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初，1931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训练总监何应钦就曾给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影响所及，殊堪危虑。何应钦建议，对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令其中止。对此，蒋介石密令各地一律遵照办理。于是，关内各地的义勇军相继被强行解散。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首先对退入河北省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开刀，严查取缔。1933年4月27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从东北撤入河北省境内的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李纯华、郑桂林等部义勇军相继被改编，缴械，遣散。7月14日，救国会派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钱公莱等委员到中南海居仁堂同何应钦进行交涉。首先，由阎宝航、王化一先后详细陈述两年来救国会抗日救亡工作，并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何应钦说，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我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阎宝航说，要我及每一个爱国的东北人相信政府，这并不难，如果政府自九一八事变时起就能领导人民抗日，而不是不抵抗，那么，也许不是今天的这个形势。问题就在于政府对于东北问题不关心。不抵抗倒也罢了，对于日人得寸进尺却能加以容忍，对我们这些从事救亡活动，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人不支持，甚至对义勇军加以取缔，对救亡组织加以限制、甚至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何应钦过去不认识阎宝航，从此再也没有忘记过他。他认为阎宝航操满口的共产党腔调，对他一点不客气，是一危险人物。他说：“我想，这些具体的事情如何认识，我们现不要急于争论，不忙下结论。至于你们说的打回老家去的问题，政府从来没有说过相反的话。问题是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强国，我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军分会对华北团体采取的具体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救国会也不例外，从今后最好不要再公开活动。”卢广绩接着表示：当局不支持救国会也罢了，反倒釜底抽薪，我们要求恢复发售爱国奖券。何主任则把爱国奖券问题推到黄郛身上，他说：“这件事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事，我何某无权过问。”王化一说，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是孤军奋斗，其残部进入热河、察哈尔地区后，经过政府的改编、取缔，目前所剩无几，但在北平周围尚有一些余部坚持活动，作为救国会，我们已无力接济。我们要求军分会在物资、军械方面给予支援，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应钦说，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接济已不可能，对留在华北、北平周围者，一律取缔。至此，阎宝航激动地说，如此说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了？何应钦毫不掩饰地说道：“不是北平，而是整个华北，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只有如此，只能如此。”何应钦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能公开活动以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由，胁迫它停止活动。何应钦把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即塘沽协定），作为取消救国会的理由，这不奇怪，国民党当局历来屈从日人压力是有目共睹的。阎宝航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国民党当局从心底往外不愿意这样一个抗日团体存在，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陈立文在《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政府对东北的政策本就有相当顾虑，东北毕竟只是国土的一部分，在中央的看法中，她已拥有自己的东北工作系统，也已经确定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自不希望有其他组织的出现，尤其当这一组织的声音超过了一般人，而这声音又不是他所愿闻的，自难免遭限制。十六 面斥何应钦(3)阎宝航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在阎宝航看来，困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中华民族无论何民族、何党派，都应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何必这样神经过敏，看到一点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忘记国难，自相残杀起来！对此，阎宝航对何应钦说：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7月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7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1. 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 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3. 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仍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关于救国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说得较为贴切，他指出：在叙述平津党务与民众团体之时，除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这两个正统机构外，不能不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虽然许多人认为救国会是中共所支持推动的组织，甚至是中共的外围团体，中央对之是采取禁止的态度，但从实际资料看来，初期的状况并不是如此，甚至如果说它是中国国民党党务的外围机构，补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之不足，亦不为过。但由于自热河战役至塘沽协定的时势转变，国府对东北义勇军与反日运动不再支持，救国会遂与政府的理念相左，逐渐脱离中国国民党的范畴，转而倾向中共，终至被迫停办。注释：{1}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并由东北调兵进关，进行武力威胁。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六月初，何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2}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入同盟会，民初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拥护孙中山先生，后来执行亲日外交，1936年病死。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在何应钦逼迫救国会停止活动之后，救国会常委内发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顶一天算一天，到顶不住那一天再说。有的则要去发动东北军，或通过东北军的关系，活动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对救国会实行保护，以便与何应钦相对峙。还有的则认为，这些设想都不宜实行，但又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阎宝航就是持这种认识的常委之一。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都是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没有谁比他们更迫切地期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正由于这样，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们曾经以很高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义勇军的溃败，使常委们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而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失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了严重打击。救国会笼罩在痛苦、悲愤、无望的低落的情绪之中。张学良被迫出国留洋，离开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使常委们的情绪达到了最低点。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这一时期里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他于7月14日去居仁堂会面斥何应钦之后，郁闷之下，借酒浇愁，这一天他一醉方休。这是阎宝航第二次喝醉酒。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初别故土，悲恨交加。再加上会见张学良时，二人言语冲撞，他感到东北已无希望，那一天，他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阎宝航心里非常清楚，东北是在张汉卿手里丢掉的，最想收回东北当然也是张汉卿。张服从蒋介石命令，抱不抵抗主义，但他暗中支持东北民众救亡活动。救国会就是在他的默许之下成立和开展活动的。他所以不敢公开支持东北救国会的救亡活动，既怕日本人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但不管怎样，东北救亡有张学良在，就是主心骨，就是一种力量。东北丧失，有张学良在，大家在这棵大树下，组织起来，开展救亡。东北义勇军溃败，大家寄希望于张学良发动热河抗战，大家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有张学良在，东北的事情就好办。热河一役，东北军不战而逃，给东北人丢了面子。张学良代人受过，下野出国，不但东北义勇军最后残存的力量遭到毁灭，张学良在东北、热河等地的影响力被切断，连东北军也纳入了国民政府的辖制。在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授意之下，朱庆澜将军领导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也面临重压，不得不宣布停止活动。至于救国会这个民众组织在失去主帅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大作为呢？除了顶着干或者硬挺着干之外，还有无良策？阎宝航为此很伤脑筋。是啊，东北救亡运动过分依赖张学良，在政治上显得十分脆弱。自流亡关内之后，特别是救国会成立之后，阎宝航作为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到处进行报告、讲演，宣传抗日，从未间断。