他，使他在任设计委员期间，未能有机会见到张学良。但王化一利用设计委员身份，为抗日，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好事。在武汉CC派对东总的诬陷事件中，东总没有受到重大损失，王化一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注释：{1} 一说是派往苏联伯力总领事。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1)1937年12月12日，在汉口一家白俄餐馆里，阎宝航和高崇民、杜重远、张学思、苏子元、张希尧等正在喝啤酒。他们根据杜重远的提议，每人必须喝满12瓶啤酒，以纪念一年前张将军发动“双十二”的壮举。阎宝航第一个举手赞成。这一天，大家都喝完了12瓶啤酒。阎宝航这次与东北人士的集会与其说是纪念“双十二”，倒不如说是借酒浇愁。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爱国人士都竭尽全力开始营救行动，结果都告失败。张学良初到南京北极阁时，他的四弟张学思曾要求见面而被拒绝。到被押送奉化时，张学思才在特务的监视下同张学良见了一面。从奉化回来到达济南，张学思由冯静安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张学思继续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他先后会见了驻沧州的67军军长吴克仁、驻河南的53军军长万福麟，到安徽、河南等地会见了51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军长何柱国、49军军长刘多荃等，请他们一一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张学良。营救张学良将军，是东总的三大任务之一。因此，东总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营救工作。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阎宝航认为，正值国家用人之时，蒋介石也许会恢复张学良自由。结果释张仍然是杳无音信。为此，东总党组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加紧营救工作。当时，南京刚刚弃守，东总迁至武汉。东总党组认为由两个人出面营救最为有力：一个是张学思，一个是黄显声。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出面联络张学思开展营救工作。黄显声则由阎宝航出面联络。时任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接到阎宝航的信，火速赶到武昌。随后同张学思一起到庐山、安庆等地，请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受张学思、黄显声之托，东北元老、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和王树翰要求面见蒋介石。结果，遭蒋拒绝。张学思、黄显声便在上海会见了宋子文，蒋介石不予理会，营救迄无结果。最后，黄显志和张学思托人给蒋介石捎信，表示愿意以他和张学思两人的自由换取张汉卿一人自由，蒋介石仍不予理睬。张、黄二人怏怏不乐地又回到了武汉。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同黄显声常有往来，每次见到黄显声都要大发感慨一番，大骂蒋介石背信弃义。他们在一起回顾抗战爆发后东北军的遭遇。抗战之始，由于蒋介石对抗战缺乏充分准备，面对日军大举进攻，节节败退。为削弱东北军实力，他将东北军主力67军在汛期长途奔袭参加上海抗战。由于孤军奋战，全军覆灭，军长吴克仁殉国，蒋介石则借机取消67军番号。这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真实企图。这之后，东北军又成建制地折损，20万人马几被折损殆尽。东北军的败落，不仅满足了蒋介石一石双鸟的计谋，同时也使张将军手中又减少了资本和筹码，释放的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借“双十二”一周年之机，大家约张学思谈一谈一年来营救经过，讨论一下未来的办法。结果，越谈越愤慨。那天阎宝航还喝了点白酒，喝得酩酊大醉。阎宝航喝酒是从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后，他喝醉了。1933年救国会被何应钦强行停止活动，他喝醉了。张学良受军法审判，他四下奉化全力营救希望破灭后，他喝醉了。这一次，他也喝醉了。不过，同以前相比，这一次，他是和同乡好友在异地他乡因营救张汉卿无望借酒浇愁。而他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却少了悲观和失落的情绪。这时候，他感到在自己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他没有忘记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做好黄显声的工作，向他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提高他的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离开漳河53军来武汉的时候，黄显声曾先后两次将一批精锐武器和在西安熊飞处保存的一批武器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安全送到延安。此事被军长万福麟所知，多次向黄索要，甚至派部队到虢镇准备强行搜取。但黄显声千方百计把这批武器保存了下来，后来他组织“东干队”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地将这批武器运送到了延安。事实上，黄显声早已对蒋介石失却了信心。东总组织营救张学良失败后，他更加认识到靠乞求、说服来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是不可能的了。在武汉，他在刘澜波、阎宝航的工作影响下，产生了同共产党合作，发展东北军，使东北军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想法。他告诉刘澜波、阎宝航说，希望能面见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意见。1937年12月的一天，阎宝航与东总王化一、陈先舟、卢广绩邀请黄显声到一家旅馆来。当时他的老朋友，原东北军第12师师长张廷枢也来到武汉，阎宝航便邀他一起前来。周恩来已经在旅馆等候。周恩来亲切地问大家好，对黄显声在漳河战役中的功绩给予很高评价。