而且正是出于他的建议，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都规定为“亡省纪念日”，后来把每年的9月18日，作为周年纪念日。凡临月、周年纪念，阎必作复土还乡的报告。在关内流亡的15年，阎宝航确实讲了许多话，作了大量的报告。从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阎宝航历次的报告讲话其内容无外三个方面：第一，阎宝航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东北人民蒙受的耻辱。凡纪念事变的讲演、报告，无不提到他目睹九一八事变当时之“种种惨状，令人痛心，令人酸鼻”的情景。“余恍如置身沈阳时，警闻隆隆的炮声，孰视凶杀的惨状，神经顿受非常刺激。其痛苦情绪，且十倍于当日，直不可以言语形容，诚以祸患与时俱增，有非始意所及料者。”而每当谈起“东北人民，被铁蹄践踏，如火益炽”情景时，总是激动异常。第二，阎宝航无情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他经常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但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却远在此之前。他揭露“自从欧战以后，日本在东北除了积极致力于侵占东北的富源外，更时时地寻求机会，制造事变，以图借口进兵”。第三，阎宝航始终满怀激情地歌颂迅速兴起和英勇杀敌的东北义勇军的民族反抗精神。一谈到义勇军的斗争，阎宝航便激情满怀。一谈到义勇军艰苦境遇，便为之称颂。“热血健儿，痛寇仇日深，大难靡已，乃起义勇之师，而为自卫之战。前仆后继，迭挫凶锋”。谈到义勇军的失利，他便为之呼号！“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第四，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出卖东北的政策。前文已经谈到，阎宝航对于国民党早有一些认识，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前自不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直为阎宝航所痛恨。“尽管以后蒋介石如何掩饰自己罪责嫁罪张学良将军，但事实证明，抱不抵抗主义正是蒋介石”。阎宝航对蒋介石在对待东北义勇军的又打又压的政策更是深恶痛绝。阎宝航在他的《蒋介石?何出卖东北》一文中，曾历数了蒋介石从九一八到八一五这14年间，出卖东北的种种事实，这些事实，是阎宝航与蒋介石思想上根本对立的思想基础。当然，阎宝航还经常讲的问题就是复土还乡的决心。不过，那时讲收复东北的决心，是在张汉卿在任时讲的。汉卿走了，复土还乡的决心难道就改变了么？他突然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脆弱性。汉卿走了，我们这些人还在，复土还乡的斗争不能就此停止。但由于蒋介石奉行对日妥协、出卖东北的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蒋介石对救国会采取强硬措施的可能性，为此，救国会必须改变策略方法，继续坚持东北救亡活动。在救国会常委会多次磋商应付办法时，阎宝航阐发了他这个思想观点，在常委中产生了影响。1933年3月，阎宝航收到美国中华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给他的一封信，余在信中说，日本人在山海关战事之后，加强了在美国的宣传，鼓吹“自日人统治满洲国以来，满洲国已现日渐繁荣与进步气象”等等。他说，“吾人由美方所得消息，大半含有日人宣传运动之色彩，其势力殊未可侮”，他建议阎宝航：“因思国内重要都市如上海、南京或北平等，是否亦能作同样有力之宣传，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他并提出三项要点：第一，以电报与信件，将国内重要新闻消息随时告知（如属必要，则请按日电告），以便转告美国有势力之人士，作一种的宣传，并说，这里的新闻社、重要日报皆愿得到与利用他所供给之各种新闻资料。第二，设法感化上海、南京及北平等处之欧美通讯员，并随时供给各项可靠的、有价值的，与支配迭当的新闻消息。第三，组织一宣传委员会，专事搜集关系“满洲国”与日本经济状况之可靠的材料。收集以后，既用优美之文字草成动人的报告，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余日章的信，给阎宝航以很大启发。过去宣传东北救亡，多限在国内。他以救国会名义，向国外发了一些通电，但新闻报道从未发出过。原来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救国会日常工作发生许多意见分歧。救国会的宗旨是复土还乡，驱逐日寇，日常开展救亡活动，南辕北辙。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等人，虽然不参加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却每每指责救国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对于这些人，阎宝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而救国会其他人常常按捺不住，经常和他们公开地争论和斗争。有鉴于此，救国会既然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随后，救国会常委在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常委们采用中国古代结盟的方式举行入会仪式。会场正中摆放关公岳飞像，并置苦水一杯，庄严肃穆。大家站在前面，自取苦水一杯，依次一饮而尽，并在王卓然引领下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2)复东会第一次入会的会员31人。会员大会是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这年12月9日，复东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会员大会，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九人。由于会员对当选人选有意见，遂于1934年2月18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阎宝航当选为理事长。复东会的成立，使阎宝航复土还乡的抗日信念如愿以偿。但是，复东会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工作？根据常委的分工，阎宝航继续侧重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已不复存在，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搁置，但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应继续进行。因此，由阎宝航重点负责对秘密人员的培训和派遣工作。同时，阎宝航挑选原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张金辉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继续坚持救亡运动。一方面要做好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工作，另一方面要联络东北军将领，建立同东北军将领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东北军将领与救国会领导人，多系知交故旧；东北军在张学良被迫下野后，失掉了领导，许多将领如王以哲、黄显声等多同情支持复东会，因而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纽带”。关于联络东北军将领的事，这年7月初发生的一件事使阎宝航难以忘怀。早在这年6月，也就是张学良出国后一个月，蒋介石电召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去庐山受训。时值盛夏，蒋介石在山上避暑，并在这儿开办高级军官训练团，传授剿共办法。在庐山，蒋介石给王以哲特别的礼遇，召王以哲到他的住所，倍加称赞之后说：“汉卿走了，你要很好地掌握东北军。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任总指挥。”王以哲感到味道不对，便说道：“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再做决定。委座，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绝对服从命令。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蒋介石分化东北军的企图没有得逞。王以哲回到北平，便邀救国会常委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在北海仿膳斋向大家介绍了庐山见蒋经过，引起阎宝航和常委们的警觉。大家认为，蒋介石这么干，无非是想趁汉卿出国之机，分化东北军。东北军将领和东北人士，对这一点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上当。阎宝航说，汉卿在出国前，曾通过王迥波{1} 密嘱军政和各团体负责人，文要保存东北大学。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看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现在救国会被停止了活动，成立复东会，阎宝航敏锐地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复东会应该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他决定联络东北军骑二师师长黄显声，有必要提请他在这方面加以防范。1932年初锦州失守后，黄显声命令骑兵部队撤退入关，自率轻骑前往辽西北票组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这时，救国会通知各地义勇军余部接受黄显声指挥。这样，黄所指挥的义勇军约三万余众，准备相机与日军一战。随后，黄赴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并作为执委参加救国会重要议事，讨论了义勇军整理问题。在这期间，黄显声曾偕熊正平赴抚宁，拟在该地召集义勇军首领商讨辽西、热边的反攻计划，后因张学良改变计划未果，随即返平，继续协助救国会组建义勇军。同年秋，辽宁省骑兵部队改编为骑兵第2旅，不久扩编为骑兵第2师，驻北平西苑。长城抗战失败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黄显声为避开国民政府的纠缠，并未按指定地点撤退，而与挚友张廷枢的112师将部队开驻宣化、怀来一带，以作为同盟军南部屏障。张学良出国后，黄显声与张廷枢密约，准备会同从东北退入关内的义勇军首领冯占海{2}，共同联络刘翼飞{3}，与他的部队结成一体，加强兵力，再图出关，因受万福麟掣肘终未成功。于是，黄显声坚决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并劝说冯占海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抗日。与此同时，黄显声则将平西国民军队的防务状况密电同盟军。黄显声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并与救国会阎宝航保持密切联系。在此期间，阎宝航曾向黄显声的第2师派遣政工人员，两人的个人交谊也日益深厚。阎宝航比黄显声大一岁，彼此在对日态度和观点几近一致。黄显声对阎宝航有良好的印象，平时称呼其为“阎牧师”。黄显声认为，阎宝航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作为阵地，领导民众反日运动之举，很了不起。再加上阎宝航处人处事的那种绅士风度，博得黄显声的尊重。阎宝航则十分钦佩这位少壮派军官鲜明的反日态度和刚直不阿的性格。两人结成莫逆也是很自然的事。自锦州失守之后，黄显声为收复失地、复土还乡的种种努力均未成功，感到非常失望。这位热血军人体会到，张副司令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下，已经很难自拔了。如此下去，不仅收复东北无望，华北难?，而且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从此，他暗中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请共产党派人到他的骑2师来，帮助部队提高抗日觉悟，以便相机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在阎宝航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徐靖远等同黄显声骑2师中的共产党员彼此相识，这一点阎宝航也略有所知。于是，他便通过张希尧给驻在河北易县的黄显声写了信。阎宝航在信中说，救国会已被迫停止活动，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我阎宝航已无所事事，精神萎靡，不知所以。企盼与黄师长警钟一晤。黄显声接信，感到信中话里有话，有要事，又不便明言。便立即动身赴平。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3)原来，复东会成立之后，阎宝航开始注意同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军政人员的交往，目的在于向他们宣传东北救亡，了解军中动向，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与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和北平军分会中的戢翼翘、副官处处长汤国桢、鲍文樾、刘翼飞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有接触。他在同鲍文樾的接触中，无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即南京方面正在考虑调动军队开赴福建镇压蔡廷锴的消息。阎宝航认为此情报意义重大，他敏锐地联想到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事。他想蒋介石既然可以拉拢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那么，在这种时候，调东北军去南方打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希望和黄显声一晤，以便商讨防范问题。当阎宝航向黄显声谈到防止调动东北军赴福建处理兵变情况，谈到调东北军弹压蔡廷锴时，黄显声将信将疑地说：“副司令不在家，他们真这么干的话，简直就是混账王八蛋！”阎宝航说，东北军是东北人复土还乡的资本，要防止被人肢解。我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把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经过讲了一遍。黄显声这才感到，阎玉衡所提供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不可掉以轻心。黄表示做好应付准备。1933年11月，第19路军蔡廷锴、陈铭枢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就在这个时期，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主任名义，召开了东北军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的有东北军各军长、师长等主要将领30余人。会上，何应钦站起来宣布：“现在，《塘沽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华北战事缓和，可是南方朱毛共产党却十分猖獗，第四次围剿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清除后患，也为了收复东北失地，蒋总司令决心集中兵力，组织第五次围剿。总司令希望华北各军在这次剿共战争中大显身手。军分会经过反复考虑，并征得蒋总司令同意，决定调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南下福建、江西，参加蒋总司令指挥的剿共战役，现在我宣布命令……”在座的东北军将领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调动惊呆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时，只见黄显声愤然而起，当众宣称：“要调动东北军，除非张汉卿回国，由他来调我们当然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他一面说一面环视在场各位将领，继续说道：“在座各位如果谁敢接受调动的命令，谁就准备吃这个！”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112师师长张廷枢也站出来说道：“我拥护黄师长的主张，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这一下，便打破会场的沉默，纷纷响应：“对，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就这样，东北军调动不灵，何应钦碰了壁，搞得很狼狈。在张学良不在国内的情况下，靠着东北军将领的团结合作，避免了东北军被肢解，维护了东北军的统一。事后，蒋介石深恨黄显声，称他为桀骜不驯之徒。阎宝航对黄显声的精神表示钦佩，同时提醒他，这种公开的斗争，必定引起蒋、何的嫉恨，要时刻注意防范。黄显声则更加敬佩阎宝航的远见卓识，他不止一次地对阎宝航说，只要咱们东北人抱成团，这些“安内”投降派就没办法拆散东北军。阎宝航和复东会成员们，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忠实地为东北救亡事业，为东北军的稳定，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情报人员，一直同他保持地下联系。他自己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这些人员的活动上。许多当年从事东北情报工作的人员，在几十年后才知道阎宝航当年慷慨解囊的真实情况，对这位从事东北救亡活动的主将尤加崇敬。注释：{1} 王卓然字。{2} 原吉林省卫队旅旅长，张廷枢表弟，黄显声讲武堂同学。时率三万人队伍驻蔚县。{3} 前察哈尔省主席，长城抗战中曾被张学良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挺进军总指挥。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1)蒋介石调东北军南下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哥本哈根。他的部属很快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他，与此同时，福建方面也在拉东北军反蒋，何去何从，希望他立即回国定夺。12月18日，蒋介石也电召张学良回国。当时，阎宝航心里有本账。他认为，福建事变提出了抗日主张，这是很对张汉卿的心的，他要是回来，如果要在反蒋和联蒋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的话，他一定是站在反蒋这一边。因此，他也希望张学良赶快回国。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将从意大利回到上海。东北方面准备派代表迎接。消息传到北平，复东会核心组成员决定在张汉卿回国后，再派人去向他汇报复东会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张学良这次回国，南京方面给予特别地重视。上海市长吴铁城乘专轮到港外迎接，宋子文特派保险汽车，到天文台码头欢迎。此时的张少帅，同出国时相比，判若两人。他一改昔日萎靡憔悴的形象，身体康健，容光焕发。东北方面人士看到他如此状况，个个欣喜，立即将这情形电告东北各方面，一片欢腾。接着便有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蜂拥而入张学良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有的述说在他走后蒋介石对东北方面待遇上的歧视，有的劝其速反北平，不要见蒋。有的则力劝他自立门户，不要以蒋唯命是从，他们无非是希望少帅摆脱昔日的羁绊，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几天以后，复东会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从北平到达上海，卢广绩回忆说：张见到我们，百感交集地说：“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这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竟然没想到今天东北领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你们虽然哪也没有去接我，却是搞抗日救国，支援义勇军。我看接我到新加坡的、到香港的一些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还是你们真心实意的要做些实际工作。”然而，张学良在向他们畅谈旅欧观感时，却大谈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阎宝航感到非常突然。张学良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当时，张学良还向他们谈到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经验。他说，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对他说，中国所以是一盘散沙，贫穷落后，就是由于领袖太多，不统一，不集中。他还说，“各国民众皆能热烈地拥护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人领袖，有试验机会，发挥效能”。“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决不能屈膝投降，甘做汉奸，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阎宝航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他知道，蒋介石对东北人的复土还乡斗争，根本没有兴趣。对东北沦亡人的疾苦根本不关心，张学良对此何尝不明白呢？但在这种时候，阎宝航本想劝说几句，又觉得时机不对。原来盼望汉卿回来好好干一场的愿望落空了。这时候，张学良接受蒋介石委命，不久将赴武汉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了。阎宝航感到，今后的事情就更为复杂了。1月22日，张学良去南京谒蒋，并向蒋谈了旅欧观感。蒋问：“听说东北人组织一个‘复东会’？”张答：“我刚回来，情况还不清楚。”张学良回到上海，听了王化一关于成立复东会经过汇报，认为蒋很注意这个组织。1月30日，他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时，向蒋介石说明复东会的问题。他说：“复东会是东北一些旧属为收复东北搞救亡活动的组织，如委座愿意合作，取消它也可以。”蒋当即表示，只要能合作，复东会可以存在，也可以发展。张学良以为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便给在北平的复东会理事们捎来了口信。2月14日晚6时，阎宝航召集复东会十余个理事，在高崇民家中集会，由王化一向大家传达了张学良的指示。阎宝航和大家一样，以为复东会可以合法存在下去。3月11日，张学良电邀王化一、王卓然由北平来武汉再去南昌，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提出成立新团体的事。这时，张学良得到个情报，蒋介石实际上已下决心取消复东会。原来，由于复东会排除了国民党CC分子，抗日活动转入地下，这就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忌与仇视。同时，由于1933年霍维周被刺后，许多东北青年脱离青年党，另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组织国社党，增加了国社党头子王捷侠的声势。国社党标榜民族主义。过去，张学良对抗日团体和人士不问党派，一律支持。淞沪抗日名将翁照垣就是国社党成员，张学良任他为东北军117师师长，东北辽东三角地区义勇军首领苗可秀是国家主义派，张也积极接济。但这个派别的上层分子不坚定，他们的活动也不利于团结。同时，由于王捷侠声称东大、东中以及东北军中均有国社党及其同情者，都已国家主义化。在东北人中，不但有一个秘密组织存在，而且其领导人王卓然、王化一都是国社党领导人。有人将这一情况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国社党不放心，对张学良部下也不放心，遂于2月中旬，密派戴笠和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到北平、天津等地进行调查。