他耐心地听取了黄显声、张廷枢和王化一等人对抗战的意见和要求之后，全面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坚持抗战到底。黄显声坦率地讲述了他心中的苦闷。他说，过去蒋介石是用内战来削弱东北军，现在是用外战来削弱东北军。抗战爆发了，蒋介石仍不还我东北军统帅。东北军在各个战场上分散作战，做出很大牺牲，蒋介石却不予接济补充，长此以往，东北军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东北军。周恩来感谢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在谈到黄显声关于重建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问题时说，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民众，抗日复土的要求最迫切，许多朋友信任本党，愿意与本党合作，我们热烈欢迎。他建议黄显声、张廷枢二位将军可先将流亡武汉的东北籍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一个东北干部队，经过学习和训练，到各地去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次谈话，从晚8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同周恩来谈话之后，黄显声的心情极为兴奋。他说服张廷枢先行到太原召集东北军旧部，组织东干队，奔赴延安。随后便立即召集旧部及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和东北籍人士，迅速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东干队，由张学思等人带领，奔赴延安。他自己则继续组织活动，集结旧部，组成第二支、第三支东干队，再离开武汉。1938年1月12日后午3时，周恩来到黄的寓所与他再次交谈营救张学良问题。这次谈话阎宝航没有参加，事后由王化一把全部经过通知他。在这期间，黄显声在积极组织东干队的同时，不断和周恩来见面交谈，与阎宝航、王化一等东总负责人也时有会晤。阎宝航了解黄的性格，非常担心他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几次提醒他要有所戒备，黄不以为然。阎宝航还专门向周恩来汇报过自己的想法。一天，黄显声在《大光报》编辑部宿舍与几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等几十人交谈，他毫无顾忌地痛骂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赢得与会者的喝彩。1938年1月末，黄显声组织了第三支东干队，作好离汉赴陕的准备。这时，周恩来通知他迅速转移，立即停止公开活动。黄显声认为，自己做事光明磊落，没有必要躲躲藏藏。1938年2月2日晚，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骗出家门，秘密逮捕。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2)2月3日上午，黄显声夫人找到刘多荃、万国宾说，黄显声“昨夜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二人很惊慌，立即找到阎宝航和王化一，请其设法营救。大家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秘密逮捕，定是军统特务所为。阎宝航立即和大家去找戴笠要人，戴不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黄被捕的消息，可能有别的意外。万国宾便说，他在一个文件上看到写有蒋先生亲批“拘审”二字，确信政府已将他逮捕，不会有其他意外发生。戴当时听了表现得很不自然，答应问询明白再为设法。第二天，阎宝航又约刘、万二人一同去找宋子文，请其向蒋、戴说情。3月8日，阎宝航、王化一分别找到戴笠，提出保释黄显声。戴笠知隐瞒不住，便推卸说：“宋部长和我说了，但是此案是康兆民{2} 签呈的，又是委员长亲批，案情严重，暂时不能保释，稍缓再为设法。”并告说，黄显声已转押武昌行营，归第二科办理。阎宝航遂与王化一当即在武昌要求面见黄显声，终未获准。接着，阎宝航又与王化一发动东北知名人士刘哲、莫德惠等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保释黄显声。本来是秘密逮捕，却搞得外面全知道了，气得蒋大骂戴笠。戴笠一气之下，将密告黄显声的特务张碧天以泄露机密的罪名关起来，此人因此精神失常，后死于狱中。阎宝航等的营救行动，暴露了蒋介石丑行，为各方面的营救提供了依据。蒋介石一时陷于被动局面。后密令将黄显声押解湖南益阳，又转移贵州息烽。1946年军统撤销后，黄被解往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内的渣滓洞。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密令将囚禁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其中包括黄显声{3}。这是阎宝航一生中深感懊悔的另一件事。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努力取得了一些战斗和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终于招致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同时，蒋介石借日本侵略者的手，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实现，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强大了，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集团的恐惧和仇视。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蒋介石开始由抗日转移到投降反共方面来了。作为生活在国民党营垒里的秘密共产党员阎宝航，对此深切地感到，蒋介石的抗日出于被迫，所以在上海南京失陷，蒋政府迁往武汉时，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亦在进行中。孔祥熙曾在武汉中央银行邀集抗日爱国人士，公开宣称“没钱打仗”，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荒谬观点，被阎宝航称其为“三战论”加以讽刺。当时，蒋政权抗战势头锐减，中国共产党反对妥协投降运动也及时展开。