戴笠、刘健群调查后认为，复东会成立时间虽短，但抗日活动多，影响大，此情报已向蒋作过汇报。张学良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决定对复东会采取措施，以打消蒋的疑虑。2月下旬，王卓然、王化一来到武汉。张学良表示，既然复东会使蒋不放心，不如取消它，与蒋合组一个组织，以复东会干部为骨干，吸收蒋的干部参加。随后派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面蒋，转达张学良的设想。蒋听后，连说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等人详加讨论，提出方案，再做决定。4月1日，王卓然、王化一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南昌，蒋介石在南昌北坛听取了他们关于复东会组织工作报告，并转达了张学良关于合作组织新团体的意见。蒋当即表示，张副司令主张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和王卓然、王化一等详加讨论有关成立新团体的具体事宜，再行定夺。这样双方人员商定以下各点：一、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领袖，肩负复兴民族大业；二、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发动全国抗日之准备；三、复东会由张学良负责说服取消，领导人加入新组织；四、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学良就近领导；五、新组织定名四维学会；六、会址暂设武汉；七、对外暂守秘密。最后形成一草案，送蒋审批。蒋轻而易举地吃掉了一个他不喜欢的民众救亡团体，自然毫不犹豫地同意成立这个新团体。随后，王化一、王卓然及邓文仪、戴笠同返武汉，向张学良汇报经过，张学良同意草案内容。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张学良即派王化一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组传达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经过情形。4月15日晚，阎宝航、卢广绩、韩立如等来到高崇民家里，听王化一传达，讨论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及至深夜，讨论仍在激烈进行，终未取得一致意见。阎宝航表示坚决反对取消复东会，同时对四维学会提出质疑。他问：“何为四维？”王化一答：“礼义廉耻。”阎问：“复东会是以誓死救国为宗旨，这怎么能和礼义廉耻同日而语？”高崇民则表示：“一个是‘复东’，就是要收复东北，一个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思都没有，不能接受。”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2)所谓四维，由蒋介石所提倡。当时的报刊曾做大量鼓噪宣传。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此曾做过阐发和注疏，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者，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在阎宝航看来，蒋介石提倡的所谓“四维”，无非就是让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是不可反抗，只能无条件服从。如此而已。阎宝航对于张学良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举动一直持不理解的态度。他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个悲剧，那么，如今取消复东会的举动，将来也必定是个悲剧！其实，张学良既然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参与剿共，当然也要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的进一步合作。但阎宝航、高崇民这些一心要复土还乡的人，对此是很难取得一致的。所以，“成立四维学会问题，核心组织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论很激烈。最初决定绝不同意参加四维学会，更不能取消复东会；嗣则考虑可以参加四维学会，但不取消复东会，以高崇民、阎宝航主张为最力”。4月18日，王化一因说服不了阎宝航等人，不得不致电在武昌的王卓然称：“此事（指取消复东会）最难解决，或兄回平，或高、阎去汉面商。”如此函电往复，终未解决。这样，王卓然于4月26日由汉到平，“转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说服”。结果，王卓然的到来，不但未能说服他们，反而引起更大意见。原来，王卓然去南昌见蒋时，蒋曾问及复东会能否取消，王卓然回答说，不成问题，他可负责。当时在场的王化一对王卓然这样未经理事会讨论决定，擅作主张的答复，没有表示反对。阎宝航在会上批评了二王的表现。张学良了解到复东会领导人阎宝航等反对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意见，很是着急，决定再派他的机要秘书黎天才北上。黎能说会道，他到平后，与阎宝航、高崇民等多次讨论，最后初步决定，既然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动议是张学良提出来的，如果抗下去，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张学良，所以可以考虑加入四维学会问题。但四维学会必须明确继续抗日救亡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仍采取秘密合作方式。关于上述要求，待复东会领导人去武汉面见张学良将军后再做决定。5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向阎宝航等复东会领导人做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他说：“此次请你们来是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然后申明理由：“咱们东北人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同时，更需要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让我们继续东北工作，咱们应该忠诚地与他合作，实现抗日。”张学良还说，我是如此想法，只是苦于没办法，我们东北军几十万军队不能单独对日作战，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阎宝航说，汉卿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5月12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贺衷寒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刘健群主持会议，王卓然报告筹备经过。张学良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大家打破自私，服从领袖，团结御侮。蒋介石派贺衷寒讲话，他大谈蒋是中国唯一领袖，要绝对服从，绝对拥护，四维学会的事也要一切听从委座指示。会议选出理事共15人。蒋介石方面的为：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后因犯罪被扣，由曾扩情补充）、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的为：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5人。至此，表面上以“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会章内有此两条）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鬼胎儿”——四维学会，就呱呱坠地了。四维学会一经成立，理事们便应召去南昌见蒋。在武汉至九江的船上，阎宝航、高崇民情绪低落。贺衷寒在和阎宝航攀谈时，大谈无条件服从领袖，阎宝航含蓄地表示不同意或纠正他讲话鼓吹绝对服从的论调，本来就对成立四维学会憋一肚子气的高崇民起而与之激烈地争辩起来。争得面红耳赤，高崇民仍不肯相让。在四维学会成立大会上，由于高崇民对贺讲的这番话就有反感，曾愤然退出会场，后在杜重远、吴涤愆、阎宝航的劝解下，他才勉强把会开完。阎宝航说，让他们把话都说完也好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果真是为了吃掉复东会的话，那就对不起，各走各的阳关道也不迟。高崇民听信劝告才随大家到南昌来。果然，蒋介石在16日接见他们时以四维学会成立之始，声气过大，引起胡汉民反对为由，因此四维学会绝对秘密，不以它的名义做活动。入会手续要严格，反对分子不许加入。至此，蒋介石把刚?成立的四维学会打入冷宫。阎宝航看得明白，蒋介石真实目的就在于取消复东会，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同时利用戴笠等特务分子操纵和控制该会，这就决定了四维学会不可能有所作为。但复东会的取消使关内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失去了一后援的核心机构，产生消极影响。后来高崇民终因对四维学会不满，与贺衷寒再次争辩起来，并说出“领袖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的话后，拂袖退出四维学会。他因此遭蒋介石通缉而隐居上海。四维学会也成为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了，直到它无声无息地结束。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1)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调集3100万军队，200架飞机，于这年9月开始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证这次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在组织上、策略上作了周密部署。早在5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接着，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又回过头来围攻中央红军根据地。为了达到对红军在军事上“围剿”和在国统实行文化“围剿”的政治目的，蒋介石采纳了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大本营江西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2月间，蒋介石在南昌各界纪念会上，正式宣布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发起新生活运动。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恢复中国传统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复兴。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它强迫人民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禁锢人民的一言一行，使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剿共服务。四维学会成立后的5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全体理事之后，即留阎宝航、吴翰涛作长谈。出乎阎宝航意料的是，蒋介石留吴翰涛作军官训练团教官，留阎宝航作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蒋介石对吴说：“我们将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很重要。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往往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吴翰涛事先并无精神准备，在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他望望阎宝航，不得不表示同意。蒋介石扭过头来对阎宝航说：“阎玉衡先生，你了解新生活运动吗？”阎宝航在当时对什么新生活运动一无所知，但他去南昌时听到当地人说，蒋先生曾在这里讲过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之类的话，便联想到四维学会的所谓“四维”，便说：“也许是礼义廉耻吧！”蒋介石说：“对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指示我们的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现八德的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能实践八德，实现主义。”阎宝航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作声。蒋介石继续说：“我说这些话，阎先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阎宝航轻轻地摇摇头。蒋介石显得兴致很高接着说：“好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新生活运动，实践八德的担子，只有你阎玉衡来承担了！我请你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阎宝航感到“事出意外”。确实，四维学会刚刚成立，张学良方面八个理事就一下子调出来两个，他立即想到，蒋曾有四维学会不妨碍东北救亡活动的承诺，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当即表示：“新生活运动如此重要，本人对此无深刻理解，恐难胜任……”蒋介石一挥手，制止他说下去：“你的情况我了解。好吧，你可以考虑考虑再作决定。”随即结束了会见。这天傍晚，阎宝航找到正在南昌的复兴社成员邓文仪，请他代为婉辞。邓文仪说，“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受蒋先生钦点之幸，怎好拒绝？”阎宝航说：“一则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则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邓答应有机会进一言，但无结果。第二天，阎宝航得到通知，蒋先生再次请他一晤。他被领到南昌理公会江西布道会西式楼房蒋的寓所，接待他的不但有蒋介石，还有笑容可掬的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在热情地询问阎宝航近况之后，便问道：“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先生在奉天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阎宝航说：“夫人过奖了。本人只是按基督教教义做一点事情，也未见得做得那么好。”宋美龄说：“我和阎先生是教友呢，不知先生‘圣经’曾读过几遍？”阎宝航笑道：“草草浏览，谈不到几遍。”宋美龄说：“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一个是新生活运动总管？非先生莫属了！阎先生认识余日章先生吗？”阎宝航回答：“当然，余先生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宋美龄说：“余博士是我和蒋先生的证婚人，是他向我们推荐阎先生担任这一职务的，请先生不必推辞了！”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熊式辉、杨永泰已在此组织了一个新生活运动总会筹备委员会，你可径去上任。改日我要告诉张汉卿，请他忍痛割爱吧！”阎宝航婉辞不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再次敦促阎就任。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内称阎宝航不擅官场，新生活运动一职奈难接受委任。张学良立即复电：“万勿推辞，吾以电谢蒋公及其夫人。”按说，蒋氏夫妇请他到国民政府去做官，这是一个极好的晋升的机会。阎宝航却一再推辞。事后，阎宝航曾到武汉和张学良交谈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说：“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就这样，阎宝航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职务。谈起去南昌就职这件事，阎宝航仍有遗憾之处。他说：当我由南昌返回北京，向我一向亲密合作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告别，就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张希尧同志最为热情，由于深深惜别，甚至哭出来。我和他们郑重表示，今后仍然坚持不渝进行抗日工作，并决定由张希尧同志担任总的交通联络。我将利用和蒋匪帮共处的机会，作支援和掩护的工作。在北京（平）停留一个月后，于1934年7月间去南昌。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2)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时，南昌存在由熊式辉、杨永泰组织的一个筹备会，同时邀请邓述堃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看来，蒋介石搞的这个新生活运动，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作为幌子，还把宗教界人士拉进来加强它的影响力。阎宝航刚刚上任那几天，宋美龄多方授意，告之筹备进行事宜：即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接着，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同时邀集南昌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区院等团体代表三十余人参加。会上，宋美龄首先讲话，大谈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背景、政治意义。她说，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中国新生活运动之目的，在目前国难当头，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使全国民众内心改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国民，适合于现代的新潮流，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宋美龄把这个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认为基督教会在这方面可做出贡献。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大力推广。阎宝航就职后，他把发动当地基督教会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展广泛宣传活动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筹备活动，阎宝航上任伊始，参加和组织了一些事。但实际说来，他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套的内容、理论尚不清楚。为此，他在筹备阶段，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以便深刻地了解它。从1934年2月至7月，从新生活运动开始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这一时期，“是新生活运动创始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创立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制定各种章则、条例、公约、方案等，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大造舆论。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的短短四个月内，蒋介石亲自召开多次会议，连续作了六次关于新生活运动演说，还发表了文章和手谕。就其内容来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特别提倡“礼”。他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中说，“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蒋介石和中国封建王朝崇尚“礼治”以维护统治是一致的。他还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时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入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根据蒋介石解释的“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达到整齐化一的程度，即军事化。同时，新生活运动还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他认为，政党一味高喊服从领袖是不行的，要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潮才能起作用。但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知道，有关阐发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不少，但读出点味道的不多。他曾比较注重阅读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新生活运动的阐发和注疏。他标榜的理论并不像那些口号式的理论，而总是咬文嚼字，力求说出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贺衷寒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他读了几遍。可惜，他怎么也没有读出滋味来。所以，他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不仅针砭时弊，还竭力插进抗日的内容，这是阎宝航同蒋介石根本不同的地方。此后，阎宝航借用这个“耻”字，加以发挥，以“明耻教战”为题，作过关于抗日救国誓雪国耻的讲演。在这篇阐释新生活的讲话中，阎宝航还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的社会进步来激励民众，在国民党奉行反苏反共政策的情势下，阎宝航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的。1934年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秉承会长蒋介石之命，依据新生活运动纲要，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称新运总会），总会辖各省市新生活促进事宜。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并聘张学良、杨永泰、熊式辉、何应钦、黄郛、邵元冲、吴铁城、陈果夫、阎锡山、陈公博、朱家骅、石瑛、褚民谊、袁良、沈鸿烈、刘镇华、于学忠、何成浚、张群、陈仪、刘峙、韩复榘、何健、邵力子、宋哲元、徐永昌、龙云、刘湘、朱绍良、马鸿逵、傅作义、王家烈等为各市指导员。阎宝航任书记。新运总会下设总务组，组长黄仁霖，组员殷新甫、肖怀古、朱剑锋、彭雪村；推行组：包惠僧，后为李毓九、阎宝航；还设有宣传组与学校组：杜庭修、刘行骅、章楚、滕雪和、关吉罡、高维升、姜雨荣、孙绍刚、钟荣苍、欧阳言官、欧阳炯、余兆麟、宋振玉等。1937年春，阎宝航由总会书记改任总干事。自蒋介石于1934年2月发起新生活运动后，各省市也依葫芦画瓢相继成立分会。各地组织新生活运动的办法与理论亦各不相同，甚至有曲解新生活运动而误定办法者，与蒋介石主张的运动大相径庭。