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联合当时在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奔走宣传，坚决反对蒋政权妥协投降活动，阎宝航则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身份，参加公开活动。当时蒋政权对抗日爱国人士加以种种威胁迫害，“但我在党的领导和爱国同志的互相鼓励下，坚决奋斗。我曾与范长江同志于一月夜在江岸散步，谈及斗争之紧张严重时，彼此会心一笑地说：‘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最后归宿地。’”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机构，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权由蒋介石嫡系人物陈诚把持（部长），以便控制军队和民众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这样，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对敌、对国外宣传，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阎宝航时任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二厅、第三厅工作。这时，阎宝航已正式辞去了新运总会副总干事职务，他利用设计委员这一职务，不失时机地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一次，阎宝航以设计委员名义参与第二厅工作会议，厅长康泽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民众组织训练办法为题，讨论拟定抗战动员民众条例。期间，戴笠在家设便餐招待东北人士，阎宝航被邀居首席。席间谈及康泽拟订动员民众抗战条例一事，阎宝航对他们说，“我曾对康泽办法提出批评，原中央宣传部所拟订的组织训练民众的办法，完全是限制民众，何从谈起动员。若真动员民众起来抗战，就不能限制民众。”戴笠即满面红涨地说：“你这是给共产党张目。老实说，我们是病汉，共产党是壮汉，我们不但不和他们赛跑，还要限制他们跑。若照你的主张去动员民众，那就给共产党创造机会。”阎宝航不甘示弱地说：“问题是我们不抗战，那就无话可说。如果要抗战，就要动员民众，而不可限制民众。”这样双方针锋相对，举座惊愕，不欢而散。戴笠留住阎宝航说道：“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使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此后，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谈，却派特务跟踪他，康津也不再找他参与其事。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3)对这件事，阎宝航曾作过反省，组织上也曾指示他，在国民党的营垒里，为了某种特殊任务，也可以讲些对国民党的奉承话，甚至说点对共产党的批评话。他认为，岂能这样。为复土还乡，无论是在东北时还是在救国会工作时，如果对国民党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说，“我一贯站稳爱国的正大立场，我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东北的社会地位，全国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对我的同情和支持，加上过去几年中在蒋政权中取得的声望，以及和国民党上层的种种关系有利条件，断言特务不敢轻易动我。也正因为我有上述的条件，才能担负并完成组织上在这以后交给我的特殊任务。”1938年，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之后，开始威逼武汉，战火愈燃愈烈。许多人离开武汉，流亡巴蜀。而正在成都金陵女大就读的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却放弃学业，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工作，来到武汉。她对父亲说：“我应该去做群众工作，揭露敌人的残暴，宣传抗日救亡。”阎宝航支持她的想法，说：“你应该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先去找周先生谈谈吧。”阎明诗来到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她崇拜的周伯伯。明诗向周伯伯表示去延安的迫切心情。几句对话使她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周伯伯最后问她：“你能吃得苦吗？”明诗把声音提高，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得苦。”为了表示吃苦的决心，她把一头乌黑的秀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并和父亲一起照相留念，以表示坚定的革命决心。就这样，阎明诗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阎宝航望着北去的列车渐渐远逝，噙在眼里的泪顺着面颊淌了下来，火车的汽笛声划破了夜空……阎明诗于1938年5月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延安一呆就是四年，主要学习军事技术、马列主义，学会两种以上外语。当时在抗大学习期间经常能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能叫出阎明诗的名字。不久，阎宝航把18岁的阎大新、16岁的阎明英、15岁的阎明智先后送到了延安。阎大新分到瓦窑堡抗大1队，培训了三个月就赶赴抗日前方了。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保卫武汉大会战中失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武汉迁往重庆。按照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东总党组讨论了在紧急情况下东总的撤离与工作布置，决定东总分四路撤离武汉：陈先舟、张希尧率一部分会员撤往西安，会同在西安的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东总负责人，加强东总陕西分会工作；刘澜波、张学思等撤往延安，建立延安分会；于炳然、刘丕光率一部分会员撤往衡阳，以便联合两广及湘赣等地会员及东北流亡同胞创立东南分会；阎宝航和于毅夫则率东总总部迁往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