蒋介石这才开始着手颁布《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等，以为规范，颁布全国。这时候，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的情况、内容、理论已有了全面了解。“新生活运动虽是一种‘复古’运动，但由于提倡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在阎氏个人的理解上，这是一种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对于新生活运动这种社会性的工作，自然很吻合其兴趣，因而，他作得很卖气力，也很有声色，蒋主席的相当器重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阎也常常受蒋主席的召见，询问有关新运工作诸问题。”阎宝航开始从不愿就职于新生活运动工作，到后来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说，阎宝航所以肯干，是由于蒋氏夫妇对他的器重使然。阎宝航被蒋介石在任用担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职，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的身份兼任的。至于宋夫人同阎宝航同是教友，使这种关系更增加一层神秘的特殊色彩。阎宝航后来举家搬到南京大禹村一号，居住同宋美龄私邸很近，两人不但时常在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还不时同坐一辆汽车出出进进，宋美龄对阎宝航确是十分的亲近。阎宝航所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就是宋美龄送给他的。他奔走在全国各地，报纸也经常刊登他行止的消息。然而，这些都是些表面的现象。阎宝航说，我从1934年到1937年夏，三年间作为书记，当然要宣传推行新生活的一套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这也是一般的常识，何况蒋氏夫妇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要说他干得很有声色，事实上这话有些勉强。阎宝航自己说，新生活运动就是鸡毛蒜皮，无事“磨牙”，无病呻吟。说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爱听。阎宝航做了三年新运总会书记期间，作了大量的演讲，讲了不少话。阎宝航以新生活运动大员，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讲了很多话，但大体上离不开新生活提倡的琐事：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之类等等，有时他自己感到隔靴搔痒，滑稽而又可笑。要说他的工作搞得“很有声色”，也是从人们看到外表的一些现象，好像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上面所引的看似无关痛痒的讲话，阎宝航在其中还是加入了他念念不忘的“救亡图存”大业。蒋介石对新运总会的工作从来就没有满意过，而他对新运总会的批评则是经常的。我们从阎宝航1936年2月24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电台作广播讲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过去一年间所有的新运工作，正如领袖所批评的，一切工作都不免不踏实。只有四处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难看到新运的实效。四处都可以看见新运的机关团体，却很少看到有多数的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这种种的弊病确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虽然大多数的国民不能在短期内接受到种种的训练，但是我们不客气地说，我们推行干部之不健全，确实是一个主要原因。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3)蒋介石对阎宝航并不客气，有时甚至吹毛求疵。据胡虑回忆，当时有两件事蒋主席对阎宝航的印象逐渐坏起来，他说：第一件是：廿五年① 春，新运总会从南昌迁移到南京，起初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南京第一公园内一家茶馆里临时借几间房子，一切当然很紊乱。蒋主席那时在京常喜欢突然去视察一些机关的。有一个星期天，带着侍从驱车到了新运总会，进去一看：行李、家具，堆得一团糟，蒋主席的印象当然坏极了！本来新生活运动是标榜“以身作则”的，而且天天在推行“规矩”“清洁”运动，现在总会本身尚且一塌糊涂，还能向别人推行吗？因此，阎宝航第一次受到蒋主席的口头责备。这在阎自身则有苦说不出，刚刚迁移，房子未弄好，宿舍的责任应该事务员负责。然而，他是很尊敬蒋主席的，背后他曾当着同人表示要诚意接受蒋主席的责备，从此要小心、谨慎，努力工作。第二件事虽然与新运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从中可知蒋介石对阎宝航如何的看法，胡虑说道：第二件是：西安事变的时候，恰恰阎宝航从西安回京不到半月光景，有些人从张阎的原关系上推断：他至少知道或参与了事变的预谋。更凑巧的是，事变的第二日，阎又因事到上海去了，怀疑他的人，越发振振有词，简直把他看作重大嫌疑犯，并且由宪警机关逮捕阎的一位家人，形势闹得很严重。阎在上海听到了这消息，觉得问心无愧，又从上海赶回南京，事实虽然证明他的确不知此事的内幕，但当时却百口难辩，他只好在宪警“保护”之下躲在家里，一步不离，直到蒋主席的脱险归来。自此之后，蒋主席中的某一部分人，始终以怀疑的眼光看阎氏，这就使阎在蒋主席面前的关系更加隔膜起来了！实际上，新生活运动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新生活运动着力宣传、推广了几年后，宋庆龄则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事实上，阎宝航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也不知道在新生活运动中怎样才能干出名堂来。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东北救亡事业，还是打回老家去。关于这一点，胡虑在谈到阎宝航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道：这里，最重大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阎和沈钧儒、邹韬奋、杜重远、李公朴诸氏的关系太密切，仿佛他还是当时上海救国会重要的一员，这在政府方面的人看来，阎宝航简直是“叛逆”。而阎氏自己则因为多年身受“家破国亡”的痛苦，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是“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对于本身的利害关系，自然也就顾不到那么多了！当初，蒋介石和宋美龄拉拢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书记时就曾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表示要对阎当时所做的抗日工作以援助。阎宝航到南昌来做官，而他的心还在救亡图存上。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经常“在适当时机尽力鼓励抗日同志的志气和热情”。他刚刚到南昌就任时，专门把以前和他共同工作的爱国进步青年带到新运总会来（这两位同志都是中共党员），以便开展救亡工作。新运总会书记这个职务，属于国民党上层。再加上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及其夫人的红人，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阎宝航在南京的家大禹村一号，是一个大院套，设有两道大门，房屋宽敞。宋美龄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更使人感到门庭显赫。这一时期，阎宝航广泛地开展社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家里，阎宝航把夫人动员起来，按照基督教徒办法，读《圣经》，做祷告。在一些人看来，阎宝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在社交活动中，显得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完全一副绅士的风度。为了社交的需要，夫人高素桐经常出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使这位农家出身的妇女，长了不少的见识，对阎宝航帮助不小。现在，在阎宝航后代中仍流传有关高素当年出入于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件有趣的小插曲。阎明诗回忆说：父亲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参加一些上层的社交活动。一次母亲也一同前往。母亲的庄重大方，温文尔雅和热忱，帮助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一次，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上台阶时，母亲的一只高跟鞋跟突然断裂下来，她镇静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应付场面，竟然没有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趣事笑谈。身为国民党大员的阎宝航，从不忘抗日救亡，常常利用工作之便对青年进行救亡教育。1935年秋，因《晨报》② 停刊，总编辑陈彬歙安排翟梅林到上海找到阎宝航。阎宝航便把翟安排到新运总会主办的招商轮船茶房新生活训练班工作。据翟梅林回忆，该训练班由宋醒池任主任。根据训练班进行军事训练?要，阎宝航请宋崇九等合编了一本《国民军事常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训练班学员都是原公司船上在业茶房，抽调出来集中训练，一期两个月，共办三四期。每天有两小时军训，余下四个小时上课，有“新生活须知”、卫生、语文、算术、常识等课。阎宝航曾请章乃器、李公朴两先生到训练班讲演。他们都深入浅出地把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要自强，保卫国土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入情入理。阎宝航也在训练班上授课，在讲解“礼、义、廉、耻”时，把原释文中“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义”的话反问同学，讲演深入浅出，深深引起同学们思考。训练结束前，阎宝航对训练班同仁都一一作了安排，还提请轮船公司多发了两个月工资。阎宝航虽为蒋政权做新运工作，但时时处处不忘抗日救亡，不忘劳动人民。不忘流落异地的东北青年。对人对事，巨细无遗，奖掖后进，拯救斯贫，识与不识，各得其所。阎宝航给每个学员都留下难忘印象。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按党的指示，组成东北抗联代表团，秘密到达上海，要求会见蒋介石，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努力。蒋介石推脱不见。为扩大东北抗联的影响，李延禄决定举行报告会进行宣传。但当时党的活动处在秘密状态，要举行报告会，除了化名掩护之外，还要找到恰当的场地和请来听报告演讲的各方人士。这一切，对刚刚到达上海，又要保守身份秘密的李延禄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阎宝航，请其协助。阎宝航不但请到上海各方人士来听李延禄演讲报告，帮助他借用了会场，还亲自出面作会议主席。当李延禄在报告中提到东北抗战的形势时，CC派分子梅佛光在场，便加以阻挠。阎宝航则以主席身份加以驳斥，使报告会顺利进行，开得很成功。事后，曾有特务前来追究，阎宝航则一一化解了。身为国民党大员，阎宝航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成为抗日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保护伞。1935年，东北大学邹鲁风等二位学生作为东大代表赴南京请愿，二人到浦口一下火车即发现被特务跟踪。他们便直奔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阎知二人境遇危险，便将二人留宿家里，次日阎宝航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使他们安全返回北平。和阎宝航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在北平街头张贴标语时，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宁匡烈、张雅轩、徐静远、戴福纯、王牺忱七人。这消息被车向忱所知，他知道阎宝航刚刚从南京赴平，住在北新桥，便立即把消息通知阎宝航，请他设法营救。这时宁匡烈的妻子王萍女扮男装也来到阎的住处，阎便同他们商议营救办法。随后，阎宝航便以新运总会书记名义，找到当时担任新运总会推行股股长邵华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于是，得徐一言，张希尧等七位青年即获释出。事后，阎宝航致陈立夫谢函，陈遂复信云：“彼等在吾兄领导之下，即在吾党领导之下，彼等今后的行止，一切应由吾兄负责处理。”1935年11月，华北冀察政委会成立后，竟把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列入黑名单送交日本驻天津司令部。阎宝航闻讯，愤慨万分，径去找复兴社贺衷寒交涉，闹得贺不知如何应付，把一切责任推诿于华北当局。阎宝航气极叫骂：“华北当局是你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爱国青年出卖给敌人，而你们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这是什么政府？”在他的尽力营救和保护之下，使不少爱国青年免遭罹难。注释：{1} 即1936年。{2} 张学良主政华北时，由陈博生主办北平《晨报》。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1)193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政府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作为控制华北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6月27日，察哈尔政府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北平签订《秦土协议》，日本关东军控制了察哈尔省。7月6日，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至此，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中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危机的严重的关头。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一致起来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使阎宝航受最大震动的是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部被逼出华北。阎宝航对张学良丢掉东北有看法，但张学良反对日军对华北的挑衅和进攻态度非常鲜明，这不但阎宝航清楚，东北军以至流亡关内的东北人都清楚。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调停，张学良组编两个军，第1军军长于学忠，第2军军长王树常。王树常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于任河北省主席。日军特务机关在天津收买汉奸组成便衣队骚扰滋事，每夜枪声四起，甚至占领警察分所，闹得天津市民叫苦不迭，人心惶惶。王树常则采取消极办法，穷于应付。张学良将于、王二人职务对调，由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目的是让这位铁腕人物应付日本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件。张学良交代说：日本人如果不再滋事，就和平共处。万一日本人发动战争，动用武力压我屈服，你就不顾一切牺牲，抵住日军进攻，我必率全军集结增援！于学忠上任伊始，把所部两个团调进市内，改穿保安队服装，集中警戒。派武工队闯进日租界地，抓捕汉奸郝鹏归案，从此便衣队消声灭迹，天津情形大有改观。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过这件事，他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保住平津，反攻东北才有希望。出卖华北，又不保平津，南京到底想干什么，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张学良。他很想知道，把51军调出河北他是怎么想的。张学良自1934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驻河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没有了。阎宝航说，看来南京是固定让我们东北人成为不归人了。1935年7月，从上海传来又一个令阎宝航震惊的消息：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对阎宝航来说，这好比雪上加霜。1933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支持福建事变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杜重远则挺身而出，继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之后，于1934年2月创办抗日刊物《新生》周刊，十分的畅销。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短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时，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日本一切事虽奉天皇之命而行，实质上他做不得主。于是被日本人攻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驻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江苏第二监狱，后移到沪西漕河泾监狱。新生事件在审理期间，阎宝航一直注视着案件的进展情况。7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使国民务须尊重（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事，违者严惩不贷。”阎宝航每想起这个声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酸楚的感觉。一个失去家乡故土的人，说几句有关日本天皇的话，却受到本国当局的镇压，这到底是谁的政府呢？气愤之下，他曾串联东北军几位高级军官准备联名上书蒋介石具保杜重远，后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警觉而作罢。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把红军围堵于江西，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围，开始长征。1934年底，挺进到陕南的红25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蒋介石急调大军到西北围追堵截。一面命嫡系部队尾追，一面调东北军转入西北，梦想一举歼灭红军于陕甘地区。4月，武昌行营令东北军67军开赴陕南。1935年8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1、4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组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学良命令东北军第67军严堵陕甘根据地的红15军团向西南转进。结果，67军在劳山一带遭到红15军团袭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阎宝航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一样，把东北军看作是复土还乡的资本，把复土还乡的希望放到东北军身上。?们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东北军的每个好消息都使他们受到鼓舞。阎宝航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但是自从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第115师何柱国部南下执行剿匪任务后，东北军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师长何柱国就曾向他透露过：红军是不好“剿”的。“剿”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何柱国说，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涸辙之鲋，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阎宝航听到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逼出故土的，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东北军对外战争对内战争实际上都打过，“然则剿灭‘赤匪’，则系初次”，越打越没劲，越打越没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是兄弟相残。共产党能剿得了么？他怀疑。对这一点，张学良也持怀疑态度。有一回，张学良和秘书张慎修来南昌办事，曾向阎宝航透露过，何柱国师长和红军打仗总结的那四条，也曾和张学良报告过。当时，张副司令什么话也没说。何师长一走，他就把张秘书叫过来问道：“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张秘书大吃一惊，没敢回答。张学良便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他说，“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阎宝航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从1935年下半年，中央红军即将入陕。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除东北军67军之外，从这个7月份开始，东北军第51军、骑兵第57军、第63军、第53军105师等，由河北、湖北两省相继开进西北，准备一举消灭红军。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2)这年夏季，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开始酝酿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转进西北，任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消息传出，立即遭到东北老将重臣的反对，纷纷劝说张学良不可一误再误。阎宝航也曾想过加入这个“劝说”的行列。他知道张学良也不愿率大军进入西北。在于学忠51军被逼出华北之后，特别是红军突围至陕西后，他本想剿匪已告一段落，将部队留在湖北练兵，为抗日做准备。后来，觉得陕西红军不过数千人，大军入陕围剿，消灭红军指日可待，然后再做抗日准备也不迟。当阎宝航于9月中旬准备由南昌赴武汉时，听说张学良已率一彪人马赴西北上任去了，“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的想法也就放下了。1935年9月下旬，阎宝航收到了高崇民的一封信，信中请他于10月初到上海，有要事相商。10月6日，正在武汉的王化一乘江和轮在九江与阎宝航会合，9日上午，他们与王卓然同抵上海。恰好，这时刚刚结束访问欧美归来的卢广绩也抵达上海，与在上海的高崇民见了面。自6月26日高崇民因反对复兴社分子贺衷寒神化蒋介石而说出“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的话，遭到通缉后，便一直隐居上海。此时，他的好友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已被判刑，关押在监狱中。他便经常到杜重远的关押地——漕河泾第二监狱探望他。二人见面，勉不了说古论今，弹劾时弊。一谈到东北救亡事业，高崇民便激情满怀，愤慨不已。杜重远说，搞政治斗争，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杜重远便向他介绍一位年龄比他们小二十岁的同乡宋介农（孙达生）{1}。高崇民与孙达生一见如故。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决心跟共产党走。他们在交谈中，高崇民把张学良不愿参加内战，苦于抗日无路的思想告诉了孙达生。“孙当即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了东北军的调动与张学良的思想动态。省委认为，统辖东北军的张学良符合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三个条件下联合的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省委指示孙达生做好杜重远、高崇民的工作，通过他们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所以，当张学良去西安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时，孙达生则立即向上海党组织建议，“由他与崇民去西安，崇民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他做东北军的下层兵运工作，互相配合。在取得党组织同意后，孙达生便向高崇民、杜重远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他们的同意。杜因为身陷囹圄，不能亲去西北，认为只有崇民去才比较合适。同时，他们认为除了做张的工作外，还要做他周围人的工作。高崇民和杜重远决定召开一次核心会议。”于是，高崇民便给阎宝航等写了信，请其务于10月初抵达上海。阎宝航和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核心人物齐聚上海，便一起去监狱探望杜重远，并利用这个机会，共同讨论时局，研究办法。这是一次核心会议。会上，阎宝航首先向大家透露了东北军110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被红军歼灭的消息。他说，这消息传到南昌，各方面人士为之震惊，蒋介石却无动于衷。大家就此发表看法，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以维护四大家族小王朝。他命令东北军参加“剿共”，是他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要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不应在内战中把东北军损失殆尽，否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所以应该设法说服张学良，利用东北军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联合起来。随即大家决定由阎宝航、高崇民起草给张学良的信。11日，经大家讨论通过。又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把信交到张学良手中，使他更容易接受。杜重远说，高崇民不要长留在上海，应早日去西北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并在东北军内开展统战工作，可能的话，也不妨在他身边襄助其事。这一点非常重要。杜重远因与杨虎城和杜斌丞素有交往，便给他们写封信，请高崇民代交。此外，他还给东北军、西北军方面的许多熟人朋友写了信，交给了高崇民。最后，大家还讨论了高崇民的安全问题，认为他虽然被通缉，但在张汉卿身边，安全会有保障的。会后，阎宝航便回南京去了。高崇民肩负重任准备出发时，又想到一个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充分讨论，那就是，我们只建议张学良转变思想，退出内战，那么下一步到底应怎么办，还有个出路问题没解决。他便把这个想法和杜重远讲了，二人商定，把阎宝航找回来再做商议。阎宝航这次回南京，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原来，就在他们在上海到监狱探望杜重远那几天，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了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2} 要求中国对此三项原则即以同意。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这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即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为；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一个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即三原则：一、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中止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二、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三、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阎宝航还得到消息，关于反共问题，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汪精卫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当阎宝航再次来到上海把这一消息告知杜重远、高崇民时，大家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虽然现在不知道蒋介石对三原则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很可能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共同防共。在这个借口下，日本在中国各地驻军便合法化了，中国的主权必定丧失殆尽。因此，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是实现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合，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阎宝航与杜、高二人再次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建议书，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现在，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东北军现集中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外应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遂后，高崇民便持信与孙达生相约北上前往西安。继9月末10月初，在劳山战役中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之后，10月25日，东北军107师619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全歼。11月21日，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又歼灭东北军109师和106一个团。这消息，更使阎宝航坐卧不宁，倍感痛楚。在这期间，阎宝航得知张学良往来南京，便以新生活运动书记名义在南京活动。他一方面很关心高崇民去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情况与效果，另一方面也想亲自见见张学良，同他当面谈谈东北军的当务之急。他为此做了一些准备。阎宝航是了解张学良的。他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东北丢在他的手里，他也是认账的。问题是他现在受蒋介石的影响太深，束缚得也太紧。照这样下去，东北军非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不可。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抓紧说服张学良。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3)这年11月12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辞去了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阎宝航注意到，南京方面盛传外长职务将由张群继任。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日本大使有吉，开始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把新运总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京国民党总部，他发动“妇女委员会”及各机关、学校、居民，大讲“新生活须知”，组织职员、学生，戴上袖章，检查行人，并在广播与报纸上大作宣传。他自己则深入到各重要机关，大讲新生活运动。他走到哪里，不仅哪里的机关职员要组织听讲，其机关要员也必须亲自出面陪同接待。阎宝航因此结识了不少上层人士，了解到许多消息。这年11月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利用这个机会，阎宝航在同张群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同日本大使有吉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时，向日本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阎宝航当即表示，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张群劝说道：“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时，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关于“广田三原则”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学良，并告诉他，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于是，他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接着便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请李替他秘密联络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探视了正在上海服刑的好友杜重远，返回西安后，便开始秘密与陕西红军联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2月，中共派李克农与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张学良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确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就是说，是蒋介石逼着张学良走联共抗日这条路的。事后，据说蒋介石知道了他写给张群的信已落在张学良手中，便向张学良索要这封信，张学良却托辞拒绝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蒋介石曾在1942年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过这封信。